关于文明的议论
海宽兄推荐了一篇文章，拜读之后难免有些感想。作者的思维显然没有什么新意思，不过是老套路的再次重复，跟那些把霉米翻新打蜡当新米卖的奸商没多大区别。
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说道由来已久，包括美国一些大家，例如吸引了世界眼球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该理论遭到许多质疑。虽然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自我辩解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窃以为，老亨的这个辩解其实有点徒劳，我们只需对于“文明”这个概念予以合适的定义就可以免去许多论证之苦。
文明只有一个，也就是人类摆脱野蛮的进程，这似乎符合基督教那种“克服原罪”的主张。人类既然脱胎于动物，篡改老毛的一句话：“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野蛮的烙印。”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不管东方西方，人类都是从野蛮的状况下走过来的，区别仅在于行进的速度。有人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它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伪科学”。其实，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达尔文所处的时代，那时人类文明进程只发展到那个阶段，或者说人类的野蛮秉性只退化到那个阶段，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何况，达尔文只是揭示了人类走过的路，并没有强求人们继续坚守野蛮时代的逻辑。
事实上，直至一战结束之前，人类那种“弱肉强食”的思维方式还占据着主流地位。例如鸦片战争，野蛮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闭锁的大门，然而带进来的却是更高层次的文明，可见文明与野蛮如影随形般的依附。在此之前，传教士们早已将西方文明成就传进中国，却遭遇野蛮的抵抗。历史地看，鸦片战争应该是文明对于野蛮的征服，而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所谓“文明冲突”论，只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混淆了文明与野蛮的界限。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应该说是国家关系间文明的一次突破，尽管它只能获得欢呼声一片，却不能赢得大势。直至二战结束，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借助联合国这样的机构，这才逐步形成大势。人类文明在二十世纪所获得的进展超过人类此前全部历史的总和！
把文明相对化的误区导致人们绕了许多弯路。其根本，就在于相对化使文明被扭曲，一些本质野蛮的东西都得以借助“某文明”的面纱繁衍开来。例如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以及其前驱们发现了既有社会中诸多野蛮与罪恶，然后主张“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明白主张建立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制度，谓之“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是在野蛮的泥坑里打滚，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实现了那个专政的地方比原来更野蛮，印证了罗素先生的预言：“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些危险很可能导致比现行制度更坏的后果。”当列宁从事推翻沙皇的暴力革命活动两次被捕，前一次放逐时列宁自学完成了大学学业，释放后在彼得堡大学考得了助理律师职位；后一次流放到西伯利亚他除了翻译出版了两本书、写作了30余篇文章之外，还结了婚。及至他夺得政权，便下令杀了被囚禁的沙皇全家，连孩子和佣人都没放过。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无需多说一目了然。我们无妨再摘录罗素1918年的另一段预言：“俄国的共产主义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英雄传记以及宗教历史的体系。如果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俄国的教条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话，它不久就会制造出许多虚构的神话和僵死的教条。在那个时候，谁要是胆敢声称马克思和列宁不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他很可能会遭到我们可想象到的迫害。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尽管我认为不可能――即共产党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类似于黑暗中世纪里教会的地位。”历史不幸又证实了罗素的预言。我们不难看到，西方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已经被文明所唾弃，却又在东方再次演绎了一回。说什么“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其实很荒唐，而我们的教科书说什么“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更是荒唐，只不过是西方中世纪那个文明层次被“社会主义”粉饰成“先进的”了，黑暗程度基本一致，难道文革期间的暴虐与西方中世纪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把文明相对化造成恶果的另一个例证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它打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正是仰仗了东方文明要战胜西方文明这个思维模式，结果是导致东方各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人民涂炭。有趣的是，作者说：“西方的文明，就其主旨而言，是假文明，真野蛮，东方的文明是真文明，反野蛮。”这个结论竟然跟东条英机之流曾经宣扬过的论点如此惊人相似，可见作者的思维模式之陈腐。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主张建立“一皇万民社会主义”，其“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大抵有以下文化论述：西洋文明属于机械文明，其本质是唯物的、功利的，它以武力作为后盾，大肆压迫其他非西方文明，并已取得优势，迫使东方文明逐步没落，已经到了濒于灭绝的地步。东方文明是超物质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已经衰朽堕落，日本人找到了它的源泉，并肩负起振兴它的使命。此后西方文明只能充当配角，东洋文化已达到傲视西洋文化的高度，“大东亚共荣圈”必将击败西方文明，是东方文明屹立于世界的最佳方式。希特勒同样是高举讨伐西方文明的大旗的，不去赘述。二战的伟大意义在于东西方联手挫败了野蛮势力的反扑，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者的历史知识错乱混杂，恰如古希腊谚语所说：“一个笨伯所能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答不了。”所以根本没精神去一一批驳。他夸赞毛泽东是什么“极文明”只能证明自身的浅薄，毛先生的全部理念不是什么“极文明”而是“极野蛮”，他的思维方式只是中国农民思维方式的精华，你甚至不能用保守落后来描述，因为他根本就是反文明的。至于那个不伦不类的“道人民”，跟毛泽东和他所有的拥趸一样，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死皮赖脸，而且不知廉耻。只可惜，早已时过境迁，借助暴政迫使人民认鹿为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时代暴虐人民的记录是古今中外鲜有匹敌的，就数那三千万饿殍，无论怎样掩饰都是徒劳的，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清算，除非人类文明沦落，任由作者之流毫无良知摆布。
我不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如何培育出此等“博士”来的，尤其不知道海宽兄何以会认为：“这种具有悲悯情怀、平民意识和理想追求的青年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他哪里有什么平民意识，分明只是崇拜意识，除了给权势溜须拍马之外，哪来的“悲悯情怀”？世上有哪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会对于毛时代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刻意掩饰？如果这类人物“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那就是天欲亡中国也！
（2008.1.22华知跟海宽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