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我童年的摇篮

    我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北京的第一个金色的秋天。正当人民共和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之时，1950年始料未及的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正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如同万千热血青年一样，爸爸、妈妈相继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加了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年仅23岁的妈妈在赴朝参战之前，千里迢迢从北京把襁褓中的我送回四川老家。当时北京到四川还没有火车，蜀道难，几经周折，她先乘火车到汉口，而后逆江而上，乘船过三峡，然后再从重庆乘汽车回到富顺，颇为艰辛。妈妈为了他们那代人的理想，还是把嗷嗷待哺的我送到我的外公、外婆身边。外公、外婆家在四川省自贡地区的富顺县。自贡是恐龙的故乡，自贡有上千年开井采盐的历史，有盐都之称。那里是丘陵地貌，漫山的竹林，星罗棋布的稻田，黄灿灿的油菜花，勤劳朴实的庄稼人，人杰地灵，美丽的巴山蜀水成了我童年的故乡。
　　我的外公胡学驹从小家境贫寒，年幼时丧母，但却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做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他很小就帮助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10岁进药店当学徒，17岁当兵走进了军阀混战各踞一方的川军队伍。凭着为人豪爽讲义气的性格和那份独有的灵气，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在川军里从大头兵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升，做到了独立团团长的位置，其间还在成都附近的中江县当过县长，在成都当过参议。
　　外公的军旅生涯流动性大，直到35岁才结婚。我妈妈在家中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位大她五、六岁的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妈妈和大舅舅在外公面前嘴甜，最受宠爱。外公、外婆带着他们先后出生的五个儿女，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成都，我妈妈的小学生活基本上都是在花重锦官城的成都度过的。
　　妈妈在外公那里受宠，而这次妈妈带着未满周岁的我回到老家四川富顺，外公、外婆及家里众多的亲戚都喜出望外。一则妈妈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又投身革命，参加华北革大，后又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阔别多年的外公、外婆见到思念以久的“二娃子”回到他们身边，怎能不百感交集，由衷欢喜。其二，带回四川的我是外公、外婆子女们中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第三代中的长孙，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居然我这个外孙在老家的五年中被改姓为胡。
　　外公、外婆一家住在四川富顺铁牛寨。妈妈和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如同过年一般，家里又是杀猪，又是请客。外公对她二女儿唯一不满意的是，我妈妈穿了一身列宁装，执拗的外公一定要让她换一身家乡的女儿装，还是外婆出来打圆场，她告诉外公，现在在外面工作的干部都穿这样的衣服。那时虽然是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外公、外婆的五个儿女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姐弟五个都先后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妈妈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便匆匆忙忙告别了外公、外婆，告别了还不懂事的我，风尘仆仆赶回北京，不久便穿上了志愿军的军装，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她“最可爱的人”的军旅生涯。
　　我在四川生活了五年，我这个属“牛”的孩子，恰恰同老家“铁牛寨”的名字不期而合。铁牛寨城墙环抱，在我幼小心灵中，十分有气势。平常带我玩和照顾我的是妈妈的表姐李时庄，我在四川时与她朝夕相处。她对我非常好，常带我到城墙上去玩。记得高大的城墙上灌木丛生，残垣断壁之间柳暗花明。外公、外婆的宅院很大，房后有一个大花园，院子里树木参天，四季鸟语花香，有妈妈自幼就喜欢的白玉兰树、桂元树、桂花树、桔子树等。
　　我最喜欢的是四川的竹子，四川人常说，有人住的地方就有竹子，我想，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再贴切不过了。四川老家的竹子，在我的眼里，有的地方是竹林，有的却是真真实实的竹海。竹子无处不在，青青绿绿，节节攀升。竹笋破土而生，风声乍起，竹涛涌动，竹林竹叶遮天蔽日，美丽的竹子是四川的代表，顽强不息的竹子似乎也是四川人性格的象征。我在我亲爱的外公、外婆膝下长大也伴着我儿时的伙伴——四川的竹子长大。
　　富顺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在四川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而我的外公却是宁愿自己辛苦，卖田卖地，也坚持把他们的五个儿女送出上学。即便是在他辞官返乡，又遇上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家境也日渐衰落的困难时候，也没有丝毫动摇让自己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学有所成的信念。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将中央政府从南京转移到了山城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就读过的“南开中学”也从天津迁到了重庆沙平坝。妈妈和她的弟妹们在自己的大姐和外公的支持下先后考入了这家蜚声海内外的名校，并为他们有所作为的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次外公从富顺到重庆来看他的儿女们，住在廉价的客栈里，吃着红薯充饥，却把在乡下卖田得到的大洋，交到上学的孩子们手里。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既慈祥，又严厉，少言寡语的人。
　　外公在家乡的人缘很好，他在军队里做官时，也很照顾乡里，尤其是接济家里那些贫穷的亲戚们，以至在成都时邻里们都奇怪，胡家为什么养了那么多人。解放后，尽管外公、外婆家在乡间还算富足，但由于外公很好的人品，加之他的五个子女全都当了兵，参加了革命，做为“革命军人家属”的外公、外婆几乎没有受到当时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的冲击。1954年，外公还被县里请去当了政协委员，这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实属不易。我从小就沾了外公的光，许多人把对外公的尊重转到对我的疼爱上。我妈妈说，我降生之前，妈妈曾梦到一匹长着翅膀的天马朝她飞来，而我一生中少有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在四川渡过的。
　　外公没有在专门的学校读过多少年书，但他酷爱读书，并在这方面天赋颇高。在他刚满40岁时，曾有五年弃官回家闭门读书，浏览了大量书籍。他对曾国藩的思想很是推崇，经常讲给子女们听。他对旧中国的腐败，官场的黑暗有切肤之痛，对子女们为新中国的奋斗之路寄以很大的希望，而对一到五岁时顽皮的我，他却实在是无奈，加上又有外婆和众亲戚的庇护，他也奈何不了我。
　　在长辈中，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过我的，当属外公、外婆了。外婆是她家里最小的女儿，她有四个哥哥，外婆的父亲早丧，母亲经商，家境还过得去，可惜她的几个兄长不争气，早已破产。外婆比外公小10岁，外婆人很聪慧，家务、绣花、做衣服无所不能。但如同许多能干的四川人一样，外公、外婆的脾气都不小，吵起架来互不相让，一般情况以外公的让步作罢，但也有一次例外。听大姨讲那一次是在成都家里，两人为家里琐事争吵起来，外公气得居然拿起了枪，亏得大姨苦苦哀告，夺下了外公的枪，才使这场战斗烟消云散。而我在四川时，外公、外婆闲居乡里，相安无事，外公常独自看书，我听外婆讲些似懂非懂的故事。外公、外婆除照顾我外，更多的是惦念他们在外工作的五个儿女。当时大姨为了外公和外婆，也为了我，常往家里寄钱，以贴补家用。
　　1955年我五岁时，家里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的女兵，外公、外婆告诉我这是我妈妈的妹妹，我的三姨，她是专程来四川老家接我回北京，回爸爸、妈妈那里去的。那时我这个满口四川话的川娃子还太小，许多事情记不住了，只记得外公、外婆一直把我送到富顺县城，并带我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我站在一个高高的长板凳上，小平头，穿着一个半长的棉布褂子，傻傻的样子，一左一右站着我慈爱的外公、外婆。
　　一岁到五岁，我在外公、外婆身边成长的童年生活像涛涛的嘉陵江水一样，时而蜿蜒奔腾、时而静静流淌有着秀美自然风光，悠久人文历史的天府之国四川，是我童年的摇篮，是我亲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