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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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我们青春无悔；有人说，我们劫后辉煌；有人说，我们是苦难与风流的一代。我要问，这一代人敢不敢正视自己的经历与良心？
    
    三十年前，近千万学生青年自称为（或被封为）红卫兵革命闯将，使神州大地燃起遍地烽烟，把锦绣山河搅得天翻地覆。在他们当仁不让地准备分享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时，最高领袖发话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灰头土脸地退下政治舞台，从此去品尝人生百味。二十多年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他们的声音，这声音现在强到任何人都不能装作听而不闻。这一次不是以前那种冲锋陷阵的呐喊，而是对昔日辉煌一往情深的追忆，也夹杂着命运多舛的哀怨，以及对下辈今不如昔表现的愤言。
    
    我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这千万人中的一员，我有这一代人的自豪，这一代人的悔恨，这一代人不甘寂寞的禀性，这一代人仍想握住历史的野心，但我想强调，我更愿作这代人作得远远不够的反思。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对于战败国的反省，我们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刺激，我们的情感爱憎分明。德国总理勃兰特以无罪之躯，慨然下跪于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此举赢得我们由衷的赞佩。而东邻某些人的抵赖、强辩、推倭，令人鄙恶交加、义愤填膺。今年的‘二战”纪念时时使我产生联想，当年以大字报的揭发批判伤害过教师、校长心灵，以拳打脚踢虐待过“牛鬼蛇神”，唾骂过“黑五类”同学，批判过“走资派”的人，有多少向自己的受害者表示过悔恨及歉意？１９６６年夏季，中国各大城市被“红色恐怖”的风暴卷袭，不少人被“打死活该”，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城，当年干这些事的人，有多少后来关心过这些人的下落，去寻访屈死者的遗嘱，力所能及地作点减轻罪愆之事？
    
    我曾把红卫兵运动比作青年纳粹运动，这引起了愤慨和抗议，我现在并不想把当年犯了过失的红卫兵和战争罪犯相提并论。但是，既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又不会被索赔巨款，仅仅为了减轻一点内疚，仅仅为了使当年蒙冤受屈的人到头来感到世间毕竟还有正义良知，当年作过恶或犯有过失的人作点表示有什么不可以？
    
    也许有人说，真正该负责任的人并没有得到惩处，凭什么追究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如果历史公正，终将会将元凶大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我说的不是历史或法律责任，而是每个人的道义感。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傻事，但我遭的罪更甚。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话语如此有选择性，这种选择的隐扬匿显的方向如此高度一致，岂不太奇怪了？再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
    
    我的同龄人中，有不少现在是社会栋梁，乃至精神导师，当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亮相于电视节目中，接受荣誉称号和颁奖时，他们是否会想到自己年轻时的鲁莽、无知和过失呢？
    
    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语，把每个人都说成有这样那样的污点，我相信，许多人确实清白，也有许多人没有资格作恶。但我认为每个人，至少是那些在社会上吵吵嚷嚷的人，有责任如实地反映那个时代，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当我们碟蝶不休地讲述自己浩劫之后如何辉煌、自己既苦难又风流的故事时，也应顾及千百万被贻误终生的同龄人的情绪，也要计算一下整个民族付出的代价，尽管那场灾难在客观上既磨炼了也成全了自己。
    
    我在研究“文革”和红卫兵，我想与同龄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我们的回忆和反省，拼构复原那一段历史，这是改变了千百万人命运的历史，是改变了共和国发展方向的历史。我在一些大城市探寻采访，曾受到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听到不少闻所未闻的故事，结交了一批朋友。但使我不安和忧虑的是，我感到这一代人中不少人正在有意无意地遗忘过去，有的是全面遗忘，有的是有选择地遗忘。我也仔细聆听社会上这一代中某些人的喧哗声，但我听到的多半是虚饰浮夸之言，我往往不得不承认其他人——上一代及下一代，尤其是下一代——的不以为然和不耐烦是合理的。我深知许多人的愤懑，时代剥夺了我们应该享有的东西，弟妹一代不但不理解我们，而且挖苦嘲讽我们。问题是，如果你至今不明白时代如何坑害了你，如果你讲不出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不活该受误解，被可怜么？
    
    有人保持沉默，既是无奈，也是高傲的沉默。他们曾经叱吒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与*握过手，或与周恩来合过影，与军区司令员谋划于密室，部长和省委书记对他们点头哈腰。自己当年的喽罗现在当了总经理，当年以瞻仰自己风采为荣的“红小兵”现在当了博士出了国，他们内心很不平衡，表现出来却是鄙夷不屑。他们一举手一抬脚都要呼风唤雨，一开口就要惊世骇俗。他们绝口不谈过去，等待着有一天一鸣惊人，或者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后世会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说法。这些人决非庸碌之辈，我永远不敢小看他们，但公正的历史就是重现当年的光彩么？他们倒没有丧失记忆，记忆是他们生活和心理的支撑，但这种记忆是一种精神性的化石，它不随时代变迁和反思而改变，它拒绝参与公共话语。我敢断定，私人记忆，不论多么顽强也不会变成历史，就如当年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集体的意识及无意识才是运动的潜流一样。我不相信，正确的历史只能等待某些风云人物有朝一日给我们端出来，我认为，它有待我们——不只是这一代人——共同发掘、交流与探讨。
    
    有人说，这一代人的遭遇和历史，要五十年之后才说得清楚。这话有一半是对的，没有时间距离就谈不上历史，看看现在大多数当事人还没有跳出个人地位和派别偏见的回忆和评论，就知道现在拿出来的东西一定只能是半生不熟的议论和片面狭促的印象。但是，没有半生不熟的东西，成熟的东西从何而来？如果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中断，我们期望下一代怎么学历史？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能把责任给下一代吗？
    
    我曾陪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父亲的老友，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有才气的诗人，他们同属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主人家中的气氛纯洁和凄凉得令人心碎，他们大半生被摧残，许多家庭破裂了，子女们疯的疯，病的病。我和主人的对话使我终生难忘。他极其伤心地告诉我，经常有年轻人听说他们曾是“胡风分子”，就不假思索地说：“啊，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当初的定性，八十年代初给他们平反的通知，并非人人知晓。社会上的种种传言，包括同情的文章，不是令人不满意，就是给人伤害。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如实写出这段历史？”他吃了一惊，似乎从未想过可以这么干。他非常痛切地反复表示，希望我们了解真相。理解他们。我当时真想对他大吼：“你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怎么理解？你们逃避责任，对我们不了解你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望着善良软弱的、似乎已近风烛残年的老人，我没有作声。我的那位朋友很爱他的父亲，他是“胡风后代”中仅有（或少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问过他几次，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反映父辈的遭遇和不幸。他说，他本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幸需要表达。我不认为他的遭遇可以和“胡风集团”相比，但我想他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太丰富了，因此我们对历史熟视无睹、没有感情。我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什么是历史？无情无私的记忆，加上敢于拷问灵魂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