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传统
读罢李教授的《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挺过瘾，也有不敢苟同之处。
所谓传统，从概念上说就是过去时代文化之传承。至于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各路文人诸说不一，大多数说法都在尽量美化它。其实这个传统跟妓女差不多的，不过是权势们泄欲的工具而已，只是要比那些为农民工兄弟解决性饥渴问题的发廊妹高雅许多。发廊妹挣得些许钱财寄回家去建一栋小楼，家里人便可以住进去“管他冬夏与春秋”了。可孔夫子挣得的钱财则建起富丽堂皇的“孔庙”和“孔府”，堪舆皇宫媲美。而且，住在那里边的幽灵还得四处飘荡，到处干扰人世间的“冬夏与春秋”。
李教授有时间和精力去判读《论语》之类经卷，我则全无这时间与精力。在我看来，所有解读《论语》之类经卷的文字，都不过是解读者们借尸还魂的手段，把他们自己的意思借孔子之类死人的文字张扬出来，反正死人不会开口，没法表示任何不满。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的古代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的。是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鲁迅先生也认为它“是靠不住的”。何以见得？共和国史学最大的成就便是考古大发现，例如整个的“三星堆文化”在古史中便全无记载；从未见诸史册的随州曾侯乙，其墓葬墓出土的编钟，半音齐备，而传统的文字记载却只剩“五音”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十余万字的帛书以及《五十二病方》，都在“传统”之外；而发掘阿房宫遗址证明，不仅所谓“火烧阿房宫”纯属杜撰，这个“三百里”的宫殿根本没建成！不去一一列举更多的考古发现，无数实物证明我们那个“传统文化”根本靠不住！
把“五四运动”同“新文化”搅合到一起，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之一。其实这个搅合破绽百出，只因几十年的权力强迫，使人们形成惯性思维所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就已经在上海创刊了，次年2月停刊，9月1日复刊改《新青年》。公认这个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正是在这个杂志上掀起“文化革命”思潮的。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在于它提倡“公民意识”，批判传统的“臣民意识”。这才是它进步的核心，其余都是表象。
“公民意识”是共和制的文化基础，它强调个人必须恪守的社会参与、社会责任、社会监督和社会规则意识。“臣民意识”可以分为两面，一面是主子观念，不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同样显示出主子的情怀。另一面是奴才观念，上奉明主，下奉清官，浑浑噩噩地想主子所想，急主子所急。辛亥一役，扳倒皇帝，却“共”不起来“和”不下去，根子在于中国文化只有“臣民意识”而无“公民意识”。“新文化运动”其实是应社会需求而产生，其锋迎两面：批判“臣民意识”而弘扬“公民意识”。
发生于1919年5月的“五四运动”，则跟文化基本无关，它其实只是一场抗议活动，而且是暴力抗议活动，如果不说它延续了义和团精神，那么一直到文革，“破四旧”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则是它的合乎逻辑的继承。顾维钧评价这次骚乱时说：“就是大家乱要价，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从1950年直到文革都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正是“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的领导人之一，尽管那个时代把“五四运动”吹捧上天，杨教授始终缄口不言，默默地远离唾手可得的“桂冠”。孙中山曾训斥张国焘、许德珩等“五四”领导人，说他们无聊乱搞，要给他们500支枪让他们组织学生去攻打北洋政府才算革命；蒋介石说：“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认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不抉择地介绍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
事实上，迄今为止，我真还没看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底有什么成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倘若说“五四”开创了“打砸抢”的先河倒是契合实际的。据说白话文是它的成就，难道《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明清小说不算白话文？“唐诗宋词”不算白话诗？显然说不过去。何况，“五四运动”啥时候提倡过“白话文”？它上演的不过只是“火烧赵家楼”而已，跟任何“文”都毫无关系。“五四”群氓没有一丝一毫的“公民意识”，恰恰相反，那种僵化停滞的社会底层所特有的“牛二精神”正是对“公民意识”的践踏。本质上属于“臣民意识”中从奴才这边跳到主子那边所显示出来的狂躁。这个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严重的杀伤力，历史无情地证明，“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日渐式微，最终归于失败。中国的“公民意识”至今也没能成气候，蔡元培当年伤心地辞职，留下文字曰：“杀马者道旁儿”，正是“五四”这些激愤的“道旁儿”把“新文化运动”这匹良驹给害死了。
中国历来有两个阶级，一曰官僚士大夫阶级，二曰老百姓阶级，前者是统治阶级，后者是被统治阶级。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事实上就是统治阶级的语言，而非老百姓的语言，为的就是要把两者隔绝开来。白话文其实就是“礼不下庶人”的老百姓一直在使用的，文言文则属于“刑不上大夫”们显示身份的工具。新文化运动并非只提倡白话文，而是提倡废止文言文，辛亥之后官僚士大夫阶级成了地道的“丧家犬”，废止文言文则摧垮了这个阶级的文化根基。同一件事的另一个侧面则是老百姓阶级那种积淀已久的奴性更难于改变，因为即使白话文，老百姓也无缘置喙，文盲和精神上的萎靡不振都不是数日之功可以改变的。《阿Q正传》合适地反映了这两个侧面：一方面是失去体制根基的官僚士大夫阶级以及它的文人后备军纷纷穿上革命外衣趁火打劫以改头换面继续他们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是被“臣民意识”浸淫了几千年的老百姓并没有“公民意识”之觉悟。所以，鲁迅们孜孜不倦地揭露民族“劣根性”实在是极有远见卓识的努力，这才是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
孔子的圣化实在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它使中国文人彻底失去了思辩能力和创新精神，自打“独尊儒术”以降，几乎所有的“儒学大师”都成为“啃老族”，他们只能靠诠释孔学以扬名立万，没有任何创造的余地。黑格尔评述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评述是深刻的，它揭示了所谓“国学”的祸害。
我们无妨探讨一下“唐诗”，它应该算是中华文化少有的一朵奇葩。而这朵奇葩的盛开，恰恰在于唐王朝对于圣化儒学的背离以及对于异族文化的吸纳。它的代表人物李白高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另一位代表人物杜甫更甚，他在《醉时歌》里唱道：“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我们不去细探初衷，杜甫这后一句诗里道出一个哲理：作为对立面的孔丘、盗跖都是不足取的“尘埃”。撇开对孔丘的评述，我们在“批林批孔”时受到过歌颂盗跖“造反有理”的训导，杜甫的诗句则视孔丘与盗跖为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在中国，与孔丘所代表的“官文化”相反相成的还有“痞子文化”，这个文化萌生于自暴自弃的被统治阶级，惟一的出路就在“造反有理”，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成功即可大富大贵，盗跖、陈胜吴广皆可成这种文化的代表人物，阿Q先生“造反”没成功，毛说是“不准革命”。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是彻底失败了，它竭力造就的“公民意识”经不住“官文化”和“痞子文化”的两面夹击，一败涂地。严格地说，“痞子文化”可以算“官文化”的一部分，它奉行“成王败寇”的原则，一旦“抢得天下为王”，仍然得利用“官僚士大夫”进行统治，鲁迅所谓“秀才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就是这个意思，更不必说造反成功当上皇帝了。
这个“痞子文化”在古时多少还遮遮掩掩，到老毛这里则变成明火执仗了。代表作就是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被陈独秀斥责为“偏激”，并不准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当时为苏俄顾问当翻译的瞿秋白推荐给苏俄顾问，立即受到好评，并翻译成俄文、英文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上，《革命东方》等刊物也予以转载，成为该组织发表中共的第一篇文章。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里引用这篇文章，并大加赞赏。中间的进程姑且不谈，过来人都知道，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就是以此文作为“行动指南”的，种种侮辱人格的刑罚乃至打死人还要高喊：“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的阴影遮蔽至今，中国人之“痞子脾气”依然故我，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批孔”反倒批出孔家精神来了，到今日还在戕害国民。
那么，“传统为什么这样红”呢？一个原因是：中国有那么些文人，他们既无本事在创造性思维方面有所建树，就会沿袭前人的捷径，靠刨祖坟啃祖宗的老骨头挣名利。而老祖宗里最耐啃的就是孔子的老骨头，它本来知名度就高，容易啃出滋味来；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权势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官文化”来维系并巩固既有权势，于是那些酸腐文人可以借权势之需要而得心应手。此正是《红楼梦》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谓也！君不见，倘若没有央视那个“百家讲坛”给予极其广泛的传播，什么《<论语>心得》之类能走红么？现在，大把大把的纳税人的钱被撒向人间，满世界大办“孔子学院”，美其名曰“传播中华文化”，难道“中华文化”是孔子能代表得了的？真如此，岂不是意味着孔子死去两千五百多年这个民族文化却毫无发展？果然“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也！一个没出息至极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