鹪鹩巢于这一枝
作者：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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鹪鹩巢于这一枝
作者：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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鹪鹩巢于这一枝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是一本未曾裁开页子的旧装书，尘封在心的一隅，一直不想打开，不忍打开，也不敢打开。
一九七零年春节过后，我又一次来到兰州。 兰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五岁时，父母随着支援大西北的大军到兰州时我就跟着来了。我记忆中的跃进秧歌和锣鼓就是和兰州联系在一起的。九岁，即使父母是双职工、铁路局的干部，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于是我和哥哥被送回北京住在爷爷家。那是一九六零年。 而这次回来我已经十九岁。经过内蒙—河南—山西的辗转流离，纵然仍有“千秋怀，一枝笔”的豪气，也觉得该为稻粮谋了。抱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决心，我在六月中旬乘上了砖厂招临时工的大卡车。 砖厂在兰州的最西端，距城区有三十多公里。再往西是山，山那边是皋兰县，人们管那里叫北山。北山很穷，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总会有人翻过山来行乞。在西北，一切与地理有关的概念都是狭长的：甘肃的版图像一柄如意，或者一根大棒骨；兰州是两山一河绵延百里的带状城市；而我们的厂区是九公里长两公里宽的狭长一条，东西向，也是依山傍水。那山叫凤凰山，山上只有裸露的黄土和稀稀拉拉的骆驼刺；那水是黄河，缓缓地在厂区南边的坡下流淌。 我被分配在七连。那时全国上下都兴军事化的编制，七连其实就是七车间。每个车间有一座大轮窑，制砖所有的工序都是围绕着轮窑进行的，轮窑是车间的灵魂。 轮窑据说是从德国传进来的，发明人叫霍夫曼，所以轮窑又叫霍夫曼窑。俯视轮窑是个巨大的椭圆，立剖面则是梯形，窑里那一转圈都是相通的，被二十四个窑门等分。进到窑里，一股燎人的热气扑面而来，地面上一层绵绵的热灰烫得人要把两只脚来回倒着站。 制砖的流程从掘土开始。工人们先在厚厚的土层上打眼，埋炸药，把土炸松，然后用手推车把土推到制砖机的入口，在那里按一定比例加入煤粉，用输送带运进搅拌机，和成泥，挤出来，就到了切坯台上。操控切坯台的通常是位姑娘，她照看着钢丝刀把泥条整齐地切成二十一块砖坯，一排排码在切坯台前面的板子上。七块板子为一车，由拉坯工人运到露天的坯架，让等待在那里的女工们码放。 坯架很长，很远，在蓝天下延伸，有时一直到河边。女工们两人一组，由远而近地把砖坯码成三块一层、七层一垛，让它们自然晾干。刚出机房的砖坯冒着热气，深棕色，表面光滑滑的，像新蒸出的食物一样新鲜温暖。湿坯每块重七斤，码坯子每次抱三块。一台砖机日产十万块，如果码坯子的女工有十人，那每人每天过手的重量就上吨。汗水浸透她们打着补丁的再生布工作服。没有拉坯车来的时候，她们就坐在身后的草帘子垛上，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着昨个夜里的如何如何。那些草帘子用来遮盖码好的砖坯，上面还要压一层瓦，为的是防雨。夏天码坯子会使人想起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诗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机房有时候还要组织“放高产”，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夜半时分，日产达到十几二十万块砖坯。“放高产”虽然累但是吃得好，有羊肉泡馍，酿皮子，炸油饼，有时还会炖肉。加上那时候年轻体力好，所以也没有太觉得吃不消。 干透了的砖坯由装窑工拉进窑，从下到上码好。最底下一层的砖坯像脚一样立着，那叫“打腿子”。拉坯的人像拿着两本书那样，书脊对着书脊地把砖坯抛向码窑师傅，砖坯像两只蝴蝶那样飞到师傅面前，就这样向上一直码到窑顶。码窑最要紧的是脚下要有“根”，站住一个位置就只能转身不能移动，因为码好的砖坯像搭好的积木一样是中空的，一脚不慎就有可能全窑皆塌。每装到一个窑门时有个跟班的中年女工把门用碎砖砌起来，外面用泥糊好。 烧火的人居高临下地站在窑顶，提拉风闸，从窑顶的火眼向下投煤。这是个技术活。烧窑师傅姓李，慈眉善目，天水人。我们每天从食堂买来馍馍交给他，他帮我们放到火眼上烤，烤出厚厚的脆脆的一层馍皮，那味道真能把人给香死。“打铁、烧砖、磨豆腐”是常言说的“三大苦”。砖厂的活算得上体力劳动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吃五十二斤的定量，百分之七十是细粮，还有百分之三十是粗粮。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工一般吃不了那么多，就把粗粮剩下，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去和农村来的合同工们换细粮。这个定量我一直吃到回北京，吃到取消粮票。粮食定量高，饭也就做的不那么秀气了，食堂蒸的馍馍半斤一个，沉甸甸的，椭圆形。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放着吃。“不可以张开大嘴去咬，馍馍怕哩！”同宿舍的小谢这样说。她有一种泛灵论的宗教倾向。 烧好的砖，要先打开窑门晾，再由出窑工人拉出来。所谓轮窑，就是在二十四个窑门里，一门赶一门、一圈又一圈地向前烧，从开春一直烧到立冬。 那时候讲抓革命促生产。白天促生产，晚上抓革命。每晚车间都要在饭堂里组织开会和政治学习。人们洗去一天的劳顿和灰尘，换上干净衣服，提着马扎或者小木凳，互相招呼着朝饭堂走去。青年女工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一身簇新的再生布工作服，领口露出水红天蓝杏黄或者苹果绿，也许是衬衫，也许只是个假领头，手里拿着毛线活计，或者正在纳的布鞋底。男工们最正式的衣服是黑条绒的中山装，硬撅撅地箍在身上，领口上缝着一条已经有些发黄的白色衬领，看上去很庄重，庄重之中又有些许腼腆。 老工人都喝砖茶，茯砖。外形像砖，色泽黑褐，滋味醇厚。茯砖是产于湖广而盛行于陕甘宁青新的重要饮品，也是这粗犷高原与婉约江南的有限联系。老工人们说“一日无茶气不通，三日无茶要生病”。所以他们每天开会前必用特大号的搪瓷缸子在炉火上将茶煮沸，端着向饭堂走去。这里的男人们也会编结毛线，劳保手套是舍不得戴的，攒起来拆了结线裤。于是经常看见有人在开会的时候把已经结好的一条裤腿搭在头颈上，手里飞快地结着另一条。开会学习其实是一件快活的事，上面坐着的人读报纸，下面听着的人一边手里忙活一边说着家长里短，有时还抑制不住地发出欢快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应承读报差事的是我，因为整个连里只有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说得好，而且念起报纸来不打磕巴。也有的时候会组织讨论上面发下来的题目，比方从哪里发下来了一些案例，让我们发扬人民民主专政，讨论如何量刑。其中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大家众口一词地拖着长声喊道：“枪毙~~~！”另一个案例是叔嫂通奸，听众们就更快活了，齐声高叫：“枪毙！枪毙！枪毙！”反正大家都不认识这些人，也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专政这些人会起什么作用。 还有唱歌。一般在会前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民兵连长起头。有一次他这样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于是大家跟着唱。唱完这一句，却怎么也没办法再往下唱，又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反复几次，才恍然大悟是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这第一句给忘了，爆发出由衷的哄笑。 革命，有时候就是一场娱乐。
时间一长，和连里的工友们慢慢开始熟识。一个连队有百十口子人，除去干部，大致可以分成老工人，临时工，合同工和学徒工这几部分。老工人一般是在六十年代从农村来砖厂工作的，工资往往是四级，每月七十元；临时工来自兰州市区，一般女工是二级每月四十三块七，男工是三级每月四十七；合同工来自附近的榆中等贫困县，普遍是三级；学徒工则是直接从学校分配来的，现在想应该是所谓“新三届”。学徒工的工资虽然不足二级，但在工厂里相对是娇生惯养的贵族，因为他们是按国家计划招的固定工，全安排在机修、电工等技术工种。不久，厂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这些人几乎全数进了宣传队，再后来又几乎全数进了机关当干部。我那时候的月工资是四十三块七，我的理想是将来能够挣到七十块。 老工人中兰州本地人很少，大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按照地域形成不同的“族群”。机房的工段长（那时候叫排长）罗来福是安徽宿县人。据《宿县地区劳动人事志（一九九一年征求意见稿）》的记载：由于在黄泛区中受灾最重，加上淮海战役在宿县打了一场大仗，解放初期当地的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一九五零年当地政府先是组织生产自救，然后又在一九五三年请求兰州等地的大型企业到宿县招收了一千余名工人，安置在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兰炼、兰化等基建施工和建材行业，随之牵动了近万名宿县人前来依亲就业和依亲供养。大跃进时，宿县劳动局再次组织了数千名移民到兰州及以西地区支边，之后的大饥荒中有更多的人前来投亲靠友，终于形成了至少有三万名宿县人在兰州（以及河西走廊一线）定居的局面。我觉得罗师傅是灾荒之年来兰州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的儿子小名叫“兰州”，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后“兰州”到北京来当兵还来看过我，那时候他不到二十岁，应当是一九六零年前后出生的。 我码坯子的师傅姓杨，甘谷人。现在想起来她当时不过三十出头，生着一张俏脸，那眉眼像极了影星周迅，只是没有周迅的精灵古怪。杨师傅两口子都在厂子里上班，爱人是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像她们这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的老工人一般住在家属院。家属院大多是睡炕的，所以她和其它住家属宿舍的女工每天下班时经常捎带着挟一捆破草帘子或者其它可烧的东西回去“填炕”。“填炕”在这里不仅指动作，也指所有的可以填放在炕洞里把炕烧热的物质。冬日的黄昏，当夜落下帷幕的时候，小村农舍般的家属院就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淡淡的哀愁之中，让人无端生出对“归宿”这两个字的向往。在杨师傅她们的衣服上经常有“填炕”的气味，至今我都觉得那种气味很亲切。 和我一个宿舍的小谢是兰州人。人们议论说她的丈夫在“一打三反”中因为什么罪名被抓起来了，她才出来干这个活。她的衣着很讲究，下班后穿一件墨绿色的毛哔叽上衣和有裤线的裤子，的确良衬衫的白领子总是竖着，显得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她的两个孩子都管她叫姐姐而不叫妈妈。每当想到她的时候我都会记起那个五岁的、长着一双圆眼睛、留着娃娃头的小姑娘从远处向她飞奔而来，大声地叫着“姐姐~~！”小谢是回族，她的女儿叫索非亚。 喜儿就是那个坐在切坯台后面的姑娘。“好姑娘啊！”人们都这样说。她家在兰州城里，长着瓜子脸，单眼皮，眉毛和眼角微微向上挑着，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笑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活脱就是她的写照。喜儿自幼就有一个耳朵是聋的，所以和她说话要格外大声，她也会大声地向人问话和答话。喜儿很勤快，每天她都早早地来到机房，给机器膏油，拧钢丝。拧钢丝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两端的环套一定要拧成麻花状，这样才能有弹性，不容易断。开工了，她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戴一顶工作帽，腰肢像鼬鼠般灵活，神气活现地坐在切坯台后的高椅子上，挡泥条，踩机关，挂钢丝，眼疾手快。拉坯子的小伙子们把砖坯一车车地拉出去，又赶快拉着空车子回来，坐在架子车的支腿上卷一颗烟，排队等着拉下一车。他们看着喜儿协调而优美的动作，有时候就忘了往前走。 有个叫老未的合同工，开始每天早早地到机房来帮着喜儿拧钢丝。起初他拧出来的钢丝两端不是麻花状，而是一根缠绕在另一根上。喜儿看了一眼，笑得一双眼睛成了月牙儿，用手在老未的背上打了一掌，叫道：“错了唦，不是这样！”老未其实并不老，身材很高很健硕，头发乌黑打卷，浓眉下一双眼睛的颜色很淡。“色目人”。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喜儿，工友们都玩笑地管老未叫“大春”。 有一天午饭后喜儿老半天都没有来上工，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罗排长气急败坏地自己坐在切坯机后操作。我们码了好几车坯子时喜儿从坡底下走上来了。她走到我的坯架子旁，我看到她的脸色格外红润，眼睛格外明亮，她对我说：“我们，那样，真好啊。”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说的“那样”是哪样。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饭堂学习的时候，民兵连长带人把老未从喜儿住的宿舍里绑了出来，说是当时两个人都只穿着内衣。再后来喜儿不来上班了，听说嫁了人，而老未从机房被发配到了窑上。
我进厂不久就被抽出来在车间脱产搞宣传。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按照连长的要求在连队的大门上挂上“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大门是用盘条焊的高大的拱门，我找了几个废弃的汽油桶盖子，用黄油漆涂成黄色，再用红油漆写上工业学大庆，下夜班的窑上师傅们帮着我把它们固定在大门上。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书，思考过许多问题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像砖厂这样的生产方式应该叫“工场”而不是“工厂”；我还想到过大庆模式在工业系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类思考在这里找不到受众，而写大标语要比码坯子轻松许多。除了写标语我还用了很多油漆刷红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墙，在上面画了两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绘画作品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厂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开一次大批判会，连里就让我写大批判稿，批判并不认识的其它车间的某个人。发言一般是连队的领导照我的稿子到会场念，他们经常会念错字，好在没有人仔细听。 终于有一天我的好日子结束了。 那天连长到厂里去开了会，回来后就召集了一些人关着门嘀嘀咕咕，再后来我看到脱产的学徒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小房关着门在写大字报，他把自己的宿舍腾空，那些大字报后来就集中张贴悬挂在他的宿舍里，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也真是很难为他写了那么多毛笔字。那间宿舍就在我的隔壁。他们先是组织工友们去看，后来连里的政工干事出面把我也叫过去看。大字报的内容很耸人听闻，严正追究我和某个组织的关联，但我反倒坦然了。因为参加一个组织恐怕是要填表的，而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组织，更没填过任何加入什么组织的表。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波及到我。因为北京不断来人到厂里找我外调，有调查清华大学徐一飞的，有调查三十五中郝仁的，还有调查学部冯宝岁的。厂里对出了我这么个重要人物受宠若惊，也对这些外调应接不睱，索性让我停职写材料，在宿舍里关门闭窗地写，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随便会客。好在并没有熟人到那地方去找我。也许是因为文革时我年龄还比较小对许多事情没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记忆中的片断往往不干政治底事。对徐一飞，我挖空心思也没想起什么有揭发价值的线索。郝仁倒是让我想起一条，因为我听说过他想当电影演员，于是心一横揭发了。在那个年代，想当电影演员不能说不是罪过，横陈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大路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这是在对抗上山下乡运动。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监护人”，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一九六八年十月，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然后带到法学所，一共有十四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据说符浩大使的夫人焦玲就曾经交代说冯宝岁发展她参加了“五一六”，还填了表。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这四个女儿各自之间只相差一岁，宝国生于一九二六年，属虎，乳名寅官；宝万生于一九二七年，属兔，乳名毛兔；宝岁生于一九二八年，属龙，乳名小辰。这当中哪里还会有宝华和宝民呢？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宝中和宝国也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出版公司，曾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事情的发展总是很有些戏剧性的，张树柏离开瑞士后，新中国的接收大员住进了伯尔尼的这所官邸。几年之后，派驻这里的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喜获麟儿，这孩子便是后来的诗人杨炼。杨炼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将要读书才离开那所官邸。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冯家外公叫庞敦敏，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但庞冯织文并不是四姐妹的生母。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庞敦敏是苏州人，细菌病理学家，曾任日据时期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著有《病原细菌学》等书。庞敦敏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汪逢春、朱家溍、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我小时候在宝岁阿姨家里见到过许多有“敦敏”提款的精美折扇，后来不知都流散到何处了。 宝岁阿姨罹难后，刘钢去山西插队，刘山叔叔带着年纪尚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兰州，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秉性单纯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之可能。我曾经读到当年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竟然没有人提到她，那十四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只是在关于“五一六”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条线索：周恩来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冯宝岁是坏人”。也许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卿本无辜，年仅四十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五一六”一查经年。何时不查了我已经记不清，从记录我被批斗时群众发言的笔记本上看，至少延续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开始是为什么查，然后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为什么又不查了，我始终没闹明白。直到这两年才听广西的钱文俊说“五一六”其实是莫须有的，当时老周想借这个名堂找出点子鸟人来为文革的损失承担责任，捎带着把造反派作为一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力量加以摧毁。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陈伯达就被整肃，随后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们顶雷，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钱兄也当过“五一六”，而且是大号的，韦国清云：钱文俊要不是“五一六”，广西就没有“五一六”了。
如今我搜尽脑海里的词语，怎么也描述不出当年在砖厂时的色彩，那种贫穷，那种灰暗，那种在黄土蓝天下的压抑和挣扎。 我当年的宿舍在河岸，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东头的一间。宿舍的南窗对着黄河，河对岸是兰炼兰化的几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熖，灿烂辉煌，有如一幅壮美的油画。黄河在火光的辉映下缓缓地流淌，不舍昼夜。在我宿舍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那棵沙枣树常常无端地闯入我的梦中，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是在四、五月开花，花朵小小的，鹅黄色，点缀在银灰色的叶子里。最难忘是沙枣花的香，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让人神闲气定的香气。 停职写检查的日子结束以后，我又回到生产岗位，只是不再码坯子，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装窑班。那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坏人。在我之前有过一个叫任之良的山西老头在那里受苦，任之良是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提出要见二哥，这才从省里市里到厂里一通忙活，把任老头解放了。 我在装窑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一起搬砖坯，甚至码窑，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端出饭来一起吃，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孩子没啥，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窑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他的婆娘，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在我的班里糊窑门，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什么正在想些什么以及我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血泪斑驳，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但是在装窑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每天东方即白，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也不知它的名字，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我的砖厂，我的沙枣树，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她不再坐切坯台了，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目光不再灵动，面色不再红润，衣襟上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窑上干活以后，因为是高温作业，我和其它窑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来不及想什么，昂起脸盯着她看，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什么后果，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我想说： 喜儿，对不起！ 二零零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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