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历史回顾...
一、1955-1966：酝酿
五十年代，大陆当局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逐渐形成城乡分治的格局。尤其是1958年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城乡界限从此被严格固定下来。这个格局的形成，前提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以及文化差异，因而俨然形成两个经济与文化迥然相异且落差极大的世界。计划经济的失误与失败，致使城市人口不断过剩，于是，便采取由城市向农村移民的措施，以城镇居民为对象的“下放”与以学校毕业生为对象的“上山下乡”，就是这个背景下的移民政策与措施。而后者，更形成长期坚持执行的“国策”。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到1953年底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小学生增加了一倍多，中学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城镇日益增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充分升学、就业，而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i]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到五十年代末期，因大跃进失败，当局又面对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巨大压力，于是，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政策与措施，在五十年代便应运而生且得到较为切实的贯彻。
1953-1954年间，中共青年团中央、教育部及《人民日报》相继发出关于高小、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号召，为日后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进行了较充分的舆论准备。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正式启动，应该定位于1955年。
1954年2月，苏联政府号召青年到西伯利亚垦荒，建立共青团城。次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团[ii]中央向青年发出到边疆开发北大荒的号召。时任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的杨华（1932-）以及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五人发起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于8月9日向青年团北京市委提交了倡议书。8月16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以〈让我们高举起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前进〉为题，刊登了这封倡议书。青年团北京市委从报名的青年中挑选了六十人作为首批队员（男队员四十八人，女队员十二人），于8月25日，组成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由杨华任队长，赴黑龙江省萝北县荒原上创建“北京庄”。
这一事件，可视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具体行动，由此拉开了中国大规模开垦边疆荒地的序幕。之后，全国先后有十几个省市组建了青年志愿垦荒队。
同年9月至12月，中共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许多按语。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说：
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一段话（尤其是末二句），在日后成为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著名的口号。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段话原本只是针对回乡青年说的，而且，这里也包括了“高小毕业生”（反映当时教育水准普遍不高），跟六十年代末的初高中毕业生的范围不一样。尽管如此，其理论先导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1954年12月5日，由解放军进疆部队第二十二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为十七万五千人。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量接受支边[iii]青年，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到1961年底，总人数达八十六万六千人。
1955年，由四千余名复员转业官兵在云南开辟了九个军垦农场；1957年划归省农垦局领导；1960年云南省的国营农场达到九十个，总人口十四万人。
1957年10月26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将有关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条文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回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第一次出现“下乡上山”的用语，并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
在1958至1959年大跃进[iv]热潮期间，原来为解决就业问题发愁的城镇，竟然出现劳动力远远不足，还得大量从农村招工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城镇职工队伍的极大膨胀。到年末，全国职工人数由1957年年底的三千一百零一万人，猛增到了五千一百九十四万人，而且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都基本上参加了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因招工人数的失控，农民重新涌入城市，开始了另一轮的人口大迁徙，于是，从1956年开始国家为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以保证城乡间经济发展平衡的努力，一概付诸东流。
可以说，1958下半年和1959年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低潮。
大跃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饥荒[v]。1960年是中国农村的饥荒发展最严重的年头，很多农民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纷纷流向城镇寻找活路。为了稳定局势，上山下乡又成为因应现实需要的重要议题。
从1955年到1961年，全国城镇下乡青年不到二十万。[vi]总的来说，从1955年以来，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一直处于探索阶段，虽然不时提出城镇青年下乡的问题，但工作的重心基本上是动员农村青年回乡务农、安心务农。
六十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城镇各行各业一派萧条，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城镇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既无法充分升学，就业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局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工作的重点由此完全转到城镇中来。
在1962年间，中共当局发布一系列指示、规定、办法与决议，要求大力精简职工、减缩城镇人口（包括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上山下乡。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系统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并将此做法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为此，同年十一月，中央成立了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部长邓子恢，则在《中国青年》1962年第13期，从五个方面对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任务、作用及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颇为系统完整的阐述。由此可说，1962年是知青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vii]1963年6月到10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相继提出一系列有关指示，强调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十八年的安置规划。每年全国有三百万人需要安置，其中城市各方面可以安置两百万，还有一百万必须下农村。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从城市人口精简工作中单独划出来，并明确将其作为长期性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与措施。这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从此，上山下乡的议题被列入中共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随着总方针的明确，一系列具体措施也陆续出场了，动员和安置知识青年的一整套模式终于形成－－即在动员上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在物质上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
这个时期（特别是1964-1965年），全国各地动员了一定规模的城镇青少年下乡，有应届中学（主要是初中）毕业生，也有社会青年[viii]。这批知青，大都来自社会中下层家庭，不少还是来自出身不好的家庭，除了一些积极分子，思想较为杂乱、落后。有的地方，甚至趁机将流散于社会上的青少年赶下乡。如1965年北京市就将大批这样的社会青年送往宁夏军垦农场，编为宁夏十三师。使这批青少年成为城市甩包袱的牺牲品。[ix]1962-1966年的五年间，全国共下乡知识青年一百二十九万人，平均每年二十六万人。
这个时期，虽然1957与1962年之后，上山下乡的活动沾染上政治色彩，但经济因素还是十分显著的。从1955到1966年，大大小小的上山下乡活动持续不断，显示了知青历史的一段坎坷进程，虽然也有学者将之归进知青运动史的叙述范围[x]，但我宁愿谨慎些，避免用“运动”的概念。因为相对文革的山上下乡运动而言，这十一年充其量只是在探索经验、酝酿气氛、积累能量而已，真正的上山下乡运动狂飙与洪流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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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五十年代初，中共在大陆农村组织农民依循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模式推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耕牛、农具入社，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事实上是取消了农民私有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
[ii]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
[iii]支边：即“支援边疆”的简称。五十年代，为了迅速改变新疆、云南（尤其是前者）等边疆地区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的局面，先后从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广东、天津、上海等省市组织动员大批各行各业边疆急需的人才赴边疆工作，其中包括各级干部、复员转业军人、青壮年农民、各类学校分配来疆的学生。其中较易引人注意的是从湖南与山东各征招了数以千计的女青年入疆，目的就在有利于进疆人员组织家庭、扎根边疆。可见，当时支边，不一定是城镇人口、不一定是青年、不一定专职务农；但到了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支边人员几乎专指赴边疆农村、农林牧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务农/林/牧的城镇知识青年。
[iv] 1958年至1960年间，在*的主导下所兴起的全民生产建设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反科学的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大崩溃。
[v] 1959年到1962年，大陆工农业生产因“大跃进”等天灾*跌入谷底，导致生活资料严重匮乏以致酿成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因饥荒引起的死亡者数以千万计。
[vi]本书所采用1955-1979年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资料，来自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张清津译），《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页155。
[vii]因此，有的知青问题研究者甚至将1962年视为知青历史的发端。如杨智云等《知青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1962-1979》（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viii]毕业或失学、辍学离校多年，却又无正当职业，流散于社会的青少年。
[ix]参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71。
[x]如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二、1967-1970：狂飙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以初中高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的斗争目标先后是：文教界的反动路线/黑帮→社会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走资派（由地方到中央）。至此，还属于“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得以淋漓尽致发挥的“文攻”阶段；之后，逐渐分化为对立的两大派，于是，进入“武卫”[i]阶段，也就是全国性大规模的派性武斗，这时期，红卫兵也分为两大派，或者说，对立两大派的武斗主力队伍就是红卫兵，红卫兵的斗争对象事实上也就转换成他们昔日的同学。
了解、认识这一段红卫兵的经历很有必要：这些红卫兵就是后来知青的前身，二者在思想、感情、思维与行为方式上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尤其是红卫兵极为崇尚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在早期（林彪事件前）知青中依然很有影响力。
经历过惨烈的武斗之后，（全国中学生/红卫兵）双方两败俱伤，最终，又共同面临着“出路在何方”的困境。也就是说，到了1968年，四百万“老三届”（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其中大部分就是身心俱疲的昔日红卫兵－－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充分就业，继续聚集在一起还会乱，于是就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
文革初期，上山下乡的做法受到冲击，各地文革前下乡的知青纷纷以“返城闹革命”的名义回城，实际上原因复杂，有的申诉在农村受到迫害，有的跟当地农民关系恶劣而无法继续留在农村，有的纯粹就是受不了艰苦而试图逃避。在这种情形下，1966-1967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几乎全面停顿。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表明尽管文革前实施的诸多方针政策都受到否定，但对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却是要求坚持执行的。但这只是在舆论上理论上强调上山下乡“正确的方向”，尚未见诸行动。直至1967年10月9日，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率领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坚、鞠颂东、金昆等九名初高中学生，自动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这一行动当然得到当局及媒体推波助澜的鼓励、支持与宣传，由此拉开了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此后，1967年末到1968年前几个月，各地开始有小规模的城镇学生上山下乡，并从中产生了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等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人物。
1968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ii]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除了规定农业户口的毕业生一律回乡，还宣称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组织城市户口的毕业生上山下乡以及到工矿企业，参加工农业生产。
同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1966至19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四百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同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为了“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社论〈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空前宽广的道路”。所谓“与工农兵相结合”，事实上，“工”与“兵”在当时都是颇具政治声誉与经济权益的阶层，当工人与参军是无须“动员”的，惟有与“农”结合需要动员号召。同日的《人民日报》更有报道称：北京、天津、上海大批中学毕业生奔赴边疆与农村，上山下乡被推崇成为“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一种最彻底、最革命的行动”。因此，文革-红卫兵-与农民结合，这一词语链条，已经不是暗示而明示了广大城镇学生今后的去向。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媒体纷纷报道各地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导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人民日报》在这篇报导的编者按语中发表了*的“最高指示”[iii]：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iv]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虽然这段话是出现在一篇有关城镇居民“成户下乡”报导的编者按语中，但论述的对象却初中、高中、大学[v]毕业的知识青年，因此成为最为经典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动员令。时至今日，每到12月22日，总还会触动不少人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而在当时，这一最高指示犹如狂飙骤起，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浪潮。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
事实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2％，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六六-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农村去。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一百九十多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一百六十多万人，到国营及军垦农林场的三十多万人。此外，还有六十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1969年2月初，中央安置办公室召开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议，决定由十省区接收京、津、沪、浙下乡知青一百一十万人。2月16日至3月24日，全国计划座谈会确定的《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提出本年度五项任务之一，是继续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而实际上，该年下乡与到国营及军垦农林场的知青人数是二百七十多万，尽管如此，也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上人数最多的一年。1970年也仍有超过百万知青下乡及到农林场与生产建设兵团，与1968-1969年共同形成文革知青运动的第一次高峰期。
到1970年底，全国约有五百七十三万上山下乡知青到了农村、农林场及生产建设兵团。
自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在1969年一年内，相继成立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江西生产建设师。1970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广西生产建设师、西藏生产建设师相继成立。1971年，湖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师）是接收知青的“大户”，动辄就有数以十万计，成为日后知青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正是最多问题的地方，事实上，最后知青运动的崩溃，也正是从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师）开始。
我们还要注意：1968年，那是一个什么年头？－－文革已经疾风骤雨地进行了两年多，*战略部署要打倒的人差不多都倒了，特别是全国性的武斗把整个社会冲击得七零八落，在这个过程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也消耗完了。于是，*便又有了最高指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仗有经验；第二是战争暴露敌人。……现在正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vi]于是，也就有了“五大领袖”的下场－－
谭厚兰：女，北大干部，1968年10月，作为大学生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1968年12月，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1968年底，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聂元梓：女，北大干部，1969年11月，分配到江西省北京大学分校农场劳动。
请注意他们的去向：工厂、农场。都是比较艰苦的地方，目的要他们劳动改造，是带有惩罚性的处理。学生领袖是这样处理，那么，一般的学生/红卫兵的去向就似乎有了参考性的坐标了：还是工厂、农场。但是工厂、农场容不下那么多学生（大学已停止招生），所以，就有了上面说到的*那个“伟大设想”－－到农村去！中国是农业国，农村真是“广阔天地”，多少学生都容得下。但也不能像对学生领袖那样表明带有惩罚性质的处理，而是标榜着冠冕堂皇的目的：接受再教育、锻炼思想、改造农村、缩小三大差别[vii]、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1969年知青运动高潮时候下乡的知青大都是意气风发、甚至兴高采烈的。从当时官方制造的宣传歌曲及有关照片与宣传画，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
虽然官方宣传歌曲与宣传画的激昂情调确实刻意制造的，但是照片中知青的意气风发、兴高采烈是真的吗？现在的人看来大多认为是装出来的。其实，不宜那么简单化理解。应该这么说，拍摄这些照片时候，这些知青们大多是真的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的。这是因为这些照片不少是拍摄于运动的高潮，正在下乡的启程，或者刚到农村不久，很多真相还没有知道，很多丑陋还没有发现。至于拍摄于运动后期的照片，就确实有虚假之嫌了。
那么，知青的情绪、知青运动为什么会有变化？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官方的意图：接受教育、锻炼思想、改造农村、缩小三大差别，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就是说，官方的宣传告诉人们：农村广阔天地，知青在那里会大有作为；农民（贫下中农）是先进的群体，知青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知青们上山下乡是一场革命，经受了这个锻炼会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
但是，官方的意图非但不能达到，反而起到了反作用：知青下乡后，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落后、贫穷、丑陋、愚昧，大为震惊。加拿大学者梁丽芳在其研究知青文化的论文〈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viii]中，就将知青这种反应称为“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并对此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确实是文化层面的震惊、心灵深度的震惊－－革命是这样的吗？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人民当家作主是这样的吗？那么，农村、农民有没有正面影响知青的东西？有－－农村偏僻、宁静，相对远离了城镇喧嚣的革命气氛；农民纯朴忠厚诚实，也感化了知青，或者说软化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教育下已僵化、硬化的思想与感情，多了不少人性与人情味。知青所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认识了真实的农村与农民，认识了社会的真相、人生的真谛。但同时，信仰崩溃了，理想破灭了，对前途深感茫然。于是，情绪消沉低落了、思想消极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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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
[ii]革命委员会：文革期间，自1968年起，中国大陆经过造反运动后取代原有各级政权的新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即党政合一，其成员由“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即包括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贫）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以及军管代表组成领导层。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iii]文革期间，凡是*的论述、意见、谈话、指示，皆奉为“最高指示”，具有绝对的、无上的、不容怀疑、不可对抗的权威。特别是文革初期几年，凡事皆先祭出“最高指示”，一切报刊媒体的刊头首页，都印上若干条“最高指示”。由于这个形式过于极端，文革后期逐渐被淡化。
[iv]所谓“贫下中农”，即贫农与下中农的合称。按照中共对农村阶级划分标准，贫农是农村中土地稀少或没有土地，生活困苦者，下中农则贫困程度仅次于贫农者。贫农和下中农，是中共在农村依靠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共放弃了阶级划分的做法，“贫下中农”便成为了历史的名词。
[v]虽然*的话包括大学毕业生，以及1968年6月与11月先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也宣称，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针对67届）、“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针对68届），但是，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毕竟十分缺乏，各方面建设都需要，所以，大学生下乡（基本上是到干校、农场、尤其是军队农场－－便于管理）只是暂时性的过渡，很快就分配正式工作。事实上，在当时以及日后，从来就不把大学毕业生考虑到知青群体的范围。
[vi]“*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vii]三大差别：即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viii]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页20-26。
三、1971-1977：洪流
1971年出了個大事件，文革因此出現了轉捩點；知青運動與知青的思想也在此出現了轉捩點。
這個大事件就是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毛澤東與林彪翻臉，林彪及其家人葉群、林立果叛逃，墜機於蒙古溫都爾汗——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更成為知青運動的分水嶺，使知青們從革命的夢中驚醒，對文革、對革命產生的深深的困惑、懷疑；感覺到以前被愚弄了，信念動搖了。林彪事件使知青們極度震駭，想不通：林彪一直宣稱最忠於毛主席，還被毛主席用黨章規定為自己的接班人，怎麼突然間就成了企圖殺害毛主席的人了呢？而林彪事件之後，大批老幹部復出，他們的子女也以各種機會離開了農村/農林場/兵團，所謂「走後門」[i]等「不正之風」迅速蔓延，進一步瓦解、分化了知青群體。隨著知青群體的分化，知青們的情緒迅速陷入低落、混亂，也進一步引發知青對現實政治的思考與叛逆。
吊詭的是，被指控為林彪叛亂證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ii]，道出了歷史的真相：「他（指毛澤東）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的指責，頗受廣大知青認同。上海大學教授、當年的老知青朱學勤陳述當時傳達《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效果說：「多少年後我問同代人促其覺醒的讀物是什麼，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會回憶起這份《五七一工程紀要》！」[iii]這兩年，上山下鄉知青人數持續下降，1971年為七十四萬多，1972年為六十七萬多。
1973年4月3日，國務院科教組下發了〈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其中提出：「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回鄉知識青年要一樣看待。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比較集中的地方，可適當多分配名額」。根據這一「意見」，1973年，大陸實施了文革以來首次大學生學考試。
本來這是對知青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但「白卷事件」使不少知青夢碎。
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識青年、生產隊長張鐵生的一封信。張鐵生參加遼寧省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時，在物理化學試卷背面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作為生產隊長，領導社員夏鋤，沒有時間復習的理由，並譴責了一些知青在生產大忙季節扔下鋤頭回家復習的行為。他希望領導在這次入學考試中能對他加以照顧，以實現他上大學的「自幼理想」。《遼寧日報》在報導此事所加的編者按語中卻說：張鐵生「雖然在文化考試上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路線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的編者按語和張鐵生的信。此後，張鐵生便成為風雲一時的「反潮流」新聞人物。
於是，推薦取代了考試，公平競爭的路堵死了。企盼通過考試升學改變命運的知青再次陷入絕望。
1973年4月間，毛澤東一個頗有「人情味」的舉動，又給知青運動添了一把烈火。事緣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一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以其兒子插隊山區的遭遇，陳述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難、揭發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弊端。毛澤東讀了這封信後，於1973年4月25日給李慶霖復了信，還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iv]。
李慶霖冒死告御狀的事件，對抑制知青運動中的醜陋行為、改善知青的境遇，也確實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毛澤東復信後的數日，即4月2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李慶霖的復信，專門討論如何落實毛澤東「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的指示，並聽取了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彙報，研究了有關統籌解決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組成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調查知青情況。
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貫徹執行中央提出的〈關於當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全面調整了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會議期間，一份新華社的〈情況反映〉引起中共領導和與會者的震動：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八團三十個單位，有二十三個單位發生過捆綁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綁吊打的知青達九十九人。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獨立一營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二十余人，捆綁吊打知青七十餘人；一師二團六營的連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五十多人；內蒙兵團被姦污的女知青達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現役軍籍幹部二百零九人。為平民憤，各地大開殺戒，將以上罪犯處以*（但有的八十年代復查後撤銷原判）。此外，知青安家費等經濟補助也得到一定的提升與調整，對生活困難的知青也給予救濟補貼。這其實只是解決局部以及表面的問題。
不過當局更高明的地方是：化腐朽為神奇、化危機為轉機，以「用實際行動感激領袖關懷」為由，又再次掀起上山下鄉高潮。不少地方採取大掃除的方式，將歷年滯留城鎮的青少年都動員下了鄉。當年下鄉人數便達近九十萬，比上一年多了二十多萬；1974-1977年，四年間下鄉知青更達共七百六十九萬多人，平均每年一百九十多萬，形成文革中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二個高峰期。
從上山下鄉人數來看，這四年的知青運動似乎形成洪流滾滾的勢態。然而，跟1968-1970年的第一個高峰期相比，這時期知青的上山下鄉已失去當年那種自覺、昂然的革命激情，而基本上是在政府強制性操作下進行的。更有甚者，這時期知青的思想進一步混亂，知青群體進一步分化——正視了農村的落後、知青的苦難以及前途的渺茫，卻無能為力、無可奈何。
1976年9月9日，中共主席毛澤東逝世。10月6日，「四人幫」[v]被逮捕。十年文革至此落幕。
雖然文革在1976年結束了，但上山下鄉運動繼續進行。到1977年末，在農村、邊疆的下鄉知識青年還有八百六十三萬八千人。
但也就在這一年，具體說在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高校招生改變「文化大革命」期間不考試的做法，採取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法。這也就是後人所說的「恢復高考」。這表明國家在關涉教育、青年政策的一個大轉變。這一轉變對知青思想乃至整個知青運動的衝擊也是十分直接且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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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指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與方式來謀求達到某種個人目的。
[ii]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為了保林彪，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確定旨在推翻毛澤東的計畫，名稱為「五七一工程」（「五七一」為「武裝起義」的諧音）。林立果的親信于新野（空軍司令部副處長）執筆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紀要》分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紀要》分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
[iii]朱學勤〈「娘希匹」與「省軍級」——「文革」讀書記〉，《上海文學》1999年第4期，頁64。
[iv]原信全文為：「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v]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江青（毛的妻子）與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四、1978-1980：退潮
1978年，中共當局的基本思路是：在堅持上山下鄉方向、穩定大局的前提下，著眼於少下鄉或不下鄉，逐步地從根本上解決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
本年各地動員下鄉的阻力最大，雖然經過大力動員工作，但下鄉人數從上年度的一百七十多萬急速下降到本年度的四十八萬人，僅占年度下鄉計畫一百三十四萬人的35.8％。平均每省、市、區一萬六千多人。下鄉人數最少的有：四川三千七百人，天津六百人，廣西二百人，青海一百人。而當年調離農村的知青達到二百五十五萬人。
到了1979年，全國下鄉人數更銳減到二十四萬多。知青運動發展到此，似乎已經是強弩之末了。
從上面介紹的情況可見，知青運動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大退潮已迫在眉睫，現在就差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終於出現在雲南——一個天高皇帝遠的邊陲省份。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雲南就開始設立軍墾農場。1970年，這些農場改編為雲南生產建設兵團[i]，從此以迄1973年，陸續接受了十多萬知青，分別來自北京、上海、昆明、重慶、成都等城市。1974年兵團建制撤銷，恢復農場建制[ii]。兵團改為農場建制，不僅准軍事單位的榮譽消失了（知青名正言順成為農工），隨著現役軍人幹部撤離，農場管理也相應趨向鬆弛渙散，加速了知青的離心力，原本已存在的各種矛盾也就進一步惡化了。
1978年底，一起偶然的醫療事故引發了雲南農場的知青聲勢浩大的要求返城請願及上訪的風潮。這場風潮，對全國各地知青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978年11月10日，雲南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原兵團一師四團）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因醫療責任事故難產死亡。雖然這是一起偶然的醫療事故，但卻是雲南農場長期存在的各種矛盾不斷惡化的必然結果。雲南各農場不僅生活條件惡劣，農場領導的惡劣作風更積重難返，知青自殺率為全國最高。惡質事件頻頻發生，如1973年的「河口事件」[iii]與1974年的「徒步請願事件」[iv]，相比之下，徐玲事件似乎不算大，卻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這根稻草要發揮效用，還要經過一番艱難的過程。
徐玲死亡後，橄欖壩農場知青抬屍遊行示威。當局企圖用高壓手段迅速平息這場風波，卻事與願違，反而是激化了矛盾，其他農場的知青紛紛起來響應，群情激憤的知青如滾雪球般不斷加入到遊行的隊伍。對死者個人的哀悼已經演變為對知青共同命運的抗爭。11月底到12月，知青們連續聯署了三封〈致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提出了回城的強烈願望。12月份，開始舉行無限期罷工，並先後派出了兩個北上請願團。請願團的知青在昆明街頭聲淚俱下地演講，最後升級為集體臥軌行動。滯留於昆明火車站的旅客一邊倒地支持悲憤的臥軌知青。突破重重阻撓之後，知青北上請願團終於抵達北京。
1979年1月4日，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與民政部長程子華接見了請願團，卻是以訓導的方式代替溝通。接見的結果以文件的方式下達到雲南農場後，更激發知青的憤怒情緒。景洪農場（原兵團一師一團）知青率先宣佈恢復罷工，聲稱不達回城目的決不罷休。各地農場紛紛響應，勐定農場（原兵團二師七團）更有兩百知青宣佈絕食。農業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趙凡趕到勐定，在他面前，一千多知青集體跪下，高喊「我們要回家」的口號。全場哭聲震天。趙凡與中央代表團其他成員也都禁不住淚如雨下。
就是這一幕，徹底摧毀了圍堵知青返城的一切障礙。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在昆明市召開了北京、上海、四川、雲南等有關省市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商量解決善後事宜。
大返城開始了，不到三個月，雲南農場數萬知青各奔前程。到了1979年底，約五萬知青走剩下只有七十多人。
此後，多米諾骨牌效應迅速發酵：全國各地的建設兵團、農場、林場以及農村的知青,競相刮起了返城風。1978年，全國已有二百五十五萬知青返城，1979年，返城的知青人數更達三百九十五萬，1980年，再有一百五十萬知青返城。在這種局勢下，雖然當局還動員青年下鄉，但相當困難了，1979年計劃動員下鄉人數八十一萬人，實際只完成二十四萬百千人；到1980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已經寥寥無幾。雖然至今為止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與邊疆的知青仍有數以萬計，然而，支持、扶助知青的各種政策與措施已經改變與撤銷，滯留農村與邊疆的知青從生活到心態，也無可奈何地迅速「在地化」。因此可說，長達二十多年的知青歷史，也曾經轟轟烈烈的知青運動，到1980年止基本上是壽終正寢了[v]。
綜觀知青歷史，事實上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人口大遷徙，一次陰錯陽差的文化大交融。無論有意或無意、積極或消極、自覺或不自覺，沾溉-污染，受益-損害，同化-異化，發展-倒退，都是雙向互動的，亦是共同概括承受的。
風過有痕，雁過留聲；洪流退去，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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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96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組建雲南生產建設兵團。1970年3月1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建制歸昆明軍區，行使軍級許可權，由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和雲南省軍區領導。然而，根據在華夏知青網論壇發言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回憶：「雲南兵團各師/團分別於1970年1月中旬至3月初舉行正式成立大會，此前已經使用雲南兵團名義在1969年底接納北京等地的知青。」「此前已經使用雲南兵團名義在196 9年底接納北京等地的知青，4月底5月初的樣子。」
[ii]雲南、內蒙古、新疆和黑龍江四個生產建設兵團，聚集了最多知青，被兵團知青戲稱為「四大兵團」。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改建後，1975年內蒙古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農場建制，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則於1976年改農場建制。
[iii]河口是中越邊境的一個縣，全稱叫河口瑤族自治縣，屬於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同時也是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4師16團團部駐地。「河口事件」雖是1973年揭發出來的，但不完全是當年發生的事，而是第4師下屬的幾個農場裡的一些團、營、連級的現役軍官在前幾年裡都發生過姦汙和捆綁吊打知青的惡行。
[iv] 1974年，幾千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沿著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昆明行進，徒步請願，昆明與北京都為之震動，最後出動軍隊，實行逐個強行遣返。
[v]這是就全國範圍而言，某些地方仍有較多知青滯留，如1983年新疆農一師就仍尚有近二萬上海知青，到1985年黑龍江農墾系統仍有近四萬知青未能返城。而1983-1986年陝西與山西數以千計的知青仍在采取上書甚至靜坐的方式爭取回城。至今，延安地區仍滯留北京知青三百多人，雲南的農場則滯留北京上海及四川知青八百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