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66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6年是极其黑暗的一年，是空前绝后政治灾难的一年。
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到三年自然灾害方兴未艾的人民共和国天灾人祸接连不断。1966年，年近73岁的毛泽东主席凭借他在党和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依据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组织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从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到北大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从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推翻，到批判修正主义，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展开，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都产生着极大的震动。长期极左思想的政治教育，地处首都的政治氛围，干部子弟中的信息来源，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使北京的中学生，特别是海淀区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大学附中很快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少数学生在圆明园遗址成立了他们参加文革的组织"红卫兵"，宣告文革中第一支红卫兵的诞生，这一组织最先影响波及到北京海淀区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师院附中、101中学等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
6月7日上课铃响后，如往常一样喧闹的校园马上安静下来，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突然连接全校各个班的有线广播里传来争斗的声音，有人抢过麦克风高喊，"同学们，有人在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广播室，保卫学校党支部"。顷刻之间学校像炸了窝一样，大家涌向楼道，涌向一楼二楼连接处的广播室。等我跑到那里时，一楼至二楼楼梯上、一楼大厅里全站满了同学、老师，口号声、叫喊声连成一片。后来有人喊，到大操场辩论去，人们又涌向了大操场。在围成人墙的大操场中，显然是有人事先筹划组织好这次的事件，几位面熟的高中同学在声泪俱下的控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指责学校领导不突出政治，搞分数挂帅，尤其是迫害了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他们的观点马上遭到其他一部分师生的反对，平静的校园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和对峙。那天师院附中发生的事件惊动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记得我们是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见到他，他戴个眼镜，一身简朴，被师生们团团围住，讲了一些要大家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之类的话。我的同学们，那些平时文静的男孩、女孩们含着眼泪，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口号响成一片。
师院附中很快成立了红卫兵，而且一开始全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并有人跑出来主张把"师院附中"改成"首都红卫兵战校"。我也学着其他同学从柜子里翻出爸爸、妈妈穿过的旧军装穿在身上，虽然大得不合身，可在那个岁月，这身旧军装是革命的标志，比起现在名牌西服来可价值连城。从此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大字报里经常爆出许多危言耸听的"消息"。1966年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鼓动下，成千上万十几岁的中学生以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在校园里掀起了"造反有理"的浪潮。师院附中与当时的司局长相同级别的女书记被打倒了，15岁参加革命的艾校长也被打倒了，从团市委调来的副校长王浒也被打倒了，他因在清华上学时参加过"三青团"的外围组织，他的夫人是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汪家璆。学校里一些老师被无端扣上各种的罪名关进了劳改队，受尽凌辱和折磨。数学组田钦老师的弟弟不知什么原因同校红卫兵保卫组发生争执，被他的同龄人们殴打致死。我们生物实验室的喻瑞芬老师，一个被莫须有罪名戴过右派帽子的女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初中学生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她被打死后，我目睹了那副衣不遮体、死不瞑目的惨状。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外语组的一位俄语教师均是女老师，她们被剃成阴阳头，被军用皮带打得遍体鳞伤。一个有着高素质教工队伍、有着优美教学环境、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的校园顷刻变成了人人疯狂、人人自危的集中营。一群善良、诚实好学的中学生突然变得失去了人性。
由于红卫兵的举动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顿时身价百倍，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造反有理从学校又冲向了社会。北京郊区一夜之间多少戴着地富帽子的人被打死不得而知，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端批斗更无法统计。连才华横溢的历史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第一任人民日报总编、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一代文学巨星老舍先生都没能够幸免于难，更不要说万千热爱这个国家，曾为这个国家辛勤工作的普通人。多少人被游街、批斗、拷打，甚至被驱逐出北京无法统计。顷刻间法律和秩序都被踩在了脚下，共和国的首都到处充满着血腥。
为了稳定局势，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当时师院附中的工作组来自全国工业先进典型大庆和团中央，而力图恢复秩序的工作组很快同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们发生了冲突。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成功利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他亲自写大字报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镇压了学生，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打倒自己的战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找到了借口。
1966年，整个中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众多的开国元勋受到迫害，几代知识分子横遭凌辱，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摧残。当时也卷入革命洪流中的我，每天都能见到、听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在有一次师院附中的学生们在残酷地批斗教导主任赵幼侠时，原本瘦弱的她被连踢带打，我站得离她很近，她在挣扎中无意的抬头和我目光相撞，当时我感到心灵深深受到刺痛。这个我叫阿姨的老师披头散发的惨状使我无法再看下去，我扭头拨开狂怒的人群，一直跑到学校一个安静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我想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请客，不是做文章的革命?我找不到答案。诚然，在那个年月中我也跟着狂热过，破四旧中我也跟着做过一些傻事，连我妈妈一瓶漂亮造型的绿色玻璃瓶的雪花膏也被我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扔掉了，多少年后我妈妈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
1966年8月17日晚，那是我在师院附中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黑压压的同学站满了操场。第二天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期待着能参加那个盛大节日，我们在等待着公布明天去天安门的名单。晚七时左右校红卫兵头头们在学校有线广播里宣布了去天安门的名单，还宣布全校"非红五类人员被开除出红卫兵"。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和许多同学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个晚上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当时这对在政治上狂热追求上进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而经受这种歧视打击的不过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也为首都中学红卫兵分道扬镳，各立山头、誓不两立留下了伏笔。
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起点，这一天毛泽东亲自带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代表中，师院附中就有十几个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幸福地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张著名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中，有多位开国部长、开国将军的子女依偎在毛主席身边，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师院附中我的同学。做为当时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发表了煽动性很强的讲话，从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悲剧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给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给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整整十年巨大的灾难。
那些作为天之骄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们何曾想到，他们幸福的欢笑也未能在那一双双充满稚气的脸上停留许久。没有用多长的时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也大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无端被打倒，他们又从天上回到地上，历史让他们和我们又做为师院附中的校友平等地站在了一起。
大山中的清水涧
1966年八、九月的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演愈烈，几十万串联的学生涌进了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掌权者们，把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做为精神支柱和组织纲领，他们对同学中的绝大多数人加以排斥，以红色龙子龙孙自居的他们，开始登上他们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他们冲击党政机关，冲击学校，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广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教职工，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横加迫害，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的中学，笼罩着整个北京。
为了远离政治迫害，1966年秋天以帮助秋收为名，我随学校几十名初高中同学乘火车开进了北京的西山。北京百花山下，有一个叫门头沟清水涧的地方，村子建在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村前是通往北京城的铁路，再往前是一座高高的大山，村东鹅卵石河滩中间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村西边山坡梯田上种着柿子、黑枣等果树，还种着玉米、谷子等庄稼，我们到那里时正赶上秋收季节。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住在老乡家，山村由于闭塞，虽然也开始在闹革命，村里人把一位年长的村支书当作走资派赶下了台，换上了两位年轻人。但一切远没有城市里那么激烈，那些乡亲们对那位下台的走资派平日也是有说有笑的，也许这些老实的庄稼人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走资派"。
在那疾风暴雨的年代，清水涧一个大山里不富裕的山村，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些城里来帮助劳动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我们早上试着用扁担挑着两个不听话、而又沉甸甸的水桶在山道上为老乡家挑水，当时我个子不高，水桶常碰到地上，那副狼狈样出了不少笑话，村里孩子像看马戏一样跟在后面看热闹。早上扫院子、挑水我们是从演八路军的电影上学到的，但这些真诚使得我们同村里男女老幼都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吃的是派饭，每天吃饭时村里的干部就把我们轮流安排到指定的人家去吃饭。清水涧是山村，土地贫脊，物产单一，加上那时候农村普遍都很穷，而我们每当吃饭派到哪家时，哪家做饭的大娘、大婶总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做点好吃的。开始在人家吃饭时，主人总是炒个鸡蛋，做两个菜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先吃，而他们的家人却先不吃。我们很奇怪，不明白其中的原故，时间久了才知道，给我们端上桌的饭菜都是他们顷其所能的最好吃的东西，而他们自己吃的仅仅对付填饱肚子的粗粮咸菜。
在清水涧劳动活不轻，我从小没有干过什么力气活。如那里翻地，一个人扶着铁犁，几个人拉着犁，扶犁的活是技术活，我们能干的就是拉犁。原本拉犁是牛、马干的，而他们买不起牛、马，山里只有驮东西的驴，那时候读懂了什么叫一步一个脚印，什么叫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上山时我们一般都用背篓(一种背在背上的筐)往山上梯田里背粪，而下山时一般都把收获的玉米等果实背回村里。劳动很艰苦，但同学中无论男女、无论大小，大家表现都很出色。每天夕阳西下，大家排着队，背着筐下山时，看着远处村庄炊烟缕缕，近处牛群和羊群撒着欢儿往村里奔去，确有农家乐的感觉，但田园风光和这四周高高的大山却无法放下我们对北京的惦念。
学校那么混乱，许多老师被横加迫害送进劳改队，早晚有人押解着劳改队的老师们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而我妈妈受到的冲击相比之下要小得多，一则她教的多是高中学生，她和这些学生们处得不错，有些干部子弟、工农子弟学生还在暗中保护她；二则她历史清白，又是当兵转业回来的，但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月，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看大字报时也把我吓了一跳，大字报上赫然写着"揪出国民党战犯陈诚的家庭教师胡文鸾"。陈诚何许人也，国民党上将，曾担任台湾省主席，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时的行政院长。论年龄他比我妈大许多，论学问我那个当时只有大学二年级的妈妈怎么和他相比，我妈居然成了陈诚的家庭教师，在那个年月里这还了得。事情原来是这样，南京将要解放时，妈妈的大姐、大姐夫离开了南京，在金陵女大念书的她断掉了生活来源，为了生计她登报求职，后来给陈诚远方亲戚的一个小女孩补了两个星期的教学课，在文革中竟变成她给陈诚当家庭教师。这件事是妈妈刚转业到师院附中时，被她在部队的弟弟揭发的。当时马上影响了她的政治前途，不过当时组织上早就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了，我在大山里担心妈妈别有什么其它事情。此外小我五岁的弟弟和小我七岁的妹妹都在上小学，他们都怎么样?同来的同学都有难念的经，有的人已被红卫兵抄家，有的人父母早已被打倒，大家惦念着在充满血腥味运动中的亲人们，谁都不轻松。
到清水涧劳动前我还背着妈妈，去看望已和妈妈分手多年的爸爸。他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工作，文革前常为国家领导人当英文翻译，我见过他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翻译时的照片，现在他仍是一个人住在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一栋居民楼里。他倒是很乐观告诉我没事情。他在志愿军中工作五年，还立过功，从解放军总政敌工部转业到文化部，他家在土改划成份时仅仅是个中农，所以也没有人理他。他在单位基本是一个逍遥派，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但也无可奈何，他尽量离运动远远的。我去看他时，他特意把在邢台四清时部队战友送给他的那件卡矶布斜纹、肩膀上带着挂肩章绊的军上衣送给我，要知道在那时这是珍贵的礼物。但在那个年月里，好人、正直、清白都没有什么用，到处是飞来的横祸，被惨遭揪斗，受迫害的有几个真是坏人呢?爸爸怎么样，我也在担心。
我们这个群体，在文化革命北京中学血统论猖獗最恐怖的日子里，躲进了北京的西山，在那里劳动了近两个月，受到了那些善良的乡亲们的照顾和保护。我们一起去劳动的同学原来虽然在一个学校，但由于班级不同，大多不认识，共同的命运把我们拴在一起，大家感到群体力量的伟大。一派田园风光的清水涧，它的秋天更加迷人，沟里山上长满了树木庄稼，红叶绿树，美不胜收，山村秋色，宁静祥和，微风轻拂河水，泛起轻轻涟漪。人在危难时才知道，乞求一份平静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百花山顶峰是北京境内燕山山脉中的最高峰，夜晚看着高矗的大山，看着天上的满天星斗，对于我们这些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暂时的轻松愉快，多少忘却了那些被划作政治异已带来的压抑和烦恼。然而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连个平静的校园都没有了，谁又知道等待着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运是什么呢?
徒步长征去延安
1966年11月，我和十几名同学结伴而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几千里路，从北京穿越太行山，途经山西，翻过吕梁山，从军渡过黄河，一直途步长征走到延安。
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开始席卷全国，不但学生开始了串联，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部队院校学员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免费旅游。原来就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似乎也顾不得这些了，也许最大的苦衷只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最清楚了。
我们从大山里的清水涧劳动回来，校园里除被北风吹残的大字报、标语，被破坏的门窗教室外，已是人去楼空，多数学生已到外地串联去了。经过商量我们选定了座落在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为目标，响应徒步串联的号召，十几名男女同学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长征。
在文革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演唱节目，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有就是《长征组歌》了，我能把《长征组歌》的歌词从头背到尾。《长征组歌》的作者是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红军在江西苏区时他和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长征组歌》把红军不畏艰难险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艺术地表现给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一段长征生活。
我记得那时的我穿着件不合体的军上衣，裤子上扎着绑腿，背着有被子和毯子的背包，还负责打着一面"长征赤卫队"的旗子。现在在廊坊市当宣传部长的安育中高三时是我的辅导员。那时他瘦高个子，白净的脸上带着副眼镜，一副书生气。他除背包外还背着一个药箱，背包上还扛着一杆不知从那里弄来的汽枪，外加上还背了一口做饭用的铁锅。事过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说我们当年拿他当傻骆驼欺负。后来在人大念完博士去美国定居的肖庆平背着一个松松垮垮却又鼓鼓的大背包，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好吃的。现在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任副局长的杨安娜，小时候就是一个能说能笑的漂亮姑娘，一路上常听她像麻雀一样喳喳叫个不停。女生里还有后来也和我去插队，现在在安贞医院麻醉科当副主任的刘晓明。男生里当时最强壮的是返城后当了一家企业的副厂长的金羽高。我们这群人里最有点子的要算是后来在国内贸易部一家"中"字头公司里当副总经理的傅中，他最大特点是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非常复杂，把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得大家都不明白。然而在当时我们不过是一群发自内心追求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学生。
我们的长征仅仅靠着一本中国地图，一开始大家像舞台、电影上看到的红军那样排着纵队，举着旗子唱着歌行军。后来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远征再也顾不上什么队形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咬紧牙关地朝前奔，遇到老乡不断问："还有多远?还有几里路?"我们离开师院附中后，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先朝西走，走来走去走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山里，天就渐渐黑下来了，四下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找了一个当地农民在山上用石头圈起来圈牛羊的地方露宿。羊圈石墙有半人高，大家从周围地里抱了些麦杆铺起来做床。安育中背的锅派上了用场，大家把背着的面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咯嗒汤，那顿夜炊吃得真香。晚上大家也不管什么男生、女生打开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躺成一排，和衣而睡，在星星和月亮的陪伴下在羊圈里渡过了我们离开北京城的第一个夜晚。
十一月中旬的北方已开始进入寒风萧萧的季节，我们走过了河北的任丘，跨过了拒马河，途经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115师聚歼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平型关。平型关两面山势陡峭险要，我们登上城楼环顾四周，黄土地的枯草上有一层薄薄的早霜，给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由于林彪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加上平型关大捷也的确是一次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的伟大胜利，来参观的红卫队伍络绎不绝。
太行山里的行军，经常是些羊肠小路，使我们这群人吃了不少苦头。记得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我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到39度多，在一所由学校教室开辟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又硬撑着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强行军一天，走了100多华里，在月色朦胧时分走到了山西的紫荆关。紫荆关这座当年的要塞边关，城墙、碟楼完好，夜色下关前的流水哗哗淌过，一轮明月挂在城上的夜空中，很有边塞雄关的气势，一天长途跋涉下来，我的高烧居然奇迹般的退了。
我们的队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后日子好多了，去太原、去延安串联的队伍逐渐增多，行军的路也大都是较为平坦的公路，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沿途不远就有当地政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方便多了。我们背着的锅、汽枪、药箱，甚至举旗子用的旗杆都扔了，大家开始了轻装，扔掉了一切能扔的东西。虽然十分疲劳，但无论男生女生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晚上还要在灯下用针挑去脚上的血泡，躺下时觉得两条腿酸麻得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这对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徒步100多里的路程走得我们精疲力竭。经过半个月的长征，队伍走到山西省会太原，我们住在山西政法干校的宿舍里，大家决定在太原休整几天。去延安的路大概还有一半路程，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改乘汽车走完后一半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走到延安。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分道扬镳。大个子安育中和几个女生改乘汽车走了，死心眼的我跟着其他人继续我们的长征。很多年后当我们还嘲笑他们是我们长征中的逃兵张国涛，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我们愚昧。但我至今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一个人做事的毅力也许是从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中开始。
我们离开太原的那天是这次长征中走得最远的一天。当天晚上12点钟，坚持走的一行人离开太原政法干校，沿着宽阔明亮的迎泽大道朝西挺进。中间路过著名的晋祠，晚上六点多钟走到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那天我们走了130多里。真像《长征组歌》里说的"野菜充饥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当时的云周西村也在闹革命，造反派们竟然连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妈妈也不放过，村里居然有标语要揪出这位英雄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乱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吕梁山和陕北黄土高原看到那些贫困的乡亲们，那些地方大都土地贫脊，可耕地很少，交通闭塞，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夜宿时，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平日只喝一些菜糊糊，人人面带菜色，孩子们大多无缘上学，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人民公社的体制给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山西军渡，渡过了漂浮着冰块的黄河后到达陕北，多次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中除了一铺土炕，其它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饮水十分困难，要用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但黄土高坡的人都有一种特有的热情和豁达，老人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对着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讲革命传统时，深情的讲着当年彭总(彭德怀)带领西北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以少胜多，抗击胡宗南，保卫延安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像对我们讲昨天事情一样。但这时他们哪知道功勋卓著、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已被打倒，而且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开国元帅。村里的年轻人十分活跃，他们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唱着陕北的信天游。当年的共产党人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打跨了强大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亿万朴实、热情，知恩图报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有了土地，但没有能为他们根治贫困，从北京到延安的一路上我感觉到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当然那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很穷，但是农民更穷、更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我从小熟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当时的心情如同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对于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的亲切。延安也向我们张开了热情接待的臂膀，从毛泽东住过的枣园到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杨家岭，从中央大礼堂到凤凰山，延安对我们是那样神奇亲切。一张我们一行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合影常使我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文革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