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敌台”
知青下乡那会儿，农村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网络，电影就几个样板戏，还有就是老片子地道战、英雄儿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车轱辘地来回放。1971年在佳木斯兵团总部参加培训班时，捞到机会看了两场内部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惊讶的不得了，真好看！那时老百姓有点什么娱乐，就是听收音机了。但收音机里整天就是接见来，接见去，批判来，批判去，学习来，学习去，革命歌曲、样板戏也就那么几首来回放，真是没什么可听的了。
在山里施工，住在帐篷里，闲得无聊便打开自己的小收音机，转着旋钮找电台，突然听到一丝非常好听的音乐飘来，好久好久没听到这么悦耳的音乐了，我仔细分辨是哪个曲子，啊，云南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用弦乐演奏的，非常悠扬，非常缓慢，听得入神，却突然没了，接着一个低低的女声缓缓地说：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敌台”！我吃了一惊，赶紧关掉收音机。好在帐篷里没其他人，都在外边活动。中苏关系自1960年起交恶，苏联电台就算是敌台，早就听说有不少人收听苏联电台被当成特务抓起来。我岂敢放肆偷听“敌台”！但奇怪的是苏联电台怎么会放“半个月亮爬上来”？我又偷偷打开旋钮，降低音量，确实是苏联电台。他们一定是知道中国人大都喜欢“半个月亮爬上来”，就把它作为开始曲，以吸引中国人。真聪明！
这是个秘密，我窃喜，还找到了规律，想听听“半个月亮爬上来”，就等整点的时候，打开话匣子，降低音量，找个避开人的地方，准能过会儿瘾。很快还发现，这个台还经常放《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其他一些中国音乐，有一回还放了瞎子阿丙的《二泉映月》片段，真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在那个文化艺术凋零的年代，能时不时地听到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就非常满足了，尽管是悄悄地听。一起施工的伙伴们不少都有收音机，没人跟我抢着听，因此我这个“违法”活动延续了好一阵子，苏联台还就成了我的音乐台了。直到收音机挨了回摔出了故障，杂音越来越大了，我才跟这个“敌台”拜拜。
改革开放后，我听说国外有不播语言信息、专门放音乐的电台，就叫音乐台，我就想起了让我当成“音乐台”听的苏联电台。后来我知道，我们国家自己也开了专门的音乐电台，分时段地播放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中外民歌、流行歌曲、摇滚乐曲。再后来，我们的电视台也开了专门的音乐频道，24小时不断播放各种各样的音乐视频节目。再后来，我自己就可以在电脑网络上找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音乐网站，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今年年初我听说俄罗斯一个叫“维塔斯”的歌手非常有特色，我便上网把他的名字输入Google的白条框里查找，马上找到相关视频，维塔斯的“歌剧2”声音响起，那银子般的歌声飘飘然传来，维塔斯居然舞姿柔曼而容貌姑娘般俏丽，令人惊异，就像我当年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深山里，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放送的美妙的中国民歌一样，味道好极了。
《兵团战士报》培训班的活跃思维
我在北大荒有时给《兵团战士报》投点稿。1971年春被通知去参加《兵团战士报》的培训班。黑龙江建设兵团司令部在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三层大楼里，下了火车就找到了。培训班有四、五个人，都来自兵团各个基层单位。我们从记者下连队采访调查、写稿修改、编辑组稿、排版拼版、编委会讨论选题，一路学来，挺有内容。培训班好像也有从我们几个人中间给报社物色选拔记者编辑的意思。《兵团战士报》的老编辑有些是从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报》调来的，年龄比我大，三十多岁模样，在我看来很有阅历，很有思想。两个编辑带着我们几个人去佳木斯西南的汤原一带兵团农场采访调查，一路上住客店，睡大炕，晚上躺在炕上听他们聊天蛮有意思，甚至让我们很惊诧。
当时路线斗争是个时尚话题，两个编辑一边议论一边推论，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性质取决于实行什么路线，实行什么路线又取决于人的世界观，因此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抓人的世界观改造。他们很得意，认为这是对世界最透彻的认识了。但马上，他们对自己的推理又表示迷惑。第一，他们很奇怪地感到，似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已经穷尽了，还有什么可以再探究的？这可能吗？第二，文革就是触及人们的灵魂，抓人的世界观改造，但文革又回到了路线斗争，又转回去了，这不是车轱辘转，循环论证了吗？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不解，我们自然也搞不清。但他们绕来绕去的讨论，让我触及到对文革内在矛盾的思考。现在当然知道了，那时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极左理论遮蔽了人们的视野，忽视了社会发展更深刻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才对我国社会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了一些认识。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路线斗争，要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要发展生产力。
大概是天高皇帝远，他们议论钦定的全国典型大寨。两个编辑都去访问过大寨，他们说，那个地方不是人呆的，一天到晚干活，老百姓没有自留地，没有自己的活动，什么都听大队干部的安排，累得受不了还不敢埋怨；说那些山头搬家，是解放军放炮炸平的，要花多少人力多少钱啊？我们听得口瞪目呆，全国的楷模大寨居然是这样？将信将疑。这时才1971年初，他们的议论已经涉及了大寨运动中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如大寨干部的个人专断、大寨农民缺乏个人权利、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树起来的“先进典型”门面等问题，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违背民心的错误做法终究是纸包不住火的。
两个编辑还喜欢谈论历史人物。一回他们议论起列宁的家庭生活，说列宁没有后代，与克鲁普斯卡亚生不出孩子，为什么？一定是列宁工作太累了，没劲了。惹得一起躺在炕上的我们这帮小伙子哈哈大笑，他们连忙呵斥我们：小孩子懂什么？瞎起哄！
可见，在那时的思想禁锢下，仍然还有活跃的思维，尤其他们还是处于社会主流的单位里，尽管是在边远地区的单位里；思想真的是禁锢不了的，也尽管有的议论显得粗俗。在那个时代革命领袖是被奉为神的，被神化的。但如果涉及到领袖的家庭生活，神就一定会还原成了人，人们就会自然地以常人的模式来看待领袖，这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终究躲不过去的一个软肋。后来看《马克思传》，讲马克思晚年时就被神化，但传记作者说，马克思在他家的保姆眼里，永远是个调皮的男孩儿，爱搞恶作剧的男孩儿，就是个普通人。这时我就会联想起那个在北大荒农场的土炕上听到的粗俗的笑话。这起码是摇晃了一下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迷信吧。
《兵团战士报》培训班后来的写稿、组稿、改稿、编辑，最后发表一些东西，说老实话，仍是死板、八股，逃不出当时的套话官话。还是在那荒村野店，姥姥不管，舅舅不打，思想活跃了不少，让我获得启迪，帮助我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谢谢那两位爱思考的编辑。
跟江青较了一回劲
1971年林彪曝光，天下哗然，我们远在北大荒的边陲莽原，也感到惊愕，诧异，茫然，糊涂，一脑门子荒唐、一脑门子官司，兀自发问：干什么吃的？那个副统帅，那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那个小红书不离手紧跟在后永远健康的人！接着就是学习，开会，开会，学习，声讨那个副统帅的滔天罪行，但还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文化革命，反修防修，打倒了刘少奇，打倒了邓*小平，一个教导我们“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怎么还是成了要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集团头子？
很可能全国人民中想不通这件事的人挺多的。1972年初，上海的《文汇报》上登了一篇江青的内部讲话，上海《文汇报》当时是”四人帮”的喉舌。那个讲话引用了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写给她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毛主席对林彪的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大谈政变表示不安和疑惑。江青接着举了一些例子说毛主席其实早就看出林彪是有问题的,是“深知其人”的。似乎是想安抚一下心存疑虑的众多老百姓，是想强调毛主席洞察一切的形象。
我当时在黑龙江兵团迎春机械厂的职工子弟学校工作，学校订有《文汇报》。看到了江青的那个讲话，我疑虑反而更多。看错人了就看错人了，搞什么文过饰非呢？提笔就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江青的观点，直接投稿到上海《文汇报》。
我主要从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反驳，并引用了毛主席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上一段讲话“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两个观点，而无大量事实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事实，才能认识问题。”我的结论是，宣传毛主席对林彪“深知其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认识论的规律；越说毛主席“洞察一切”，越不能解释让林彪当接班人的问题，只能引出更多的猜测和疑问；应该承认对林彪的认识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林彪事件的出现，更证明了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人。“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我还引用了这两句当时非常流行、表达了老百姓对林彪事件大为感慨的诗。
稿件寄出后，没有回音，也没什么事。一天教师组织学习，我发言谈了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实际上是复述了我那封信的一些观点。大家一片沉默。主持会议的教研组长纪增华老师赶紧宣布会议结束，并要求大家：今天会上说的不要出这个房门，说过就拉倒。纪老师是十万官兵建设北大荒的那一拨，反右时被划为“中右分子”， 有经验，有水平。文革后他离开北大荒，先到宁夏，后进北京，在一家知识分子媒体的大报社当了国内部主任，可见北大荒是藏龙卧虎之地。纪老师掩护了我一把。但捌的平方事件时，老夫聊发少年狂，纪老师还是忘了经验教训，又激动了一回，结果被免去官职。此是后话。
没过两天，和我经常一起打羽毛球的北京知青马进神秘地跟我说，哥们，你捅了什么漏子？兵团来人了，下星期厂里要批判你！马进的女友是上海知青，厂里的团干部，是她传的消息，吓得我过了个惴惴不安的星期天。下星期还是没有动静，我正纳闷，一天下午厂政治部刘云山主任把我找去，终于跟我谈话了。然而整个过程风平浪静，刘主任和我一对一坐着，和颜悦色地问了一些话。我压力顿减，把给《文汇报》投稿的事叙了一下。谈话最后给我个告诫是，以后做事要稳重，要三思而行。他告诉我，有时候想的不一定要写出来，要慎重。确实，那时候许多人已对文革产生疑虑，林彪摔死后“四人帮”继续掩盖文革的错误，更加引起大家的反感，只是没说出来罢了。文革后我和爱人考上大学，临走前，工厂的工会主席王海亭和夫人汤师傅（我所在学校的工宣队员）特意请我俩吃饭，说是很赞赏我敢于抻头反驳江青。王师傅特意从佳木斯弄来了新鲜的大马哈鱼，煎炸蒸煮，摆了个全鱼宴，好吃极了，因为大马哈鱼新鲜的很少，大都是腌的，这顿家宴上说了些什么忘了，就记住了馋得直流哈拉子。
后来我知道，《文汇报》把我的稿件退给兵团政治部，政治部保卫处来人到我们厂，说是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组织大会批判。但刘云山说他调查了，这事是青年人写封信反映点看法，背后没有人指使，是个人所为，不是多人合谋，批评教育就行了。最后就没有组织批判会。刘云山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初期挨过批，关过牛棚。“四人帮”倒台后，开展过一个叫“说清楚”的运动，就是每个人要说清楚在文革中的表现。刘云山在全厂“说清楚”大会上点名表扬我，而对自己做了自我批评。其实刘云山是一个对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早有思考，很有胸怀、很有水平的老干部，从他跟我的谈话中我就感到，他对林彪事件也有自己的看法，是他顶住压力保护了一个青年，我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改革开放后，兵团迎春机械厂作为国营企业地处边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渐渐不能适应而衰败，一个曾经有上千员工的兵团第一大工业企业最后破产。刘云山较早时与许多老职工一起退休到河北大厂县养老。我曾去看望过刘云山老俩口，那时他已经腿脚不便了，他们这一辈人把青春和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北大荒，东北边陲的严寒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痛病根。老俩口的儿女不在身边，缺少照顾，他们住的房子不是集中供暖，需要老人自己烧火取暖。去年冬天因取暖不慎，竟煤气中毒双双不幸去世。此事令人扼腕叹息，叹息命运的不公，叹息改革开放的阳光对他们这些奉献多、索取少的这一辈人是否倾斜得少了点！
知青杂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