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知青”概念的厘析及分类
所谓“知青”即“知识青年”，确切说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今社会乃至学界，对有关知青及其相关概念的定义与关系常有混淆，须进行必要的厘析。
（一）知青与老三届、红卫兵
（1）知青－－是在中国大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世代。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有文化的青年，而是专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八十年代初的几达三十年时间中，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的特殊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到农村或边疆从事农、林、渔业生产的城镇户籍青年人（事实上是青少年）。虽然名义上称“知识青年”，其实往往是既欠知识，亦尚未成青年：按照规定（*的说法），下乡者是初中与高中的毕业生，但是那个年代，在学校学不到多少知识，即使高中毕业，知识程度也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就更不用说了，到后来，小学毕业生升不了学的也都要下乡了。因此，无知识的情形可想而知（通过坚持自学获得知识者另当别论）；而其中初中毕业以及未毕业或只有小学毕业者，年龄就只有十四五岁，事实上，未足十八岁下乡者占相当的比例。
免下乡者有几类：（1）直接分配工作，一般到工厂、服务行业。（2）当兵。这就需要有特殊背景，如父母辈是军人、高干等。（3）家庭困难、兄弟姊妹已经有人下乡。但这个条件最不保险，一旦“政治需要”（如出身不够红、遇上运动风口及高潮等）还是得下乡。（4）因病免下乡。后来也有人钻这个空子，装病逃避下乡。（5）具有优异的文艺体育才能，获对口单位招收；但这种安排并不普遍，不少有优异文体才能的人才是下乡后才获机会招选进对口单位的。如当代中国围棋界有“棋圣”之称的聂卫平（1952-），1969年插队北大荒[i]军垦农场，到1973年春，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才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由此开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聂卫平时代－－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十一场的惊人纪录。
知青是个体称谓亦是集体称谓，即可以指称曾经上山下乡的某个人，亦可指称上山下乡的这一世代人。换言之，知青不仅可以界定一个个体的特质，亦可界定一个世代的特质。事实上，后者的涵括性与凝聚力更强，前者往往不由自主依附于或趋归于后者，否则难以理解那些下乡才一二年的知青（如知青作家朱晓平与李杭育[ii]等）能有那么强烈的知青情结。这个特性应是来自于长年累月集体主义教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认同，群体意识潜移默化地统摄着个体意识。此外，“知青”本是个历史概念，但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习以为常地用此概念称呼有知青经历的人（照理说应称为“前知青”）。故此，本书亦“入乡随俗”地称这些“前知青”为“知青”。“知青作家”之类的称谓，也正是这种“误读”的结果。
（2）老三届－－指1966-1968年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大陆，入学那年称“级”、毕业那年称“届”。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或“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停课闹革命”，后来虽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无课可复。1966-1967年，正是文革最为紧张热闹的时期，六六、六七届根本没机会分配就业或升学，小学毕业生进不了中学。到了1968年，连着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压积在一起，小学、初、高中就校舍而言，也难以维持正常升学系列，大学已经停止招生，高中毕业生根本无升学机会，各行各业的生产也近乎停顿，初高中的毕业生就连分配工作的机会也没多少了。于是，基本上只剩下上山下乡一条路可以走。“老三届”也就别无选择地成了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峰期的主力军。
（3）红卫兵－－文革初期，各种学生组织蜂起，名称纷杂。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张承志与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宫小吉、陶正、高洪旭、宋柏林、袁东平等十七名学生在北京圆明园遗址讨论时局商量对策，由张承志提倡用“红卫兵”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意即*的红色卫兵，大家一致赞成。“红卫兵”的名号打出后，反应奇佳，仿效者日众，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组织最为“吃香”的名称。从1966年8月18日起，*连续八次在天安门检阅来自全国各地超过一千万的红卫兵。就在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戴上“红卫兵”袖章。于是就有了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插曲－－
毛问：“叫什么名字？”宋答：“我叫宋彬彬。”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答：“是。”毛说：“要武嘛！”
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红卫兵”也就名正言顺成为*的青年冲锋队。尽管如此，红卫兵毕竟只是自发组成的学生团体，始终没有统一组织，每个学校都有数量不等、名称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进入七十年代，红卫兵风光不再，但仍作为学生组织保留在初/高中，并曾一度欲取代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iii]。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取消各地的红卫兵组织。[iv]由上可见，并非全部老三届都是红卫兵，在同一时间段（1966-1968年），老三届的概念大于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到1978年方取消，在此之前，在校初高中学生大多隶属红卫兵组织（黑五类[v]子女及本人政治表现不佳者除外），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概念又大于知青。
（二）知青的分类及知青经费补贴“上山下乡”只是一个笼统地说法，事实上，知青的去向有好几种，按照大的去向也就可划分为如下几种不同类型的知青。
（1）下乡插队知青－－即散布各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这是知青世代中人数最多者。下乡插队知青虽然文革前就有，如侯隽[vi]，1964-65年间各地也有小规模下乡插队，但大规模下乡插队还是在文革。总的来说，下乡插队知青一般是以小组（几人到十几二十多人）为单位到生产队，组成知青集体户；也有几十个人一起到一个村子，组成类似青年队的集体大户。在集体户中，知青干活挣的工分所得归自己，口粮等实物收入则归集体户，共同生活，轮流做家务（包括照料集体户的自留菜地与家禽牲畜）。也有少数分散住到农民家庭，特别是早期下乡者或者同一集体户的知青同伴多数离开后所剩余者。
由于中国农村大多贫穷落后，所以下乡插队知青的生活一般都比较艰难困苦，问题也比较多，如打架、盗窃、抽烟、酗酒等。跟当地农民的关系有好的也有很不好的，有欺负农民的，也有被当地人（尤其是干部）欺负的；如在争取离开农村的问题上，下乡插队知青往往又被当地人所操控，女知青也往往因此而受凌辱。
出身自下乡插队知青的作家，虽然没有出身兵团知青的作家那么突出，但由于跟乡村、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有机会接触、浸濡、探索更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文革后新时期寻根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大多就是下乡插队知青作家所引领。具有颠覆性的后知青文学也大多出自下乡插队（尤其是后期下乡插队）的知青作家。
（2）兵团知青－－兵团即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及农建师），以农垦戍边为主要职责，属于准军事单位。有较为严格的征选标准[vii]，虽然没有徽章却能分发军服装备，少数人还能配备武器，在崇尚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年代，这对年轻人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力。1960年代初，上海等城市已组织青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到了文革，才有大规模城市知青奔赴各地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的集体化管理（包括生产、生活与思想）以及薪酬津贴、口粮配给、公费医疗等福利制度，使兵团知青的生活比插队知青优越许多。但在个人人身自由上，却远不及插队知青，如不能随时离开兵团外出，没有招工机会，基本上属于被动扎根势态。因此，到了后期，特别是某些地方（如云南）兵团转农场（准军事的光环消失）后，原本就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恶化，如打群架、与地方农民的冲突、知青中的生活贫困或颓废、干部欺负凌辱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等问题丛生。
或许是兵团群体生活的戏剧性及冲突性使然，有轰动效应的知青作品与有成就的知青作家（尤其是早期）大多出自兵团知青，如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
（3）农林场知青－－政府有组织地将初高中毕业生整批地安排到国营农林场，这样的知青则可称为农林场知青；有的农林业部门则将本系统学校的毕业生安置在本系统的农林场，亦可视为特殊的农林场知青。除了没有准军事的色彩与光环，农林场知青与兵团知青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兵团所在地大多在边疆，自然环境条件较为艰苦，一般的农林场分散在内地，自然环境条件相对要好些。然而，没有准军事的色彩与光环，在当时以及后来，却也往往使农林场知青不像兵团知青那么具有较为强烈的荣誉感及凝聚力。或许是如此，反映农林场（不包括由兵团转农林场）知青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
（4）回乡插队知青－－指城镇户籍的初高中毕业生，返回农村原籍插队落户，但不包括农业户籍的农村回乡知青[viii]。在招工、招生、征兵机会方面，回乡插队知青跟下乡插队知青相同。早年的知青典型之一邢燕子[ix]就是回乡插队知青（另两位典型侯隽是插队知青，董加耕[x]则是农村回乡知青），文革时期，回乡插队知青人数大大少于前述三类知青，主要原因是“集体主义”观念使然。然而，由于地缘及人缘关系，他们在招工、招生、征兵方面的机会，却相对比下乡插队知青要多些。
回乡插队知青基本上是落户到原籍农村的亲戚家中，或者是单独成户（除非同时几人一起回乡），因此就没有下乡插队知青集体户的生活体验，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显得比较单调平淡。或许也正因如此，日后知青文学创作中，极少看到回乡插队知青的身影。如散文家赵丽宏（1951-）是知青作家群中少见的回乡插队知青，但其大量的作品中，反映知青生活的却也不多。
（5）“干校知青”－－一些中央及地方机关的干部子女，被安置到父母所属的五七干校[xi]，被称为“干校知青”，似乎不属于国家政策统一规划，而是有关单位自行规划；后来有的“干校知青”转到生产建设兵团，也有招工离开的；在干校时期，不象其他知青那样有安置费等补贴，但文革后经过争取也获算工龄。
（6）“随户知青”－－文革前至六十年代末，不少地方动员城镇居民全户一起下放插队（包括回原籍），即所谓“成户下乡”[xii]。这些随家庭下乡青少年或可称为“随户知青”。这些青少年有原迁城镇和所在学校证明，经接收县知青办公室批准后，按下乡知识青年对待；但除了安置费少于下乡插队知青外（见下），招工、招生等，也往往被排挤在外。然文革后经落实政策，还是获得承认工龄。如下乡时不满十六周岁，在其农村自然成长满十六岁后，参加农业劳动，后经落实政策返城参加工作的，其工龄可从满十六周岁后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算起，与参加工作后的工龄合并计算。倘若是黑五类子女，在安置补贴以及招工、招生、征兵方面就无法获得与下乡知青同等待遇，不过文革后回城参加工作的工龄倒是按政策改正从回乡起计算的。
（7）关于知青经费补贴－－下乡插队知青，国家规定拨给安置费，主要用于修建住房，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乡青年的单程路费、行李运费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难补助。具体的费用，各地有所出入，大体情况如下：1973年前，单身下乡插队者平均安置费二百三十元至二百五十元（人民币，下同），成户下乡者一百三十元至一百五十元；1973年调整为单身下乡插队者平均四百八十元至五百元（1973年调整不见提成户下乡，大概那时成户下乡政策不再执行[xiii]），到内蒙古、新疆等牧区的，每人七百元。回乡插队知青投亲靠友者安置费平均五十元，独立成户者按照下乡插队知青计（平均四百八十元至五百元）。
安置费的开支范围（按五百元计）大致是：建房补助费二百三十元，生活补助费一百七十元，农具、家具、炊具补助费五十元，学习材料费十元，医药费十元，动员费三十元。到生产建设兵团和林农场插队安置费一般为四百元。插队（包括下乡与回乡）知青的口粮，在下乡第一季度由当地粮管部门供应，第二季度开始，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供应。食油，当季按居民标准供应，第二季度开始按农村标准供应。吃菜，由当地社、队分给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种菜。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等单位的知识青年，享受所在单位职工的粮油标准待遇。大多数知青（尤其是插队知青）在经济上是无法自立的，必须不同程度地依靠家人的支持。
--------------------------------------------------------------------------------[i]指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农民以及知识青年汇集于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垦殖，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与军垦农场（即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地）。
[ii]朱晓平（1952-），1968年12月下乡，1969年9月参军；李杭育（1957-），1974年下乡，1976年回城。二人下乡的时间很短，后来却写了大量知青小说，前者有“桑树坪”系列，后者有“葛川江”系列。
[iii]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提议，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王洪文亦已成为阶下囚，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的提议自然未能实现。
[iv]这里仅仅是就以红卫兵为名义的组织而言。事实上，文革初期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乃至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后）的红卫兵，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在自发组织的红卫兵中，又有“老”红卫兵和后来的红卫兵之分，在后来的红卫兵里还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造反派红卫兵从开始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是最后也被镇压。
[v]黑五类：在中共阶级划分政策下，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称为黑五类，在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被镇压、斗争的对象，平时则被监督改造与管制。黑五类的子女则长期备受排挤、歧视与打击。
[vi]侯隽（1943-），女，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安家落户，成为文革前知青的先进典型人物。
[vii]当时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城市知识青年必须经过政审，政治审查的标准一般为“本人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下列情况的中学毕业生，兵团不予接收：（1）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2）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3）直系亲属被镇压者；（4）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5）本人道德品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然而，具体执行时有所出入。如“华夏知青网”网友DDN称，在文革初期（1966年），他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征招工作组成员到上海征招支边青年，当时的情形与文革中生产建设兵团的招收标准不太相同。当时对家庭出身没有限制，什么出身都收。对本人表现基本没有限制，只要不是服刑人员就收。不符合招生要求的主要在以下几方面：（1）身体残缺或有严重疾病；（2）不是上海户口的；（3）年龄不属于青年的；（4）有正式工作的。还有个特别的情况是，当时要求招收的男女比例是50%对50%，以防将来找结婚对象比例失调。不过，征招工作组尽量多招点男的，因男女工资待遇一样，而男的较能干活，将来不易离开。然而上海方面拼命要多塞给女的，可能上海社会青年中的男女比例已经失调，女性多于男性。
[viii]按照社会及学界惯例，回乡知青不在“知青”讨论范围，因此本书在论述知青历史、尤其是文学史，亦基本上不涉及回乡知青如贾平凹、路遥、莫言等。
[ix]邢燕子（1940-）女，原名邢秀英，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邢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成为文革前最著名的知青先进典型。
[x]董加耕（1940-），原名董家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乡人。1961年高中毕业，放弃获保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机会而立志回乡务农，同时将名字改为董加耕。被誉为“新式农民”，成为文革前回乡知青先进典型。
[xi] 1966年5月7日，*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根据毛这个指示，自1968年起，全国各地办起大批干部学校，简称五七干校，以安排各级干部下放劳动。
[xii]事实上，*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就是出现在一篇有关城镇居民“成户下乡”报导的编者按语中。详见后文。
[xiii]如山东淄博市志（http://www.zibo.gov.cn/article_show2.asp?ArticleID=1392）载称，淄博市于1970年停止动员成户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