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埃森——走近德国(旅欧琐记之一)
受一家法国公司――我的客户――的邀请，九月二十八日，我登上经由新加坡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开始了为期15天的欧洲之旅。
一
飞机在子夜时分从新加坡樟宜机场升起，向南飞去。这是一个漫长的夜，从子夜到天明有整整12个小时之久。从座椅前的电视屏幕上我选了飞行状态图的频道，一直盯着自己所乘坐的飞机越过阿拉伯海。后来，舷窗外阳光微熹，紧接着白色的云雾却又遮住了一切。终于，飞机挣脱了白云的怀抱，从一片纯净的蓝色中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明亮的法兰克福机场让我的心情也明亮起来。据说这是欧洲最漂亮的机场之一。整个建筑几乎全是透明的，阳光从各个角度射进来，取代了各种各样的电灯。机场很大，但标识十分明显，我顺利地登上另一架飞机，并且在40分钟后抵达杜塞尔多夫，我的老朋友维光和他的妻子学文正站在出口处迎接我。
我此行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埃森，也是维光、学文伉俪目前定居的地方。他们二人原在国内研究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八十年代中期来德国学习深造，一直从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分量极重的文章问世。最近他们刚合作翻译并出版了《爱因斯坦语录》的中文本。
从杜塞尔多夫到埃森大约有半个小时的高速路要走。维光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德国的道路在世界上是数得着的。可我并不觉得。路不够宽，有的地方才有两条车道，路面似乎也不如国内的京昌高速那么平整，那么富有弹性。
倒是车窗外不时掠过的成片的黑森林让我惊异不已。绿树的梢头挂着秋天特有的红色、橘黄色和鹅黄色的叶子，美丽极了。看着它们你会觉得德国到处都是森林，这些森林又会使你觉得在北京或者上海一本正经地当作森林去游览的只不过是些苗圃。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树肆无忌惮地疯长着，占据着公路以外的一切地方，形成一道厚厚的屏障。森林中一定还有各种各样可爱的动物，因为公路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白底红边的三角形标记，上面画着一只形态生动的奔跑的鹿,提醒司机当心:这里可能会有动物来“过马路”，要“一慢二看三通过”。从外面看过去大森林里黑压压的，树与树之间几乎没有空隙，连阳光也照射不进。但它们就那样长着,遮天蔽日，仿佛世界是它们的。我后来和维光一起驾车出游时，趁他加油，稍稍踏入了一个近旁的林区，顿觉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森林中光线幽暗，但空气新鲜清爽，林间的青草、野花、枯叶、苔藓和潮湿的泥土散发出阵阵独特的清香，与空气中那股甘甜的气味混一起，扑鼻而来，沁人肺腑，令人想起那些关于女巫、精灵、小红帽和仙女的童话故事。
骑自行车在森林中漫游是德国人喜爱的休闲活动,我们沿途经常可以看到小汽车的顶部或者尾部载着两辆自行车。（图）
学文向我介绍说,德国森林覆盖面积占整个国土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森林都是没有经过人为破坏和采伐的原始森林，有人已经在媒体上提出树太多了，占据了人的地方。
二
和维光夫妇二人话到极晚，不知何时睡去，也不知何时又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迷迷瞪瞪摸到电话接听，才猛然想到已是身在异乡为异客，顿时清醒白醒地坐了起来。揽衣推枕，凭窗望去，润润的满眼绿色，一看便知下过雨。对面的小楼上，家家的窗台都摆着怒放的鲜花，蓝天衬映下的红色屋顶干干净净，纤尘未染。
埃森大约有60万人口，位于德国西部，鲁尔河与莱茵——黑尔讷运河之间,是举世闻名的鲁尔工业区的中部重镇。在行政上它隶属原来西德的北莱茵区，但是比该区首府杜塞尔多夫还大，在德国是排行第六位的城市，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和法兰克福。我叫它小城是因为它的面积只有200平方公里，看上去真的很小。
埃森是德国军火大王克鲁伯家族的摇篮。克鲁伯生产的大炮曾使俾斯麦在19世纪中叶先后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克鲁伯家族一直是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柱石，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因此埃森在过去又曾被称为“德国的兵工厂”。现在，这里设立有许多国际工业联合组织的办事处，如德国最大的产煤公司以及欧洲最大的电力公司等，每年还有许多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在这里举行。
维光和学文住的居民区全是五层的小楼，他们住在四楼，有三间房，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间工作室兼客房。房间很大，很敞亮，尤其设计聪明的是门和窗，密封好，隔音，有纵横两个开关方向，容易擦，没有国内高楼擦窗的那种种不便。据说已经有中国去的留学生将这种窗子的结构形式带回国内，生意前景很好，只是目前价格太高,还未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工作室中有一幅很大的爱因斯坦画像，老人那充满智慧的脸上挂着孩子般天真的微笑。起居室的两面墙都被书占据了，房间当中是几盆生气勃勃的绿色植物，其中大的一棵简直称得上是树，维光说不知是谁家淘汰的，被他捡了回来，居然就活了。
德国人对花卉和绿色植物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喜欢养花，也喜爱园艺，大约６０％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花园。园艺已经成为德国人一项不可或缺的日常劳动，既能美化环境、陶冶情操，又可以锻炼身体。有报道说德国人每年用于自家花园的消费约为１０４６马克，全国每年用在花卉和绿色植物方面的支出高达１３０亿马克，堪称这方面的世界冠军。为了给那棵捡回来的“树”换个大些的盆，我随维光去过城里的一家园艺商店，商店占地面积很大，经营各种品种的花卉——如：常春藤、玫瑰、龙树、桦树果、圣诞星、仙客来、菊花――和干花工艺品、草柳编制品、园艺工具等。有趣的是那些各种规格、颜色和形状的花盆，可以让人根据自己的喜爱自由选择，大的花盆下面还装有轮子，以便于搬动。顾客很多，不少人认真地在挑选园艺工具，铲子，剪子，浇灌用的机械，应有尽有。有这样热爱园艺的消费群体，难怪每年在这里举行的埃森国际花卉博览会都吸引了数百家参展商。
埃森的街道和其他德国城市一样,很清洁，而且每一幢楼房都有自己的风格(图)。楼区之间的道路上，铺着形状不规则的花岗岩石砖,走上去有些硌脚。这种路面在欧洲到处可见,给人以古老的感觉。后来在法国,听说当年巴黎公社街垒战的尾声就是橇起这些石块与梯也尔政府军浴血奋战?；1968年巴黎大学生效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也曾就地取材，用它对抗维持秩序的警察。
这条街是小城中最精彩的部分,说起来这很可能是全世界的第一条步行街。据资料记载,针对中世纪形成的商业街空间狭小、交通混乱状况,“无交通区(Traffic?Free?Zone)”概念是德国、丹麦、荷兰最早开始推行的,而埃森早在1922年就开始在“林贝克”大街(Limbecker?Street)禁止机动车通行,1930年更将其建为林荫大街,成为现代步行街的雏形。街的两侧汇集了各种风格的商店，是此地的购物中心，而实际上这里远比北京的王府井、巴黎的香榭丽舍要幽静美丽得多。街上没有那么多的人,树木成荫，旁边设有圆圈状的座椅，与其说是商业街倒不如说更象花园。成群的鸽子飞起又落下，各色的狗在主人的牵引下走来走去。或许,鸽子和狗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这座玻璃建筑物是著名的埃森市政厅，也是欧洲的一处名胜。它紧挨着地铁站的出入口和露天咖啡座，门前没有警卫（图）。
城内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交通从不拥挤，有公共汽(电)车、地铁、轻轨火车、火车供人自由选择。有轨电车丁丁当当地从市内穿过，有一种复古的情调。不要以为保留有轨电车是一种落后，它的轨道与地铁、市郊轻轨列车是衔接的，市民可以很容易地换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到达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德国人坐车靠自觉，车上不设专人查票，但一旦被查到逃票会予以重罚（一般罚60-80马克）。公共票价很贵，一张市内单程票就要3.4马克(什么车都可以坐，也可以任意坐多远，但是不能往回坐)。一张短程票2.1马克(只能坐两到三站)。凡是有人行横道的地方都设有红绿灯，但即使从没有人行道标识的地方过马路，也都是(汽)车让人，从来没有见过人躲车的情况。
城市的公用设施和服务系统充满了人文的体贴与关怀，这在我所到过的欧洲城市都大抵相同。例如，所有的停车场上都设有足够数量的残疾人车辆的停车位,其他车辆再没地方停,也不能占那些车位。同样每一座过街桥、每一个公共场所，也都有方便残疾车上下出入的无障碍通道。无论是在城区的环城马路（city?ring），还是城外的郊区公路（highway），交通标记都非常清晰醒目，只要你随时注意那些标记，绝少可能走错路（我这种方向感太差的人除外）。
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欧洲的超市。在国内的超市买东西，我们都曾经遇到过付款时排长队，而排到自己时却又因买的东西太多来不及往外拿拿出来又没地方放而手忙脚乱的尴尬。而欧洲的超市，收银台旁边是一个小小的传送带，你可以从容地把挑选好的商品放在自己面前的位置上，轮到你付款时，收银员会按动一个电纽，传送带就稳稳地把你的东西送到她面前了。也不用担心你的东西和前面顾客的东西混在一起，传送带旁的凹槽里有专门的三角形短棒，拿一个横在你的东西前面，就是一条“楚河汉界”，绝对不会搞错！
火车站的设施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从埃森乘火车去巴黎时，我需要独自在科隆换车。拖着一个沉重的箱子，背着一台电脑，还有维光夫妇给我买的一大袋食品等,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一下一上，想想都很恐怖。但是到了科隆就发现，除了方便的步行通道，每个站台都有升降电梯，使拖着行李上下变得如履平地。给站台都安上电梯并不是奢华，说实在的欧洲的一些火车和地铁车站不仅不奢华而且显得简陋，许多粗大的管道裸露着，没有什么遮掩和装饰，但是方便，服务设施齐全，标记明显，这对于来去匆匆的过客来讲已经足够了。回国后不久两次去北京西客站，——一次下车一次接人——其中设计理念和文化的差距令人沉思。
三
除了设施的周到，更有许多软性的潜在的地方让人感到心里舒服。在我乘降飞机的几个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都有非常醒目而且随处可见的“I”字，那是“information”（问讯处）的标记，操熟练英语的工作人员随时会和蔼而准确地为你解答有关旅行的各种问题。在火车站买票，如果客人要求，站方会为你打出一张清楚的单子，你几点钟在哪个站台乘多少次车，到站后到哪个站台换乘多少次车，一目了然。总之哪次火车在哪个站台停车或者发车，都是事先确定而且告知的，不会出现在国内乘车或者接车时伸长了脖子等待站方通知，然后又慌慌张张去找站台的状况。?好的秩序对于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很必要，但秩序不是天然存在的。在欧洲看到超市购物车上的一个小装置，觉得很有趣。购物车是可以插排在一起的,这和国内一样。不同的是在每辆车的扶手上都有一个带锁的小金属链，和后车锁在一起，开锁的钥匙是一马克大小的圆形塑料片。顾客可以直接用一马克也可以用马克去换这种塑料片，插入锁孔，才能把车拉出来。问题在于用完车后必须要把车送回原处，和前车锁在一起，才能取回你的一马克或者用马克换来的塑料片。没有谁会为了少走几步路不把车送回去而放弃自己的马克。所以在欧洲国家，在超市购物看不到车子乱扔的现象。（当然这个办法在国内不见得可行，有那些到处乱抛的购物车，至少可以多一个工作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只不过这个人的工资还是出在消费者身上。）
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成为秩序的灵魂，而安全感则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守法的理念之上。在德国，交通规则甚至是比驾驶技术还要重要的课程而不是走过场。交通规则制定得很详尽，也很死板，和德国人的性格一样。十字路口右转弯也要等绿灯；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要先踩刹车看看左右方向有没有驰来的车辆；并线时不仅要打转向灯，看反光镜，还必须有一个回头的动作，确认可能的盲区内无车；在highway行车,如果有不懂规矩的车在距离过近时并线过来，宁可相撞也不可反向打轮，等等。行人在过马路时，即使没有车辆通过，也一定要等待下一个绿灯。这一点法国人的作法略有不同，他们“自觉”地把这条规则修改成这样：红灯亮时，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
长期生活在法律和制度下的人,守法和秩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默契。据说德国是全世界少数在高速路上不限车速的国家之一，但是路上的秩序基本井然（我说“基本”，是因为也会有交通事故发生）：当前面的车从反光镜中看到后面的车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说明后车的速度比自己快时，就会自觉地临时并线让路；道路分段维修，在修路的地段需要车辆并路行使时，原来两条车道上的车辆会很绅士地作齿轮运动，交替前进，看不到国内那种争先恐后的“英雄”。这两天我的一位小朋友从法国常驻回国，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变化，就是在乘车时一定要先系好安全带。这在欧洲人是一种普遍的习惯，即使是坐在后排座上。因为他们把法律视作对人对已都有利而无害的社会契约，既然有利，就没有必要不去遵守。联想起国内的一些司机，夏天嫌安全带箍在身上太热，总是要用一个金属夹子把它松松地别在身上，以蒙混交通警察的检查。其实，他们蒙骗的又是谁呢？
四
与国内那些挥金如土的有钱人相比，德国普通人的生活远谈不上奢华。中等家庭的月平均收入在3000－4000马克（税后），供房、养车就得2000马克上下。物价与国内不具有可比性。我在超市所见，芹菜7马克1公斤，茄子6马克1公斤，大白菜2马克1公斤，西红柿3.5马克1公斤。早上从面包房买新鲜的面包,2马克1个,新鲜的肉肠是4马克100克。但如果在超市买，能便宜一半。所以说和收入相比，吃饭所占的比例相当便宜，一个人每月有200－300马克满够?。在科隆?，维光的一位朋友曾请我在莱茵河畔著名的Haxen?House品尝了德式烧猪肘，很大的一个猪肘，加免费的配菜和面包，价格在22马克至29马克之间。回国后听说北京方庄也开了一家德式猪手店,每份的价格大约是人民币180元。除了技术因素，以原料和店租、人工而言绝对称得上是暴利。顺便提一句,Haxen?House的猪肘有一种作配菜的酸菜,味道和正宗东北酸菜毫无二致，只不过全用菜叶，而且切得很细。
临离开德国那天，正好是一家非常有名的电器连锁店的店庆十周年，在搞让利促销。我和维光想去买点便宜东西，发现里面人山人海，每个收银台前都排着上百人的长队，没有一、两个小时解决不了问题。看来，哪里都是愿意多花时间少花钱的人占多数，普天之下概莫能外。
但是这里的“穷人”也的确和国内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首先，人家没有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失业有社会救济，生病住院有保险。医院直接从保险公司划账，病人不用自己先掏腰包再满处追着谁去报销。孩子上学不用花钱，连中午饭都管了。90％以上的德国人都参加了法定保险，每月的保险费用占工资的11%，自己出一半,公司出一半。有这样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加上“先花后挣”、“贷款消费”的消费观念，决定了社会消费的方式和总体水平。而国内现在虽然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消费，如降低利率、放长假等，但老百姓就是攥紧钱包不花钱，关键就在于缺少一个能让人民放心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
如果说在国内把拥有私家汽车作为“富人”的标准之一，那么在德国就是看拥有什么牌子的车和车的新旧程度了。因为在德国，几乎没有家庭不拥有汽车，相当多的家庭拥有两辆以上的汽车。德国汽车，在其国内市场上占销售第一位的永远是大众。大众汽车厂是希特勒时代兴建的，当年希特勒对德国民众的承诺就是要每个家庭都有汽车。排第二的居然就是奔驰C型，每月能卖到10000辆上下。这种车在德国卖60000马克以上，当然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万公里的车，大约2000－3000马克就能买下来,再旧些的车可以化更少的钱,比如500-600马克；还有的甚至是奉送，因为处理垃圾是要交钱的。所以有人说欧洲人开着汽车去领救济，实乃不虚，和国内的人骑着自行车去领救济可作等量观。道路上的车型丰富，除运货的大型车外，既有新款的轿车或者充满怀旧情调的“老爷车”，也有经济实用的“皮卡”，神气的越野吉普，甚至举家出行的“房车”：车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装饰物，兴高采烈地去度假。不论哪种车型，在任何一条路上都有平等的“路权”，不存在歧视和限制。我很欣赏许多德国人（准确地说是许多欧洲人）开排气量在1立升左右的小型车,这在高速路和各城市都随处可见。小型车价格便宜，省能源少污染，易驾驶少占地，对中国尤为合适.可惜国内小车的生产、销售和行驶都受到限制，归根结底还是“官本位”的体制和观念在起作用。
五
据说，德国的劳动法对劳动者十分照顾。比如德国劳动法庭宣布，职工在工作时间可以为私人用途上网。除非雇主明文规定禁止，并且对违反规定的职工先期进行警告，否则不可以此为理由开处职工。雇员生病时，雇主不可以轻易地将其解聘，在半年之内要照常支付其工资。如果半年以后其人的病仍未痊愈，则由社会福利机构向其发放救济金。而社会救济金的发放水平并不亚于一个普通收入的人在纳税后的实际所得。所以有人说在德国，如果你不指望过豪华的生活，也不想劳累，那么最好是去领社会救济金。条件并不苛刻，只要有三次应聘均未被录用的记录便可。而这样的记录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在应聘时，如果老板问你是否学过电脑，你说“没有”（哪怕你是计算机专家），肯定就不会被录用了。事实上德国的失业率确实曾一度接近12%，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直到现在,全国的商店晚上至多开到8点，休息日绝对不开，谁开谁犯法。其中除了宗教因素,和德国人那种优哉悠哉的生活态度应该不无关系。
的确，德国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它的高福利来自高税收。德国的税率相当高，而且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实行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纳税比例越高。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人工作，如果他或她希望在纳税后的实际所得达到3000－4000马克，其工资就得在6000－7000马克。如果有两个人工作，则几乎要收入10000马克,才能到手3000－4000马克。所以相当一部分德国家庭宁可一个人在外工作，另一个人领社会救济补贴并在家做家务和带孩子。也有一些人宁可不工作而完全靠吃救济过活――因为他与其从事一份收入并不高的工作然后向政府纳税，倒不如领取救济而不必纳税，反倒比拿工资纳税后的实际收入更合算。这是欧洲各个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的一个悖论：高福利来自高税收，高税收来自高收入；高福利又使得人们不必一定去追求高收入，而不追求高收入的结果则是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下降。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保护了穷人也纵容了懒汉。由此我想到，政府（各国大抵相同）在制定出这样一种税收制度时应该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即认定人们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一定会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想方设法地少纳税。因而税收的目标被确定为效率和公平――具有同样收入水平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收；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应该缴纳不同的税收。这种价值判断实际上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假定的基本前提之上，即决策者对于纳税人的信息掌握是充分、完全的，纳税人的行为是确定的。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非对称信息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决策者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反之纳税人对决策者的政策、工作程序的掌握则往往是充分完全的，并且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随时调整自己的对策。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里对此作过非常详尽的分析。他们提出：提高某一收入档次的税率对纳税者来说，有两种可能的对策：一是增加工作时间,使自己的税后收入水准不变；一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使自己的收入和纳税比例下降。在道德颓废的今天，人们可能会更多地作第二种选择，其结果将使社会总福利下降，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亦不可能实现。因此，个人所得越高，税率越高的累进税制是不可取的。相反最优的所得税制度应当是单一税率制，即不管收入档次高低，对所有收入实行统一税率。不知北京市税务局的领导是读过二位教授的著作还是头疼于律师业逃税手段之高，之普遍，总之今年年初北京市率先将律师的所得税率改成单一税率时，曾令其他省市同行艳羡不已。
当然，维克里的非对称信息理论和米尔利斯模型是基于理论的分析，提出的是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远非无限地趋向于无穷大。在现实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在一个阶段内求助于社会救济，也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如吸毒者、酗酒者、婚姻失败的无家可归者和一些老年人等等――永远等待着社会救济，但是绝不会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内都依赖于社会救济。因为人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对社会责任、社会地位、声望、尊严和财富的追求，而社会救济不能给人以这些。德国对求职者的起码要求之一就是要有固定的住所（此外还要有可靠的担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已投保证明），贷款买房又要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休病假当然不会影响到维持一定水平的生存状况，但是你的病休记录将影响到你的下一次求职。所以，许多人肯定是在辛辛苦苦地劳动，以挣到更多的钱。比如德国的劳动法规定司机不可以在一天之内连续驾车超过6个小时,但是我去比利时和卢森堡所乘的旅行大巴，往返时间远远超出于此。据说，一旦行车记录被有关部门查出，就会有严厉的处罚。另外就是从星期五夜间到周日24点，载重车不得在高速公路行驶。而许多司机为了挣钱在违法行驶。运货单位对他们很苛刻，他们的辛苦是我们所难以想像的。有些从国内去的人对此深有体会，资本主义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一分钱，一分力，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他们开玩笑说如果社会主义是人间监狱，那资本主义则是人间地狱，比起来还是监狱生活让人向往。
六
埃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火车站的附近,竖着一块并不显眼的铜牌，上面记述着“从1939年到1943年，有1200余名犹太人从这里被押上了开往东欧的货车,这些人无一生还。”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还不是有这么多曾经居住在这座小城里的犹太人死了,而是下面的一段话：“在他们被押走的时候，街上秩序井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交通没有受到影响……”（图中闪标所示为铜牌,不远处那个赤膊坐在地下的人是一位乞讨者。）
另一个地方是这座水塔（图），现在早已被废弃不用了，但是它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1933年希特勒通过公民投票选举上台以后,他的纳粹党徒就是从这里集合出发，前去镇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寿命最短的一个民主国家――魏玛共和国，德国从此进入了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
我是在这里才第一次面对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纳粹”的含义?：它居然是“National?Sozialistisch”，即：“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是20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他屠杀了1500万以上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以及苏联的战俘和平民，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近2000万士兵和2000万妇女、儿童、老人的死亡。在人类历史上杀人之多能与他比肩的只有斯大林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就连纳粹刽子手、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都在刑前仰天长叹:"千年易逝,德国的罪业难消。"其中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居然是通过一套严格，而且刻板的民主程序被选举到领袖位置上去的！可见，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希特勒，但是当时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国家权力的宝座，这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更为可悲的是当时甚至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成为纳粹的帮凶。如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勒纳德、斯塔克，托马希克等。1933年秋天,有960个教授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教授这些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和其他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一起参与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约当（Jordan）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更有沙赫特这样为希特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以及被后世称作世界级大师的指挥家、音乐家卡拉扬。“这是一幕使德国知识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第三帝国的兴亡》）。?
也许，这一切对于经历过反胡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在他们看来纳粹专制之下知识分子做出这些选择都是无奈的,无可指责的。可是不要忘记,在希特勒的暴政下还有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哈伯尔、瓦尔堡这样的化学家都拒绝对其效忠，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而我们至今没有听到过多少真诚的忏悔，总是在自我原谅中一次次、一代代地放弃自己作为社会良知应尽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战胜国的强力和周边民主国家的影响使德国最终建立起了民主制度。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出访波兰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下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向波兰人民谢罪。这一惊世之举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赢得了波兰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1971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而我，是在德国走了一圈之后，才体会到勃兰特的那一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的右翼分子越来越活跃，排斥甚至杀害非日尔曼人的犯罪事件越来越多，媒体、知识界和政界都有他们的渗透，有德国官方的报道说新纳粹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武装。1997年德国知识界把全国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奖给了著名的“左派”作家瓦尔萨，而他则在获奖答谢辞上公开声称，要“忘记大屠杀，现在是德国人恢复正常的时候了”……?
二十世纪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桑塔亚那有一句名言，被《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作为题解写在了该书的扉页上：?“凡是忘掉过去的人，都注定要重蹈覆辙。”
本文参考书目：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
张维迎：《博奕论和信息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