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

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活动早在１９５５年就开始了。自从１９６２年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作。但是我认为文革前的运动与文革后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而且规模不能比。从１９５５到１９６６年下乡知青不到１５０万人。从１９６７到１９８０年大约有１６６０万人。因此研究这个题目要一分为二。至于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关系，这要看“文革“的定义。我认为严格来讲，文革是１９６９年４月份九大时毛 泽 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１９６８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１９６８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 泽 东通过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１９７８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７０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所以我认为这个运动在文革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觉得历史学家对官方的“文革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这个概念应该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要分清楚广义“文革“的两个阶段（群众积极参加的阶段和纯粹内部斗争的阶段），另一方面还要记得最深刻的历史转变不是在１９７６年发生而是在１９７８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的最繁荣时期是从１９６８到１９７７年，而且最多知青在乡下的一年就是１９７７年（见图一）。

应该重新评价的历史大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上是个史无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大社会实验，也是个表面上凭“自愿”申请的大规模集体流放。现在城市里五十到快六十岁的人（一般来说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半左右是当过知青，受过这个运动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可以模仿毛１９６８年著名的指示而说：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它接受中外专家的再评价，很有必要，也很有可能。虽然我们还缺少很多资料来做研究（有关政治决策的内部档案，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具体与真实的报告等），但是比起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外国专家对这个题目所做的第一波的研究，现在有很多新资料可作参考：有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大事典与统计数字（包括中央知青办的部分档案和当时知青办干部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有关资料），还有自８０年代末开始出版的省志及市志等。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完成了很认真的历史研究（刘小萌等），另一方面自从７０年代末，一种集体记忆已经在民间开始形成，先是在文学作品和回忆录里，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知青一代的比较有反思性的文本。　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引起争议而且有待大家再反思的问题，比方说怎么评价运动的动机和功过，以什么面目让这个运动留在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怎么评价知青这一代等。
　　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一些我认为比较值得议论的三个问题。
　

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

１，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和地方干部之中引起了很深的不满。虽然如此，这个政策还是持续到１９８０年。看起来，领导人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是比较重要的。有些动机是公开的，而且不断地被宣传，有些很少被提级，甚至还有一些连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很多学者认为最主要而且是有决定性的动机是城市就业问题。其他的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只有宣传作用的）动机。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从５０年代到１９８０年下乡政策的演变，我觉得应该分清两个不同的逻辑：一个是管家人（负责实际工作领导人）的逻辑，另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唯一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毛 泽 东）的逻辑。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逻辑的轻重就不同。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灾难以后，主要的动机就是减轻城市负担。但是６８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７年当知青大规模地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当时政府靠户口制度可以制止这次城乡人口大交流。文革开始的时候，毛强调要政治挂帅。从１９６０年开始，他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一代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年轻“知识份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们不要忘记毛 泽 东的权力是靠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是靠他对经济学的掌握。他越老就越担心他将来的历史地位。对他来说，改造新一代人是个重要的意图，把自己的伟大蓝图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上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与对毛政权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经济理性主义来理解毛 泽 东的中国。
　　当然，毛也需要管家人（及一般的官员）来执行下乡政策。他们双方是互相需要的。１９７３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给下乡运动新的活力，双方妥协。但是到毛 泽 东去世为止，这种妥协一直是很脆弱的，经常发生动摇。在激进派和务实派之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１９７８底，当管家人和他们的经济逻辑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的知青工作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问题，这项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乡知青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下乡运动很快就结束，而且一场“回城风”很快就把知青带回城市里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终结也有不同的看法。

２，社会抵制的效果
　　下乡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知青自己的不满情绪及各种形式的抵制。但是１９７８年以前，这种抵制只能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只有一个例外，就是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趁机回城闹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求批准他们回城，但是１９６７年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后，就不得不回乡下去。
　　１９７８年底，全国工作会议还未结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以情愿书，游行，罢 ?工及派代表到北京要求当局批准他们回城。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也公开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区的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地挤进火车打道回家。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称为“胜利大逃亡”。除了个别情况（主要是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城。美国学者　Stanley rosen在１９８１年出版有关广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书里，认为两个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知青的呼吁与反抗很相似。我认为虽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两个时期的情况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时候，政治环境对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为当时的极端理想主义，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很大，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们没法反抗当权者的意志。反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对知青很有利：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开始批评和改正文革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称为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运动发动的十年以后，对这个政策有抵制情绪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只是在乡和已经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约１５％的比例）。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执行前面提过的工作会议的决定。他们知道就业情况特别紧张，因为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出生高潮）正在达到就业年龄。但是当局没法抵抗回城的潮流。从１９７８年底到１９８０年初，大约６００万知青回城（这个高潮比十年前，即１９６８年底到１９７０年初大约５００万知青下乡的那一个高潮还要巨大）。
　　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崩溃有几个历史意义。第一，它表明在客观历史上，就业人口的变动没有决定这个运动的命运。反而，就业情况最紧张的时候，是大多数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顿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每年下乡知青的数目与达到就业年龄的城市人口比较起来，就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第二，如前面已经说了，大转变的一年不是１９７６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１９７８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发挥其经济活力。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很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１９６８年那样的不顾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所以可以说１９７０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 权运动的先驱。

３，知青一代是怎么样的一代？
　　按原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来看，除了１９６８年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秩序的短期目标达到了以外，这个运动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研究这个运动的一个特别的成果：知青那一代，我们也发现毛完全失败了。他的政策确是对整整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他们具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像陈佩华那样称他们为“毛的孩子们”。但毛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孩子，因为这一代没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也没有被改造成无私地为共产主义理想，或者是为毛 泽 东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反而，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过程中，这一代对毛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甚至开始持反叛的态度。毛还在的时候，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和１９７４年重阳节白云山事件与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毛死了以后，在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中，这一代就支持了反对文革和毛 泽 东“既定政策”的改革派。可以提很多例子来证明红卫兵及知青这一代与代表“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战略联盟”：“民主墙”的活动分子（多数属于这代人）在关键时刻，即１９７８年底的三中全会时，对改革派的帮助；年轻专家参加拟订与毛一向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包产到户政策）；还有知青作家参加“伤痕文学”，等等。这一代不只是在政治斗争中背叛了毛派，而且在思想价值方面叛离和超越了毛 泽 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及年轻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非正统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说这一代的自身经历对他们世界观的影响与毛最初的愿望大相径庭。李银河，属于这一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很清楚地概括了这一点。她说：“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从七十年代末到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有了丰富的表现。虽然64镇压和邓 小 ?? 平南巡以后，这种精神受到了很重的打击，但是它没有消失。最近几年，它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现就是这一代的一部分人为了建设和保存他们一代人的真实记忆而奋斗。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对当局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革那么敏感，但这个题目还是受到监督和控制。虽然允许出版了一些半官方的书和文章，官方不鼓励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运动的记忆只能是民间的。这一代人都同意要记忆他们的经历，但是在怎么记忆的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记忆：一个怀旧的记忆和一个批评的记忆。64镇压以后，官方批准（有时甚至是鼓励）了一些前知青举办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展览，出版回忆录和照片集，开“知青餐厅”或组织前知青集体旅行到当时接待他们的农村。这场九十年代的怀旧潮一方面是有点儿荒谬的，因为它是对“蹉跎岁月”的怀念（当时大部分知青尽量找办法回城），但另一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四五十岁的人怀念自己的青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比较刺激和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会有更加强烈的怀旧情绪。“蹉跎的激情岁月”（丁帆一篇文章的题目）能概括这一代对自己青春的自相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因九十年代的经济社会变化特别地快，似乎把他们年轻时候的世界和他们现在的知识和才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所以公开地怀念自己的青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肯定自身价值的手段。但是这种可以理解的怀念，对那些不肯掩盖“文革”黑暗面的人，显得太不真实也太容易被官方歪曲历史的宣传所利用。他们批评怀旧派的口号：“青春无悔”。双方就关于这个口号开启了激烈辩论。反对者提倡这一代不但要反省也要“忏悔”，甚至有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把“老三届”称为“丑陋的老三届”。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复杂。第一，老三届（即这一代的核心）在年轻的时候，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先是红卫兵，后是知青。当红卫兵的时候，他们经常害别人（虽然很多红卫兵也受过害），但是当知青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受害者（虽然有不少知青为了达到回城或得到别的好处的目的，而不惜害别人）。当然，他们现在宁愿回忆受苦的知青时代也不想回忆害人的红卫兵岁月。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相对来说，知青没有做太多“丑陋”的事情，哪怕只是因为没有机会做。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责任主要是谁的。鉴于毛 泽 东利用群众运动来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中国人民的统治方法，人们很难逃避参加毛和其他领袖为他们写好了的戏剧，也很难选择自己的角色：受害者、刽子手或者帮凶；而且还要经常交换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需要忏悔的人很多。但是有罪的人越多，他们要分担的罪责相对来说就越轻。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实在很小。我采访的一位知青告诉我，她的生产大队里的知青曾经抗拒当局把他们派到另一个地区的计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原来插队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被当作一群鸭子的感觉。当时的中国人真是被领袖当作一群鸭子。这个情况淡化了做真正的人的责任感和自尊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丑陋的老三届”这个称呼就显得太刻苦和太绝对。反而，“丑陋的毛 泽 东”比较适合。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人不需要忏悔自己当时的盲从和帮凶的行为，而只是想对历史责任有个比较公平的判断。
　　对“毛的孩子们“，“失落的一代”这个称呼似乎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失去了不少东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能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失落的一代”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有一部分人失去了结婚成家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他们也可以说是“被牺牲的一代”，因为他们当时的“偶像”为了自己的权力欲和过时的理念，将他们当作祭品送上了圣坛。但是这个残酷的经历让这一代人受到启发。至少他们现在不肯再失去他们经历的记忆和对这段历史反省的权利。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假如又失去了记忆，这一代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
 

附图：被下放及还在知青数目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