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先生的论说
上星期六，偶然从电视里瞧见了《世纪大讲堂》，这一期是甘阳先生主讲，题目好像是《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听完他的演讲便惹出些兴趣，次日一早又看了重播，兴趣就更浓了些。听了甘阳先生的激情演说，也想发些议论。总的感觉是：甘阳先生说“思想解放”，基调却不在思想，倒是陷入“惟生产力论”里去了，颇多政论，却不见“思想”该在哪里“解放”，反倒是嗅得出颇多收敛。隐约感觉此番演讲似乎跟去年他的一篇文字有些相像，翻出去年甘先生的文章来读，那文章题目叫做《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大致与此次演讲相通。
因为演讲无文字稿可准确引述，姑且引用《中国道路》里的文字准确介绍甘先生的论点：“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甘先生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就令人费解了，倘若没有参照物，你怎么确认发展速度高还是低呢？如果没有毛时代给中国造成的相对停滞，后三十年的高速度必然大打折扣！甘先生强调的“挨饿”与“基本解决了‘挨饿’”之间就是对立的，倘若没有毛时代的“挨饿”何以体现邓时代“温饱”之“巨大成就”呢？甘先生介绍世界银行行长所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毛先生一意孤行一方面残酷掠夺农民用所谓“剪刀差”堆砌中国那点工业，另一方面全盘照搬苏俄集体化教条，严重禁锢了农业生产力，全体农民基本都成赤贫。以我插队的河南固始县为例，此地历代皆为河南粮仓，农民基本衣食无忧。1959年冬季“信阳事件”饿殍盈野，我插队的姜庙生产队，206口人饿死113口，活下来只有93口。1975年本人参加了本队部分社员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是否出门乞讨。老社员们议论着祖祖辈辈从未走过的这条羞耻之路，现在没办法了，不要脸也得去乞讨，否则根本无法维持哪怕半饥半饱的生活。一个世代丰饶的县份，结果成为国家级贫困县，直至2005年尚未“脱帽”。若无老毛倒行逆施造就举国赤贫，中国有那么巨大的脱贫成就么？
我们还知道，1956年－1973年，日本进入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工业增长率则平均达13.6％。这个奇迹并不亚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倘若拿1945年8月的状况作为基数，增长率还要高许多。二战结束时，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都被耗费和破坏掉了。战后第一年即1946年，日本的主要生产指标均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工业技术水平比美国落后了30年，劳动生产率比英、法等国也低得多。这十年的恢复期，已经使日本经济恢复并超越了战前水平，在此基础上获得如此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至少证明甘先生所谓“前无古人”只是一种臆断。1950－1973年被称为“黄金时代”，仅以经合与发展组织16国的统计数据，其年均增长率为此前3倍还多；1987年联合国发表的著名的“布兰特伦报告”指出：一百年来人类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0多倍，而其中80％是1950年以后取得的。李锐先生有考证：“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量的4.7％，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1/4，1985年更下降到1/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368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毛氏倒行逆施使中国错失了二战后人类最为飞速发展的最佳时机，即甘先生所谓前30年，那时段，就连极端贫困落后的韩国、台湾都跨入“四小龙”的行列（台湾1970年人均GDP尚低于苏丹），中国人却过着不折不扣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倘若没有“前三十年”作为参照物，改革开放是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成就的。
甘先生称：“‘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恐怕说反了，毛致力造成的是“共同贫穷”，所谓“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社会，没完没了的“运动”恰是在刻意破坏“和谐社会”之形成。毛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是好斗的。”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鄙人就是！”他还有一段著名语录：“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也算“和谐社会”之“核心追求”？至于甘先生津津乐道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更是法外施治的精神内核，摧毁社会和谐之利器，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号令之下，中国大地上演了无数人间惨剧，乃至于胡耀邦改革开放以后忙碌数年也没能整明白“平反冤假错案”，而社会整体道德沦丧至今还在困扰这个国家。既然甘教授连这样简单的是非都不能区分，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整个立论基础。
现在的问题不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而是对它缺乏否定。倘若不否定那三十年，你改革开放干什么？“照过去方针办”就是了。之所以现在“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正是因为老邓没魄力否定老毛那一套，唯恐因此丧失了所继承遗产的合法性，这样就给那些遗老遗少捏了把柄，有恃无恐地为毛氏“还乡团”造势。其实，即便让这些毛氏遗类嚷嚷并不可怕，是非自在人心，不信你就去农村废除承包责任田恢复“三级所有”试试，看那些农民会不会揍扁你？甘阳先生听见蝼蛄叫便呼吁农夫别种庄稼，貌似公允其实是为“蝼蛄叫”使劲的。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展不过只是否定老毛的一项政策而已，否定一项前进一步，困难之处仅仅在于还得保留那些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政策，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没消息。
甘先生演说中有一个论断：毛泽东走自己的路没错，他并且辩说1949年以后毛先生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之类。我想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应该对历史有最起码的尊重，凭着臆断便海阔天空，会得出完全不真实的结论。1949年毛在其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公开宣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自己就否定了甘阳的说道。他给共和国定下的国策就是“一边倒”，毛称：“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可见，在毛先生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走自己的路”这类鸟叫，中国人压根儿没有主心骨，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譬如“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斯大林二战后给各仆从国提供的模式，老毛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投怀送抱跪迎斯大林的旨意，比东欧国家更积极地奉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也叫“走自己的路”？
甘阳还说，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是跟苏联彻底决裂，这使中国完全彻底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大意）。这论断简直莫名其妙！不是别人，正是毛本人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使全世界视中国为苏联的“仆从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是响彻老毛统治的中国的口号，不知多少人――例如顾准――仅仅因为冒犯了“苏联专家”便被打入另册！自打始皇帝以降，中国何时有过如此屈辱的时代？即便元、清两朝，入主中原的蒙、满两族亦是以中华文化为正统的，再没有哪位皇帝像毛先生那般狠批中华文化，恭迎外国（其实只是苏俄）文化的。甲午战败，英国人李提摩太起草中英结盟密约，谓之此举可使中国受到大英帝国保护，不再受到日本欺辱。李鸿章嗤之以鼻，称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外国的“临时保护国”！可老毛立国之初便跑到苏联呆了两个月（原计划呆三个月），除了流亡政要，近世没有哪个独立主权国家元首在别人屋檐下缩着脖子晾上两个月的，乞回来一纸不平等的“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原稿为“合作互助条约”，毛争得“同盟”二字便得意洋洋到处吹嘘“请了个好帮手”。一句话，中国的国格尊严，没有毛“一边倒”时受辱更甚的。等到赫鲁晓夫们抛弃了斯大林，毛跟苏联翻脸，为的还是要继承和发扬斯大林主义，结果是使中国陷入包括文革在内一连串的灾难。本质些说，不是毛跟苏联决裂，而是苏联跟自己的传统决裂了，毛决心继续走那条被苏联人扬弃了的旧路，自诩为“新的里程碑”，到甘先生嘴里居然成“最伟大的贡献”了！滑稽。
所谓“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解脱毛泽东造就的精神枷锁，而且，要解脱的只是那些官僚以及御用文人，老百姓的精神上并无多少枷锁的。试想，老百姓早就对毛主席的“四人帮”忍无可忍，这才闹出“四五天安门事件”来，而高层还得费尽气力才勉强摆脱“两个凡是”；下过乡的甘阳一定知道，贫下中农们私下怀念“三自一包”是何等强烈，否则不会有小岗村那次壮举。可即便号称改革丰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保留下不准“包产到户”这个禁区。说句不好听的话，民众的思想开放得很，用不着谁来解放他们，只有来自官府的一个又一个禁令限制他们。需要“解放思想”的只是官僚们及那些迂腐文人，他们是毛遗产的既得利益者，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前30年彻底决裂，恢复民众本该拥有的人的权利。
甘阳的演说“幽了一默”，大意是中国学谁谁死：学苏联苏联解体了；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又解体了……。甘阳说他的朋友从中得出一个他也认为很重要的结论，即中国不能学别人只能走自己的路。我很纳闷，微观地说，难道世上真有哪个国家走的不是自己的路么？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所有国家都在走自己的路，甭说各大国都自行其是，北朝鲜恰是以走自己的路闻名于世，就连蕞尔小国不丹，走的也是自己的路，即便“走俄国人的路”也得自己去走。问题仅在于所走的路是否宜世宜国宜民，并不排斥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我们似乎也可以从甘阳先生所感兴趣的故事里解读出另一种结论：中国那些决定政策的人们很没眼水，专门寻那些该死的样板来学习，却不肯学那些健康向上死不了的经验。这就像民间广泛流传的“央视定律”，央视专选那些该死的东西来挺，却无法改变它们必死的命运，这才有“挺谁谁死”的现实。宏观地说，世上的路无非可归纳为两条，一条路通向自由、民主、宪政，归根结底就是主张人权；另一条路通向禁锢、专制、人治，归根结底就是漠视人权。中国根本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主张人权还是漠视人权才是选择的实质所在。五花八门绕来绕去的论述，说穿了不过要人相信中国人都是泥做的，淌不得人权那滩水，淌下去就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此而已。
甘阳演说的又一个主题是说毛的“大跃进”彻底摧毁了计划经济，这个话题在其旧文《中国道路》里有更详尽的表述：“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这个论断无论有哪些美国学者论述过，它都是牵强附会的。毛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宣布：“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我想，毛这段话足够明白，他如果听得见甘阳的论说肯定得气疯了。事实上中国实施的层级式计划经济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大跃进”时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下棋的就是毛本人。试问，“大跃进”时有哪一级、哪个官员敢违抗毛的旨意？倘若真的如甘阳所说的“基本摧毁”，至少“大跃进”直至文革这类举国荒唐不可能发生。试想，自周恩来往下，心知肚明的官员无计其数，谁敢说皇帝没穿衣服？就连彭德怀那样的高官，说了句那衣服不够漂亮便入了另册，妄言什么“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难道不是痴人说梦？
甘阳这个论断显然将计划管理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搅合成同一回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计划经济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说，并非有计划管理的经济就叫计划经济。计划管理可分为宏观计划管理和微观计划管理，任何现代社会及国民经济无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抑或社会主义经济，都包含宏观计划管理。如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日本、法国所制定的中期计划等都属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指导性宏观计划。只有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之类微观经济运行也实施计划管理，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
斯大林式中央计划体系是毛亲手搬回来的，大约在5年左右便强力实行了这一套体系。然而中国的计划管理水平很低，远不如苏联那样缜密、严谨，政府也无力承担所有企业亏损并“包下”从业人员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条件，毛采取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但无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还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村的人民公社，其经营管理都严密控制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地方计划严格服从中央计划，就连山沟里的小村庄也得按老毛指示吃食堂。毛氏中央计划连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生孩子都管起来了，斯大林也只能自叹弗如。即使如甘阳所称缺失了1968年的年度计划，也只是因为毛制造的动乱导致计划管理手段发生混乱而已，丝毫未能影响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限定了工农业发展模式，谁敢冒犯必受严惩，就连老社员在自留地里种点经济作物也会遭遇“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拔除。斯大林式中央计划体系的要素：生产资料公有；生产目标不为利润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生产依据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进行；价格由国家根据需要而非市场确定；收入分配与能力及贡献脱钩；强调低消费、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农民利益以满足城镇需求以促进工业发展等等。这些要素纹丝未动，谈何“基本摧毁”？
就连邓公的改革开放也谈不上什么“基本摧毁”，充其量只是网开一面罢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部分地放松了某些禁锢，计划经济仍旧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悬疑在于A：“初级阶段”是多久？B：“初级阶段”完成后是这个“主体”不复为主体还是“主体”囊括一切、“多种所有制”出局？谁都知道，30年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并不在于公有制，此前30年公有制一手遮天，国家、集体、个人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如今宪法隐去了“计划经济”之计划条件，准许“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而且自1993年起它们的利润即无须纳入国库，如此，巨大的不公便开始浮现：不仅本该全体国民享有的资源例如石油、电讯、电力等为各群体垄断盈利，就连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也为这些群体无偿占用盈利。计划松动之后，你不时就会瞧见“仔卖爷田不心疼”的报料，例如去年国企大钢铁企业竞相抬价，导致铁矿石大幅度飞升便是一例；又例如石油垄断企业，跟涨不跟跌，还大量吸纳财政补贴，纳税人的血汗钱源源不断流入他们的工资福利账户；更有高管年薪六千万之巨，洋洋自得称贡献大。只是现在市值大跌，却不见掏自家腰包填亏空的。网上见到权威统计数据：中国现在有亿万富豪3220人，高干子弟约占92%。这2932人大抵都混迹于金融、外贸、股票、开发等行业并控有大工程。案例举不胜举，权力与垄断性经营搅合在一起，特权利益集团迟早会把“和谐”吹到太平洋里去。对于这类既得利益而言，当然得把30年与60年融合起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毛主席的恩情是不能忘记的。
前面说甘教授陷入“惟生产力论”里，并非无所指。试想，老毛那个“大跃进”，最终导致三千六百万饿殍，在甘教授眼里竟然不值一提，还不说其他运动夺取的人命。我想，即使毛真的像老甘吹捧的有那么大成就，只要心底里对中国老百姓还有些许同情，那吹捧的激情也会凉许多的。甘教授理应知道，1932－1939年纳粹德国增长率超过80%，平均年增长率是大于10%的，比毛邓都牛。该不该也“客观”一点评价希特勒的“功绩”、算一算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与那十几年的关系？须知，人家当初还有世界领先的发明，例如高速公路，例如原子能技术，例如火箭乃至导弹技术，例如喷气式飞机。就连令我们激动万分的奥运火炬传递，那“知识产权”也是人家的。甘阳先生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想出个“儒家社会主义”的金点子，只不过这类“中国特色”只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拿到世界上决难推销，因为绝大多数外国的老百姓不如中国百姓觉悟高，毫无舍己利人的风格，断不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忍受得了如此“特色”的，他们鼠目寸光只知道守着“人权”二字不肯让利半分。
（2008.12.17毕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