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勋：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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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勋：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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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杨勋
１９６３年从农村搞起的“四清”，１９６４年延伸到了大学。北大被当作全国高等学校的四清试点，要先行一步。就在这年的冬天，来自全国的２００多名高级宣传文教官员齐集北大校园，开始了“四清”大会战，正式名义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副队长有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 社教工作队进驻北大后，北大的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由于工作队员都是大干部，又是运动试点单位，他们的活动声势很大。工作队布置运动一般都在办公楼召开干部会。这种会我都参加。记得有一次大会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张盘石同志分析运动形势和布置工作，声调严肃，布置周密，给人的感觉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下令攻打冬宫一样。根据张盘石的布置，在那天全校揭发问题已达到高潮，应当立即转入夺权阶段。 经济系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单位。派来的工作组阵容强大，共有七人，为首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叶方，成员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陆维特、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蔡复生等，联络员有中宣部的阮铭、北京市委大学部的李开鼎等。他们不仅资格老职务高，而且一副派头很大的样子。这些高级干部开会时不像教师们那样随便，他们端坐在会议桌两旁，散发着一种说不清的威严气氛。他们当时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他们在开会时，桌前同时摆放着几副明煌煌金闪闪的高级眼镜，而且都以很权威的口气讲话，那架势使从未出过校门的“三门干部”们大开眼界。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也许是一批包青天式的大人物，真要在北大大战一场，北大真要新生了。 由于有了反右倾的挫折和锻炼，我也能发现学校和系的不少问题。党员干部们一般都出身不好，胆子小，没有自己的政治头脑，上边布置什么就紧跟照办。三年困难那几年由于吃不上饭，人们情绪低落，系里、班里出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除了１９５９级学生那种政治问题外，还有不少生活作风道德品质问题，如偷盗和男女关系等。相比之下，我倒是显得干净纯洁，只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政治是非，于是更加强了自信心。从情感上我是一向厌恶那些男盗女娼粗俗勾当的，所以觉得能借这次四清运动把这些问题清一清也很有必要。抱着这种态度，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和系的四清，主动靠近工作队，积极反映情况，成了名副其实的社教积极分子，不顾正在吃奶的孩子，不管家，又去闹革命了。 四清运动中很讲阶级成分和出身历史。出身好的人明显得势。在经济系我和严庆珍比较亲近。严的父亲也是抗日时期的八路军干部，她本人解放后参加工作，后来由工农速成中学而上大学。我和她同龄，经历接近，很谈得来。四清开始后，我和严都是积极分子，我们一起去拜访工作组的同志，特别是对老资格的蔡复生，从心眼里信任佩服，把工作队的人当作前辈叔叔伯伯相待，幻想工作队能让北大回到人民手中，实际上接受了北大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提法。 工作队进校后积极组织阶级队伍，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把揭发出的问题“梳辫子”归类上纲，很快就将矛盾升级了。如经济系揭发的问题有：政经教师鲁达曾攻击刘少奇因在七大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而上台；有的党员干部变成小偷；有的学生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有人因恋爱持刀行凶，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系总支领导软弱无力，界限不清，甚至对犯错误的人纵容包庇，因为那些出问题的人一般原来都是领导的红人。假如他们不是红人，他们就不敢那样猖狂大胆地做坏事。以上这些问题，中层干部早有了解，但并未把它当成严重问题，工作队进校后很快就把这些问题当成阶级斗争动向狠抓不放，而且把问题整理归类，梳成了“６条辫子”，最后把北大说成是“资产阶级大染缸”、“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等。于是，号召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推广桃园经验起来夺权，就是夺原来领导班子的权。这样，矛盾激化了，队伍很快分化了。总支书记龚理嘉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再满脸堆笑地配合工作队了。有的干部一看总支不行了，就更积极地配合工作队深入揭发问题。在积极分子中，有的人在一夜之间也变得激进起来，紧跟工作队无限上纲。但这时我却跟不上了，我不习惯人云亦云稀里糊涂地跟着跑，也从未想过自己去夺党总支的权！ １９６５年２月，传达了毛泽东的“２３条”。社教工作队的高干们一反常态，立即改变了无限上纲、全面夺权的口气，将已揭发的问题一风吹了。他们不仅不再提夺权的口号，而且甩开积极分子在四院楼上的会议室里跟原来的党政干部联欢，准备告别了。他们已奉命立即撤离北大。后来才知道，这是高举刘少奇“后１０条”的中宣部工作队和高举毛泽东“２３条”的北京市委在党的最高层短兵相接了。当时，北大是北京市委彭真的地盘，不买中宣部的账，刘少奇顶不住毛泽东，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２３条”的矛头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突然的转变中，我作为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从心底感到失落，莫名其妙，一种被利用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当初上“纲”时，我跟不上；现在下“纲”时，我又下不来。面对系里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不顾事实地大转弯，我愣了，真想哭！坦白地说，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得失，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去夺权。我这个人太自由主义，是当不了官、掌不了权的。我只为这么多高智能者的盲从行为而难过！ 在那几天，我对大学里的高智者们，对当权的党内高干们，都彻底绝望了。在那天的日记中我写道：“我曾全心地信任别人，信任党，崇拜别人，但是，现在看来我只能相信自己了，今后不能再去崇拜别人，要努力塑造自己。”后来这些想法被“文革”中的笔杆子翻出来，当作个人野心家杨勋的反党言论来批判。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５年１月的那几天，我心中的自我的确大大地强化了。那年我３２岁半，党龄也十七年了。我集中全部智力思考：我遇到的这些本质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这样不假思索的紧跟权势？后来，我才清楚，“２３条”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取代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领导北大“四清”了。这时，我开始明白我心中神圣的党原来并不是坚如磐石般的统一，而且权力集中在中央上层，中下层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只不过是斗争的工具。他们如若不愿做这金字塔式权力机器的螺丝钉，就只有受苦受难了。 １９６５年“五一”节前夕，浩浩荡荡开进北大的社教工作队悄悄地撤走了。彭真决定利用暑假把北大的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在位于北京市委附近正义路的国际饭店进行整风，把四清试点搞乱的队伍严加整顿，重新统一起来。参加这次整风会议的有学校和各系的干部及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济系除了系里原来的党政干部，就是几个积极分子骨干，其中主要成员是李志远、王茂湘和我。有的人不是国际饭店会议的固定成员，不住在会上，只是临时到会。这时，全校的社教积极分子代表人物就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聂是河南人，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妹妹。１９６１年她通过聂真找了陆平从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调来北大，先任经济系副主任，后因同总支书龚理嘉矛盾调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在哲学系她还是不满足，借崇敬鲁迅发牢骚，说鲁迅在北大只不过是一个讲师而不是教授，公然把自己同鲁迅先生相提并论，引起人们反感。四清开始后，她想借四清之机向党委夺权。 在国际饭店会上，原来的干部以党委书记陆平为代表，他们得到市委大学部的宋硕、彭佩云等人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由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在国际饭店整风会上列席的还有邓拓同志。彭真在动员大会上说：“要根据‘２３条’的精神，要一个系一个系地整，直到思想组织都统一在党的原则上。”彭真宣布，不管是什么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统一了的就回校，统一不了的留在国际饭店继续整，直到统一为止。会上的一切费用由市委承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当时的气势，绝不亚于张盘石工作队进校。彭真一向自称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记得１９５６年我刚到北大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大学生毕业分配动员会上听过彭真的报告，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次会上，彭真要求大学生们服从国家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说工人农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就要为工农服务，回到工农中去。假如谁不服从分配，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关在黑屋子里过一星期，不给吃的，看他服从不服从？针对个别拒绝去边远地区扬言要自杀的学生，他高声说：“我成全你，给你条绳子，你可以去天安门上吊！”。就在那次会上，彭真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宣布他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说：“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北京打烂了，只要我当市长，一定会重新建设一个新北京！” 对于彭真整治北大的意图，当时我不可能理解，但是从会上的气氛看，我感觉到，这是一场不寻常的恶战。不论是大会小会，斗争双方都很硬，每天都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但我不明白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国际饭店会上，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一般成员，本来可以是旁观席上的观众的，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我的中立地位很快就稳不住了。虽然我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干部政策问题并不感兴趣（如李志远一再重复的“该提拔的没提拔，不该提拔的提拔了”之类），对已揭发的问题上“纲”下“纲”，我也跟不上。概括地说，当时我对双方都不信服。但是，从个人经历和我的思想感情上，我还是倾向于以李志远为首的解放区来的一派，对龚理嘉等人因形势有利而飞扬跋扈的样子很看不惯，对李志远、王茂湘等人受压制排挤，有些同情。于是，我就基本上成了积极分子这一派了，而且我的情绪变得很激昂，唱着抗战时期的歌曲，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这样，经济系的几十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死去活来地斗了半年，直到９月开学后才回校。这时，别的系，特别是一些理科系，早就回校了，有的只呆了半个月，问题就解决了。国庆节前后，只有哲学系仍然留在饭店继续斗，轮流主持会的是陆平和彭佩云，被整的一方主角是聂元梓。在一次会上，我看到坐在台前的彭佩云和聂元梓，表情都很强硬。 从国际饭店回校不久，我就被派到朝阳区高碑店人民公社参加农村的“四清”了。哲学系的人直到１１月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们打到北京城下，才从国际饭店撤出来。这时，彭真已经顾不上北大了。这时，彭真这位不可一世的北京土地爷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扫帚，也不得不后退了。哲学系在国际饭店的斗争，前后持续了８个多月时间，埋下了北大文革的种子。聂元梓从此走进了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的左派行列，走向了全中国，走进了中国现代史，也同我们这些不买她账的“左派战友”结下了不解之怨。 高碑店四清工作队是由北大师生和朝阳区各机关工厂调集的干部混合编队组成的，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是国棉三厂的工会主席万云同志。万云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干部，年龄比我大几岁，人很朴实随和，说话直快，我们在一起处的很好，什么都说。万云从１９６４年就调出来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１９６４年同北大历史系教师郝斌、学生李讷等一起在顺义农村四清。她同我讲了李讷任性，江青无原则保护她的宝贝女儿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云是个办事认真，待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又敢于负责任的人。李讷被西方记者称为共产党中国的红色公主，她任性起来，谁敢管？万云则不管你是谁，该管的就管，不怕得罪人！万云是山东人，是万里的妹妹，我对那里的老乡太熟悉了，就是那种作风。 在小花园队四清，前后约有半年时间。正当我们在农村全心参加四清时，聂元梓却为了逃避下乡，也为了寻求政治保护，跟一位叫吴溉之的高级老干部结婚了。据说，吴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老资格党员干部，部长级别。跟这种人一结婚，似乎“社教”中的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了。这消息传到高碑店公社，在乡下的北大社教积极分子们无不目瞪口呆，原来还把她当作正确方向的代表，想不到她竟然这样背叛大家，拿原则和婚姻做交易，溜之大吉，真是太卑鄙了。此后，聂元梓的各种丑事被传了个底朝天，连她在哈尔滨同被划为右派的丈夫打离婚以及在北大８公寓作风不正派被保姆发现等等，都传了出来。至于她揭发北大存在的问题，想夺党委书记大权，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总之，此人不仅政治上投机取巧，一心往上爬，而且道德作风败坏，是一个少有的坏女人。得知这些情况，真叫人哭笑不得，不少积极分子好像挨了一闷棍，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当年她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时，曾有不少的追随者。北大社教开始后，也有人同她私人关系很密切。聂是３８式老干部，又做过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有一付高官派头，很能唬一般人。记得１９６２年她刚来北大经济系时穿着白色凉皮鞋、绿色绣花真丝衬衫，真像一个很阔气的有资格的大干部啊！当时经济系有的人曾经忙着帮她搬家，迁户口，办杂事。从人民大学调来的邹鲁风校长的秘书盛皿还跑前跑后处处照顾她。有人可能真以为她是一颗即将跃上北大天空的新星了。曾几何时，剥去伪装后竟是这样一个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池浅王八多”，在北大这个大校园里居然什么鸟都有啊！ 在经济系，除了少数不了解底细和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多数正派人都鄙视聂元梓这个人，认为她既不象教师，也不象知识分子干部。她当经济系副主任从不讲课，处处摆谱，叫人伺候。住在朗润园八公寓时，她家的保姆喊她少奶奶，她居然答应。这种人哪里像一个党员干部！ 在经济系里社教积极分子中，有的人是追随聂元梓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贫农出身的王茂湘，他们常同哲学系聂等一伙人串连，但是经济系的大多数人不买聂的账，其中为首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志远。李志远是抗战干部，１９５６年从中央党校调来北大。李原来是中学语文教师，上人民大学后精心研究《资本论》。来北大后讲授《资本论》并编出了《资本论》第一卷讲义。他讲课效果极好，深得广大师生好评。李还是经济系党总支委员，很受群众拥护，在党内外相当有威信。李志远对聂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使聂感到很不自在。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我是倾向李志远的，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很信服他的观点和为人，只是他从个人立场出发多次批评党总支的干部政策（“该提拔的不提拔”），给我留下不太好的印象，所以对他的追随也是有保留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上午，正当我们在小花园街上来来往往照常走动时，广播喇叭里突然播放出了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学报”。顿时，北大的人们像炸了锅一样乱成一团。随后，就听说５月２５日聂等贴出大字报后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然后又被欢呼，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６月３日我们被学校的专车接回了燕园，莫明其妙地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回到学校，扑面而来的是一片胜利欢呼，我又愣了。这使我觉得奇怪，又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那完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部署，是中央权力最上层斗争的结果。在那影响全中国人命运的变革时刻，北大的秀才们像木偶戏中的小木人一样，被隐藏在幕后的牵线人拉动着乱蹦、乱跳，好像成了不可一世的英雄。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可怜的傀儡。原来，聂元梓等７人的“５．２５大字报”是奉了康生（通过他的夫人曹轶欧）的旨意，由聂牵头组织哲学系教师们写的。执笔人是哲学系教师杨克明。因为由聂牵头“挂帅”，于是就成了聂的大字报。“５．２５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直指国际饭店会议后党中央围绕文革问题的斗争，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毛主席—江青的声音。大字报５月２５日在北大校园贴出来，当然遭到北大党委和干部们的围攻。聂元梓等由于背后有通天后台，对陆平方面的围攻自然是巍然不动，胸有成竹，而且暗暗高兴。由于康生的运筹策划，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通栏标题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顿时，“聂元梓解放了”，康生也解放了。于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北大燕园里点起，在全中国燃烧起来了。 聂元梓解放了，北大国际饭店会上跟聂元梓一起反对陆平党委的人们也解放了。北大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们立即都成了革命左派。陆平等成了反革命黑帮，十恶不赦的“走资派”。就这样，全校和各系各单位很快就分成了“保皇”和“革命”的两大派，主要的划线标准可能就是对聂元梓和“５．２５大字报”的态度。也不知谁定的，经济系里五大左派的为首者是王茂湘，另外的几位是李志远、杨勋、矫作羽、杨娴。看得出，经济系的左派除我之外都是以王茂湘为中心的一伙人。我当左派的根据，可能一是在国际饭店会上态度鲜明；二是出身好作风正在群众中有威信。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后，北大的左派战友们神气活现，相互祝贺，一派胜利者的气势。在美丽的校园里，左派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黑帮们却正遭到灭顶之灾。面对这种局面，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因为不再挨整受压了，另一方面是为学校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担心，对得势的聂、孙、王等人从心底里不敢赞同，不能设想他们上台掌权后北大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很活跃，经常同哲学系的左派们接触，事事紧跟聂元梓。聂也利用她过去在经济系的影响，重新组织自己的班底。经济系一些头脑机灵的人纷纷投靠王茂湘，多数人犹豫观望。我从内心对这种造反夺权人物反感，警告他们不要把文革当作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对待。但王茂湘的确是拿土地改革的经验来理解文革，他非常关注文革胜利果实的分配，并以自己为中心划线，精心地网罗自己的支持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几位的担心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有充分根据的。我熟悉这类人胜过那些“老北大”、“老燕京”，深知这些人敢想敢干的革命劲头，因而担心他们一朝权在手，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北大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不可收拾。我不敢紧跟这些得势的左派，也不赞同原来的当权者，于是行动上又成了孤家寡人、软弱无力的单干户。当然，我内心还是非常自信的。我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只是不擅长于组织串连，形不成什么实际力量罢了。我常为此苦恼，也为此庆幸。庆幸自己永远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孤立个人。那些了解我的人说我总是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讥笑杨勋像是一个从月球上来的人。我对此并不甘心，但也无力改变自己那不切实际的形象。因此，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说是早已命中注定，无可避免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混在左派队伍中。经济系左派头目王茂湘很快就发现我不是他的同党，但我又不是无足轻重可以随便甩开的一个人。在那种火热的斗争环境中，各人的政治倾向和行事态度都无法掩饰，大大小小的是非尖锐而迅速地测量着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人格和政治判断能力。我跟王茂湘等人的分歧很快就在学校系里暴露无遗，并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这可能就是全中国文革中最早出现的两派斗争。北大经济系成了文革中派性产生的策源地。 王茂湘，１９５９年从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到北大，同他一起来北大的有他的同班同学杨娴。他们与肖灼基都属于那年研究生班的毕业生。王是贫农出身，这在当时是一块金字招牌，特别是在北大这种“五大子弟”占优势的单位，贫苦出身更是难能可贵。在文革初期大讲阶级成分，唯成分论盛行的时候，贫农出身的党员教师还是很有号召力的。王同聂原来都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事，国际饭店会上又同一派，“５．２５大字报”被肯定后，王同哲学系的左派们更加来往密切。当时北大的革命大旗掌握在哲学系的左派手中。哲学系历来就有“小北大”之称，这时更不可一世了，简直成了北大的国际警察，谁也不敢惹。王紧跟聂，又是经济系的五大左派之一，没过几天王就被一些人拥为经济系的首席左派了。 在王的周围集合了一批自称苦大仇深的人，如巫宁耕等。他们支持学生们的极左行动，如在校园里给黑帮挂牌拔草游斗，去燕东园抄赵乃抟老先生的家，剪了老先生的胡子，砸碎了老先生６０大寿时范长江为他在景德镇特制的瓷相。我对此深恶痛绝，坚决制止，引起王等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一得势就要求权和利。有一个晚上，王号召大家去城里夺权，他用烟台腔调大声说：“快去，快去，再晚了就只剩下海淀了。”王等人还许愿给教师和干部分房子。他认为左派们应当享受文革的胜利果实。我对聂、孙、王的这一套很反感，而且在公开场合有所流露，很快经济系就有一批人组成了反对王茂湘的３２１１１战斗队，把杨勋当领袖了。３２１１１战斗队的骨干有严庆珍、辛守良、徐雅民、晏志杰、陈为民等。因为我从不进行组织串连，也不参加他们的战斗队的活动，所以被他们称为精神领袖。随后，肖灼基、杨娴也加入了王茂湘一派。就这样，经济系的左派队伍分化成了对立的两派。 随着教师队伍的分派，各年级的学生们也纷纷分为两派。支持杨勋的学生一般的思想很活跃，他们成立了“红色尖刀连”；支持王的一派比较听话，大多是学生干部，他们的组织叫“延安兵团”。这两派在各种是非问题上都尖锐对立，凡是这一派拥护的那一派必定反对，先是在下面争论，后来就开辩论会，写大字报。两边的笔杆子都很硬，出谋划策的也是高手，由于停课闹革命，能言善辩的人才都有机会充分地出来表演。聂、孙、王一派认为自己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坚定左派，而对立的一派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出身历史也好，根本不买对方的账。 在经济系，跟聂对立一派的旗手是李志远。他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写大字报，分析陆平党委的必然失败。大字报的质量很高，得到不少师生的支持。晏智杰在两派辩论会上击败肖灼基，一份分析文革形势的大字报竟长达２００张，那气势，那内容也是高水平了。就这样，很快就在全校掀起了反对聂、孙、王的声势。 在这种激烈的争论和组织分化中，我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我虽然没有加入哪个战斗队，也未接收学生们送来的“红卫兵”袖章，但旗帜鲜明地写大字报批判文革初期的张承先工作组，加上出身好和老左派的名声，在师生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不在校内串连，不追随哲学系的聂孙左派，而且对他们随便干涉各系的运动表示抵制，在群众访问时曾把他们称为“北大的国际宪兵”，在经济系颇得人心，加上那种不畏权势、无所顾忌的气势，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本系，甚至在外系也得到对聂元梓不满者的同情和支持。就这样，没过几天，一派反聂势力形成了。支持我的这批人，在赶工作组问题上一般表现左，在“６．１８”事件上又表现右。他们自以为有头脑，能独立思考，善于判断，所以不听信聂元梓这位“钦定”左派的话。聂对此十分恼火，于是６月底在东操场的一次集会上，竟然骂这批不听她话的学生是右派。那天我正在台下，听到聂的讲话极为反感。第二天就写了《我们和王茂湘等人的分歧》那张大字报，将聂元梓的问题公开端出来了。 关心政治是非的北大人，不放过任何信息来源。中文系的学生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打听聂的底细，又公布了“走访杨勋”的大字报。一时间，杨勋的名字响彻校园。经济系成了重要的信息源。就这样，聂元梓大左派的神奇灵光开始破灭了。自那以后，我同聂、孙、王的对立公开化，我成了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彻底拔除而后快。 对我来说，我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做出这一选择的。我的为人我的性格都不允许我同她那种人同流合污。我的党性和良心告诉我，决不能面对这种坏人保持沉默。我深知，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她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左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都是这样宣传的。对此，熟知内情的人个个哑口无言。这时我必须像个英雄那样站出来仗义直言。我之所以那样坚定不移无所畏惧，是因为我认定：讲真话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对党和人民最起码的忠诚，决不能昧着良心听任坏人欺骗党中央，欺骗群众，胡作非为。 七月中旬，正当北大校园里的争论热火朝天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大员们接连不断地来北大。有一天中午，我从１６楼回佟府，路上看见江青正走在燕南园的围墙里。她头上带着绿色军帽，上身穿着宽袖白衬衫，清秀高雅，满面笑容，很像我心目中的领袖人物。 ７月２５和２６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又两次来北大，主持全校辩论会，声势浩大，震动全校。 ７月２５日晚饭后，各系各单位整队进入东操场，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来主持这全校的万人辩论会。大约九点钟，大人物们先后出场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等，站满了东操场的主席台。康生在台上用山东腔调讲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他说：“６月１日毛主席肯定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聂元梓解放了，我们也解放了，因为我们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私下得知康生还说过：“聂元梓是王八蛋也得支持。”这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要支持这种坏人？”很不理解为什么明知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当时我真担心毛主席被骗了！当我亲耳听到康生这么坚决地支持聂的声音时，就像口里咬着一根木头，知觉麻木了，顿时傻了。 江青在那晚的表演是出乎一切人意外的。那天她穿着米黄色的高跟鞋，会开到中间时，她从主席台后排座位上突然气冲冲地走到主席台前，把正在讲话的康生推到一边，自己对着扩音器大声喊叫起来。她声嘶力竭地对着上万名师生说：“阶级斗争斗到我家里来了”，张韶华的妈妈张文秋是个政治骗子，她把大女儿嫁给了岸英，又把二女儿趁着岸青发病嫁给岸青。岸青根本不需要她们照顾。“我们根本不承认张韶华是我们的儿媳妇”。然后又大声说：“李讷是个好孩子，去年在顺义四清，是你们北大的郝斌和万云一起迫害她。”江青一边说一边哭，还说她身体不好，得了一种什么病，很痛苦，头发都掉光了。全场的人被她的这番反常的表演，惊得目瞪口呆。我当时也莫明其妙，没有联想到她是演员会做戏，也没有想到她可能神经不正常，只觉得在这场合她这样讲话不成体统，水平太低，影响不好。江青最后很恳切地对大家说：“毛主席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想了解运动中的情况，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中南海来反映，主席很想见同志们。”她最后还高呼：“同志们万岁！” ７月２５日的万人会开到很晚，最后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这次会就成了赶走工作组的大会。张承先工作组是北京市委在６月３日以后，根据刘邓指示派来的。当时毛主席点燃了文革大火后，故意去了南方，把北京的乱摊子留给刘邓。这样刘邓不管怎样都逃不脱他们预设的圈套：要管是镇压革命，不管则叫撒手不管。张承先工作组来北大推行的是刘邓路线，在“６．１８”事件中镇压了群众，成了运动的拌脚石，注定是要被撤除的。 ７月２５日夜里，北大师生对江青的讲话议论纷纷，后来听说各系因评论江青讲话被打成反革命的全校共有３０人左右。但是，谁也没有听信她的话，去找毛主席反映情况，只有我那二十岁的傻老弟杨炳章把江青的话当真了，第二天一大早就从他临时住的１９楼到佟府来找我。他约我进城去中南海找毛主席反映文革情况。我对他的这个主意开始非常冷谈，一是因为我有了１９５９年上书被批的教训，对毛主席也不是那样神往了；另外一个原因是“７．２５”万人大会上，江青留给人的印象不好，对她的话将信将疑，觉得毛主席是不会随便接见群众的。杨炳章当时年轻气盛，满腔热情一心要见毛主席，坚持要我陪他去。他说昨晚他在东操场是坐在哲学系的队伍里，还是在最前面。他高中时钻研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自称会相面，神秘地对我说：“你看出江青那表情吗？她同康生关系不正常，我们得建议毛主席：不能让她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我听了他的话很吃惊，但仔细想想江青当时的表情，她的言行，的确有点不正常，而且面对她那些胡言乱语，在场的人们谁也无法劝阻她。这很使人担心。当时心想：她是主席夫人，可能除了毛主席谁也管不了她。因为我从万云那里早就知道一些江青的脾气，对于她在北大的表演就特别的敏感，真怕她惹出乱子来。认为真要出问题，还得直接反映给毛主席啊！ 杨炳章带上了他早已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反映运动情况的校园大字报手抄件，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直接交给毛主席。江青既然说毛主席想见革命群众，还是可能见到的。我被他说服了，同意跟他一起进城去中南海找毛主席。我们从佟府出发，先到了中关园一公寓李志远家。我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李志远，然后就满怀信心地离开了他家。李志远的儿子李为群送我们出大门并预祝我们成功。 大约９点钟左右，我们到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我们去文革接待站。在文革接待站我们填写了登记表就去吃早点了。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接待站，只见一个中年干部迎面走来招呼我们快上车，一边说：“你们登了记怎么不在这里等着，到处乱跑什么？快上车，首长要接见你们。”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叫到我们，于是立即上了他的车，也不问去哪里。我和杨炳章坐在小轿车的后面，带我们的那位中年干部坐在前面司机旁的位子上。我们谁也不说话，车子从长安街往回开，最后开到了三里河——钓鱼台国宾馆，进了那园子往右边方向走，最后在一幢别墅楼前停下了。 陪我们的那位中年干部把我们领到一个会客室的门口。他让杨炳章在门外的椅子上等着，叫我进去见首长。一进门只见江青坐在一个红沙发上等我们，杨炳章不肯在外面等候，他坚持要进去。江青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问那青年人是谁，我说是一个学生，她就喊：“戚本禹，叫那大学生也进来。”我这才知道那中年干部就是戚本禹！江青很关心北大的情况，因为她当晚还要去北大主持全校大会！我向她谈了工作组的情况，６．１８的情况，她还说她是诸城人，我们是山东老乡！ 杨炳章迫不及待地要求见毛主席，江青说毛主席很忙，今天不能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她讲，她会转达毛主席。杨炳章无视江青，坚持要见毛主席，还说有些材料和信件要交给毛主席。江青说：“信和材料可以交她代转。”杨炳章不肯，还是坚持要亲自交给毛主席。最后，真有些僵了，江青的脸色变了，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吧！”杨炳章只好勉强地把他的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好象只有几行字，主要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说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等。 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信，只见他最后的署名是“杨勋、杨炳章（杨勋弟）”。我们把信留下就离开了钓鱼台，回了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出什么后果。 ７月２６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又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全校辩论会，而且是江青亲自主持。我没有进会场去，站在东操场南口附近的旁听人群中。宣布开会后，江青喊杨勋上台发言，我没有去，因为我了解的情况上午都反映了，没必要再上台讲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北大的人，特别是经济系的人，可能以为杨勋跟上面有什么联系，加上我接连不断地写了十几篇大字报（每周一篇）评述北大文革形势，无所保留地大胆发表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建议。于是，杨勋的影响很快在学校和系里传开了。 经济系教师们大多数都站在我一边。我写的大字报有不少是由我口述，别人记录，我最后过目，再由别人抄写张贴的。当时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力量。杜家芳帮着我记录过大字报，闵庆全先生帮我抄过大字报，樊弘老先生在大饭厅东墙上还帮我贴过大字报。当时反聂确有一股同仇敌忾的气势！他们是认为我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才那样支持我的。 ７月底北大文革筹委会成立，要求每系选出一名委员，经济系里选了我，技术物理系是邓朴方，历史系是吴惟能。全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是聂元梓。 ８月，毛接见红卫兵，我和吴惟能作为北大总指挥带队去了天安门。这时王茂湘一伙当然脑火，但是他们找不出我的毛病，两派的争论暂时僵持了一段。 ８月初毛主席给聂元梓写了“新北大”的题字，大幅的影印件就贴在大饭厅右边墙上，极为显赫。聂、孙、王他们精心利用这机会大肆活动。 ９月份校文革成立时，聂元梓在北大已形成一统天下，当了校文革主任，王成了经济系的文革委员取代了杨勋的地位。我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很失望，对这样的“革命”已经毫无热情了。这时我制止造反派打人抄家也无效了。校园里最热闹时，聂元梓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的五六万人。北大的夺权经验和整黑帮经验流传全国。但两派间的斗争依然不停，相互攻击不遗余力。从四院到学生商店的那条通道上，贴满了两派师生写的关于杨勋的大字报，这条通道当时被称为“杨勋走廊”，吸引了不少校内外的读者。 １１月初，“人民日报”抛出了“革命大串连”的号召，步行串连的风吹进了北大校园。满怀革命激情的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步行去井岗山，我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了。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上午，我在３７楼（经济系学生宿舍）门前把当月的６８元工资分给了整装待发的十几位学生。当见到有位叫曾军的四川籍贯一年级女生衣服单薄时，就从身上把一件母亲给我做的小羊皮袄子脱下来给她穿。后来才知道，这群学生并不全是经济系的，也有外系的，其中有技术物理系的邓朴方同班同学张景元。 送走了串连的学生们，我沿着“杨勋走廊”，从现在的三角地往四院走去，仔细地看着那些红红绿绿密密麻麻的两派师生写出的大字报，反对者和支持者的文字都使我感到吃惊。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样攻击我或吹捧我。我不敢赞同他们的观点，不能对他们关于我的想法的解释负责，更不能容忍他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胡编乱造。面对这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精心笔战，我只觉得心痛、悲哀，真是哭笑不得，心中一片混乱，对当前和以后的革命形势一片渺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真象圣经上说的，成了迷路的羔羊。 来来回回看完了这通道上的每篇大字报，然后回到１６楼，写下了最后一张大字报——《别了聂元梓》，就一个人踏着燕园的落叶，迎着寒冷的秋风，走出西校门，离开了北大，单身一人也去串连了。在这以前，支持我的学生们和青年教师们，曾几次约我跟他们一起去外地串连，都被我谢绝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红卫兵组织并一再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党组织已停止活动），不属于任何一个小派别。之所以孤身一人去串连，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要一个人走出学校，走出北京，亲自到全国各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心想：聂元梓既然热衷于在北大称王称霸，在北京当文革领袖，大家都走光，让她自己在这“空园子”里掌权就是了。 走出校门到全国串连的决心已定，但是到底要去哪里，心中并无既定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路线，甚至也没想过这串连要用多少时间？一切全然不定，走出去再说。反正停课闹革命，无人管了，坐火车汽车也不要钱了，走到哪算哪，大家都在乱跑乱窜，谁也没有明确目的，只听说这是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至于这文化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为何这样部署，谁也没有想明白，甚至根本就没想过。 怀着这种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情绪，孤身一人无精打彩地到了北京火车站，习惯地登上了北京至青岛的那列火车。我是山东人，３０多岁了，竟然没有去过青岛这座距离家乡只有几百里远的美丽的海滨城市，真是冤。这会儿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去看看。列车过了济南站，我忽然想到儿子赵蔚正跟姥姥在老家探望老姥姥。于是，灵机一动，决定在潍坊提前下车，回家领上小蔚一起去青岛，也让他看看大海。 小蔚当时１２岁，北大附小五年级学生，正是玩闹的年纪。听说要带他去青岛玩，高兴极了，当天就要走。 在青岛玩了三天后，我带小蔚搭火车到了南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和雨花台，给小蔚讲些孙中山的故事并教他唱总理遗嘱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从雨花台拾了一些象征烈士鲜血的殷红的石子——雨花石，给小蔚讲了不少先烈们不怕流血牺牲的故事。两天后，我们又满怀豪情地登上长江轮船逆水而上，到了武汉，在哪里参观了当年的国民革命政府旧址和八路军办事处。我作为向导，给小蔚讲解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三厅的故事。最后，我们又从武汉去了湖南长沙，参观向往已久的毛泽东故居、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桔子洲。每到一处，我们都尽量索取接待单位特制的纪念品，大多是一个书签，上面盖着纪念地的蓝色红色印章。 在长沙我跟小蔚分手，他一个人跟串连的队伍回了北京。我继续南下，先去了昆明，又到了重庆。在重庆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唤起了无限革命激情。离开重庆转往成都，最后取道桂林，于１２月２２日回到了北京。这一个多月总算把多年想去的地方走遍了，也算基本完成了一桩走遍中国大地的心愿。 一个多月的串连生活，紧张兴奋，劳累疲倦，真想安静下来好好休息一阵了，也很想念北京的母亲、弟弟、丈夫和两个儿子了。为了准备回家，我在成都给小冬买了几个柠檬果，用一个很精致的成都竹篮装好，小心提着上了火车。２２日中午时分兴冲冲地回到了佟府甲８号，一心想给小儿子一个惊喜。万万想不到，一进门，就被赵（履宽，杨勋丈夫——编者注）拦住了，说我不能在北大停留，要赶快走，北大正在抓人呐！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坚持不离开北大。小冬正在床上睡觉。我还没让他看看妈妈不远万里从中国大西南带回来的黄橙橙的柠檬果和小花篮，怎么就拔腿逃跑呢？我不相信北大聂无梓一伙人敢抓我。赵履宽对我说：“他们昨天已经把杨炳章抓走了，现在正等着你呐！”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出家门。我很勉强地跟在他后面，直接去了人民大学红三楼他的那间向阳的教师宿舍。 在红三楼，我一头睡下，醒不过来了，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被北大学生们带走。到人大来抓我的是王茂湘、聂元梓他们支持的红旗兵团一帮人，由经济系五年级学生支书宋文带队。 经济系五年级是１９６６年应届毕业生，面临毕业分配，因此观点保守，十分听话，事事紧跟领导。七八月间，两派斗争中他们走的很远，早就在等待时机整人了。１９６６年年底开始的反击“１２月黑风”给他们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迅速行动起来，大打出手。在经济系，聂王一伙的首要目标就是杨勋。他们扬言，不除掉杨勋永无宁日。但是除掉杨勋必须有过硬的罪名，而杨勋一条像样的辫子都没有，这使他们无从下手。正在这时，杨炳章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据说，１２月２０日晚在大饭厅批斗中文系学生“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纸条。主持者打开一看，原来是杨勋弟弟杨炳章传上来的。于是群起而攻，当即把杨炳章当作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晚关在学生宿舍，第二天又扭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抓到杨炳章后，他们立即到十九楼杨炳章的住处抄家搜查，抄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胡乱写着一篇“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的文字。于是，他们认定杨炳章反中央文革罪证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无疑了。这样，杨勋的包庇反革命罪也就板上钉钉了。于是，聂王宋一伙无所顾忌地利用反击“１２月黑风”乱抓人的机会连夜来抓杨勋，气焰极为嚣张。 深夜，宋文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叫开了人大红一楼我们的宿舍门，不等我穿好衣服就命令我下楼上他们停在楼下的小汽车，并宣布：“你被捕了。”我问他们有何凭据，他们不理我，把我推上车。我看清了他们的绑架行为，就不再问什么，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汽车径直往城里方向开去，车上的几个人谁也不说话，一路鸦雀无声，好像双方都明白，早晚会有这么一场戏。 １２月下旬，北京天气已经冷了，由于时间急促，我离家时没有换衣服，只穿了一件毛衣和赵的一条咖啡色毛呢裤子。身上披着那一件生了葡萄胎后特制的蓝色棉布大衣。两手空空，一分钱也没有带，脸都没有来得及洗。汽车在城里转来转去，每到一处宋文就下来交涉，好像几处都不肯收我。后来到了天安门东侧的公安部大门，还是不收。最后到了宣武门附近的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大门口，汽车停下来，宋文进去办了手续，就把我留在那里了。 半步桥监狱是北京最早的一座监狱，据说是按日本式监狱建造的，太阳辐射型，各楼筒向四处伸展，中间的大厅里坐着看守人员。后来听说，这监狱已多年闲置不关犯人，１９６６年反击“１２月黑风”后刚开始启用。 在半步桥，接待我的是一名女预审员。她询问我的一般情况，我并不觉得她把我当犯人对待，但是监狱的气氛很是森严。面对这一切，我心中坦然镇定，并不害怕惊慌，心想：聂王们胆敢把我投入监牢，他们就必须承担迫害革命者的罪责。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收场。一种莫明其妙的英雄幻想在脑中浮起，而且暗笑：“我终于坐上自家政权的监牢了。”甚至天真地想：有机会领教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威力也很有意思，难得有一个锻炼革命意志的大好时机！ 监狱的预审员说话还算和气，一边带我走，一边对我说，这是一座临时看守所，主要是关押群众扭送来的工人和学生，说着就把我带到一条很长的东西向筒子里。那筒子两边是一间连一间的牢房，全是铁门。她在靠中间朝南的一间铁门前停下来，熟练地打开铁门，让我走进去并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号子”。然后将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像顺手关上一个大冰箱一样。这时，我才发现才感觉是真的进了监狱的牢房，心一下子缩紧了，就像被活埋在坟墓里一样。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牢房门口，脸朝着牢房的窗户。那窗户只有上面的三分之一可以见光亮，下面被挡得黑黑的。牢房里有一张半尺高的木板床铺，大概可以睡三四个人。床铺上有厚厚的新棉被。牢房门口右墙角有一只便桶，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面对着这空荡荡的黑牢房，我的心顿时冷了。一种绝望的情绪悠然而生。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是却不知要在这死牢里埋葬多久，在这里连时间都无法计算，只能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往墙上划道计时了。于是，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两脚瘫软在床铺上，一头扑进堆放在床上那些崭新的棉被里，两眼一直钉着天花板上用铁丝罩着的电灯泡，环顾着牢房的墙壁和铁门上的长方框，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心中喃喃地对自己说：“我有什么罪，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很快就看不清什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直到大概下午四点钟开晚饭时，看守打开门把我叫醒。后来得知，关在这临时看守所的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没有真正的犯人。他们都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扭送来的。不少人是因为两派斗争，被得势的一派送进来的。我就是聂元梓一派人以校文革的名义由“革命群众”扭送来的。这可能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群众专政”。用这种方式关监狱不需要任何逮捕或拘留手续。 第二天，看守拿来一张拘留证叫我签字。我问她：“为什么拘留我？”她说不知道。我不签字并对她说：“我没有犯罪，不应该拘留我，拘留我是非法的。”她说：“那就是说你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说：“是的，我拒绝签字。”于是她把拘留证拿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对我拘留的事。过了几天，预审员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因为两派斗争。你是北大校文革扭送来的，是临时关押。你们这类案子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才能解决。”两天后，我和杨炳章一起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在我之前已关押在这里，揪回去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也关在这个半步桥监牢里。 批斗会在大饭厅进行，是全校规模的。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罪行是炮打中央文革，为“虎山行”辩护并书写了反动文章“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那是乱写在私人笔记本上的一些文字，杨炳章被抓后，两派人抢着用５０张大字报纸把那篇“摘评”抄出来，贴在北大校园里。据说，那是当时被称为最反动最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他的那篇东西可能是说出了当时人们的心里话，所以很受北大人的称赞。有的教师至今还记着“摘评”的那些内容并能整段的背下来。我因当时不在学校，根本没见到那些文字，只听到后来被人引用批判的部分内容。 对于杨炳章的这些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聂王等人一口咬定说我是杨炳章的后台，说我支持他退学回北大，说我支持他在北大图书馆和外文阅览室阅读反动书刊，等等。拉我回北大大饭厅批斗时，没有定我的罪名，只是在批判者的发言中说杨勋窝藏并包庇反革命分子杨炳章。当时这就是我惟一的罪名。就这样，杨勋—杨炳章问题就在北京市第一监狱立案了，负责这两个人案子的是同一个专案组。 半步桥监狱的生活，开始几天并不太可怕，一日三餐，有时预审员还陪着这批学生“犯人”出来打球。学生们虽然被关，但还能在牢房里大喊大叫，可以相互喊话，高声唱歌。早上放茅和放风时还能传递信息。我第一次被拉回北大批斗后回到监狱，各号筒的“犯人”们还从窗户栏杆间伸出头来向我欢呼，表示慰问。有的还高喊“向杨勋老师学习”，“向杨勋同志致敬”。那时被关的多是干部子弟，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自己和监狱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把这批人当犯人对待。记得１２月２６日这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小犯人们仍然兴奋不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和歌声在各号筒里此起彼伏。不少学生高唱着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日夜想念毛泽东的歌词很是悲凄，也很感人，真像一群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鸟被关在笼中一样。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革命热情似乎是任何铁窗都关不住的。 我虽然被拉回去批斗了一整天，但心中一点畏惧都没有，反而更自信了。因为借助回学校挨批斗，我知道哲学系的孔繁、杨克明也被聂元梓抛出来了。杨克明是５．２５大字报的真正作者，聂元梓揪斗杨克明，不是愚蠢到顶了吗？在大饭厅同我一起被批斗的有十几名师生，足见我在师生中的影响。上台发言的，多是些出身历史不好，私心极重的人。他们列举我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我怎么会服气，怎么会惧怕呢？我只把面前的一切当做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 在监牢里刚开始那几天，我常穿上干净的蓝制服，坐在床边幻想着外面突然来人打开牢门把我当作英雄接回北大受到广大师生的欢呼。但是，等了若干天，牢门依然紧锁着，我也睡够了觉，又加上公安局内部夺权，致使我们由一日三餐改为两餐，伙食水平大降，我一个人闷在牢房里又冷又饿，于是情绪变得烦燥起来，苦闷和失望难以控制。再过若干天后，监狱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新换上的一批看守凶狠狠地骂人，牢房管制更严了，各号筒的人不准相互说话，小纸条也不能传递了，一日三餐的普通饭菜改成了每顿两个玉米窝头、一碗青菜汤，临时看守所变成真正的监狱了。被关的一些高干子女的威风也消退了。关在我对面的一个叫郑小明的中学生，（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遵守不了监狱规则，常在号子里喊叫，在窗户上乱爬、乱跳，看守员厉声训斥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监狱，不是你家！” 关押一个多月后，我从窗户里看到，那些大中学生们个个面黄肌瘦，又被剃了光头，放风时一个个都无精打采，一副很可怜的样子。杨炳章虽然表情乐观，笑哈哈的，但脸上已无血色，放风的时侯拖着鞋，提着裤子，很难看了。看守们一个个凶狠地在号筒道里走来走去。他们可以随时掀起我们牢门上的小布帘，从小窗户里看我们在牢房里的动静。我们却没有任何自由看外面。有几天连放风都停止了，每天晚上的新闻广播和白天的报纸也停了，每周里只能洗一次澡，显得非常恐怖。有人传说，我们这批人可能要拉到郊外处决，还传说谁谁被用肉刑等。那些日子，一连几夜，我都不能安睡。由于是单身一个人的牢房，无人说话，夜里又不能熄灯，更是恐怖难熬，真是有点受不了。这时，一切美丽幻想渐渐消失。 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１月底的一天，我一个人又被拉回学校批斗。那次批斗会是系级的，会场是二教东头的大教室。这次批斗会上发言的主要是原来支持过我的一些人，如晏志杰、王永治等。他们不仅通过发言交待揭发问题，还要以实际行动同我划清界线。这就需要动手，拳打脚踢，撕衣服，扯头发以表示愤怒。在那次批斗会上，为支持步行串连送给曾军的那件小羊皮袄，也被她摔还给了我。大半天的批斗，实际上是野蛮打斗之后，我已狼狈不堪，左手臂被扭的抬不起来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一撮，回到半步桥单身牢房，已是奄奄一息了。不仅无人欢呼，无人同情，无人过问，甚至自己的眼泪也流不出来了。在我眼前闪动着的是那些被逼着上台同我划清界线的教师和学生们。他们虽然不像我一样被关在牢里，但精神折磨的压力肯定是我难以想象的。他们在台上的表情是那样地难堪。我知道他们都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者，不会轻易改变观点，因而他们施于我的踢打和辱骂，我都不记恨。我惟一感到痛苦不安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灾祸。我甘愿这一切苦难由我一个人承担，而不要去折磨这些单纯善良的青年人。 在冰冷的牢房里，我幸运地穿上那件小皮袄，立即觉得后背上暖和起来，心中不断地思考着：指挥这一切的是什么人？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下一步还要怎么办？ 二月初的一天，我从报纸上读到一则北京高校两大派将要大联合的消息。聂这时已是北京“天派”的头目了。她的行踪常能在报纸上看到。根据上次批斗会上校系联合的信息，我猜想，聂元梓们要在全校大联合以后，争取北京市的革命派大联合了。为了庆祝这种大联合，聂可能还要批斗抵制她的反对派。为此，我还得准备挨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批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猜对了，更厉害的批斗很快就来了。这次批斗会的规模和残忍程度是我终生难忘的。所有的北大人也难以忘记。此后几十年人们还在述说那残酷的情景。 这次全校规模的为实现大联合举行的批斗会，大概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早饭后，审讯员突然告诉我，要回北大接受批斗，而且配了两名公安警察“保护”，还给我带了手铐。上午十点多钟，北大红卫兵分乘两辆蓬敞卡车把我押送回北大。沿路我看见校园里贴着“打倒孔杨”等大标语。押送的人先把我带到四院经济系阅览室。在那里由两名女生临时看守，等待批斗。我见其中一名女生是我教过的。我知道她是个很单纯的三年级学生，见她那副可怜的样子，就利用这机会对她说：“你们不要追随聂元梓，聂元梓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扒手，不会有好下场的。”她们怎能听得进这种劝告，大声训斥说：“你现在还敢胡说八道攻击左派，你敢把这些话写下来吗？”我说：“当然敢写。”我叫她们拿来纸和笔，我口说叫他们记录：“聂元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大扒手，绝不会有好下场”，然后由我签字。他们如获至宝，把那张纸飞快地送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当我被押送去大饭厅批斗会场时，哲学楼前已经把杨勋的上述最新的反动言论贴在墙上了，多么神速的效率啊！ 那次批斗大会极其隆重，在大饭厅东墙右上方的显著地位，赫然张贴着“北京大学革委会斗争反革命分子杨勋的通告”。全校园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杨勋的罪行材料。我看不清那通告是什么内容，只看那大标题那声势就知道它的分量了。大饭厅会场上的口号声震天响：“砸烂反革命分子杨勋的狗头”、“杨勋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等。我像赴刑场一样被押上了大饭厅主席台。发言者和主持批斗者满满地坐在台上，左边十几个陪斗的教师和学生站在最前面，排成一行。我的位置在台前右角。在斗争对象和每个陪斗者的身后都站着两名身强力壮的大学生，他们的任务是用力按住被斗者的头，叫他们老实低头弯腰。为了保持这姿势，他们有时还得将被斗者的手臂反拧在背后，这就是那时流行的“喷气式飞机”。这种姿势不仅是对被批斗人的残酷体罚，执行的人也很费力气，假如被斗者不老实，用力挣扎反抗，那用刑的人更是劳苦。因此，他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换另一组人，可能有几组人已事先排好顺序，轮流执行这苦差事。在经济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名军队干部子弟游晓光。此人出身好，个子高，力气大，学习不行，打砸抢抓抄却很勇敢，２．１５这一天，他是大显身手了。 批斗会开始后，大饭厅内外挤满了人，有各系整队入场的，也有站在四周围观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我站在台上，心中坦然冷静，一点惧怕都没有，完全不像第一次批斗会那样气愤和暴躁。此刻，我脑子里闪现着一幅幅革命英雄慷慨就义的画面，以临危不惧的目光冷冷地环视着会场上拥挤不堪的人群。真是把这批斗会场当成刑场了。我知道，关心我的人（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当时肯定都在场，只要他们听不到揭发出杨勋的新罪行或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丑闻坏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情感就很难改变。我在群众中的形象一向是透明的，因此非常自信。我明白，我必须在危难时刻挺住，决不让支持者们失望。 这次批斗会主犯只有我一个人，陪斗者一个个被拉上台，竟多达１１人。陪斗者有李志远、郭朝田等。有的学生是从外地专程抓回来参加这次陪斗的。他们整齐地在主席台上横排着，连同每人身后的两名看押者，整个台子上摆得满满的，好不威风！批斗会的主要内容是由事先指定的发言人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揭发批判杨勋的反革命罪行。这些发言人几乎全是经济系的师生，我仔细倾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但无一例外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和超级废话。当经济系教师傅骊元列举了杨勋大量反革命罪行最后以结论性的口气大声说：“杨勋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时，我实在忍无可忍，鼓足全身力气，挣开了红卫兵的按压，冲到傅先生面前大声向他喊到：“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就是你！”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揭露愣住了。为此，我自然要挨一顿红卫兵的拳打脚踢，然后更有力地把我按在地上。在那寒冷的冬季，一场批斗后，满身大汗淋漓，衣衫湿透，很可能不像人样了。 这次批判会进行了一整天，直到下午很晚时才结束。这一整天我没有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但是一点饥饿的感觉也没有，情绪依然高昂，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一样。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公安人员和全副武装的两卡车红卫兵护送着浩浩荡荡地出了南校门，返回半步桥。进了监狱的筒子，有气无力地走进了我的牢房，一头倒在床板上动弹不得，起不来了。可能是太累了，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也不知是否吃过晚饭，只记得自那以后我的左手臂就抬不起来了，整整疼了一个多月。这手臂一直到３０多年后的今天还经常疼痛。 那次批斗会后，聂在北大的形势更坏了。虽然在聂的高压下两派暂时统一了，形式上联合了，校文革的权力暂时巩固了。他们将那次批斗会的材料整理印发，学着毛泽东批胡风的格式，把杨勋的罪行也编成三批材料，北京大学校刊整版印出２０万份，还出了大字报专辑在全国散发。但是在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毕竟不能指望依靠高压强制手段长期维持统治。人心是不可无视的，反聂的力量很快又集结起来，而且由于聂的野心伸展到了北京市，很快就同谢富治发生了冲突。随之，校外的反对派同校内的反对派也相互联合起来，聂元梓们的日子并未因对内高压而安稳。聂王们对杨勋的批斗引起学校系广大群众的同情和不满。经济系师生徐雅民、陈为民、郭朝田等人不顾聂的高压，亲自出面去北京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杨勋，聂王害怕杨勋翻案，坚决抵制北京市公安局放人。经济系围绕杨勋问题辩论不止，成了聂王的一大心病，既放不了也打不死，终于成了经济系两派没完没了长期争斗的难题。 两派大联合后，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条件成熟了，聂想要当北京市革委会的头头，但她最后还是斗不过谢富治，只好接受谢当主任、自已当副主任的安排。权力斗争在新条件下继续进行着，而且步步升级，聂成了北京市这场斗争的焦点人物。在这种形势下，最痛苦不堪的是那些被锁在死牢里的人，公安局的两派人也因为忙于夺权几个月不过问被关押者的案情，铁牢房里的人只能在苦难中忍耐等待。这种等待最难熬，因为是遥遥无期的关押啊！ 四月初，监狱开始放人了。大学生中最早放走的是清华大学的李明清。李就被关在我楼上。我们曾用手绢从窗户上吊窝头给他吃。女牢房的人为李明清第一个放走而高兴，纷纷向他祝贺。谁也没有想到，他回学校后竟被红卫兵打伤扔在操场上活活冻死。李明清是大走资派李井泉的儿子，打伤后无人过问，在操场上一夜无人敢抢救，只能活活冻死。由于聂与谢富治冲突，而北京公安局是归谢富治管辖的，所以大概从３月底４月初，我在监狱的处境开始有所改善。我很少被提审，但这时预审员主动对我说：“你快回学校了。”那时，大家放风时传说，等北京革委会成立后就大批放人。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联动”的几十名学生全被放走了。听说，放他们的那天夜里，江青还专门接见了他们。接见时，这些红卫兵小将竟当着江青的面高唱毛主席纪念杨开慧烈士的那首诗词：“我失骄阳君失柳……”江青无可奈何，极为尴尬。 继释放“联动”之后，每日都有人放走，我却没有任何被释放的动静。牢房里没有书，没有笔和纸，有时也看不到报纸，单身一人，无人交谈，我实在闷极了，开始羡慕经常被提审的人，甚至羡慕被判刑的人。为了解闷，我开始用牙膏皮当铅笔，胡写乱编了几首诗歌并谱曲自己哼唱：“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北风呼呼吹，牢门紧紧锁。我有什么罪，为何受折磨？”我还写了一份２万多字的“家”史草稿。这些都在后来看守查房时被抄走了。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看守把我叫到大厅里，审讯员从桌上递给我一张相片，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小蔚和小冬，一个十三岁，一个三岁！我激动地望着他们那孤苦无望的表情和呆木的样子，眼里顿时流出泪水。在那一刻，心肠变得异样的柔软：我再也不想当英雄了，只想当一个普通的母亲。从那以后，每当在牢房里苦闷之极，就看儿子的相片，盼望有朝一日牢门打开，能跟他们重逢，再也不要跟他们分离。那种母子情在当时几乎成了我惟一的精神力量。 五月，天气热起来了。牢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天气转暖，我的感伤情绪也越加上升，监牢的日子变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难熬。最后，整个女牢房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每天上午看守带我一个人放风。他们让我在院子里活动，不再看管，也不再严格限制放风的时间。在极端苦闷的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还用捡来的玻璃片将筷子削成梭子，想试织网。后来实在无聊之极，就给看守们起外号，故意引逗他们叫骂，以此取乐。反正他们也不敢打我，体罚我。相比之下，那些出身不好或有各种问题的人则老实多了，他们不敢捣乱，只能在狱中苦熬。 转眼间，夏去秋来，放风时阵阵秋风吹动着我正在脱落的头发。院子里大片的黄花都蔫了，我的衣裳也显得特别的单薄，于是心里一阵阵地更感到凄凉，冷极了。这时全女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了。筒子里死一样的寂静，除了放风放茅开饭时开门，几乎一点声响都没有了。那种气氛真是太可怕、太难受了。那种难忍的滋味可能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才能想象，那是任何笔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述的。 正当我被难以忍受的孤独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一天夜里，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审讯员让我收拾东西，说要立即转移。我心中充满恐惧，不知这深更半夜到底要转向何处，深怕有什么不测之灾降到头上。女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我提着自己的小包，紧跟公安人员爬上了停在监狱大门外的大卡车，坐在车上的还有几个男学生。大卡车从宣武区陶然亭附近往北京的东北方向开，最后到了另一所监狱——北京第二监狱。后来知道那就是有名的功德林。由于半步桥监狱关的人已廖廖无几，只好把它关闭，剩下的几个人就转到第二监狱。其实，在半步桥就听学生们说过北京有多处监狱。他们还给这些监狱编了打油诗，什么“半步桥，半步桥——前后就差半步”，“功德林，功德林，功德无林”等等。据说，北京有名的监狱还有草岚子胡同、秦城等。那时草岚子专关刑事犯，秦城监狱则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听说秦城的伙食比我们好，经常吃小米粥，有的犯人还可以喝牛奶。胡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关在秦城。 功德林与半步桥建筑风格很不一样，各号筒像长廊一般，弯弯曲曲的连结着。监狱整个面积很大，房子也比较新，最重要的，这是一座真正的监狱，被关押者中有很重的犯人。白天从窗户缝里可以看见提审的犯人们来回都有持枪的警察押送，有的还带着手铐脚镣，走起路来哗喇作响，好象电影里见到的一样。这里的气氛很明显地令人感到阴森恐怖，虽是初秋，外面不冷，但牢房里却很凉了，一股阴气。 “二监”的犯人很杂，什么人都有。我对面关着一名中年妇女，据说是一位老帅家的厨师，关押她是为了让她揭发老帅的问题。她在厕所里悄悄对我说：“我只知道给他们做饭吃，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在“二监”，开始几天，我仍然是一个人单独关押。由于长期关押，我的脸和全身都变得非常消瘦。头发掉了很多，又不准用金属卡子扎头发，样子想必很难看，甚至有些吓人了。 一天晚上，我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女犯人像一阵风一样扑倒在我牢房的地上，并尖叫了一声。我从床上赶快起身，给她倒了一碗水。她喝了水，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她对我说：“刚才进门时见你披头散发、骨瘦如柴呆呆的坐在床铺上，吓了一跳，真以为是活见鬼了，就吓倒在地上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她扑倒在地并不完全是被我吓的。她是因身体太虚弱，严重贫血，因头晕而昏倒的。后来她告诉我，她是战友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也是因单位两派斗争被送进监狱的。当时她已怀孕８个月，她的身子一天天重起来，又没有东西吃，饥饿难忍，有时实在是饿极了，她都想去吃肥皂。后来看守们每日给她加一碗米粥吃，才有些改善。她在公安医院生下孩子后丈夫把孩子带回家去，她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她的脸色苍白，脸上有些雀斑，可能也有三十多岁了。她主演过一出话剧中的主角——张少纯的妈。 第二天，我们的号子里又来了一个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她跳过“红色娘子军”中的四小童，是因为她妈妈反对刘庆棠在“娘子军”中扮演主角洪常青而被关的。她妈在中央乐团弹钢琴，认为刘庆棠是跳秧歌出身，不能当芭蕾舞主角，由此得罪了江青一伙。她们反对刘庆棠主演洪常青，说刘是靠吹捧江青才当上了主角的。 有了三个人，我们号子里顿时活跃起来。按照监规，同号的人不可以交谈各人的情况，特别是不能互通案情，但是我们却什么都互通了。按监规，不准说笑、唱歌，而我们三人不仅唱歌，而且我还站在铁门中央用后背堵上铁门的小窗户，让她们两人又跳舞又演戏。有我作观众，他们的表演可起劲了。这两个人在我的号里住了几天就走了，可能都回了本单位，也可能因为我们在一起太闹，就给分开了。于是我又是一个人单独关押，更觉得苦闷孤单寂寞难忍了。我盼着能同别人关在一起，不管是什么人。 我的筒子是东西向，我的牢房在中间朝南一边，每日放茅时，我常见到西头北向的一间里总是有两个中年女士一起出出进进。这两个人当时可能都不到４０岁，人长得很漂亮、文静、秀气，动作像仙女一般。我羡慕她们日夜相伴，相形之下，我孤苦一人，太可怜了。 过了几天，我的牢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看守把那两个中年女犯推进了我的号子里，又是什么话也不说就把门关上了。我惊喜地迎接这两位仙女，庆幸自己有伴了，从此结束了８个多月的单身牢房生活。看守仍然警告我们，是不能相互交谈的，特别是不能相互透露案情。但是实际上，既然关在一间牢房里，吃饭拉屎撒尿都一起，又同睡在一张床上，也就无话不说了，谁还顾得上什么监规！ 搬进我号子里的这两个人就是李晋？和涂蓓蕾。她们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特别是李晋？。涂蓓蕾是内蒙文工团的编剧，她的女儿小蕾认识北航的韩爱晶。他们一家三人从内蒙因上访来北京，她被关进来了。李晋？是广播事业局的临时工，为争取转正参加了临时工们的上访活动。开始时，临时工们的要求曾得到了江青的同情和支持，李晋？等一批人因为给中央文革写信，信中写了“我们工作是临时的，跟毛主席干革命是永久的”这句话，而得到江青的表扬，于是被广播局的临时工们拥戴为李大姐。后来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们闹大了，中央文革就把他们当作反革命逆流打，李晋？就被送进了功德林监狱。李晋？是山东烟台人，１９４６年来北京上大学，在北师大英语系二年级时因病休学。１９４９年她嫁给了广播学院的一位姓李的年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干部，随后就被安排在广播学院图书馆工作。１９６１年上级号召精减机构，老李为了让她安心当家庭主妇就替她报名，叫她辞了职，使她后来只能当广播局的合同工。她的工作是在广播局处理听众来信，所以了解社会上很多实际问题。涂蓓蕾在内蒙文工团编过戏，也很活跃。 我们三人在一起，不仅谈案情，什么都谈，还一起研究对付看守的办法，给看守起外号，什么“酸黄瓜”、“烂茄子”等等。看守们干生气，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总之，由于几个人在一起能相互交流思想感情，监牢里的日子好过多了。 大约１９６７年１０月间，涂蓓蕾走了，我的号里又来了一个叫杨燕的人。杨燕五十岁左右，广东人，也是广播局的干部。她是因为英文打字时出现串行错误，被以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关进来的。杨燕出身不好，过去又给两个美国人做过家庭教师，所以还被怀疑里通外国，案子迟迟不能了结。她是老病号，每日都吃药，但从不叫苦。李晋ｕ和杨燕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比我年纪大，社会经验多，我很愿听他们说话，处处尊重她们，我们三人处的很好。杨燕经常对我说：“人要能适应环境，有条件要讲究，没有条件就将就。”我在号子里有时不遵守监规，大声唱歌或白天躺在床上，还常同看守们吵架。李晋ｕ就开导我说：“不要跟他们吵了，他们的工作就是骂人的，不骂人他们干什么？”听了她的这些话以后，我再也不跟看守们顶撞了。她们把我当作朋友，愿意把他们的处世哲学和生活经验告诉我。饥饿时杨燕给我们讲各种菜谱，什么“奶油菜花”、“海参玉兰片”等，很有意思。李晋ｕ还常给我讲些圣经故事和修身常识，什么“善用威者不轻怒”、“打了左脸给右脸”等等。没多久我们成了好朋友。几个月后杨燕放走了，我和李晋ｕ继续在一起关了一年多，后来我们出狱后还经常相约聚会，情同姐妹。 １９６８年我在功德林还见到几个因“５．１６”集团案被关的女大学生。她们关在我对面的号子里。那号子里没有床铺，只有放在地上的几块床板。放风时，我看见女孩们的脸被冻破了，两腮上鼓起一朵一朵的冻疮，真可怜。不过，没几天她们就被放走了。 １９６８年夏天，我在功德林已是第二年了，我的案子可能也拖到了头，就要了结了。一连十几天我被提审，主要是核对我的那批日记。审讯员叫我读原件——那些从我家里抄走的日记本。他们手上拿着打印件。我的字很难认，他们一面核对一面训斥：“瞧你们姐弟俩这笔破字”。读着那些几年前写下的日记，我激动得止不住眼泪，感叹自己今生再也写不出那种纯真而深刻的话语了。那是从心中流出来的鲜血啊！ 深秋，我的案子终于要结了。打印好的几十页日记摘抄件，最后让我看了一遍，可能那就是当初给我定罪的原始材料了。我期盼尽快判决，即使给我判刑也不在乎，听说判了刑就可以不关在牢房里，刑期满后就可以自由了。 １１月的一天，我被提出来理发整容，主要是把很长的头发剪短。然后就被带到大门口正中间一块毛主席语录牌前。那上面写着“最高指示”四个大字。我按着公安人员的指令高声朗读那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当天，我就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监狱学习班”，成了这个学习班的第二期学员。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说服、教育和感化让这帮人认罪服罪，以便了结这批棘手的无头案，也算是给政府一个台阶，总不能让政府承认抓错了人嘛！ 跟我同乘一辆大卡车从功德林去北苑的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和进监狱不同，进学习班显得很轻松，虽然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送我们的汽车由德胜门往北开，过了立水桥向右转，不远就是少管所。大卡车进了少管所的大院，很快就到了学习班的小院。小院门口已集合着不少人。他们敲锣打鼓欢迎新伙伴。那是先于我们到达的人，也可能是从别的监狱来的，脸色比功德林的人还难看。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是中学生，黄瘦苍白的脸上挂满笑容，用力打鼓，很活跃。后来得知，他是从海淀监狱去的。那种区级监狱，几十个人挤一间牢房，连翻身都很困难。小青年在那种地方关了几个月之后能转到这学习班来，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监狱学习班跟监狱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不再锁门。我们这一期（第二期），全班共有６个小组，每组约１０人，我被编在第二组，指定为组长。学习班集中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这小院子有一排北房，每组占一大间，既是男生宿舍，也是全组学习吃饭开展活动的地方。女生们在组里活动，宿舍在后面另一个院子里。那院子里有黑帮子弟队的女生，还有小偷流氓队的女孩子们。 我们第二组有北航的白晓红，北大的何维凌、胡定国，还有石油学院和北医的，都是２０多岁的青年学生。年龄大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农科院的干部叫马树林。他是因谭震林问题被关进来的。学习班由公安局派驻的军代表负责管理。学习班上伙食有明显改善，一日三餐，有菜有饭，主食有花样，不再是每天两顿菜汤四个窝头。在这里，可以看书报，还可以做体操唱歌。各小组吃饭前要向毛主席敬祝，叫“早请示”。 学习班的任务是教育这批人认罪服罪。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白晓红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被北航韩爱晶一伙人送进监狱，已关押两年多了，他就是不认罪。后来周恩来总理批准释放他，他还是不认罪，在半步桥监狱唱“带镣长街行”囚歌，闹绝食抗议，被铐后一个月，也不认罪。白晓红自认为坚信马列主义，又是老红军后代，自称曾是延安保育院的模范儿童，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专政的强硬办法无法让这种人认罪，不认罪就不能放人，只好让他进学习班采取软化办法。这期学习班还有一个死硬人物，就是北外的王容芬。文革初期王的家被抄，她书写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要把自己的声明送到苏联大使馆并在使馆门前喝了敌敌畏自杀，被捕送医院抢救后送进了功德林。王从不认罪，在学习班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一些小青年的共鸣，后来被判死刑。“四人帮”垮台后王容芬被释放，由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了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１９８９年６月去德国定居了。 在学习班，我认罪也不好，主要是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而且认为，写日记属于自己的事，怎么能根据一个人的日记定罪！但是，此时此刻，想到自己被关押两年多，总得承认自己有罪，否则如何结案？出于这种动机，我煞费苦心地给自己找罪名，最后我认的罪是：一、“说了不尊敬江青康生同志的话”；二、“对弟弟杨炳章管教不力”。学习班的军代表没有对我的问题再追究。我的认罪检查就这样通过了。最后，这两条罪状工整的抄写在学习班的“认罪书”上。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第二期监狱学习班结业，我就稀里糊涂地被“教育释放”了。 监狱学习班结业典礼那天，各单位和青年学生的家长，都到北苑少管所领人回家。来领我的是赵履宽和北大经济系工宣队的一位工人师傅。 在回校的车上，我问赵履宽：“怎么说你是特务？”（在学习班上军代表曾让我写过一份关于赵是否特嫌的材料）赵履宽反问我：“我怎么会是特务？江青、康生说你是特务！”这时我才知道我被抓走后，聂串通江青、康生几次在北大和北京市群众大会上点名说杨勋、杨炳章是特务，以此阻挠放我回校。听到这特务的罪名，我忍不住冷笑起来。我平时爱胡思乱想，而且一向说话随便，在那年代这种人是很容易当右派的，但特务可是有确定内容的，不像右派那样具有弹性。我和杨炳章出身历史极其简单，是烈士遗孤，除了有一个不识字的老母亲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怎么会成了特务？但是后来得知，在堂堂最高学府的高智者中，有人竟然紧跟权势，在我被点名特务后，当众揭发说在杨勋家看到了电台和发报机，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接我的车子开到中关村时，赵履宽下车回人大。我被接到北大３７楼经济系学生宿舍楼上。当时全系的教师也都集中住在这楼里。被集中的教师们每天早上要集合跑步，听说陈岱孙先生因为腿脚不灵还摔倒过。 那天是礼拜六，在３７楼报到后，已是中午。宣传队的工人师傅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你家现在住在西南校门外——海淀军机处１０号。” 我出了３７楼的东门，却不知怎样往海淀方向走回家。这主要是因为我已不习惯一个人走路了，总觉得应当有人押送才是。我晃晃忽忽地往西走去，很快就出了西南小门。过了马路，正上台阶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人。我忙问：“同志，请问军机处１０号在那里？”那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向左一转头指着那破旧的铁门说：“哎！这不就是嘛”！我一抬头，正看见那砖墙上嵌着一块长方形的蓝牌牌——“军机处１０号”。我向前走了一步往右看，被那小破门给怔住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孩子们就住在这里头！我轻轻推开门进了小院子，那院子实在太小、太破旧了，没走几步就到了一间屋子的门口。我正要问我家的屋子，那小屋却把我挡住了。我伸头向小屋里一看，坐在床边抽烟的正是赵的大姐姐——孩子们的大姑妈。那屋子很小，好像就只能放下一张大床。姑妈可能已经知道那天我要回家，她一见我就认出来了。她惊奇地上下打量我，神情悲喜交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床上躺着睡觉的那个孩子身上。他叫杨小冬。大姑妈拍着孩子：“冬冬，快醒，你妈回来了。”小冬猛地爬起来，一个四岁的男孩，脸又红又胖，怯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不喊我妈，可能是因为大人曾告诉过他“妈妈死了”，他才有那种呆怯怯的表情：“既然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抱起小冬，亲着他的小脸，摸着他的小手，孩子安静地依在我的怀里，不哭不笑也不叫妈。我没有哭，自嘲地微笑着，那时的心绪可能就像１９４２年我父亲在央子见我和姥姥母亲时一样。我为革命受苦难，现在终于光荣地回来了。小蔚这年１４岁，一张清秀的脸，大眼睛，高鼻梁，是个漂亮可爱的小伙子了。他脚上穿着带扣的布鞋，上身穿着破旧的蓝色对襟中式布衣，这是我套棉妖穿过的旧衣服。那时每人每年１７尺布票，姑妈把布票集中用来给赵做了一套制服，孩子们尽量穿破旧衣服。小蔚进门来不一会儿就约我去海淀街老虎洞胡同里的旧货摊上买什么便宜东西，说那里有一条好看的毛围巾，再不去就没有了。我见他那打扮那神情，难过极了，忙上前挡住他，不准他再出去买破烂。 大姑妈告诉我：我们家被聂从佟府甲八号赶到这里以后，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工资也停了，生活费全靠姑爷姑妈接济，所以家里的用品全是大姑妈带小蔚去破烂市场上买回来的。小孩子不上学了，除了看大字报，没有别的活动，只好常去逛破烂商店。 大姑妈和小冬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张破床，一张小桌子。佟府甲八号家里由学校租借给我的全新的床、衣柜、书架等都被工人造反派抢走了。据说，他们把教师的书架搬去当碗柜了。聂为了指挥方便，１９６７年夏天从未名湖后湖的８公寓搬到了佟府甲八号后面的乙八号。她认为杨勋家住在她前面的佟府甲八号，影响她的安全，就把杨勋一家撵到了海淀街军机处１０号。 军机处１０号院里的小屋是一个北大工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自己建的几间小土房，后来那工人迁走了，小土房无人住，就成了杨勋的家。那院里有两棵长得很高大的枣树，孩子们可以随便打枣子吃。 大姑妈主持的家虽然没有家具，没有衣服，但吃的东西却不少。在他们住的小屋旁边有一间更小的土屋。屋里有一个土炕，土炕上摆满了盆盆罐罐，存放着各种食物：鸡蛋、猪油、白糖、腊肉等等，应有尽有。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和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我深知，食物还是最需要保障的，所幸孩子们没有饿肚子，赵履宽和孩子们也没有挨打，真是谢天谢地。不管怎样说，在一切生活要素中，安全和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面对着军机处１０号这个家，我的心中忍不住一阵阵涌起强烈的凄凉和酸痛。最使人难受的是可怜的孩子和老人。这院子连一个最简单的厕所都没有，也不知他们在这里是怎样度过那两年的！ 看了孩子，看了院子和房子，我又回到小冬的小屋里。大姑妈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煮鸡蛋”。她立即在煤球炉上给我煮了四个鸡蛋。我沾着酱油吃，她看着我吃，不知不觉，四个鸡蛋一口气全吃完了。她笑着说：“本来以为可以给小冬留一个的！”我说：“我喜欢吃煮鸡蛋，几年没吃了，一顿吃四个煮鸡蛋算不了什么。”姑妈是云南大理人，从未见过这样吃煮鸡蛋的。她无法想象那几年我的肠胃装过怎样的食物，我也不敢相信自己怎么会变得那样贪吃！ 晚上，我回３７楼集中住，赵履宽仍住在人大红一楼上，小冬、小蔚和姑妈挤在军机处１０号那破木床上，这就是我的家。 不管怎样，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我回到了家。我的门上不再有铁锁，我可以一个人随便走动，再也无人押送了，进大门也无需叫喊“报告”了，别人也不再叫我的编号，改而呼我的姓名了。这是何等重大改善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具体的自由。自由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相对，这么具体。全系集中住在３７楼总比单独关在功德林要好，甚至比在“北苑监狱学习班”还是自由多了。尽管不能在家跟丈夫和孩子们团聚，但能见到亲人们，心中还是感到幸福、安宁和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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