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革命英雄主义浪潮的尾声
这不是一篇论文，只是一点个人的感受。这里说的是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
那些年里，北大荒严酷的气候条件、多发的自然灾害，和繁重的劳动，让知青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大都挺过来了。后来看到描写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故事，沙皇警察并不直接监管他们，在那个地方进出只有一条道,就是有人接应也逃不出来，十二月党人就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劳动生存。我发现他们吃的苦头也不过如此。区别在于十二月党人是被迫的，我们知青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再教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号召下许多人是自愿的，尤其是前期上山下乡的那几批知青。
知青能够熬过艰难的日子，相信是有各种信念在轮番起作用：一是领袖的号召是革命青年的指路明灯，要大有作为，干一番事业;二是革命激情支撑，“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这战场上了”（据说是林彪的话）！不能当狗熊，撑也得撑到底；三是集体抱团相互影响，大家都在吃苦，别人能干，我也一定能干；四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爱情诗变成乡愁诗了)，家乡已经遥远，没有退路了,如今只有在此好好干啦。这最后一个因素非常现实，拿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决定的。记得1968年8月初我到派出所办户口迁出手续，女民警很郑重地问：你是要把户口迁到黑龙江？迁出去就进不来啦！我点头肯定，她才办理。确实,一旦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你就很难再变回去。沮丧地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豪迈地讲，叫坚定不移向前进，没有退路，只有直面困难，直面艰苦。
格言说“苦难是金”，这在当时是体会不到的，俗人在当时都是感到艰苦难熬的。后来读大学时哲学老师跟我们讲黑格尔,说马克思讲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里也包含唯物主义，举了个例子,黑格尔说,同样一句格言,一个老人的理解与一个年轻人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意思是说，老人的理解中包含了他的实践和经历。当时对马克思举的这个例子理解并不深，不甚了了。现在有所体悟，上山下乡中的艰难岁月确实让知青们学会了坚韧，许多人一辈子受益。社会上还有对知青上山下乡更积极的评价：经风雨、见世面，献青春，洒汗水，认识社会，磨砺意志，学习实践，增长才干，给广大农村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带来了城市文明和先进文化。这当然都是令知青们宽慰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对领导者来讲是一场匆忙的运动。据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北京知青曲折本人亲述，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1967年10月9日从北京出发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0日就被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陈伯达获知此事，11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消息。曲折说：“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曲折等人的行动助推中央的决心。此后一年多时间，又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批知青，分赴内蒙古、北大荒等边疆农村垦区落户扎根。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首次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要“来一个动员”，自此以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
文革把中国经济搞的千疮百孔，民生凋敝，哪来许多工作岗位安置积压已久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于是再次以崇高的革命名义作为号召，才有蔚为壮观的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波及几乎所有几千万个城镇家庭。然而它从根本上讲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规律。没有能力合理解决大量社会新增劳动力的教育、培养和安排使用，把成千百万的知青从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极急促地转移到了另一极，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由于农村发展水平低下，对劳动者必要的保护，必要的避险措施很是缺乏，以致一些知青工伤致残，一些知青落下病根，甚至发生不少工伤死亡，过劳死亡，造成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二是随着上山下乡时间的推移，因病退、困退、征兵、招工、工农兵学员招生而返城的人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一个反弹，相应的走后门、拉关系、女知青被潜规则等问题越演越烈，（与改革30年里如影随形的腐败问题,实际上是前世今生的关系）形成社会的关注点、忧虑点。三是千百万知青每年春节返城探亲，形成返城高峰，铁路公路运输拥挤不堪，火车票需要连夜排队，一票难求，成为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跟现在农民工每年春节返乡高峰相类似，当然不同的是方向正好相反，以及农民工每年大规模返乡涉及到不光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我们当年经常乘坐上海到哈尔滨的56次列车，被称为“强盗车”，极其拥挤，秩序极乱，打架斗殴，行李丢失，甚至有人被挤下车，被火车压伤、压死时有发生。万千知青们从农村探亲回城，带回来的信息往往是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繁重，使得千千万万城市的亲人充满越来越多的忧虑和担心。
如此，使得社会积怨越来越多，于是才有1979年沸反盈天的知青大返城。这是时代躲不过的悲剧场景吧。
我认为，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持续不衰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潮终于到了最后的尾声演奏，或者说绝响，对知青们来讲是他们用青春化为一个个蝌蚪似的音符，对时代来讲是一出悲壮凌乱的过场，对那时领导人来讲是强弩之末、无奈之笔，勉强之举。毋庸置疑，宏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潮，在开创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然而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随着文革的终结而渐渐退潮，在市场经济的务实的中国，它一去不返，很难想像它在今后还会重演。
众说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