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土改”，“准土改”
就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开始袭来之时，10月9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前即纷纷扬扬传说农民的责任田可以流转了，给即将到来的失业农民工返乡潮一点心理安慰，同时也就化解了两个三角洲为主的加工区政府可能遭遇的压力。一旦这些失业的农民工聚集，经济寒冬很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纠纷，问题会很棘手。在此之前，9月30日胡锦涛亲临安徽小岗村，给了一个比较官方的说法：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且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及至这次会议开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人们预期的“流转”变成“红头文件”，我们无妨大段摘录这个决定里的相关文字：“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从字面上理解，似乎重点在“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允许流转还在其次。
其实，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就已经明确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了，到2003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农民流转土地的各种形式，例如该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三十四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第三十六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等等。现在再次炒一次现饭只添了点葱花而已，或者是中国人习惯于“红头文件”而不在乎法律，许多人都忽略了《承包法》的存在，于是误以为现在才准许流转。
据介绍，小岗村人早在1997年就开始搞流转，结果被省委书记派来的调查组给废掉了。理由很简单：流转就是资本主义。其实各地早就有流转，浙江省2001年统计有三百多万亩承包经营权属于流转范畴。2004年我回到当初插队的姜庙生产队，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青壮年男女都外出打工，他们的责任田许多年前就流转到两三家种田大户耕种，每年每亩收100斤稻谷作为流转补偿。我当时跟老乡们开玩笑：“那不是跟地主收租子一样么？”老刘家三兄弟耕种了百多亩地，约占队里田地的40%，他们并没有这种想法：“人家的责任田份子，俺们还能白种么？那不成了俺们占人家便宜？”以我在乡下十年“插龄”之耳闻目睹，其实农民们并不蠢，蠢的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他们只知严格奉行“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古代的“礼”是孔夫子的儒家教条，近代的“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兼之老毛有枪杆子撑腰而农民们只好认输倒霉。还在1972年，广东省连南县寨岗公社迴龙大队农民张裕古苦于当时生存的艰难带头包产到户被开除了党籍，还被判刑。直到1981年底，在中央干预下广东省韶关中级人民法院才改判张裕古无罪。
自打合作化后期开始，各地农民都知道“包产到户”是农耕经济的最佳经营模式，惟老毛不知道，嚼斯大林嚼过的馍还津津有味，一根筋硬撑着“走集体化道路”。就连“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设置了不准“包产到户”的禁区。一旦管束略有放松农民就自行其事，及至1980年邓想通了开始准许中央推广小岗村经验时，浙江台州的皂树村早在1977年以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而且蔓延到台州的许多地方。小岗村经验诞生30年之后，我们再次瞧见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党的决议允许流转。我们发现，近60年的历史似乎证明了一点：没有一件事不是领导落在群众屁股后面的，甚至是老百姓极其不愿意的，即便是“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大快人心事”，老百姓早就按捺不住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明证。似乎证明了老毛的一段说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依老夫之见，老毛所有训导之中，惟此句可谓颠扑不破无可比拟。
有人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称为“第三次土改”，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充其量只能算“准土改”。第一次土改无疑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标识的，最高潮就是“土改运动”，是一次广泛的土地私有权变更运动；第二次土改始于合作化高潮，毕于人民公社化，干脆利落地剥夺了一切土地私有权，实现了“耕者无其田”，比第一次土改运动更彻底地变更土地所有权。这两次大规模变更土地所有权的运动才是名副其实的“土改运动”。
有些事似乎想不得，一旦细细想下去就会很伤心。实际上我国的自然经济很早就已经过渡到地主制经济了，生产力发展远胜于欧洲的动力恰在于此。欧洲直至中世纪尚处于农奴制中，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比中国的小农经济更封闭。中国的地主制小农经济模式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于是商业早就很发达，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即已广泛流通，西汉“文景之治”使长安成为广集各地货物的繁华盛市，洛阳、成都、临淄、邯郸、宛、番禺等亦为商贾都会。武帝时便有“盐铁官营”以及“丝绸之路”，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直观的证明。至明清，以粮棉为最大量商品的市场经济已具一定规模。说商品贸易滋生出资本主义其实经不起推敲，顾准先生说：“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者生产不出来。”（《顾准文集》，P318）我们如果真的愿意想明白，必须突破思想上的一切樊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樊笼，否则是想不明白的。推而广之，不难发现地主制经济决不是禁锢中国发展的根本因素，英国的庄园贵族难道不也是地主制？那里的“圈地运动”与八旗“跑马圈地”难道不是大同小异？美国的农业至今仍以地主制为主，那些家庭农场主充其量可称之为“经营性地主”，为什么他们都没有陷入“小农经济”的河沟里？近些年来，美国农民反倒冲出国门跑到巴西等国去经营大规模的家庭农场了。可见，马克思先生的所有制决定论并不严谨，倒是顾准先生的判断更接近真实。
又可知，农业的经营方式与土地的所有制无关，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社员其实就是农奴，其经营方式连古代都不如。一件挺滑稽的事情是：耕耘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民，到老毛登基之后竟然不会种田了！我至今还能唱儿时学会的那首《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定，丰产的道路细指引。”还有一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主席的话儿像钟响，照得咱心里亮堂堂，‘八字宪法’亲手定呐，丰收的道路您指引。”这个“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个字是老毛总结出来的，于是成了种田的“宪法”，谁也违犯不得。在《百度知道》里至今还赫然称：“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是解决中国人吃饭的最根本因素！！！！！”《人民日报》当年为了给老毛的“八字宪法”捧场，吹牛“卫星”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亩产稻谷13万斤”。我的一位关系亲密的初中同学黄某当年还是小学生，恰好参加了环江县这颗“卫星”燃放现场会，他告诉我：收割前把周围十几亩地里的稻谷连根拔，“密植”到这块田里，直到塞不下去，稻根都离地一尺多。抱个小孩坐上去给记者照相，别说坐个小孩，就连放个鸡蛋都掉不下去。打出稻谷来挑着过秤，每秤一次发一根烟，那些社员挑着秤过的稻谷进村转一圈再秤一次，最多的得了一包多烟卷。老毛的“八字宪法”迫使农民撒谎，结果是三千多万饿殍躺在中国大地上，人相食，造成了人类和平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那些至今还在讴歌老毛恩德者，例如《百度知道》，若不是人性沦丧就一定是愚蠢透顶了。
林肯时代，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90%，如今低于2.5％。城市里的工业化浪潮吸走了绝大多数农民，土地的自由流转造就了众多大小地主，却没有产生类似微软、可口可乐之类大公司。这些地主们自愿组成众多产权清晰的合作社，1810年康涅狄格州成立了一个乳品合作社、新泽西州也成立了一个专营奶酪的合作社，这两个合作社成为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端。与毛式合作社不同，这些合作社内部产权明晰，经营权自主，仅仅是利益共同体而已。1922年，美国通过了“卡珀—沃尔斯台德法案”，该法案对合作社的规模没有限制，却给合作社以不同于私营公司的地位，使合作社回避了反托拉斯法的制约。美国农业部今年8月28日发布农业贸易展望报告预计，2008财年美国农业总产值为3773亿美元，比上财年增加14.6%。其中，农作物产值预计为1888亿美元，比上财年增长25%。农产品出口额预计将达到1140亿美元，比上年增39%，创历史最高纪录。而同期农产品的进口仅为790亿美元，农业贸易顺差将达到350亿美元的新高；此外，美国本财年畜禽养殖业产值预计为1461亿美元，比上财年增长80亿美元，增幅为5.8%；林业及服务类收入预计为424亿美元，增长幅度为5.2%。我们不是有“无粮不稳”的经典说道吗？无论华尔街风暴或危机有多么严重，有此农业纪录在，甭指望会重现当年的“大萧条”局面。反观我们自己，大批农民工返乡恐怕潜藏的危机更严重。美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农场，据统计，全国共有217.3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只有1.3个劳动者。美国的这些个体经营的农民生产了世界1/5的粮食。美国小麦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5%，玉米占70%，大豆占85%，棉花占32%。另外，美国还提供世界市场约60%的饲料。其人均产值约为城市人口人均产值的十倍，无怪乎美国最大的政府机构是农业部，其规模超过国务院加国防部。美国之所以可恶，它总要演示令马克思主义大跌眼镜的案例恐怕是重要原因吧！
就说中国这个土地问题吧，它本来并没有太大问题，以抗战前调查的数据，官田、庙田、族田等公有耕地约占6.7%；私有土地约占93.3%。根据许涤新、吴承明受周恩来委托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资料，1880年的《益闻录》就有记载：“天津有客民在距津一百五十里地方，批租荒地五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此后在中国各地逐渐涌现出一批经营型农业，截至抗战前中国经营地主、富农、公司及农场经营的耕地已达全国耕地总额的29.1%，“这个比重不算太小了”。因连续战争致使以后的调查工作几乎停止导致数据缺失，但因抗战胜利没收敌伪资产以及城市投资大批进入农业经营的缘故，四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的经营性农业应该高于这个比例。此后因内战逐渐由北向南逐步淡出大陆，支撑这场胜利的土改运动也由北向南覆盖了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的整个大陆。许涤新、吴承明等承认：“中国划分富农，主要是出于在土地革命中阶级政策的需要，也因各时期政策不同而变更。”（《新民主主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P331）可见，在土地革命中并非实践检验真理，而是革命需要检验实践；并非地富阻碍社会生产力或作恶多端，而是革命需要打击“一小撮”动员大多数为革命卖力。1933年中央苏区颁行的划分富农的标准定为“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规定将此标准改为25%，还要除掉雇工工资及伙食等费用，底线则是将划为地富的农户不超过8%，人口不超过10%。照此标准，即使自己完全无土地的佃农，租入土地经营规模大了也将划入富农行列。以1946年辽宁解放区6县83个村实际划定的1078户富农计，佃富农就有646户，约占60%；另5县47个村，共划富农525户，佃富农333户，约占63.4%。后来华东地区佃富农同样占较大比重。1949年4月2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关于划分阶级的几个问题与答复》里，明确把“租入或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占有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主要劳动，但经常依靠以资本主义方法剥削雇工或其他资本主义剥削的收入，作为其主要或重要生活来源的人们”；以及“用机器耕作或其他科学方法从事改良的新式富农及农业资本家”，全都打入“新富农”行列成为专政对象。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土改之目的实际上并非为打击封建势力，它更倾向于摧毁中国尚属脆弱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模式，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实属倒退举措。
事实上，中国那些被称为地主的人群只不过是一些相对富裕的农民而已，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可以算得上占有大量土地者寥寥无几。其中，敢于欺压乡亲百姓者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所谓地富都是极其勤勉极其节俭的农民。近期学者有研究结论说：“在旧中国，占全国农户总数6%～10%的地主和富农，只占有28-50%的耕地；而90%～94%的中农、贫农、雇农，实际上也拥有50%～72%的耕地。”（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1）温铁军的研究称：“在旧中国的小自耕农至少占有全部耕地的40%左右。”这与历来红色理论家们所说地富占有耕地70%以上大相径庭，反倒是同许涤新等的研究数据相吻合。这些耕地所有权的数据表明，在土改运动中获益的自耕农民只是少数，最为获益的只能是那些无地佃贫农甚至游手好闲的乡间痞子。
为了推动土改运动，红色宣传员们居功至伟。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向周扬介绍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这个流传于晋察冀的民间传说情节很简单，说是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住在山洞里。仙姑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法力无边，能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许多地方建有她的庙，香火颇盛，乃至于活动在这一带由丁玲、周巍峙率领的工作团宣传工作大受影响。团员邵子南编写了一个同名地方戏曲剧本借题发挥，主题当然已经不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加入了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的主题。同月，工作团回到延安，周扬对这个剧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也就是说，没有新意。为此，他明确地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根据周扬的指示，“鲁艺”以张庚为首搭建了以贺敬之、丁毅创作班子。贺敬之、丁毅等很快就以革命原则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想像力和表述力，创作了《白毛女》。剧中的黄世仁是恶霸地主，他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于是趁除夕之夜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喜儿被抢进黄家，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原与青年贫农大春相爱，大春欲救喜儿却无力改变现实，只得逃走投奔红军。喜儿却被黄母赶出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斗倒地主黄世仁，上山找到喜儿喜结良缘过上了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新剧本实现了周扬“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把一个子虚乌有的神仙狐怪故事演绎成符合宣传宗旨的阶级斗争故事，除了“白毛”之外全无“仙姑”踪迹。
此剧1945年4月28日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几乎倾巢而出观看此剧，极为轰动。次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出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传达者特地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爲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爲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衆。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这个解释是刘少奇的指示。“鲁艺”在以后的演出中，加入了黄世仁、穆仁智被枪毙的剧情。随后此剧成为土改的“进行曲”在各地上演，1948年周立波在其描写东北土改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形象地描述了《白毛女》在土改运动中的强大煽情作用，她使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眼睛里都出血了；饰演黄世仁的陈强险些成看戏新兵的靶子，1950年东北电影局将其搬上银幕，那幕布被枪击的故事亦时有所闻；而更惨烈的是暴力成为全国土改的动力，人性在《白毛女》的歌声中泯灭，沦落成阶级品牌的兽性。
被红色宣传家们搞得家喻户晓的“四大地主”，除“黄世仁”是彻头彻尾的创作人物之外，“南霸天”的原型海南陵水县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根本就是教育世家，根本不曾欺凌过任何人。何况，他死后四年娘子军的原型“女子特务连”才成立。真正的“红色娘子军”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对采访者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刘文彩的真相已经有笑蜀先生著书澄清，凤凰卫视也做过专题，他更是一位极其杰出的慈善家，在中国，像刘文彩那样办教育做慈善者并不多见。尤其是他家里那个“水牢”，惟一的“受害者”冷月英被记者问得结舌，情急之下说：“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至于因课文《半夜鸡叫》而知名度极高的“周扒皮”，它的原型辽宁瓦房店市农民周富春，他家人均土地10亩，无出租土地，在当地根本算不上地主。仅因为开有“四大作坊”和极其节俭而显富，又有高玉宝编造的故事而著名，在1947土改时被批斗打死。当年批斗过周春富的贫农阎振明后来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很妙的解释，大家比赛着往邪恶的方向设想，“越描越黑”的形象便取代了真实。倘若允许把那些现代贪官的故事拿来照葫芦画瓢地一描再描，用不着夸张，“伟光正”就不存在了。毛谙熟此道，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坦言：“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一切改造社会的革命理论，都必须立足于把人不当人看，恣意妖魔化一个人群，神圣化另一个人群，所煽动的仇恨越深重，革命成果越显著，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全都接受到了“贫下中农再教育”：地主富农并非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上那么坏，恰恰相反，他们普遍都比贫穷农民更有教养。甭说别的，包括马恩列斯毛，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出身于非贫困之家就足以证明，真正“苦大仇深”的子弟大抵只是些跟着他们玩命的拥趸。最滑稽的是原本没有“地主”只有“东家”，及至田地和浮财被剥夺殆尽，这些已经没有土地的被剥夺者却成“地主”了。更可悲的是“地富反坏右”成为社会歧视的符号，等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印度的贱民，文革时期在许多地方甚至堪比纳粹对待犹太人。这等革命若议论其先进性，恐怕只是更莫名其妙的侈谈。历史早已无情地证明：靠着渲染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煽动起来的革命，其成果竟然是更恐怖更深重的灾难，无论苏联中国抑或北朝鲜之类小国，无一例外。而那些崇奉“历史决定论”的文人墨客，一方面刻意夸大甚至编造过去时的苦难，另一方面则刻意粉饰现在进行时的灾难，最大的托词便是这些灾难是未来美好的必须代价。
鄙人回原籍插队，在我们生产队里有两户地主，一位年轻些的汪承启，他父亲常年在外做木匠，挣得些钱便买地，于是划为地主。老子死了这个帽子就被儿子继承，汪承启就是地主，做最苦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分，跟印度的“贱民”或美国的“黑奴”并无本质区别。另一位朱老太太年事已高，从大队书记到一般社员，人人尊称她“地主老奶奶”。老社员们出工休息时经常说起给“地主老奶奶”扛活时一年得打多少次“牙祭”，也即吃荤腥，现在给人民公社干活连稀粥都吃不饱。我爷爷属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佃户，我爹一直读书直至初中毕业，据大队贫协主席汪承贤告诉我，那时念书并不难，只因“书里不长粮食”所以多数人不肯念。记得有次大队布置“忆苦思甜”，生产队用队里的提留粮食煮“菜干饭”，老社员们兴高采烈敲盘子打碗聚集吃“忆苦饭”，说这“忆苦饭”若能天天吃就好了，比家里的稀粥强得多。队里的“老保管”诉说了一通他的一只眼睛被地主打瞎的“家史”，我三伯父对我说：“日大瞎！他弟兄打架栽到耙子上杵瞎的，人家老东家还帮找郎中瞧，不然俩眼都得瞎。”寻个机会我亲自询问“老保管”，他承认是那么回事，土改工作组教他那么说的，“一说起来就没法改了。”老社员们一说苦日子就是“六零年那会儿”，那年初本生产队206口人饿死了113口，活下来只有93口。
今年初有朋友老胡拉我参与本市“土改博物馆”的筹建，我随他到郊区一处农村麻子畲，当年田汉、安娥、艾青、李可染、唐明照等十余位文化名人组成中央土改工作团来此搞土改，那些旧居都完好无损，市政府拨款修整这些旧农舍搞博物馆，以期利用名人效应带动旅游。村里这些民国时建造的砖瓦房确实非常完好，只是村民们都另建了新居这里已经很久无人居住了，幸亏有名人住过才免除了平毁之命运，门头上贴着些姓名表示当初住在这间房里的名人。我以为这些带小院的砖瓦房当年是地主家的，一问老村民才知道这个村没有一户地富，土改时工作团从别的地方借来地主组织村民批斗。我一则惊讶此村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住房竟然如此排场；二则明白土改其实并非“分田地”那么简单，它更倾向于“发动群众”煽动仇恨。这个目标看来是达到了，甭说别人，我没下农村之前见到“地主”二字眼前便会浮现出一幅头戴瓜皮毛、太阳穴上贴着狗皮膏药的呲牙咧嘴的狰狞面目。拉我来此的老胡的爷爷就是大地主，他爹随军南下算是革命干部。老胡告诉我：九十年代老娘要回湖北老家看看，我陪她去了。到老家祖屋，住在里面的白老头是我爷爷家的长工，马上召集他的家族子孙宣布说，这座大院是老东家的，土改时分给咱们家保管。我们白住了几十年，现在少奶奶回来了，房子要还给人家，你们谁也不许打岔。老胡说：老子当场就吓得半死，要是有哪个小子不怀好意写一封举报信，老子这个党员岂不成反攻倒算了？赶紧告诉老白头说我们不是来要房子的，这房子政府已经分给你们了，是你们白家的财产，我们绝对不会有意见。赶紧拉着老娘逃跑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逃得快好世界，别惹事。然后颇为感概说：看来有些农民还是讲点良心的。
如果说搞坏中国人的良心，最厉害的非土改莫属。历史上中国就属于道德缺失的，孟德斯鸠说：“所有权是道德神，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对专制政体，品德是绝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康德鄙夷地说：“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吃，甚至狗、猫、蛇等等。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如果分量重，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现，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上述这些批评性话语实际上抨击的中国文化之主流，在充斥我们历史各个阶段的“文字狱”的大棒胁迫，兼之有“独尊儒术”的精神正统的胡萝卜诱惑，撒谎是上层社会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对于主流文化几乎涉及不到的乡村，农民们另有一套道德标准，他们恪守着诚实与善良的底线，不齿于撒谎更不齿于作恶。一句话，中国农村生活的主流处于和谐之中，不消说别的，众多描写土改的报道乃至文艺作品中没有哪个工作队进村是百姓们欢欣鼓舞的，总要经过工作队员艰苦细致地说服动员，始能游说胁迫使农民就范。而且，农民们总是听说外边的地主很残暴，本乡的“老东家”没有那么坏。几乎全中国的知青们都遭遇过这类滑稽事：老社员们“忆苦思甜”会情不自禁地说起“六零年”。
这类故事并非“中国特色”。18、19世纪英国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了“有关被压迫者的悲惨状况和他们的主人的暴虐的文章”，认真考察过英国的孟德斯鸠说：“如果读英国的报纸，会以为明天就会爆发革命。”然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以伦敦作为根据地，英国何以没爆发革命？1843年，一位伦敦激进人士库克.泰勒的妻子在大型社交晚宴上又一次听到某先生的高谈阔论，她写道：“在他眼里，兰开夏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到处是工厂；那里的人由于饥饿、压迫和超时工作，而几乎失去了人样儿；工厂主则是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样子，对民众敲骨吸髓。我对他说，这种情形实在太可怕了，然后我就问他：‘你是在哪儿看到这些悲惨状况的？’他回答说，他自己从未亲眼见过，但他听人说有这种事；至于他本人，从来没有到过工业区，也永远都不想去。”泰勒夫人亲自去了兰开夏以及其他几处地方的工厂，写了一封详尽的信发表，记述了她所到之处的实际情况。这封信的结尾说：“现在，我终于在工厂、在他们的住所、在他们的学校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工厂工人，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奔走呼号？比起其他劳动阶级来说，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行为也更端正。”马克思先生没精神像泰勒夫人那样“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他宁可每日端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磨地板，大量抄录报纸上那些描述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态的文字以充填《资本论》，结果是他老人家没法发动英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反倒是把那些基本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折腾得天翻地覆。
土改工作组的艰苦动员，总算使得一些农民学会按照革命需要撒谎，学会斗地主杀地主，学会不劳而获地夺取本属于他人的东西，只需编造一个“剥削”的借口。而那些编造的故事写进教科书，例如“半夜鸡叫”，所谓“狼奶”便哺育了更多的青少年，达到“仇恨入心要发芽”的效果，譬如《雷锋日记》中“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恰如已经有人细心对比的，雷锋在不同的报告中对于其母亲的死去有着不同的讲述，显然是为迎合“阶级斗争理论”而扭曲甚至编造故事。雷锋叔叔却是举国楷模。那么，发生历次运动直至文革时期之暴行也就顺理成章，湖南、广西等地那些滥杀无辜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直演绎到挖肝剖腹吃掉阶级敌人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毛泽东煽起来的仇恨之火，烧掉了这个国家本来就脆弱不堪的道德栅栏，要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发生“三鹿奶粉”这样的事情毫不奇怪。
所谓第二次土改当从合作化算起，到人民公社为止，全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彻底剥夺。无论“阳谋”还是阴谋，此举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恩选集》第4卷第310页）既然上次土改“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也即消灭了相对“大土地占有者”，土地全归小农所有了，再“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它只是老毛从苏俄拾回来的“牙慧”而已。
强迫农民入社的浪潮系老毛亲自掀起，对此举略有微词的邓子恢、杜润生等皆遭批判，原本支持他们的刘少奇见风使舵，中国农村继土改肆意剥夺个人土地所有权之后进一步全面剥夺这项权利。如果说第一次土改尚有剥夺剥削者的借口，合作化则连这个借口也没有，赤裸裸地剥夺劳动者，此种剥夺无疑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甚至生存信心。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恢复到战前也即1936年的产量，由于合作化造成的人心混乱乃至破坏，1953年粮食便出现严重短缺，当时毛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硬性强买农民粮食的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多年以后杜润生回忆说：毛泽东和中央将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当作对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的两翼，以此来彻底隔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合作化在全国实现，所带来的灾难是普遍的，当时挂职县委书记的作家赵树理写道：“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体制的因素导致上层建筑再次掐死了经济基础的活力，最终以人民公社名义撕去了“集体所有”的遮羞布，结果摆在那里：风调雨顺的和平时期倒下三千多万饿殍，中国人民忍受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人祸。
《孟子•滕文公上》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黑格尔说：“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古《诗经》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吟，以皇权为至上的官僚专制体制可以任意剥夺民间私产，包括土地，社会道德之沦丧已成定势。及至老毛，全体人民皆遭剥夺殆尽，人皆为奴，即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也不能例外，一旦落井，万人投石，谈何道德？又哪来诚信？老夫下乡时贫下中农教育说：“偷公家的不谓偷。”到了工厂，师傅们说：“十个工人九个贼，剩下一个还偷煤。”而“土改运动”正是整个社会堕落的开幕式。如果真心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必须把毛先生遗留的一亩三分地深翻一遍，否则这改革开放是举步维艰的，如果不说夭折的话。
“准土改”终于在改革开放30年后大张旗鼓地放手进行了，并没有什么欢欣鼓舞，甚至连惯于跟风起舞的官办传媒也显得迟钝不堪。无他，此举实在没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老毛用几年时间完成了第一次土改，又用几年时间完成了第二次土改，就算是1978年开始算吧，三十年过去没人敢越毛池半步！遗产的继承诱惑是巨大的，至于农民怎么想，似乎并不重要。“准土改”会不会成为利益集团继续膨胀的又一个渠道？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2008.12.9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