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散记
风尘仆仆
临时决定抽个空子，于是“打起背包就出发”，回到二十多年没见过的故乡去，那里也消磨了我的插队时光。前后九个多年头，人生最可贵的年华，整定不是可以轻易就忘记的。火车从南到北，曾经都熟悉的城市从窗外掠过，仔细想一想，翻开地图查一遍，自越南边境直到郑州，沿着铁路的每一个县城我都到过，也算一种阅历吧。只是这二十年却从未涉足，面貌全非，已经不可以再吹嘘说到过的了。次日上午九时许，火车爬上了大别山的山坡，武胜关大隧道就在眼前了。其实从湖北广水火车站开始，我至今还记得每一个小站的名字：孝子店、子午店、武胜关、鸡公山、李家寨、东双河、平桥然后到信阳。无他，当初在固始插队的知青里，那批招工到信阳铁路的哥们，差不多这些小站都有人在，我和宙宙也就逐次地到过这些地方。那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随即他们也都陆续调离，到如今，宙宙已经驾鹤西归，这些地方也就成为记忆。穿过武胜关隧道，便进入信阳的地界。毕竟有二十年没回来了，不觉有点归心似箭的心情涌了上来。
自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听父亲念叨故乡的美丽与富饶，到了1958年，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当时的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那份得意就没法说了。所谓乐极生悲，接着就是举世震惊的“信阳事件”，一百多万人饿死的惨状，尽管所有文字档案至今还严密地封锁着，但信阳这两个字就如同阴曹地府般阴森可怕。可那毕竟是我的故乡，也是我青春年华消耗掉的地方，与别人不同的一份潜情总不可磨灭，各种渠道得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信息，是真是假犹不可判断。多少次打算要亲身返回这里，总是因为忙，因为这个万事皆灵的理由，不能成行。今天终于咬紧牙关回来了，很难说这辈子是否还会有下一次。
信阳到了，老虞到站台上接我，二十多年没见了，上次还是他跑到广西的时候。他告诉我，当初招工到信阳的固始知青，现在继续呆在这里的还剩下老马一个，其他的，或调回郑州，或已经退休。再仔细念叨一下，其实不止，懋西偏瘫在床已经十几年了，连话都不能说；华林应该也在，失去联系了；大老郭几年前就厌倦了人世，选择了死亡，这使我大吃一惊。以他那份开朗性格以及知足长乐的心态，怎么会选择死亡？老虞说，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想不通，只能是个谜。人啊，怎么说呢？岁月像条河，逝者斯夫；岁月像首歌，越是唱到最后就越悲凉。伤感无可避免，伤感也无法久留，人总不能只为过去而生活。《论语》曰：“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断寻些事情来认真做，茅屋就不至于为秋风所破了。出了火车站，这个城市街道宽敞了，楼宇更高了，现代化的气息也浓烈得多，唯独脏乱差这条，堪称河南特色，想抹也抹不掉。河南其实也堪称中国的缩影，谁让它占据了这个文明的中心呢？
随即转上开往固始的班车，出城的道路宽广多了，秋天降临的原野，金黄已经收割，墨绿很快就会成为枯黄。沿途的几个县城，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穿着西装的赵本山。交通无疑已经改善许多，而且还在继续施工改造。西安到南京的铁路已经通车，罗山通叶集的高速公路也正紧张施工，国家在大规模地改变模样，这里应该不会例外。固始的县城已经彻底认不出来了，可是打算充填一下辘辘饥肠却遇到麻烦，车站前那几家小饭馆，看上去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公厕，原本饿着的肚子却没了食欲，干脆租下一辆小面的直奔乡下。公路边的景色已经大变，从前路边那些泥坯砌筑的草屋，全都没了踪影，各式各样的小楼房则星罗棋布。田野里的树木，显然比过去多了许多许多，看上去更像是无边的树林。我离开这儿的时候，田野里只许种粮食，只有路边村头才是长树的地方，这条312国道两边，杨树叶总是黄的，汽车不断地通过，没完没了的灰尘就遮蔽了它的绿，只有大雨才能为它沐浴，短暂地洗掉泥土的沾染。可如今它们确实恢复了本色，绿得好像浸透了油。柏油路果真直通大队，唯有转入大队部那一段还没有铺路面，谁也不能否认这里的进步。大队部还在老地方，但所有的房屋都变成砖瓦砌筑，但与路边所见农舍相比，灰头土脸的显然打不起精神。当村委会的房子远不如大多数农舍时，应该说是农民的福音。进到队部里，迎面过来的自我介绍说是村长。我不认识他也不奇怪，但他却清楚地记得我：“你走那时候，可年轻哩！咋就老得这狠？”
我原来插队的姜家老庙生产队就在大队部北边，那张曾经熟悉的大塘，塘边原是一片光溜溜的土。草儿刚长出来，不是被牛吃掉了就会被老社员割掉，烧锅的稻草极缺，于是野草便横遭割刈，轮不到它们长成的机会。塘北边就是生产队的稻场，如今，稻场、队屋、牛棚、仓库、学习室都成为记忆，这里也成老社员的住宅区，似乎按照同一个设计图纸建起来的小楼房，连同小院，一排排又一列列向北延伸过去。这些小楼丝毫也不比沿海地区差到哪里去，看来电话里得到的信息并未失真。
在大队学校的大门外，我原来所居住的房子对面，挺显眼地保留着两间经过修缮的旧草房。它与我原来住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门口外墙经过糊弄，墙角也用火砖补砌过，房门换成了带气窗的新款房门。老汪说：“俺巴巴（特地）叫留下的，全大队唯一的旧草房了。你可知道，这屋是1964年建的，不留两间以后孩子们不知道啥叫草房了。也没闲着，里边安着打米机，不时还打点米。”我奇怪地问：“这做打米机房，不吵得慌？”老汪愣了，回过神来笑道：“你肯定想到那时柴油机碾子去了，现在都是电动的，不吵。”我也笑了，因为我脑子里的打米机都跟大八匹柴油机连在一起的。
瓦坊小学就在旁边，砖围墙里圈着一栋两层的教学楼，还有两栋红砖平房。篮球场据说是标准尺寸的。汪泽学退休在家，俩儿子都在北京，照看两个孙子，便成为爷爷的任务。他似乎也很理解，告诉我：“回头你去瞧瞧，俺村里头尽剩下些爷孙辈了，年轻人都跑外边打工去了。”我跟着他去他的家，老汪把里间房子准备好了，卧具全都新洗干净的。大队小学已经开学，孩子们正在上课。老师们听说我回来了，四位当初就在学校的老师赶紧过来看望。叙说了一会重逢之后欢乐话，老师们又要上课去了。询问之后得知，如今大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工资制，13名教师工资最高的1200，最低的也有700多。而且老师们的工资由县财政直接给付到各人的信用卡上，从来没有拖欠的事情发生，但过去由乡里支付则常拿不到。
汪泽学告诉我，他没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休之前，乡里欠教师总额达八个月的工资，“拿不到了，噎熊！”汪叹息说。全村适龄学生该有350人，其中一百多孩子跟着父母到南京、北京等地，留在村里就学的还有二百多人。学校的经费全靠学生交的学费，每学期每人交80多元，除去书本，剩余20多不到30元就是学校的经费。不过细算一下，全年教师工资近15万元，如果都由乡村承担，这学校肯定倒闭了。因为孩子越来越少，正在实施中心乡村小学计划，瓦坊属于中心小学，邻近的村小学面临裁撤。“缺钱，一下子难办。”马振学老师告诉我。他是老教师了，领着1200元工资，很有些“此间乐，不思蜀”的心态。实行中心小学是有条件了，孩子们上学，稍远些的都骑自行车。我在的时候，整个大队就只有代销点有一部破旧的“红旗牌”，看着校园里摆放着上百辆各式自行车，时代的进步也算一斑吧！更别说孩子们的穿着了，五颜六色的，并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到哪里。
久别重逢之喜悦
大队部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正看病的中年农妇带着笑意解嘲：“俺那时还是小学生哩，你肯定认不到俺。俺认得你，就住俺学校那屋。”最后一位也是中年男医生，他直接招呼我以后就让我猜他是谁，我估计他是老季医生的儿子，猜对了，于是他有许多激动。但问及他爹，脸色顿时变得沉闷，只说是在郑州，胃癌晚期，享受着离休老干部的免费治疗。“许是不行了，两天俺还得过去瞧瞧。”他说。于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探访对象之一，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跟小季简单谈了几句，知道大队医务室平均一天也轮不到两个病号，果真应了老季当年的说道：“吃饱肚子了，哪还有那些病呢？”当初大队医务室，是必须从早忙到晚的。又问道：“你叔季永庆呢？”“他在县医院上班了。”我又问：“汪医生呢？”“他在南京跟人家合伙开诊所，混得还不错。”
我抓起相机，往姜家老庙去。还在围子外边，已经看见围子里的一片凋零：当初宽阔的围沟已经被各种植物布满，当年拥挤热闹的围子里，如今已是杂草和作物的世界，只有围子进口附近那一座旧草房的断垣残壁，还显示出它过去的风貌，可我知道那间房子的辉煌，当初是石佛高中汪校长的住宅，是围子里最好的房子。老伴感觉出那里的阴森，极力阻止我走过那荒草覆盖的旧塘坝，于是我只好拍下照片，沿着围沟外的小路向新住宅区走过去。小路是在深及肩头的草类中踏出来的，从水里伸出来的蒲草长得比人还高。当初，这种蒲草是编织的材料，还没等它长成就会被人砍去编织蒲包或蒲草草席了，看着它一片一片地点缀在围沟边，可知已经没有谁再打它的主意了。
走过第一间小楼，院门开着，看见小楼大屋里有人在玩麻将，我径直走了进去，根本不需要问主人家是谁。果然，临近屋门口，里边玩的看的全都站了起来，他们认出我来了，接着就是一片热情的寒暄。谈话中我知道，这是汪泽耀的房子，刘世宴、刘华宴、刘国宴等刘家兄弟连同汪泽耀、汪泽田等都是种田大户，汪泽耀说：“俺们这些四十岁往上的，给谁打工都不得要俺们，没本事出去混只好留搁家里种田呗！那些个出去的，田也没法种，都转给俺们种了，一亩地给一百斤稻，啥提留都不管俺们事。种他二三十亩地，一年也斗两三万，不比外出打工差。”七嘴八舌之中我知道，如今种田也很闲，插秧已经淘汰了，采取抛秧方式；薅秧也不需要了，除草剂一撒就完事；有虫了就撒药；犁田、抽水、收割、脱粒都用机械，一年也就两三个月稍微忙些。老队长刘明宴说：“你在的时候队里九头牛还不够使唤，现今一头牛也没得了，都是机械化。你在这儿那会，俺们老社员见天累得跟啥似的，还混不到一个饱字。如今种田，只忙乎两个多月，其他时间都闲得慌。”
走过其他几户，小楼的院门都锁着。老乡说了就知道他们全家都在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地方，这里的房子都空着。像这样空着的小楼，有十几户，还有二十户上下是爷孙两辈住着。转到后排，看见胡生经开的修车铺，老队长刘明宴、老会计汪承德以及两个中年妇女正坐着等修车。看见我们，他们全都站起来，高兴地拉手直摇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圣人到底是圣人，说的话几千年后还能那么恰如其分。正寒暄着，孙日新摇晃着走了过来：“大蛮子！你个熊货咋就一去不回来瞧瞧？这二十多年了，跑回来一趟也不赞助俺们队里一点家什，你要那些钱干熊啊？弄点钱回来，队里还有几户住平房的，在那西边个，都给建上楼房，俺队里不也排场些么？”这家伙始终如此，见面就是一通连珠炮。还没等说几句，刘文富恰好骑车经过，看见我就慌忙急刹车，下车时几乎跌倒。接连不断有老社员赶过来，叙谈也在欢笑声中起伏，老伴在一边难得地也答腔一两句。过后她感叹道：“特别是那个人跳下单车差点跌跤的样子，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了。那些农民真的好淳朴。”
居住在乡下，从东方欲晓到夕阳西下，斑鸠的“咕咕咕”叫声便不绝于耳，不时还夹杂着白头翁、灰喜鹊等鸟儿的喳喳声，如同生活在树林里，这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感觉到除了学校之外，整个大队都冷冷清清，树木和荒草都明显比以前多得多了，那时路边的杂草都难找，没被砍去烧锅的小草，也不够牛吃。如今这荒草很多都齐肩深，老社员都使用煤气与蜂窝煤做燃料了，非但没人再稀罕这些荒草，就连田里的稻草也就地烧了还田。不过也有遗憾，当初不绝于耳的蛙鸣，如今一声也无，辛弃疾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也无从说起。还不止如此，当初满围沟随处可见的乌龟、老鳖、黄鳝，都找不到了。老社员们说，下化肥、农药、除草剂，都流到围沟里，这些东西都绝迹了，只有那文革时期引进的水花生，到处疯长，把围沟都长满了。
随后，不断有老社员闻讯来住地探望，大家都叹息说老了老了。原来的大队书记说：“俺那孙子回家说，学校里来了两个外国人。一打听原来是你，就过来瞧瞧看，二十多年了，俺们都老个逑的了。”村长不容商量地要在集上饭店请客，我正打算到集上看看，招待老朋友一次然后离开，却不料遭了众人的反对：“你这不是损俺们么？要指以前，俺们真还请不起你，现如今请你一餐不算啥事，谁知你这一去啥时候还能回来瞧瞧呢？”上集之前却出了些变故，乡党委曾书记闻讯，派了车过来接。午宴中曾书记接了在县里开会的乡长电话，说既然午宴是村里请的，晚上他赶回来乡里一定要招待一餐。书记喝了几杯后被电话催着走了，那边还有一个业务午宴是他原来已经答应过的，致歉之后他便告辞。于是这伙大队、公社时的老朋友便如释重负，来了个一醉方休。五瓶“四特酒”搞掂，我也就“方休”了，公社那部桑塔纳怎么送我回来的已经不记得了，一觉睡到半夜才醒过来。
我是不知情的了，老伴和汪校长都告诉我，下午四点多钟，公社的汽车又派来了。他们告诉随车来的余副书记我醉了他还不信，亲自到床头看过再打电话报告，于是改定次日上午一定请到公社叙谈。次日一早，村委会里热闹起来。村道东西干线敷设完成后，经过大队部门口这条南北向干道做完基础尚未铺柏油路面就停工了，原因是乡里无钱支付给公路段。已经停下来三四个月了，昨天下午曾书记让乡里安排支付所欠的17万元，并要求公路段今天开工敷设柏油，两天内完成。于是村里今早安排劳力，铲除有碍敷设的杂草、清扫基础表面的灰沙以配合柏油表面的敷设。我注意到这些配合工作的劳力是有偿的，村长等正与公路段来的几位干部讲价钱，似乎没费太多口舌就达成了共识，几十位愿意做工的劳力随即出现在道路上开始干活。询问村会计后知道，去年开始已经一律取消了义务工规定，即使像今天这样为村里道路干活都得支付工钱。会计补充道：“公路段回去拿钱了，今个就交给村里，村里再给他们。”说话间公路段的施工运材料的车辆开了进来。我忽然发现今天本是星期日，这些账款怎么支付？会计说：“明个付账，工钱公路段今个先垫付。昨个本来公路段说星期一开工的，曾书记不干，一定让他们今个开工。”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曾书记亲自跟车过来了，是来接我的。他说：“顺便瞧瞧他们开始干了没有，再拖天气凉了就没法铺了。怎么样？俺不想给你留下个坏印象，你要多呆一天，就可以走新柏油路了。欠人家钱迟早得给的，昨天你们村长一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说坏了，不管咋样，你们从大老远回来，这就是一份情意。就剩这么一点路面没做完，留下一个坏印象，那多遗憾。马上就叫他们给办了。还请多多包涵，俺们还是穷啊，乡财政一年才几十万，要做的事又多，那边漂桥扩建今天也开工了。”
跟着书记的车去到乡政府，杨乡长正等着。昨晚的接待没办成，今天他一定要补上。我们则打算从乡里直接租车到县城，然后乘长途班车到信阳。乡政府与原来公社大院相比，无疑属“鸟枪换炮”，整齐多了。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曾书记主持了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他毫不讳言地说：“俺在这当书记九年多了，也查问了一下，当年插队在俺们公社的知识青年有七八百人，据俺知道的，这九年多里回来瞧瞧的只有你一个。这不是怨啥，人人都忙，抽不出时间，俺们热情欢迎你们回来给俺们指导指导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乡长接着也表了态，他说有点巧，今天正好是他到乡里工作两个月整。我表示这样正式的场面有点受宠若惊，也不习惯。接下去便开始漫谈，探讨起农民减负和乡村改革的出路问题来了，很热闹。然后书记介绍了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教育，设施根本无法满足适龄孩子的教育，仅今年乡高中就拒收了500多孩子，上了学的也挤成七八十人一个班。乡长表态说：“你们在外边，门道开阔，俺们只希望还能惦记着这一方水土，万一有个什么机会，给俺们引荐引荐。”
午餐也很隆重，只是有夫人管着，没有过分地饮酒。然后又继续探讨了乡村农民的出路问题，他们显然都对我认为的“农村唯一的出路在于土地市场化”很感兴趣，不知不觉又过去两个多钟头，我开口告辞。谁知乡长要求再等一会，他派出去弄县里南大山茶场取“信阳毛尖”的就快回到了，还告诉我，他已经安排好一部轿车，直接送我们到信阳，不必担心。我坚辞不掉，唯有从命。直至三点五十分，“红旗”轿车载着我们还带着六件“信阳毛尖”离开了乡政府。我知道，此后这份人情总会压在心头，得努力办点“引荐引荐”的事了。
忆苦思甜
村里的干部定编八人，实际上只有六个。大队支部书记自己不愿干了，妇女主任为了自己超生也辞职了，没人愿意顶，于是丢空在那儿。每位大队干部每月补助200元，任务完不成这个补助就拿不到，所有的吃喝开销已经完全不存在。至于村民公开直选，纯粹是“逗把戏”。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比民主更乌龙的，各村民小组长过来，把全队人的名字填上，就算选举了。不过这村官选举，却又有特殊的地方，倘若乡里不来指定，没人愿意当“候选人”。原因在于，如今的村干部，处于“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境地。什么特权也没有，具体工作就只剩下计划生育与追督上缴这两项。每年大队上缴任务大约十来万元，只收现金，不再有粮食征购和卖余粮之类任务，乡里的粮管所已经撤销，人员也都遣散了。粮食基本上处于买卖均衡的状态，由两三家私营粮商收购。汪泽学告诉我：“这两项具体工作，没一项好惹。交任务现在非常低，今年俺姜庙收稻有30多万斤，交足了也不过两万斤。只是几户种粮大户操作，也有十来户自己种自己的。其他户基本不种粮了，特别是小麦，产量太低，已经没人种了，老社员想吃馍就去买它一袋面粉回来。”
瓦坊村占地5.3平方公里。人口约3200人，其中约1400人在外打工或经营小生意。姜庙队约220口，约有2/5长年在外；最多的是桥头队，250多口人，留在队里的不过70来口。也难怪，那个队人均耕地不过八分。留下的都是40岁以上的和小孩，年轻人一个也没得了。大队首先开始跑外边的，是余大塘小队。他们这个队原来最穷，一包产到户了就立马开始干旁的，一是干建筑队，还有就是跑出去打工。这一干他们倒反先富起来了，接着就是清河队，跑小生意跑出点名堂来，跟着其他队也外出跑，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从拾破烂、收废旧到清洗油烟机、建筑外墙等行业，作为配套或另辟蹊径，不少人便开始了小生意。期间就有不少事业有成者，例如张老埠的张某某，在深圳以运输信息服务开始，做得很大。前两年固始高中改建，他一个人就掏了70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投资固高旧址拆迁改建的项目。如今，许多农民在上海、南京、深圳、北京购买商品房，全家迁走了。更多的农民却是外边挣钱，家乡建房。我们村就是一个范例。像许祥发，当年常跟在我脚前脚后转悠的半大小伙，去年回来把房子卖掉，全家都迁到上海去了。
孙日新，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搞了一个实体专门干清洗油烟机和大楼外墙。汪泽学说：“他俩儿不时寄钱回来，他带着孙子，没事就蹬一辆三轮车，上集到小吃店，喝一碗豆浆，吃两根油条，再买回些肉菜，乐得很。”孙本人说：“奶奶，毛老头要是早死一二十年，俺咋作也不止跟现在这样。如今没法子喽，老喽，混一天算一天呗。”我乘机接上话头，咨询一下农民如今究竟怎样看待那个时代。于是说：“外边有些人说，广大农民都怀念毛主席那时候，说现在还不如那时。”话还没落音，胡生金就骂开了：“他娘的毛XX，整得俺们老社员连白开水都喝不上。日妈的，他要是还不死，那就该俺们老社员死逑了。”老队长刘明宴说话比较有分寸：“俺是个党员，让俺说的话，他是三分正确，七分罪过。”老汪德说：“怀念他回来再过‘食堂关’不成？”刘文富说：“说那话的人太没良心，怎么说现在比那时候还是强上天了。那时候咋宣传来着？到了共产主义就住楼房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妈，现在比那还强些，不光电灯电话，电视机哪家没有？那时想还没敢想电视机哩！”所有人都笑开了，这笑声是一种明显的嘲笑。他继续告诉我：“俺家里今年收一万二三千斤稻，搁那时候，姜庙全队十股俺这都快够一股了！就俺老两口吃饭，吃不完的咋作也得卖七八千块钱回来。”想想又有点意犹未尽：“乖乖，不算算真还不知道，加上其他的，跟那时候比，二三十倍都不止！”于是大伙七嘴八舌核计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以货币面值计算，姜庙人均收入，不算在外人口及其收入，只算乡下产出与在乡人口，大约为生产队时期的一百多倍！如果把物价考虑进去也应在十倍以上。
在菜园边，我邂逅正在劳作当年的贫协组长杨丙法。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三步并作两步迎过来握手。一阵欢乐的寒暄过后，他叹气说：“俺们在队里只能算穷的，没办法，老了。”我知道他的儿子媳妇连同孙子都在外做小生意，他一个孤寡老人自己在家耕作菜园，全家分的责任田都包给种田大户了，承包费就收近千斤稻子，吃饭早就不成问题。看见他在菜园子里劳作，就问：“你只管坐着吃不就结了，还忙这些干啥？”他笑了：“俺一个庄稼人，不在地里摆伺，种点家什，咋过？你瞧瞧，俺今年七十三了，咋样？还硬朗吧？”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看见我要给他拍照，立即摆了个架势。听我说外边有人大吹广大农民怀念毛时代，这位老人有些气愤了：“奶奶赫来的，这些人良心叫狗吃了不是？让他们来问问村里，俺敢说，问全公社全县，没有一个会怀念那时候！还想叫俺们都饿死啊？他要敢回来跟老社员说，嘴都给他掌歪了！”瓦坊学校的马老师是最老的教师，说起那年的“食堂关”，他告诉我：“就俺自己的经历就足够写一本书。那年俺才不到十岁，几天没吃的饿得只剩一口气，跑柳沟大队寻亲戚找吃的，柳沟大队干部说俺流窜要把俺吊起来，俺给他们求情，说俺都饿成这样了，一吊就死了大叔大伯们你们行行好手下留情留俺一条命吧……”他说不下去了，直在抹眼泪。我也无法再说什么话。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就这样吧。俺也曾经想写写，可还是怕。怎么说俺现在一个月拿1200块钱，‘食堂关’以后的事你那时在这，都知道，咋能跟现在比？说毛主席那时候好那是说瞎话。这样吧，俺说不了，以后想起一点就给它记下来，下次你回来俺一定给你。”
在农民负担方面，村会计翻出账本报数：1995-1997年，全村每人头分摊提留款达到320多块。那几年平均稻谷价格为0.55元/斤。以此数据计算，姜庙队那三年需卖稻谷约13.5万斤完成上缴，占全队稻谷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这导致农民不时打着招牌游行示威，有的一直跑到信阳。而我在插队日记里记载了1975年本生产队的稻谷收成15万斤，完成交公粮卖余粮纳战备粮、捐救灾粮等只有6万多斤，包括种子在内。那年全队人口253口，每口日均稻谷0.65斤。几个老队干证实那些年确实都在这个比例上下。与今年留在队里132口人分近30万斤稻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97年以后上缴逐步下降，今年人均大约只有70块，包括30元/亩的用水费在内。鉴于如今各家产量不会精确上报，只能估计。所有老农都估算全姜庙总产量在30万斤以上。即使缴纳完成姜庙全队也仅需2.2万斤稻谷，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我在农村时鸡蛋是老社员主要现金来源之一，当年称为“鸡屁股银行”；另一个来源是种黄麻收入，但这是以社员减少自留地种菜为代价的。当初，生产队必须摊派生猪任务，如果完不成交售则需买“任务条子”，相当多的社员就要卖掉本来便不够吃的口粮来交“任务条子”的摊派。如今所有禽畜类都早已不存在国家收购，固始的笨鸡蛋倘若煎或炒那色香味都堪称一绝，早在毛时代它就是香港市场的品牌。如今鸡蛋老社员全部留自己吃，收购鸡蛋极为困难。市场上笨鸡也要卖到9块钱一斤，粮食贵了，猪肉也贵了，市场猪肉卖9-11元/斤，精肉最贵。这与当初肥肉最好卖正好倒了个。
公社所在的石佛店镇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富起来的农民买地盖起来的。一般事例不好调查，恰好胡洼大队一个堂侄女两口子也在镇上盖了三层楼，我就咨询了这两口子。他们经营着日用百货，一楼大店租给别人卖摩托车，除了租金收入之外，自己卖杂货收入每月平均有几千元。我询问他们时，恰好他们上安徽梅山采购板栗回来批发，这两天批发板栗净赚一千多。他俩认识在南京，拾破烂积攒了原始资本，可外边的艰辛又加剧了思乡之情，于是回到石佛镇，在镇中心国道边买地建房，转入固定的经营。说起在南京被四次驱赶的迁徙故事，那份艰辛也确实令人感动，这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的原因。可侄女婿告诉我：“像俺们这样回来的，没几个。他们被赶得无所谓了，还在坚持干。”城市需要农民，但城市藐视农民，尽管不乏农民自己的原因。
返乡思考
在信阳，已经在外贸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华林，也有着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由于在固始插过队，又因工作原因多次返回之经历，告诉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乃至于干脆留在宾馆我的房间里过夜。不仅固始，信阳地区其他县份也有类似的状况，农民流向城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华林说：但固始有特殊之处。泉州人寻根寻到固始，如今泉州与固始结成对子，搞过好几次联谊活动。现在说郑成功的老根就是固始，他收复台湾的军队，固始人就非常多。如此，台湾的所谓原住民，相当数量的先人即是固始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前两年台湾来寻根的原住民捐给固始高中新建1100万元，这个新建的校园就命名为“慈济高中”。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现在在国家歌剧院施工的队伍中，就有几支固始农民组成的施工队。而且，施工质量还很不错。信阳地区大约有1/5以上外出，固始县官方统计约50万人外出打工。我曾经在媒体上看见过固始是中国第一人口大县的报道，那里介绍说这个县有256万人口。但此次了解到，官方曾经统计人口数是156万，估计实际人口应在170万以内，仍旧是第一人口大县。
应该说，农村的实际产出是非常低的，固始全县分为33个乡镇，601个行政村，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无可争议的是，这个县外出农民挣回来的钱，县里的GDP没有反映，而这个数字据测算约为县GDP的三倍。而且，农民对于缴纳是抵触的，仅以瓦坊村为例，就欠税费超过100万元。若以今年的应纳额度计算，欠4.5年的税费。在与乡干部的讨论中，我认为应该彻底取消农业税，他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使彻底取消，以瓦坊村为例，约3200亩耕地亩产平均1200斤计算，总产稻谷不过384万斤，以目前的售价0.685元/斤计算，也只有263万元，人均822元。除掉农业直接投入，净收入不到600元。以此计算，根本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倘若按4口之家考虑，即使全家不吃不喝，要建造如今的房屋也得20年左右的全部收入。那么目前的小康或富足是靠人口减少和外出收入创造的！
如此，我们不由得思考几个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是否解决得了农村问题？其实，减轻农民负担其实只是缓和农民与政府矛盾的麻醉剂。根本解决农民负担的途径仅仅在于减少农村人口，而真实和永恒地减少农村人口，惟一的途径在于土地市场化，如果我们不说土地私有化的话。持续至今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一种为维护毛式农业体制的面子而设置的权宜之计，它其实是以近乎原始的小农经济来摆脱毛式体制造成的桎梏。当桎梏刚刚崩溃之时，是有其效果的，但这种短期的效果并非康庄大道。妙就妙在，当初因维护“祖制”却又要使农民放心而制定的“三十年不变”，恰恰使农村的改革走到了尽头。危机体现的一个事实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不能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无法形成；又一个事实是，农村基本建设非但不能进行，原有的设施还在荒废或破坏；第三个事实是，农村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国家很快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三个话题都可以独立成章，此处不赘。
如今的村民小组、村委会、乡，完全是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翻版。无论地域、人口、组织机构，完全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个称呼而已。当农村经济已经变化的时候，这些换了招牌的机构依旧原封不动地延续着，说农村改革走到尽头，是指这些组织机构已经妨碍农村的发展。这些组织机构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只是负担，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它们沿自列宁的苏维埃制度，可那个制度还在创立之初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置疑。例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就指出：苏维埃制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被称为“世纪智者”的伯特兰.罗素指出：“社会主义形式多种多样。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历史已经证明了此类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可至今农村还延续着这些组织机构，危机便不断地显现出来。仅仅靠“减负”这类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其实已经揭露了这些组织机构与农民尖锐对立的极端情况，至于尚未激化成如此剧烈冲突的事例，农村已经遍地都是。而此书之遭遇却可以借用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一段话来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复杂，把它们都撤掉，让广大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天不但不会塌陷，阳光还会更灿烂。当一个村民小组长无所谓地把全体村民的姓名填到选票上的时候，那些被填上姓名的农民们其实是在藐视和嘲弄这个体制。如果继续探究这个体制的本质，它根本不是农民利益的需要，而是统治农民的手段。当列宁同志把向广大工农灌输革命理念视作根本，而且借助专政手段来实现这种灌输时，利益的根本对立就已经存在了。以后的一切政策和策略，都只不过是在调和这种对立、往墙上的裂缝表面涂抹稀泥以掩饰它罢了。事实上，如今的村委会已经如强弩之末，一位村支书戏说：“俺现在只有两件事：左手抢钱，右手杀人。”所谓“抢钱”，指征收税费；所谓“杀人”，指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就在我到乡下的那几天，全乡都在抓超生的，没交完罚款的便扣在余庆学校的旧校园里。24日夜里，镇上所有的运营微型车都被征用去运抓到的人了，有个参加此次运送的微型车车主告诉我们：“关了有一二百人哩！”
可叹的是目前农民自己选择了这条根本之路，外出打工和做小生意，如此已经实际减少了农村人口。但有虚假性：这些人并没有彻底离开农村，他们基本上继续拥有责任田，三十年不变。在没有真正市场化之前，这个虚假性不能消除。农民在城市里尚无合法的永久生存地位，城市以及权力在拒绝农民离开土地，农民仍旧没有把根移至城市的可行性，于是，不得不把根继续留在农村，以防万一“政策变了”的时候还有生存下去的立锥之地。土地资源市场化，目前农民们已经实施。（是否合乎规定？）他们实施的办法是：不打算或不可能做农活的把自己的责任田包给愿意做的，约定俗成的承包支付为：100斤稻谷/亩。一种以物（稻谷）易物（责任田）的市场经营方式，他们还打破了旧框框，跨越村民小组甚至村的界限经营。
几天的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只能算是一些粗浅的印象。更何况那么多农民的中坚都在外漂泊，他们会“叶落归根”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暂且抛出来，仅供老知青们参考。
2005.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