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散记 作者:wenjunq


 

    回乡散记

 

风尘仆仆

临时决定抽个空子,于是“打起背包就出发”,回到二十多年没见过的故乡去,那里也消磨了我的插队时光。前后九个多年头,人生最可贵的年华,整定不是可以轻易就忘记的。火车从南到北,曾经都熟悉的城市从窗外掠过,仔细想一想,翻开地图查一遍,自越南边境直到郑州,沿着铁路的每一个县城我都到过,也算一种阅历吧。只是这二十年却从未涉足,面貌全非,已经不可以再吹嘘说到过的了。次日上午九时许,火车爬上了大别山的山坡,武胜关大隧道就在眼前了。其实从湖北广水火车站开始,我至今还记得每一个小站的名字:孝子店、子午店、武胜关、鸡公山、李家寨、东双河、平桥然后到信阳。无他,当初在固始插队的知青里,那批招工到信阳铁路的哥们,差不多这些小站都有人在,我和宙宙也就逐次地到过这些地方。那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随即他们也都陆续调离,到如今,宙宙已经驾鹤西归,这些地方也就成为记忆。穿过武胜关隧道,便进入信阳的地界。毕竟有二十年没回来了,不觉有点归心似箭的心情涌了上来。
  
  自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听父亲念叨故乡的美丽与富饶,到了1958年,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当时的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那份得意就没法说了。所谓乐极生悲,接着就是举世震惊的“信阳事件”,一百多万人饿死的惨状,尽管所有文字档案至今还严密地封锁着,但信阳这两个字就如同阴曹地府般阴森可怕。可那毕竟是我的故乡,也是我青春年华消耗掉的地方,与别人不同的一份潜情总不可磨灭,各种渠道得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信息,是真是假犹不可判断。多少次打算要亲身返回这里,总是因为忙,因为这个万事皆灵的理由,不能成行。今天终于咬紧牙关回来了,很难说这辈子是否还会有下一次。

信阳到了,老虞到站台上接我,二十多年没见了,上次还是他跑到广西的时候。他告诉我,当初招工到信阳的固始知青,现在继续呆在这里的还剩下老马一个,其他的,或调回郑州,或已经退休。再仔细念叨一下,其实不止,懋西偏瘫在床已经十几年了,连话都不能说;华林应该也在,失去联系了;大老郭几年前就厌倦了人世,选择了死亡,这使我大吃一惊。以他那份开朗性格以及知足长乐的心态,怎么会选择死亡?老虞说,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想不通,只能是个谜。人啊,怎么说呢?岁月像条河,逝者斯夫;岁月像首歌,越是唱到最后就越悲凉。伤感无可避免,伤感也无法久留,人总不能只为过去而生活。《论语》曰:“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断寻些事情来认真做,茅屋就不至于为秋风所破了。出了火车站,这个城市街道宽敞了,楼宇更高了,现代化的气息也浓烈得多,唯独脏乱差这条,堪称河南特色,想抹也抹不掉。河南其实也堪称中国的缩影,谁让它占据了这个文明的中心呢?
  
  随即转上开往固始的班车,出城的道路宽广多了,秋天降临的原野,金黄已经收割,墨绿很快就会成为枯黄。沿途的几个县城,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穿着西装的赵本山。交通无疑已经改善许多,而且还在继续施工改造。西安到南京的铁路已经通车,罗山通叶集的高速公路也正紧张施工,国家在大规模地改变模样,这里应该不会例外。固始的县城已经彻底认不出来了,可是打算充填一下辘辘饥肠却遇到麻烦,车站前那几家小饭馆,看上去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公厕,原本饿着的肚子却没了食欲,干脆租下一辆小面的直奔乡下。公路边的景色已经大变,从前路边那些泥坯砌筑的草屋,全都没了踪影,各式各样的小楼房则星罗棋布。田野里的树木,显然比过去多了许多许多,看上去更像是无边的树林。我离开这儿的时候,田野里只许种粮食,只有路边村头才是长树的地方,这条312国道两边,杨树叶总是黄的,汽车不断地通过,没完没了的灰尘就遮蔽了它的绿,只有大雨才能为它沐浴,短暂地洗掉泥土的沾染。可如今它们确实恢复了本色,绿得好像浸透了油。柏油路果真直通大队,唯有转入大队部那一段还没有铺路面,谁也不能否认这里的进步。大队部还在老地方,但所有的房屋都变成砖瓦砌筑,但与路边所见农舍相比,灰头土脸的显然打不起精神。当村委会的房子远不如大多数农舍时,应该说是农民的福音。进到队部里,迎面过来的自我介绍说是村长。我不认识他也不奇怪,但他却清楚地记得我:“你走那时候,可年轻哩!咋就老得这狠?”
  我原来插队的姜家老庙生产队就在大队部北边,那张曾经熟悉的大塘,塘边原是一片光溜溜的土。草儿刚长出来,不是被牛吃掉了就会被老社员割掉,烧锅的稻草极缺,于是野草便横遭割刈,轮不到它们长成的机会。塘北边就是生产队的稻场,如今,稻场、队屋、牛棚、仓库、学习室都成为记忆,这里也成老社员的住宅区,似乎按照同一个设计图纸建起来的小楼房,连同小院,一排排又一列列向北延伸过去。这些小楼丝毫也不比沿海地区差到哪里去,看来电话里得到的信息并未失真。
  
  在大队学校的大门外,我原来所居住的房子对面,挺显眼地保留着两间经过修缮的旧草房。它与我原来住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门口外墙经过糊弄,墙角也用火砖补砌过,房门换成了带气窗的新款房门。老汪说:“俺巴巴(特地)叫留下的,全大队唯一的旧草房了。你可知道,这屋是1964年建的,不留两间以后孩子们不知道啥叫草房了。也没闲着,里边安着打米机,不时还打点米。”我奇怪地问:“这做打米机房,不吵得慌?”老汪愣了,回过神来笑道:“你肯定想到那时柴油机碾子去了,现在都是电动的,不吵。”我也笑了,因为我脑子里的打米机都跟大八匹柴油机连在一起的。
  
  瓦坊小学就在旁边,砖围墙里圈着一栋两层的教学楼,还有两栋红砖平房。篮球场据说是标准尺寸的。汪泽学退休在家,俩儿子都在北京,照看两个孙子,便成为爷爷的任务。他似乎也很理解,告诉我:“回头你去瞧瞧,俺村里头尽剩下些爷孙辈了,年轻人都跑外边打工去了。”我跟着他去他的家,老汪把里间房子准备好了,卧具全都新洗干净的。大队小学已经开学,孩子们正在上课。老师们听说我回来了,四位当初就在学校的老师赶紧过来看望。叙说了一会重逢之后欢乐话,老师们又要上课去了。询问之后得知,如今大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工资制,13名教师工资最高的1200,最低的也有700多。而且老师们的工资由县财政直接给付到各人的信用卡上,从来没有拖欠的事情发生,但过去由乡里支付则常拿不到。
  
  汪泽学告诉我,他没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休之前,乡里欠教师总额达八个月的工资,“拿不到了,噎熊!”汪叹息说。全村适龄学生该有350人,其中一百多孩子跟着父母到南京、北京等地,留在村里就学的还有二百多人。学校的经费全靠学生交的学费,每学期每人交80多元,除去书本,剩余20多不到30元就是学校的经费。不过细算一下,全年教师工资近15万元,如果都由乡村承担,这学校肯定倒闭了。因为孩子越来越少,正在实施中心乡村小学计划,瓦坊属于中心小学,邻近的村小学面临裁撤。“缺钱,一下子难办。”马振学老师告诉我。他是老教师了,领着1200元工资,很有些“此间乐,不思蜀”的心态。实行中心小学是有条件了,孩子们上学,稍远些的都骑自行车。我在的时候,整个大队就只有代销点有一部破旧的“红旗牌”,看着校园里摆放着上百辆各式自行车,时代的进步也算一斑吧!更别说孩子们的穿着了,五颜六色的,并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到哪里。
  
  

久别重逢之喜悦
  

大队部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正看病的中年农妇带着笑意解嘲:“俺那时还是小学生哩,你肯定认不到俺。俺认得你,就住俺学校那屋。”最后一位也是中年男医生,他直接招呼我以后就让我猜他是谁,我估计他是老季医生的儿子,猜对了,于是他有许多激动。但问及他爹,脸色顿时变得沉闷,只说是在郑州,胃癌晚期,享受着离休老干部的免费治疗。“许是不行了,两天俺还得过去瞧瞧。”他说。于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探访对象之一,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跟小季简单谈了几句,知道大队医务室平均一天也轮不到两个病号,果真应了老季当年的说道:“吃饱肚子了,哪还有那些病呢?”当初大队医务室,是必须从早忙到晚的。又问道:“你叔季永庆呢?”“他在县医院上班了。”我又问:“汪医生呢?”“他在南京跟人家合伙开诊所,混得还不错。”
  我抓起相机,往姜家老庙去。还在围子外边,已经看见围子里的一片凋零:当初宽阔的围沟已经被各种植物布满,当年拥挤热闹的围子里,如今已是杂草和作物的世界,只有围子进口附近那一座旧草房的断垣残壁,还显示出它过去的风貌,可我知道那间房子的辉煌,当初是石佛高中汪校长的住宅,是围子里最好的房子。老伴感觉出那里的阴森,极力阻止我走过那荒草覆盖的旧塘坝,于是我只好拍下照片,沿着围沟外的小路向新住宅区走过去。小路是在深及肩头的草类中踏出来的,从水里伸出来的蒲草长得比人还高。当初,这种蒲草是编织的材料,还没等它长成就会被人砍去编织蒲包或蒲草草席了,看着它一片一片地点缀在围沟边,可知已经没有谁再打它的主意了。
  
  走过第一间小楼,院门开着,看见小楼大屋里有人在玩麻将,我径直走了进去,根本不需要问主人家是谁。果然,临近屋门口,里边玩的看的全都站了起来,他们认出我来了,接着就是一片热情的寒暄。谈话中我知道,这是汪泽耀的房子,刘世宴、刘华宴、刘国宴等刘家兄弟连同汪泽耀、汪泽田等都是种田大户,汪泽耀说:“俺们这些四十岁往上的,给谁打工都不得要俺们,没本事出去混只好留搁家里种田呗!那些个出去的,田也没法种,都转给俺们种了,一亩地给一百斤稻,啥提留都不管俺们事。种他二三十亩地,一年也斗两三万,不比外出打工差。”七嘴八舌之中我知道,如今种田也很闲,插秧已经淘汰了,采取抛秧方式;薅秧也不需要了,除草剂一撒就完事;有虫了就撒药;犁田、抽水、收割、脱粒都用机械,一年也就两三个月稍微忙些。老队长刘明宴说:“你在的时候队里九头牛还不够使唤,现今一头牛也没得了,都是机械化。你在这儿那会,俺们老社员见天累得跟啥似的,还混不到一个饱字。如今种田,只忙乎两个多月,其他时间都闲得慌。”
  走过其他几户,小楼的院门都锁着。老乡说了就知道他们全家都在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地方,这里的房子都空着。像这样空着的小楼,有十几户,还有二十户上下是爷孙两辈住着。转到后排,看见胡生经开的修车铺,老队长刘明宴、老会计汪承德以及两个中年妇女正坐着等修车。看见我们,他们全都站起来,高兴地拉手直摇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圣人到底是圣人,说的话几千年后还能那么恰如其分。正寒暄着,孙日新摇晃着走了过来:“大蛮子!你个熊货咋就一去不回来瞧瞧?这二十多年了,跑回来一趟也不赞助俺们队里一点家什,你要那些钱干熊啊?弄点钱回来,队里还有几户住平房的,在那西边个,都给建上楼房,俺队里不也排场些么?”这家伙始终如此,见面就是一通连珠炮。还没等说几句,刘文富恰好骑车经过,看见我就慌忙急刹车,下车时几乎跌倒。接连不断有老社员赶过来,叙谈也在欢笑声中起伏,老伴在一边难得地也答腔一两句。过后她感叹道:“特别是那个人跳下单车差点跌跤的样子,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了。那些农民真的好淳朴。”
  居住在乡下,从东方欲晓到夕阳西下,斑鸠的“咕咕咕”叫声便不绝于耳,不时还夹杂着白头翁、灰喜鹊等鸟儿的喳喳声,如同生活在树林里,这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感觉到除了学校之外,整个大队都冷冷清清,树木和荒草都明显比以前多得多了,那时路边的杂草都难找,没被砍去烧锅的小草,也不够牛吃。如今这荒草很多都齐肩深,老社员都使用煤气与蜂窝煤做燃料了,非但没人再稀罕这些荒草,就连田里的稻草也就地烧了还田。不过也有遗憾,当初不绝于耳的蛙鸣,如今一声也无,辛弃疾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也无从说起。还不止如此,当初满围沟随处可见的乌龟、老鳖、黄鳝,都找不到了。老社员们说,下化肥、农药、除草剂,都流到围沟里,这些东西都绝迹了,只有那文革时期引进的水花生,到处疯长,把围沟都长满了。
  
  随后,不断有老社员闻讯来住地探望,大家都叹息说老了老了。原来的大队书记说:“俺那孙子回家说,学校里来了两个外国人。一打听原来是你,就过来瞧瞧看,二十多年了,俺们都老个逑的了。”村长不容商量地要在集上饭店请客,我正打算到集上看看,招待老朋友一次然后离开,却不料遭了众人的反对:“你这不是损俺们么?要指以前,俺们真还请不起你,现如今请你一餐不算啥事,谁知你这一去啥时候还能回来瞧瞧呢?”上集之前却出了些变故,乡党委曾书记闻讯,派了车过来接。午宴中曾书记接了在县里开会的乡长电话,说既然午宴是村里请的,晚上他赶回来乡里一定要招待一餐。书记喝了几杯后被电话催着走了,那边还有一个业务午宴是他原来已经答应过的,致歉之后他便告辞。于是这伙大队、公社时的老朋友便如释重负,来了个一醉方休。五瓶“四特酒”搞掂,我也就“方休”了,公社那部桑塔纳怎么送我回来的已经不记得了,一觉睡到半夜才醒过来。
  
  我是不知情的了,老伴和汪校长都告诉我,下午四点多钟,公社的汽车又派来了。他们告诉随车来的余副书记我醉了他还不信,亲自到床头看过再打电话报告,于是改定次日上午一定请到公社叙谈。次日一早,村委会里热闹起来。村道东西干线敷设完成后,经过大队部门口这条南北向干道做完基础尚未铺柏油路面就停工了,原因是乡里无钱支付给公路段。已经停下来三四个月了,昨天下午曾书记让乡里安排支付所欠的17万元,并要求公路段今天开工敷设柏油,两天内完成。于是村里今早安排劳力,铲除有碍敷设的杂草、清扫基础表面的灰沙以配合柏油表面的敷设。我注意到这些配合工作的劳力是有偿的,村长等正与公路段来的几位干部讲价钱,似乎没费太多口舌就达成了共识,几十位愿意做工的劳力随即出现在道路上开始干活。询问村会计后知道,去年开始已经一律取消了义务工规定,即使像今天这样为村里道路干活都得支付工钱。会计补充道:“公路段回去拿钱了,今个就交给村里,村里再给他们。”说话间公路段的施工运材料的车辆开了进来。我忽然发现今天本是星期日,这些账款怎么支付?会计说:“明个付账,工钱公路段今个先垫付。昨个本来公路段说星期一开工的,曾书记不干,一定让他们今个开工。”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曾书记亲自跟车过来了,是来接我的。他说:“顺便瞧瞧他们开始干了没有,再拖天气凉了就没法铺了。怎么样?俺不想给你留下个坏印象,你要多呆一天,就可以走新柏油路了。欠人家钱迟早得给的,昨天你们村长一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说坏了,不管咋样,你们从大老远回来,这就是一份情意。就剩这么一点路面没做完,留下一个坏印象,那多遗憾。马上就叫他们给办了。还请多多包涵,俺们还是穷啊,乡财政一年才几十万,要做的事又多,那边漂桥扩建今天也开工了。”
  跟着书记的车去到乡政府,杨乡长正等着。昨晚的接待没办成,今天他一定要补上。我们则打算从乡里直接租车到县城,然后乘长途班车到信阳。乡政府与原来公社大院相比,无疑属“鸟枪换炮”,整齐多了。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曾书记主持了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他毫不讳言地说:“俺在这当书记九年多了,也查问了一下,当年插队在俺们公社的知识青年有七八百人,据俺知道的,这九年多里回来瞧瞧的只有你一个。这不是怨啥,人人都忙,抽不出时间,俺们热情欢迎你们回来给俺们指导指导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乡长接着也表了态,他说有点巧,今天正好是他到乡里工作两个月整。我表示这样正式的场面有点受宠若惊,也不习惯。接下去便开始漫谈,探讨起农民减负和乡村改革的出路问题来了,很热闹。然后书记介绍了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教育,设施根本无法满足适龄孩子的教育,仅今年乡高中就拒收了500多孩子,上了学的也挤成七八十人一个班。乡长表态说:“你们在外边,门道开阔,俺们只希望还能惦记着这一方水土,万一有个什么机会,给俺们引荐引荐。”
  午餐也很隆重,只是有夫人管着,没有过分地饮酒。然后又继续探讨了乡村农民的出路问题,他们显然都对我认为的“农村唯一的出路在于土地市场化”很感兴趣,不知不觉又过去两个多钟头,我开口告辞。谁知乡长要求再等一会,他派出去弄县里南大山茶场取“信阳毛尖”的就快回到了,还告诉我,他已经安排好一部轿车,直接送我们到信阳,不必担心。我坚辞不掉,唯有从命。直至三点五十分,“红旗”轿车载着我们还带着六件“信阳毛尖”离开了乡政府。我知道,此后这份人情总会压在心头,得努力办点“引荐引荐”的事了。
  
  

忆苦思甜


    村里的干部定编八人,实际上只有六个。大队支部书记自己不愿干了,妇女主任为了自己超生也辞职了,没人愿意顶,于是丢空在那儿。每位大队干部每月补助200元,任务完不成这个补助就拿不到,所有的吃喝开销已经完全不存在。至于村民公开直选,纯粹是“逗把戏”。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比民主更乌龙的,各村民小组长过来,把全队人的名字填上,就算选举了。不过这村官选举,却又有特殊的地方,倘若乡里不来指定,没人愿意当“候选人”。原因在于,如今的村干部,处于“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境地。什么特权也没有,具体工作就只剩下计划生育与追督上缴这两项。每年大队上缴任务大约十来万元,只收现金,不再有粮食征购和卖余粮之类任务,乡里的粮管所已经撤销,人员也都遣散了。粮食基本上处于买卖均衡的状态,由两三家私营粮商收购。汪泽学告诉我:“这两项具体工作,没一项好惹。交任务现在非常低,今年俺姜庙收稻有30多万斤,交足了也不过两万斤。只是几户种粮大户操作,也有十来户自己种自己的。其他户基本不种粮了,特别是小麦,产量太低,已经没人种了,老社员想吃馍就去买它一袋面粉回来。”
  瓦坊村占地5.3平方公里。人口约3200人,其中约1400人在外打工或经营小生意。姜庙队约220口,约有2/5长年在外;最多的是桥头队,250多口人,留在队里的不过70来口。也难怪,那个队人均耕地不过八分。留下的都是40岁以上的和小孩,年轻人一个也没得了。大队首先开始跑外边的,是余大塘小队。他们这个队原来最穷,一包产到户了就立马开始干旁的,一是干建筑队,还有就是跑出去打工。这一干他们倒反先富起来了,接着就是清河队,跑小生意跑出点名堂来,跟着其他队也外出跑,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从拾破烂、收废旧到清洗油烟机、建筑外墙等行业,作为配套或另辟蹊径,不少人便开始了小生意。期间就有不少事业有成者,例如张老埠的张某某,在深圳以运输信息服务开始,做得很大。前两年固始高中改建,他一个人就掏了70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投资固高旧址拆迁改建的项目。如今,许多农民在上海、南京、深圳、北京购买商品房,全家迁走了。更多的农民却是外边挣钱,家乡建房。我们村就是一个范例。像许祥发,当年常跟在我脚前脚后转悠的半大小伙,去年回来把房子卖掉,全家都迁到上海去了。
  
  孙日新,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搞了一个实体专门干清洗油烟机和大楼外墙。汪泽学说:“他俩儿不时寄钱回来,他带着孙子,没事就蹬一辆三轮车,上集到小吃店,喝一碗豆浆,吃两根油条,再买回些肉菜,乐得很。”孙本人说:“奶奶,毛老头要是早死一二十年,俺咋作也不止跟现在这样。如今没法子喽,老喽,混一天算一天呗。”我乘机接上话头,咨询一下农民如今究竟怎样看待那个时代。于是说:“外边有些人说,广大农民都怀念毛主席那时候,说现在还不如那时。”话还没落音,胡生金就骂开了:“他娘的毛XX,整得俺们老社员连白开水都喝不上。日妈的,他要是还不死,那就该俺们老社员死逑了。”老队长刘明宴说话比较有分寸:“俺是个党员,让俺说的话,他是三分正确,七分罪过。”老汪德说:“怀念他回来再过‘食堂关’不成?”刘文富说:“说那话的人太没良心,怎么说现在比那时候还是强上天了。那时候咋宣传来着?到了共产主义就住楼房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妈,现在比那还强些,不光电灯电话,电视机哪家没有?那时想还没敢想电视机哩!”所有人都笑开了,这笑声是一种明显的嘲笑。他继续告诉我:“俺家里今年收一万二三千斤稻,搁那时候,姜庙全队十股俺这都快够一股了!就俺老两口吃饭,吃不完的咋作也得卖七八千块钱回来。”想想又有点意犹未尽:“乖乖,不算算真还不知道,加上其他的,跟那时候比,二三十倍都不止!”于是大伙七嘴八舌核计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以货币面值计算,姜庙人均收入,不算在外人口及其收入,只算乡下产出与在乡人口,大约为生产队时期的一百多倍!如果把物价考虑进去也应在十倍以上。
  
  在菜园边,我邂逅正在劳作当年的贫协组长杨丙法。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三步并作两步迎过来握手。一阵欢乐的寒暄过后,他叹气说:“俺们在队里只能算穷的,没办法,老了。”我知道他的儿子媳妇连同孙子都在外做小生意,他一个孤寡老人自己在家耕作菜园,全家分的责任田都包给种田大户了,承包费就收近千斤稻子,吃饭早就不成问题。看见他在菜园子里劳作,就问:“你只管坐着吃不就结了,还忙这些干啥?”他笑了:“俺一个庄稼人,不在地里摆伺,种点家什,咋过?你瞧瞧,俺今年七十三了,咋样?还硬朗吧?”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看见我要给他拍照,立即摆了个架势。听我说外边有人大吹广大农民怀念毛时代,这位老人有些气愤了:“奶奶赫来的,这些人良心叫狗吃了不是?让他们来问问村里,俺敢说,问全公社全县,没有一个会怀念那时候!还想叫俺们都饿死啊?他要敢回来跟老社员说,嘴都给他掌歪了!”瓦坊学校的马老师是最老的教师,说起那年的“食堂关”,他告诉我:“就俺自己的经历就足够写一本书。那年俺才不到十岁,几天没吃的饿得只剩一口气,跑柳沟大队寻亲戚找吃的,柳沟大队干部说俺流窜要把俺吊起来,俺给他们求情,说俺都饿成这样了,一吊就死了大叔大伯们你们行行好手下留情留俺一条命吧……”他说不下去了,直在抹眼泪。我也无法再说什么话。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就这样吧。俺也曾经想写写,可还是怕。怎么说俺现在一个月拿1200块钱,‘食堂关’以后的事你那时在这,都知道,咋能跟现在比?说毛主席那时候好那是说瞎话。这样吧,俺说不了,以后想起一点就给它记下来,下次你回来俺一定给你。”
  在农民负担方面,村会计翻出账本报数:1995-1997年,全村每人头分摊提留款达到320多块。那几年平均稻谷价格为0.55元/斤。以此数据计算,姜庙队那三年需卖稻谷约13.5万斤完成上缴,占全队稻谷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这导致农民不时打着招牌游行示威,有的一直跑到信阳。而我在插队日记里记载了1975年本生产队的稻谷收成15万斤,完成交公粮卖余粮纳战备粮、捐救灾粮等只有6万多斤,包括种子在内。那年全队人口253口,每口日均稻谷0.65斤。几个老队干证实那些年确实都在这个比例上下。与今年留在队里132口人分近30万斤稻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97年以后上缴逐步下降,今年人均大约只有70块,包括30元/亩的用水费在内。鉴于如今各家产量不会精确上报,只能估计。所有老农都估算全姜庙总产量在30万斤以上。即使缴纳完成姜庙全队也仅需2.2万斤稻谷,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我在农村时鸡蛋是老社员主要现金来源之一,当年称为“鸡屁股银行”;另一个来源是种黄麻收入,但这是以社员减少自留地种菜为代价的。当初,生产队必须摊派生猪任务,如果完不成交售则需买“任务条子”,相当多的社员就要卖掉本来便不够吃的口粮来交“任务条子”的摊派。如今所有禽畜类都早已不存在国家收购,固始的笨鸡蛋倘若煎或炒那色香味都堪称一绝,早在毛时代它就是香港市场的品牌。如今鸡蛋老社员全部留自己吃,收购鸡蛋极为困难。市场上笨鸡也要卖到9块钱一斤,粮食贵了,猪肉也贵了,市场猪肉卖9-11元/斤,精肉最贵。这与当初肥肉最好卖正好倒了个。
  
  公社所在的石佛店镇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富起来的农民买地盖起来的。一般事例不好调查,恰好胡洼大队一个堂侄女两口子也在镇上盖了三层楼,我就咨询了这两口子。他们经营着日用百货,一楼大店租给别人卖摩托车,除了租金收入之外,自己卖杂货收入每月平均有几千元。我询问他们时,恰好他们上安徽梅山采购板栗回来批发,这两天批发板栗净赚一千多。他俩认识在南京,拾破烂积攒了原始资本,可外边的艰辛又加剧了思乡之情,于是回到石佛镇,在镇中心国道边买地建房,转入固定的经营。说起在南京被四次驱赶的迁徙故事,那份艰辛也确实令人感动,这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的原因。可侄女婿告诉我:“像俺们这样回来的,没几个。他们被赶得无所谓了,还在坚持干。”城市需要农民,但城市藐视农民,尽管不乏农民自己的原因。
  
  

返乡思考
  

在信阳,已经在外贸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华林,也有着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由于在固始插过队,又因工作原因多次返回之经历,告诉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乃至于干脆留在宾馆我的房间里过夜。不仅固始,信阳地区其他县份也有类似的状况,农民流向城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华林说:但固始有特殊之处。泉州人寻根寻到固始,如今泉州与固始结成对子,搞过好几次联谊活动。现在说郑成功的老根就是固始,他收复台湾的军队,固始人就非常多。如此,台湾的所谓原住民,相当数量的先人即是固始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前两年台湾来寻根的原住民捐给固始高中新建1100万元,这个新建的校园就命名为“慈济高中”。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现在在国家歌剧院施工的队伍中,就有几支固始农民组成的施工队。而且,施工质量还很不错。信阳地区大约有1/5以上外出,固始县官方统计约50万人外出打工。我曾经在媒体上看见过固始是中国第一人口大县的报道,那里介绍说这个县有256万人口。但此次了解到,官方曾经统计人口数是156万,估计实际人口应在170万以内,仍旧是第一人口大县。
  
  应该说,农村的实际产出是非常低的,固始全县分为33个乡镇,601个行政村,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无可争议的是,这个县外出农民挣回来的钱,县里的GDP没有反映,而这个数字据测算约为县GDP的三倍。而且,农民对于缴纳是抵触的,仅以瓦坊村为例,就欠税费超过100万元。若以今年的应纳额度计算,欠4.5年的税费。在与乡干部的讨论中,我认为应该彻底取消农业税,他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使彻底取消,以瓦坊村为例,约3200亩耕地亩产平均1200斤计算,总产稻谷不过384万斤,以目前的售价0.685元/斤计算,也只有263万元,人均822元。除掉农业直接投入,净收入不到600元。以此计算,根本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倘若按4口之家考虑,即使全家不吃不喝,要建造如今的房屋也得20年左右的全部收入。那么目前的小康或富足是靠人口减少和外出收入创造的!
  
  如此,我们不由得思考几个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是否解决得了农村问题?其实,减轻农民负担其实只是缓和农民与政府矛盾的麻醉剂。根本解决农民负担的途径仅仅在于减少农村人口,而真实和永恒地减少农村人口,惟一的途径在于土地市场化,如果我们不说土地私有化的话。持续至今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一种为维护毛式农业体制的面子而设置的权宜之计,它其实是以近乎原始的小农经济来摆脱毛式体制造成的桎梏。当桎梏刚刚崩溃之时,是有其效果的,但这种短期的效果并非康庄大道。妙就妙在,当初因维护“祖制”却又要使农民放心而制定的“三十年不变”,恰恰使农村的改革走到了尽头。危机体现的一个事实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不能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无法形成;又一个事实是,农村基本建设非但不能进行,原有的设施还在荒废或破坏;第三个事实是,农村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国家很快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三个话题都可以独立成章,此处不赘。
  
  如今的村民小组、村委会、乡,完全是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翻版。无论地域、人口、组织机构,完全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个称呼而已。当农村经济已经变化的时候,这些换了招牌的机构依旧原封不动地延续着,说农村改革走到尽头,是指这些组织机构已经妨碍农村的发展。这些组织机构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只是负担,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它们沿自列宁的苏维埃制度,可那个制度还在创立之初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置疑。例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就指出:苏维埃制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被称为“世纪智者”的伯特兰.罗素指出:“社会主义形式多种多样。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历史已经证明了此类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可至今农村还延续着这些组织机构,危机便不断地显现出来。仅仅靠“减负”这类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其实已经揭露了这些组织机构与农民尖锐对立的极端情况,至于尚未激化成如此剧烈冲突的事例,农村已经遍地都是。而此书之遭遇却可以借用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一段话来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复杂,把它们都撤掉,让广大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天不但不会塌陷,阳光还会更灿烂。当一个村民小组长无所谓地把全体村民的姓名填到选票上的时候,那些被填上姓名的农民们其实是在藐视和嘲弄这个体制。如果继续探究这个体制的本质,它根本不是农民利益的需要,而是统治农民的手段。当列宁同志把向广大工农灌输革命理念视作根本,而且借助专政手段来实现这种灌输时,利益的根本对立就已经存在了。以后的一切政策和策略,都只不过是在调和这种对立、往墙上的裂缝表面涂抹稀泥以掩饰它罢了。事实上,如今的村委会已经如强弩之末,一位村支书戏说:“俺现在只有两件事:左手抢钱,右手杀人。”所谓“抢钱”,指征收税费;所谓“杀人”,指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就在我到乡下的那几天,全乡都在抓超生的,没交完罚款的便扣在余庆学校的旧校园里。24日夜里,镇上所有的运营微型车都被征用去运抓到的人了,有个参加此次运送的微型车车主告诉我们:“关了有一二百人哩!”
  可叹的是目前农民自己选择了这条根本之路,外出打工和做小生意,如此已经实际减少了农村人口。但有虚假性:这些人并没有彻底离开农村,他们基本上继续拥有责任田,三十年不变。在没有真正市场化之前,这个虚假性不能消除。农民在城市里尚无合法的永久生存地位,城市以及权力在拒绝农民离开土地,农民仍旧没有把根移至城市的可行性,于是,不得不把根继续留在农村,以防万一“政策变了”的时候还有生存下去的立锥之地。土地资源市场化,目前农民们已经实施。(是否合乎规定?)他们实施的办法是:不打算或不可能做农活的把自己的责任田包给愿意做的,约定俗成的承包支付为:100斤稻谷/亩。一种以物(稻谷)易物(责任田)的市场经营方式,他们还打破了旧框框,跨越村民小组甚至村的界限经营。
  
  几天的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只能算是一些粗浅的印象。更何况那么多农民的中坚都在外漂泊,他们会“叶落归根”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暂且抛出来,仅供老知青们参考。

 

                                                                      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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