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碎：
直面武斗：武汉“悍”人（文革杂碎之六）
1967年中国大乱，到处夺权，全面武斗，林彪借机发动“揪军内一小撮”。7月下旬谢富治、王力拉一派打一派，挑起武汉两派群众严重武斗，同时借祸于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各种消息飞长流短，一时武汉成了关注中心。我和一些同学决定南下去武汉，一是去支持当地文化大革命，二是继续南下到越南去打美帝，支援世界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8月初，按红卫兵串联的办法，我们没有票就上了长江船东方红一号。长江轮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开往武汉,顺黄浦江拐进长江逆水而上，水面宽阔，两岸尽是翠绿，过南京后，两岸山多了。船过安庆时，广播喇叭叫大家离开甲板和船舷赶快回船舱，关上舱门，说是岸上两派武斗子弹乱飞要伤人，大家好一阵紧张。船过九江，鄱阳湖水色碧青，湖口的长江水则显出黄色。青水黄水各流各的，很是奇特。船开了整整三天到达武汉，停在长江大桥边码头。
我们到武汉水运学院与先期到达的同学会合，看到水运学院8号楼被火烧得一塌糊涂，说是前些天武斗中被“百万雄狮”火攻烧的。大街上到处是“天亮了，百万雄狮垮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什么“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有的标语很幽默，如“天亮了，武汉公鸡下蛋了！”。8月的武汉热的象蒸笼，头天晚上我们睡在武汉物资学校的楼顶平台上，到后半夜才凉快些。但一个晚上枪声不断，看来两个对立派还在明争暗斗。第二天一早附近汉阳毛巾厂的“钢工总”说有情况来求援，我们便一起登车而去。卡车上的武汉造反派都带着枪，车头两边各站着一个提着手枪的小伙子，一路上好不威风。到了一工地并没有出情况，汉阳分部一个负责人叫驾驶窗边的小伙朝天打两枪示威。那小伙子跳下车拔枪猛吼一声“打”！就朝天啪的一枪。这一枪出乎意外的响，街上人们都惊惶了。工地里出来个人嚷嚷：“没事打什么枪？不准打！”那小伙子理都不理他，掰开枪看还有一颗子弹，挥手就往那人脚下“啪”的又一枪，子弹在两个人的脚掌之间地上打了个洞，一股烟冒上来，那人只好缩缩头颈退回工地。真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威风！
我们带着“上海红革会”的红袖标，在武汉很受待见，武汉肉联的造反派叫我们去那里。武汉肉联已经被军管，驻了解放军。当时许多工厂停工了，但肉总要吃的，武汉肉联还在开工。解放军带我们参观肉联厂加工的过程。那里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肉联厂，火车直接开进入工厂，可以运进整车的猪，成群的猪沿着楼道旋转斜梯一直从一楼被赶到五楼，然后从那里开始被清洗，电棍麻醉，吊起，放血，吊入盛满开水的刮毛机，开膛，分割，一部分冷冻，一部分制成熟肉、香肠、罐头，猪肉加工全部过程都在五层大楼里完成，最后猪肉的成品从一楼运走。一个军官低声告诉我们：这里的人“悍”哪！他指着冷冻车间说，武斗时，一派抓了另一派的头头，就把那人关在冷冻库里面冻死了；那个刮毛机，武斗时有人被扔进去烫死了。
我们去了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8月1日那里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军民渡江活动时，两个对立派组织发生严重冲突，在长江里动了刀棒棍枪，死伤多人，现在还在江里捞死难者的遗物，江边桥下遗留不少鞋子、帽子、书包。我们又去了武汉军区洪山宾馆，那里在武斗中被打得门倒窗破，一片狼藉。红卫兵接待站就设在那里，想离开武汉去各个方向的火车票就得到那里解决。
直面武斗：桂林乱枪射杀（文革杂碎之七）
8月下旬我们决定离开武汉继续坐火车南下。铁路运输非常不正常，列车开开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车到长沙停下来，列车员说，长沙的“湘江风雷”与“高司”两派还在武斗，已到了车站附近，造反派要上车查旅客的行李有没有武器，要大家有所准备。造反派到底没有上车，但火车徐徐开出长沙火车站时，车尾铁道两侧便对着打起枪来了，密集枪声如连串鞭炮响起，我们大家赶紧躲到车厢座位底下。车过株洲，那里也在武斗，载着武装群众的汽车在公路上呼啸而过。车过衡阳，列车又停了，列车员说火车头开走了，不知啥时才能走呢。我们饿得不行，就下车弄点吃的。街边卖醪糟鸡蛋，一毛钱一大碗，还卧两个鸡蛋，好吃极了。看见湘江离的不远，正是大热天，我们还到湘江里游了一会泳，体会一把毛主席当年豪情。赶回车站，列车还呆在那里没动。衡阳也在武斗，到处是载着武装群众的汽车呼啸而过，呈八面威风。
车到桂林，说是再也走不了了。我们下车，对面东方红饭店墙上赫然八个大字：“兵管单位，来者必歼”，意思是红卫兵已经进驻了这家饭店。还有“六九五五就是好，支左不支保”，长短句,押韵,还顺口。六九五五是支左解放军部队。我们先到了广西师范学院，已改名为广西革命大学。那里的“革老大”与北大红卫兵刚发生过冲突，不欢迎外地红卫兵，我们就去桂林市委，在市委礼堂住下，那里已经住了不少各地红卫兵。桂林确是个山水里的城市，抬头一看，就是高高低低好看的玲珑石头山。桂林真小，就一条直通火车站的马路比较热闹，公共交通就一条1路公共汽车。8月的桂林白天太热了，路上人很少，商店大都不开门，仅几家冷饮店开着。桂林的冰棍很好玩，手指一般粗，2分钱可以买一把好几根。傍晚时分热气渐退，商店才陆续卸下门板开门了，商家在自家门前泼着水降降温。风景区阳朔武斗正闹得凶，汽车不通，我们就去别处。广西革大校园里有座独秀峰很美，石梯通顶。到峰顶木门锁闭，门上书写：“文攻武卫，来者必歼”。后来还去了七星岩，芦笛岩，文豪郭沫若曾到此一游，题的诗词煞是好看，那时候喜欢“毛体”，也喜欢“郭体”。
8月的广西武斗正酣，南宁武斗，柳州武斗，铁路动辄被封闭，再往南走，火车不通了，我们取消了继续南下的计划，准备回家。在桂林站等了整整两天，实在人太多，终于同学们都挤上一节车厢，我硬是没挤进去，但也绝不下车，就站在车门的蹬梯上，自己给自己在两边扶手上系上一道绳子，似乎好保险一点。就这样车门也关不上，许多人挂在车门上列车就开动了，跟铁道游击队似的。所以我能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乘客挂满在车门车把上而列车照开不误，那肯定是人多车少，等不及了，才冒那个险。等火车开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路旁的树枝差点刮到头上，火车头喷出的煤灰吹得抬不起头，真是可怕极了。幸亏这车开到桂林北站又开不了了。列车员说，前面一列火车开到全州遭机枪扫射，司机被打死了，铁路道口也被钉上道钉，列车不能走了。一停就是两天，那么多人吃睡成了问题，真是特别难熬死了。第三天中午，我排队买到两个碱放太多而发黄的馒头，走到列车一侧人少的站台上，一列火车正缓缓进站停下。这时我目睹的一场屠杀发生了。时间应该是8月27日。
车门一开，一个男人横着身跌下了站台，一伙持枪的青年男女跟随跳下，一边骂“揍他”、“毙了他”，一边围上去拳打脚踩把他打倒在地。那人极叫，是个瘦瘦的男人。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女子，长的挺清秀的，抡起步枪往那人肋骨处砸下去。一个男的一把拉开辫子女，倒退两步，拔出盒子枪“砰”地一枪，那人不叫了，一股血从胸口流出。那个辫子女就站在我对面不远，她“哗”的拉开枪栓“砰”地又给那个男子一枪，接着围着的几个人都端起各式枪支，扣动扳机一统乱打，顿时那人血流满身。我们几个围观者就在几步开外,一见枪响惊惶后退，我跳下站台躲到对面列车底下，来不及躲的人背都贴在车厢上。我前面的一个围观者显然中了流弹，就是让打在月台水泥地面再反弹的子弹打中了，他退了几步捂着小腿也躺倒了。那个被揣下火车的男人中了足有十几枪,他在地上翻动了几下，摊开四肢，又抽搐了起来，抖了好一会儿，才摊在地上完全不动了，血流了满地。
激烈的枪声立即招来了许多人围了过来，这帮杀手可是杀红了眼，其中一个人从背包里“唰”地掏出一颗手榴弹，冲着人群大叫：“你们过来呀？我炸死你们！”围观者赶紧四散逃走。这帮人于是提起枪支跳上车厢，那列火车立即慢慢启动，竟然走掉了。一会儿，一队解放军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走来，手里抬着一个竹梯和一大卷撕下的大字报纸，在站台两边设了警戒后，把那人抬起裹在大字报纸里，放在梯子上抬走了，随后提来一桶水把地上血迹冲走，站台又回复原样，空荡荡的，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下午，桂林北站军管组的人坐着“轨汽”（一种在铁轨上开的公共汽车大小的车），来回的往返于北站与全州之间，似乎是协商通车的事情。列车终于可以走了。我这回挤进了车厢，里边走道堆满了大包小包行李，座位坐满人，行李架上坐了人，座位底下躺了人，车厢的厕所里也站着人。许多人是以前从上海出去支援内地建设的所谓“支内人员”，他们从成都、重庆或昆明的三线工厂逃出来，碾转上了这列车，想要回上海躲一躲。他们那里武斗厉害，许多军工厂都卷进社会上两派的武斗，说是水上坦克都开上了嘉陵江。列车拉着满满一车人缓慢地过了一条江，列车员告诉我们，车过全州要慢速经过一段峡谷，不准开车窗，防止两边山上有人打枪扫射。终于提心吊胆地过了全州。可笑的是，原先封锁这段铁路的全州造反派组织“联指”，倒在全州车站上挂起了“祝贺胜利通车”的大幅标语，真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过我们事后还是要谢谢广西造反派，他们武斗并封锁铁路，我们几个上海中学生才没有顺着铁路继续南下去支援越南革命，如果去的话，那就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了。
1997年秋，整整30年后我出差广西，列车从北京南下经过长沙，经过衡阳，经过全州，经过两边曾经架了机枪的“峡谷”，到桂林北站也停了下来。我赶紧下车找到几个上了年纪的车站人员，问他们，知道30年前这儿发生的血案吗？他们都摇头茫然不知。桂林北站周围已盖起了许多新的建筑，但站台还是老样子，空荡荡的。真是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南京路上好八连管着我们办学习班(文革杂碎 之八)
1967年2月炮打张春桥失败，复旦红革会被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整垮，但我们这些参加过炮打张春桥活动的中学生仍在活动。1968年初，我们与上海一些中学造反派办《红卫战报》对抗当时上海市革会操控的中学红代会。2月中旬在自己办的《红卫战报》上发表了我们撰写的《一切为了九大》长文。现在来看，这篇文章就跟现在的长篇官样文章一样，实在是通篇官话、空话、车轱辘话，同义反复，枯燥乏味，不过那时全都是当时的文革时髦话语，只是文中有些话的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等人的。于是张春桥徐景贤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中学生背后一定有什么人，有什么背景，便大动干戈，组织《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官办《红卫战报》、《支部生活》所谓“四报一刊”即上海全部的舆论工具进行围剿批判。1968年3月初，我们这些中学生被上海市革会派人找去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倒没派人抓我们，而是通知我们去，但必须去。一去就被关在汾阳路附近的上海教师进修学院里，不能外出，由南京路上好八连看住我们。
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坐落在市中心高级住宅区一带，房子设施挺好，因为文革的原因学院停办了，显得空空荡荡的。在学习班里，我们天天出操。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时代的偶像和榜样，在老百姓的心中威信极高，我们当然也服从好八连的管理。我们出操喊口令很有趣：向右看齐，打倒美帝！向左看齐，打倒苏修！向前看齐，革命到底！好八连中有个战士管我们的，姓辛，他改名就叫辛向党，有一个战士姓甘，改名叫甘革命。一天三顿饭上食堂排队吃饭都要念毛主席语录，不能含糊。每天学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批判《一切为了九大》，谈认识，挖根源，徐景贤也来过给我们讲话洗脑子。一起进学习班的有曹振发(市东中学的同学)，王毅捷(解放日报总编王维的儿子，光明中学的)，文贯中(国民党特务头子文强的儿子，文强算起义将军，文贯中现在美国当教授，最近还就中国土地流转发表文章)，毛兵(上海中学的，又叫戚卒，都是笔名，意思毛主席的兵，戚本禹的卒)，还有其他一些人。毛兵是上海中学的造反派头头，到哪里都傲气十足，关进了学习班照样不爱服管，经常挨批。后来上山下乡他去了上海郊区农场，据说还老挨批，身体也不好。文革结束后他被安排进上海社科院的图书室工作。80年代我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一期刊物上看到毛兵发表的一篇文章，篇幅不到一面纸，全文没有分段落，完全用形式逻辑的术语写成，题目记得是，用形式逻辑证明歌德巴赫猜想。毛兵仍然很有个性。
学习班里气氛开始时候并不紧张，没人监督时，我们照样谈天说地。记得印象深的是，文贯中爱提问题，有一回他很认真、很疑惑地问，人类为什么要分为阶级？他的意思是怀疑阶级理论的合理性，怀疑当时最强势的价值观，当然引起我们大家群起而攻之，争论了老半天。将近28年后，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一个大院里，有时参加樊钢他们组织的每周午餐会。午餐会一次一个经济专题，周一在楼道贴张纸公布时间地点题目和主讲人，到时只要在食堂打好饭菜各自端着去会议室参加就是了。大概1996年（或1997年）春天的一个午餐会，文贯中居然出现在那里，他刚从美国回来，带着当时还很稀罕的笔记本电脑，打开电脑边操作边侃侃而谈，主讲内容是介绍及评介美国的一种主流经济学说。真应了一句俗话：这世界真小。当然，这世界变化真大！
当了一回“叛徒”未遂 (文革杂碎 之九)
我们一批中学造反派办《红卫战报》，一个活跃分子叫红欧,是我们市东中学高二女生，本姓侯，文革改名叫红欧，很能耐,一个中学女生跑到大学生为主的“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成了负责人之一。“炮司”的头头是复旦大学的，笔名孙悟空，就是现还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胡守均,是1967年初上海炮打张春桥的发起人之一。1968年初,张春桥徐景贤要采取行动抓那些“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胡守钧闻讯带着一干人顺着长江跑了，红欧也跟着到外地避风头。3月，我们被关进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办学习班时，就被询问红欧的去向，我们当然无可奉告,实际上也是一无所知。不久，上海市革会的人打听到红欧人在南通，就叫我陪学习班的人一起去南通抓红欧，他们不认识红欧，让我去辨认红欧。这实在是太丢面子的事了, 去就得当一回叛徒，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只好跟着一帮人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坐了一夜轮船渡过长江到南通.上了岸，却来了消息说红欧抓到，人已在上海了。一帮人又匆匆找一艘下水船赶紧回上海。大概是让人吓唬的心里太紧张了，情绪自然也是低落，我跑了一趟南通，却对南通了无印象，似乎只看到一个破破烂烂、乱哄哄的水码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再去过南通,很对不起南通。好在红欧不在南通，没有当面指认红欧，没当成“叛徒”,我心释然。红欧被揪回上海，也没有出现在我们学习班里，不知被押到哪里去了，据说与胡守均等人都被隔离挨批斗。后来听说红欧不久被分配到上海附近农场劳动，现在应该在上海。
上批斗台挨斗（文革杂碎 之十）
在学习班里呆了十几天后，气氛趋于紧张，开始开批斗会。一天晚上轮到批斗我们几个，大卡车把我们远远地拉到上海东面快到复旦大学那边的交大附中，我们几个人被押到一个礼堂的台上，下面是黑压压许多中学生，我没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好在批斗会没有搞喷气式，没有打人，就是三番五次要我们交代问题，提高认识，揭发黑后台，交代不好时，众人就狂喊口号，指名道姓喊打倒某某人，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时我们得低下头，心里寻思下一个该是谁挨斗了。已经经历过几次批斗会了，我们倒也不怕，曾几何时，我们自己就批斗过“牛鬼蛇神”，现在轮到批自己了，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像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而后热月党人又打倒雅各宾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如《红楼梦》里说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阿Q精神有时就会油然而生的。也可能组织者担心落得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我们不官不吏，不过是个中学生，还能怎样？所以批斗会还算文明。但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是，落下了“历史把柄”。
几年后，1971年我在北大荒因给《兵团战士报》投过点稿，被通知去参加《兵团战士报》的培训班。《兵团战士报》社在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黑龙江建设兵团总部大楼里。培训班有四、五个人，从记者下基层采访调查、写稿修改、编辑组稿、排版拼版、编委会讨论选题，一路学来，挺有内容，好像也有从我们几个人中间给报社物色选拔记者编辑的意思。有个编辑对我不错，培训班快结束时有一天他问我，你在上海时参加炮打张春桥了吗？我愣了愣，跟他解释了一下。编辑说，有人反映你的情况了。我想起来了，前两天，我在《兵团战士报》办公室走廊边与两个人擦肩而过，我听见他们说，这不是安大峰吗？在我们学校挨批的？后来我知道他们就是从上海交大附中下乡来到北大荒，分配在兵团司令部工作。让他们给碰上了，算我倒霉，怨不得别人，那时候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人岂不是一个罪状，一个劣迹污点，人家不追究你就不错了。一个月后，培训班里好像有一个人留下在报社当记者。我返回兵团迎春机械厂继续当我的电镀工。
批斗会导演父子斗（文革杂碎 之十一）
学习班的批斗会高潮，是徐景贤他们导演了一次父子斗。
当时我们一批红卫兵经常在一起聚会、办报纸，主要地点是在光明中学。徐景贤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中学生有什么背景，但搞了十几天没什么结果。他们就把重点放到光明中学的学生王毅捷身上。王毅捷是光明中学的造反派头头，高个儿，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起话来先摆一、二、三、四，然后照着要点一条条讲下来，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不带遗漏，颇有辩才。他说将来想当外交家，所以很重视口才。王毅捷的父亲王维是新四军老干部，上海解放日报负责人，这时当然已靠边站了。
那天批斗会徐景贤自己没来，派人把王维押到我们学习班，开起批斗会。批斗会的组织者看来有备而来。他们让王维和王毅捷父子俩互相对质，然后挑拨其中矛盾，让两人相互埋怨，出现不满。王毅捷显然年轻，没有经验，性子一急就跟父亲吵起来，出现父子相斗。但事实上王维与我们中学生办报写文章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还是抓不到什么把柄。批斗到后来，有人讲王维对姚文元心存不满，其心可诛。事情原委是王家和姚文元家都在市委宿舍大院里住，王维向姚文元借书或资料，姚文元一般都不肯借，王维曾表示不满。这时王毅捷出来说，他知道原因：姚文元在毛主席著作和一些讲话上多有批注，有自己看法，所以姚文元不愿意把他的书和资料往外拿，借给别人。王毅捷还随口复述了姚文元在毛主席著作里表示疑问的一句批注。这一下听众哗然，会场上气氛顿时逆转。按照当时的天条，对毛主席著作岂可妄作评议？
平心而论，姚/文/元肯定是一个会思考的人，要是现在来看，在毛主席著作上写点自己的看法，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绝不敢把表达自己思想的批注公开的，那是八张嘴也说不清楚的。而我们在台下的人就象姚文元之流批判别人时一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扣帽子，打棍子（当时社会风气就如此），抓住你在主席著作上做批注，岂不狂妄！于是猛然起哄，转移批斗会的主题，让主持方难堪。如此而已。
姚文元居然在毛主席著作上乱批，台下议论纷纷，批斗会主持人慌了手脚，赶快匆匆收场，厉声斥责“王毅捷凭空捏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王维死不认罪，罪该万死”，然后赶紧宣布批斗会结束。批斗会高潮成了学习班的低潮。
王毅捷这招很妙，不知道他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的，反正结果不错，让批斗会无功而返，我们这些人的学习班最终也没有抓出什么黑后台来，让徐景贤之流很是悻悻然。王毅捷现在在上海交大当教授，据说颇受学生们欢迎。
1968年的“4.12反革命事变”（文革杂碎之十二）
1968年4月初，北京出现反对张春桥的舆论消息，上海各高校又一次酝酿“炮打张春桥”。很快，在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大学里出现许多有关大字报，如炮打张春桥的“七个为什么”，“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打倒反革命变色龙张春桥”等标语、传单。风云突变，徐景贤他们无暇顾及我们了。4月11日上午徐景贤来到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对我们训话，要我们吸取教训，不要上反革命黑手的当云云，宣布学习班结束，便匆匆离去。徐景贤一走，我们纷纷迅速离开学习班，赶到复旦等大学看反张春桥的大字报。第二天4月12日上午，造反派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倒张游行，我们也与游行队伍上外滩，上南京路。顿时，上海的大街上到处是倒张的游行队伍和旗帜，声势浩大，大家一起大声呐喊：“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而一直保张的王洪文“工总司”一派人却不见踪影，形势一边倒。我们以为这下张春桥完了，兴奋极了。但到了下午,王洪文的上海“工总司”组织大批人上街大喊“拥护中央文革”,“拥护张春桥”，“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打倒谁”，见到倒张的学生游行队伍就打，抢过倒张的旗帜就撕坏，看到倒张的大字报就撕掉，形势完全逆转，显然江青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一次口瞪目呆，惶惶然于政治风云的变幻。被张春桥称为1968年的“4.12反革命事变”就此结束。这次，反张春桥的上海学生组织彻底完蛋，一些大学生头头再次被抓，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上海成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的一统天下。我和其他中学生也回到各自学校，因为头顶着“炮打张春桥”的罪名，就老实呆着，等待分配，不再出头露面。8月份，随着上山下乡大潮，学校里高三年级先分配，我和同学曹振发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班其他同学有的去上海郊区农场，有的分配到上海的工厂、港口。我报名去北大荒，一是那会儿许多年轻人都有一种到远方去干一番革命事业的悲壮情结,喜欢那首诗,不知是谁作的：“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这是浪漫层面上的。另外可以躲开已经惹了不少麻烦的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这时现实层面上的。更现实的，就是对于我家来讲，政策规定也必须走一个，我走，妹妹就可以留在上海。
有意思的是，1968年初办《红卫战报》参与撰写长文《一切为了九大》同时，我还写了一个评论《不平常的春天》，发表时起了个笔名叫“迎春到”。结果后来，我到北大荒先是到黑龙江密山县的855农场，两年后真的到了一个名叫“迎春”的地方，一个位于黑龙江虎林县、中国最东端铁路线上的小镇上的兵团迎春机械厂。在这块黑土地上做工人，当教师，成家，种自留地，整整生活了八年。借小平同志的光，恢复高考后1978年秋离开迎春，离开北大荒，读大学去了。
17岁的“反/革/命”女生（文革杂碎之十三）
“反/革/命”女生叫黄宗敏，是我在市东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小个儿，身体瘦弱，相貌清秀,爱说爱笑，班里的几何课代表，所以人聪明。下午自习课要是有几何或数学的作业，经常是黄宗敏第一个解完，然后她就会伸个懒腰嚷一声，做完啦！几个偷懒的男生就会凑上去抄她的题，好交作业的差,早点去玩。黄宗敏家住上海虹口区霍山公园附近,就是犹太人逃难到上海聚居的那块地方，都是挺好的石库门房子，应该说家庭经济条件会是较好的。不知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她没有报考母校市东中学继续读高中，而是考进学费和食宿费都免费的上海中等师范学校读书。这样，整个高中我们都没有来往。1968年，黄宗敏从同学那里得知我因《一切为了九大》挨批，并报名去了北大荒，给我来过几封信，讨论问题，交流想法。我主要从来信中,也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了一些她的情况。
1964年黄宗敏读中师二年级，参加学校开展的“四清运动”，因与同学、老师的一些不同思想观点的争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时年17岁。两年后文革爆发,黄宗敏又与一批“牛鬼蛇神“老师首先被批斗，被挂上右派学生牌子。不久学校当权派被批判，倒是良心发现了，承认对她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过是学生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学校当权派承认“整人”是错误的，这让黄宗敏有所解脱，凭着她的独立个性，尽管没资格当红卫兵，也以学生的身份,象红卫兵一样到处串联，只身游遍了祖国的多半个名山胜水,过了一阵快活日子。但后来在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被人旧事重提受到打击,挨批斗,再次陷入困境。总之，年仅二十而遭遇坎坷，命运多舛。
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没有熄灭她独立思考的火花。
在她的来信中:
对于我报名上山下乡，她质疑1968年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幽灵在作祟”，认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和压制导致了中国人口政策失误、人口膨胀，人口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以至于只好把千百万青年学生弄到乡下农村了事。
对于当红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她发出一连串诘问：
“文化革命还要不要文化”？号称文化革命，却把现存的文化都要扫除，都要打倒，这难道可以理解吗？
强调“实践经验”，贬低“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还有没有存在价值”？“读书无用吗”？
“历史人物是否都要打倒”？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什么却“大加赞赏”？“焚书坑儒”真的能统一人们的思想？历史上有证明吗？
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符合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中庸之道之精髓，“没有其合理性吗”？应该全盘否定吗？
这是1968年一个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责问！
黄宗敏在当时的政治打击下，极度彷徨、苦闷，不断反思自己，她也虔诚地学习《红旗》杂志社论、姚文元文章、上海丁学雷、齐学江的时髦文章，企图清理自己的思想。但她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些文革操盘手的东西，认为“他们的文风不正”，“治学态度不对”，惯于上纲上线，扣帽子，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学术辩论的正常态度”。
后来，她只好在佛教和哲学中寻找心灵的宁静。但她说，她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当得知将被分配去上海郊区奉贤县生产队劳动,“那里实行工分制,按日计分”,1969年3月她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说“这封信既不是在上海写的，也不是在奉贤写的，而是在离了上海去奉贤，又离了奉贤到上海的过程中写的”。此后便没有了音讯。
2006年11月，母校市东中学校庆90周年我到上海，同学聚会时，我提起黄宗敏早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评，同学告知，黄宗敏几年前就过世了。我沉默失语。一个17岁女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不知道她下乡以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是否能平静了一些？我不能想像她被社会边缘化的窘迫生活和英年早逝。我只能设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一定让她深受伤害的心灵得到些许宽慰。我自己是在林彪摔死后才开始反思文革的荒谬性，开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随大流狂热造反的行为。而她是文革风暴卷来时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理性思考的一批人之一，她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她仍然不愿意激进的社会风暴摧毁她所喜欢的文化、智者、书籍、观念。她在来信中两次提到中庸之道,她曾怯怯地试问，难道一切社会变革都一定要使用你死我活激烈斗争的方式吗？今日中国在30年渐进改革的基础上,正在建设和谐社会，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位女生40年前的疑问的一个正面回应。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