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知青题材文学及其社会效果
（一）文革前的知青题材文学
农村青年回乡与城镇青年到农村落户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大批支边青年奔赴新疆；到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前期，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不断；在这种形势下，反映下乡知青的农村生活、劳动场景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在当时来讲，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青文学”，相关的作品只是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点描写知青接受农民（贫下中农）教育以及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风浪里成长”的事迹，显然，这是一种鼓励广大青年上山下乡、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学作品（这里所指的是公开发表的作品）。
事实上，这时期反映农村青年及转业军人投入农业生产的作品大大多于描述下乡城镇青年生活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有王汶石的〈沙滩上〉、〈夏夜〉，马烽的〈结婚〉、〈韩梅梅〉，李准的〈耕云记〉、〈清明雨〉等，中篇小说有康濯的〈春种秋收〉，长篇小说有柳青的《军队的女儿》、《雁飞塞北》、《创业史》等，电影有《夏天的故事》、《金铃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草原雄鹰》、《青山恋》等。虽然这些作品的主角只是有文化知识的农村青年或转业军人，但积极鼓励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与无/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结合，鼓吹扎根农村与边疆大有作为，讴歌无私忘我的精神世界，具有浓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为后来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树立了榜样，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与诱惑力。这些作品所形成的叙事模式，也为同时期描写城镇知青下乡及赴边的文学作品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范本。
这时期反映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务农以及奔赴边疆军垦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作品，当属《朝阳沟》、〈西去列车的窗口〉、《年青的一代》以及《边疆晓歌》等；此外，《军队的女儿》与《雁飞塞北》作为反映军垦农场的小说，对后来知青奔赴边疆亦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朝阳沟》（豫剧）为编剧杨兰春（1921-）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的1957年，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故事内容为：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银环，和同学栓保在高中毕业后，表示了决心，要坚决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由于银环和拴保有爱情关系，他们一同来到拴保的家乡－－一个偏僻的山村朝阳沟，决心为建设山区贡献力量。可是当银环下到农村，实际参加了农业生产后，碰到一些困难，思想又动摇了：她认为农业劳动既劳累受苦，农村的生活又单调乏味，觉得在农村干一辈子是屈了她的才；加上妈妈旧思想的影响，银环便要离开农村，回返城市。在党支部和社员们的耐心帮助下，经过种种思想斗争和实际锻炼，银环终于认清了农业生产的广阔前途，坚定了做一个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志愿。《朝阳沟》被视为是第一部写城镇青年下乡务农的作品（戏剧与剧本）。
〈西去列车的窗口〉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1963年春夏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吸收了一大批支边青年。诗人贺敬之（1924-）到上海亲自参加了这次征招活动，并与上海支边青年一起乘火车从上海奔赴新疆。〈西去列车的窗口〉就是以此为题材写成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对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你可曾听到呵，在车厢里：/仿佛响起井冈山拂晓攻击的怒吼？/你可曾望到呵，灯光下：/好象举起南泥湾披荆斩棘的镢头？/呵，大西北这个平静的夏夜，/呵，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年青的一代》（话剧），编剧陈耘、徐景贤（1933-2007），1963年6月由上海戏剧学院教师艺术团首演。剧本发表于《剧本》1963年第8期，经修改后于1964年出版单行本。《年青的一代》通过几个青年对生活、劳动、升学、工作分配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幸福观及世界观的斗争。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萧继业不畏寒风烈日，登山探矿，甚至当他的腿因救人受伤需要截肢的时候，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而林育生一心追求安逸舒适的个人幸福生活，为了达到长期留在大城市的目的，竟至伪造病情证明。养父林坚是工人出身的老干部，当他发现林育生已经走入歧途时，深为痛惜，拿出了林育生亲生父母的遗书，告诉他原是烈士的后代，在事实教育下，林育生决心痛改前非，继承父母的遗志，于是与女友夏倩如随萧继业赴青海。林育生的妹妹林岚也与社会青年李荣生等赴江西井冈山农村插队务农。剧本除萧继业外，还塑造了林坚、萧奶奶、林岚等先进人物，以及夏倩如、李荣生等“中间人物”的形象。《年青的一代》曾获文化部授予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奖。1965年，被改编、摄制成同名故事片。
《边疆晓歌》（长篇小说），作者黄天明（1930-），作家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这是一部反映一批知识青年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志愿垦荒队，到云南孔雀坝垦荒戍边的长篇小说。这些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离开城市，奔赴遥远的边疆，在那里，他们战胜了炎热、疾病等重重困难，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终于建成了亚热带经济作物农场。小说处处可见政治宣传口号式的语句，他们唱的歌是：“我们青年不能让荒地长野草，我们青年不能让荒地睡大觉，青年们到祖国伟大的边疆去！垦荒队员们向困难进军！”女主角苏婕夜访心仪的男主角林志高，心中想的是：“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茫茫黑夜永远地过去了，一个从未受过正式教育的青年，为了党的事业，踢翻了重重障碍，开始跨到广阔的知识天地里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千年冰峰，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崩坍了。历史的创造者，终要成为文化知识矿藏的真正主人！”俨然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代言。当然，小说也用颇为艺术化的笔触，对垦荒生活进行了浪漫的描述，在西双版纳美丽神秘的大自然中，垦荒队员捕捉孔雀、饱吃香蕉、白天开荒，晚上围着篝火跳舞，畅谈理想，过着集体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对于充满革命激情、浪漫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又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诱惑力的、田园诗般的世界。
《军队的女儿》（长篇小说），作者邓普（1924-1982），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该小说故事的生活原型为：1952年，不满十四岁的少女王孟筠（1941-）虚报岁数从湖南参军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她性格倔强，重活、累活抢着干，过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使她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双耳失聪。她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疾病进行抗争，同时，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了《病床上的歌》。病情稍有好转，她又坚持工作，看别人口形与对方交流。1956年，作家王玉胡（1924-）发表了介绍王孟筠事迹的报告文学〈生命的火花〉，国内各大报纸相继刊载。1962年，王孟筠所在农场的宣传干部邓普根据报告文学编写了同名电影剧本，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1963年邓普的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出版。小说讲述，女主人公刘海英十五岁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个拖拉机手，因为救落水小孩与抗洪接连遭受两次严重疾病的打击，变得又聋又瘫。在老场长的关怀教育下，她以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与疾病抗争，表现了生命的极限和奇迹，最终战胜了中耳炎与瘫痪，健康成长起来，重新驾起拖拉机。
《雁飞塞北》（长篇小说），作者林予（1930-1992），作家出版社出版1962年出版。该小说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195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地八万多转业官兵（加上随军家属及流放的右派共约十万人），汇集北大荒，其中包括一批军校毕业生以及不少参军前就是清华、北大、复旦、同济等著名院校的毕业生，还有军队的文化教员、作家与艺文工作者。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号称十万的移民队伍迅速进入荒原腹地，开垦出大量荒地，建起一大批农场。林予1958年转业来垦区，在负责八五三农场四分场（雁窝岛）的场史撰写工作的同时，以1956年铁道兵和1958年转业官兵开发荒原上的雁窝岛、建设农场的生活为原形，创作了这部“反映了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不仅描写了北大荒人开荒种地，艰苦创业的真实情景，还描绘了天广地阔、野草茫茫，以及“棒打麅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富有诗意的奇特景象，对表现“北大荒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文革前知青题材作品的社会效果
文革前的知青题材作品，对当时以及后来尤其是文革中的知青，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当时的报导、当事人的日记、文革后的回忆文章，尤其是知青网路文章，便可看出这些影响所在－－
有关《朝阳沟》的读者反映：
一，当年可真是激情澎湃，受《朝阳沟》影响。还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呢。我是1970年当兵，在农村只干了两年。（白凡〈回千里〉）
二，当时正是豫剧《朝阳沟》唱遍全中国的时候，那时的年轻人，男的个个都想当栓保，女的人人都想做银环，青年人到新村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去，应该还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xiangpiyazhi〈文革忆旧系列之三──新村〉）
三，……这便是我最初的美妙想像，其实它正是豫剧《朝阳沟》中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场面，也是我下乡后最喜欢回味的一些电影镜头。之所以常出现这种联想，是因它与我眼前的生活有关，也与我眼前的生活类似。镜头中那一男一女便是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栓保（回乡知青）和银环（下乡知青），他们正是一对恋人。他们所干的锄草，正是我下乡这地方工期最长的一种农活。只可惜我们的锄草场面没有一点诗情画意，那大约是因为眼前这些手握锄头的农人们无一例外都穿着肮脏破旧的衣裤，我的身边也没有一个操着锄头指导我干活的“栓保”。（流水潺潺〈好想有个“栓保”〉）
四，电影《朝阳沟》把农村描绘得美如天堂，其实，我们插队后的第五天便开始丢农具，一年共丢了一百二十多件，偷盗者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成份。集体户杀的第一口猪，刚开膛大队会计就等着要肉了，愚蠢的我竟没给，这使得他记了我四年的仇。1973年推荐我上大学，这位会计管公章，当着生产队长的面在推荐表上写了“立场不稳”四个字，狠狠报了一箭之仇。（马镇〈沉重的奉献〉）
老例按：《朝阳沟》主人公银环的生活原型赵银环并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也没念过中学，充其量也就是具备高小文化。作者将她塑造成城镇知青，似乎是为了突出“知识青年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政治教化作用，以及强化该作品对城镇知青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朝阳沟》虽然主要是围绕着一对恋人两个家庭，没有像其他几部作品那种浓烈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毕竟是第一部描写城镇知青下乡的作品，因此在后来的知青中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关〈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读者反映：
一，姚进在同学会那天深情地背诵着郭小川（应是贺敬之）先生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此情此景让人感动……朗朗诗句，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红色的年代，想想虽然当时自己家庭的政治背景差，几乎差一点就被学军中学高中拒之门外。但那个年代却反而造成了自己一心想证明自己的赤子之心，总是追随着完美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不断努力着。（fujing〈由高中三十年同学会所想到的〉）
二，因了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曾成为理想主义的同位语。我就在这个窗口旁坐立过。……无论在四年的插队生涯里，还是告别陕北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对构成我们群体中坚的西城和海淀的同学们心存不变的感激。事实上，是他们将我引到了西去列车的窗口，引上了黄土高原，引进了既贴近土地又超越平俗家常的高远畅爽之境，温润着我的生活，也温润着我的生命。（田丰〈西去列车的窗口〉）
三，（〈西去列车的窗口〉）那些烫人心扉的语句，又把我带回到了我的生命的前端，带回到了那热血沸腾的年代。就是这些我和同学们争相传抄的诗文，在我们当时稚嫩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整理行装，毅然决然登上了北去边疆的列车，要为了祖国母亲去献出自己的美好青春。（佚名〈影响我生命历程的诗文〉）
四，我们是北京市委敲锣打鼓欢送出去的最后一批北京知青。还记得1977年4月的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八人手捧“红宝书”，接过市里送给我们每人一件的风衣，在锣鼓喧天的热烈欢送中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那年我十八岁，挥别了亲人、同学，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一种要扎根农村的壮志豪情激励着我们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西去的列车上，我们捧读毛选五卷，大声朗诵贺敬之那首著名的诗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帮着打扫车厢，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鼓舞着我们。这种热情一直保持到了延安市。一下火车，延安市几千人打着鼓夹道欢迎我们。可是，在往县里走的路上我们的心越走越凉。看着两边光秃秃的山脉，没想到这地方这么贫瘠，不通车，交通工具就是毛驴。本来一路上都是高歌着的我们，这时情绪一下子跌落下来，一想到我将一辈子在这么穷的地方生活，心里充满了矛盾。……我们几个男生相依为命就这样捱了一年。这一年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吃过了，我特感谢迈向人生第一步时给我的这个机会，它炼就了我吃苦的毅力、忍耐力和坦诚的个性，我的团队意识也是在那时形成的。十八九岁，在人生观的形成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我一生的财富。那些品质我想我现在大部分还保留着。（白云涛〈磨难－－我职业生涯的一笔财富〉）
老例按：诗词国度的悠久传统，理想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加上革命年代的浪漫情怀，《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诱惑力无疑是十分强烈且致命的。事实上，《西去列车的窗口》本身也就是理想主义宣传与教育的最佳教材。作者贺敬之是声名显赫的延安老革命诗人（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革命加浪漫是其炉火纯青的创作手段。不可否认，在那个年代，〈西去列车的窗口〉对读者的影响是十分深刻且牢固的。亦不可否认，理想与浪漫自有其超越性－－超越时空与阶级，故即使时至今日，人们对《西去列车的窗口》仍是宠爱多于批评。浪漫散去激情未减，即使下乡后经历苦难仍对其影响更多持肯定态度。
有关《年青的一代》的读者/观众反应：
一，正在上海演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楚剧团的一些青年演员看了《年青的一代》以后感动得流了泪。他们表示，看了这个戏，更加热爱边疆，愿在新疆干一辈子。（新华社1964年1月21日稿〈反映新人新事新思想的戏强烈感人，华东话剧观摩演出充满时代气息，戏剧工作者决心多写多演社会主义的现代剧〉）
二，今天我们年级全体同学来到一宫，参加市委组织的欢送张勇烈士的弟弟张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落户大会。会后放映了彩色电影《年青的一代》。我感到，张健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参军服役期满，不留大城市，主动要求到他姐姐张勇烈士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电影《年青的一代》是一部好影片，已经看过多次了。可每看完一次都让我激动一次。（孙浴尘1976年3月20日星期六日记〈电影《年青的一代》观后〉）
三，上午去找纪北鸣，他到厂里去了，没遇上，吃过中饭去看了一场电影《年青的一代》。看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受着感动啊！那种年青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单纯而理想。他们是那样的年轻而富有朝气，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身到艰苦而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看着这银幕上的年轻的一代是多么的使人钦佩和羡慕啊。理想，前途，幸福，青春……可诅咒的时代呀！你却连这么一点发挥的机会都不给予。五四时代学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演讲宣传，现在就连“大字报”这种宪法规定的权力才贴上墙几天，就被冲洗的干干净净，还要“追查”、“严惩”、……完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1976年4月9日日记，作者佚名，引自白鹿书院网站载《七十年代青春日记》）
四，后来看了电影《年青的一代》，一部反映地质学院学生在毕业前夕，是上艰苦地区为祖国找矿，还是留恋大城市生活，展开了思想交锋的影片。主人公萧继业的形象，深深震撼了我。我萌发了将来考地质学院，毕业后当一名地质工作者，一辈子跟石头打交道的美好理想。（庄大伟〈石头记〉）
老例按：舞台与电影的直观形象感染力，使《年青的一代》的影响更为广泛地深入人心。因此也往往成为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最有力也最有效的文宣工具。标题“年青的一代”直接了当昭示了其所欲号召与动员的对象。献身事业、报效祖国，成为一代青年的共同理想。个人小我的利益无条件地消溶于国家集体主义的需要之中。两组男女主人公“革命加爱情”的剧情调配，给激情年代注入了几许浪漫；激情高调但手段高超的包装，也使人因其道德感召而历尽沧桑后仍不忍对其过多责难。
有关《边疆晓歌》的读者反映：
一，记得是在初中三年级读书时……我看到了这本《边疆晓歌》，首先是书的封面一下子吸引了我。当我读了第一页时，便觉得放不下手了。……书中知识青年那种英勇豪迈的革命热情和创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书中知识青年战天斗地，不怕困难的一段段故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从那时起，我就立誓长大了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里去，经受革命的暴风雨的锻炼和考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边疆晓歌》封面那幅画里，沉浸在它的一段段故事里，朦朦胧胧地做着我的“知青梦”，甜甜美美地做着我的“青春梦”。那时，我并不知道知青生活的艰苦，农村生活的艰辛……两年多后，我的“知青梦”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真了。1974年12月，我也像《边疆晓歌》里的知识青年一样离开安乐窝似的城市，到完全是农村生活方式的国营林场插场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在那里，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它不是烂漫，不是幻想，而是历尽艰辛，跋涉前行；什么是人生，它不是享乐，不是逍遥，而是风雨历程，坎坷长途。（佚名〈《边疆晓歌》>让我做起“知青梦”〉）
二，我想起，正是《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这些书鼓舞着我们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这群青年是唱着“宝贵的生命属于人民，让生命的火花放射光芒……”这首歌离开北京的。（郭晨〈这么办？〉）
三，兵团干部们的动员报告还未完我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到云南,一定要去!使我如此坚定的还有《边疆晓歌》这本书。书中对西双版纳的描写,使我着迷,也使我执着地想去开垦那片神奇的土地……我们被带到一位老乡的阁楼上。一上去,一阵霉臭和农药味扑鼻而来。房梁上,蜘蛛结了无数的网；楼板上，堆着老乡还未搬完的粮食等杂物。我完全呆住了,不相信地问自己:这就是我将要开始的兵团的生活么？（田太慧〈十七岁的梦〉）
四，鲁豫：“当时为什么会去北大荒呢？”姜昆：“那个时候我们初三毕业以后，说实在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等于是当是来讲也是没有出路了，大家都走了，如果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走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说实在的还有一点积极的东西，就是我看了一本小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好像知青都看过这本小说，叫做《边疆晓歌》，写的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一群上海知识青年他们就来到了西双版纳，在一片原始的没有被开垦的土地上，怎么样就是跟当时的自然环境，跟当时还有这个社会环境，做了一些斗争吧。看得人心情激昂，热血澎湃，特想到广阔天地作一番事业。”（香港凤凰电视2008年4月24日“鲁豫有约”《知青四十年．爱在北大荒》）
老例按：热带风光、异族风情，给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加上了一层迷人的外纱，对充满理想与浪漫情怀的少男少女更具诱惑力与杀伤力。开荒垦边、农场生活，又给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戴上一圈耀眼的光晕，对“在红旗下成长”“时刻准备着”的一代人更具感召力与动员力。但其美丽外纱与光晕消失后所袒露的丑陋真实却也令人更加难以容忍。因此，相对而言，文革后人们对《边疆晓歌》虽然仍有几许温情，但批评的力度却超过对其他作品。
有关《军队的女儿》的读者反映：
一，当有机会从晚上到凌晨一气读完这本感人至深的小说时，我十四岁。回首或深或浅的半百人生，脚印里竟然有着许多“刘海英”的痕迹，方知书中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到我的灵魂和一生当中去了。七一年建设兵团来淄博招人的时候我刚满十六岁，因男女比例，女孩要的很少，我便学著书中刘海英样子整天跟着带队首长软磨硬逼，连哭带闹的最终踏上了去孤岛建设兵团一师一团的客车，成为一名穿军装种米粮的军垦战士。（冷秋寒月〈《军队的女儿》－－影响我一生的一本书〉）
二，1971年9月我告别了从小一起“捡”书，看书的好朋友红红和星星，行囊里装着红红和星星送给我的《军队的女儿》和《欧阳海之歌》到那遥远的祖国边疆，开始了我的兵团生涯。（无恙〈看“闲”书〉）
三，我喜欢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生活。也在那里看了《军队的女儿》，于是也想到军垦农场去，去过那种不上学的快乐的生活。在那里有那么多的水果可以吃，真让我心驰神往。（吴萍〈读书的历史〉）
四，呵呵，感谢楼主的妙笔，我喜欢这文章。还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看了《冰凌花》那本书，特别向往北大荒，非常想去那里当农垦工人。入林海，渔镜泊，割大豆，猎百兽……呀，恰同学少年不知愁，后来我又迷恋上了《军队的女儿》里描写的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终于去了内蒙兵团，事稼镬，建工厂，写檄文，演百戏，一去六年，归去来兮……今思之，恍若隔世矣……唯见兄弟们文章，岂不黯然神往，又见青春年少翩翩也……呜呼！（Narcisus[158352688]〈Re:老兵不言[之六]〉）
五，在那特殊的年代，我初中尚未毕业就来到内蒙古这块亘古的荒原里“屯垦戍边”，而且是到了兵团以后才过的十六周岁生日。完全是受了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边疆晓歌》讲的是云南兵团的军垦生活，另一本是《军队的女儿》讲的是新疆兵团的军垦生活。当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读了这两本书后，就对遥远的边疆产生了奇特的幻想。尤其羡慕《军队的女儿》中的主人翁刘海英的形象，立志长大后向刘海英一样到边疆去，用自己的双手开垦边疆，建设边疆，过那令人向往的军垦生活。可以说我正是读了这两本书，自己的命运就由此而发生彻底改变。尽管如此，我至今都无怨无悔！可以说是八年的兵团生活，砺炼了我们的意志、开阔了我们的胸怀、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坚强品质。在这块奉献出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的土地上，至今还深深地留着我们生命的足迹。（巴盟农垦局乌兰布和/二师十六团－－储莲珍〈感言〉）
老例按：尽管作品主人公不算是“真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却是军垦农场－－即若干年后大量知识青年蜂拥而至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先驱者。而且以真人真事为蓝本，从报导、报告文学、电影再到小说，一系列的文宣造势，更使主人公刘海英的形象已近乎神化；其所在地－－大西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为其神化的形象撑开了一个颇具英雄主义与浪漫色彩的背景。因此，对城市青年奔赴边疆起到十分强烈且有效的号召力与榜样作用。时至今日的回忆，依然残留几许青春浪漫的缅怀之情。
有关《雁飞塞北》的读者反映：
一、35年前的中秋之夜，天幕上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浙江严州中学大操场，说是大操场，其实就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大圆圈。来自不同年级的四个同学，就这么一圈又一圈的“压”操场。明天我们就将各奔东西，下乡插队落户。当时，我满脑做着文学梦：描写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所有这些文学作品，曾使我斗志昂扬，热血沸腾。下农村有什么可怕的？那时的歌声就是这么唱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团圆之夜，没有分手的凄凉之感。于是，我脱口而出：“新安江也是靠双手建设起来的！”（吴育华〈新安在天上〉，《浙江日报》电子版2004-6-25）
二、那时候的知青，大多看过反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军队的女儿》，描写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的《雁飞塞北》，记叙昆明青年开拓西双版纳的《边疆晓歌》，以及讴歌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的朗诵诗（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等，作品里主人公高大的形象和火热的生活极大地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我的理想之一就是当个军垦战士。这不，美梦成真了。（冬东〈“九大”、兵团和“二百七”〉）
三、初中时读过《雁飞塞北》这本小说，书中描写了五十年代一大批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在那里开荒种地，艰苦创业的情景。三十多年过去，故事内容已淡忘，但是书中“棒打麅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富有诗意的词语却永远锁定在我的脑海里。美丽、富饶而又神秘的北大荒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九六九年三月，我来到了这片黑土地。但是，现实情况让我失望，至今还“耿耿于怀”。（兴安岭〈北大荒－－我难忘的梦〉）
四、我未经父母的同意，就偷偷报了名。这么积极的态度在当时确实少见，我的热情来源于一部长篇纪事小说《雁飞塞北》。书中介绍的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转业官兵奔赴黑龙江的北大荒，开发雁窝岛的真实故事。我被书中所描绘的广阔天地、野草茫茫、用棒子就能打到麅子、野鸡自己飞到锅里、用瓢就能舀到鱼的美好神话，深深吸引了。（张家炎〈满怀热情要下乡〉，《秦楚网－十堰晚报》2007-3-29）
五、在熟读了《军队的女儿》、《雁飞塞北》、《边疆晓歌》那些书籍（当然还有挺英雄主义的丹柯故事，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色经典）以后，上山下乡时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了。当然不能说这里面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也不能否认这些书籍潜移默化的影响。（王爱英〈读书，从废品站开始〉，《天津日报》2006/10/24）
老例按：该小说虽然也没有正面反映知识青年，但由于有“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真实历史背景，《雁飞塞北》所体现的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军人的天然色彩－－更为浓郁，“棒打麅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传奇性则增添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由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远景规划，又无疑提供了理想主义的想象空间。于是，《雁飞塞北》对城镇青少年的诱惑力与吸引力是十分强烈的，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中，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最向往的就是北大荒。文革后，知青文学中最具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的作品，也多出自北大荒知青作家的创作。而“青春无悔”的旗帜亦首先是矗立于北大荒的黑土地。
总而言之，上述几部作品确实给当时读者（主要是年轻人）提供了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的教化，不过这些教化，是透过对农村、边疆生活的美化、牧歌化、田园诗化的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也就给了成千上万年轻人展现了一个彩虹般的幻境与理想，在日后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就是带着美丽的幻想奔赴边疆与农村的。
彩虹的诱惑，美丽却也致命。
2008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