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是怎样狂热起来的
文革是慢慢预热的，直到把人心中的恶招唤出来，而天下大乱。
进入1960年代，中国开始反修防修，1962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1963年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1964年《四清运动》抓党内阶级敌人，1965年《评海瑞罢官》、批文艺界教育界反动权威，1966年起一个又一个著名文化人大学者被打倒，北京市委整个班子被打倒，党内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个一个被发现。文革慢慢预热，文革渐成气候，文革狂澜席卷起来了。
1966年，我在上海市东中学马上要高三毕业。我们学校学生们大都温良恭俭让，讲礼貌，守纪律，遵循“认真读书，认真作业，独立钻研，一丝不苟”的十六字校训。但这时我们不再把高考复习作为重点,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文化课明显减少，学生老师大块时间投入文革的学习和批判活动,几乎人人言毕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武器,做彻底革命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等等。但那时主要还是批判社会上的文化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象一块巨石击中水面，平静的学校顿时喧嚣起来。我们热血沸腾，议论纷纷，似乎我们赶上了伟大的时代，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潮起潮涌、激动人心的伟大时代！但学生们随大流贴上几份大字报，往往不过是观点之争，不同教学方法之争，鸡毛蒜皮，上不了纲，上不了线。我们这里谁是隐藏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在哪里？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怎么知道？运动如何深入下去？
这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们在一次谈话时跟我们说，你们的语文老师解放前在蒋介石江浙财团的四大银行里做过襄理，还在国民党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反动文章！我们十分惊诧，学校里居然也有阶级敌人？平日里温和耐心、说话小声、身影单薄而知识丰富的老师居然是……？我们哪里知道，老师们的那些历史经历，他们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多次交代过，在自传里写过，早已进入了人事档案。领导们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说明天你们不用上课，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去。我们立即行动，给上海图书馆打电话询问，上图告诉我们，解放前的报刊杂志在徐家汇藏书楼有。我们几个人就此在班里面消失了三天，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去了。
在上海长大19年，不知道徐家汇还有一个藏书楼。我们凭学校介绍信进去，里边高高的书架堆满了发黄的清末民国的报纸杂志，一股霉味道。在30年代的名叫《新社会》的杂志里，找到了我们语文老师当年与鲁迅先生争论的文章，美化蒋介石的文章。这还了得，老师居然与鲁迅作对，里里外外不折不扣一个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反革命！我们的革命热情燃烧，连日连夜写成大字报，第三天后一大早在学校挂出打倒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学校食堂的围墙，学校的文革烈火越烧越旺。可怜的语文老师就此停止上课，低头弯腰接受批斗。一个接一个老师因出身成份问题、或历史问题、或教学上观点有争议、或生活作风上问题被揪出来。有一个老师富农出身，一个老师1957年是右派，还有一个王老师，其父亲是国民党在江西的将军，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他父亲的名字。学生们高声朗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喊造反有理，将“牛鬼蛇神”戴高帽，戴字纸篓，挂牛鬼蛇神牌，剃阴阳头，扫厕所，扫大街，在学校里游斗，让他们自己敲着锣喊“我是牛鬼蛇神”。至此，师道尊严已荡然无存！昔日文雅听话，连脏字也不说的学生们在狂热的气氛中成了凶神恶煞。
今天看来，我们不能说学校领导当时是抛出死老虎让学生打，以转移视线，保自己过关。他们自己也一定不知道这个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当青年学生们对老师们上纲上线，文攻武斗，体罚游街时，学校领导要求学生们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他们想控制运动的分寸。然而年轻人心中的恶已被召唤出来，怀疑一切,激进造反,青年学生们狂热地一心一意地要揪出身边更多的阶级敌人。学校领导的劝阻马上变成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运动的矛头转向学校当权派。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号召青年学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串联煽风点火，联合上海红卫兵召开大会，围攻上海市委机关，指名道姓围攻上海几个著名大学的领导们，高喊打倒党内走资派！这时从大学到中学，学校当权派成为大字报的众矢之的，轮到他们被绑上批斗台，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斗，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沦为阶下囚。至此，学校领导权威已荡然无存！学校成了无序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学生天天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学生分裂成两派、三派，造反派与保皇派相互斗，要不就到外校看大字报，串联。
8月份工厂的工人们也闹起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仅隔一条街的上海良工阀门厂造反派跑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取经。王洪文的把兄弟陈阿大就是该厂的造反派头头，他到我们学校来争取支持，扩大造反势力，从工厂走向社会，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勾结一起，后来渐成大气候。
于是学生不用读书，工人不用做工，教师没有尊严，领导没有权威，全国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少数几个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被贴大字报，谁都可以被打倒，每个单位的人们都因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利益关系不同而分帮立派，大到中央各个部委办局、各个省市机关，各个大学院所，小到每个工厂商店学校班组，纷纷拉山头，打内战，互相攻旰批斗，争权夺利，人们心中的恶被招唤了出来，天下真是大乱起来。
上海“红/色/恐/怖”一日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8月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跨出校园，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的破“四/旧”狂潮，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砸老字号商店门匾，改“封资修”路名，剪掉路人的“怪发型”和“瘦裤腿”，直至普遍地发生强行抄家、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与此同时，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等地串联煽风点火，8月20日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校友来到我们学校，带来了一批油印小报，有毛主席说“造/反/有/理”的《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北大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北大大字报《向修正主义的团中央开火》，《造反歌》，还有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北大的讲话等。校友对我们说，我就是来煽风点火的，学校领导至少是属于第三类的，要敢于造反，造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反！他一番话和那些资料既让我们震惊，更让我们信服。我们感觉这恐怕是到了一个精神上的转捩点，一个高潮即将出现。事实果真如此。
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23日《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好得很>，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造/反/有/理”、“兴/无/灭/资”的旗帜下，政策和法律失去约束力，无政府主义思潮向全国迅速泛滥。8月21、22、23日，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各大学里，已经开始贴满从北京舶来的各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8月23日，上海红卫兵开始大规模走上街头大扫/四/旧。上午我们到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校门已改成《东方红大学》，门口还贴上标语：“包头止步，奇装异服滚开”！下午我们到市区，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标语满街，外滩的外白渡桥已改成“反帝桥”，黄浦公园改成“反帝公园”，上海大厦改成“反帝大厦”，苏联领事馆刷上了“反修大楼”，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也改成了“人民战争饭店”。马路上那些穿尖头皮鞋，梳大包头、穿瘦腿裤的人个个成为革命对象，逃得慢的被强行扒掉皮鞋光了脚，或剪掉头发，或剪掉裤子狼狈地逃到弄堂里。南京路上名牌店老字号的牌匾统统被摘下砸坏，当街焚烧。我们走到四川路教/堂时，天色已晚,教堂里圣/经被扔在院子里成堆地落在一起，准备焚烧，钟楼上的钟绳已被砍断，圣/母/像/圣/徒/像被砸坏，教/堂彩色玻璃的窗户被打碎，一片狼藉。狂欢者冲着教/堂里的神/父大喊：打倒上帝！打倒洋奴！黄昏路灯亮起时，造反的人群仍在街上狂欢，大家喊着各种口号：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私合营滚蛋！一律国营！取消定息（公私合营后国家每年付给资本家的一笔钱）！湖南农民运动万岁！红卫兵造/反/运动万岁！
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与北京来的红卫兵掀起抄/家/风。夜色中，约有几十个当天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许多是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教师，有老人，有妇女，揪斗后被赶到街头广场上，有的身上脸上流着血，躺着或坐在水泥板地上，低声呻吟着，大都衣衫不整。后来揪斗他们的人陆续散去，各自回去了，一些围观的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大声议论说这个是地主婆，那个是老板娘，那个是胭脂店的老板，那个是小开（有钱人家的儿子）。这些人一定是太恐惧了，揪斗他们的人其实已离去，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了，但他们显然不敢，还不知所措地哆嗦在昏暗的街头广场上。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怖，心想法国大革命大概也是这样混乱恐怖吧。
此后，我们学校的暴力也升级，许多教师被批斗殴打，被抄家，姓王的老师因为父亲是江西军阀与红军为敌，在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有名有姓，被打的最严重，有一次被红卫兵抡起板凳砸到后背致残。我们语文老师的家多次被抄，我们以前去过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也在那里，是日式洋房。老师家房前有个自家院子，由低到高的花架子上摆放了几十盆漂亮的兰花。在几次抄家后这些兰花被彻底砸烂。多年后，语文老师说到文革，他说，斗他打他，他都不怕，让他最痛心的是他多年栽培的心爱的兰花被毁掉，他再也找不回那些美丽的兰花了。
现在回想，还有一丝可以自我宽慰的是，我和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同学,毕竟是受学校多年的文明教育，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狂热氛围中良知未泯，文革之中我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但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参加抄家，在上海红卫兵狂扫四旧时，我们也没有去动手打人、砸东西。我们目睹了上海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恐怖而混乱的一天，心情是复杂的,既接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最高指示,又困惑于暴力的非理性；我们更不知道，以后持续数年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将是继续加剧并有增无减。
没票也挤上火车去北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首先跨出校园，走向全国到处串联传播”革命火种”，就此拉开全国大串联的序幕。红卫兵走出校园，有用脚板走的，有坐汽车的，有坐轮船的，但最多还是坐火车到处串联。没有钱，当然不买票就上车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去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谁敢拦着我？到了一个地方，还不能饿着冻着，各地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提供食宿，冷了还借给棉大衣。这下红卫兵们热情更高，北京、上海、各大城市，革命圣地，风景名胜、工厂农村，一时间到处是高举红卫兵大旗，一身军装，头戴红军帽，腰扎宽皮带的红卫兵队伍神气十足地在行进，看看旗帜上写的地名校名，就知道是哪儿来的红卫兵。8月到9月，毛主席又接连几次接见各地红卫兵，眼看快到十一国庆节，更多红卫兵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开始涌向北京。
9月26日，我和几个同学决定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一大早每个人背上个书包上路了。来到上海火车站，人头攒动，好不容易找到一列去北京的火车，车门紧闭，车上已挤得上不去人了。怎么办？我们不罢休，走到餐车那儿，趁门开着赶快上了餐车，没有人问我们要车票，我们挤进了卧铺车厢。当然卧铺车厢人太多了，没有人可以占一个卧铺位躺下，全都坐着，这就不错了。9点零5分火车终于开动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非常兴奋。
车过太湖，清清的湖水，点点的帆船，湖岸上还有车水的风车在晃动，真是江南好风光。车到南京，经过新华门、中华门古老的城墙，火车头与车厢脱开，调到车尾倒推着开，准备过长江。那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设，火车开上专门的轮渡过江。黑夜里火车过安徽，进山东，再一个白天，9月27日下午6点半到达北京。下车就有接红卫兵的车把我们拉到位于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北京市委接待站，每人给发一张红卫兵乘车证，可以免费在北京坐公共汽车，每人一本学习十六条手册，安排我们住六机部七院。8点多我们坐上汽车去六机部七院住宿，车从工人体育馆出来还专门绕到天安门，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毛主席像高高挂在天安门城墙上，金水桥上站着许多人，天安门城洞里灯火辉煌，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向往革命圣地的强烈心愿得到满足。10点多到了六机部七院（记不得具体位置在哪里了），吃了一顿白米饭，每人发床棉被，我们在大礼堂地板的草舖上度过了第一个北京之夜。
9月28、29、30日听报告，操练，为参加十一国庆游行做准备。10月1日早上2点起床，每人发两个面包几个京白梨，4点天还没亮就到达朝阳门集合待命。一直等到上午10点游行开始，队伍极缓慢地向长安街移动。沿街人行道上许多盖板掀开，就是临时厕所，拿木板或布拦起来就能使用。沿街每隔一段还设有沙滤水,可随时饮用。吃喝拉撒都有保障，数以百万的红卫兵们耐心地等待着。到下午1点时我们的队伍才到达天安门，远远地看到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刘少奇主席、林彪副主席也站在旁边。北京的红卫兵们从天安门广场的东头直到西头，排成十几条长长的队列，每人手捧红宝书背对天安门，面向游行队伍笔直地庄严地站着。我们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就分成一队队游行队伍，有序地从他们面前，在天安门前缓缓通过。我们一边走一边大喊“毛主席万岁”！一会儿毛主席离开栏杆，走进城楼内，万岁声消停。一会儿毛主席又走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万岁声又山呼海啸，一直到远远的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领袖的身影，欢呼声才消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就这样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的朝圣之旅。
解放日报事件逼上海市委入死胡同
经过批斗”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狂扫”四/旧”、红卫兵大串联，青年学生们发动起来了，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委被打倒，接下来目标就是其他省市区的领导。上海是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又是“四/人/帮”的发源地。江/青崭露头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的力量出笼，姚/文/元立文革头功的“评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张/春/桥借“安亭事件”获毛主席亲睐，王/洪/文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起家。文革的上海风云变幻，文革派伺机从上海下手，志在必得。11月份,《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到上海向大学生演讲，说她奉江/青指示到上海点火，上海市委是黑帮，上海必须大乱。然而,上海市委没有明显把柄可抓，他们就从上海市委的喉舌“解放日报”下手。
这时候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到了天皇老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境地。在聂元梓、蒯大富的鼓动下，1966年11月,上海“红革会”发表《“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强迫“解放日报”刊登，“解放日报”拒绝刊登，上海“红革会”要求此文夹在“解放日报”里同时发行，“解放日报”当然还是拒绝。于是11月30日上海“红革会”的队伍冲进“解放日报社”，占领报社大楼，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王洪文的“工总司”立即大力支持，随后也进驻“解放日报社”，。“解放日报”停刊震惊全上海，反对打倒上海市委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立即包围“解放日报社”，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开始了持续九天的“解放日报事件”。
我和同学曹振发等几个中学生也跟随着上海“红革会”进入了“解放日报社”，占领了一间办公室，帮着印传单，发传单，传指示。“红革会”头头行动迅速，为了防止对立派人进入“解放日报社”大楼，当天晚上叫我们帮忙印制通行证，白纸红字油印刻制:“通行证市红革火线指挥部”，排成圆型,然后用一个圆的杯子盖，沾上红油墨印上圆戳，权当圆形印戳，就制成了通行证(见图)，发给“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
由于大量的人涌进报社大楼，而大楼已被围困,进出都很困难，第二天一早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厕所不够用。有些人就在大楼角落随便大小便;还有不少人不会使用大楼里的抽水马桶，用后不冲水和乱扔杂物，几天下来厕所污物四溢，楼道臭气熏天。这么多人成天呆在报社里，吃饭成了问题。（饮水不成问题，大楼内有开水房）。上海市委怕出问题，让报社后勤部门想办法给占领报社的造反派送面包。现在的面包是普通物件,不稀奇,而那时候面包并不是老百姓的普通食品,算是好东西。造反派吃着“走资派”送来的面包加白开水，跟上海的“走资派”对着干。报社门外的围攻群众与报社内的造反派天天发生冲突，外边的人往里冲，里边的人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往外打，每天有群众受伤。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领导亲自进报社大楼与“红革会”造反派进行谈判。谈判是没日没夜进行，讨价还价，来回请示、磋商,谈崩了,就休会,过会再继续谈。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等高官不敢怠慢，不敢离去，经常就靠在墙上睡着了。上海市委同时还要缓和报社门内外两派群众的对立斗殴，要组织人天天给大楼内送面包，清理厕所。他们最担心的是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解放日报事件”使上海市委非常尴尬，如果答应“红革会”的要求，等于承认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答应，就是对抗文革，对抗红卫兵革命行动，还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要被打倒。他们被逼进了文革派设置的陷阱，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我们从“红三司”的同学那里得知中央文革的陶铸不同意“红革会”占领报社，马上把消息告诉“红革会”头头劳元一。劳元一是复旦大学学生，个子高高的，长得很精神，很会演讲，普通话也说得好。他很吃惊，赶快打电话到处询问核实。聂元梓给他们打气说：“江青和张春桥没有表态，就是支持你们”！后来“红革会”提出，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学“工总司”搞”安亭事件”那样拉上队伍拦火车上北京告状。上海市委再也顶不住了。最后在江/青、张/春/桥主持的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也是为了不让事态扩大，上海市委只好全部同意“红革会”的要求，12月8日“红革会”和“工总司”撤出“解放日报社”，持续九天的“解放日报事件”结束。但从此上海市委也落得个“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而威信扫地，不到一个月就被“一月风暴”打倒。张春桥乘机夺取上海党政大权，上海成为“四人帮”的基地。
附图：“解放日报事件”中“红革会”通行证
炮打张/春/桥
“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而导致的自食其果。
“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徐景贤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乘机率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上海市委内部举旗造反。接着1966年12月，徐景贤的市委造反派、王/洪/文的“工总司”、大学的“红革会”、“红三司”、“炮司”等各派造反力量竞相多次召开全市性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各部局区级领导。上海市委已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1967年1月4日文汇报社造反派接管报社，登报宣告夺权。1月6日全市主要造反组织在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宣布市长曹荻秋下台。1月8日和10日，毛主席两次谈话，肯定“《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至此，上海市委所有工作瘫痪。张/春/桥旋即指示“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市委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红三司”、“炮司”等造反派掀起了到各部局区级领导机关、甚至市公安局去夺权、抢要害单位印章的夺权高潮，即“一/月/革/命/夺权”风暴。
在上海文革中，徐景贤的市委造反派和王洪文的“工总司”是张/春/桥的忠实工具，而许多大学生造反组织对张/春/桥“唯我独革”、拉一派、打一派的作风心存不满，一直不愿听任张/春/桥摆布。在“一月革命夺权”风暴中，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不听他指挥的学生造反组织，更加深了他们对张/春/桥的不满。文革“揪叛徒”高潮时，社会上就流传张/春/桥老婆在历史上叛变过，后来又发现张/春/桥三十年代的一些文章言论立场可疑。1月下旬，大学生造反组织在南京路贴出了“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及大字报，轰动全市。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大学生扣押徐景贤，张/春/桥大为紧张，调动军队包围复旦大学，要用武力救出徐景贤。这下红卫兵更加群情激昂，高喊“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1月28日晚，“红革会”和“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长方形的咖啡厅举行会议，我和曹振发等几个中学红卫兵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是分析当前形势，在如何进一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红革会”内部还有分歧。我问上海师院“红革会”头头李功佐，复旦“红革会”主张坚决炮打，你们有所保留，怎么办呢？李功佐是上海师院的女生，“红革会”头头，长相文静大气，说话缓慢而有条有理，在造反派中挺有威信。她说，张春桥拿着上方宝剑占着上风，“红革会”坚决炮打的话，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就没有回头路了，但你们看到，这个会议是一边倒了。她是有点担忧的。这时一个复旦红卫兵发言就张/春/桥问题一连问了十几个为什么，炮打张/春/桥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会议开着开着，传来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要到会场来。大家更加振奋，说来得正好，要坚决当面炮打张/春/桥。
张/春/桥、姚/文/元似乎还真感到这个会议很关键，不一会儿就赶到会场。这时我们几个好事之徒在到咖啡厅门口候着，看到张/春/桥从一辆防弹车上下来，车窗开着，防弹玻璃足有一寸厚，我们头一回见到，真是很惊讶。看来张/春/桥派头真大，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狄秋坐的都是普通轿车；看来张/春/桥就是那种“一旦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野心家。张/春/桥、姚/文/元进了会场就要“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企图压服“红革会”。但立即受到红卫兵的当面尖锐责问。红卫兵责问“为什么要武力镇压红卫兵”？激烈地“七问张/春/桥”，“二十问张/春/桥”，当面揭发张/春/桥30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他老婆历史污点，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用当时盛行的“怀/疑/一/切”和“血统论”以毒攻毒，言辞激烈，态度激昂，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沉默以对，坐立不安。一个红卫兵还指着姚/文/元，要他起来揭发张/春/桥，姚/文/元瞪着两个水泡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声不吭。两个家伙被困整整6个小时。
已到1月29日凌晨，红卫兵坚持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承认错误、不讲清问题就不放他们走，双方僵持不下。这时突然报来消息，一批红卫兵（可能是“炮司”）又包围并强行进入了“解放日报社”。学生们到底缺乏经验，张/春/桥却看到机会来了，马上说事关重大必须去处理，招呼姚/文/元就往外走，两个家伙钻进防弹车里就溜走了。
1.28的会议突然散会，“红革会”决心再接再厉。1月29日上海“红革会”联合其他造反派的组织开会，决定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规模更大的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串通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王/力，于30日凌晨发出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宣布红革会“炮打中央文革”，是非法组织。一时间上海到处是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的大幅传单。我们目瞪口呆，心急如焚。许多人不信是真的，提出许多怀疑，还有人提出即使真的是中央文革发出的电报，也要坚决抵制！“红革会”的头头马立新嚎啕大哭，说这个电报是真的！“红革会”被迫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释放了被扣押了三天的徐景贤。然而部分大学生和我们一些中学生仍然在复旦大学、上海师院举行了示威游行，但王/洪/文紧急调动“工总司”大批人马上街，大打出手，驻上海的北大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开着高音喇叭宣传车，高喊“谁炮打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打倒红革会一小撮反革命黑手！”反张游行被冲击、打垮，游行的学生四散而逃。1967年“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由此垮台，大学生头头们纷纷被抓起来。“红三司”、“炮司”等学生造反派组织也相继被张/春/桥、徐景贤整垮。
上海造反派学生“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他们有先见之明，“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的自食其恶果。然而，“炮打张/春/桥”的意义在于：触及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不光彩历史；揭破了张/春/桥老婆历史上当过自首叛变的疮疤；暴露了张/春/桥拉一派打一派、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恶劣品质；晃动了张/春/桥进入中央最高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形成了相当一批怀疑“四人帮”、反对“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文革杂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