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AB团述评
罗惠兰(作者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求实》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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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端于赣西南后蔓延于全国各苏区的肃AB团运动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半个世纪以来,这一领域成为无人敢于涉猎的禁区,更是党史、军史研究的空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史学工作者冲破左倾思想束缚,拨乱反正、秉笔直书,最终将冤案告白于天下,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本文就中央苏区肃AB团运动作一述评。
一、研究概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内对AB团与富田事变的研究尚属空白。在港台,则有学者站在反共立场对此颠倒黑白、大肆渲染。如台湾出版了郑学稼的《中共富田事变真相》;成圣昌的《富田事变之经过与分析》、《富田事变与赤党内部分化》;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等,在海内外流传甚广。
从1979年开始,国内史学工作者步入这一禁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发表的《富田事变考》第一次提出了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事变的观点,这一新论的提出,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反响。尔后,陆续出现了不少研究AB团与富田事变的文章。如:戴向青《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文耀奎《关于AB团几个问题的探讨》、罗惠兰《论AB团始末》、王阿寿《谈谈AB团的几个问题》、《张国琦《江西苏区的肃反与富田事变》等。这一时期,肃克将军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发表的多次谈话,为澄清这一沉冤了半个多世纪的错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久,一批历史文献的出版,也为人们研究这一冤案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建党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出版的三部书对肃AB团错案均作出了结论。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有关AB团的注释对第一版作了重大更改。第一版的注释是:“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①第二版的注释改为:“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②表明了党第一次对肃AB团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1991年,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阐述AB团与富田事变的过程后,郑重指出:“所谓‘AB团’和‘社会民主党’,前者于1926年冬成立,1927年4月即解体,后者在中国从未建立过。
但中共中央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③这体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纠正自己错误的胆略和勇气。
同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指出:“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④根据这一科学结构,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同心同德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研究进展
1·关于AB团的产生及其灭亡。
江西有无AB团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蒋介石一手操办的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右派秘密组织。
1926年9月,蒋介石通过陈立夫派遣国民党右派分子段锡朋、郑异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江西考察。11月又派洪轨来南昌,着手筹划建立反共组织。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后,于“1926年11月底至12月间,秘密成立了AB团组织”。⑤其目的在于“包办党部、操纵省政府及各种民众运动”。⑥1927年初,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利用“圈定”的手法达到了篡权的目的,开始了AB团分子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反动统治。以段锡朋为首的一伙AB团分子,为了配合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改变,在国共合作还未公开破裂的情况下,率先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纠集反动武装制造惨案屠杀江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多行不义必自毙。1927年4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下,南昌人民发动了“四·二”暴动,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猖獗一时的“段锡朋跑了,程天放捉住了,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战栗起来,总司令部的人员都纷纷变装逃难了。”⑦就这样,蒋介石苦心经营扶植起来的反共反人民的右派组织AB团“仅存三个月”便被摧毁了。
2·关于南昌“四·二”暴动后AB团是否恢复和重建。
在南昌“四·二”暴动中被江西人民摧毁了的国民党右派组织———AB团以后是否恢复和重新建立?长期以来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AB团作为一个组织已经土崩瓦解,因此“四·二”暴动后,我党大反AB团的斗争是无的放矢。二是认为AB团组织依然存在,不过其性质已转变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派别集团。三是认为AB团是打入共产党内部,并在全国各地设有总部、分部的庞大特务组织。
第三种观点在我们党内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并由此在中央苏区开展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肃AB团运动,并波及到全国各苏区,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
现经史学工作者考证得出的结论是:AB团在“四·二”暴动后既未恢复也未重建。其理由:一是AB团头子的自述证实:“四·二”暴动后AB团组织不复存在。1931年4月15日,原AB团主要头目段锡朋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大会上发表的《剿赤之意义和方略》的讲话中供述:“四月二日,今常称‘四二’之变,共产分子,行用暴力,捣毁省党部……一般忠实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奉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以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此事于今已过五载。”⑧段锡明的这段自白清楚地说明了“四·二”暴动后AB团已不复存在。另一个在“四·二”暴动中被抓获并险些丧命的AB团头目程天放在逃到台湾后还哀叹“迨‘四·二’事件发生,省党部被摧毁,而AB团亦解体,寿命仅三个月。”⑨再一次论证了AB团被摧毁的事实。
二是形势的逆转,AB团再无重组的必要。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在江西,党政大权又重操国民党右派手中。至此,蒋介石指使段锡朋秘密组织AB团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把持党务”、“操纵民运”之目的已达,显然没有再重组AB团的必要了。
三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佐证:AB团既未恢复更未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果说AB团是国民党打入共产党内部,并派进苏区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庞大特务集团而在当时为了保密不予记载的话,那么,时隔60多年后的国民党战史、军史、情报史中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恰恰相反,在国民党编的战史中,却认定江西苏区被指为AB团而遭杀者,是红军官兵,而非国民党的人。⑩四是朱培德的“呈文”不能作为AB团依然存在的证据。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为了独揽江西党政大权,捧出蒋介石三令五申不准党内搞派别活动的令箭,将其政敌———
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1928年7月26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决议案———国字通告第九号》冠之“‘AB团’的决议案”呈报给南京政府,目的一箭双雕,既打击亲蒋派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势力,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支持。这就是朱培德的真实企图,绝不能视为AB团存在的依据。
五是不能把AB团残余分子的活动视为AB团组织的存在。“四·二”暴动后,AB团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但不可否认AB团分子还存在。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原AB团残余分子在各投其主后仍然以不同的名义、不同的方式活动着,但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而不能简单地推论AB团分子的存在,AB团组织也存在。因此,AB团的垮台就意味着它的灭亡,既没有恢复也没有重建,更谈不上打入共产党内部,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结论。
3·关于AB团灭亡后,国共两党为何均反AB团。
毫无疑问,AB团在“四·二”暴动中已“寿终正寝”,但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却从未间断过反AB团的斗争。其原因在于:一是错误地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一律视为AB团的活动;二是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视为有组织的AB团的存在;三是把江西地主豪绅的势力一律统称为AB团的势力,最终导致这场错误的反AB团斗争从党外蔓延到党内。
加之,这场斗争还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于是愈反愈烈,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
AB团是蒋介石亲自组建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国民党也大反特反AB团,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所致。众所周知,蒋介石靠派系斗争上台,也因派系斗争下野。因而,当蒋介石于1927年底重掌大权后,为强化其独裁统治,便在次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以“整顿党纪反对派系”为名,通过了《整饬党纪之方法案》,规定:“无论党内党外,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因此,在江西,亲蒋分子以“整理党务”为名,行推翻朱培德之实,大肆活动,企图赶走朱的军队,独揽江西大权。而以朱培德为首的反蒋拥汪的改组派又以执行四中全会的决定为借口,强行给亲蒋分子扣上“AB团”的罪名,大反特反。这就是以朱培德为首的军阀实力派反对AB团的真正原因。
4·关于共产党内部究竟何时开始肃AB团。
“四·二”暴动后由于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错误的认定AB团组织的存在,因此,反AB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然而,从1927年初至1930年5月止,共产党反AB团斗争的矛头所向基本上是阶级敌人,而非革命队伍内部。那么,共产党究竟何时在自己内部肃AB团呢?经史学工作者考证,现已确定党内肃AB团的时间是1930年5月。其主要依据如下:1930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指出:“西区儒林等地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11这是从目前大量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确切记载党内有AB团分子,并任支部书记的文件。
1931年4月18日,莲花县委印发了《中国共产党莲花县的斗争历史概况》也指出:混进党内的AB团于1930年5月间“竟被我们于三区路口破获”,“以致群众对我们处决AB团还有怀疑恐怖的状态”。○121931年9月20日被带到党中央的《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再次指出:“去年红色五月间开始破获AB团的组织。”○13可见,党内肃AB团的时间是1930年5月。这一观点已被中央采纳。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页明确指出:“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
5•关于富田事变的定性及其分歧。
富田事变的性质是什么?是否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对此,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富田事变爆发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其定性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勾引白军很快的进攻富田,很快进攻东固”的阴谋○14;工农革命委员会对富田事变的定性是“拥蒋反共”、“进攻苏维埃”、“推翻工农政权”的反革命叛变。○151931年3月28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161931年4月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苏区。17日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决议第四号———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指出,AB团是遍布全国的“法西斯蒂的党派”,认定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和红20军部分干部是“AB团要犯”,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17。正是这一权威的定性,才使AB团与富田事变沉冤半个多世纪未能彻底平反昭雪。
然而,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始终存有分歧。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主张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18对此,项英没有简单的附和,而是重调查研究、重事实证据。在了解富田事变真相后,中央局以第二号通告的形式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虽然指出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甚至也讲了“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等话,但却没有一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有预谋的、配合白军消灭红军的反革命暴动。相反,却批评了总前委在反AB团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并明确肯定: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这是赣西南肃AB团以来第一个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说公道话的文件,这在打AB团成风、杀AB团为儿戏的年代里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项英在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中依然求实地评价了赣西南党组织。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19历史已证明,项英在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正确判断了富田事变的性质,批评了总前委肃AB团中的错误,求实地评价了赣西南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妥善处理富田事变的主张,一度制止了赣西南滥抓滥杀AB团的行为。然而,秉承左倾中央旨意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则全盘推翻了项英关于处理富田事变的主张,重新按照总前委的观点,把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均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致使一批忠实于革命的同志无辜丧身于肃AB团运动中,项英也为此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6·关于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
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然而,他同任何伟大人物一样,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对一切政治迷雾笼罩着的事物都一目了然。正如他本人在1956年9月1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的:“我是犯过错误的”,“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在中央苏区,为什么毛泽东确信AB团的存在,并认为大批的混进了党内,甚至还断定如果不肃清AB团,就不能挽救党和军队的危机。毛泽东这一错误认识有其形成过程。
一是赣西南特委和巡视员的报告,使毛泽东产生了AB团大量存在的错觉。自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发现有所谓的AB团分子做了支部书记后,肃AB团的斗争不断升级。6月12日,赣西南特委列字第13号《通告》把AB团说成是大量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动组织。7月22日,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给中央的报告也指出:“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治机关里发现的有,……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20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了第20号《紧急通知》,通告把AB团的产生、组织、策略、行动以及肃AB团的方法等作了详细说明和具体布置。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毛泽东在听取地方负责人汇报时发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来的AB团竟占全部人员的四分之一。对此,毛泽东深信不疑,下决心肃清干净,以挽救赣西南党的危机。这一思想在他于1930年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便可看出,“近来赣西南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二是快速整军中用逼供信的方法肃出了所谓的AB团使毛泽东产生了AB团不仅混进了党和苏维埃政府中还混进了军队里的错误认识。1930年11月8日红军撤出吉安后,有部分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不理解,发牢骚,甚至自由行动。对此,红一方面军为严肃纪律进行了快速整军。
由于在整军中施用酷刑,结果又肃出了一大批所谓的AB团,这不仅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而且加深了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即认定地方和军队都存在着AB团破坏的危机,由此一场悲剧愈演愈烈。
三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湘赣边特委常委宛希先的被害,对井冈山根据地有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的被杀,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被撤销职务等,使毛泽东对湘赣边特委产生了戒备的心理并怀疑有敌人混入其内甚至被AB团所操纵。
由于毛泽东形成了赣西南党政军群均充满了AB团并篡夺了领导权的错误认识,于是下定了彻底肃清AB团的决心。
从错误的报告中产生了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又导致了错误的行动,而错误的行动则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就是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
7·关于周恩来对肃AB团运动的抵制及其历史贡献。
1931年12月,正值中央苏区肃AB团运动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周恩来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实际上早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期间,他就已经觉察到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曾对此作过一些指示,对纠正这一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1年底,他在由上海途径闽西来江西的途中,发现各地在肃社会民主党和AB团运动中普遍使用酷刑,滥抓滥杀十分严重,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写信汇报情况,另一方面着手纠正各地肃反中的逼供信现象。抵达瑞金后,周恩来以主要精力来纠正肃反错误,并于1932年1月7日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检讨了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公开指出中央苏区肃反犯了严重的错误。其主要点:一是指出总前委对AB团组织的估量及其成员的处置方法上犯了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二是批评肃反组织是脱离党的领导、独断专行的“独裁机关”;三是剖析肃AB团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便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公开指责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无疑对制止中央苏区滥抓滥杀AB团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不仅批评了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更在实际工作中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纠正这些错误,使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肃AB团运动逐渐走到“停顿状况”,消除了群众中的恐怖心理,苏区的各项工作重新焕发出生机。对此,周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①《毛泽东选集》32开合订本第2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43页,1991年人民出版社。
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307页。
④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6页。
⑤刘九峰:《反AB团斗争中的南昌革命青年》。
⑥《党贼段锡朋在南昌之反动行为》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日。
⑦○11○12○14○15○17○19《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第36、82、82、125、126、130、1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江西《民国日报》1927年6月16日。
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528页。
⑩国民党战史汇编《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13○20《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21页,第24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6《六大以来》(上)第126页。
○18欧阳饮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的报告》1931年9月3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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