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之思考
已经不记得在多少文章里读过这个词汇：“民主制度”，还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仔细一想，不对了，民主真的是一种制度么？显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应该理解为对制度属性的评价，既不是制度本身也不是任何“东西”。进一步说，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使人幸福，它充其量不过提供一些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对个体谋求幸福的保障程度，决定了这个制度的民主程度。说到底，所谓民主无非不过个体政治权利的实现，法制亦不过保障任何个体权利都不受侵害而已。
何以见得民主不是一种制度呢？您瞧，英国施行的是君主制，没人说那里不民主，大概为了与传统君主制区别起见，它被叫做“君主立宪制”。跟英国相仿，欧洲还有10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分别是:摩纳哥、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安道尔、荷兰和列支敦士登。他们跟美国实行完全相反的制度，跟英国式君主制也不尽相同，相同之处仅在于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是世袭的而且无须经过选举的，那些国家照样算是民主国家。君主国全世界前不久还有28个，亚洲的尼泊尔宫廷流血政变最终导致废黜国王，不丹国王宣布实行民主选举主动放弃了君主制，于是只剩26个了。除去欧洲的11国之外，非洲还有3国：莱索托、斯威士兰、摩洛哥；亚洲11国：柬埔寨、泰国、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约旦、日本、马来西亚、科威特、文莱；大洋洲1国：汤加。君主国或许还应该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它们也被归类为“民主国家”。亚洲至少日本、泰国、柬埔寨也已归于此类，君主制即使加上“立宪”字样似乎也跟“民主制度”格格不入，但谁也无法否认那里的体制属于民主范畴。反之，例如北朝鲜，国名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谈何民主？
另一个方面，例如美国，罗素认为它实行的代议制绝非“民主制度”，而是由专制制度延伸而来层级特征明显的制度。然而代议者却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罗素的评价似乎并不完整，忽略了它的民主成分。美国的学者、专家们抨击美国宪法确立的制度不民主并非个别案例，他们称之甚至不如台湾的直选制度更彰显民主色彩。可是尽管美国有学者抨击他们的以州为单位选派两名参议员；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一般立法；选举团制度导致得票多者反而落选，例如1876年与1888年两次大选均如此；联邦大法官终身制等等都有悖于民主原则。看起来有理，说下去更有理，可谁能说美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呢？反对者们认为：如此自由公开地抨击美国的总统、政府、制度乃至宪法本身恰恰证明美国是民主国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美国实行的政治体制确实有懈可击，它确实存在不以民主原则为至上之设置，例如参议员每州两位就不是实施民主原则而是为免除人口较少的小州利益受损所安排的政治措施，如此人口最少仅有49万人的怀俄明州与人口最多达3450万人的加州便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联邦大法官终身制更是不知离民主有多远，为的只是避免任命大法官的总统会影响大法官独立司法。林林总总，美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有太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痕迹，更像是一件缝满非民主补丁的民主衣衫，而且还在继续打补丁。似乎可以这样说：美国的贡献不在于他们的民主，而在于宪政。它发展了以宪法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这种宪政体制自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经英国奠基，在美国弘扬光大发展初具规模，至今仍在修补完善中。
在欧盟乃至日本，他们实施的政治体制就跟美国大相径庭，有学者称之为“莱茵模式”。美国体制注重于保障个人竞争，鼓励个人成功和短期财政收益，欢迎新移民，例如2007年发放绿卡105万余份，仅向中国人发放绿卡就达77000多份，然而新闻界仍批评说绿卡发放比上年减少了21万份；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则倾向于集体合作，鼓励集体成功以及长期财政收益，对于移民则看守得紧，瑞士等国甚至基本不受理移民；美国放纵贫富差距，例如，美国人收入平均差达一百多倍，德国只有二十余倍，日本只有十几倍。借以弥补这个差距的社会福利美国政府也不包揽，更放手让民间基金去做，似乎美国人挺乐意捐善款，近年来它的年社会捐款总额都超过2000亿美元。而欧盟则不然，它的政府运用财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社会救济基本是政府包办,数据显示德国每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NP的1/3左右。欧盟得意于它的社会公平，美国则得意于它的创新成就，不但诺贝尔奖谁也不敢同美国比，就连一般创造性领域，例如创新软件业，全世界都只能自叹弗如。
由此可见民主或者专制，并非体制本身，而指它实施政策的性质。不光最古老的君主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而且人类现代民主恰恰发祥于君主制的英国而不是最古老的共和国圣马利诺，成长壮大于它的殖民地美国而不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启蒙运动的法国。英国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它的体制提供了使人们创造自己的幸福的条件：1,有获得足够食物及住所的可能性；2,法律保护身体与健康都不被伤害；3,任何人的尊严与自信都不被社会歧视；4,有与他人自由建立或解除亲密关系的权利；5,有充分拓展自身潜能不被人为阻拦的权利；6,公民有权抨击甚至更换有违上述各条的政府。所以它的制度是民主的。任何社会制度所可能实现的民主条件只有这么多，个人的幸福只能靠它的成员自己去努力创造，甭指望天上会掉馅饼。
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如果相当多的人分享政治权力，政府通常就被称为是‘民主的’。最极端的希腊民主排斥妇女和奴隶，美国在妇女拥有选举权之前，就自视为民主政体。显而易见，随着政权享有者的百分比不断增加，寡头政治会逐渐接近民主政治。只有当这个百分比相当小时，寡头政治的特征才会显示出来。”由此可见民主与专制之间并无楚河汉界，倒像一架天平，看哪一边的砝码具有更大的质量。例如，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里，科举制从社会上选拔精英参与分享权力，从而最底层的平民也有从政的机遇，它具有民主性质，所以西方人并不在乎“照搬东方哪一套”，见好就“拿”，借鉴制定了他们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反过来，这套科举制在中国并不严谨，还有蹊径可以为官，于是中举者往往还需“走路子”才能任职，腐败由此产生。到清末，维新派极力抨击，袁世凯、张之洞等逼着清廷把它给废了，变成纯粹专制性质的提拔体制。
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不是一码事，民主是政治模式，资本主义则只是一种自由经济模式。“民主”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已经成型了，“资本主义”直至1854年才首次为英国小说家威廉.萨克雷在其名著《玫瑰与戒指》提出，15年后马克思才开始采用这个词汇定义他的批判对象，并歪曲成“资产阶级专政”。殊不知有专政就没有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就专政不起来。人们探索了许久最终发现此前一个多世纪亚当.斯密“一个激发个体自利动机以作为创造财富的机制的体系”最适于用来定义资本主义，它没有涉及民主或专制。但实际上，要实现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民主模式，资本主义与民主同样发端于个体权利，前者在经济方面，后者在政治方面。个体权利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又刺激了民主的完善，民主模式是逐渐摸索逐渐完善的，没有终极模式所以生生不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其一，最广大的民众市场，倘若只依赖少数富人的需求它就无法存在；其二，最大限度自由流动的社会，不止人员迁徙，还有商品、货币、技术、品牌、权利等一切有形与无形资产的自由流动；其三，崇尚创新，藐视甚至鄙弃有悖创新的传统文化。前两条易受普遍欢迎，第三条易遭普遍反对，尤其是在那些传统文化被神圣化的地方。而民主恰是创新最肥沃的土壤，于是，民主便与资本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人们发现专制体制下也可以发展很繁荣的资本主义，例如新加坡。然而持此论者忽略了一点，类似新加坡那类政府实行的有限专制政策是致力于保护诸多民主权利的，例如新闻出版自由、私有财产权等。因此，也可以说那里执行的是有限民主政策，而非专制政策。看来，那些人为设定终极模式的体制，例如马克思设计的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模式的体制，当设计完成之时就已经注定会夭亡，终极模式无论被描述得多美好都只是一种禁锢，创新也就被限制了，设定它也就等于自掘坟墓！罗素曾经指出，马克思先生对于资本家的指控都是从英伦三岛的报纸上摘抄下来的，“假如我们想要现在去寻找类似于马克思在书中大量列举的那些反映资本家的残暴的例子的话，那我们恐怕得到热带地区或者至少到仍有落后种族可以剥削的地区去搜寻我们的大部分材料了。”孟德斯鸠更早说过：“我们阅读英国的报纸，会以为英国明天就要爆发革命。”这就是民主的软肋也是其力量之所在，因为新闻自由，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民主社会的阴暗面，于是乎社会的修补功能也就发挥作用使自身趋向完善。而一个又一个算命先生也可以借以论证它的腐朽性、垂死性，尽管它依旧旺盛地新陈代谢，越活越有激情也越健康。
民主也不是蛋糕，甭指望它能令你大快朵颐。充其量它不过只是一种制作蛋糕的方法，愿意做什么口味的蛋糕、寻求哪些制作原料、做的质量如何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弄不好还会烤成夹生或焦炭。换句话说，民主就是公权力受到公众支配，它保护并鼓励公开揭露、监督解决问题的社会状态，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恰恰相反，倘若法制与道德建设有所缺失的话，它的问题远比专制状态多得多，比如民主伊拉克就比萨达姆独裁统治更显混乱无序。但伊拉克民众仍然踊跃支持民主，根源在于恐怖分子终究只能伤害少数人，而萨达姆政权伤害的是全体人民。专制体制之公权力支配公众，它遏止公开揭露，更愿意显示一张浓施粉黛的虚荣，即使有问题也得尽力掩盖。如果谁以为专制状态不愿解决社会问题恐怕有失偏颇，中国历朝历代从未停止过反腐倡廉就是证据。区别仅仅在于民主施行社会披露公开解决，专制施行体制内处理，无可避免地就会依据利益判断披露抑或隐匿。
我们无妨罗索几句西班牙的故事。这个历史上从无民主政体的国家，最后一位独裁者佛郎哥却从好几位流亡在外的有继承权的王室后裔里精心挑选了年轻的胡安.卡洛斯继承王位，并精心地亲自培养，送他到国外接受民主教育。佛朗哥独裁40年后逝世，胡安.卡洛斯登基，此时佛朗哥已经在他的政权中作出了适当的安排，释放了一些权力给属下各部门，制定了新闻自由的立法，以便胡安.卡洛斯登基后可以立即对这个国家进行民主化改制，西班牙的民主化被称为20世纪奇迹，它使整个西欧全都实现了民主政治。类似的案例还有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也走过雷同的路程，可知，民主绝非靠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只能渐进，革命只能成就专制而不能成就民主，譬如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导致的只是对外宣战、恐怖杀戮以及拿破仑军事独裁；俄国革命的成果是列宁－斯大林的“国家恐怖主义”（高尔基语）；意大利革命建立的是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中国革命胜利诞生了毛式独裁；从卡斯特罗直至波尔布特，一连串亚非拉小国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一批专制甚至独裁政权；即便是北美独立战争，也只是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华盛顿称之为“一盘散沙”，只是在谢司叛乱失败之后，人们经过费城制宪会议激烈的讨价还价才达成民主宪政协议，也即《宪法》。可见，民主只能依赖增加分享权力者的人数才有可能实现，当大家都意识到自己的天赋权利时，民主是无法阻拦的。
话说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历练使我们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官僚专制制度，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精英政治专制模式。它的文化精髓是儒学，法家的统治手段则维系着它的组织模式。《汉书·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这段话很精辟地说明了官场内儒法关系，儒家学说负责洗脑，法家制度惩罚异端，胡萝卜加大棒，合夥构建了科层制金字塔形统治。在这个体制内，皇帝其实只是官僚专制的需要，它处于最顶端，既是官僚们的精神领袖，也是这个阶级震慑被统治者的偶像。皇帝也必须服从于官僚们的群体利益，否则这个体制就会废黜他另设置一个皇帝，甚至不惜改朝换代重建一座金字塔。维修金字塔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光绪积极支持变法触犯了官僚专制的利益，于是被幽禁。表面上看似乎是西太后在作祟，实际上是昏庸保守的官僚们推举她出面置换不称职的光绪皇帝维护既得利益而已，历史上这类换皇帝的流血政变并不少见，例如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又如明朝燕王朱棣灭建文帝之南征。
《汉书》写作时这个官僚专制体制尚未完善，例如科举制就没有制作出来，虽然它的雏形选拔制已经存在许久，但显得随意，远不如科举制度那样规范。科举的考试范畴则保障了被选拔者所具有的儒学素养，顾准先生论述道：“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有了科举制，官僚阶级就成为“流水的衙门铁打的官”，统治有了稳固的组织保障。可见即使最保守的专制体制也会不自觉地借助某些民主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延续。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的封闭保守根子只在于官僚阶级要维系它的既得利益得以延续下去。
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清朝晚期，官僚体制内那些洋务派还是有眼光的，他们看得出来西方文化内在的民主要素迟早会断送官僚专制体制的前程，从而也就断送了官僚阶级的永久利益。鉴此，他们中的明智者在抵挡不住“坚船利炮”之时会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愿意吸纳西方的利器而抵制西方的理念；继而发展成维新运动则操之过急，康有为们浅薄地以为中国真是皇权至上而没瞧见皇权仅仅是官僚统治的表象并非实质，所以当他们得罪了官场内大多数时，官僚阶级会推举西太后出来取代光绪皇帝。即使光绪没有儒家忠孝说训导出来的软弱，也无法制止官僚们换马，必然遭遇一场规模更大的流血政变，昏聩的官僚们得势后很快就利令智昏，他们唆使愚民导演了义和拳闹剧，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地扫清西方文化，竟然狂妄到向世界宣战的地步，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猛击只能狼狈逃亡。这场战事如此迅速溃败，官僚阶级内部分歧是重要原因之一，明智派官僚的“东南自保”使得朝廷与愚民的同盟不堪一击。然而，也正是保守势力的失利，庚子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民主思潮迅速发展期，不仅洋务运动解除了羁绊，废科举、倡宪政、开党禁报禁等接踵而至，新文化运动亦孕育其中蓄势待发了。这个良好的进展尽管还有磕磕绊绊总还算快速的，不过八九年功夫各省咨议局、北京资政院就已行使功能，议员们甚至可以抨击朝廷指责上谕弹劾大臣废黜皇族内阁取得立宪权了；民间报刊杂志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历来没资格发表意见的民间也可以七嘴八舌表达对于天下国家的看法，君主立宪已经进入施行进程中。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窃取了这个革命的成果之后打断了这一切。这个革命其实并无多少进步意义，它不过是一次宗族主义的起义。倘若朝廷是汉人当值恐怕这次革命未必会有，然而满汉两忌各为己谋终于导致革命乘隙而胜。在中国，只有宗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孙中山重拾当年朱元璋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已经清晰地显示出这种认宗族为民族的误区，其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之说道，甚至连满清朝廷颁布的《宣示预备立宪谕》都不如。该上谕道：“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诸国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这里至少还有“俟数年后”之时限，老孙的“军政、训政”则无时限。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所附“臣民权利义务”项下，已明确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它已将孙氏所倡含糊其辞的“军政、训政”抛到后面去了，须知，这三项恰是民主的根基，而“军政、训政”则剥夺了这个根基。自老孙开始至今，中国所定《宪法》均非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无论塞进去的“三民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都涉嫌设立国教，与宪政精神格格不入。除《钦定宪法大纲》外，清廷还公布了《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此后，清政府开始进行改革，建立内阁、资政院，也实行现代预算制度。地方上的改革更广泛更激烈，省咨议局及县、乡镇自治机构均经过选举建立，政治上迅速地实现了仅限于精英群体内部民主化，各地开始设立独立的法院，开始订立新法律，教育体系也开始再造。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考量那段历史？清国并非败亡于它的腐败或者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是败亡于它的推行宪政举措，科举制被废弃，大批待候通过科举之途进入官僚阶级的文人学士顿时断了前程，怨恨之情油然而生，例如孙中山就是由于《上李鸿章书》不得回报便开始造反的，当然他想走的不是科举而是引荐之路。回顾清初，各地武装抵抗运动此起彼伏，几乎每一次抵抗均有文人发挥核心作用，清廷一宣布开乡试奉行科举，抵抗顿时土崩瓦解，文人们纷纷投奔新朝效忠去了。清末中国文人趋向民主、立宪者，大抵是认为此种方式亦可以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负，从而弥补废科举带来的失落。而清廷那些顽固派偏偏只知念叨祖宗遗训，丝毫不识时务，阻挠立宪的结果最终是引发更浩大的反清势力。而立宪派又简单地以为形式可以决定内容，废了皇权也就可以实现共和，殊不知他们仰奉的文化正好与民主相反，它崇尚一统，这个文化传统纠合了一个统一阵线，这个阵线灭掉满族朝廷是有效的，（事实上自太平天国开始清廷便逐渐大权旁落了，不仅地方实力派以“湘军”、“淮军”为代表蚕食了地方权力，就连朝廷本身满人亦渐失决策权，汉臣逐步左右朝政。）搞“共和”就无效了，革命者各怀鬼胎，都企图把别人一统到自己麾下，甚至不惜采用卑鄙的暗杀手段，例如对陶成章、宋教仁的暗杀以及对袁世凯的未遂刺杀。罗素说：“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一旦这个理想主义涂抹上革命色彩，“流氓无赖帮凶”就变成楷模了。
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罢，传统文化都已融化在血液里。老袁最终称帝自不必说了，老孙尽管不断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其骨子里挥不去的情结导致他1913年9月另组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绝对服从”于他个人，并强令按手印盟誓，黄兴即因此拂袖而去。要求除去“大总统”前“临时”二字、接二连三要定“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均被议会否决，最后干脆自封并于1922年元旦在苏俄秘史马林鼓励下在桂林废掉议会通过的“五色旗”国旗，独断专行地改成他所钟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与“民主”背道而驰。可以这样看：尽管民国初年之后出现军阀混战局面，正因为北洋政府交替着被各路军阀掌控，客观上导致了权力分享的效果，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尤其是现代工商业、现代大学、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迅速发展。“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创举，一代杰出文化人士也都涌现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至今难以超越。及至苏俄出钱出枪出顾问在中国制造内战，不仅战争的规模与惨烈都远甚于“军阀混战”，主观上坚决捍卫民族利益、客观上有利于民主的北洋政府也垮了台。曾经被指为老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实正是苏俄传输过来的“真经”，列宁是如此教导也是如此实施的，既然老孙的《新三民主义》都是由苏俄顾问审阅定稿的，又遑论其他？只是老毛抨击老蒋“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当然比不得他的“一边倒”来得果决。于是我们看见国民党统治下各种“不民主”现象，其结果是两个苏俄调教扶持壮大起来的党在中国大地上比武。
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应于老蒋的那个“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老毛其实更甚，而中国本来就有“一个儒学独大，一个官僚治国，一个皇帝圣上”，这是连老百姓都认同的理，对应着外来的经书简直天衣无缝。我们不去细说许多历史故事，抗战胜利后储安平主编《客观》杂志所写《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文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爲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过了一年多，他又在自己创办的《观察》杂志《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说：“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接下去，还有：“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历史证明了储老所言，毛先生的“人民民主独裁”、“马克思加秦始皇”把中国的民主自由彻底剿灭，至少一竿子打回1840年以前去了。那个时代，硕果仅存的所谓“民主生活”竟然成了互相揭发批判的代名词，老蒋梦寐以求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成为老毛的社会现实，可以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一例吧。我们如果粗线条地看，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艰难进展的民主自由，到北洋时代进入最高潮，以后逐渐低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举国上下无一处自主之地，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毛先生的“最高指示”取代了圣旨，甚至连“朝议”都没了，就连“副统帅”表态赞成“设国家主席”也成为罪名，可见“无产阶级民主”之威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欢呼庆贺的歌舞声中，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数：2007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104位，也即这个经济成就是靠人多势众和举国体制显示出来的。本文不打算讨论经济。在“民主与法制”或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30年来并没有多少进展，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有倒退，例如：各地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主任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而所有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工青妇负责人乃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旧都是组织部、统战部选定的；权力垄断重要资源包括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两个方面。而我们的政府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据学者陈志武考证：“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而“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加上“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就更可观了，一个并非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大政府与小社会，非但离民主越行越远，与社会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所谓社会不过是大家的舞台，毛年轻时疾呼：“世界是大家的，做事要大家来。”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大家作主的主义，不是政府作主百姓听从的主义。确确实实符合的倒是我们的官僚治国传统，即使强调“民生”也不过“施仁政”而已，那也是传统里的东西，说“坚持中国特色”也不离谱。
然而这种坚持相当危险，因为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草根一族”的权利意识必然随着文明进程而增长，这种权利被剥夺――例如新闻、言论、选举与被选举等等权利――的状况注定会遭遇反抗。民主其实正是文明化解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矛盾的最佳路径，它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并解消社会矛盾不使之长期积郁而爆发；另一方面可以限制权力阻止官僚职业化形成阶级或者利益共享集团，有利于社会公平。如果我们按照罗素那个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权力就是民主的思路想事，就不难发现，首先，民主程度是与分享权力之人数成正比的，当权力最终为极少数人专断时就成了寡头独裁。这种分享是自主的，不可以宣称“代表”就取而代之。因此，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与绝对的专制，二者可以渐进式过渡或转换。其次，人的文明程度越高，其分享权力的欲望也就越强烈，如果说人权的最基本模式是温饱的话，那么它的最高模式就是分享权力。换成人类文明来说事，它最终目标是达到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权力，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那个著名的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人类必将实现民主，无论它有多少问题和阻力，民主就是不断实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进程。
回过头去看，19世纪清政府国家机器约保有4万名在职官员；北洋政府走马灯儿换主，跟着调换的是那些官员，根本无法形成稳定在职的官员，倒恰好歪打正着，成就了中国的民主气氛；国民党政府人丁最盛时约有200万工作人员；到1952年的“国家干部”已达331万，1958年约为800万。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的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员还是个谜，网上有文章说4350万，据说不实。查《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得知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实有人数约为1000－1100万，倘若连同国资企业那些变相官员，不知这支队伍究竟有多么大。缘由在于，以往旧政权只控制到县一级，县以下则由“士绅”或其他非官府性质的机构团体管理，谓之“保甲制”。老毛彻底摧毁了旧体制，把党和政府机构设置到公社，大队一级设立有大队部、党支部，没工资却有工分补贴，现在连“村官”也拿工资了，城市里则设置到居委会。毛式专政使中国官僚阶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它极有效地贯彻毛旨意至每一个边角，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能及老毛之万一，他确实实现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夙愿。问题在于，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队伍，又承袭了中西文化两个方面的专制精髓，无可避免地它会得僵化病，老毛察觉了这种僵化，却意识不到病因在于集权。他骂《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其实是在发泄对这支官僚队伍的怨气，他们浑浑噩噩按部就班效率低下，完全不能领会老毛急于成就“百代帝王”之“圣贤”梦，惹得老毛生气，这才有文革。毛一死，官僚阶级开始“清君侧”，毛主席的“四人帮”成为替罪羊，然后官僚们权衡利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废掉了毛的某些实在荒唐的禁锢，谓之“改革开放”不如称之“网开一面”，不仅涉及官僚阶级地位与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动，就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雷声响过七八年了，雨点至今未见。可见官僚一旦形成阶级，还挟持着传统的惯性，其能量有多么巨大。胡总书记在最近的一个重要讲话里严厉批评：“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假如这些“群众”手里握着决定“一些干部”沉浮的选票，他们还敢如此“置若罔闻”么？
又据资料介绍，中国有115.6万亿元资产，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的，其余88万亿属“国有资产”，无论经济增幅有多大，官府的腰包的收入两倍多于民间收入，它们归官僚支配。陈志武介绍：“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据说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彩，这一滴财政开支的水，不知能否折射出民主体制的一个方面，民生方面。只可惜美国人民似乎有点“占了便宜还卖乖”，非但不会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反倒是每日每时都有抨击总统和政府的声音，有的还相当刺耳。
如果仅以财政收入5.1万亿计，85%的钱都任由官僚们支配去了，人大只有如数报销权而无审批查究权。既然连人大也受党支配，谁还能指望“橡皮图章”如何盖呢？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主条件无疑比毛时代改善许多，至少没有“恶毒攻击罪”、“偷听敌台罪”之类罪名了，说“网开一面”指的就是这一面。然而这个“许多”也是极有限的，充其量它也只是在毛式专制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极端状态下的改善。倘若同恰好100年前《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仍有相当大差距。近日习近平有讲话，称党要从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其实这话也是老胡几年前要求党增强执政理念建设之延续。执政党的概念很宽泛，受法律限制的执政党还是限制法律的执政党，大约也是民主“有”与“无”、“多”与“少”的关键，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2008.6写了一半，10.10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