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地下诗歌创作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的影响源远流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新诗的影响又使诗歌创作在中国另辟了更广阔的天地。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随着苏俄政治文化体制全面“移植”大陆,苏俄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也以“置入性”的方式输进大陆文坛,广泛影响了大陆五六十年代热爱文学的青少年。文革时期,在一切“封资修”旧文学被全面扫荡之后,取而代之的红卫兵文学(以及稍后的工农兵文学),便主要是各式各样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诗歌创作在知青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凡有知青群体的地方,都可发现有进行诗歌创作的知青。
知青诗歌第一人--郭路生
知青诗歌创作领风气之先者当属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出生在行军途中,故名路生。郭路生自幼深受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诗歌的影响。1967年,正当文革如火如荼进行中,郭路生拜访了已被“打倒”的著名诗人何其芳(1912-1977)并开始向何其芳请教作诗。在此期间,郭路生写下了被广为传诵的诗作〈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等。〈海洋三部曲〉在写作技巧上受到莱蒙托夫影响,内容却是表达了对红卫兵运动失败的悲观情怀。郭路生还参加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学沙龙活动,和张郎郎、王东白等朋友聚会,一起聊天、唱歌、听音乐、讲故事,尤其朗诵诗歌。郭路生可说是由红卫兵诗歌向知青诗歌转变的关键人物。1967年秋,属于当时受打压的老红卫兵郭路生与朋友在离京逃难之际,他的朋友张郎郎在友人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为此,郭路生次年就创作出其成名之作〈相信未来〉: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这首〈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但却使郭路生声名大噪。〈相信未来〉的出现,激励了许许多多在文化专制下倍觉苦闷失望的年轻人,也唤醒了-代青年诗群,其影响被及文革后新时期七八十年代的诗坛。
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载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被派赴山西插队的郭路生也正是在这列火车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9年3月从北京赴河北白洋淀插队的宋海泉(1947-)曾记述了当时火车站送行的情景:“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车站车厢,突然爆发出一阵揪动人心的声响。这声响,激越而又凄厉,这是由哭泣和叫喊交织成的撕心裂肺的声音。”郭路生只不过是用诗歌的形式真实地描述了这么一段具有共同特色的历史画面:知青们要离开亲人远赴他乡。这里没有高亢的口号,没有昂扬的激情,只有刻骨铭心的亲情牵绊,只有依依不舍离乡情怀。当他将这首诗念给一同下乡的知青朋友听时,朋友们都哭了。
到山西插队期间,郭路生依然不停地创作诗歌。他的诗,知青们争相传抄诵读,从邻近山西的陕西、内蒙古、河北等地,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广泛流行于全国,影响深远。
当年的白洋淀知青诗人宋海泉记述说:“196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读到郭路生〈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那些‘失望的灰烬’、‘余烟叹息’、‘凝霜的枯藤’、‘孩子的笔体’……朴素的词语编织的一种与心灵相共鸣的律动,鲜明的诗的形象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反叛与抗争。”
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诗人史保嘉(齐简)则着文回忆当时读郭路生诗的情景:“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他对于个人真实心态的表达唤醒了我,使我第一次了解到可以用诗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之中把煤油灯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大致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记她吧〉、〈鱼群三部曲〉等。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郭路生于1970年离开农村进工厂当工人,次年参军,两年后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因在军队中曾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后长期住在精神病院。其〈相信未来〉刊于《文友》杂志1998年1月号,获颁该年度“文友文学奖”。同年8月14日下午,郭路生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了这一荣誉。没有任何颁奖仪式,只有文友副主编伊莎和一群诗友相伴。《文友》的授奖词是:
“他在他的时代里,独力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谨以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授予《相信未来》的作者、中国现代诗的一代先驱食指先生。”
宋海泉将郭路生誉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并评曰:“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这样一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这样一个称誉对郭路生而言,亦无疑是实至名归的。
知青诗人的盟友--北岛
北岛并不是知青,他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在北京当建筑工人,但他跟知青如姜世伟(芒克)、甘铁生、史保嘉等关系非常密切,在文学创作上也与知青们有非常深刻的互动影响,北岛的诗歌创作就是受到知青第一诗人郭路生的影响。
郭路生〈命运〉诗句“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北岛,后者不由慨叹:“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1978年北岛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后,在送给郭路生那本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下:“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
北岛也正是在跟知青们的交往中写下了一系列优秀诗篇,开始奠定了自己在(地下)诗坛上的地位。如1975年写的〈结局或开始〉: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颤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北岛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的〈回答〉更可视为他的代表作: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当作第一千零一个吧。
……
倘若比较一下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们会发现,郭路生其实是坚韧地高张着一种“理想主义”,而北岛的〈回答〉却固执地秉承着一种“英雄主义”。在此,“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分别体现了这两首诗的精神实质,事实上就是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蜕变/嬗变而来的。只不过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基于革命/国家/民族的共名立场,郭路生与北岛则基于知青群体/叛逆一代的共名立场。具体而言,郭路生之所以能坚韧地呼唤“相信未来”,是从张郎郎等老红卫兵群体的相互勉励与支持中获得力量;而北岛之所以能固执地宣称“我-不-相-信”,是从之前的“一千名挑战者”以及之后的N万名挑战者中获得道德勇气。二者依然体现着一种对集体主义(尽管叛逆了主流意识形态)强烈且根深蒂固的依归与认同。多年之后,北岛在《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的〈附录〉中即声称:“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由此可见,郭路生与北岛只不过是用知青群体/世代的共名立场取代了革命/国家/民族的共名立场,他们诗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在新的语境/情境下的异质同构--主流意识形态被颠覆/消解后的重构。
北岛的〈一切〉,似乎是〈回答〉的姊妹篇,提出了同样强烈的质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想。不同的是,〈一切〉少了〈回答〉的那种英雄挑战意识,而更多了几分小我的虚无悲观情绪: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尽管如此,诗中清醒而明晰的思辨,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显示出其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福建知青女诗人舒婷在七十年代后期结识了北岛,双方不仅通信往来,还用诗歌进行交流与对话。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就是以反讽的方式,对北岛〈一切〉的怀疑与否定进行交流与对话,以期从中体会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都消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
无论如何,北岛的出现,标志着文革地下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岛的诗广泛影响了各地的年轻诗人,当然也包括了知青诗人在内。
成都知青诗群--陈自强、杜九森、吴阿宁等
成都知青诗群源自成都地下文学沙龙。该沙龙的文学活动从文革前夕开始,在文革中仍持续坚持活动。其成员有邓垦、陈自强、杜九森、吴阿宁、蔡楚、殷明辉、苟乐嘉、吴鸿、罗鹤、谢庄、徐抷、何归、冯里、白水、野鸣、樵夫、兰成、一了、无慧等二三十人,大多为“黑五类”家庭出身。
1971年,在陈自强的鼓动下,邓垦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后来因为文字狱,他的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为文字狱之故,被迫将这本手抄孤本烧掉了。
邓垦(1944-),笔名雪梦,1963年高中毕业后,在成都当工人。他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春波梦》,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地抨击,如其诗第四十九节写到:“黑五类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对象,/白燕已被揪斗了几十次,/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最近又被红卫兵/半夜抓去审问,/脱光了她的衣服,/她终于不堪凌辱,/跳楼身亡……/这是人的世界吗?!”邓垦虽然没有下乡,但《春波梦》诗在四川、云南、湖南等地的知青中广泛流传,还被越境参加缅甸*游击队的知青带到境外。
成都文学沙龙的多数成员在1968年后相继下乡插队。他们下乡后坚持作诗并相互传抄诗作。其中,陈自强、杜九森与吴阿宁的表现尤为突出。
陈自强(1945-),笔名陈墨;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五岁那年母亲改嫁,即离开了父亲,由外婆带大;在1964年,陈自强就自编诗集《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集》,1965年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文革武斗期间(1968年),陈自强编篡了《中国新诗大概选》,试图全面否定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全面否定独裁专制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观(《中国新诗大概选.前言》);1970年陈自强到四川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插队,1975年底因病回城。早在1962年,陈自强作的〈蚯蚓〉诗,就表达了强烈的渴望、追求自由的心愿:
……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为着自由的驰骋,
为着自由的呻吟。
那些蠕动在雨泥中的,
容易滚满污泥的沉昏;
你最先爬出,
将最先受到暴风雨的冲淋。
……
陈自强插队农村所创作的诗歌,则更鲜明地反映了其独立人格,如他在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写作的〈独白〉之五: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人海的风雨又飘下多少红叶?
热泪和冷笑不能使它变成桑田,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像一棵麻木消磨我残剩的岁月。
希望已落尽还怕什么风风雨雨,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1970年下乡期间,陈自强在一首〈永遇乐.隐意〉词中即写道:“离意千觞,青袍穷野,几回热梦空谷。长铗在握,挑灯听夜,且把兵书读。黎明风来,推窗成醉,天外晓星亦出。--认碧血,深山久埋,化为美璞!”(下阕)受革命风云冲击,被文革红潮淹没,诗人仍然热梦空谷,执着挑灯夜读,坚信尽管深山久埋,也总有一天会化为美璞。他自始至终认为:“在独裁和极权统治的话语霸权时代,是没有真正的人的文学的,只有隐性的地下创作(不只文学),才具独立精神、尊严、品格与风采。”
杜九森(1949-),笔名九九。其父杜均衡(1910-1983)于1949年随国民政府赴台,曾任东吴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杜九森在父亲赴台时,尚在繦褓之中,噩运却从此开始。文革中,1970年至1974年和陈自强一起在四川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插队。杜九森在农村写的诗作,很有民歌俗谣的风格,如其创作于1972年的一系列诗作:
……要抢水/莫后悔/知哥你爷本是鬼/想当年/敢拿横/耍了机枪耍“吊盘”(注:转盘机枪)/脑壳昏/下农村/这盘老子要当真/哪个上/不得让/一刀一个当解放/想吞饭/就要干/再来拉响手榴弹……(〈抢水谣〉)
走走走/喝闷酒/胡豆豌豆都没有/只有嘴啃手//来来来/敞开怀/一醉方休胜活埋/土地是棺材//唱唱唱/自晃荡/知哥知妹/浪打浪/句句扎心上//哭哭哭/八阵图/不见爹娘不见屋/泪水大扫除……(〈醉酒歌〉)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人寒人苦人霉腰带松/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倒汤倒水倒饭倒栽葱。(〈乡下〉)
这些诗很有元明俗曲的风味,雅俗共赏、兼具深厚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可谓淋漓尽致展现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环境乃至文革黑暗污浊的时代,以及知青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与黑暗污浊的时代中所扭曲的人性;同时,字里行间也体现了诗人对造成这个恶劣环境与污浊时代的体制的严厉谴责与抨击。
吴阿宁(1950-),小学毕业后受父母右派问题株连,回原籍四川荥经农村插队务农。作为黑五类子女,诗人在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中备受迫害,尽管早年失学,却爱好写作,自学成才。他的人生遭遇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形象的表现,如:
……
对甜蜜的回忆,莫要问一句“曾记否”,
对苦恨的深渊,莫要叹一声“全怪我”,
对沸腾,冻结的人血莫要大惊小怪,
不这样,谱不出生命的挽歌。
向四壁宣布我的“坠落”,
屈恨无须向苍天诉说,
让行尸走肉塞满新的岔道,
困死我呵,不随下流又不能超脱。
(〈困兽〉,1974年)
面对苦难人生,诗人冷静而又淡然,坚韧却也无奈。
……
呵,崩蹋吧,云端里的巨岩!
暴涨吧,让一切都重来,都重来!
看,来了,那漫天的洪水,
要浮起地球,翻转整个旧世界!
(〈鹰嘴岩〉,1973年)
诗人愤怒了,他借助山间怪石,倾泻了满腔的悲愤。
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
里面还泡着一个活人!
一个人,
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坑和人〉,1976年)
他描述坑和人,也是诉说自己和命运,更是展现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
由上引诗例可见,在怀疑现实、叛逆体制方面,成都知青诗群跟与白洋淀知青诗群颇为一致;然而相比之下,成都知青诗群当是更为直面及关注现实社会,历史责任感也似乎更为强烈而执着。
南国知青女诗人--舒婷
在今天回顾文革中的杰出知青诗人,“北有食指,南有舒婷”的说法,基本上已得到读者及学界的普遍认同。
舒婷,本名龚佩瑜,1952年生于福建漳州。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山区劳动改造。因父母离异,舒婷长期寄养在厦门外婆家,因此厦门可说是舒婷的故乡。文革中,舒婷躲在家里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1969年到闽西上杭县太拔公社插队时开始写诗,并先后得到厦门诗人黄碧沛以及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印尼归侨诗人蔡其矫(1918-2008)的指导。舒婷的诗作在知青中流传开来。她在其文革后,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中,回忆知青生活说:“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然而这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舒婷在插队期间认真地记日记,摘抄各种中外诗人的作品,有意识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
1971年,舒婷与一位学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有过一次关于诗的政治的长谈,这次长谈让舒婷认识到,文学是有思想的,是承担着社会使命的。这种思想对舒婷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这次长谈,舒婷写了“第一首成形的小诗”〈致杭城〉:
如果有一个晴和的夜晚
也是那样的风,吹得脸发烫
也是那样的月,照得人心欢
呵,友人,请走出你的书房
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
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
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
江水一定还是那么湛蓝湛蓝
杭城的倒影在涟漪中摇荡
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
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
榕树下,大桥旁
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
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
漂泊在茫茫的天上……
1975年前后,已回城工作的舒婷创作了一批洋溢着清纯浪漫情调却也不乏深沉哲思的诗作,如〈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赠〉等一批作品,表达了困境中的青年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大海的日出
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
大海的夕阳
招惹多少诗人温柔的怀想
多少支在峭壁上唱出的歌曲
还由海风日夜
日夜地呢喃
多少行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
多少次向天边扬起的风帆
都被海涛秘密
秘密地埋葬
……
“自由的元素”呵
任你是佯装的咆哮
任你是虚伪的平静
任你掠走过去的一切
一切的过去--
这个世界
有沉沦的痛苦
也有苏醒的欢欣
(〈致大海〉1973年)
一只小船
不知什么缘故
倾斜地搁浅在
荒凉的礁岸上
油漆还没褪尽
风帆已经折断
既没有绿树垂荫
连青草也不肯生长
满潮的海面
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
波浪喘息着
水鸟焦灼地扑打翅膀
无垠的大海
纵有辽远的疆域
咫尺之内
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
隔着永恒的距离
他们怅然相望
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
世纪的空间
交织着万古常新的目光
难道真挚的爱
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
难道飞翔的灵魂
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
(〈船〉1975年)
舒婷的诗意象明丽隽美,思维缜密流畅,善于通过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来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并从中发掘出深刻的诗化哲思,从而使她的诗歌散发出特有的感染人激励人的魅力。
经蔡其矫介绍,1977年舒婷开始与北岛书信往来。1979年10月,舒婷北上,蔡其矫带着北岛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此,舒婷与北岛、芒克、杨炼、顾城等北京诗人密切联系,并通过北岛等在《今天》先后发表了〈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呵,母亲〉等诗作。舒婷从此登上了中国新时期的诗坛,进而成为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
知青旧体诗创作
由于中共领导人、陈毅等喜用旧体诗(包括古体、律体与词体--下同)进行创作,因此,旧体诗创作在中共建政后的文坛上依然得到微妙的保存与发展;即使在大破四旧的文革中,旧体诗非但没被禁止,反而得到异乎寻常地保护与应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用旧体诗词来进行创作的风气也流行于知青之中。
郝海彦主编的《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收录了三百多首作品,其中就有一百七十多首是旧体诗创作。如前述陈自强(陈墨)七十年代初所作的四首词〈永遇乐.隐意〉、〈八声甘州.雨后夕窗写怀〉、〈何满子.国庆〉、〈玉蝴蝶.重阳影里〉就收录其中。陈自强的词,格律工整、笔力沉雄、意蕴浓郁,显示了深厚的文史国学功底。
其他众多作品,有反映知青生活的:“既事耕耘又纫炊,雪崖樵径每惊危。身孤落日穿钩棘,肠断啼鸦栖老枝。”(刘立山〈七律.采薪〉)“野路盘旋向老林,挥斤伐木汗沾襟。樵夫不尽辛勤力,多少良才弃山阴。”(王晞〈七绝.采伐〉)“昨日始学耕,欲速不能。惶惶只道牛欺生。精疲力乏扶犁叹,大汗如蒸。”(秦晖〈浪淘沙.学耕〉下阕)“茂草流萤明灭,幽林树鸟惊飞。腰挎胶篓入山去,一路琼华踏碎。”(黄燕生〈西江月.夜半割胶〉上阕)
有描写乡村风光的:“风吹波碎月成花,满池鱼影四声蛙。山暗水深深深处,映出灯火是人家。”(王克明〈七绝.无题〉)“五月春来姗姗,六月春又归去。东风扫尽千里雪,唤醒生灵无数。我欲唤春长住,却得潇潇细雨。白草褪尽嫩芽出,漫山遍野碧绿。”(施晓明〈西江月.春来草原〉)
有叙志抒怀的:“大浪淘沙波未平,一代风流辞北京。星河明灭关山路,步履高低相携行。”(叶坦〈七律.感怀〉)“百里孤雁鸣秋,望云愁。千古大江东流,不回头。二百年,弹指间,何时休?血染桃花一枝,立寒秋。”(顾卫华〈相见欢〉)
有思乡怀人的:“夜班梦中醒,漏屋筛寒风。冰花窗上冻,冷月天外明。忽复忆友人,怅惘心难平。去岁同衾语,今宵却西东。”(常箴〈五律.夜怀友人〉)“桃花红,杏花红,风落红蕊雨蒙蒙,难舍难相逢。思家乡,忆家乡,念时时已麦花香,薄酒酹何方?”(王新华〈长相思〉)
有赠答辞别的:“聚散匆匆过古城,衣单不耐早春寒。危中尚念山河碎,梦里尤闻父老声。”(魏光奇〈七律.赠友人〉)“十年深交,一旦重逢,好不相投。恰汾阳酒洌,添君快意;芜湖鱼美,释我闲愁。何所重哉?哥们意气,此外人情不必求。儿女事,有兴趣谈谈,无也罢休。”(孙恒志〈沁园春〉上阕)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内蒙古阿巴嘎旗的北京知青刘小阳就已将知青创作的旧体诗八十首,编成《扎洛集》(扎洛:蒙语为“青年”),这些诗词作品用旧体诗词体裁反映了知青在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生活、劳动与情感,如北京知青邢奇(1948-)的组诗〈虹〉,将草原上雨后彩虹的美景与知青的青春梦幻融为一体:
白日追虹触手空,梦乡再遇却成功。
莫怪青春多异梦,青春色彩有如虹。(其一)
半天细雨半天晴,雨后青青草色新。
彩虹一架平空出,虹脚落于马脚前。(其二)
与邢奇同样来自北京二中的施小明(1950-)则似乎更喜欢用词体进行创作,其〈清平乐.冬牧〉词,便颇为形象生动地描绘冬季草原苍茫寒荒的景象:
羊归何处?漫漫牛车路。茫茫雪原西去,不知搬家几度。落日余晖尽收,寒凝大地生愁。遥望毡包新立,恰似海上孤舟。
同样是以〈冬牧〉为题,施小明用“沁园春”调所填的词,更是着意从草原的苍莽萧瑟寒荒中显示知青的粗犷、雄浑与豪迈之情:
草原冬色,莽莽苍苍,遍地皆白。风撼乾坤,撕肤割面,雪掩旷野,满目皑皑,惨惨白白,瑟瑟羊群,阵阵狼嚎阵阵哀。朝天啸荡,深山幽谷,壮我胸怀。(上阙)
这些作品,既有古诗词的底蕴,亦显见新的意象与思想,古典雅致之间透现清新质朴之气。
白洋淀诗群女诗人潘婧在从北京下放到白洋淀插队落户的当年,即1969年的12月就写下了〈行香子.和戎雪兰〉送给同在当地插队的好友戎雪兰:
渺渺故园,隐隐西山,锁重烟,芦荡漫漫。萋萋堤柳,门雾霏然。悠悠碧水,沉野鹜,暗云天。京华结交,常话铭禅。伥何年,天涯行帆?海角逢春,天示神忏。今事蹉跎,婵娟素,渔火寒。
这首词在凄冷萧索的背景上抒写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内心的彷徨失落以及对未来的一丝期望。
而戎雪兰也与1968年到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香山公社插队的北京女知青史保嘉(齐简)保持着诗词往来。1970年史保嘉曾致诗戎雪兰,其中有“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句,表达了对戎雪兰的思念和敬重之情;戎雪兰则回诗曰:“芳凄草迷归路断,绿绮久损恐难弹。绻纸虽感暖君意,无奈岁月易温寒。灵旗空扬赤子絷,朱帘待秀正辛酸。去载玉关一掊土,胜似秋山枫叶丹。”
史保嘉(1951-),文革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学生,与郭路生、孙恒志(1947-)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终结时期的三位代表诗人。史、郭、孙三人后来都下乡成为插队知青。史保嘉认为郭路生的诗作仍属于格律诗的传统,并非现代诗的开端而是古典诗的终结。史保嘉自己与孙恒志的创作则更以旧体诗词见长,不同的是,孙恒志多作律诗,史保嘉喜用词体,其处女作〈临江仙.记康宁的四条热带鱼〉表达了对文革的幻灭心态及人生喟叹,在北京中学生中广为流传。此后,其北师大女附中同学潘婧与戎雪兰,以及北京师院附中、二十八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旧体诗词爱好者都与史保嘉有诗词交流,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下乡插队之后。
1968年冬季,史保嘉到了内蒙农村,恰经历了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又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还生了一场肺炎,尽管如此,精神却并没有被击垮,因作〈满江红.答友人〉词以明志: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缨,赴蛮鞑。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虽然〈满江红.答友人〉创作的背景有较为具体的个人因素,但该词的内容毕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知青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执着追求青春理想的心境。因此,该词一出,和者踊跃,前后约有和作三十余阕。有和者赞曰:“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由此可见,史保嘉及其同学好友潘婧、戎雪兰隐然已成北京地下诗群的聚焦点。次年(1969)下半年起,史保嘉大病初愈,从内蒙古启程经河南、甘肃、山西各地知青点辗转漂零了五个月,终于回到北京,回京后作〈满江红.答友人〉以酬答一路与朋友们的思想情感交流: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孺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字里行间,显见对自我才情的自得与谦逊,对严酷现实的抗争与无奈。
旧体诗词体裁的运用,不仅表现知青们有较深厚的国学基础,还透露了知青们对传统文化割舍不断的情愫。
知青流行歌曲(歌词)创作
从总体上看,知青运动是从激情、高昂向消沉、悲观以及觉醒的趋势转变发展的。具体说是从七十年代初起招工、招生(工农兵学员),尤其是林彪事件后,知青们对现实产生困惑、怀疑乃至思考、叛逆,这样的转变迅速产生并蔓延开来。体现在知青的日常生活及思想情绪中,就是原先被否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如小说、音乐、绘画等重新得到知青们精神上的普遍认同。在知青中流传、影响都更为广泛且另类的“地下诗歌”--即所谓“知青流行歌曲”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文革期间大陆文坛一片萧条的情形下,知青流行歌曲的产生与流传,既是对文化专制的反弹,也极大弥补了知青们空虚荒芜的精神生活;当然,更为直接的就是反映了知青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文革期间知青中的流行歌曲,不外乎三类:一是外国(主要是苏俄)歌曲;二是文革前的一些民歌味道较浓的老歌,三是知青自创的。这三类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知青的精神情感世界。这些歌曲虽然“流行”,却不能公开,甚至遭受当局的打压,摧残,其作者甚至被逮捕、判刑坐牢。
在这里要介绍的,是“自创”一类。所谓“自创”,包括词曲皆自创,但不少是自己填词,套用其他原有的曲。无论何者,我们需要关注的只是知青自己所填的歌词--诗歌的一种类型。
这些知青歌曲(歌词)的基本特征可归类为以下四点:
一、“反主流”格调
也就是跟当时社会(官方)主流歌曲的高昂格调不同,知青流行歌曲(歌词)颇有拒绝崇高、拒绝雄壮、远离政治、远离理想的意味,大多倾向于软性抒情、感伤沉郁的类型。比如: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
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
往日的欢乐,方映出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
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
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
(〈望断蓉城〉)
这首歌的歌词显然是成都(俗称蓉城)知青所创作,其曲却是套用了1937年电影《古塔奇案》的插曲〈秋水伊人〉(贺绿汀词曲)。虽然时间相隔三十多年,但那哀怨、迷茫、忧郁的格调与心境全无二致。又如:
晚霞散去满天的星星,
整个大地月照明。
一位青年独自徘徊,
走在那宁静的小路上。
他在凝思,他在向往,
对着远方歌唱;
他在向往,他在歌唱,
快来信吧好姑娘……
(〈向往〉)
这首〈向往〉歌词的情调跟当时同样流行于知青中的苏俄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等颇为相似。或许是知青那代人大多经历过所谓“中苏友好蜜月”(五十年代前中期),当时传入的苏俄歌曲十分盛行,而且苏俄歌曲又天然有苍茫、感伤、忧郁、黯淡、深沉、悠扬的情韵,这跟知青当时普遍的心态甚为契合,因此,包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与〈小路〉在内的不少苏俄歌曲便自然而然地被知青们在各种场合中“移唱”了,知青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也自然而然秉承了苏俄歌曲的情调。这首歌的意境还体现了知青歌曲的一个特点:晚上(或黄昏)的昏暗背景。这大概是更能契合上面所说的苍茫、感伤、忧郁、黯淡等气氛与情调,同时也似乎恰好能配合知青唱歌时的背景氛围--知青白天要干农活,唱歌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傍晚和晚上。傍晚收工后,知青们就常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当然也有自己一个人的),或清唱,或用各种乐器(如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笛子等)伴奏,在暮色中,在月光下,唱这些感伤、忧郁的歌,那气氛是很能感染人的。
二、爱情主题
事实上,前面所引的〈向往〉就有这么个的特点,这也正是当时所谓反主流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在那个时代,爱情几乎是罪恶的代名词,知青(以及任何年轻人)中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当时主流的革命文学与艺术也是排斥爱情的,尤其是所谓革命样板戏,无一例外,都没有任何爱情、甚至家庭的描写--任何主要正面人物都是孤男寡女,即使是有家庭表现,也是残缺的(如阿庆嫂)或假的(如李玉和)。因此,说是反主流也好,补偿心理也好,知青流行歌曲中最显著的主题就是爱情。如〈重庆知青之歌〉从下乡知青的角度抒发与情侣离别相思的情怀:
盼不到彩云归,
留不住南飞燕,
秦岭大巴山,
一山高一山,
你让我们天各一方。
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小小油灯〉则以男女对唱及合唱方式表达同样的相思苦恋之情:
(男)
长夜难眠想姑娘,
你和我天各一方。
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共诉说心中的梦想。
(女)
心上的哥哥在何方,
可知我无限的惆怅?
只盼早日再见情郎,
同回到可爱的故乡。
(合)
心上的哥哥[妹妹]在何方,
可知我无限的惆怅?
只盼早日再见情郎[情妹],
同回到可爱的故乡。
当然,表达爱情的知青流行歌曲也并非全是悲伤痛苦的,也有欢快情调的歌曲,比如一首在广西河池地区流行的〈龙江大桥〉亦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表达知青跟女友相思重逢的喜悦:
(男)
龙江的江水清又清,
龙江的大桥多美丽,
我赶马车回城咯,
阿妹在桥头等着我。
(女)
龙江的江水清又清,
龙江的大桥多美丽,
我在桥头等阿哥,
阿哥今天回城咯。
河池地区境内有壮族、汉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苗族、侗族、水族等八个世居民族,龙江是当地的一条主要河流,民风淳朴、景色优美。知青生活在这种环境,或许所感受的会更多些远离尘世的和平与宁静。这首〈龙江大桥〉旋律轻快、语言素朴、情感率真,很有民歌风味,也很能体现年轻人的浪漫纯真情怀。在那一个年代,这样一种风格情调的知青歌曲并不多见。
然而,无论何种情调的爱情歌曲,爱情主题本身就很令当局反感,认为是腐蚀知青思想的靡靡之音,知青歌曲受到当局的查禁也与此有关。
三、思乡主题
知青情绪的低落消极,不仅仅是理想信仰的失落,更直接体现了知青生存状态的困境,这表明知青们是“无根的”,没有农民那样的归宿感和安全感。知青在少小年龄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独自在外,精神上情感上的被损害被压抑,这也正是知青思乡情绪特别强烈也特别普遍的重要原因。
对家乡的思念,往往结合着对前途的茫然与对命运的悲观,浑然而成为知青歌曲中最为突出的主题,这在知青自己创作(填词)的歌曲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我的故乡在沈阳〉、〈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告别南京〉、〈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邕江之歌〉、〈相逢在北京〉、〈松花江水〉、〈妈妈别流泪〉、〈望家乡〉、〈人生旅途〉、〈火车慢些走〉、〈小小油灯〉、〈在遥远的地方〉、〈从地角到天边〉、〈小路弯弯〉、〈伤感牛车〉、〈精神病患者〉、〈梦团圆〉、〈四季流浪〉、〈流浪之歌〉、〈流浪的人归来〉、〈知青恋歌〉、〈囚歌〉、〈眼波流〉、〈菜花黄〉……这些知青自己创作的歌曲(大多佚名),基本上是知青思乡怀亲的心情流露。因有切身体验,往往特别能感染人。
比如有一首流行于云南知青中的歌,歌名就叫〈望家乡〉:
站在高黎贡山望家乡,
滚滚的滇池水就流进我胸膛。
自从那天离开昆明,
我就告别了我的爹娘。
站在高黎贡山望家乡,
可爱的春城哟在遥远的地方。
来到这里一年又一年,
不知家乡可变了样?
坐在盈江边思故乡,
美丽的姑娘哟不知在何方。
好久不曾收到家中来信,
我的妈妈身体怎么样。
这是一首云南昆明知青创作的歌曲。高黎贡山位于怒江西岸,中缅边界的云南省腾冲、保山、泸水三县交界处。盈江发源于腾冲县东北部高黎贡山,流经盈江县出缅甸。腾冲县属保山地区,盈江县属德宏州,均在云南西部,离云南中部的昆明有六百多公里。那一带汇集了相当多的昆明知青。作者用插队地方的高黎贡山与盈江,遥接代表家乡的滇池、昆明、春城,思乡之外亦增添怀人--尤其是父母与女友。思乡怀人--尤其是怀念父母与女友--似乎成了知青思乡歌曲的一个模式,流行于广西的〈邕江之歌〉便是如此。
〈邕江之歌〉相信是南宁知青原创的歌词,曲谱套用了五十年代初根据新疆舞曲改编的〈送我一枝玫瑰花〉。虽然原歌谱是欢快愉悦的,但知青移唱时却转换为哀伤迟缓,跟知青原创歌词的情感抒发非常相配,能深刻真实地反映了知青远离家乡思念亲人的悲苦心境:
我站在邕江边,
俯瞰着邕江水,
邕江的江水后浪推着前浪,
奔向那远方。
忘不了那一天,
妈妈她安慰我:
不要想那家乡,
不要想那爹娘,
不要想那心上的姑娘。
啊……我怎能不想我衰老的爹娘?
啊……我怎能不想我心上的姑娘?
满脸的泪水,
满腔的悲伤,
我离开家乡。
这首歌的抒情方式颇具匠心:由邕江带入。邕江是流经广西首府南宁的主要河流(故南宁有“邕城”之称),自然就引出了南宁知青的家乡所在地--南宁市,由此便点出了思乡主题。江水滔滔似思乡之情延绵不尽,再以流向远方的江水转进对往事的回忆--下乡当日与亲人话别的场景。亲人话别千言万语,只凸现妈妈不要想家乡与亲人的话,此乃以退为进、欲扬先抑之法,很自然就引发知青“怎能不想”的悲苦反问。最后以知青满脸泪水满腔悲伤离开家乡的特写镜头结束,由此亦交代并强化了思乡情的缘由。
四、地域性特点
所谓地域性特点,就是不同地方的知青创作的流行歌曲,基本上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的地域色彩,如前引〈邕江之歌〉就是体现了广西知青的地域性特点。此外,上面所介绍的〈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我的故乡在沈阳〉、〈告别南京〉、〈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相逢在北京〉、〈松花江水〉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其地域性的特色。有的歌曲从内容、风格上显示出的与特色(如〈龙江大桥〉),有的歌曲在语言运用上就体现出其地域性特征。例如,有这么一首用粤语演唱的〈命运之歌〉(用广东音乐“彩云追月”配曲),流行于广西粤语地区的知青之中:
含泪仰望上天,
天啊,我问你是否注定了
今生(我)该受此一灾祸?
恨岁月无情,
恨青春虚度过,
恨苍天摆布愚弄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前程难估量,岂能待?
天不会将福降落,
总系靠自己双手创造
总之有日幸福属于我。
愁见花常开,
使心空惆怅,不知佢去向,
天天等待令我失望。
那年花开时,
相约在今日,
可是却不见你到来。
发、啦啦啦
多、唆唆唆
愁见花落花再开,
花丛中不见你所在,
仰望翠楼外,细心等待
等到几时一(啊)样空。
广东音乐“彩云追月”的曲调本是抒情、悠扬的,配上这些歌词,却凸显为哀怨惆怅;第二段“那年花开时,相约在今日,可是却不见你到来”几句,反而是用国语唱的,不过转换颇为自然,似乎也更受当地粤语不太灵光的知青欢迎。
这些地域性强的歌曲,基本上都只在某一区域流传。不过例外的是,有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各地知青都唱,影响也就最大,作者因此还被逮捕判刑。在流行过程中,其歌词屡被改写,但以下两段歌词基本得到一致保留: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啊……
彩虹般的大桥,
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啊……
未来的道路,
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此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或〈知青之歌〉。知青自创的歌曲(歌词)一般上是佚名的,但是这首〈南京知青之歌〉却是例外。这首歌的作者任毅,男,生于1947年,南京市五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26日到江苏省江浦县插队。1969年5月的一个晚上,任毅谱写出〈我的家乡〉。此歌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知青中流传开来,并被命名为〈知青之歌〉。1969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以〈中国知青之歌〉为名播放了这首歌。过后不久,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就出笼了。任毅预感大难即将临头,为了免除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1969年10月的一天,任毅干脆自己带上洗漱用具,前去南京市娃娃桥监狱“自首”,却被拒绝,说要等待上级指示。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任毅在知青点终于被捕,罪名是“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同年8月13日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79年获平反出狱。
事实上,这首歌在知青中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湖南知青罗啸回忆道:“流传在南京知青中的一首创作歌曲,不胫而走,飞快地在我们当中流行起来。词、曲都不错,歌咏了故乡、爱情、命运和理想,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则曾有人唱此歌,引起女生宿舍哭声一片,事后被召开批判会进行批判斗争。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套用此语,则可称“一代有一代之歌曲”。即某一个时期/某一种群体的流行歌曲,便反映那个时期/那个群体的生活、文化与心态。通过当年知青这些流行歌曲,确实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了解当年知青的生活状况、文化形态与心理状态。总体上来说,知青歌曲(歌词)虽然在语言艺术上还不甚成熟,但的确是体现了知青一代人的生活与感情,寄寓了知青一代人共同的历史与记忆。
200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