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村旧照片
一段过去、一段青春、一段记忆
摄于一九七五年下乡一周年之际
在西里当知青时，大家都很少照相，只是由于一些很偶然的机会，才留下了这些为数不多的瞬间。
一张旧照片也许连接着一段往事的回忆，我把这些保存多年的旧照片放在这里，希望我的知青朋友们能回想起他们曾经有过的美丽的青春岁月。
欢送知青参军
这张摄于一九七五年底的旧照片，是唯一一张西里青年队多数知青的合影。当时照相对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只是因为那年队里的五个男生应征入伍要离开西里，有个男生（好象是孙宏庆）从家里拿来了一架１２０相机，大家才有幸留下了一些相片。照片上有的人已撒手人寰，剩下的也都步入中年，承受着生活的重负，顽强的生存着。拍照的地方是当年青年队的大院，人群背后隐约可见队里东方红拖拉机的机头。左边的一排房子住着队里的女生，右边的一排房子是全队男生的宿舍，每个冬天的早上，男生宿舍前总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排房子最左边的一间后来成了队里的图书室，开饭时及收工后，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年轻的歌声和笑声带走了一天的疲劳，也冲淡了对前途对未来的惆怅。图书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女拖拉机手的画像，记述了木楼公社第一代女拖拉机手的故事
田间演唱
摄于一九七五年
那时我们在西里当知青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女知青们还从来没在一起照过相。趁着有人拿来了一架相机，为要参军的人拍照，女生们也不愿放过这难得的机会，琢磨着照一张集体相。那年头相机可是一个稀罕物，恳求了半天，才施舍般地被获准拍下了这张女生唯一的合影。
女生们都爱美，有花衣服的赶快到宿舍里换上花衣服，没花衣服的也找条毛巾搭在脖子上。为了不辜负这张来之不易的相片大家争论了半天，最后决定以当时最时髦的田间演唱方式，表现我们这群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小风（罗素云）是队里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自告奋勇在最前面担纲表演，当时唱的是《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谁是真正的拖拉机手
摄于一九七五年底
下乡的知青，特别是男生都渴望着当一名拖拉机手，连照相时都要竭力表现这个愿望，人人都想在拖拉机上占领一个最佳的位置，当不了真的司机也要让人以为是个预备役。
在车头前握手摇启动把的是外号“老头”的余龙智，他连做梦都想开拖拉机。我在西里时曾是拖拉机手和车长，一九七七年我离开青年队后曾接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上说，虽然我离开后对司机作了调整，但由于他头上有一顶“司务长”的金箍，使他梦寐以求三年当拖拉机手的想法未能如愿以偿，心中很是沮丧，不知如何才能渡过难熬的一生。十几年未见到“老头”了，不知他如今是否还在过着“难熬的日子”。
乡村三年，峥嵘岁月
一九七六年底，一起下乡的同学招工的招工、参军的参军，仍在青年队的已所剩无几。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青年队里的一个朋友又要离开了，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也剩下没几个了，心里又高兴（为朋友）、又惆怅（为自己），还特别为即将到来的别离伤感。我们几个硕果仅存的焦作知青徒步八里路到县城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记下了这个日子，又徒步八里路回到了西里。那时，大家已经风风雨雨、泥里水里在一起渡过了近三年的乡村生活，于是在照片上留下了“乡村三年，峥嵘岁月”的题词。
晚上为即将离开的朋友举行了知青式的告别宴会，宴会结束后我们就走到了外面的田野小路上。后来就在一个打麦场上坐着聊天，聊我们的经历和岁月，聊不可预测的未来，一直到天快亮……。那天很冷，也很黑，月亮不知是落下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升起来，偶然才能在被冷风吹走的乌云间隙中见到几颗努力发光的星星。手脚都冻僵了，可是谁都舍不得离开，恨不得时间能凝固。我们曾许愿，咫尺天涯、天涯咫尺，要让友谊长存。那时年轻，真觉得天会很长、地会很久……
那是一个难忘的冬日。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天恰好是西方人的“平安夜”……
照片上有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活着的人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闲情逸致去回想这么一个平凡的日子，记住曾经有过的年轻的承诺？也许……这就是生活吧！
雨猛青松挺
摄于一九七五年七月流火
七五年七月的一天，我和果齐鸣一起拉车到县城给牲口打料。因怕晒带了顶草帽，后来又到民政局要了两本学习材料。回去时路过照相馆，齐鸣心血来潮，拉着我说：“咱们就这样去照张相吧，”“照就照”我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带着一身灰土进了照相馆，站到照相机前还没来得及装模作样已经摄影完毕。关于题词到经过一番争论，但很快统一了意见，那时我们俩都很自以为是，常常觉得自己和“泰山顶上一青松”相差并不遥远。刚下乡时，我和齐鸣两人在青年队里是最能胡闹的，又天真地以为我们真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结果让队里的女生几乎人人都是“松”。齐鸣自命为“劲松”、我是“青松”、小风“翠松”、迎香“岩松”等等一连串地排了下去，忘了谁是“肉松”了。燕丽天天骂我们“不害臊”“自不量力”，骂得我们也渐渐地不好意思起来，就把所有的“松”改成了蔬菜。我自称为“葫芦”、齐鸣变成了“瓢”、小风名为“茄子”，还有人就成了“黄瓜”、“洋葱”、“土豆”之类的农作物。这些名字倒是叫着自然、听着安心，也没有“不知羞耻”的嫌疑了。
后来，这些“瓜菜代”的别名也套到了一些男生头上。一次，张士怀的妈妈到青年队来看他，在门口碰到了我，我脱口就冲院子里喊了一声：“老窝瓜”，转过头一看，士怀妈妈的嘴已张成了Ｏ型。
老友重逢
一九七四年底于地区知青代表大会
下乡头一年，我因晚上在梦里喊叫“换大桶”糊里糊涂被选为沁阳县和新乡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当年年底，和其他代表一起戴着大红花到新乡参加地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住在地区的一个宾馆里。每天除了开开会，就是几个人一桌吃那些平时在青年队吃不到的伙食，而且还不用交钱。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享受这种待遇，也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住宾馆，什么都觉得很新奇。
有一天，我正在宾馆内东张西望时，突然有人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回头一看我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原来是张乐梅。张乐梅是我在焦作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后因我转学到焦作二中，加上下乡在不同的地方，我和她已有一年多未通音讯了，没想到在这里见了面。我们俩抓住各自的手，她看看我胸前的代表证，我看看她胸前的代表证，然后异口同声地说，咱们就这样去照张相吧。
开完会回到西里后不久，就收到了张乐梅的一封信，信上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和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神圣使命，并提议我和她一起发表一个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声明。看了这封信，我一方面被她的决心所感动，一方面又对她的提议感到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回信才好。犹犹豫豫拖了很久，才含含糊糊回了一封信，记得信中避开扎根的话题不谈，只是强调只要我在农村一天，我就会在艰苦的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认认真真当好一天知青。不过后来乐梅也没有继续追究下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送女下乡
摄于一九七四年春天
这是我们全家（父母弟妹和我）第一次到照相馆去合影，因为我高中毕业，马上就要下乡了。父母一直很希望我能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当时上山下乡是潮流，他们心里很是无可奈何。我虽然对不能继续学习也感到遗憾，但心里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好奇和兴奋。最有意思的是我的小弟弟，他那时刚刚四岁。他时而兴奋地对他的小伙伴说：“我大姐要到农村去了，种好多好多的烤红薯和爆玉米花”，时而又跑来告诉我：“我要好好练弹弓，长大了跟你到农村打小鸟。”果然，三年过后，我那已经七岁的弟弟告诉我他现在弹弓打得可准了，一弹弓就把树上的鸟全打飞了。
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了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父母的家也就成了我人生旅途中一个匆匆过往的客栈。我当知青时很少回家，为了我的拖拉机，为了对得起我那知青积极分子的称号；在大学里学习和工作时也很少回家，为了我的事业和理想；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总有新的生活目标。如今我又漂洋过海、远渡重洋，来到了异国他乡“洋插队”，离“家”更远了。经年累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远离父母的生活，只是不知道我那日渐衰老的双亲，是否也已习惯了女儿经常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否有过“生儿养女究竟为何”的感叹。
红 妆 武 装
摄于一九七五年春天
这张照片是七五年春天下乡一周年时拍的。那时最常见的衣服大多是黄色和蓝色的，时髦的装束就是身穿黄军装、肩背军用挎包，现在的女孩子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也觉得那时的照片很“土”。二十多年后，当我又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突然感悟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并不是姣好的容貌和华丽的服饰，而是那无法遮掩的青春光彩和蓬勃旺盛的生命火焰。
亲爱的朋友，珍惜你生命中的每一天吧，她在不久的将来都将成为你青春的记忆。
依依惜别情
摄于一九八四年暑假
这张照片摄于一九八四年的暑假，地点是焦作一中家属院内我们家的房子前。那年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而我们家将要搬离焦作，也搬离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河南。照片上都是当年和我一起在西里村插队的知青朋友，他们听说我们将要搬走，特地到我们家来聚会，为我送行。从此以后，由于各种俗事缠身，加上家已不在河南，有的朋友已永远见不到了。
我一生中有过很多朋友，然而我的知青朋友却一直让我难以割舍，和他们在一起时永远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就象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我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了近二十年，我的父母几乎叫不出几个我的同学和同事的名字，但他们对我的知青朋友却如数家珍，甚至连有些人的个人爱好都一清二楚。自从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以后，每年暑假回家，我都要一家一家去拜访当年的知青朋友，抽时间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谈谈各自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有时还会一起唱那些我们都爱唱的歌。不管当年的知青生涯是苦是甜，留给我们的都是难忘的记忆。和朋友们一起回顾当年的往事成了我每年暑假的一项主要活动和乐此不疲的事，而这次却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想到将要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原大地，想到以后很难再有机会和我的知青朋友相聚了，心里很是惆怅。
照片上后排最左边的是段建成，大家都叫他“小孬”。小孬是一个很爱整洁的男生，在西里时他常常直着腿走进我们宿舍，告诉我们他的那条劳动布裤子在枕头下整整压了三天，所以他舍不得弯腿，怕破坏了裤子的造型。下乡第一年的冬天，由于煤气中毒，小孬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来就常常在干活时昏倒在田里。每逢此时，总是我又掐人中、又橇牙关把他救醒，因此也就对他有了一份特别的关切之情。在西里时，常常为他跑公社、跑民政局要救济、解决医疗费、办病退；离开西里后每年都要到他家里去看看他。知道他的病情一直没什么起色，经常卧床不起；知道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也知道他常常在昏迷中苦恼地喊着：“没钱呀、没钱看病呀！”这次聚会原本没通知他，他却出乎意料的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还是没生病前干净整齐的样子，而且告诉我们他的病已经差不多好了。我惊喜地拉着他的手又蹦又跳、连声叫着：“小孬，小孬，你来了真好。”那天，小孬和我们一起闹、一起笑，一起游逛了焦作市唯一的公园，一起吃了很多很多雪糕，高高兴兴地渡过了愉快的一天。
过了几年，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小孬终因无钱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于那个折磨了他很多年的煤气中毒后遗症，也死于贫穷。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曾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强忍了半天，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