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黑土地
1982年8月，团中央青工部安排干部分几路到全国各地去做工作调研，我被安排到黑龙江出差，我又回到阔别五年的黑土地。
在哈尔滨接待我的是黑龙江团省委青工部长迟春田、哈尔滨团市委青工部部长尹燕华、刘传江、孙伟杰等人。我们一起深入走访了哈尔滨三个大动力厂和伟建等几个大型军工企业。这些企业职工、家属加起来有上万人，厂区、生活区、学校、医院、商店、幼儿园、派出所一应俱全，俨然是一个小社会的样子，企业团组织机构、干部配备得很全，工作也各有特色。
他们还热情地陪我参观了松花江中太阳岛上的青少年基地。郑绪岚一首“太阳岛之歌”，把北国江城哈尔滨唱红了中国。夏日的松花江碧波荡漾，防洪纪念碑巍然矗立，太阳岛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我们十年前到哈尔滨的那一段往事，我们曾在哈尔滨北面齐齐哈尔附近的阿荣旗插队。1973年的冬天，我们六个男生结伴，从齐齐哈尔扒火车，途经哈尔滨，去看望远在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三农场插队的同学。宝清县八五三农场，那时已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那里是电影《北大荒人》里所说的雁窝岛的所在地。北大荒人那段有名的顺口溜：“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就是从这个电影传播出去的。那时中苏两国为了黑龙江的珍宝岛等岛屿的归属剑拔弩张，形势十分紧张。我们从齐齐哈尔车站溜上火车，几次躲过查票人员的检查，在一个寒冷的下午火车抵达哈尔滨站。冬天的哈尔滨到处都是冰雪覆盖，我们几个人无目标地在道里大街上闲转，被哈尔滨那些俄式建筑所吸引。当晚我们又从哈尔滨三棵树车站，登上途经牡丹江开往东方红的火车，我们在虎林县下车，然后搭兵团的卡车去宝清县。那次我们几个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林海雪原的宝清。
十年之后，我又来到了哈尔滨，不过已不是扒车来的北京知青，而是因公出差到这里。黑龙江团省委青工部、哈尔滨团市委青工部的同志们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为我完成调研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迟春田、尹燕华、刘传江、孙伟杰他们现在都已离开了共青团，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而我们都还保持着共青团为我们留下的亲密朋友的关系。
在哈尔滨工作一周后，我又奔赴此行出差的第二站大庆油田。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海峰知道我要去大庆出差，她特意给大庆团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多多关照我。到大庆萨尔图后我被安排在大庆东风院招待所，在这之后的一周中，在大庆团市委青工部长陪同下，走访了大庆油田四分厂，大庆设计院和大庆石化等单位。大庆生机勃勃的油田，严明的工作纪律，科学化的管理，以及热情的大庆人都使我大开眼界。
石油工人招待客人的方式多少年后想起来还有些心有余悸，在采油分场我这个曾插队黑土地九年的北大荒人，也有些招架不住他们酒桌上的热情。北大荒人以他们特有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方式待客，加上团中央李海峰、李冰都出自大庆油田，他们说我是同志加亲戚，他们的劝酒方式让我无法拒绝，那天昏昏沉沉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如何回到招待所。
我出差的第三个目的地是齐齐哈尔，对这座北方重工业城市我实在是太熟悉了。自1968年从北京到呼盟插队，到1977年告别阿荣旗返京，在九年当中，我们多次乘68次、67次往返于北京、齐齐哈尔之间。那时在北京是夜间发车，到齐齐哈尔是晚上十一点多，经常是在北京过了春节，冬天回到齐齐哈尔。穷知青哪住得起旅馆，就在十分简陋的齐齐哈尔车站候车室的木条椅上熬一晚上，清晨天不亮就赶往市中心长途汽车站，排队买票。上午，从齐齐哈尔市搭乘长途汽车回阿荣旗。冬天的齐齐哈尔零下二、三十度，脚上穿的鞋都冻成硬块，寒风刺骨，那一次次苦熬的夜晚至今历历在目。
齐齐哈尔团市委牛书记亲自接待了我，我们一起到齐齐哈尔和平厂、一机床厂、齐齐哈尔车辆厂等企业了解团的工作，同企业团干部开了几个座谈会，基本上完成了来时部门交待的工作任务。我向团市委同志谈了想顺道回去看看我曾经插队的阿荣旗，他们都支持我回去看看。阿荣旗距离齐齐哈尔市有二百多里，我乘汽车跨过熟悉的嫩江大桥，经甘南县，三个小时后回到我下乡九年的阿荣旗。
当时阿荣旗的旗委组织部长林景章，曾做为旗工作队干部在我的大队下乡，老林人很好，我们很熟。老林见到我十分高兴，张罗着旗委、旗政府的领导和旗团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于第二天从旗里乘车返回我下乡的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小小的山村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大队书记邱真更是激动地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放下。在大队部屋里炕上、地下都围满了人，他们挨个问我原来青年点里北京知青们回城后每个人的情况，叫他们名字时还叫着当年他们插队时的外号，我一一回答着他们，大家真是开心极了。
那时经济体制改革已影响到农村，关于联产承包等问题，老实厚道的北大荒人又高兴又担心，他们实在是被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怕了，但他们也认为生产队硬捆在一起的经营方式没有出路。我尽我所能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回生产队的第一个夜晚，大家高兴得唠个没完，乡亲们很晚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仔细的看着这座熟悉的村庄。五年过去了村里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些瓦房，少了一些草房。当年我在这里担任生产队长带他们盖的水泥结构大瓦房的队部，已分给几户人家住。我费了很大力气带着大伙垒起的足有足球场大的石头场院，那几天正赶上生产队散伙，按一家一户把石头分给个人，他们正在拆围墙、分石头，看着那分田分地正忙的情景，真有点说不出的滋味。但是哪种组织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应该选择哪种形式，这一点是没有疑议的。中国的农民太善良，也太苦了，跟他们一样当过九年农民的我对这一点感触太深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农村制定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使农民继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后，又一次真正获得了土地，在土地上行使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利，我很为他们高兴。
我沿着村西头的土路朝村后山坡上走去，在那一片熟悉的高高的杨树林后面，那一排一溜摆开的八间瓦房，曾是我们的青年点。如今人去房空，“王榭堂前双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那里已分给了几家农户。今非昔比，院子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敞亮，篱笆墙将院子分隔成几处。青年点房后小贝子山的树林已基本被人砍光，那片郁郁葱葱又有点神秘的树林已不复存在。
在村头，我见到一群当年妇女队长领着在地里干活的小姑娘，那时她们大都十六、七岁，她们见着我问长问短，竟然还管我叫：“林队长”。她们现在已大都是孩子的妈妈，有的还有了二、三个孩子，但从她们过早经历生活磨难的脸上，还能记起往日青春的光彩。
大队书记邱真对我们这些曾在这里下乡的北京知青有知遇之恩。当年他精心照顾我们，五年多不见，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他依然很关心国家的事情。他再三嘱咐我回北京带个话，让在兴旺插队的北京知青们有空回来看看。哪知道我们这次重逢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他在山上劳动时心脏病发作再也没有醒过来。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像我们兄长一样的大队书记，在也曾是北京知青，现任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纪志国等人帮助下，我们在兴旺插队的北京知青为他在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碑上写着：“兴旺大队党支部书记邱真之墓，原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北京知青敬立”。
我永远忘不了黑龙江，忘不了那块永远留住我们青春的黑土地。
《林小仲杂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