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知青中的读书风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一般城镇里学校的读书风气就比较好，六十年代初读毛选（*选集）、中苏论战等政治因素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文革初期，更是因应大批判与派性斗争，以及对文革乱象困惑而进行的思考，到六十年代末期，以老三届学生为主的（地下）读书自学风气达到高潮，尔后这些老红卫兵自然也将读书风气带到乡村及边疆。另一方面，客观来说，无论是老三届知青还是七十年代下乡的知青，在学校接受的教育确实有限；然而，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个缺憾，当时不少知青都坚持了阅读、自学的良好习惯，读书风气在各地知青中十分盛行。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伴随着上山下乡行程的开始，知青们的读书生活也就开始了。
到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刘琪（1954-）回忆说：“刚满十六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外国文学类有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他好书的资本。”当年的回乡插队知青，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1954-）在接受访谈时也表示：“我的好处是，出生于教师之家，家里有不少藏书，可以自己读。父母都教语文，‘文革’中被打倒，但藏书没有多少损失，先是被封存，后跟着我们到了乡下。……我的惟一优势，就是不太受现有学科边界的限制，也不理会什么古代、现代的隔阂，或者文学、史学的分野。当年求知若渴，拿到什么读什么，好书坏书我都能消化，这种阅读趣味，自然不同于科班训练出来的。”知青网友“在创辉煌”则在知青论坛着文道：“艰苦劳动之余，知青们孜孜苦读着一本本卷了边的名著。交流读过的好书，常常成了这个知青楼特有的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我们曾严肃讨论《复活》，为卡佳．马丝洛娃的不幸而叹息，也为聂黑纽道夫的人性的复活而感动，我们读了高尔基的《人间》，发现书中所有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北大荒知青leini在自己的部落格记述：“北大荒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我都觉得可以忍受，精神生活的贫乏却是最难熬的。当时公开出版的文艺书也就是《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等几本，我只好买了好多政治、哲学、历史类的书籍。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和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反正是饥不择食，随便什么书都看得津津有味的。”曾为红卫兵领袖的知青网友Wenjunq在〈读书杂谈〉中回忆：“我回到乡下便开始读书，特地找同学寻来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还有《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全然忘记了对蜘蛛的研究。那时我戴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绝对没机会招工，更别提考大学了。冬天点着煤油炉子暖脚，尼龙袜粘在炉子上，破个洞再补上。大队那些干部们说笑话，但我未必在乎。因为我已经被又耽误了宝贵的四年，生命是我自己的，未来也是我自己的，我必须把这个生命的小窝，构筑得漂亮一点。”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1948-）着文回忆在插队时的读书生涯：“我的涉猎面很广，古今中外的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美学、逻辑学等等，只要是字、是书，几乎没有界限……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着。”当然，在条件简陋的农村，要坚持自学理工科与艰深的哲学毕竟不易，更多知青自学读书的范围是集中在文史一类。如早年随母亲下放（即“成户下乡”），高中毕业后再次回乡插队的福建知青张胜友（1948-），原本志在考进清华大学，然而，“一到农村，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我把所有的高中课本，以及考入清华大学的老乡送的一套数理化参考书，集中起来，在自家的天井里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在农村这样的环境里，想搞理工科根本不具备什么条件，但搞文学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就在家里自修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读《文学概论》啦、《写作教程》啦……”最终，张胜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于1977年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
香港凤凰卫视国际问题专家何亮亮（1951-）当年在福建北部山区插队时，携带了上百册各种书籍，其中一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政治家年鉴》，成为他经常翻阅的工具书，得以从中学习英文、世界地理和二战前的世界形势。这种自学习惯打下的基础，使何亮亮在文革后能成功考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何亮亮的香港凤凰卫视同事，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景行（1947-）回忆起在皖南山区插队十年期间，做工之余，就会找书来读，尤其是放年假的时候，大家都走了，他主动留下来，一个年假便可以读很多书。那时候曹景行不仅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世界史纲要》、《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等，还重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聊斋》、《二十四史》等，并偷读了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三个火*》、《基督山恩仇记》等禁书。正是有了这个丰厚的底子，1978年，曹景行以上海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民间思想史学者丁东（1951-）采写的〈没有空白－－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光奇（1950-）口述道：“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和杨志拴等朋友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沁县，还不断通过各种管道找到其他书籍。在村与村之间的知青串联中，又结识了你、卢叔宁、赵国楠等师大附中的朋友，大家当时真有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与此同时，与在内蒙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叫〈夜读〉，说‘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是当时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当代散文家赵丽宏（1951-）在〈读书之乐〉一文中记述道：“记得当年乡下‘插队’时，最美好的时光，是一个人在草屋里读书，窗外蝉鸣萤飞，绿风潇潇，书中美景和身边天籁融合为一体，这时，便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和前途的渺茫。”日后成为作家的北京知青郑义（1947-）陈述在乡村读书的情景说：“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书很少，县里有个图书馆，被封存了。我们跟那个图书馆的人关系不错，每次到县里去，总用大麻袋装书回来。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这几年，我狂热的大量的看马列，包括北京在文革前出的内部的书，能借到的都看了。”下乡六年，记满了六本读书笔记的湖北知青作家刘晓航（1947-）回忆：“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农村当知青时，在漫长的冬夜，在一盏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捧读一本本‘禁书’，就像饿汉扑向面包……1968年冬天，我去皖南山乡插队，仅有的一只旧藤箱，除了几件衣裳，其余的都是书。”最执着于知青题材创作的作家叶辛在接受报刊采访时说：“我到贵州去插队落户时，两只木箱子里的书中，也选了巴尔扎克的两本小说《高老头》和《贝姨》。戴思杰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么个书名，是有其代表性和意味的。我本人在插队期间的精神生活，我已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大多数时间是翻来覆去地看带下乡去的两箱子书。无奈中的‘炒冷饭’还是有收获的，我从反复的阅读中获益匪浅。”知青作家韩少功的回忆，更将知青当年的读书风气跟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日后在文坛及其它领域有所作为联系起来：“知青下放农村那一段，因为社会阅历的增加，因为农村里的政治控制较松，思想是比较活跃的。那时候读“禁书”是普遍现象。漫长的夜晚，没有什么事做，读书就成了最大的享乐。你（按：指王尧）刚才提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虽然名义上是“反面材料”，但在一些知青圈子里广为流传。……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活跃的知青作家，有几个是读了大学的？他们都是在乡下读“禁书”成长起来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功不可没，所以后来出现了史铁生、张承志、李锐、张炜、王安忆、北岛、贾平凹、阿城、梁晓生、张抗抗、郑万隆等等。还有一些人进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温铁军、刘禾、陈嘉映、朱学勤、黄子平等等，也是一个可以开列得很长的名单。”这么一种联系或许过于直接简单，但不可否认，知青的读书风气，或许是由于承续以往养成的阅读习惯与兴趣，亦或许是为了填补、打发空虚无聊的生活，但客观上毕竟充实了知青们的思想与生活。而更重要的是，知青读书的风气也确实是影响到文学创作－－尤其是自发性的文学创作风气形成。与生产建设兵团由官方操控下组织知青进行创作不同，散布在广大农村的插队知青（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兵团知青）自发性的文学创作，不但难有发表出版的机会，反而会无端遭受围剿镇压的命运，因此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尽管这样，各地知青中还是涌现了不少在诗歌、小说等方面勤奋创作并卓有成绩的群体与个人。从而也确实为文革之后真正的知青文学崛起－－从人才、题材到作品－－进行了颇为充分的酝酿与准备。
2008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