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放歌－芮城花絮
黄河文化古国风
我们插队还没到芮城时，就在地图上看见那里有个古建筑，叫永乐宫。所以，一到县城，就和王威、夏清峰先去转了一趟。那时，永乐宫不开放，各个大殿的门都锁着，上面全是尘土。扒着门缝、窗户瞧瞧，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得扫兴而归。1971年春，县知青办组织“内部参观”，才得饱眼福。
永乐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吕洞宾兴建的道教建筑。原址在吕洞宾故居、县西黄河岸边的永乐镇，建于蒙古太宗四年（1232）。1959年兴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永乐宫地界被划入蓄水区域内，于是将它迁移到县城北部的西周古魏城遗址。1961年，由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后，曾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及友好人士到那里参观、考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去那里拍了电影《永乐宫》。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大学建筑系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到那里学习绘画艺术和古建筑设计，我每次去那里，几乎都能见到天津老乡。
永乐宫以壁画出名，5座大殿里全是人物画。壁画总面积960平方米，所画人物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最有意思的是纯阳殿，画的是吕洞宾一生的小故事，就像连环画，画旁配有文字解释。最有名的是三清殿，墙上画的是《朝元图》，为众神朝拜道教始祖元始天尊像，其艺术价值堪称世界之最。上面共画有290多个人物，姿态、神气无一重样。画面高4米多，上面的人物也有3米多高，但人物身上的线条一笔到底，看不见重笔接头。迁建永乐宫时，将墙壁锯开，分车装运。重新拼上后，为缝隙填补的颜色早已掉光了，而600余年历史的壁画颜色却依然如故。
吕洞宾，号纯阳子，道教的创始人之一，被尊为“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有“吕祖堂”，就是为纪念吕洞宾修建的。大多数人对吕洞宾的了解还是从“八仙过海”和“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这两个典故中知道的。真正能使人们了解他的，应该是他的“百字碑”。所到游人，都要买张拓片留作纪念。碑文内容是：
本性好清静，保养心猿定。酒又何曾饭，色欲已罢尽。财又（有）我不贪，气又我不竞。见者如不见，听者如不听。算论他人非，只寻自己病。官中不系名，私下凭信行。遇有不轻狂，如无守本分。不在人彀中，免却心头闷。和光且同尘，但把俗情混。因甚不争名，曾共高人论。
文中体现了吕洞宾清心寡欲、任其自然、无为不争，视功名荣誉如同尘土的道家思想，对世人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今人平衡心态具有一定意义。
芮城是中华人类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中条山西端尽头的西侯度村东北侧，有座“人疙瘩”土山，那里有180万年前世界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黄帝的宰相风后在与蚩尤交战中牺牲，被黄帝葬于黄河边的西王村，称该地为“风后陵”，又因附近有渡口，故得名“风陵渡”。在那里，还有神话传说中炼石补天的女娲的陵墓。舜帝当政前，曾在今杜庄乡的历山村耕种，获尧王赏识而从政。县城北部有西周时期魏国古城遗址和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龙泉村至今还尚存着魏武帝时期修的“五龙庙”。《诗经》中的“魏风”7篇，就是芮城古代的民歌。这些都反映了芮城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据说，解放前，曾有一芮城人在西安开药店。一天，有一个人看到药店中摆有龙骨，就问掌柜的：“你这龙骨是从哪弄的？”掌柜的回答说：“我的货绝对货真价实，这是我自己亲手从芮城西侯渡采来的，不信你自己去那看。”结果，这人还真骑着毛驴去那里察看了。原来他是一位考古学家，经过实地观测，将中国历史从80万年的北京猿人时期又往前推进到180万年。而且根据断层上一个汤匙痕迹推断，那时中国就已经有了烹调技术。但是，解放前中国地位低下，无人认可。1959年10月，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王建等又在西侯度发现了几十件石器和大批的动物化石，如中国长鼻三趾马、古板齿犀、古中国野马、纳玛象等，用碳14和古地磁法测定，距今为180万年。特别是烧骨的发现，证实了世界人类最早用火的历史，得到全世界的承认。1988年，这个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人们开始认识文物后，又有一些古玩虫去那一带村民中找寻收买历史文物。芮城境内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不下百余处。曾有香港、深圳那面过来的盗墓“专家”沿黄河寻找、挖掘古墓，盗运文物。他们组织当地村民，用一种像粮库验粮食的那种钢钎沿黄河滩乱戳。戳到硬处，拔出钢钎，一看槽上带出的砖末，就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墓，由此盗走不少古物。后来，这个盗墓集团被公安部门破获。
芮城虽是农村，文化却并不落后。至今人们讲话还保留着古代的一些发音，如,把“斜”，读成xiá；“陌”，读成mài。喜文章、善书画者非常普遍，从墙上的标语、街头的宣传画上，就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功力。学校教员都能来两下毛笔字，就连机关里选用干部也要挑写字好的。学校老师都住校，每个教室里有一个小套间，让老师吃、住、办公，每天从早顶到晚，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老师对学生严格得几乎像私塾先生。一次，有一位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一失手，用教鞭把一个学生的头打破了，到医院缝了7针。家长不但没有埋怨老师，反而说：“这娃太捣，不好好学习，该打。”好好上学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无论家长还是学生，学习的意识都远远超过了城市人。学生们从上小学三年级，就顶着星星来，顶着星星走。冬天也要早晨6点钟到校自习，晚上八九点才回家。轮到值日时，脖子上挂着钥匙，从家里带着劈柴，提前到校生炉子。没有电时，每人点着一根蜡烛上课。中学生都住校，每次要从家带一星期的馍，摆在宿舍窗台上晾晒。中午在学校吃点大锅熬白菜，晚上就吃开水泡馍、沾辣子酱。“贫寒出贵子”，就是在这样的学习条件下，每年高考光考入外省市大专院校的学生就有一二百人，年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南开、复旦等名牌大学的，后来出国留学的更是不胜枚举。相比之下，知青们的孩子生活条件就好多了，但在学习上也和当地孩子一样，从小就经受艰苦的锻炼和严格的教育。因此，不少知青的孩子调回城市后，能够在优越的条件和轻松的环境下懂得发奋、知道珍惜，勇于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这是他们获得的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灵宝县的小芮城
河南省灵宝县位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处，与山西省芮城县隔河相对，地处黄河码头和陇海铁路的交通要道。东经洛阳古都奔郑州，西进函谷关要塞通西安，南靠秦岭山脉控商州，北渡黄河越河东大地达太原，为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经济联系的重要枢纽。山西的棉花、煤炭、池盐，洛南、商州的核桃、桐油、漆、麻、木耳等山货通过灵宝源源不断地送往各省、市、地区，城市的纺织、百货、食品等又通过灵宝运送到周围农村各地。因此，芮城人更愿意到灵宝赶集、上会、做买卖，尤其是陌南、永乐、晓理等沿河村民，去灵宝县城比到芮城县城还方便。
从明代起，就有芮城人在灵宝县开商号。灵宝县城和虢镇有名的“和兴恭药房就是芮城人所开，已有四五百年历史。1925年灵宝县通火车后，又吸引了更多的芮城人到那里做生意。
芮城人性情温和、宽厚，对待顾客服务热情、周到，经商经验丰富、善核算，长此以往，便在灵宝市场占据了优势，民国年间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如灵宝县城最大的药房中兴长、仁和德，最大的行店晋兴久，最大的棉花店兴记行店及天顺恭、源盛昌、裕丰恒、敬顺福、敬顺源等有名店铺均为芮城人所开。福丰粮行雇工30多人，可包收灵宝全县的公粮。掌柜的是芮城人，自然雇工也愿意要芮城人。抗日战争和“拉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武装争夺的地区）时期，芮城的很多青年为了“跑日本”或逃避国民党抓壮丁，纷纷到灵宝做生意，使芮城商人遍布灵宝各个集镇。
地处灵宝县城正南的虢镇（今灵宝新县城），比县城还繁华。虢镇距县城40里，南依秦岭伏牛山，北临黄河，是通往洛南、商州、卢氏、西安等地的咽喉，西北、华北地区物品交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如同赶集上会一般，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因此，在虢镇做生意的芮城人又远远超过了灵宝县城，大商行有宜丰号、宜兴源、富元楼、两义丰、协力盛等30余家，仅朱培天就在虢镇开了三个店。抗日战争前夕，虢镇有200余家店铺，其中只有五六家小百货铺是灵宝人开办，有十几家小杂货店是怀庆、洛阳人开办，其余都是芮城人的买卖，从业达五六百人，因此人们把虢镇称为灵宝县的“小芮城”。就连芮城、灵宝的很多姑娘订婚时，也要先问问男方是不是做买卖的。如果是做买卖的，还要看是不是在虢镇的。
虢镇市场上通常有商品三五百种，以粮、棉、油、山货、绸缎为主，也有鱿鱼、海参、金银首饰和大烟土、料子面等毒品，还设有毒品专卖店铺。毒品销售量最大时，占到市场销售总量的30%。
外地商人到虢镇经商都是以批发业务为主，大批货物运来后，都要送到行店。行店设有场、库，备有小客房并安排有接待员。贩运的客商在店内歇息等候，由行店提供当天的市场商品价目表，并联系来买主洽谈。买卖谈成后，行店从中取利，获利率多则50%，少则30%。大商行都专门派有庄客十几人，专门打探市场信息和外地行情，必要时，打电报通知本店。商行一般都备有四种秤：十六两秤、二十两秤、加一秤（每十斤加一斤）、加一五秤（每十斤加一斤半）、加五秤（每十斤加五斤）。南方人习惯用大秤，货物运来后，商行用加一秤或加一五秤收购，与南方计量基本平衡。
当时较有名气的行店是宜兴源，主要经营绸缎、火纸和木耳、桐油、南香油（花生油、核桃油）等各种山货。洛阳、商州、卢氏、山川、古城乡、于家河等地，方圆四五百里，每天都有给他送货。河南安阳每一两个月给宜兴源送一批绸缎，每次赶几十匹骡子，运一千四五百匹绸缎，随行四五十人护送。货物一般是当天运来当天售完，行店很少存货。虢镇地盘虽然不大，但销量却相当可观。每天至少有百八十头牲口驮来货，从来都是满载而来，销光而去。因此人们又把虢镇叫做“销金锅”（补锅匠用来熬化金属的锅，比喻有多少货都能够销售出去。
旧社会商人地位低下，谁都不敢惹，也从不跟别人结怨仇。抗日战争时期，虢镇镇长陈汉川借助地方势力横行霸道，也在镇上开店，并在街头设岗把守。外地货物运来，必须先送到他的店里，断绝其他商行货源。他还经常以查户口、捉八路为名，带领打手到其他店铺胡翻乱搜，借钱不还，商人敢怒不敢言。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商人、店员从灵宝返回芮城务农，有的过度为当地国营或集体商业职工。
商办文工团
芮城县没有大工业，商业系统是全县最大的单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商业局和供销社合并在一起，叫商业办公室，有职工1000多人。县里无论搞什么活动，商业部门都是首当其冲。1971年7月、9月，县里分两批选调知青，共60多人，全部安排在商业部门。新职工上岗之前，先进行十来天的培训。每天要出操、学习、讨论、交流，提高对商业工作的认识。结业时，办了一个宣传栏，排演了一场节目。知青们表演的节目带来了城市文化的特点，有清唱、独唱、朗诵、歌舞、乐器独奏等，使商业系统出现了生机。于是，商办领导们开会研究，决定成立文工团。由物价股股长范旭担任团长、交电公司经理王丙月担任政委、原县剧团下来的李振发担任业务指导，从各公司物色演员、乐队，共40多人。除知青中的文艺爱好者，都是由县剧团下来的老演员和在部队搞过文艺的复员军人。领导派我跟生产资料公司的王烽火去西安、洛阳、郑州等地购买乐器，大家用一个多月时间排练出一台节目。元旦期间，在县大礼堂首场演出。规模庞大的表演队伍，五花八门的文艺节目，相声、舞蹈、器乐合奏、迷胡、蒲剧、歌曲独唱，土洋结合，热闹新奇。台上彩绸飞舞，台下掌声、喝彩不断，商办文工团一炮打响，名震全县。不知道是谁还给编了个“五子”：“剧团老底子，知青老女子，耍着红绸子，吹着烂笛子，商办有票子。”虽然是插科打诨开玩笑，但主要还是有羡慕的成分在里面。
春节期间，运城地区要组织调演，县里决定让商办文工团代表芮城县去运城演出，而且必须是创作节目。于是，聘请了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山西省下放干部王一峰编写剧本。这位王老师40多岁，戴个眼镜，走路时总爱在背后紧紧揣着两手，看起来挺神。过了一二十天，他就完成了一个迷胡剧本，起名《白云渡》，由县文化馆的原百忍老师谱曲。大家原本没有想过创作节目能有多高的标准，但是一经排练，无论是演员、乐队，还是领导，都认为剧本、编曲相当成功。《白云渡》反映的是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题材，虽然有“高、大、全”的样板戏特征，但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绝对是一部佳作。演员们表演恰如其分，很多唱段精彩至极，让人至今不忘。
由常占民扮演生产队长，一出台的几句唱就把人吸引住了：
新县委召开四级扩干会，老队长临走时嘱咐再三，他说我有一个老缺点，不关心群众生活只会干。
今年又是丰收年，哎—！
棉花过百玉谷接近千，眼看到年关，我左盘右算，如何让社员过个丰收年。
常占民的表演真切感人，唱腔字正腔圆，地方风味气息浓郁，而且共鸣音运用的极好。乔增国扮演反面人物，叫“有财”。他的表演诙谐滑稽，就跟陈佩斯上台风格一样，在台子上跑来跑去，非常欢实、随便。有财上场问：“队长，你在这想啥哩？”队长答：“我在想如何让社员过个丰收年。”有财说：“还是咱队长关心群众生活啊！”，唱：
今年又是丰收年那么哎嗨，队长你别熬煎。
咱那库房里有储备粮，信用社里有存款。
这些都不提，单说那黄河滩，玉谷、黑豆、红薯、花生……
玉谷穗长得像棒槌，黑豆角子沉甸甸。
红薯咬一口，又面又甜……
（白）要是把花生再分上一些，亲戚来了有招待，孩子吃了大人也喜欢。
主人公华芳由王翠玲、原素梅担任A、B角。她的出场是先开唱后露面：
世代居住白云渡，看惯了黄河水日夜奔腾……。
谁不知白云渡老耕伯，一颗红心永不衰，年近七十不服老，修水利他参加愚公排。
董加耕、王烽火扮演老耕伯A、B角。他们各有特点，都不逊色。
《白云渡》参加运城地区文艺创作调演获一等奖，回来后又到各个公社巡回汇报演出。与此同时，又排演了歌剧《红扁担》，以歌颂军民鱼水情为主题。由知青史永茂扮解放军，沈燕芳扮妈妈，郭淑英扮女儿，乔增国扮爷爷，四人配合默契，曲调朴实流畅，优美动听，受到群众好评。《白云渡》、《红扁担》两出戏演遍全县，红极一时，以后又到洛阳、运城、解州等地演出。外出时，两辆大卡车，一辆拉演员，一辆装布景、乐器、道具等，大家说笑唱闹，非常愉快。每到一地演出完毕，由当地负责招待一顿饭，回到家里总是后半夜，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
宣传队成员来自各个单位，平时在各自单位上班，逢年过节或会议、庆典、汇演活动时抽出来临时组合排练。1975年4月，商业局和供销社机构分设，商业局继续广招人才，搞宣传队。八十年代初，成立七一商店宣传队，替代了原商业局宣传队。
有些事也真怪，商业办公室、商业局的历任书记、主任、局长们几乎都不怎么喜欢文艺，别说是戏剧、电影，有的连电视也不怎么爱看。可是，这么枯燥的领导却把搞宣传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资金、人员、排练时间上不惜一切代价给予支持。一旦发现谁有这方面才能，无论在哪个单位，都得想尽办法把他挖过来。商业局党总支书记吕希约讲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文艺宣传队是商业系统的门面，代表着芮城商业职工的精神面貌。”范旭担任文工团团长，但他对文艺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吹拉弹唱跳一样都不会，可是他却把这个队伍搞得有声有色。无论对谁，他都是乐呵呵的，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当演员的多少都有点个性，有的在本单位从没服过人，到了他跟前却没了性子。无论是大牌名角台柱子还是乐队、布景以及打杂的力巴，没有不服气他的。他可真正称得上是一位外行领导内行的典范。
领导的本事不在于他自己能干什么，而在于能领导别人干好什么。就像作曲家，同样7个音符，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就可以创作出千变万化的乐曲。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每个人的能量，让大家心甘情愿地为他的事业卖命，这才是检验领导水平的标志。
十分钟破了一个案
七十年代，芮城县商业系统扶植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成了全省的典型。马壁的青竹、董园的药材、中尧的花椒山、大王的核桃沟、杜庄的鹿场等形成规模，特别是从湖南移植来的毛竹，在芮城12个公社35个大队试栽成活，“南竹北移”成为当时罕有的科技成果。1974年冬，山西省财贸系统在芮城召开现场会，这是全县有史以来的一次大型会议。会前，县委、县政府作了周密布置，特别是安全问题，绝不能出现任何事故。
晚上，在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由商办文工团和城关公社宣传队、城关机械厂宣传队三家联合演出。大礼堂门口有七八位警察站岗，戒备森严，进场人员需逐一出示门票。
演出开始前，演员们都在后台抓紧时间练习将要表演的节目。这时，突然停电。为了抓紧时间活动一下快要冻僵的手指，我脱下棉大衣，挎上手风琴弹奏了一会儿。因天气太冷，想把大衣披上，忽然发现大衣不见了，顿时觉得全身都凉透了。刚刚放在身后的桌子上，还没有5分钟的功夫怎么就不见了呢？问问周围同志，谁都没看见。后台上有3个宣传队，演员100多人，虽然人多，但平时都互相认识，谁能干这事呢？我在黑暗中转遍了台子，还是没有，不像是谁在开玩笑，想到这里就更加着急了。那件大衣是妈妈刚刚从天津给我寄来的，涤卡面、翻毛宽领，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件大衣了，起码得用她半个月的工资。第一天穿上就把它丢了，急得我团团转，眼泪都快出来了，还是宣传队的同志替我报了警。一位身材魁伟、高大的警察走到我面前，问了我经过，又找城关公社宣传队的演员问了几句话，然后向我一招手说：“跟我来一下。”走出门外，他说：“咱们去一趟三道斜（读Xiá，“霞”）。”已经半傻的我，一切只能听从他的安排。随后，他叫了一名警察，开上带跨斗的摩托车，带着我上路了。我问他贵姓，他说姓韩。
途中，老韩对我说，这个村有一个惯偷，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今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刚才在礼堂门口让警察拦住了，没让他进，后来，他跟着城关宣传队帮助演员提着乐器混了进去。有人看见他到过后台，但还不能断定是他偷的，咱们只能先去看看再说。
从县城到三道斜不过四五里路，不一会儿就到了。老韩把摩托车停在村口，走进巷道，拦住截住一位村民问了几句话。那个村民给他指了指前边的一个门，老韩就对另一位警察说：“村支书家嫁女子，他正在那吃摊子呢。你去席上找他，我俩到他家看看。”我跟着老韩来到那个门口，院门虚掩着，用手一推，觉得门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我进去一瞧，黑呼呼的，提起一看，正是我那件大衣，马上穿上了。这可真神了，我高兴地对老韩说：“就是这件！”老韩走进他的住房，翻出了许多电线、工具、零件等。走出院门时，去支书家的那位警察已经把那个惯偷带来。警察刚把他叫出来，他就全招了。原来，他先在支书家喝了会儿酒，然后去了县城，混进礼堂后台，趁着停电偷了大衣后，又回到村里支书家继续喝酒。本想造成不在现场的假象，没想到刚回来屁股还没坐稳就落了网。
我们回到县礼堂，刚刚走到后台，正好来电，节目演出开始。去三道斜来回不过十几分钟，什么事都没耽误。第二天，我去找老韩，想请请他表示感谢，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很让我敬佩。后来才知道他叫韩希敏，我调回天津后，他当上了县公安局长。
一个螺丝40元
钱一次下乡演出回来，我突然发现手风琴不能用了，弹奏时,低音键盘只是噗噗噗地撒气漏风。这种高级乐器谁也不敢乱动，只能送到西安去修理。到了西安市鼓楼西街，我找到了一家乐器修理部，把手风琴交给了老板。他问我：“拆开过吗？”我说：“新乐器，没敢动。”他说：“那就好。要是自己拆过，再拿到这修，费用就高多了。你先把琴放这吧。”我问：“得多长时间？”他说：“两个月吧。”我说：“不行，春节还要参加汇演，只有一个月了，您就给照顾照顾吧。”“那好吧，一个月保证让你拿走。”他说完，我再怎么求他也不顶事了。一个月时间也够呛啊，别说赶不上排练，就是住这么长时间旅馆也受不了啊，要是先回去，等修好再来取也够折腾。实在没辙，我只好去找西安乐器店的史经理求助。他是芮城人，老乡见老乡，自然要帮忙。他立即带着我去修理部，很不客气地把老板叫出来说：“我有个琴，你给修一下，一个礼拜弄好，我来取。”老板看了我一眼说：“刚才他来过了。这是精密乐器，修起来很麻烦，至少也得20天。”老史说：“不行！一个星期必须弄好，别耽误我事情！”他又把时间缩短到半个月，老史还不答应。我看也别太难为他了，就打个圆场说：“10天怎么样？”他说：“10天还行，明天一早我就开始修。”多亏老史帮忙，我回到旅馆踏踏实实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修理部，想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修理的，也好跟着学一手。可是，却看见那个手风琴被摆在橱窗里作为展览品。又不敢跟人家着急，只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给我修？”老板说：“活太忙，明天就修。”我还是不放心，就在旁边的小杂货店里买了一盒“大前门”送给老板。他向我保证，十天内保证让我拿走。
第三天早上，我又赶到修理部，看见那琴还摆在橱窗里，就有点急了。没等我开口，老板就对我说：“你拉拉试试。”我赶紧挎上拉了一下，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我问：“多少钱？”经理说：“这是高档乐器，收费高一点，给40元吧。”那时，买一架手风琴400多元，修一次就这么多钱，真让人心疼，但不管怎么说，3天就修好了，人家还是帮了大忙。我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西安。
过了不久，手风琴又漏气了。我想，反正是已经拆过的琴，再拆一次不会有什么关系。打开琴箱一看，气得直骂娘，原来是在汽车上颠得簧片跟风箱之间的螺丝松了，造成漏气，把螺丝拧紧就行了。那40元修理费花得真是冤枉透了，我一个月工资都挣不了那么多。
一晚上写出一万多字的讲话稿
我被选调到商业局后，分配在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主任叫姚树高，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高个、驼背、小眼睛，整天趿拉着鞋，摇着一把破扇子，像是济公。平时写份材料都懒得誊，粘的贴的画改的都有，就拿给领导看。有时候一页上划的就剩下两个字也要夹在里面，可是领导还挺欣赏他。
商业局党总支书记吕希约被提升为县委副书记，分管财贸工作，准备召开全县财贸工作会议，把姚树高和我叫去，让我们给写一份讲话稿。吕书记说：“我准备讲七个问题，第一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第二是财贸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然后，又做了一些具体交代，并说；“明天上午8点半在风陵渡开会，会前把材料给我。”回来后，我心里直嘀咕，嘴里嘟囔着：“只有一天的时间，怎么能写出来这么大的材料？”姚树高却说：“你急啥哩，一天就有一天的材料，三天就有三天的材料，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材料。你先去给我找一下去年的七、八、九期《红旗杂志》，今年×月×日的《人民日报》和×月×日的《文汇报》。”下午，我带着这些材料，跟着姚树高到了风陵渡旅社，包了一个房间住下。他买了点吃的，往桌上一扔，然后往床上一靠，胡乱翻翻那些报纸、杂志，说：“我念，你记。”我拿出最快的速度记录，一直干到凌晨3点，稿纸一共写了40多页。姚树高把材料从头到尾滤了一遍，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又让我重新抄了一下，然后说：“行了。”虽然我的手都木了，但是按时完成了任务，感到浑身轻松极了。
开会时，吕书记根据稿子结合县里的工作加以发挥，讲得生动、诙谐、严谨、深刻。散会后，大家纷纷议论：“吕书记的水平就是高，讲得太好了，人家早就应该当县委书记了。”我心里却暗暗佩服姚树高，还不是因为材料写得好。跟着这样的领导，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副局长杜俊芳从县委要来一份内部辅导材料，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会议室里气氛相当严肃，大家都在认真地记笔记。忽然，杜局长说了一句：“树高，你怎么不记笔记呢？”姚树高说：“这上都有哩！”大家才看到，姚树高桌前放着一本《红旗》杂志，他正用钢笔在上面划道呢。原来，辅导报告就是《红旗》杂志上的文章。那时的政治理论学习全都是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走，他早就提前学习过了。只有平时关心实事政治，注意学习、积累，关键时候才能完成好突如其来的任务。
派饭拾趣
农村接待客人或公务人员没有条件下饭馆，都是往社员家派饭。家里有几口人就管几个人饭，每次只管一顿，挨户顺延。供销社营业员、保健站医生、小学教师、下乡干部等都是吃派饭，每人每顿饭交1角钱，早、晚饭各交3两粮票，午饭交4两粮票。
进村的第一天，我和王军就被安排到老农杨振华家吃派饭。但说是派饭，实际是宴请。别看是农村，礼节很讲究，吃饭要上炕，女人不上桌。炕上铺着新床单，中间放个木制方盘子，盘子上的木纹要对着炕正面横线摆放。尊贵客人坐在最里面，面对横纹，为上方，筷子在未发放之前都在盘子下方摆放。大家围着盘子盘腿坐在炕上，主人坐在侧方或下方。滚烫的热炕把屁股烙得真舒服，盘子里放满了丰盛的菜肴。吃饭时，难免有汤、菜洒在炕上，主人却毫不在意，还是那么高兴，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振华叔（当地人都是这么称呼）举起酒杯，以“不喝这杯酒就是看不起贫下中农”为由，劝我们喝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盅酒。
杜庄村民热情好客，对人实在厚道，全县闻名。无论接待谁，都要做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做饭非常细致，用头箩面擀面条，用削去皮的红薯和白玉米渣煮粥，用洗去淀粉的面筋煮泮汤，用烫过的白面炸泡泡油糕，还有软麻花、酥肉、醪糟、卤肉、羊肉泡馍等等，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饭食，让人至今不能忘怀。
刚开始时，到别人家吃饭总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当地人吃派饭就像是理所当然，进门就吃，吃完撂下钱和粮票就走，也不说客气客气、帮助收拾收拾。一次，盲人说唱队到村里演出后，分别被安排到各家吃派饭。这些盲人竟然能把桌上的菜吃遍，没有一道菜漏掉，而且夹菜相当准确，好吃的菜绝对不会剩下。吃完饭，付钱和粮票时，嘴里还叨咕着：“这是一毛钱，这是两张2两的粮票。”真让人又奇怪，又佩服。后来才知道，他们吃饭时，总是先用筷子敲。哪个盘子放在什么地方记得相当准确。吃完后能够准确地付钱和粮票，是因为那上面印着盲文。
有时上面来人检查，一下子来几十人，就由大队出面安排，同时派到几个生产队里管饭。我被选调到商业局工作后，参加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吃了3年派饭，才知道，原来派饭也有很多道道，对待不同的客人可以用不同的饭菜招待：
一等饭招待教师和医生。越是穷困地区，对教书先生和医生越尊重。理由很简单，“穷则思变”，老师能使孩子出人头地，脱开祖祖辈辈的穷困；乡医能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解除病人的一时痛苦。
二等饭招待司机、拖拉机手。是他们帮助解决了交通运输上的困难，改变了“出门基本靠走，运输基本靠牛”的状况。
三等饭招待营业员。在商品物资供应紧张时期，村民买个灯泡、暖瓶、洗衣膏、肥皂都得走后门。离开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保障不了。
四等饭招待工作队干部。老百姓最不欢迎的是工作队，因为有的工作队员不懂生产瞎指挥，吹胡子瞪眼耍官僚；有的是对村里矛盾瞎掺和，不做深入调查乱表态，必然遭到群众反对；有的是阶级斗争不放松，抓住点事就批判，把人折腾烦了；有的是指手画脚不干活，爱占便宜不律己，吃饭不交钱、粮票。因此，有的被群众贴了大字报，有的离村时被老乡抓住车子不让走，有的甚至连被褥也被群众扔到街上。对这样的人，有好饭也不能好招待。
当然，大多数干部是优秀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热情的。他们很理解，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好多事得听上边的，并非己愿。所谓的招待等级，也是一些工作队员自嘲取笑。实际上，老百姓都是最实在的，对谁都一样热情。由于每个队的经济基础不同，各家的生活条件不同，必然招待的方式也不会相同。工作队进驻的都是最穷的村，老百姓也确实拿不出什么好饭招待。通常每顿饭四个菜：一碟生蒜毫、一碟腌韭菜、一碟自晒的豆瓣酱、一碟辣子酱。生活条件好的家庭是用油炸的辣子酱；困难家庭吃的是用开水烫的辣椒糊糊。我刚到老庄六队驻队时，快到年关了，有一家吃饭光喝玉米粥，连馍都吃不上，看了让人流泪。这么困难的家庭还怎么管工作队的饭？他们知道我是知青，都想尽办法做点好吃的。有的人家为了招待我，还做上一碗豆腐；有的特意从旁村亲戚家要了点白面，专门给我做了一碗面条。他家孩子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怎能吃得下这碗面？只有群众吃什么自己吃什么，再难咽下的饭也能吃下去，再累再危险的活也跟着群众一块干，把生产搞上去，让群众生活得到改善，群众才会服气。
吃百家饭，是对下乡干部的最严峻的考验。农村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有的家庭就连本村人都不愿去他家吃。十冬腊月，孩子嘴头上还落着苍蝇。菜放在桌上，孩子伸出乌黑手就去盘子里抓。夏天，坐在院里小桌旁正吃着饭，鸡也过来啄一口。用手一轰，鸡飞起来，扑楞楞楞楞满院子都是土，在菜盘子上盖了一层。一次，我和工作队员王铜刚在一家吃派饭，去得稍早一点。老太太正在和面，一头猪忽然拱进屋来。老太太用沾满面的手推着猪，喊着“去去去！”。把猪撵出去后，不洗手又继续和面。正擀着面时，鼻涕流了出来，用手背一抹，又继续擀。要是没看见也无所谓，看见了又不得不吃是最难受的事情，何况下午还要拉1000多斤石头，只好闭着眼睛吃了这顿饭。临走时，老太太亲切地对我们说：“晚饭还在我家，不要等我叫，到时候就来啊。”人是真热情，饭也真难咽。
基本路线教育时期，要求人们大干、苦干、拼命干。当时的口号是：“不脱衣不叫大干，不流汗不叫大干，不在地里吃饭不叫大干。”要求社员坚持“五到田”，即红旗到田、批判到田、宣传到田、学习到田、吃饭到田。田间地头红旗飘扬，大批判专栏耀眼夺目，背毛主席语录和念报声朗朗。更主要的是“一出勤，两送饭”，即出工一整天在地里吃两顿饭。社员自己带馍和菜，队里负责熬粥，送到地头上吃。即便在村边干活，也不让回家。冬天，尽管干活离村很近，也不能回家去吃。那粥担到地里早凉了，吃完后肚里拧着疼，一个个从胃里倒酸水，但人们对这种拼命玩命的形式已经习惯了，没有谁叫过苦。大家热火朝天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的全是土方活，大风刮来，粥上落满一层土，用勺子搅和搅和照样喝。一次，我正在村里开会，一个社员急急火火跑来，说：老胡，你快看看去，占占担着稀茅桶送饭去了。”我说：“不可能吧？还能有这事！”他说：“就是的。你快去吧！”我急忙跑到地里，一看，桶梁上还嘎嘎粑粑地往下掉片片呢。我把占占叫到一旁，问他：“你是用的啥桶给送饭来。”他说：“就是队里那桶。”我问：“那不是担粪的桶吗？”他说：“那怕啥的，我家担水就用那桶。”我哭笑不得地说：“你可真够戗，这么恶心人。这要是给你扣个破坏学大寨的帽子甭想抬起头来，赶紧担走，倒猪圈去！”原来，这副桶确实是担过大粪，后来被饲养室拿去喂牲口打水用，再后来又被豆腐房拿去用。队里实在太穷，就这一副桶。占占家更穷，每次担水都得找人借桶，用队里的还方便些。穷了多少辈子的人没那么多讲究，只要能生存就心满意足了，文明得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的富裕不断提高。
20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