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论造反派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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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论造反派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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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反派 “造反派”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但对它至今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中，“造反派”一词是被使用得最混乱不堪的。许多作者对“造反派”到底是指的什么人，并无准确、清晰的了解，就随意使用这个历史名词，常常把一些并不是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党政机关、工作组、保守派红卫兵或“文革”中、后期的军管会、革委会、专案组、工宣队、军宣队等等所干的坏事统统归罪于“造反派”。“造反派”成了一个筐，所有坏人坏事都可以往里装。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最年轻的，也大多接近了退休的年龄。除去少数在不同领域通过自己的奋斗做出成绩的佼佼者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知道当今世界上有关“文革”的著述中对他们有着多么不同的描绘和评价—— 有人说造反派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打手； 有人说造反派是“奉旨造反”的当代“义和团”； 有人说造反派是法西斯的“党卫军”、“冲锋队”； 有人说造反派是举行“反共起义”的“反共义士”； 有人说造反派是“社会渣滓”； 有人说造反派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先驱”、“人权斗士”； …… 造反派到底是些什么人？
“造反”一词，古已有之，但那时主要是用作贬义，指“犯上作乱”。古代的造反者一般都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造反”二字，而只写些“替天行道”之类的褒义语，不会像“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那样自称为“造反队”、“造反团”、“造反军”、“造反司令部”……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特别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是没有谁敢宣称自己要“造反”的，那时“造反”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质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想造反？！”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造反”一词，出自毛泽东的那段“造反有理”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语录是毛泽东１９３９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新华社在“毛主席在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的总标题下重新播发此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但是，这篇“毛主席著作”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宣传，也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著作选读》。因此一般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篇东西和这样一段“造反有理”语录。显然，共产党已经不是在“打江山”而是在“坐江山”了，再鼓吹“造反有理”，已经不合时宜了。 不过，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却又重新鼓吹起了“造反”。他在高级干部中多次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虽然这类讲话当时还没有公开，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已经开始对“造反”一词有了新的认识，这对那些出生于高干家庭的青少年学生是否有所影响，尚不清楚。另据“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回忆，毛泽东的这条“造反有理”语录，“文革”前已经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选进其编辑的《毛泽东言论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一书中，党政军高级干部能得到此书，高干子弟也有可能看到。〔１〕 在“打江山”时鼓吹“造反有理”是一回事，在“坐江山”多年之后再重新鼓吹“造反有理”，就是另一回事了。毛泽东的本意，当然不会是想鼓动民众向他或他领导的共产党造反，否则他就不会在１９５７年打“右派”，也不会在１９５９年整彭德怀了。他这时反复强调的造反，是向“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当时主要指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领导的“反修”大论战中，中共中央写有著名的“九评”，在第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被编入了《毛主席语录》，其中每一条都以“他们必须是……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句式，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参照，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板。随后，在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警觉、恐惧之深。 为什么毛泽东会对赫鲁晓夫怀有这样强烈的警觉与恐惧？可以作出多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林彪在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的“五一八”讲话中，用通俗的语言点明道破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个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说要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２〕也就是说，认可了林彪这一通俗化的诠释。中共中央于９月２２日批转林彪这一讲话的批语中高度评价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刘少奇在对民主人士通报中共处理“彭、罗、陆、杨”事件时也说：“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３〕刘少奇当时一点也不可能想到，他自己会被当成这个中央的“修正主义头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对毛泽东担心在他身后有人会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个心病，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般都心领神会。所以周恩来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的５月２１日会上表态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４〕陈毅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时说：“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５〕 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争权夺利，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６〕事实确是如此，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前的哪一个“机会主义头子”是靠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来打倒的？何况，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要求：由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毛泽东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它”，还故弄玄虚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７〕要说打倒，那时候刘少奇实际上已经被打倒了。为什么毛泽东仍不结束“文化大革命”？还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活靶子揪住不放？还要号召夺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坚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在他的复杂动机当中，笔者认为，有一个动机（是否是主导动机另当别论）是：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群众”，来造成一种政治环境，造成一种社会气氛，甚至通过“触及人们灵魂”来造成一种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使任何一个在他身后的“接班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像赫鲁晓夫那样作重新评价他历史功过的“秘密报告”，一旦出现此类情况，就会引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从“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个凡是”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此举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著名青年思想家王申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反毛”的罪名遭到杀害的。
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文革”刚开始时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重新公开引用了毛泽东那段讲“造反有理”的语录。于是，这段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找不到的语录，就被初期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用到了他们７月４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里。７月２８日，他们将此文与前面一篇《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一起交江青审阅，并请其转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于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人民日报》８月２４日转载）此二文和另一篇《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原题目中“革命的造反精神”均被改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８〕，同时配发《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并从此日起，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使之家喻户晓，中央乐团随即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这段语录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造反，就这样“史无前例”地得到最高执政者的赞赏而成为时髦。造反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最早运用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语录，最早把“造反有理”作为口号公开提出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一类组织，多是青年学生中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能得风气之先，又自恃“根红苗正”后台硬，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向当时一般人还认为是“党的化身”、“代表党”的校党委、党支部或工作组造反。尽管他们的造反与毛泽东设想的目标差距很大，但他们毕竟起到了开创性、启示性的作用，他们的代表作“三论”的头一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开头就公开提出：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９〕 这样的宣言得到毛泽东“热烈的支持”〔１０〕，由官方媒体传播，一时间脍炙人口，成为最时髦的“时代主旋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了最为经典的造反理论，激励了许多人起来造反，为后来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打开了局面。笔者曾于“文革”后期（７０年代中期）在重庆市中心看到过一张造反派人士写出的大字报《入党申请书》，即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宣称自己从投身“文革”参加造反之日起就已经具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当然成员，要求上级党委为其“补办入党手续”。可见早期红卫兵有关“造反精神”宣传的影响之深。 不过，这批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的早期红卫兵，只能算是初始的造反派，他们造反的矛头所向，还不是毛泽东所要求重点打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而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压制的弱势群体，诸如：长期被管制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财产的前工商业者，被视为“反动派”的前执政党成员或前政权公职人员，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员，被上级党委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业务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文艺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及以上人群的家属子女等等。 这些早期红卫兵，在他们当权的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马上就成了“保爹保妈派”，并因此而把斗争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了。因此，他们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有的人坐了几天共产党的班房。他们“昙花一现”的“造反”生涯也就结束了。不久，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这些早期红卫兵威风一时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连同其他几个组织一起被定性为“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１１〕，而且被称之为“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这样，他们只得彻底退出了“文革”历史舞台。 这批早期红卫兵，是较为特殊的造反派，他们的人员构成、造反要达到的目标、造反所打击对象等等，与后来的造反派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一些人拒绝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不过，他们毕竟在鼓动造反这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启示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更是起到了为造反“煽风点火”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后官方的基本态度也是不把他们当成造反派对待的，在清查“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即为“三种人”之一）运动中，就基本上不触及这些早期红卫兵。比如，“文革”中最早开始毒打老师和学生并打死校外居民多人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早期红卫兵，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早期红卫兵，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自设监狱中打死人的早期红卫兵等等，都没有受到清查和追究〔１２〕。这些在“文革”中掀起第一波打砸抢狂潮的高干子弟，也不受“三种人不得提拔”的限制，照常升官。 在“八一八”（即毛泽东８月１８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建立起来的各种红卫兵，则大多是在党政领导部署下成立起来的“官办”组织，有的虽也有一个“自发”的形式，但根本称不上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比如，“上海市委为控制局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１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湖北省委领导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１４〕９月７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各学校发出筹建乌鲁木齐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通知。〔１５〕在中共四川省委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发出的《关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还有这样的指示：“认真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领导，积极发展壮大，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及农村不成立红卫兵组织。”〔１６〕从要求“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壮大”，到哪些单位不成立红卫兵都有规定，可见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对红卫兵所起到的组织、领导作用。 各地摹仿北京而进行的“破四旧”，基本上也是由这些官办红卫兵在当地党政领导直接部署或授意下进行的，以“破四旧”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抄家行动（“文革”中最早出现的有组织的打砸抢），即所谓“红八月”（在许多省、市发生在８月底至９月间）的“红色恐怖”，许多都是由各地基层党委研究布置或指示公安派出所提供的查抄名单，斗争矛头完全指向社会弱势群体。这当然更说不上是什么“造反”了。后来清算“打砸抢分子”，也基本上没有清算这些率先进行打砸抢的人。
一般所说的造反派，主要是指出现于１９６６年秋冬至１９６８年秋冬期间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这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时期。本文所论述的，也主要是这一时期的造反派。 在这一时期，造反派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造反并形成“派”，会出现遍及全国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研究造反派形成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通常都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 （一）干群矛盾（或官民矛盾）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十七年。共产党人从“解放者”变成了“统治者”。社会地位的转换，特别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使不少执政官员发生了蜕变，“人民的儿子”变成了“家长”，“人民的公仆”变成了“老爷”。尽管最高当局不时会提出一些“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之类小修小补的新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执政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日益疏远甚至对立，矛盾日深。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对国务院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的蹲点报告的批示中就以惊人的尖锐语句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１７〕这样的描述，与号召推翻国民党政权时的一些提法已经十分接近了（但毛泽东并不号召推翻自己缔造的这个政权，而是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历史积怨 十七年来接连不断开展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使不同阶层、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被相继打入“专政对象”一边，“一小撮”迅速变成了“一大撮”、“一大片”，而且有越来多的家属子女亲友同事受到株连。树敌越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则又反过来树敌更多，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使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数巨增，民众日常生活陷于空前艰难的境地（以至闹出这样的笑话：在“文革”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时，老农往往说着说着就诉说起了三年大饥荒的苦）。到“文革”前两三年，物资生活稍有改善，而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却又在越来越“革命”的高调和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中变得空前枯燥、压抑甚至令人窒息。 （三）“狼奶”教育 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等等，使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日益扭曲，日益畸形。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几乎成为空白，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则深入人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铁定的原则，而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内涵又是由“党”来解释的，今天可以是“又红又专”，明天就可以变成“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回忆“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时说：“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１８〕 （四）个人迷信 在“反修防修”教育中为斯大林时代的个人迷信翻了案，反对个人迷信成了“修正主义”，坚持个人迷信则成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学雷锋”运动使全民陷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狂热之中，《毛主席语录》开始成为圣经式的小红书。各个领域争相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广播里每天播放的都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战士爱读老三篇”之类流行歌曲。周恩来亲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艺术形式推向了高潮。据陈凯歌回忆：在他就读的北京第四中学，“记得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１３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人’的称谓竟然成为亵渎，斯复何言。”〔１９〕 对这方面的背景情况还可以作出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这些当然都为“文革”造反派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但是，这些都难以说明：为什么在“文革”前的其他年代没有出现奋起造反的造反派？ 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允许和支持。 众所周知，自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民众基本上已失去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连对执政者及普通的执政党党员提出批评的权利都遭到实质上的剥夺，当然更不能合法地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任何自由结社都会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遭到无情的镇压。 正是由于“反右派”以来形成的政治空气，在“文革”初期，民众很难真正发动起来。全国各地自发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一般还只是一些“小组”），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地党政领导的打击、压制。
貌似自由结社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始终处于毛泽东的控制之中。从兴起、发展到消亡都是如此。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新理论，两个大动作”。“一个新理论”，即“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两个大动作”，即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７年４月掀起的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而一旦毛泽东认为不再需要造反派群众组织了，什么理论也不能挽救它们消亡的命运。毛泽东可以说是放鬼捉鬼，收放自如。 （一）破天荒提出的“新理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是一个转折点：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明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这里的“群众所创造的……等组织形式”和“新事物”的提法，给群众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政策依据。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大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了。 ８月７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成立。 ８月１０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成立。 ８月１２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成立。 ８月１３日，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成立并徒步进京告状。 ８月１７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震惊世人的“八一八”到来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公开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得到官方肯定，登上“文革”历史舞台，此举给民众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和冲击是空前的，是没有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们难以体会和想象的。须知，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公布的“十六条”中，也只规定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谁也没想到，短短十天之后，另一个“新组织形式”红卫兵竟会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检阅和官方媒体的狂热炒作。 于是，从８月中、下旬开始，受到启发和刺激的各地学生中的群众性造反派组织便雨后春笋般诞生了： ８月１８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 ２０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成立。 ２１日，河南第一个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联委”（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 ２３日，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其负责人之一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永生）。 ２６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 同日，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成立。 ３０日，云南大学反修战斗队成立（是后来组成云南“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这批造反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和上级党委。 几乎在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出现的同时，工人中的造反派组织也已经开始出现，但为数极少。其中多是与红卫兵年龄相仿，因为在本单位受到工作组或党委的压制、打击而被“逼上梁山”的青年。 从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开始出现的造反派组织，除去受到早期红卫兵的启发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这个“理论”通过《人民日报》８月２３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传达出来，这篇社论说：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社论破天荒地提出： “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这显然只是一个权宜性的、随时可以作废的“理论”。如果真正贯彻这个“理论”，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间被打成“右派”的人几乎全部都应该平反，因为他们大多是批评了或得罪了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甚至并非领导人的中共党员），而被以“反党”罪名划为“右派”的。“反右派”运动后，无人再敢批评或得罪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或中共党员（这也是导致出现假话成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文革”造反运动初起时，《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个全新“理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多年的顾虑，也算是一次“思想解放”吧。 （二）至关重要的第一次大规模平反运动 更大数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形成“造反派”这样一大政治派别的情况，出现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月５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不少有关“文革”的论著在提到这个文件时，都只强调其取消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一方面（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不注意研究其得到广大群众欢呼、拥护的核心内容：平反。 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通常只是在运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小范围的、不事张扬的甄别和平反工作，而这次为了进一步把民众发动起来，仅仅有了“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的理论还不行，还得让民众得到实际的好处。于是，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这一权谋手段或曰“战略部署”，确实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打消了许多人担心遭遇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顾虑，有了这样的背景，就开始出现了各地民众上京告状的高潮和工人、城市居民、机关干部等各阶层人士中造反派组织的大量涌现。“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在回忆录《蓦然回首》中写到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传达后带来的震动：“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许多人真正认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感到站在群众一边的党，而不是压制群众的党，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２０〕 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就不会有造反派在全国范围的涌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造反派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产物。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的瘫痪。因为要平反，就涉及一个如何处理“黑材料”的问题。只要看一看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前后的那些“中央首长讲话”，就会发现，几乎每次讲话的一个中心内容都是关于如何处理“黑材料”问题。为此，毛泽东又批准在１１月１６日专门发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提出：“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并严格规定：“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并且在文件最后规定：“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２１〕这样的措施，在中共执政期间是绝无仅有的。 根据历来的社会经验，民众仍然担心在今后遭到报复，担心被“秋后算账”，因此对各地党政领导人有关“黑材料”的解释、检讨、承诺都不会满意，不敢相信，造反派一定要彻底查抄“黑材料”，党政领导机关纷纷遭到冲击，相继陷于瘫痪。这就自然引出了此后全面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和不得不下令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的“三支两军”。 （三）造反派遭到打击的“二、三月镇反” 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开始的夺权中，因对实施夺权的具体作法有不同意见，或对准备“解放”、“结合”的领导干部有不同评价，或对夺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各群众组织代表席位的分配有争议，或对当地驻军的“支左”工作有不同看法，许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分裂成为两大派，比如，在黑龙江有决心捍卫省革命委员会权威的“捍联总”和坚决对省革委某些领导人进行“炮轰”的“炮轰派”，在山西有“红总站”和“红联站”，在江苏南京有认定１月２６日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和认定那次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在安徽有“Ｇ派”（“好”的英文ｇｏｏｄ的字头）和“Ｐ派”（“好个屁”的“屁”字的汉语拼音字头），在浙江有“红暴会”和“省联总”，在湖南有长沙“高司”和“湘江风雷”、“工联”，在云南有“八二三”和“炮兵团”，在福建福州有“革造会”和“八二九”，在四川重庆有夺权建立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在徐州地区有支持３月１８日建立的“徐州市革委会”的“支派”和决心要“踢开徐革会彻底闹革命”的“踢派”，等等。 在各地的造反派两大派中，往往是一派坚持或抢先进行夺权，建立起了临时权力机构，另一派则因意见不合而退出夺权或一开始就抱反对态度。两派争执中，又因为“一月夺权”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被宣传为“新生红色政权”、“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两派斗争就成为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敌我矛盾”。同时，因为各地驻军从１月下旬开始奉命“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介入“文革”后，普遍都根据各自的理解支持了自认为是“左派”的一派（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造反派中的一派；有的是夺权的一派，有的是反对夺权的一派），压制、打击了另一派，而遭到一些造反派的抗议和冲击…… “一月夺权”并未建立起“革命新秩序”，并未带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反而加剧了社会大动乱和导致生产急剧下降，这必然使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警惕有“阶级敌人”在趁机破坏，尽管这时毛泽东强调的是“路线斗争”，但其“斗争哲学”中的核心理论始终是“阶级斗争”。因此在１月以后毛泽东的有关批示、中央文件和报刊社论、文章中就频繁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提法。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的地方将其简称为“二十一种人”）“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至今没有公开，因此其内容无法得知）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２２〕这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号召。 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专门谈到“镇反”问题，明确指出：“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２月４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提出“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为”，等等。 同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２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 ２月１６日，新华社播发新闻电讯：《决不容许把斗争矛头指向英雄的解放军和真正的革命左派／福建革命力量粉碎了反革命逆流》；１７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１８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拼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些重要社论及报道，均由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播发，各大报刊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句，当时的人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在这样强有力的“战略部署”和“舆论导向”下，“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这场“镇反”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特别是那些“造反精神”强、闹出的乱子大、与支左部队发生冲突（如许多地方的围攻军区）、组织成份复杂的群众组织。不过，这并不是对造反派的全面镇压，而只相当于毛泽东当年在苏区搞的红军内部肃反、杀ＡＢ团。 以往的宣传和许多论著中，都把“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逆流”，指的是１９６７年２月（后来这一概念被往前延伸到了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如１月１９至２０日的京西宾馆中央军委碰头会，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２月１１、１６日的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即所谓“大闹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不符合以往政治运动“常规”的一些做法（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大批老干部、搞乱军队等）提出强烈批评，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面对面争执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后官方史学界已改称其为“二月抗争”；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则是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发生在许多地方的大批逮捕造反派、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事件，其高潮在２月中旬（“大闹怀仁堂”事件之后）至３月上旬期间，因此实际上是“二、三月镇反”。与“二月逆流”虽有思想上的联系（“大闹怀仁堂”的高级领导人和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都是想要维持社会稳定，让“文革”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健康发展”），但从内容看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参与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中央文革小组在“二月逆流”中站在支持造反派的立场上，却又在“二月镇反”中率先下令镇压了湖南的造反派，开了“镇反”的先例。 要证实“二、三月镇反”与“二月逆流”并非一回事，还可以再来看看所谓“二月逆流”结束之后的情况（２月１８日深夜，毛泽东召开会议对“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干部进行了严厉斥责，并责令其检讨。“二月逆流”到此已被毛泽东“击溃”）—— 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全体干部的信》发出。信中说：“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２月２５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刊登《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指责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索子地大队支持了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２７日，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毛泽东于２８日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２４〕 ３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称：“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要“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３月１０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要求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联。所有外出人员一律返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联。” ３月１２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发出。信中明确要求：“你们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你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的以外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２５〕…… 这些文件，全都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文革”走向收尾，造反运动结束。特别是毛泽东于２月２８日（即狠批“二月逆流”十天之后）对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的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表明了他在所谓“二月逆流”已经被“击溃”之后还在继续要求“从上至下各级”都要注意“镇压反革命”的明确态度，这充分说明“二、三月镇反”不能与“二月逆流”混为一谈。 因此，把这一段时间里造反派遭到的打击归之于“二月逆流”，是不符合客观史实的。尽管一贯善于文过饰非的毛泽东当时凭借其如日中天的威望屏蔽了历史真相，后来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继续屏蔽历史真相，但仅从上述公开的史料即可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打压，即“二、三月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在毛泽东部署下进行的。 （四）第二次大规模平反运动与“全民造反” 但是，各地狠抓“阶级斗争”、镇压“反革命”所造成的结束“文革”、恢复旧秩序的趋势，又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因为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尚未达到，为了重新发动或曰“运动”群众，他又“转舵”发起了“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并把前一段打压造反派的罪责轻而易举地全部推到“二月逆流”身上。前一段的一些造反派行动曾被认定为“反革命复辟逆流”，而这一次又反过来把打击造反派的行动认定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毛泽东的政治游戏中常常伴随着类似的文字游戏。为此，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大规模平反运动。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到开枪镇压的青海“八一八”公开平反。 ４月１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即著名的中发（６７）１１７号文件，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毛泽东还在审批这个文件时亲笔加上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２６〕 接着，毛泽东于４月６日批准发出《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重申了上述精神。 ４月１３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宣布“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 ４月３０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指出此前把造反派冲击福州部队的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文件中还引用了福州部队司令员韩先楚向驻福建部队发出的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 ５月７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新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宣布“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２７〕…… 在这样反复重申的“最高指示”和中央号令推动下，又一场大规模平反运动席卷全国，各地监狱纷纷往外放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民众围在监狱外等候放人，一有人被放出来便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的场面。当时广西工人造反总部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熊一军（南宁市橡胶厂工人），自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被批斗并“扭送公安机关”后，迟迟得不到平反，８月１８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联合发表关于广西局势的紧急声明，坚决为工总翻案，彻底为熊一军平反，要求立即释放熊一军；８月２４日清华《井冈山》报、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四二二战报》联合版发表《“工总”要翻身，熊一军要平反》和熊一军的《壮志凌云主义真，长镣难锁钢铁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９月２８日，根据８月２４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讲话的要求，广西军区被迫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熊一军得到平反。更为突出的是，福建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的队长姜观（中共《福建日报》社农村版支部副书记），因写的几篇批判解放军福州部队司令员韩先楚的文章被台湾当局广播，“二、三月镇反”中姜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在１９６７年４月大规模平反时，连周恩来对他是否可以平反都犹豫不决〔２８〕，而福建造反派竟可以大张旗鼓发起组织姜观问题辩论团、探牢团，广泛征集给姜观的慰问信、慰劳品送往监牢，最后公安机关被迫放人，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被迫发布《关于姜观同志平反的决定》——这些，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的平反运动，是为被各级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处以停职检查、隔离审查或监督劳动的群众平反，１９６７年４月开始的平反运动，则是为被各地驻军及公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的群众平反。前一次平反运动，直接导致了各级党政机关的瘫痪。后一次平反运动，则直接导致了各地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的狂潮。 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是对自己的威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具有高度自信的毛泽东走出的两步险棋，确实蒙蔽了广大群众，使他们真心相信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诚意，无不感恩戴德甚至感激涕零，欢呼“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我们”，“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尽管“二、三月镇反”使一部分前期的造反派在惊魂甫定之后激流勇退变成了逍遥派，但仍有相当多的人继续留在造反派队伍中，另一些原处于观望、犹疑状态的民众则又毫无顾忌地加入到造反派队伍中来，因此才出现了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７、８、９月视察大江南北时了解到的那种“全民造反”情景：“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２９〕 假如没有这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广大民众不可能敢于起来造反，各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不可能允许民众起来造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之外，毛泽东的允许、鼓励和“运动群众”，是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条件。 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甚至发生“人相食”惨剧的情况下，没有民众起来造反并形成遍布各地的造反派，为什么在１９６８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清”甚至主要打击造反派骨干成员的“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运动制造出那么多冤案，打击迫害了那么多人的情况下，也没有形成大规模奋起造反的造反派。因此，那种把造反派说成是“反共起义”的论调，是缺乏史实依据的，不负责任的。 （五）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终结 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间，各地造反派队伍有过不同的分化、重组。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首都三军（实际上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的各总部机关，各军、兵种机关，北京军区机关及其下属的文工团、体工队、军事院校等）的造反派，有过前后两段阵线分明的变化，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五一三”事件之前，以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为代表的“三军革命造反派”是响当当的左派，与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但是在“五一三”之后，“三军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冲派”、“打砸抢派”、“反革命”，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遗弃，很快被压垮，曾被他们打击的所谓“保守派”，即以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为代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迅速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宠，并一跃而成为左右首都局势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个变化，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干预下出现的，也是毛泽东“运动群众”、将造反派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一个典型例证。 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舞台上大约活跃了两年左右，而这其中又有一年多时间是在打“内战”。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毛泽东下令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２８日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是宣布将造反派赶下“文革”舞台的转折点。紧接着，８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文章不再号召民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许多人当时都不明白到底有谁在何时何地提出了这个“多中心论”，不知道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解散造反派群众组织而想出的一个理由。 ９月５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大陆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全部建立起了“新生红色政权”，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束了各地长达近两年的半无政府状态。接着，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全会“一致通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此前后，各地群众组织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陆续宣告“完成历史使命”，撤销总部，解散组织，“平山（即‘铲平山头’）倒旗”。此举各地有先有后，但大多在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较早的如湖南造反派组织“工联”、“湘江风雷”于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１日就宣布撤销总部；黑龙江省“捍联总”于３月９日宣布撤销各市区总部）： 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联合成立于１月２６日的“长春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于７月２３日发出公告，决定结束自己的工作； 河南省于８月１０日宣布解散“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南造总”三个全省性跨行业群众组织； 广州工革联（红旗派）、工革会（东风派）、工交红旗（所谓“第三势力”）三大群众组织代表于８月１５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广州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大会”，宣布铲平山头，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归口闹革命； 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分别于８月２８日、２９日宣布“解散各级组织”和“撤销兵团总部”； 湖北省革委会于９月６日作出决定，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立即铲平山头，其总部、分部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立即回原单位生产或上课； 重庆两大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于１０月１５日隆重集会宣告撤销各大总部、解散组织； 福建两大派：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于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５日撤销，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稍后于１９６９年１月宣布解散……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时称“七二三布告”），对山西两派群众组织仍在进行的武斗提出严厉谴责，称之为“反革命罪行”，在布告作出的八条决定中指出：“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接着，８月２８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命令》（时称“八二八命令”），其中提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３０〕 这样，自１９６９年之后，大多数地区不再存在造反派群众组织（极个别地区迟至１９７０年还有小股造反派组织活动，但无关大局）。 全国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宣布“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自行解散（有的群众组织甚至在建立善后工作组时还自动减少人员编制），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造反派当初的“揭竿而起”，绝非什么“反共起义”。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说得好：造反派“在冲击大大小小的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但极易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根本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３１〕这话说得有些不大中听，但却是事实。 在各地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原造反派骨干成员普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算和打击。一些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及另一些原来的造反派或原来不是造反派的人员，继续以群众组织造反时期的一些作法向革命委员会和重建的党委中的某些领导干部进行造反。但是，毕竟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不再走这步棋了，因此，无论那些造反风云人物或“后起之秀”有多大能耐，也不可能再像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８年那样拉起庞大的群众性造反队伍而形成“派”了。尽管一般还是习惯于称呼他们为造反派，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派”。这些领头活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基本上都被定为“帮派骨干”——把他们算成是跟“四人帮”一派。在清查“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原造反派骨干成员（包括早已被江青集团成员打下去的人，如上海工总司原负责人潘国平），遭到了最后一次总清算。 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没有最高执政者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核心的允许，造反派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造反派群众组织派系林立，名目繁多，大的往往号称数十万、上百万之众，小的则可以小到只有一人（如著名诗人白桦就以“武汉部队文工团‘造反有理’联合总部‘独立寒秋’战士”的名义在武汉钢二司小报上发表诗歌；新华社重庆记者站记者袁光厚以“只把春来报战斗者”名义写大字报和文章）。当年的“造反司令”犹如今天的“公司经理”一样随处可见。 造反派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主要成员，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理想”，是十多年乃至数十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理想，他们真正相信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相信“修正主义”上台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工人和农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悲剧，真正相信中国负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他们在中共执政十七年来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渴望着在阶级大搏斗的战场上去建功立业，并甘愿为之洒血献身，“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他们看到了这个机会。这类人最主要的是青少年，包括大、中学生，青年工人及青年干部等。正如“十六条”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可以说是一批手拿“红宝书”的“堂?吉诃德”。 这些理想主义者跟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一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当年武汉钢铁公司最早起来造反的工人杨玉珍（女，后成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负责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不久前回忆了在造反初期“抓革命促生产”中不幸早逝的武钢最早起来造反的五人中的青年工人、中共党员龙克发。他们一起扒火车去北京告状，在１１月初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她就送龙克发回武汉，“当时龙克发支气管扩张大量吐血。后来要在厂前那里开大会，为了在会前抢先完成生产指标，龙克发推迟了婚期，在车间加班加点干”，不幸出触电事故去世了。〔３２〕 理想主义的冲动不仅仅限于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出身好”的人，也包括“出身不好”的人在内。作家胡发云在回忆录《红鲁艺》一文中就谈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因为“出身不好”而在造反初起时处于旁观者地位，但是，“我希望参与，希望在这一场神圣浩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寻求青春的价值青春的证明，那是我１７年以来全部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想，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都经受过这种极端统一的教育的少男少女来说，不论其当时的境况如何，这种内心的冲动是相同的。”〔３３〕 当然，除去青少年外，其他年龄段的人们也有不少是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而投身到“文革”之中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曾在首都“文革”舞台上活跃一时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放弃了自己在发达国家优厚的物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旗帜下来的。在“文革”中由阳早、寒春等外国专家写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大字报提出：“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为此，他们提出要求：“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并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３４〕 以往提到造反派，较多讲到的是他们如何“揪叛徒”，斗“走资派”，打击迫害干部。其实，那只是一个方面。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一部分干部的同时，也勇敢地保护了另一些干部，或为一些蒙冤受屈的干部仗义执言，鸣冤翻案。最有名的就是首都三司的发起单位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他们不但大胆保了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收容、保护了各地来京上访的大批干部。 武汉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一些红卫兵，组成了“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连会”，派出人员作了大量调查，为“文革”初期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诬陷为“三家村黑帮”、“地主分子”的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李达平反搜集材料，并为此创办了专为李达鸣冤翻案造舆论的《李达问题》小报。 “文革”时为中共河南省安阳地委书记、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红旗渠”工程总指挥的杨贵，被河南省委及安阳地委某些领导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撤职并交群众批斗，而支持杨贵的一派造反派则以“揪斗”之名将其冒险救出，辗转护送到北京，帮助他向中央申诉。 “文革”时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一书中写到了北京大学学生“惊雷”和新疆第八中学学生们对他的保护，当时他在新疆已经被诬为“叛徒”、“特务”，成了打倒对象，自治区还成立了“批斗武光办公室”，在这种形势下，北大学生惊雷和新疆八中的学生们顶着天大的压力，将武光保护起来并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全面调查，然后公开站出来为他鸣冤翻案。武光感慨地写道：“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和惊雷素不相识，‘文革’开始后，他来新疆串连，只是我代表自治区党委负责接待群众时，见过他一两次，他为什么要保护我呢？是革命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是对革命领导干部的尊敬和爱戴。”〔３５〕 重庆的老干部廖伯康（后在四川省政协主席任上离休），因为在“文革”前的１９６２年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了对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的意见，１９６３年与另外两位干部萧泽宽、李止舟一起遭到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文革”初期又被抛出来作为“黑帮”批判，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回忆了他们在“文革”中得到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支持，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的经过，其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曾昭贵，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纵队派出何亚ｕ等学生，组成“专案组”，为他们平反冤案辛劳奔走，廖伯康深情地回忆道：“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３６〕 对参加武斗的造反派，人们一般都以为只是些嗜杀亡命之徒，不知道他们中也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文革”时为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中回忆了他的一个１８岁的中学同学，外号“少帅”，在武斗初期的一次棍棒钢钎厮杀中，被步步追杀，退到三楼阳台，“少帅”一人在楼梯口拼死抵挡，掩护其他同学撤退后，自己高呼“毛主席万岁”跳下阳台，幸好被墙上的大批判专栏遮雨檐栏了一下，活出来了……张鲁感慨地称之为“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个英雄”〔３７〕。像这类武斗中的“英雄壮举”，各地都有。在四川省宜宾市的翠屏山，当年曾建有许多“红旗”派的“烈士墓”，其中就有“燕子岩六壮士”之墓，据说他们是在武斗中被围困无路可逃时，“宁死不屈”，学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的样子，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跳岩自杀。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武斗中死了二十多个学生，其中相当一些人是胸怀“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理想的热血青年，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校外武斗队三○一野战队的一个成员，无线电系二年级学生董继平，在武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脑浆迸出，经抢救脱险，当年的小报真实记载了他在医院里单纯幼稚的表现：“当他精神好时，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给来看望他的战友、同学、亲人写‘毛主席万岁’！‘８１５，３０１’，他性格无比坚韧刚强，一次西交大一同学写给他的一封慰问信，他固执地用他自己的左手去拿出来看，而不许人帮忙。为了早日返回战斗岗位，他忍痛进行着顽强的锻炼，他常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去帮助瘫痪的右手活动，”“……当我们去看他，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时，他万分激动地举起创伤的手并翘起大拇指，当我们讲到刘少奇、王光美时，他马上比起小指拇。”〔３８〕现在的人会觉得这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一些同学的心目中他却是“麦贤得式的英雄”。 （二）“文革”初期的“反革命” 这是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和基层党委打击或压制的人。在那时，各级领导干部对这场“运动”都很不理解，根据批“三家村”时的宣传调子，都以为这是又一场“反右派”运动，因此按照“反右派”时的惯例，把一些平时较有独立思想，或写过一些诗文（即使是歌颂性的也可以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小三家村”、“小邓拓”、“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游鱼”、“伸手派”、“黑鬼”等等，从而把一些人“逼上梁山”成为造反派。“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往往起骨干和领导作用。 众所周知的蒯大富，“文革”时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九○二班学生，共青团员，在批判被中央决定“罢官”的“蒋南翔黑帮”时表现突出，选为班文革组长，却因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作法而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到与“蒋南翔黑帮”同样规模的批斗。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平反后脱颖而出成为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中共预备党员。因遭工作组打击迫害，被打被斗，绝望中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起来造反后任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２１日《快报》１９４０号上《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批示，在“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一句旁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３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陈永康，中共预备党员，地地道道的好学生。“文革”中因工作组将校党委打成“黑帮”并打击大多数教师，愤而写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被工作组和“左派”学生（包括刘少奇之女刘平平）打成“彭真黑市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现行反革命”，限制人身自由，批斗迫害，曾在全校批斗大会上被打得口鼻流血。起来造反后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高三学生李冬民，“文革”初期为首组织的“东风战斗组”因反对工作组而遭到打击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曾被连续批斗２０小时。后为首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组建了中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著名青年钢琴家刘诗昆，“文革”初期因给工作组写大字报而被学院革委会抓进“黑帮劳改队”，在中央音乐学院早期红卫兵揪斗院长马思聪、党委书记赵ｈ等领导干部时，刘诗昆被抓去陪斗并被毒打致左臂骨裂。后奋起造反，一度成为音乐学院造反派领袖。 还有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党言川。“文革”初，郑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团支部书记王相海等同学给校党委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后被打成“小邓拓”、“反革命”，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党言川因支持他们的大字报而被工作组批斗，后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并上京告状。起来造反后成为郑州大学“联委”（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时为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厂文艺创作组成员，“文革”刚开始时还发表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却被工作组打成小“三家村”，于１１月上京告状参加造反，后任武汉“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负责人。 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湖南省委打成“右派”、“黑鬼”、“现行反革命”的人。 “文革”中有一个因救火而牺牲的郭嘉宏，时为江苏省镇江市象山园艺场蚕桑工区生产队长、耕读学校代理副校长。因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关押了四个多月。后到北京告状，参加造反。１９６７年１月５日作为镇江市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第二次到北京上访、串连，１月１９日奋不顾身参加北京某工地救火时不幸牺牲。３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记在某工地灭火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郭嘉宏》和社论《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他可能是唯一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为烈士的造反派。 （三）“文革”前“四清”中受到打击或积极参加过“四清”的人 “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在许多地方是与“文革”紧紧相连的，有的“四清”工作团（队）就直接领导了当地的初期“文革”运动。因此“四清”中的矛盾往往与“文革”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的聂元梓，“文革”时为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因为在“社教”运动中卷入了北大的是非漩涡，给校党委书记陆平提意见后遭到打击，被停职、隔离、下放。“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从彭真的垮台看到了把北大问题澄清的希望，看到了“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４０〕，于是和其他几人一起写了那张有名的大字报…… 大名鼎鼎的农业劳动模范、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也受到打击、压制，进驻大寨大队的工作队千方百计要找出这面“红旗”旗杆上的虫子，竟一度逼得大寨党支部的五个支委想要自杀。接着，地委又把长期支持陈永贵的原县委书记张怀英等人打成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分子，搞出昔阳县一桩大案，９５人被定为“反党成员”，２７８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当时昔阳政界大地震的“十月事件”……〔４１〕陈永贵在“文革”中就是因此怀着对地、县委不满的情绪起来造反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他到太原，与李顺达、解悦等著名劳动模范一起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联合声明。同时，昔阳“十月事件”挨整的干部成立了“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一起召开大会，控诉“黑帮”罪行，并夺了县委、县人委一切大权，陈永贵当上了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３月５日《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报道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后来曾被安排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姚连蔚，“文革”时为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４级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共党员。文革前“四清”运动中曾因所谓“书写反动诗词”受过批判。“文革”中造反后任西安“工联”派负责人。 上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有名的“潘司令”潘国平，“文革”时为上海玻璃机械厂木模工（借调到厂工会工作），复员军人，因给“四清”工作队提意见，被打成“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重点对象。以后起来造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当时积极参加过“四清”的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干部，都在“四清”中得到了“锻炼”和“教育”，有的还在“四清”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实际上成为他们参加“文革”的一次预演。“文革”中曾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８?１５战报》主编的重大学生周孜仁回忆说：“文革前大学高年级学生普遍参加了农村四清，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和具体实践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东西，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和十六条完全一致）。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认识，在云南，我曾问过‘八二三’的一把手黄兆琪，他文革初期也完全因此而投入运动，根本不认为这是五七年的重演。”〔４２〕 （四）早就对本地区本部门某些领导干部不满的人 这类人为数也不少。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中也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其实毛泽东这样的轻描淡写，只说到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表面上的、很小的一部分。相对于毛泽东１９６４年对陈正人那条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来看，毛泽东这时对干部、群众矛盾的判断反而倒退了。实际上，许多地方群众起来造反，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导干部“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之类作风问题，而是如强行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连续三年大饥荒，大量饿死人，以及“吸工人血”这样更严重的问题。只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文革”时已经达到顶点，一般民众和干部都不会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恶果看作是毛泽东的罪责，而只认为是当地官员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甚至认为是当地官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违背毛主席指示”、“反对三面红旗”而造成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称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已调离河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为此，郑州大学“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罪行，因而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４３〕 四川省也有类似情况。四川省的广大群众和干部，认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应对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负责。加上李井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四川干部特别是原地下党干部的打击迫害，积怨甚多，“文革”一来，四川的干部、群众很快就在“打倒李井泉”这一点上形成了可以说是“同仇敌忾”的共识。原四川省泸州（后并入宜宾地区）地委书记邓自力，因率先解散了祸国殃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被当时的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打成“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晚年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一书中回忆了他１９６７年在造反派学习班里写大字报揭发李井泉的情况：“１９５９年李井泉斗我，我始终未低头，也未写出一份使他满意的悔过书，弄得他骑虎难下。而今可以系统地揭发他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了，我为了那些被推向死亡线上的农民，也要将他所犯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翻阅了当年处理我的文件，回忆了当年受批判处理的经历，写成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李井泉在农业方面大刮共产风，脱离实际和违背群众意愿地大搞公共食堂，不根据经济规律搞乱生产，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大减产。在中央已明文规定调整某些农村政策时，李井泉仍不调整，说什么四川要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大队），而不是中央说的生产队。这张大字报近三万字。除用铅印印了十万余份外，还用墨笔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宜宾大街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说看了我的大字报很痛快，揭发实事求是。我知道农村造成的灾难比我所叙述的严重不知多少。”〔４４〕 （五）纯粹是响应毛泽东号召、“跟党走”的人 这类人相当多。因为长期以来的宣传和教育，人们普遍形成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迷信，“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为道德准则和思维习惯。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从另一方面教育了人们，在政治运动中不跟共产党走，就有可能被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去，受到严厉的“专政”。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胡耀邦传》，写到“文革”初期共青团中央被宣布“改组”后：“团中央工作人员从被改组的惊愕和疑虑中缓过神来，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在红卫兵浪潮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是出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愿望，也赶紧行动起来，对书记处特别是胡耀邦用大字报展开了声讨批判。”〔４５〕 “文革”初期四川著名的３２１１１英雄钻井队，因在一场天然气井井喷事故中“血战火海”的事迹被媒体加工炒作后得到极大荣誉，全队到北京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其代表在１９６６年国庆节上天安门与毛泽东合影并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这些石油工人根本不懂政治，但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使他们发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支持造反派的，因而回到四川后便参加了造反，其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还被推选为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清华大学教职工造反派组织“红教工”的发起人陶德坚，时为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讲师，中共党员。在回忆录中她坦率地谈到了当时起来造反的思想动机：“我是不应回避这文化大革命的。……我们此时对毛的崇敬与信任都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正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怎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呢！”〔４６〕 还有的是在“文革”初期跟着基层党组织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人，也因为对“党”的绝对信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在碧峡所写的《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１９６６》一文中，就写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们班的团支书，是院文革的委员，那时与我谈心，说他心里很沉重，没想到自己刚刚参加政治斗争，就犯了错误，而且是反动的错误。他后来一直与造反派站在了一边。”原驻水电学院工作队的李组长，也“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作错了”，“他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后来被打成黑手……”〔４７〕
这类人“文革”前社会地位低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问题，本人“政治历史”问题，或本人“现实表现”问题而遭到压制、打击，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其中有被强迫“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释放后的人员（在当时社会上通常仍称之为“劳教释放犯”、“劳改释放犯”，仍以罪犯视之），有被单位开除、降职、降级或下放的人员，有长期不予安排正式工作或难以找到正式职业的人员，有因农村遭遇大饥荒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有长期受到歧视、压制的“反属”（“反革命”等各种“专政对象”的家属）等等。 在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所著《我家》一书中，就写到了当时一度占据着北京市人委大楼的一些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了），“起初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４８〕 在四川省１９６７年的“二、三月镇反”中，在成都首先遭到打击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在重庆首先遭到打击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临江门街道）支队，其成员中就有不少这类人员。这些人一般在１９６７年的“二、三月镇反”之后就已明白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难以改变的，“公安六条”列出的“二十一种人”已经把他们大多网罗于内，因而他们大多退出了“文革”舞台。 （七）想要争取一些自身权益的人 这类人与前面一类人有些交叉，同属社会弱势群体。不过，这类人更多的是想从经济角度解决一些自身权益问题。如感到待遇不平等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文革”前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被精简下放的城镇职工或被遣送到农村的城镇居民，“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支援内地建设职工等。 他们在“文革”中的造反，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平等的经济待遇，或要求转正（转为正式工），要求复工、复职，要求返城（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等等，表面上的政治口号只是一个适应形势的合法手段。因此他们在整个造反派阵营中显得十分“另类”，特别被一般理想主义型的造反派看不起。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有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有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组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还有打着“全国”旗号的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他们的造反在１９６７年１月达到高潮，但也迅速被压垮，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快便发现不能容许这样的“造反”，而以“反革命经济主义”等罪名将这类组织予以取缔。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对“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接着，２月１７日一天之内，中央就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等文件，将这一股以经济目的为主的造反风强压下去。而首都三司等号称是“中央文革铁拳头”的主流造反派，则在打击这些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组织时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八）以造反为好玩者 对这类人和这种纯为“好玩”而参加政治运动的社会现象，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其实这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相当一些人，特别是不少政治意识淡漠的青少年，参加政治运动并非出于理想、信仰或挨整后的报复欲望，而仅仅是为了“好玩”。因为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正常的健康的娱乐条件和机会，从小就只知道玩“捉特务”、“打仗”、“抓俘虏”之类游戏，到“文革”爆发之前，社会生活的枯燥乏味已经达到了极点，稍微好看一点的书和电影、戏剧、美术作品，好听一点的音乐，都遭到了批判、查禁。“文革”造反风起，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玩耍，只会仿照以往从“革命教育”中获得的那点“知识”来满足自己玩耍的天性，于是，他们快活地参加批斗会，快活地参加武斗，甚至快活地参加虐囚、虐俘，甚至“打活靶”（以路上行走的活人为靶子比赛枪法取乐）…… 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见的一次虐俘活动。这些俘虏并不是武斗中抓到的对立派人员，而是当时一伙“社会上的”（不在任何群众组织派别中的）打架斗殴者。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红卫兵武斗队以重庆市中心区的治安警察自居，得到群众举报后持枪跑去把那伙正在斗殴的人抓到了学校，然后，“也不审也不问，就说，你们不是喜欢打么？就打嘛。于是命那两拨人就在大操场扯开架势打。哪还敢打？就说，不打？老子好久没打了，今天倒要看下子你们是咋样一个打法的，也算过个瘾。那帮人还是不敢打。就又说，好嘛，不打群架，那就单练。就将两拨人一边喊出一个来，发了刀刀棒棒，单练。还是不敢。就喊其一趴下，令另一举棒打去。这一位不敢打重了，看起没劲，学生中就有一人悠悠从观战者一群中走出，伸出两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从此人手中要过棒棒，拉开过去衙门打板子的架势照趴着那位一顿痛打，打毕，把棒棒交回站着的人手上，伸出两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悠悠回到观战者一群，活像体育课被老师叫出队列投了一回篮又回到队列。就问那人，这下学会没有？那人连连应声，会了会了。举起棒棒要打。但有人说，打学会了，该学挨了。于是就换了趴着的那位起来，命这位趴下，趴着的那位自然将这顿痛打的怨气全发泄在这位身上，棒棒舞得比眼镜更圆。于是这两拨人打了又挨挨了又打，直把个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大操场打得来噼噼啪啪妈啊娘的响声连天。这还不算，又有人想出点余兴来，叫这两拨人‘大联合’合二为一列成方阵表演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流行歌舞《车水忙》。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这伙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正可怜，他们五大三粗五音不全身带棒伤还要学女学生扭腰摆臀载歌载舞：‘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洋洋，水过清渠哗啦啦响……’”〔４９〕 笔者也曾于１９６７年秋听一个从重庆跑到成都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一个中学生，讲他们如何逼八一五派的俘虏跳《车水忙》的事：不跳的，或者说跳不来的，就用棍子打脚，逼得其非跳不可，俘虏中有一人是跛脚残疾人，“自报节目”说跛脚不好跳，唱一个歌给你们听要不要得？获准后，那跛脚俘虏便临时根据“文革”前的流行歌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编了个讨好的歌曲《反到底人民要解放》唱起来：“反到底人民要解放，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烧得那个伪革联心惊胆战。从军工井冈山到西师八三一，从造反军到财贸九二一……”把反到底派的知名组织都编进了歌里。于是得到赞赏，免遭“触及皮肉”。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中学生讲述这一虐俘活动时乐不可支的样子。 （九）趁火打劫者 这类人，在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或政治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就像阿Ｑ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便想跑到赵太爷等大户人家里去“革命”发财，抢一点“元宝，洋钱，洋纱衫”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阿Ｑ的这种行为也叫“革命”（这与毛泽东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湖南农民“痞子运动”是一个道理），毛泽东曾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的事，“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５０〕。因为毛泽东反复使用这个不伦不类的例子，一般人也就习惯于认定阿Ｑ抢东西也是“革命”，“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是不对的。 “文革”中，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文汇报》１月１４日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中，就以此为例说：“那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了的人，除了自己不敢造反外，还不准别人造反。这是《阿Ｑ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作风。在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开展的今天，新假洋鬼子们可以休矣！” 《人民日报》也在多篇文章、社论中以此为例来教育造反派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如《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１日发表的《团结——批评——团结》中就说：“在那篇《阿Ｑ正传》里，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有个留过东洋的地主少爷叫假洋鬼子，他不准阿Ｑ革命。阿Ｑ想到假洋鬼子那里参加‘革命党’，却被他扬起哭丧棒赶了出来。其实，阿Ｑ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难道能够像假洋鬼子那样吗？”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像阿Ｑ这样的“抢点东西”也叫“革命”，那么在“文革”中这种人也就自然不会缺少了，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中这类人较多，为了得几个工分，得几块钱，或是在打砸抢中顺手牵羊发点小财，他们有的人就把命丢在了城里。 重庆市文联当时的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后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离休干部）回忆，１９６７年２月，在重庆市文联造反、夺权的作家罗广斌被对立的八一五派绑架后，一伙“文革”前的业余作者和业余文艺活动骨干打着“四川省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团”的旗号到文联来进行第三次夺权（第一次是市委工作组夺文联党组的权，第二次是罗广斌、杨益言为首的文联造反派夺权）。来的人当中，就有人主要是想找“禁书”，而且主要是想找原版《金瓶梅》，甚至在私下里声言：“要骚大家骚！”〔５１〕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当时占造反派主体的几种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类型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常有交叉，有的人同时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身份，在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此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而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则可能是彼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部门或地区的造反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此外，对于在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历史人群，必定还有其他一些千奇百怪的类型混杂其间，也还有一些作为造反派基本群众的“随大流者”，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在造反派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造反派的时代烙印 造反派这个出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虽然其组成人员形形色色，加上因“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而显得全国各地千差万别，但是毕竟同属一“派”，而且生活、成长于同一时代，不能不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烙印。不正视这些时代烙印，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造反派。 （一）“怀疑一切”与个人迷信 “怀疑一切”是对“文革”前日益强化的思想禁锢的反弹，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听话要听党的话”突然变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转折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怀疑一切”思潮在造反派形成之初达到顶点，当时造反派最常引用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造反派敢于对许多权威进行怀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遭到造反派的怀疑和“炮轰”，甚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连周恩来都难逃被怀疑、被“炮轰”的命运。 但是，造反派的“怀疑一切”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并不是真正的“反权威”，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迷信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所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一文中说：“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论“怀疑一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也说：“‘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相信、就拥护、就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批判、就斗争、就坚决打倒！！”〔５２ 〕 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表现？造反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迷信。造反派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更是在个人迷信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方面的思想烙印更深。因此，造反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己任。而且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往往在个人迷信方面表现得比一般民众更加狂热，更加极端。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八一五派一开始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后来分裂出去的反到底派，也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反到底派还专门设有一个影响极大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学生领袖江海云，在１９６７年“二月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后，她在向公安当局抗议时宣称：“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在狱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出狱后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说是“毛主席救了我”，要大家“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５３〕。 从当时不少造反派新改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卫东”、“卫红”、“永红”、“继红”、“红兵”、“文革”、“造反”、“反修”……都是当年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普通民众中常见的名字。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领袖叶卫东，原名叶冬初，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员，共青团员，为表示“保卫毛泽东”的决心改名叶卫东（后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学生领袖杨道远，原名杨树贵，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学生，“四清”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因受那段流传甚广的有关这一代青年人“任重而道远”的“毛主席语录”影响，改名杨道远（后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西有位工人造反派、柳州铁路局“工机联”的负责人王某，为表示“紧跟毛主席反修防修”而改名王反修，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时，周恩来曾质问他：“你叫王反修？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５４〕 （二）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 因为在“文革”前长期生活在不讲法制、《宪法》形同虚设的社会环境中，造反派与当时的官员和民众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这方面，造反派与１９５７年的许多右派相比，思想上矮了一大截，首都三司著名的口号“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扫帚”，就跟“文革”前宣传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有异曲同工之妙。造反派普遍的行为准则是毛泽东讲的话，《毛主席语录》，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讲话”。本来造反派都反对“血统论”，但只要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大毒草”，造反派马上就群起而攻之，积极查封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５５〕本来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组织与其他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但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是在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首都三司马上出动人马对“全红总”进行围攻、抄砸。几乎没有什么造反派把《宪法》当作行为准则。即使是在建立群众组织方面，也不是依据宪法而只是依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一旦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让群众组织存在了，造反派无不纷纷表示拥护，自动撤销总部，解散组织，还自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是舵手，造反派跟着走”。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女学生的思想。一个是“反右派”时期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一个是“文革”时期的四川大学数学系学生江海云。冯元春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她对中共党内的“高饶事件”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５６〕比冯元春晚将近十年的川大校友江海云，“文革”中著名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政委”，在１９６７年“二月镇反”中因“冲击成都军区”等罪名被公安机关抓捕，４月里获释后，她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控诉说：“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５７〕冯元春能站在公民的立场来看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为是否合法。而江海云则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灌输的那些教条在看待社会。 （三）“大民主”与不民主 “文化大革命”中宣称实行的是“大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所不可能享有的最大的民主。其实这只是一种“民主”的假象，所谓的“大民主”是没有法制保障的虚假民主，只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长期接受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影响，长期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被灌输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反对折中、公允、调和”等思想，造反派普遍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在大字报、传单、小报和广播中经常出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或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乱加罪名无限上纲的内容，在批判时总是要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施以武斗或私刑，随意抓人、抄家。有人认为造反派进行的是“争人权”的斗争，实际上当时的造反派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的人权意识。造反派大多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受过迫害，但在起来造反后往往会对批斗对象进行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丝毫不会认为对方也有“人权”。比如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斗争王光美（逼其穿上旗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丑化），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斗争彭德怀（先后七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胸部两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首都军事院校造反派斗争罗瑞卿（将跳楼自杀摔折了腿的罗瑞卿用箩筐抬进会场），以及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山西省省长卫恒等被批斗整死……造反派普遍不懂得宽容，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对“保守派”批判当权派，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批判真包庇”，对当权派的检查，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检查真反扑”。也正因为如此，造反派内部往往因一点小小的意见分歧就会上纲为“原则斗争”，就要“炮轰总部”，甚至拉出人马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别。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除去早期的基层组织外，也大多不是真正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后来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更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些头头们的重大决策，也经常不通过民主程序讨论表决。一些重大行动往往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头头作出决定后便调动人马付诸实施。重庆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了当年他们两个负责人秘密决定搞一次卧轨抗议行动后，就把成百上千的群众用汽车拉到预定地点去，而这些群众对去干什么毫不知情……他还回忆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四川两大派为省革筹小组的两位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应该打倒还是保卫（“打刘张”和“保刘张”）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重庆反到底派举行“保刘张”的大游行，他所在工厂有老工人不辞辛苦走很长的路跟着参加了游行，但事后有人问起刘、张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５８〕这类事例在派性冲突中数不胜数。 （四）暴力倾向 因为长期接受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造反派信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因此在语言和行为上都带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都是当年造反派的流行口号。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１９６６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在武斗中，都把对方称作“匪”（就像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互称为“匪”一样），而把自己的武斗行为说成是“剿匪”，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在武斗中许多地方都有虐俘、杀俘之类事件发生。电影导演陈凯歌还对这种暴力倾向作出了另一种反思，他认为当时许多人使用暴力是出于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他还坦率地回忆了一次在游泳池参与中学同学对一个“流氓”进行群殴的事，“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５９〕 当然，造反派的这些时代烙印，有的（如个人迷信、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民主、暴力倾向等）在“保守派”以及当权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只是表现形式及内容各有不同特点。时代的烙印决不会仅仅青睐同时代人中的一部分。此外，这些时代烙印也并非“文革”时期的赐予，而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对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作另一些探讨。 通过上述回顾与分析可知，把造反派这个复杂的历史概念简单化，无论是称之为“社会渣滓”还是“人权斗士”，都是不科学、不准确、有违历史事实的。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对各省、各大城市、各大地区主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消亡，对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两大派或三派的头头，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中共九大、十大的代表，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的个人情况，对各地重大的造反事件的发生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更进一步，还可以深入调查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分别是什么，他们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多少共青团员，多少转业军人，多少劳动模范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中不同年龄层次的各占多大比例，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间加入的，什么人介绍的（比如，湖南省著名的工联负责人胡勇，就是由华国锋和支左部队一位领导人介绍在“九大”前夕“突击入党”的〔６０〕），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就已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在“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政职务，有多少人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被定为“三种人”，他们的具体罪名是些什么，他们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被定的罪名有哪些不同，这些罪名涉及的史实如何，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新的领域做出了成绩，等等，等等。 总之，对造反派，还需要有更多、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会像盲人摸象那样，只摸到一根象尾巴或象鼻子，甚至可能只是象腿上的一团烂泥，就急着下结论说：这就是大象！ 注释： １．王年一２００６年１月７日致笔者信。 ２．《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一版５９２—５ ９３页 ３．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 ２年出版 ４．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 ００２年出版 ５．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指示，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 革命文库》光盘。 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１１８页。 ７．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一版２８３—２８ ４页。 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 版８８页注释３ ９．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 １０．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８７页 １１．这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之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２１２页。 １２．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上册，开放杂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１８—２１页 １３．安文江《我不忏悔》，见《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９３页 １４．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１９１９—１９８７） 》，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一版３２３页 １５．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 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１９６６?５—１９９１?１２）》下册，新疆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第一版７页 １６．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１９５０—１９７ ８）》，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２９８页 １７．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一版 ３７８页。 １８．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７月第一版１４０页 １９．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７月第一版１３９页 ２０．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２月第一版９０页 ２１．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 ２０９页 ２３．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 ２４７页 ２５．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 盘。 ２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 ３０５页） ２７．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 盘。 ２８．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群众代表时，周恩来讲话 中说：“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作结论。台湾的报纸 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 “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２９．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３８５页 ３０．“七二三布告”与“八二八命令”当年均在全国公开张贴、宣传，家喻户晓 。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３１．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７４页 ３２．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５月第一版１３０页 ３３．《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 一版２１０页。原文中“那是我１７年以来全部的教育……”里的“１７年”为“ １７岁”，应为排版错误。 ３４．见《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１页，首都大专院 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 学院红旗兵团编印，１９６７年６月。 ３５．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 ０月第一版６１页 ３６．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 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第一版 ２０９页 ３７．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１９９５年第一期 ３８．《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记我们身边的麦贤得——董继平同志》，载《８ 。１５战报》第４２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 斗团主编，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出版。 ３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 ３１９页 ４０．《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第一版１１５页 ４１．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第一版８９—９８页 ４２．周孜仁２００６年１月２日致笔者信。 ４３．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载华夏文摘增刊３５５期?文革博物 馆通讯１７２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出版 ４４．邓自力《坎坷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第一版２３６—２３ ７页 ４５．《胡耀邦传》第一卷（１９１５—１９７６），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 、唐非、李公天，唐非撰，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第一版 ３９８页 ４６．《陶德坚回忆录》，见《五柳村》（陶世龙个人主页） ４７．《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 一版２０１页 ４８．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第一版８１页 ４９．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１９９５年第一期 ５０．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载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９月第一版１８８页 ５１．杨世元回忆、何蜀整理《“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未刊稿 ５２．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５３．《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 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 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出版。 ５４．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５５．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第一版９８页。 ５６．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载《谢泳居》网页。 ５７．《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 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 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出版。 ５８．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李木森回忆 ，何蜀整理。未刊稿 ５９．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７月第一版１５７—１５８页 ６０．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网站。 写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前夕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第二次改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第三次改定 （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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