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全球一体化的简单思考
作者：三叶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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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球一体化的简单思考
作者：三叶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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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到：“倘使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偏见，扩大我们的思想与心胸，那么活着有什么用？”这种认识也许只有到了老年才能深切地体会出来。真正地思考人生，只有在晚年，年青时或春风得意或屡遭失意，于是也会悟起人生，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天真可笑的自以为是而已。正如书中所述：“古话说得好：‘暮年礼赞人生，黄昏礼赞白昼’”。 罗氏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全人类和解的思想，他最鄙视那种狭隘的民主主义和国家至上的偏执狂，法德两国是世仇，但他却由衷的崇拜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并曾为他所崇拜的另一个伟人列·托尔斯泰的对贝氏的不逊之词而写信向其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此小说中的主人翁即是以贝氏为原形而塑造的德国人。所以他认为，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也不能只为自己所属的集团或国家而活，而应不断地克服这种活法，不断地开阔自己的心胸和思想，为整个人类而活。当然，活着并非一定要做一些利于人类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至少，他应该将一切的思想行为摆放到整个人类的位置上，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所惑。所以他在这篇宏伟的作品中特选了三个有代表性的高尚人物：德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的奥里维（他和他姐姐安多纳德的感情真是令我感动），意大利的格拉齐娅。这三个人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就是一个整体，这三个国家是欧洲三足鼎力的大国，也是积怨很深，打了几百年仗的冤家对头，而罗氏从人类和解的角度出发，以这三个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来喻含着他自己的大欧洲和解的理想，同时也隐喻着整个人类和解的理想。这种理想境界是相当高尚的，也是极其激动人心的。 但是，但是，但是…… 罗氏认为，人应该有这样的境界，即视敌国人民的不幸为自己的不幸，而由衷地同情他们，如同同情自己国家人民的不幸。但我想我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比如倭国人如若遭受不幸，我就对他们同情不起来。对人是应该讲博爱的，可对失去人性的野兽，对豺狼虎豹、毒蛇猛兽能由衷地同情起来吗？特别是拿着刀枪到你家杀了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而后还不承认，甚至还认为杀得对的畜牲，你能对它同情起来吗？人生中不断地纠正错误，克服偏见，扩大思想和心胸是对的，但还是得有一个原则和道德界限。西方那些信奉所谓“以德报怨”的基督教的基督徒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抢走了我们那么多财富，再反过来要求我们由衷地同情他们；英国政府用武力向我们贩毒，现在反过来还指责我们向西方输送毒品；在自己国家禁烟，却将大量的香烟倾销到我们国家来。对这样的宣传博爱的国家，你能对他爱得起来吗？就好象打死了一个人，反过来还教训死者的亲人不要仇恨他们，要爱他们。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比这再虚伪不过的了，我怎么能平心静气地用对全人类的爱去爱他们呢？ 但，我们还是要前进的，中国有句俗语，“怨怨相报何时了”。人类需要的不再是暴力和屈辱，而是相互了解和和平，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那种部族战争和种族民族仇视的原始状态，那么我们人类的出路只会是灭亡。然而如何消除这种不合理状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被书，被政府，被媒体，被洋人，被精英，被败类，被我们自己的情绪，被一些不可抗逆的因素，甚至被一些我们以为就是规律性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因为世界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头脑反映出来的，所以亦只有我们自己的头脑，才能反映出与之相适应的规律性的东西。如同无色眼镜和墨镜所看到的物体是不同的一样，我们自己的头脑所反映出的世界再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它们如同用无色眼镜看物，而用别人的思维去思考我们自己头脑所感知的世界，就如同用墨镜看物一样。这并非是客观世界的差异性，而是头脑本身的差异性。完全脱离人脑的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客观世界的本身，其本质上即人脑的反映。客观世界不止一个，有多少个头脑，就会有多少个不同的客观世界，而对于每一个头脑来说，又存在着两种客观世界：即直接的和间接的（或自己的和他人的），其间接的又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直接的。也就是说，由于间接经验因受到时空的局限，受到我们理解上的局限，受到人们经过加工而抽象出的一般概念的扭曲，所以往往与我们所亲身经历体验及直接思考的世界有着极大的差距。因此当我们力图极力用抽象的普遍法则去修正我们原生的所谓错误、偏见，以为这样就可使我们不断自我完善，而不断地扩大自我的思想和心胸，进而以此作为我们活着的积极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正在使整个人类在人为一体化的苍白中，将所有的差别和个性消灭怠尽，而走上自我异化的可怕的非人类非生物的歧路上去。 何为错误？何为偏见？并非是与大多数人不协调，与普遍性有矛盾的东西就是错误，就是偏见。应该明确的是，我们不能强求人类每个群体的个性一定要趋向于人类的共性，而是应该相反，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各群体的个性中寻找出共性的范畴，亦即肯定人类间的差异和各群体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挖掘出相互沟通的渠道，寻找出相互都存在且相互都能认可的最基本的东西，以便最终架设成人类共性的桥梁。不然的话，从外部以主观片面的强制手段来消除人种之间，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和认识的巨大差异，反而会起到背道而驰的反作用，甚至产生难以弥合的冲突。我相信，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肯定能发现民主博爱平等自由的思想，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如西周时的周、召二公为首的贵族共和政体（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827年凡十四年）等等，哪怕在印弟安民族中，在因纽特民族中，在闪含民族中，贝多因人、班图黑人、苏丹黑人等等民族人种中，我们肯定也会发现他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痕迹，这些就是人类共性的桥梁。只不过这些民主还没来得及发展到西方国家的程度就成了西方为实现他们社会的“自我完善”的牺牲品了。 所以，力图用某一个群体发展所形成的东西，去衡量，去强行统一整个人类的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各群体的个性思维特征，那简直就是野蛮的思想屠杀。个性思想是顽强的，不容一点强权的侵犯，如同黑人和白人已在美国结合了两百多年，可至今他们的差别却私毫没有消除。因为这不是由某种所谓合理的制度和思想所能左右的，而是由各自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都不可能消除的千百年以来形成的群体（包括人种、民族、有着历史渊源的宗教群体等）的天然的形而上的心灵差异所决定的。现行的自由政治体制是从西方社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发展而来的，中间从没有出现断层。而一旦应用到其他民族，就会因强制性的“包办婚姻”而使得其与固有社会形态与民族的心理意识及自我传统观念的矛盾层出不穷，甚至水火不能相容（所谓不兼容），又不能简单地说明孰对孰错。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西方国家外，现在有哪些实行西方社会体制的东方国家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实行该政体是完全成功的？不是这种怪胎，就是那个变种：印尼、菲律宾的动乱和暴行，台湾的混乱和狂妄，日本的得以生存并能茁壮成长的军国主义的毒根的不断漫延及一直为右翼势力所支持的从未真正民主过的所谓自由政体等等。还有那个全部人马、体制等均从美国搬回去的利比里亚，也没有诞生出一个真正的非洲的美国。 西式的民主自由是当今人类的共性吗？我以为还远未到这个地步。一个社会、国家、地区的历史上在没有真正经历过人文主义革命的洗礼，积极的人本主义和人权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地建立起来，而成为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主成部分，在这个时候，强制性的甚至不惜用武力去实施西式的民主自由，只会带来战乱、残暴及无政府状态。当前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说到底，其实即是两种体制，两种思维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说就是美国赢了。为什么？因为武力上是美国赢了，但在思想上，在体制上，充分暴露了当今世界上，实行美式的民主是行不通的，它往往给恐怖者钻空子，于是美国开始在新闻、舆论、个人自由隐私及警察制度、检查制度等美国历来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的体现的各个领域中实施若干限制措施。这还刚刚开始，久而久之，也许民主自由将会变味，甚至在美国将会变为警察国家也不一定。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到底是阿富赢了，还是老美赢了？ 总之，我们不可能以某个群体的个性原则作为超越所有群体之上的普遍法则去强行统一人类，特别是异常神圣的人们的心灵。而只能在每个个性群体之中去逐步发现、培养出为全人类共同都能相容的粘合剂，来最后达到全人类的一体化。所以罗氏的所谓纠正错误，克服偏见，扩大思想和心胸的生活意义，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方才是平等的，无偏见的，有着实际意义的。 我们的旗帜是全人类的旗帜，但这个旗帜又不是单一色调的旗帜，而至少应是黄黑白三色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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