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印象之京沪之异

　　去北京办差完，自然是游览了，在北京的日子里感受强烈的是北京人都为身为北京人而骄傲，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北京人几乎众口一词的向我推荐什么鸟巢、鸟蛋，水立方、奥运村、奥林匹克公园等。而对于这种现代化的建筑我实在没什么兴趣。我的着眼点在于老北京的文化和北京人的生活。去观察体会京沪文化差异。虽然在北京是时间很短，但别看这短，同样给注重细节的上海人留下了深刻影响。
　　京沪作为国内2大有着代表性的城市，区别在于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经济金融中心。因此，这种城市的历史定位也造成了2地人们思考和关注问题的角度、层次、方式的不同。
　　对北京总体的感觉是：北京人“务虚”，常常把事情大而化之不屑或者没习惯深入到细节中；北京人说话办事总体风格上讲多习惯于从整体、从宏观、从战略上去考虑问题，谈问题喜欢一针见血，他们强调对问题全局的把握；而对细节等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可有可无的层面上，缺乏更进一步的探究，或说是不愿意进行深入的探求——哪怕是事关个人的权利。
　　从整体上看，北京人崇尚思辨，视野更为开拓，有“大气”，宏观方面把握较好；上海有句古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所以上海人应用能力强，着眼于中观和微观问题的把握，相对而言，上海人对每一件小事也往往能做得较为精细，有精品意识。
　　在北京参加一日游，得暇与大巴司机交谈，内容是北京居民的住房，那司机谈起来是头头是道，可一旦涉及个人的动迁补偿，却又显得十分的羞涩，认为谈钱是件丢人的事。
　　又曾跟北京某上市公司高管闲谈，说起北京的民生（最低工资线），高管说有个原来在国企做人力资源的朋友，随国企改革而卖断工龄，成了失业者。于是她除每月按时领取失业救济外还在公安派出所做一份清洁工，每月收入约四百多，2项合计共九百多。
　　我说，那派出所违法了，按北京的最低收入标准，用工方支付的工资决不应该四百多。高管说，用工单位没违法，她收入不是达到最低标准了吗？
　　我说，派出所违法还不止一处，首先派出所应该与那清洁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因为清洁工的身份是失业者；其次，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用工单位应该支付的报酬的底限而不是该劳动者全部收入的底限。
　　我问，那清洁工是什么学历？
　　高管说，大专学历，她原来就是做人力资源的她怎么会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错了。呜呼，曾经是搞人力资源的人居然连这点也不知道？所以这里有2个选择，1、确实不知道，2、不愿意去维权。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人过去的工作是白干了；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她的悲哀。
　　上海人“务实”。讲求细线条，更注重小节；突出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研究上的功夫和精细，偏重对细节观察以及细节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讲究和侧重。
　　比如北京和上海电视台的两档法制节目就充分显示这点——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暗含着通过对案件的解说，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结论”的意思；而上海相应的栏目则叫“案件聚焦”，侧重于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案情。
　　究其原因与两地人的性格特点有关，这种地方性格的形成与长久以来该地方的城市定位、气候、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为辽、金、元、明、清的五朝帝都，皇权至上的思想深入到北京文化的方方面面，那种君重民轻观念也就浸润到北京人的思想深处。比如在《北京印象》里说到的北京的光鲜和光鲜背后的民居之间的巨大反差。
　　上海的建筑的外立面弯曲的多，北京的建筑的外立面平面的多，这就不能说是不受两地的审美情趣和性情因素的影响了，弯曲的线条体现的是圆润与亲和，平直的线条则体现的是硬朗和率直。
　　因此北京给我的感受是庄重有余，人性不足；粗旷有余，精致不足；大气有余，细节不足——无论从城市的格局、建筑，人们的思想、谈吐等，无不如此，给我的感觉是怎么总差着最后那一点？比如北京的地铁，噪声很大，坐在地铁上，耳朵里听到的就是“咯噔、咯噔”声音的感觉铁轨直接是淘汰的铁轨——25根枕木一个接缝。而上海的地铁直接就是无缝钢轨；同样，观察北京的地铁站台与上海相比也比较粗糙，除装修、整洁等因素外，更没怎么看见专供残疾人通行的通道。
　　由北京的地铁想到北京的公共交通。北京的公交比以前改善很多了，这种改善不光是车辆先进了，还表现在司售人员的服务上，也比上海好很多。特别值得上海人眼红的是北京公交费居然是那么便宜。1元钱可以从头坐到底，如果刷卡，则更便宜，才4毛。天呐，这是什么价格啊。同样，北京的地铁也是如此，轨道交通实行全路网单一票制，票价为2元/人次，即乘客乘坐轨道交通一次出行，不论乘坐距离长短和换乘次数多少，使用一卡通卡或现金购票，均为2元/人次。这就是说，只要你在地铁内而不出检票口，随便换乘都是2元。而上海的公交则是2元，如果刷卡，那么在1.5小时内继续乘坐，才优惠5毛。而上海地铁则是3元起步，5元封顶。
　　据测算，按现行地铁票价，北京地铁公司平均每人次亏损额约1.25元，其亏损完全由政府埋单。北京市2008年轨道交通的收入是13.3亿元，将亏损10.3亿元。考虑到折旧，政府每年的补贴可能要30多个亿，加上利息补贴可能超过50亿元。北京人民真幸福。
　　北京人热情好客。虽然北京人骨子里是瞧不起皇城以外的人，至少其潜意识中京城以外均是化外之民，但北京人依然会与化外之民打得火热，称兄道弟，一团和气，气量之高令人钦佩。碰到外地人问路，总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你……左转……右拐的……十分周到，使外地人到北京实实在在地感到到北京的大气。而同样的情况在上海，比如在上海火车站，如果外地人问路，那么对不起，你先掏银子他后告诉你。
　　北京人的特点，是有着明显的优越感，居高临下，重视社会地位、门第、学历、轻商，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先不说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就连北京的人群也分为2层：胡同串子和大院子弟。
　　不明白的是，所谓老北京文化正来自胡同串子，没有了胡同串子就没有了北京名片，这北京人怎么可以一方面享受着老北京的文化，另方面有看不起老北京文化的载体——胡同串子呢？
　　所以，在我看来，北京人说的比做的好，想的比做的多。这既有价值观念上的问题，又有因思维习惯而造成行为能力方面的问题。
　　北京人喜欢“教”别人他认为自己懂得的东西，总之外（地）国的东西都了解，也都明白，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比外（地）国的东西好，哪怕也许你了解的知识比他多，但是他绝对不会认输，仍然喜欢“教”你。
　　上海人喜欢“学”外（地）的东西，特别乐意接受有关外来的文化、技术和思维，而且喜欢用外（地）国的好东西来代替自己的东西，对于外（地）国最新的信息和资讯面前，上海人总是喜欢倾听，不会放弃“学”外(地)国经验的任何机会。
　　北京是一个“内向型”较强的城市，北京是发展自己的东西来形成文化；上海则是“外向型”较强的城市，上海是接受外（地）国东西代替自己的东西来发展文化。两个城市的文化差异也形成了对于城市建设和国际化的不同态度。
　　比如地名，北京保留了大量的旧地名，很多地名都保留了“庄、村、屯”，乃至于“窑”等词，举个实例，北京有地名“公主坟”，如今的公主坟已经是十分的繁华商业区了，可是地名依然是“公主坟”。
　　反观上海，浦东有条马路，以前叫“文登路”盖因过去在路的两边是坟场，所以谐音“坟墩”，因为浦东开发文登路也由乡间小马路而成主干道，地名也就由文登路（坟墩）而成东方路。
　　这就显示出北京文化的有根和自信。
　　有话说，到北京才知道官小。把这话改动一下，到北京才知道上海小。百度一下：北京面积16410平方公里，38%为山地，实际城市面积为10174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上海面积6340.5平方公里，12%为水面，实际城市面积6259平方公里，人口约1900万，北京城市面积是上海的1.6倍，上海人口是北京1.36倍。所以北京就显得比较雍容和从容不迫而上海则显得局促和匆忙。
　　我觉得北京人说话十分精辟，言简意赅；多短句，多感叹号，因此十分仰慕。比如《茶馆》经典台词：别把这点意思搞成不好意思。
　　听说话就明白了，比如有谁回家，边掸边说：瞧这满身的土。而这种情况在上海就是这么说，看这浑身的灰。从北京话的土——尘土到上海话的灰——灰尘。这口头语就已经表明北京的干燥除开更北边来的风沙，干燥也是尘土飞扬的原因之一。
　　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北京，在用词上有显著的特征，比如：
　　甲地到乙地相距1公里，于是北京人说，就2里地，或者2站地，上海人则说，2里路或者2站路。“地”“路”之差就显示出2种文化。
　　北京可以分为现代北京和古代北京。两个似乎完全被割裂开了，当你走在现代北京城里，你几乎不知道这里是北京，而当你又专门走进古城，你仿佛就回到了那些古老的世代，不知今昔是何年。
　　在旅馆里看北京电视，正好看到一个节目是评选出租车行业的标兵。有观众问：我住南河沿（儿），如果生病，那么离南河沿最近的医院怎么走。云云。
　　南河沿（儿）？这就叫外地人摸不着头脑了。在我的概念里，“河沿”是个大概念，何况“河沿”有方位性分为东南西北河沿？
　　第2天路过一地方，看见一路牌，上书“西河沿大街”，于是恍然，北京人说话过于简练，直简练到可以在路名上把中心词“大街”都省略了。
　　又比如，北京有个公交站点，名南河滩北站，但是在公交车上无论是售票员报站名还是车头顶的起、终点路牌上都是“南河滩北”。于是就想开北京一个玩笑，如果上海也照这样，岂非乱套了？上海有路名延安东路，又有路名北京西路，假定学北京，那就成了“延安东”和“北京西”。这时，有个乘客上车，问司售：我想从“北京西”到“延安东”该怎么走？我想，司售一定会说，你去坐火车吧。因为火车站名通常把北京西站省略为“北京西”。
　　北京人发音很奇怪，比如大栅栏读如“大是拉”，西河沿（儿）（阳平），读如西河燕（儿）（去声），使外地人根本就不明白。
　　所以，当你走在现代北京的大街上时，只有地名才提示你，这是北京。
　　这里想起关于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北京作为国际性旅游城市，是不是更应该为游客考虑一些呢？比如从说普通话开始。
　　前面说过，北京是一个“内向型”较强的城市，因此固守着自己的传统，比如建筑，北京随处可见那种中国传统屋顶中的檐庑殿顶，檐庑殿顶以重檐庑殿顶、重檐歇山顶为级别最高，其次为单檐庑殿顶、单檐歇山顶。佛殿、皇宫的主殿等重要的建筑是采用重檐庑殿顶，是最尊贵的形式。因此，北京的重要或者标志性景观建筑都呈现出这个特点，比如北京的西客站就是采用重檐庑殿顶、重檐歇山顶。
               
　　正对着北京西客站的是中华世纪坛，据说是专攻风水、是个什么馆的馆长说，西客站在风水上很不雅观，就象个女人在蹲着如厕，所以为了平衡，就在西客站正对面又建了象征男性的中华世纪坛。
                                                  
　　于是，这样就符合了风水学上的阴阳平衡。由此可见北京的严谨，这种严谨在我看来几乎到了顽固迷信、走火入魔的地步。
　　接下来说说上海。
　　上海代表了蓝色文化——泊来文化，一直以来上海人以海纳百川自诩，的确，上海人比较聪明，拿来主义学得比较好，消化能力比较强，但我觉得这种自诩又有夸大的成分，依我看，在人文上，上海人汲取泊来文化的糟粕，特别是以邻为壑的现象。因此说夸大是因为上海人的心态并不海纳百川，而是生怕被别人算计了，所以总在计算着。本分，正直的，就计算着如何不被别人算计，小人些的呢？除计算不被别人算计外，还想着怎么才去算计别人。所以作为上海的文化，除了显示以颓废的纸醉金迷掩盖其的浅薄，就没什么作为了。
　　北京人的心态也和上海人有很大不同，举一个假设例：
　　北京的下岗男人是不肯到马路上炸油条的，哪怕在下岗前他就是炸油条的。因为他想，原来在岗位上虽然也是炸油条，但那不是我要干，是要我干，是委屈我。现在下岗了，再去炸油条？那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能从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
　　上海的下岗工人出于无奈，虽不太愿意，但还是会去炸油条，那怕他原来是做厂长的。炸油条，虽然没面子，但面子是要人去撑的，死人再有面子也终究是死人。所以先活着，再去说面子。
　　这种观念的区别恐怕跟地域文化特征有着很大关系了。都说皇城就是乞丐，也是9品官，所以轻商；上海人呢，就认为哪怕你是皇上，也要吃饭不是？饿的时候也得吃翡翠白玉羹，因此重商。
　　由于地域以及文化特征上的区别，作为上海男人，看北京女人，也觉得同样是女人，上海女人和北京女人在人的心态上也是呈现出有趣的不同：
　　是女人就都会撒娇和温柔，但京沪女人在这方面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上海女人的撒娇和温柔中浸润着如扭糖般的腻，而北京女人的撒娇则在柔情中透出巾帼气息。都说女人如水，那就好有一比，上海女人如潺潺溪流，北京女人则如江河湖海。
　　反观北京人，估计最怕的就是说其象上海人，一样怕老婆，北京人却要在怕老婆的过程中死活要透出爷们的气概。试图向对方释放一个信号：不是怕你，是让你。
　　上海马路上十字路口维护秩序的除交通协管外常常可见穿黄夹克衫的退休老人，这说不清是当年工人纠察队的遗风，还是上海民风的温驯，总之，上海人就是那样信服这些年迈的老人，这些任务在北京却除交通协管外都是由那些身着保安制服的精壮小伙（其中也许不少是退役武警？）担当的。
　　在《北京印象》里曾提到比如，北京地铁的员工制服就是警服，只是标识不同而已，虽然庄重，飒爽却缺乏人性。同样地铁员工的制服，上海的地铁员工的制服却是粉色的，使人视觉产生暖意思。这当然显露着保卫首都的庄严和慎重，所以北京的警察、保安如此“如临大敌”的情景也使人觉得北京这地方人性略显不足。
　　北京地处中国的北方的中心，因此代表着北方人民风淳厚，无可否认。北京人豪爽，痛快。不会向南方人那样计较。
　　北京人坐出租，如果计价9.6元，给十元下车就走；上海人车费9.99元，一定会等你还给他一分，不然就会和你讲理，告诉你为什么要还给他一分，没完没了，一定要到拿回一分为止。
　　与北京人相比，上海人的人格特点要理性得多。上海人做事是经过利益算计的。过去认为这样不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看来，算计不是缺点，是必须的。经过算计的生活会过得更有效，最小的成本可以获得高回报，生活质量会好。花同样多的钱上海人可以比北京人生活得好。有人说，北京人敢于生活，上海人善于生活，这话一点没错。
　　所以，让北京人去搞政治吧，上海人就去搞经济。
　　最后说几句北京的环境。北京的环保依我看还很不够，在中心城区无论是北海还是护城河，直接的感受的是水不是清的而是富营养化呈绿色的。所以这就更符合这样的口号，让天更蓝，让水更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