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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特殊人群称谓

红卫兵

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及悲剧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1000万红卫兵分不开。毛泽东当时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
    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保守派，老红卫兵的效仿者，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成分复杂，主张造反，进入革委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造反派

是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文革时期：
    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
    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以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由此进而扩展为，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红卫兵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在这类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势力，占山为王，“掀翻金銮殿，轮番来加冕”。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文革后口语化：
    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1966年抄家，‘造反派’搬走几件，王家姆妈又变卖几件。”（陆星儿《同一扇石库门》，载《文汇》月刊1990年3月号）说话的那口气，在当时是无奈、艳羡，在事后是鄙夷不屑、诛心剿灭、丑化刻毒。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参见该条），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打砸抢劣迹的人。
    比喻义。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过分反应。重归威权体制的旧轨道，再次强化官本位、肯定知识精英的主流地位，赋予阶级分化以合理性，这是后文革以来社会心理的最大变化。

紅五類

是1949年以後在中國社會上對某些人的稱呼，先是指履歷表上出身填寫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一群人。後來也泛化到指稱他們的子女為紅五類。作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稱，帶有彼時鮮明的時代特點和複雜的、不易為後世所理解的感性意義。
    「紅」指這五類家庭成員在現實社會的階級分層結構上，與執政黨、現政權（「紅色江山」）的性質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確性（「自來紅」），是其階級基礎、主體和依靠對象。因而在種種資源佔有、利益分配（升學、招工、晉級調資、分房、醫療等社會流動的機遇和福利）上，他們享有優先權；在政治參與（參軍、提干、參選人民代表、從政為官）、接班人的培養（入隊、入團、入黨、選拔各種積極分子和入選幹部後備隊名單）上，享有優先權（因為「根正苗紅」）；在運動對象的選擇、甄別上，享有豁免權。
    他們在文革以前就已經實行的階級路線中便早獲得了多數優待，在文革中階級路線被強調到絕對的情況下得到了更多倚重（也可以說是老紅衛兵基於自身利益並得到當局認可的一種有意誤讀）；與此相對，「黑五類」、「黑七類」及其子女則被公開打入另冊，列入專政對象。
    這種一邊倒的政治情勢造就了紅五類的優越感。在同齡人中，紅五類子女比其他階級、階層出身的子女處於更優勝的社會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眾生活中佔據著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際交往裡，都擁有更多話語權、更多的交友機會，他們是交友選擇的決定者，交友規則（範圍、活動類型和內容、趣味、禁忌、處罰）的制訂者和遊戲的主導者、裁判者，而其他階級、階層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動適應者和響應者。即使是性情溫和的紅五類子女對後者都握有合法傷害權，不用說其中性情暴戾、極端者對後者更是動輒打罵、虐待。
    這種情況在文革的高潮期、約1966年夏天達到頂點（代表是西城紅衛兵糾察隊，甚至私設刑訊、羈押場所）。後來，毛澤東為了摧毀第一線黨政官僚系統的需要，通過中央文革小組對血統論進行了批判，情勢漸趨緩解、回落。但它的影響仍以極大慣性，在繼續革命理論的階級路線框架中延續下去。其真正消除，是1970年代後期以至於1980年代以後的事情。此後這一稱呼不僅逐漸消失，而且由於其在知識生產中所處的劣勢地位，和其他階級、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巨變，竟至具有了某種「舊時王謝堂前燕」諷刺的含義。

黑五类

是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与红五类相对。
    文革后有研究者鉴于这一分类名单变动不居的特性，为适应它的不确定性，用了一个生造词“黑类”来涵盖“黑五类”、“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的不同称谓，以避免名实间的时空错位。

走资派

全称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用语。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林彪、江青集团进一步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许多干部被抄家、批斗、迫害。 刘少奇被迫害是当时的最大一起冤案，在“文革”结束后刘少奇被平反。

黑帮

原指由具有越轨倾向的亚文化群体结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犯罪团伙，引申指政治上的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文革中指称被打倒的对象，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和老干部，尤其是单位的一、二把手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上下联系（后来的强调称谓是“走资派”）。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号召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第一次使用“黑帮”概念。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都叫做“黑帮”。其间蕴涵着运动指导者由此及彼、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战略步骤。随后在全国掀起了揪斗、打倒黑帮的浪潮。 由于“黑帮”外延模糊，带有团伙性质，最初提出黑帮概念的表面是指政治上表现反动的人，同时也暗示文革针对的是组织化的走资派集体、系统（文革最早被抛出来的黑帮团体是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党政宣传系统）。这一提法，起了既宣示运动目标，又麻痹在位官僚警惕性的作用(利用其侥幸心理，软化他们的抵抗)。又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揪斗、打倒的范围在实际运作中很容易被任意附会，无限蔓延，由此及彼，藤蔓株连，举凡政治主张相同、上下级关系、思想趣味接近、同乡朋友，都可以被网络到“帮”里去“黑”一下。实在找不到整人罪名就给戴个“黑帮”帽子，弄得人人自危，形成了普遍的恐怖。
    层层揪黑帮，层层领导都抛出一两个下属当替死鬼，丢卒保帅，成了一时奇观。在南京是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在四川是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张黎群（四川日报总编），在重庆是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甚至连最普通、微不足道的基层单位，也可以揪一个出习惯舞文弄墨的人来当黑帮。促使人们──从官僚到普通百姓──都在尽力批判别人的积极表现中，开脱、保存自己。这一防护机制到工作组被否定以后，也顷刻失效了。官办由上而下的揪黑帮，因而转向造反派组织民办由下而上的揪黑帮，对走资派的攻击才正式揭开了帷幕。
    造反派组织民办揪黑帮宣泄了底层淤积多年的干群冲突，其反弹力更足、更大、更疯狂、更持久。
    “黑帮”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其作用就是要引导出“走资派”概念。一当后者被提出来，前者虽然还在使用，但它的风头就被后者抢去了。它不如走资派那样贯穿文革的始终。由此可以看出文革的重点所在。

牛鬼蛇神

原是佛教用语，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等，后成为固定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成了所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
    “牛头阿傍”、“铁蛇”，本是佛教传说中阴间鬼卒、护法神人的形象。是零概念。[1] 唐代杜牧用它比喻李贺诗文风格的虚幻怪诞（杜牧：“鲸祛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还是一种描写性质的话语；后又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儿女英雄传》：至于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牛鬼蛇神，无般不有），就带有贬义了。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形象。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中，曾习用此语：“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16）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后来借指右派，如“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1960年代则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3）“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1966）》）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都是作为负面社会形象出现的指称符号。
    陈伯达1966年5月31日接管《人民日报》，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6月1日)，就是阐明文革目标的《打倒一切牛鬼蛇》。文中该词被用于指称“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爷’”，社论指控这些“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做“资本主义复辟的梦，……制造复辟舆论……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这篇社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全文刊载，该词便广为传播，流行于文革全过程。
    由于该词本来词义宽泛，未经严格定义，被借作为政治概念，弹性很大，先后经历了许多演变：从最初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发展到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后来主要指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凡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入另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都是。最后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当权者不喜欢或认定应打击的对象，无论你的出身好不好，已否做过历史结论，还是说错了一句话，行为作派与众不同……都可以定为“牛鬼蛇神”。它成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对这些人的处理，也象他们罪名的确立一样，随意性较大。因为没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轻的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重的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遣送农村落户，注销城市户口，甚至家属亲友也受株连。
    据统计，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达三百多万件，被投入牛鬼蛇神这张天罗地网里的涉及人数逾千万。[2] 进入统计的，都是立过案并有结论的，还有部分未立案、未记入档案的，因此实际人数应当还要多些。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简称“可教子女”。文革中对家庭出身不好（多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的青年的泛称。
    按照大多数省区规定，这是指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名义上，“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是肯定他们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烙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
    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的，如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受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的又被退了回去。
    虽经多次政策纠偏的敦促，在各种积极分子代表会、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升迁中，都规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可教子女”的代表，仍然无法落实。无法杜绝歧视现象。因为这是巨大人口压力、资源偏紧条件下，实行阶级路线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红五类优先仍是阶级路线的主流；“给出路”[可能性]是有出路[现实性]才给，没有出路[现实性]就不给）。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对他们的“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对立面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
    这与其说是“给出路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诱饵，即，给一点渺茫希望，诱使你为此做遥遥无期的、扭曲自己的努力，处于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被悬置状态，苦不堪言；有的“黑五类”、“黑九类”子女为了争做“可教子女”，争取一条出路，甚至做出了对父母、对别人伤害的事情（实际成为诱使他们向人格上猥琐、道德上卑劣坠落的催化剂）。仍然苦无出路。因为他们一是出路极少，如在教育口能上大学的比例仅为2%，而且还不能是黑类中最黑的，如有点地位的右派、被镇压（枪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二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而成为执掌权柄者对他们进行勒索（性方面的如提供性服务，人格的如不断悔罪、做坐探，经济的如行贿）的合法口实，替前者开辟了一条索取个人好处的捷径。
    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被允许的政治学习，反复为不是自己的过错检讨忏悔，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对知识的学习，由于他们有家庭养成的环境习惯，有寻找书籍的途径方法，一般也优于同龄人。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工作、生活消极，放任自流，自暴自弃，随便与人结婚成家，甚至被坏人乘机敲诈、强奸、迫害。由于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工农兵
    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三个词的合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三个阶层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有革命先进性的阶层。在政治运动的宣传中作为正面褒扬的角色出现，和地富反坏右作为对立，因为常用而成为习惯用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工农兵成为当时政治正确的宣传角色，用来象征对抗资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专门招收具有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工农兵子女入学，该批学生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名词。知识青年本义是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特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通常说的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少数获得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

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被指控搞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曾指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来源请求] 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的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而知识青年的子女最多只可以有一个人迁回父母所在的故乡城市，而且有年龄限制。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在约1200至1800万之间。

                                                                            （林子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