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坝公园沉思录
2008年10月26日晚飞重庆，次日上午便将所办业务完成，下午到何处去便成为问题，这些日子以来重庆雾雨连绵，阴阴沉沉的天气似乎也不宜观光。网上以及报纸上都说到重庆医科大学新校区立了座十层楼高的毛塑像，号称全国第一，似乎可以去瞧瞧。可朋友们都反对，谓此类无聊官员滥用权力糟蹋纳税人血汗的荒唐举动，你去看它就等于给他们捧场。这些意见似乎有理。记得曾读到过长沙的官僚放话，说是要在湘江里那个橘子洲头立一个世界最大的毛塑像。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68页上刊印着《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这个批语是1967年7月毛对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化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所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的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据此，我们知道两件事：其一是建毛塑像乃文革“浩劫”之具体举措之一；其二是毛本人明确称之为“劳民伤财，无益有害”的。谁知40年过去，现在的官僚们却“打着毛旗反毛旗”，赤裸裸地滥用公权力重蹈“文革创举”之覆辙了。尤其是重庆医科大学那些昏庸官吏，没本事办一所出色的大学却有能耐玩一次出格的把戏。据说此像靡费人民币500万元之巨，无论它用于大学教育的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建设，恐怕都比现在这样更利国利民。
正如毛自己说的“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样，中国的官僚阶级是毛遗产的受益人，否定了毛也就断送了他们受益的法理依据，继承的合法性是与被继承人遗产的合法性紧密相关的，毛在《给江青的信》说过：“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反观改革开放30年，没有一个进展不是在突破老毛设置的樊笼，从扬弃“两个凡是”开始，恢复高考，平反，土地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等等，每否定老毛的一项政策，国家就前进一步人民就幸福一分。然而同样心知肚明的官僚们清醒得很，钟馗是万万废弃不得的，一旦废弃也就意味着自己掌握的权力失去了法理保障，这是万万使不得的。这才有邓公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说道。似乎应该这样理解，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毛便是共产党的钟馗，直至现在。有此默契在，无论廉吏抑或贪官，大家心照不宣地维护钟馗的正面形象，尺度不同而已。打开电视，重庆电视台正介绍一个“红歌大赛”的节目，前些时已经在江西台领教过相同节目了，看来似乎不止一家电视台在翻晒陈芝麻烂谷子，自打戈培尔博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宣传部神威之后，后继有人。前些时我们的宣传部长就畅谈了一回“舆论导向”在今年一来一连串事件中的作用。
那么总还是要寻个去处的，我自己有言：“如果十年没去过一个城市，就等于从来没去过。”的确，大串联时重庆的印象虽在，眼前却已经找不着北了，友人派了部车供我驱使，我却不知该去哪里。突然想起重庆那座“红卫兵墓园”，与其去瞧那座忸怩作态的不锈钢塑像，不如去凭吊一下我的同龄人，正是那塑像一挥手，他们的青春生命才被埋葬在冰冷的泥土里，今年应该也是四十周年吧！摸摸额头上还未取出的弹片，幸亏它没继续往里钻，否则我也跟他们一样躺在另一处黄土下，于是哑然。侥幸地又苟活了四十年，朦胧中只记得看过一些介绍，说这里是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百余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
告诉开车的小王，这个年轻人一脸的茫然，他退伍后在重庆开了一年多出租车，号称“重庆通”，现在不通了，“我咋个没听说过哩？”坐在他开的车上打了一圈电话，终于得知可以找重庆大学的老帆，电话打通之后接着是一片热情，我们开车到重大西门，他驾车带路来到沙坪坝公园，寻得过去总算见着了这片陵园之所在。不知怎的，心里有一片云雾涌起，说不清是伤怀还是感叹，沐浴在雾雨中的树木，仿佛也带着几分肃穆与庄严。还没登上那十几级台阶，就发现一座牌坊改建成的门楼，铁门似乎被锁住了，门楼边的围墙上依稀可见几个黑色的斑驳大字“文革墓园”。跟我们几乎同时到达的还有几位外地人，都进不去了。从紧锁着铁门望进去，几十座残破的塔碑伴着林立的树木以及繁茂的杂草，连同阴霾的天气，反倒显示出另一种和谐，一种被遗忘与遗忘之间的和谐。我暗自寻思，它若跟官方设立的烈士陵园那般整齐威严，恐怕就没有现在这样具备历史意义了。
门口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我们心底里涌起一丝不安。这扇紧锁着的铁门，是否意味着要面临铲除的命运呢？不祥之兆开始笼罩心头，即使真的如此，我除了愤怒还能做什么？无可奈何地服从已经成为我或许这一代人命运的主旋律，充其量像阿Q那样，揉着秃头上被打起的肿包，背过身去咒一声：“儿子打老子！”然后自娱自乐。老帆说今年春天他来的时候还是随便出入的，不如干脆爬门进去看看。芷苓发现锁门的是一把长杆自行车锁，把门扇拉开些就侧身钻进去了，几乎同时，台阶下传来一声呼喊：“出来！不得进去！”一位中年人赶上来，他是沙坪坝公园派来看守墓园的工作人员，一再请我们体谅他的处境，别使他为难，上头交代不许放人进去的。交谈时知道他也是一位下过乡的同路人，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批准为历史文物了，只是因为太残破，门楼上的瓦面都坍塌了，怕伤人负不起责任这才锁上的。于是我的担心略为消减。他还告诉我们，今天中午一点半钟，天津市政协来人进去过，是一群作家来看。还告诉我们去到大门口办公室找领导批准，那样也许可以进入。费尽口舌也没商量，老帆不断打电话找路子通融皆未果，我们只好离开这里，在旁边不远处的小茶馆里泡茶闲聊。
五点多，我已经不抱希望了，老帆却执著地坚持再返回墓园瞧瞧，或者那个看门人已经下班了，我们可以再钻进去瞧瞧。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就要设法进去。走近那座专门盯着墓园大门的岗亭，发现里边竟然有人，他们换班了。凑过去一问，那位稍年轻些的接班者很友善，他告知自己的难处之后便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我们可以打电话给这位领导，他若允许就可以开门进去了。老帆按照他的指点打了电话，没料到那位称作“李老师”的负责人很快就同意了，老帆把电话交给那位守墓园的年轻人，他接听后随即领我们上坡，开锁之后我们借着白天最后一抹亮光踏入墓园，那位守园人就在门口候着，以免会有别人也跟随入内。
恰如前一位守园人的介绍，这个墓园当年是重庆“8.15”派的罹难者墓地，进门右边那座墓，埋着20位罹难者，里边的墓碑下，埋着一人乃至多人不等。近些年有一些罹难者家属前来扫墓，有些墓碑是亲属后来安装的。重庆当初还有好几处这类墓地，后来都被平毁了，之所以唯有此处得以保存，一则是“815”派掌了一阵权，庇护下来；二则是这里原来有几座军人烈士的墓葬，文革死难者是后埋入的，沾了些光。我们后来果然瞧见墓碑上许多“815”标志，还看见几位军人烈士墓参杂其中，证明他所述基本属实。
当初重庆的武斗是全国最激烈的，据说除了没动用飞机，坦克、舰船都用上了。对于“815”和“反到底”，我不甚了解详情，只记得他们原本都属于造反派，文革第一波夺权以后又分裂了，是在“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最高指示下达后。分歧逐渐深入，武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革命真理，追求这个真理的结果就只有厮杀，尤其是当真理与权势搅合到一起之时。还是罗素总结的那段话：“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崇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主义正是使一大批本来无知的青少年堕落成“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还不止，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棒鞭策着他们尽可能穷凶极恶。从文革初期狗仗人势地对“黑五类”乃至自己的老师、校长施暴，到中后期踏着“路线斗争”的鼓点互相残杀，从十几年革命教育中“阶级教育”课程里学得的兽性手段，人性基本泯灭。老毛曾经在“九大”的讲话里漫不经心地夸赞重庆武斗算是一场军事演习，然而对于其中“杀俘虏”情节也不禁要表示不满，而重庆乃至外地武斗杀戮俘虏与平民却司空见惯。现在，这场演习的一小部分成绩就显现在这座阴森荒凉的墓园里，墓碑上依稀可辨的死难者最小的只有14岁！我相信每一位死者都有经历死难的过程，它很可能就是一段惨不忍闻的恐怖故事，被野草吞噬殆尽，更已被活着的人们遗忘。透过这全国惟一或高或低的墓碑塔林，我似乎透过去看见重庆医科大学那座全国最高的不锈钢塑像，借用马克思先生的一句话：“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武斗与毛塑像是文革中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败亡者葬身于墓碑之下，胜利者则以建毛塑像彰显自己的功绩。
拨拉开疯长的杂草辨认那墓碑上依稀可见的铭文，记忆似乎也被发掘。虽然遥远，我记得当年我们是同情和支持重庆“反到底”的，他们还被称为“砸派”。当川省革委会成立之时，我还亲自捉刀拟就了一篇《“砸派”的骄傲》借题发挥。那么，当年必是“815”的反对者。如今看着这碑塔上诸多“815”的标志，却涌起一股感激钦佩之情，无它，只因为这座墓园为那段历史留下一抹印记，尽管这抹印记相对于文革的死难不过九牛一毛，但若无此存照，连这一毛也没有了。于是就感觉到一种神圣。
面对着这神圣，又想起今年3月14日，我到了兴凯湖。在当地的询问也是毫无结果的，只有北大荒纸业的张副总算是有了答复。他开车带我到一段无名沙石公路上，路两边是尚未生出新叶的树林，林间长满枯黄的野草，这里曾经是北大荒劳改场那些死难右派的坟场。这里只是“2号病区”的死难者的归宿，还有其他几处类似的墓群，张先生也仅知道大概区域，不知具体地点。张先生说这一片原来有一二百座坟茔，大抵都是在“困难时期”饿死的，基本都是北京发配过来的右派分子。修这条路时铲平了大部分，现在路两边还有一些。我在路两边的枯草丛中寻得十几块墓碑，那些水泥墓碑有的已经被损毁了，至于坟茔则全无。张先生说，八十年代曾经不时有亲属来扫墓的，这几年已经没听说有人来了。
思绪随即泛滥开来，不过十天之前吧，西班牙法官加尔松颁布了一个司法决定：掘开西班牙内战英雄佛朗哥统治时期19处“万人坑”以判定死难者的骨骸身份。这个决定认为，佛朗哥在1936年7月开始的内战中以及其统治的前期，直至1951年12月，伙同他的34名主要助手致使114266人“失踪”，他们大抵葬身于这19个“万人坑”里。加尔松法官认定佛朗哥及其主要助手应该对此“反人类罪”负责。相关的报道称此举为并非孤独的举措，2007年西班牙政府便以“人权记录不良”为理由，宣布禁止所有与佛朗哥有关的公众纪念活动，取缔了他的塑像、纪念堂，改掉了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评论认为，这一系列举措如同以前智利对于皮诺切特政权、南非对于种族主义政权的处置类似，“原谅与忘却”不等于掩饰罪行与罪责；只有在廓清事实分辨出罪与非罪的前提下才能表明现政权的基本态度，才可能真正实现和解，避免社会动荡与冲突。掩饰罪恶只能证明掩饰者同流合污的价值取向。
杜甫诗云：“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鲁迅先生也说过：“一个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杜甫描述了现实，鲁迅指出了希望。西班牙人应该属于“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佛朗哥一手培养的权力继承者并没有鼠目寸光地“为尊者讳”，而是“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捍卫了历史与未来的尊严。我想，我们这个民族是现实与希望并存的，除了杜甫描述的现实之外，这个阴冷潮湿的墓园，无疑是在向我们展示死尸的沉重，然而这份沉重并非“懂得”，只是遗忘之后的剩余。老毛的反人类罪行无论动机或效果都远超过佛朗哥，然而几千万死尸在他的面子前都变得“轻如鸿毛”了，我们这个民族希望何在？我忽然又想到，在我的原籍，河南信阳，当年饿死了百余万农民，谁会为“信阳事件”立一块碑呢？而那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则饿死了三千余万百姓，谁又会为他们立一座碑呢？脑满肠肥的官僚们会不约而同地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树立一座又一座恩惠者的塑像，但决不许可为“大饥荒”以及文革灾难夺去的生命立任何碑的。那么这个官僚阶级又能有多大的希望呢？
因此，沙坪坝公园里这座不起眼的墓园是神圣的，它在提醒我们：希望也是很沉重的。
（2008.10.29首发天益杂文；11.10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