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说：“文革”是当代历史悲剧中最深刻的一幕。（１９８６年８月２８日《文摘报》）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建议（见《文汇月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所载《建立“‘文革’学”雏议》）。四川省青年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学术理论部于１９８６年７月召开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据《理论资讯报》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２日报导：“与会者一致认为：‘文革’作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史之长，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文革’的研究的历史价值是丰富而巨大的。它可以说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绝妙的‘展览馆’和‘资料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都在这场运动中进行了最充分的表演；中国历史上所积淀的种种弊端、恶习也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因此，给‘文革’下政治结论还仅仅涉及了它的一个方面，并且仅仅是研究的开端而远非终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造‘文革学’的动议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我在《漫谈“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编入《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一书）中谈了肤浅的意见。现在再谈谈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呢？可以说，所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一个已经研究得很透彻。这里不可能列出所有的研究题目，只能举例说明。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弄清“来龙”才能够弄清“去脉”。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就是研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已经总结出一些最重要的教训，有待于科学地阐明；更多地教训还有待于总结。
与研究“文化大革命”其他问题比较起来，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由来的人多起来了，议论纷纷。提出各种见解。这是好事。许多说法表面看来不相同，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说的，并不矛盾。有的说法是否正确，还值得考虑。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还是粗线条的，并未充分展开。诸如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科学地加以说明：
１、“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一般从１９５７年说起，总的说来这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不能割断，可不可以上溯若干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一历史阶段中作为支流或者末流的“左”的偏差（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左”的偏差、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的偏差、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偏差）与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有什么样的关系？
２、八大开得很成功，八大作出的许多重要论断是很正确的。但是任何认识总是要受到时代的限制。八大也有不足的方面。（《胡绳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写问题》指出：“如果认为这个决议［按指八大的决议］完全正确，已经完全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一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问题？八大没有宣布过渡时期基本结束，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党中央委员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外，就可以全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２０７、２２６－２２７页）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问题？八大也没有宣布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消灭，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问题？总之，八大有哪些不足的方面，它与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有没有关系？
３、反右派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这与毛泽东１９５６年关于党内一百万知识份子主要代表富裕中农的认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０２页）有没有间接的关系？所谓“右派分子”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事实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甚至宝贵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定为“右派言论”说明了什么问题？据《报刊文摘》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８日报导：青年作者沉杨在题为《论１９５７年》的文章中，提出以下见解：１９５７年我国为何骤然兴起一场风暴般的“反右”？我国的历史为何从此揭开了极不正常的一页？结论决不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国际上的“反华逆流”，更是区区不足以挂齿。历史迅猛地前进，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象：要求有科学知识管理技能、现代心理素质的大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业）产生了，管理它的却是农民、手工业者出身的干部！这个矛盾，在解放初期，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我们拥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这古老的工业部门的时候还没产生。或只是初见端倪。而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已经是十分突出了。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新形态。它的社会表现，是管理者与生产工作者之间的矛盾，是官僚主义、瞎指挥这种社会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不大醒目，被我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掩盖着。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完成以后。敌对阶级间最引人注目的矛盾基本解决了，多年的对立面的消失、地位的日高，使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拉开了。贪图安逸、官僚主义便日益成为突出的问题。总之，１９５７年的风暴之根源，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谓的“右派进攻”，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沉杨的认识是不是正确呢？更重要的问题是：除了冤屈了几十万人（其中有不少我国著名的知识份子）并且波及更多的人而外，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４、舒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发生‘文化大革命’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上左的错误发展的结果。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这个要明确。但是，没有经济基础不等于说没有经济上的原因，没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座》第５９－６０页）这是《历史决议》的观点。但是，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大跃进”是如何形成的，这当中有什么严重的教训？“一大二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１９５８年提出的建立人民公社的主张的实质是什么？“大跃进”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怎样的联系？《历史决议》所说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表现在哪些重大问题上？何以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毛泽东何以认为“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历史决议》所说的“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是哪一些？党内上层在经济建设上有哪些分歧？这些分歧是怎样演变为所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大跃进’碰了钉子，遭到了困难，毛泽东同志的心思转到阶级斗争上去了。”为什么他的心思要转到阶级斗争上去？邓力群在这本书里又说：“他（按指毛泽东）自己对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没管，专门注意去搞阶级斗争，催促各个地方抓社教试点。”这又说明了什么？等等。
５、《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李南熏在《在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载《理论内参》１９６８年第２期）里论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李南熏之说是否正确？严家其、高皋在《“文化大革命”再思》（载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５《文汇报》）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说法有所不同。他们得出结论“５０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能不能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能不能说社教的失误是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的失误？
７、“反修”是个重大问题，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关系太紧密了。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乔木同志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的时候说，如果没有国际的反修，那国内的反修防修的任务很难提出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对６０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当怎么看？从原则上来讲，不能认为全部是错的，也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有对的方面，也有错的方面。”高放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修”都是不正确的，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搞修正主义。高放的意见与邓力群的意见未必是完全对立的，一则邓力群承认“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再则他们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有所不同。邓力群说的是“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高放说的是系统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恐怕不包含“对外追求霸权”这样的内容。黎澎也完全否定了“反修”，他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载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２日《世界经济导报》）中，在回答“那么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呢——革文化的命？还是像１９４２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但他所凭藉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这就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几年，看到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０年，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经极端化的表现。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更僵得连弯都拐不过来了。”（引者按：过去全党有教条主义的问题；如果就毛泽东来说，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问题。）黎澎完全否定了“反修”，这里的“修”，恐怕也不包括“对外追求霸权”这样的内容。显然，以前说陶里亚蒂搞了修正主义，说南斯拉夫搞了修正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以前说苏联全面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不正确的。全党怎么弄错了的？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弄错了？这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联系异常紧密，应该作科学的具体的说明。
８、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中央搞了“修正主义”？他所说的“中央”是指中央第一线还是指中央某一位或某几位领导同志？他为什么会得出错误的认识？
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能不能用以说明我们过去的个人崇拜现象？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有人说七大前后就开始有了，有人说１９５７年以后才开始有，有人说，个人崇拜早就有了，但只是支流或者末流，１９５７年以后才成为严重的弊病。哪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１０、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的关系如何？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黎澎说：“个人专断是个人崇拜的基础。个人崇拜从哪里来的？还是由于个人专断”戴晴说：“我理解的同好相反，没有个人崇拜．专断是专断不成的。”黎澎又说：“不然。个人崇拜，从眼下看，至少再出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而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广大，与中国小农经济联在一起。也就是说，一是有人要人崇拜；二是有人要去崇拜。你想想，萌芽在哪里？就在个人专断。能不能说两种说法都有点道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相互助长、互为因果？
１１、毛泽东写出过《关于健全党委制》这类著作，也论述过民主集中制，以“霸王别姬”的故事告诫专断而不改正的人，何以自己犯了个人专断的错误呢？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有人认为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有人认为是小农思想的反映，这些看法符合事实吗？有人认为，这些看法表面看来深刻，实际上流于空泛，根本不能说明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根本原因在于他要维护自以为正确的“左”领主张。毛泽东知道个人专断是不好的，但既然坚持自己的“左”倾主张，就不得已而为之。对付不同意见，也就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吗？
１２、是《历史决议》指出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还是毛泽东利用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１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黎澎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里说：“１９６６年开头恐怕是想把运动范围框在文化之内，革文化的命。”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１４、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出现了不少极为反常的现象。如毛泽东让江青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保密？明明是毛泽东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却偏偏要在《纪要》的标题上加上林彪委托，这些说明了什么？
１５、有一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里的种种反常活动，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中央第一线的。批判《海瑞罢官》，不过借题发挥，实际上指责了中央第一线过去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批判所谓“文艺黑线专政”，当然指责了文艺界，更重要的是指责中央第一线搞出了个“文艺黑线专政”。批判彭、罗、陆、杨，更是直接指责中央第一线了。在准备阶段，实际上对中央第一线已不信任。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１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这个初衷是否正确？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乔木同志说，如果毛泽东同志活着的话，很想问问他，究竟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说，他估计，毛泽东同志也很难回答清楚。”毛泽东恐怕确实很难回答清楚。这说明了什么？
１７、在准备阶段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否已经基本形成？或者说，这时已经形成了哪些主要论点？１９６６年的“五七指示”，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１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个说法本身意味着什么？
１９、在准备阶段里，中央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
２０、准备阶段的种种问题，集中地暴露了哪些弊端？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
２１、“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是什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２２、《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毛泽东对于会议的议题、文件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当时毛泽东在外地，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说明了什么？中央第一线实际上是不同意《五一六通知》的。但是通过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历史地看，会议有没有可能抵制错误？
２３、江青等人在会外进行了哪些实际上反对中央第一线的活动？她何以能够进行这些活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林彪的思想吗？为什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对林彪的讲话感到不安，而中央却转发了林彪的讲话，而且评价如此之高，这是为什么？
２４、《五一六通知》是错误地批判彭真和中央第一线的产物，是“左”倾的纲领。它通篇在表述上都有含混、笼统、旁敲侧击等特点。连张春桥也说过他当时不知道“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仅就这个特点来说，它又不像个纲领。这是怎么一回事？
２５、“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可以不可以说是踢开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闹“革命”？
２６、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致江青的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要害是什么？
２７、“牛鬼蛇神”并没有确定的含义，巴金说它翻译成外文是“妖怪”、“黑帮”、“保皇派”等也没有确定的含义，使用这类词语定罪，说明了什么？
２８、围绕着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的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工作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批判派工作组、批判工作组的实质是什么？批判派工作组、批判工作组的后果是什么？何以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状态？高等学校广大师生之间的分裂状态是怎样造成的？
２９、最初出现的“红卫兵”的宗旨是什么？毛泽东何以赞赏和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及精神万岁》？
３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８月４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极其严重地指责了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又改变全会议程，说明了什么？《十六条》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它有没有比较正确的方面；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什么？中央领导机构既已改组。为什么还要把“文化大革命”开展下去？为什么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说经毛泽东同意把“接班人五条”改为三条。这说明什么问题？《十六条》既已勉强通过，全会闭幕后在运动的领导上为什么不按《十六条》办事？中央既已有了新的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什么不尊重新的领导机构。而以“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３１、为什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八一八”大会（“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在大会上所作的打倒一切、破“四旧”的讲话起了什么作用？毛泽东为什么同意这个讲话？
３２、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破“四旧”的情形是怎样的？它造成怎样的灾难？
３３、对红卫兵运动应该完全否定，但对红卫兵要作具体分析。红卫兵运动有哪些危害？对红卫兵应该作怎样的分析？
３４、全国大串连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中央、国务院为什么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师生来京参观？
３５、１９６６年存在不存在所谓“资反路线”？毛泽东为什么执意要批判“资反路线”？批判“资反路线”受到哪些抵制？批判“资反路线”的恶果是什么？为什么出现了毛泽东意料不到的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３６、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后存在许多矛盾的现象：说的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抄、抓；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实际上支持打击几乎所有领导干部；说的是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挑动群众斗群众；９月中旬发出文件要求“抓革命促生产”，转瞬间下发两个“十条”，要求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是怎么一回事？
３７、１９６６年年底，局势已很严重，这是错误发展的必然，当时却认为“形势大好”。为什么在对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发生如此大的偏差？
３８、支持上海所谓“一月风暴”为什么不经中央讨论决定？江青一伙何以能够把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非法地打下了台？有一种观点：支持并且号召夺权既基于幻想，又出于无奈。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有一种观点：“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制定《五一六通知》时就想到的，甚至也不是制定《十六条》时就想到的。而是批判“资反路线”的恶果，是犯了严重错误又不自觉其为错误因而加以坚持的恶果。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３９、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当时是不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毛泽东的意图常常不能实现，为什么？
４０、许多部队开始“支左”时都支持了所谓“保守派”，都犯了所谓“错误”，这说明了什么？
４１、《公安六条》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没有比较正确的一面？
４２、为什么“大联合”始终搞不起来？这对运动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４３、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八条和十条是不一样的，变化很大。为什么变化很大？
４４、“二月抗争”是大义凛然的斗争。在具体做法上、表述上有没有不够周到之处？陈毅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在怀仁堂会议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ＸＸＸ、ＸＸ，还有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上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的这一番话说明了什么？
４５、号召全国全面夺权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有着什么关系？为什么全面内战难以制止？是怎样一步步地走上打倒一切的邪路的？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此文是毛泽东审阅过的。它极为蛮横地给刘少奇扣上“假革命”、“反革命”、“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帽子。何以会发生如此反常的事件？这对打倒一切有着怎样的影响？揪所谓“叛徒”，违反党的有关规定。由群众组织来揪，没有确定的标准，打击一大片，残酷斗争，逼、供、信，任意株连，是完全错误的，错误也是显然的。为什么要号召揪所谓“叛徒”和实际上允许这样搞？
４６、所谓“革命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若干“权威”的批判文章，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为什么从１９６７年４月起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它在哪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它反映了怎样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在手法上有哪些特点？它造成了什么危害？
４７、武汉“七二Ｏ”事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大规模的抵制行动，是值得认真地进行专题研究的。武汉军区何以支持“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何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不听中央文革的话？“百万雄师”何以愤慨？“七二Ｏ”事件的爆发有没有必然性？偶然因素是什么？“七二Ｏ”事件揭示了什么？对“七二Ｏ”事件所作错误处理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４８、为什么１９６７年７、８月间局势发展到掌握不了的程度？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视察华东、中南和华北地区时所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在政策上有哪些改变？为什么既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又转发林彪的“八九”讲话？这里有什么严重教训？
４９、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号召在全国揪“五一六”？是不是仅仅为了反对污蔑周恩来？为什么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揪“五一六”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５０、为什么制造出“杨、余、傅事件”？
５１、为什么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为什么政策界限模糊？
５２、为什么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提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出于何种考虑？
５３、所谓“全国一片红”说明了什么？有一种观点：“全国一片红”既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想到的，也不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时所完全料到的（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说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而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的必然结局。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另有一种观点。打倒那么多领导干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他始终不赞成打倒一切（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３月说过对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是错误的）；但是坚持“左倾指导方针必然打倒一切。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５４、九大的召开一再延期，这说明了什么？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请说明这是错误发展的必然。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
５５、所谓“斗、批、改运动。问题极多。为什么要提出“斗、批、改”？“斗、批、改”的本质是什么？各项“斗、批、改”活动总的说来是错误的，错误是如何形成的？有的活动是不是有合理的因素？何以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斗、批、改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５６、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要搞掉刘少奇同志，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他的那套观点得到实行。就需要有林彪这个人。他已经认定了刘少奇同志必须整倒，要在两个中间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选择。但是在党内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基础。拿我来讲，过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泽东同志的争论，觉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会打仗。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据我的接触，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选择。不能说不包含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林彪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林彪成为“副统帅”？
５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又说明了什么？
５８、有一种观点：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有难解难分的两个方面：一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二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互争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两个集团争权夺利更不能忽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５９、当时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晚何以作出讨论、学习林彪２３日讲话的安排？九届二中全会何以不按民主集中制解决分歧？何以到会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觉察林彪的阴谋？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看，有什么严重教训？
６０、一个元帅、党中央副主席，为什么要逃跑？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如何阐明这个重要的论断？
６１、林彪集团有哪些不同于江青集团的特点？
６２、“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林彪集团，有哪些不实事求是之处？
６３、有一种观点；粉碎林彪集团是毛泽东的功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毛泽东能够粉碎林彪集团。如果不粉碎林彪集团则后患无穷。问题在于，此后在实际上更加重用江青集团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６４、１９７２年，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的意见？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
６５、毛泽东为什么提出“批孔”的问题？“批孔”的实质是什么？江青一伙何以又嚣张起来？中央为什么转发江青个人关于“批林批孔”的信件？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把矛头指由周恩来，既肆无忌惮，又隐晦曲折，这是怎么一回事？
６６、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尽了坏事，他们何以能够为所欲为？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态度，前后有哪些变化？为什么到最后也不下干掉江青一伙的决心？有一种说法：毛泽东越到后来越厌恶江青，因为她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得过紧，而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对江青除了批评批评而外无可奈何。主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能单从江青有特殊身分上去解释。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国外有一种说法：江青一伙是“文革派”、“激进派”。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６７、在九大以后，每到“权力再分配”时总要发生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又说明了什么？
６８、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实质是什么？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质是什么？毛泽东１９７４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因何而发？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理论上有哪些错误？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准发表？
６９、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实质是什么？起过哪些作用？有一种观点：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起过很大作用，在客观上是粉碎“四人帮”的武器，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７０、为什么要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１９７５年底，毛泽东显然并不要打倒邓小平。是怎样迅速走上打倒邓小平的歧路的？
７１、请准确地说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由来。
（六）其他
７２、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极重要的一个论断。请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说明这一论断。
７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
７４、“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有一些在毛泽东意料之中，更多的在他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的估计，有过多次变化。这是怎么一回事？
７５、在《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戴晴问：“您认为，类似‘文化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不会重演？”黎澎答：“历史总会重复的，特别在基础不变或几乎未变的情况下；但它决不可能在原地原样重复。历史的发展是螺旋状，这是谁都知道的。圈子转得有时候密一点，有时候疏一点，不一样。如果老在原处转，进步就停滞了。当然人物情节可能不同．但性质总是相近的。比如早两年有人想重演‘文化大革命’，虽然时间很短，但也有点似曾相识的样子。”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７６、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更好地进行探讨，除了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建议同志们对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认真读一读恩格斯１８９０年写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第４６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合力”说。请运用“合力”说分析“文化大革命”。
７７、舒乙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６日《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谈“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现象。文章说：“自杀”这个词在一个相当不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了一个很忌讳的词儿。有一个时期，这个词是用一句完整而恶狠的话来代替的，叫做“自绝于人民”。以后，到了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又换了一个似是而非，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片语，称之为“非正常死亡”。在正规的悼词中往往称之为“含冤去世”。总之，碰见这几句话，不用问，准是自杀的意思。究其来由，可能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都应是准备为正义进步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如果自杀，便是放弃战斗，等于背叛了那事业。那么，接下来的逻辑，这种行为理应地被视为是可耻的。然而，这个假定，和由此导出的清规戒律，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的自杀，多少年来一直在亿万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当成教育子孙后代的绝好教材。在国外，在受到亿万群众敬仰的伟大人物之中，自杀而亡的也不乏其人。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自杀而轻蔑他们。他们的名字是保尔拉法格、萝拉马克思、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杰克伦敦、海明威由此看来，我们自己的非此即被的简单分类法倒是值得重新审视。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的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文革”中的自杀者成为一批倔强的叛逆者、抗议者。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舒乙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请以事实为基础，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现象。
７８、上官冰在《虔诚的整人和谈整》（载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９日《人民日报》）中说。“当时，至少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绝大多数人无不相信是‘好人’整坏人，是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整‘一小撮’。可怕的是这个绝大多数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正是在号召之下，凭着这个信心，理直气壮地去‘整’那‘一小撮’，或者赞成别人去‘整’，或者不反对别人去‘整’。更加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边，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的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即便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也总是有错误，被‘整’得痛一点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比群众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才活得下去，否则‘牛棚’里就不可一日居了。如果没有这一切，如果一边只是一群‘打、砸、抢’的暴徒，一边都是清醒的自知无罪无辜面遭冤受屈之士，‘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请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７９、严家其、高皋在《“文化大革命”再思》中说。“近几十年来，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经济改革潮流，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这一伟大改革潮流的顽强的抵抗。”在一定的意义这么说，是深刻的。请加以研究
８０、邵燕样在《建立“‘文革’学”刍议》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 在“‘文革’学”中，对于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应有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邵燕祥的意见是应予考虑的。我们对林彪、江青研究极少，而研究林彪、江青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应该说，难度很大。
以上列出８０条。重复地说，这只是举例。可能有些重要问题没有提到。
（大仙鹤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