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调查记者孙春龙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fd9ff0100077f.html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孙春龙
很偶然地接触到这个群体，后来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朋友，成了朋友之后无所不聊，包括他们内心的隐私和伤痛。明年，将是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批示发表40年周年，40年，可以让一个人遗忘好多事情，但有些人，那些内心的苦楚却日益揪心。四十不惑，四十更惑。——作者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位于黄土高坡的陕北延安，至今还生活着300多名当年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9年初，包括1200多名管理干部在内的逾2.8万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市，散落于1600多个大队从事农业劳动。
这位朋友说，他认识一位目前依然留守在延安市黄陵县的北京知青，这位知青名叫高玉珍，不幸的是，高玉珍在不久前刚刚被查出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躺在自家炕上养病的高玉珍拉着这位朋友的手说，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一次北京，再看一眼生养了她的家乡。
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希望作为记者的我，能通过我的报道，让高玉珍实现她的愿望，并且能关注一下这个早已被社会所遗忘的群体。一个多星期后的2006年9月19日下午，我抵达陕西省黄陵县，打电话给当地的另一位知青陈志，陈志在当地留守知青中较为活跃，和大家联系广泛。我希望他能陪同我采访高玉珍以及这些至今依然留守的陕北的北京知青。陈志说，他就在高玉珍的家里，不祥的是，电话那头，同时传来几声苍凉的唢呐声。陈志接着说，高玉珍在早上已经走了……
谨以此文，献给未及谋面的高玉珍以及她的战友们。
1．没想到，她还是埋在了这里
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唢呐的声音悠长而又空旷。唢呐吹出的陕北小调《三十里铺》让高玉珍的葬礼显得更为冷清和凄凉：“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好了个三哥哥/他是奴家的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都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高玉珍的家位于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两孔极小的窑洞，前来吊唁的人甚至难以落足。陈志等五位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当地丧俗中最高规格的礼迎。
“北京没有来人。”陈志解释说。高玉珍的娘家在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
1969年2月5日，年近20岁的高玉珍坐上西去的知青专列，来到延安市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都不可否认，那是一列充满歌声和憧憬的列车。曾是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的高玉珍，心中同样充满了激情和梦想。
说到高玉珍，当地每一位和她熟识的人，都会提到在她插队期间发生的那个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故事。
那是插队第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刚刚躺到被窝里的高玉珍被同住一宿的三位女知青唤醒。“去，到门外面把尿壶给咱提进来。”高玉珍什么也没有说，起身准备穿衣服。同宿的女知青劝她，还穿什么衣服呀，尿壶就在门外面，不够麻烦。
对于同室的三位女知青的话，木讷老实的高玉珍通常都是言听计从。高玉珍长得又矮又丑，经常受到其它人的欺侮和排挤。每天出工回来，她要为大家做饭，而且往往是别人吃完了才能轮到她吃。做饭之前，她的手要在大家的监督下洗上四遍，因为大家觉得她不讲卫生。睡觉的时候，她也不能穿衣服，同宿的知青觉得她身上有虱子。对于这些无理的要求，柔弱的高玉珍从来不予争辩。
高玉珍光着身子下了炕，刚出了窑门，就听见身后哐嘡一声，门被从里面插上了。接着，同室的三位知青一齐大喊，有贼了！抓贼啊！一刹那，同院里住着的男知青们纷纷打开门来，亮闪闪的手电筒一齐向高玉珍照来。窑洞里的三位知青笑成一片，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一个院子。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杨服焕，杨服焕家徒四壁，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面对深夜闯进家门的高玉珍，善良的贫协主席杨服焕急忙取来一床破棉被将她裹起来。
若干年后，在北京的一次知青聚会上，三位捉弄高玉珍的知青提到这个恶作剧时，心中充满了悔恨和不安。但在那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知青们的排挤和歧视，善良的杨服焕最终成了高玉珍在当地惟一的依靠。半年后，高玉珍怀孕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县上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将贫协主席杨服焕五花大绑，初定20年刑期。批判会设在村头的一片大操场，几乎全乡的人都跑来看热闹。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矮小瘦弱的高玉珍也来到了会场，她走到杨服焕的身边，解开绑在杨服焕身上的的绳子，坚定地告诉政法组的人，“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
政法组的人惊呆了，他们实在想不通，一个北京学生，竟然能看上杨服焕这个鳏夫，家里穷没文化都不说了，杨服焕的长像也是奇丑无比，秃头、天生罗锅，而且还是柳拐腿。
“你真的是自愿的吗？”政法组的人再一次问到。高玉珍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政法干部一时不知所措，批斗会被迫中止。之后，有人向政法组建议，不如让他们两个结婚算了。但因为高玉珍身为知青的特殊身份，当地政府根本不敢做主。知青的管理干部也找高玉珍做工作，称只要她告杨服焕强奸，就让她提前返京。这个对于知青来说最大的诱惑，也被她断然拒绝。
高玉珍的事情最终惊动了中央，在相关部门的批复下，北京市民政局为高玉珍和杨服焕签发了结婚证。高玉珍夫妇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北京知青和当地人结婚的案例。
这次意外的婚姻，让高玉珍返京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当10年后北京知青大返城时，高玉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1986年5月，按照当地政府照顾北京知青的相关政策，高玉珍进入当地的乡政府工作。
工作后的高玉珍无法忘记自己的家乡。1988年，高玉珍回了一次北京，她把大儿子的户口迁到北京，落户自己的哥哥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个知青家庭可以把一个孩子的户口迁回北京。对于那些流落他乡的知青来说，这是此后能让他们魂归故里的最好方式，当他们年迈的时候，他们最少可以到自己的孩子家安享晚年。
但儿子的户口迁到北京仅仅一个多月后，哥哥来信说，户口虽然落到北京了，但孩子以后的工作怎么办？住房怎么办？结婚怎么办？……高玉珍心里清楚，对于同样有着重负的哥哥来说，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高玉珍给哥哥回信说，那就把户口再迁回来吧。
10年后的1998年，是高玉珍最后一次回北京。对于已经退休在家、身体日益羸弱的高玉珍来说，这次探亲之族无疑还有着更多的奢望。让高玉珍失望的是，哥哥家的大门紧锁，四外寻找都没有找到家里的一个人。哥哥是她在北京最后的亲人。这把锁，成了高玉珍的一块心病。此后，高玉珍便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2006年9月19日，58岁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队的长墙村的家中与世长辞。她的离去，使至今还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数变为320人，也让她在弥留之际回一次北京的心愿最终烟消云散。高玉珍的墓地位于黄陵县的桥山之下。桥山是渭北黄土高原向南延伸的一脉，《史记》中“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让这个地方名扬天下。
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龚凤海泪流满面。30多年前，龚凤海和高玉珍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延安，让龚凤海唏嘘不已的是，高玉珍把青春年华都奉献在了长墙村，没想到，她还是埋在了这里。在插队的那么多年里，年轻的龚凤海同样看不起被大家称为“小老太”的高玉珍，嫁给杨服焕这个身上到处都是毛病的人，他更是想不通。但当龚凤海站在高玉珍的墓地前时，他一下子觉得什么都想通了，他甚至觉得，高玉珍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敬佩的人。
“高玉珍的婚姻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很大，有人觉得，这些北京人结婚不讲什么门当户对，对当时风行的买办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堪比‘梁祝’。”龚凤海说。在高玉珍病重期间，龚凤海曾和她谈起那个疯狂的年代和那个冬日深夜发生的改变了高玉珍一生命运的事情，让龚凤海意想不到的是，高玉珍说，她做的事情她从来都没后悔过，她谁也不怨，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当高玉珍走入墓地的时候，留守知青们仔细回忆高玉珍的婚姻时，他们突然觉得，他们一直认为生活很悲惨的高玉珍，在婚后其实生活得非常美好，不论是苦难或者富有，他们都不曾背弃，他们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多少个家庭因此分崩离析，但高玉珍依然坚守着在别人眼里猥琐不堪的丈夫。在龚凤海眼里，高玉珍至少在精神是满足的，因为她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
2．龚庄村的真正主人
“没想到，她还是埋在了这里。”当龚凤海对高玉珍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其实更多地说给自己。龚凤海插队的地方叫龚庄村，这或者是一个巧合，抑或是一个隐喻。在龚凤海到来之前，龚庄村并没有一个姓龚的。初来乍到的龚凤海感到稀奇而又豪迈，“看来我才是这个村庄的真正主人。”
一语成谶。年轻好强的龚凤海绝对不会想到，他将面对和高玉珍同样的宿命。
刚插队时，队长发给他一条鞭子和一群羊。龚凤海细数了一下，整整30只。拿惯了钢笔的龚凤海对细竹杆做成的皮鞭并不是很适应。但仅仅两天后，他就会在山坡上甩出一记漂亮的响鞭。两年多后，龚凤海把羊群还给队长时，羊群已经壮大到80多只。
1972年，龚凤海被招入黄陵县某劳改农场工作。刚去的时候，龚凤海给领导提出要去开汽车，领导告诉他，汽车太贵重，出了事损失太大，结果派他去开拖拉机。之后，龚凤海还当过保管、看过大门、做过收发，但是始终没穿上制服。在一个司法系统的部门来说，制服，意味着身份的不同。
1979年4月，知青大返城那年，30岁的龚凤海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某公司当司机。然而仅仅一年后，他出人意料地要求调回黄陵原单位。龚凤海认为，他之所以要回到陕北，是因为多年来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习惯，而在北京反倒让他感觉不适应。如果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理由似乎有些勉强。熟悉龚凤海的知青认为，龚凤海在北京呆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倔脾气导致他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日益变化的社会。
1983年，在别人的介绍下，已经34岁的龚凤海和一位当地人结婚。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对于他这个大龄青年来说，能找到一个对象真是难上加难。介绍人告诉女方，龚凤海工作很认真，还是北京知青，以后肯定会有前途。但是，龚凤海的前途迟迟无法到来，三年后，两人离婚。
龚凤海最为看好的前途就是转干。他身边所有和他一同参加工作的人都转干了，却一直轮不到他。一些心底善良的人暗示他，你应该去找找领导。龚凤海却觉得，请客送礼的事情他绝对不能干，他也不能助长这个社会悄然兴起的不良现象。
离婚三年后，经别人劝解，龚凤海与离婚的妻子又生活在了一起。复婚后不久，妻子考上了公务员，也劝龚凤海能参加公务员的考试。1991年，龚凤海走进了试图改变他前途的考场，对于大龄且只有初中学历的龚凤海来说，这次考试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出乎意料的是，龚凤海故意在考卷上写上很大的字，几个字就占满了试卷。“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抵制，如果公平公正的话，我早就应该转干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参加考试。”龚凤海如此解释当年的动机。
结果在意料之中，龚凤海名落孙山。没有人认可他一时的英雄之举。之后不久，妻子再次提出离婚，龚凤海背起铺盖卷，搬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一住至今。在此期间，曾有好多热心人给他张罗介绍对象，但对方见他连个房子也没有，常常是第一次见面后就告分手。为此，龚凤海找单位领导要房子，领导说，按政策规定，单身是不能分房子的，况且你是一个北京人，迟早要回北京，要房子有什么用，除非你在这里结婚，才能考虑给你分房的事情。
先有房子还是先娶媳妇，龚凤海一直在这个鸡与蛋的先后问题上被忽悠着。2003年7月，当孑然一身的龚凤海办理完内退手续后，他终于明白，龚庄村其实就是他真正的家乡，北京，那个遥远的大都市，只是他生命旅程中一个再也无法回去的起点。对于返京，龚凤海已不再想了，他称自己没法面对哥哥嫂嫂们，“就我目前的窘境，回去不是寒碜他们吗？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何况我姓龚，龚庄村才注定是我最后的家园……”
退休之后的龚凤海突然发现，以前对他小心翼翼的一些领导和同事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一位要好的同事点破其中的玄机：其实领导希望你早点退休的，因为你在岗位上的时候太认真，好多事情让大家过于尴尬。龚凤海不得不再次总结自己的过去，尴尬的事情真是不少。开车的时候，有人想用车办点私事，龚凤海说，这可是公车呀！来者悻悻而归。看守劳改场的大门时，经常有同事找他，希望能把别人托付转交的烟酒等东西转给里面服刑的犯人，龚凤海拿着东西就告到领导那里。对于这些被龚凤海摆到桌面上的事情，领导有时候会犯难。
让龚凤海担忧的是，现在的家庭教育有一个很消极的主导思想，就是每一个父母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亏，“有这种思想的人长大了，就想占别人的便宜，这样的领导，能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吗？”龚凤海曾经亲历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无意中看到他工作时获得的一大堆奖状，非常羡慕地问他：“总共发了不少奖金吧？”龚凤海无言以对。
龚凤海的宿舍墙壁上，贴满了身着三点的美女招贴画，已经58岁的龚凤海的这个做法，招来了当地人的不少非议。有人认为他有些不正经，“肯定在外面胡来。”龚凤海则十分坦然，“女人是男人爱的，但不能胡爱，谁不爱看养眼的美人？别装得像根葱似的。一个家里，要有男人和女人才会显得和谐。你瞧，我家里有这么多美丽的女人。”
龚凤海自豪的语气中让人感到些许心酸。
退休后的龚凤海并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但他每天早上出门前都要在镜子前把自己梳洗得干干净净。镜子左上角插着一张毛主席像，更多的时候，龚凤海是对着毛主席的像在梳洗自己。“早上看他老人家一眼，我一天都会有精神。”龚凤海说。
一个人的生活让龚凤海可以静静地思考许多问题，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有三件大事曾让他猜中，一个是邓小平复出，一个是刘少奇平反，一个是发行大面额的钞票。龚凤海还有一个预言，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后，国家肯定会来一次整风运动，到时候监狱还要扩建。
在龚凤海身上，依然能感觉到当年的自负与纯真。在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年出生的人的眼里，他们这一代人，受集体主义思想影响很深，不会滋生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他们这一代人没走上领导岗位，是国家的损失。
他的言论让许多人都觉得他有神经病。龚凤海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可能有神经病，因为他发现，这个社会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他无法理解。一次他碰见一位乞讨的小孩，孩子说他的母亲得了重病，需要钱，他随后掏出10块钱，旁边的人却笑他，说那个小孩是骗子。龚凤海说，如果那个小孩不是骗子，那我不是错过了一次帮助别的人机会，如果大家都这样提防着别人，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亲切感？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说是深圳警方将卖淫女示众，结果引起了舆论的非议。龚凤海称，在毛主席时代，妓女是被彻底消灭的，是需要坚决打击的，现在拉出来示众，怎么大家都不愿意了？他穿了20多年的一件风衣至今还在身上，到处都是补丁，有人笑他丢人，而他觉得，笑他丢人的人才丢人呢。还有，庄则栋连续拿了三次世界冠军，国家奖励了他一辆摩托车，而现在，稍微有些名气的运动员，就到处都有豪宅。
更让龚凤海难以接受的是，家门口的大街上，灯红酒绿的按摩院越来越多。为此，他经常和离他住得最近的留守知青于广云争辩，于广云认为，时代在变，现在干什么事情都讲人性化，按摩院固然存在，你管好自己就行，管那么多干什么。而龚凤海则称，再人性化，传统精神不能丢。为此，他准备写一幅标语贴在大街上：“预防艾滋病，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龚凤海自己也承认，这其实只是一句气话，如果他真的敢贴这样一幅标语，肯定会有人敢揍他。“人生就是这样，该认卯的时候就要认卯。”龚凤海用夹杂着陕西方言的北京话说。
龚凤海和于广云在一起就抬杠，他们争论的事情很多。龚凤海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于广云则说，早就结束了，媒体报道说，90后的人都开始登上舞台了。龚凤海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即使他们这一代人都离开了，历史也不会结束。他已经做好打算，在他死后，他一定要让后人用陕北最好的石头为他刻一个墓碑，立此存照，若干年后，考古者会发现这块墓碑，为重新研究和开启这段历史。于广云趁机挖苦他，谁给你立这个墓碑，你那里有后人呀？争论不休的时候两人就喝酒。喝多了，他们就一起喝那首让人斗志昂扬的歌，歌的名字叫《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山丹丹开花赛朝霞/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
3．梦里的知青窑
去陕北的外地人，往往被黄土高原上奇特的民居所震撼－－窑洞。黄土坚韧的直立性，造就了这些散落倚居于沟壑之中的洞穴，男人在黄土地上刨挖种收，女人在土窑洞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冬暖夏凉的土窑洞，承载了当地百姓繁衍生息的历史。
来自北京朝外二条的于广云，从北京坐火车到陕西省铜川市，然后换乘大卡车一路往北，铜川以北便进入了陕北的地界，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让于广云感到十分疲惫，但沿途陕北人民那种独特的寄居方式让他很兴奋和好奇，窗棂上的剪纸栩栩如生，门墙上挂满了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和红通通的辣椒。那年的于广云仅仅只有16岁，正是青春萌动的季节，他想，如果自己有一孔这样的窑洞，娶一位漂亮的陕北婆姨，那也是蛮幸福的事情。
于广云插队的地方住的就是窑洞，连做饭也是在最边上的一顶窑洞里，炉火连着炕，饭做了，炕也烧得暖烘烘的。第一天吃饭时，兴高采烈的于广云跑到了最前头，给知青做饭的是生产队派来的，看于广云又小又机灵，顺口叫他“碎猴儿”，并且先给他盛了一碗饭。正准备给其它人盛饭时，窑顶的一块泥皮“啪”地一声掉在了锅里。做饭的问大家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就让‘碎猴儿’一个人吃吧。”碎猴儿从此成了于广云的外号，这个地道的陕西方言，伴随于广云至今。
当年过半百的于广云回忆当年来插队的动机时，他竟然发现，他当时之所以来，纯粹是因为凑热闹。他原本可以不来插队，但看着年轻人蜂拥地往农村去，贪玩好奇的于广云也坐不住了。在黄陵县桥山公社平天村，于广云当了整整八年农民。八年里，年小体弱的于广云受了不少的苦头，但其人小鬼大，编出好多的故事，讲给下地劳作的人们听，他也因此可以少做一些农活。于广云在的地方，大家干劲十足，笑声一片。
但那毕竟是一个单调的年代，面对无法看到尽头的插队生活，贫嘴的于广云，内心里时常充满着落寞和孤独。终于，于广云恋爱了，和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女知青让于广云很感动，因为在其它人眼里，于广云只是一块笑料，甚至玩偶，但这位女知青却给了他十足的尊重和理解，她觉得，于广云是很聪明的，而且心底善良。在谈恋爱上，于广云再次显示出他的睿智。那时知青谈对象都是偷偷摸摸，好多人约会都跑到荒郊野外，而于广云认为，大家眼皮底下的知青窑里最为安全。
两年多的恋爱后，这位女知青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八个多月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于广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这位知青的父母一顿臭骂，赶出了家门。在父母的陪同下，这位知青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于广云至今还清楚地记的，这位知青的父母骂他是流氓。2006年初，于广云回过一次北京，在和当年的知青聚会时，有人建议他联系一下那位曾经和他要好的知青，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你再找也找不回来。
1975年，于广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两年后，他被招进黄陵县机砖厂当工人，随后又调入当地的一家酒厂，工作没几年，酒厂破产。1998年，延安地区为照顾留守知青的生活，将他们统一调入工资较为保障的事业单位，于广云因此被调到黄陵县图书馆。这是他一辈子最为体面的一个工作单位，但在报到第一天，领导就告诉他，你身体不好，就回家休息，不用上班，工资一分不少。于广云很知趣，他知道即使领导让他上班，他也只能干一些打杂的事情。
如今，于广云已经是儿孙满堂。走在曾经插队的村子里，不时会有人给他打招呼，或者开着荤色的玩笑，而于广云，已经会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回应。在留守知青里面，于广云的年龄较小，54岁，但看起来比其它人都要老许多，一口的牙掉得所剩无几。于广云认为是酒喝多了的缘故。
于广云至今还住在酒厂破旧的平板房里，房子里的墙壁上，惟一用来装饰的，是一幅毛主席与周总理在一起的画。平板房本来就很小，又从中间给成家的儿子隔了一点地方，显得更加局促。酒厂位于一条又窄又杂乱的深巷里，酒厂已停产多年，大门口“工业学大庆”的石刻标语依然十分醒目。因为原来的酒厂已经改制，新的领导让于广云搬出去住，于广云不愿意，为此，双方互相充满了敌意。其实对于于广云来说，他并不喜欢这个窄小的平板房，夏天热得要命，住过八年知青窑的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盖了两孔新式的砖窑，很豁亮也很实用。他的老婆，一位心灵手巧的陕北女子，会剪各式各样美丽的窗花。
当年住过的知青窑至今还在，被村里安排给一家贫困户住着。路过的时候，于广云经常会去看上一眼。窑的面墙已经斑驳不堪，窗棂上原有的黑漆已经掉尽，格子上贴着单薄的白纸，风一吹，哗啦哗啦作响，像一本书一页接一页地被匆匆翻过。
1986年，于广云曾有一次可以返京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同时调回北京工作，如果一方是当地户口的，只能接受知青本人的调动。于广云给老婆做工作，让双方先办一个假离婚手续，等他回到北京后，再想办法把她调过去。到北京，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诱惑，一个或许改变命运的致使诱惑。这种假离婚的方式，也是当年众多知青为返城采取的最为直接和奏效的方式。
在于广云苦口婆心的劝导下，老婆终于同意了他的想法。但在办理手续时，有人对他老婆说，于广云这个人不太可靠。老婆立即反悔。于广云返京的愿望彻底破灭，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惟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若干年后，于广云回忆起那次未能如愿的假离婚事件时，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在当年，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为能调回北京工作，曾发生了无数起假离婚事件，但几乎所有的离婚最终均弄假成真。
结婚后，于广云和老婆回过两次北京。在北京，于广云有六个兄弟，但每次回家，他从来不在自己的兄弟家里面住，而是住在昔日插队的战友家里。在战友家里，他可以骂娘，可以喝到酩酊大醉，可以一同回忆那些心酸的往事，而在自己的兄弟家里，他却显得非常生分，有时候，甚至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弹。
于广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香气四溢。“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是猫吃浆子（浆糊）——尽在嘴上挖抓。其实要在北京，饭桌上天天会有肉，鸡鸭鱼肉变着花样吃，这里就不行了，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还有人说闲话。”于广云说。其实经常说闲话的是他的老婆，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打过多次蹩。老婆觉得，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不能吃了今天不管明天。拌嘴时，老婆就会提到二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孩子高烧不退，于广云拿不出住院费，差点耽误了孩子性命的事。说到这里，于广云就不吭声了。
除过偶尔和老婆拌几句嘴外，于广云的生活显得非常平静，一年连县城也去不了几次。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身体都健健康康，相比留守知青龚凤海，他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怨言，也没有更多的期望，“现在即使我有一千万，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花，我还是现在的我，不信咱试试？”
4．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不用去上班，每月月初的时候，都有800多块钱的工资打到于广云的银行卡上。在当地，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是令人很羡慕的事情。不过，知足的于广云偶尔也有失落的时候，失落来自于和北京的反差。2006年初，于广云带着老婆回北京探亲，走出北京火车站，伫立在绵延宽阔的高架桥下，于广云感慨万千，37年前，他从这里搭上西去的火车，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37年后，当把青春都奉献给了那片红色土地的于广云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他发现，自己早已被遗弃了。
在当年一同插队的一位知青家里，于广云问他住的那套7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多少钱，对方说80万，于广云很快算出，那需要他1000个月的工资。而如果在黄陵，那样的房子八万块钱都不值。“北京是飞奔的汽车，而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于广云说。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调回北京，插队期间，他与当地女子樊中亚谈了三年恋爱后结婚，育有两个相差10岁的孩子。返京时，他也曾想过离婚，但因孩子的牵挂未能横下心来。两地分居几年后，妻子的户口终究未能进京，陈志又于1986年底返回黄陵，夫妻双双成为黄陵县建筑公司的职工，妻子作普工，陈志操持泥瓦手艺。
促使陈志重回陕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离家时，大家住得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而现在，四合院拆光了，全部住进了高楼大厦，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互不相识。一件尴尬的事情让陈志至生难忘，他去找一位当年的朋友，进了电梯，但不知道怎么用，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保安，保安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像审问小偷一样问他从哪里来？找谁？陈志被激怒了，他对保安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当北京人时你还没出生呢？而保安用轻蔑的语气对他说，你还是北京人呢，看你的北京话说得寒碜的，骗谁呢？满脸涨红的陈志一时无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陈志的乡音已经早已被陕北浓郁的边塞文化所融合，北京话中夹杂着陕西方言的词句，这几乎已经成为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另一件事情同样让陈志很是尴尬，有一次到黄陵县的一个集贸市场买菜，卖菜的挖苦他，你个陕北老汉洋腔（普通话）还撇得一个劲。陈志解释说，我就是北京人，北京知青。对方赶快向他道歉，原来是北京学生。
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而在陕北，自己又属于一个游离于当地风情的特殊群体。已经57岁的陈志，总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不盖被子躺在陕北的热炕上，脊背底下烙得发烫，而另一面的肚皮还是凉嗖嗖的。
和众多留守知青不同的是，高玉珍在生前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她选择了遗忘和放弃，而正是此，让她少了那份揪心的痛楚和悲伤，她的后半生也因此平静而又知足。彻底放弃那个叶落归根的梦想，还是在越来越渺茫的困境中坚守，对于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来说，都需要十足的勇气。
1994年，陈志夫妻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为了生计，陈志背起工匠包四处找活干，妻子则沿街叫卖冰棍。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四年，到1998年，一家人得到国家的困难补助，生活从此相对稳定。2005年，因公路扩建，陈志原有的房屋要拆迁，拆迁队强令他立即搬走，陈志找到县里的领导，说他是知青，希望能为他解决住房的问题。在领导的过问下，终于在县城里为他找了两孔废弃的窑洞，院子里堆满了垃圾。经过当过瓦工的陈志一番拾掇，窑洞焕然一新。原来堆放垃圾的院子里种上了花草，多数是牵牛花，枝蔓随着搭建的竹杆恣意孤行，这种平民化的植物，无论在都市抑或乡间小院，如今都已难觅芳踪了。
让其它知青羡慕的是，陈志在近几年每年都会回一次北京。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他回北京就住在大儿子家，这让他感到理直气壮，也找到一些北京人的感觉。陈志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后，也被陈志送到北京当了保安，也想尽办法，希望能给他办成北京市户口。因为这样的话，他的孙子出生后，就会是北京户口，是一个真正的北京人。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陈志说。根，这是一个让每一个流落异乡的中国人时常都会感到眼热的字眼。
陈志有两大爱好，抽烟和喝酒。家里的茶机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香烟，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全是用旧书纸手卷的旱烟。陈志的酒量大得吓人，几年前，他几乎每天要喝一瓶一斤装的白酒，酒是最便宜的一种粮食酒，每瓶只有几块钱。这几年，在大家的劝说下，加之年龄不饶人，陈志每天只喝三两左右的酒。只要不出门，酒杯就会始终伴其左右。陈志称，自己喝酒是从北京再次返回陕北后学会的，那时候心里很憋闷，没想喝上了瘾，自此无酒不欢。每次回北京，当年的知青来看他时，也都是喝酒，喝到微醉时，总会有人不适时宜地问他，怎么不想着调回北京。红着脸的陈志扯开嗓门说，谁不想回来，谁不想叶落归根，但是我没有能力回来呀？
这句话让其它在坐的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嗷嗷大哭、泪流满面。
绝大多数留守知青，都会想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工作，让那个断了的根系重新植入家乡的泥土里。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的钟振远，把大儿子送到北京打工，他也希望正在上大学的二女儿毕业后能到北京找到工作。钟振远的最大愿望就是孩子将来都会有出息，有出息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在寻根路上，他还准备了另外一种更为悲壮的方式，他打算在进入暮年之时，在北京郊区的通县租个民房住，他有一个兄弟在公交公司，可以给他办一搞一张乘车证，可以让他方便地进北京城。在北京租房住的目的只有一个：离火葬场近一些。
来插队时，钟振远仅仅只有14岁。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钟振远才渐渐明白，自己当年来插队纯粹是因为和家里人怄气，那时他正处在一个叛逆的年龄。自己就像一粒种子，一阵突然而至的大风，将他席卷到了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一晃近四十年。1980年，婚后不久的钟振远在开山修路时，一枚雷管在他的手里爆炸，整个右手从手腕部被炸掉，从此被大家戏称为“一把手”。
2003年，钟振远退休，退休后又被原单位返聘，替单位烧锅炉。钟振远的父母仍然健在，两年前他回过一次北京看望二老，但他发现，他和小时候情同手足兄弟已经有了隔阂。此次北京之行让他终于明白了，北京只是他心中的故乡，而他真正的家还是在这片黄土高坡。之后不久，钟振远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县城附近的村子里盖了两间平板房，养了一只小巧的京叭狗。
接受了三十多年再教育的钟振远，至今没有学会做农活。妻子经常笑话他的一件事是当年插队时“把麦苗当韭菜”。插队时，生产队分给的都是毛粮，钟振远不会用磨面的碾子，就经常煮玉米豆、麦粒吃。回想过去，钟振远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53岁的钟振远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他觉得，人这一生，混得再顺心，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家里来了人，只要谈到当年插队的生活，钟振远就会翻箱倒柜找出一枚北京市政府发给他的纪念章，纪念章正面是中国地图，上面写着八个字：献给光荣的北京人。
5．他们这一代人，太传统，太听话
身材干瘦、面颊黑糙的姜作涛说着一口地道纯正的陕北话，从外表看，绝对没有人认为他是一名北京知青。在延安市郊的南桥山打听姜作涛，很少有人知道，但你要说就是那个北京学生，几乎每一个上点年纪的人都晓得，甚至连他家在哪儿都给你说得一清二楚。北京学生，是当地人对北京知青的称呼，这一称呼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另一称呼是北京娃。
2002年，姜作涛花了八万元在南桥山的半山腰里，买了两孔旧窑洞，其中有四万元是借亲戚的，至今还未还清。山脚下，是他工作的单位，姜在单位是一名锅炉工。站在院子里，单位新盖的22层高的家属楼，十分霸道地横亘在眼前，每到傍晚的时候，在夕阳的照耀下，楼面上贴着的瓷砖会出映出五色的光芒。那光芒会吸引姜作涛的眼睛，直到眩晕。
这幢新盖的家属楼里并没有姜作涛的房子，分房名单公布时，姜作涛曾十分紧张地前去看，挨个瞅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他的名字，那时他很失望，也很庆幸。对于为什么没有给他分房，姜作涛没有去找领导，其实他很希望住在高楼里，他回北京探亲，发现以往的亲戚、战友等都搬进了楼里住，即干净又暖和。但他不敢去问领导，他害怕一问领导，领导说那就给你分一套吧，而他心里清楚，自己连首付也掏不起，这也是他庆幸分房名单上没有的名字的原因。姜作涛工作的锅炉房在单位院子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在暖气和热水供应正常的日子里，没有会想到他，而谨慎认真的姜作涛，工作上从未出过差错。在单位里，惟一和姜作涛打招呼的，是大门口那个看门的老头。
姜作涛至今保留着插队时的一只木箱子，曾有一位外国记者掏2000块钱买，他不愿意卖。木箱子上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依然十分醒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姜作涛来插队时，并没有人来劝说他。他记得那是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发表毛泽东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意气风发的姜作涛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边游行一边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天夜里，他就准备好了将要远行的铺盖卷。这一走，就走了近四十年。
说到过去的岁月，姜作涛最为激动的是，他曾和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一块儿插过队。说到王岐山，姜作涛最大的感慨是“人和人不能比”。曾有人建议他，去找王岐山，那么大的官，给他办点事易如反掌。姜作涛不愿意去，他认为不应该去，为自己的私事去找这么大的一位领导，他感觉有些不合适。为此，邻居朋友们都说姜作涛死脑筋，姜作涛的老婆常玉莲也这么认为，她直言直语，说姜作涛的脑子受过刺激，和常人想的不一样，“他们这一代人，太传统，太听话。”
姜作涛为了自己的事情也找过当地的领导，那是为了给二女儿子找工作，二女儿技校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姜作涛实在没有办法了，“以一位知青的名义”给区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得到了批示，孩子的工作因此得到了妥善安置。
提起往事，常玉莲泪流满面。几乎所有的留守男知青的配偶提起往事时，都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表示曾经的苦楚和伤痛。姜作涛插队时住在常玉莲家存放粮食的窑洞里，有一次姜作涛患了重感冒，无人照料，常玉莲的父母看他可怜，给他买了药，并且让常玉莲给他送饭。姜作涛病愈后，托人到常玉莲家说媒，这个纯朴善良的陕北家庭，感动了他，让他下定决心，用自己的一生来回报这份恩情。
1986年，姜作涛被招工，到一个离市区很远的水库做看护。工作一年多后，姜作涛还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工资，他搭上一个过路的顺车到市里，找到上级单位的领导，领导却告诉他，忘了给他造工资表。但后来，姜作涛还是领不到工资。生性直快的常玉莲拉着他去上 访，一年又一年。直到1998年11月，延安市十多名下岗的知青赴北京上 访，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延安市经过调查摸底，把在亏损企业工作的，通过协商调往党政事业单位，让他们生活上有了保障。在这个大背景下，姜作涛的问题也引起重视。姜作涛至今记的那天的情形，家门口一下子来了五辆小车，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告诉他，等他们调查清楚后，他马上就可以领到工资了。激动的姜作涛不知所措，使唤常玉莲提来一捆啤酒慰劳大家。
1999年初，姜作涛终于领上了工资。攒了一点钱之后，姜作涛告诉老婆常玉莲，你嫁给了一个北京人，一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和孩子们一块回次北京吧。在陕北这个穷山僻壤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常玉莲对北京充满了向往。2000年暑假，姜作涛带着一家子回到了北京，回到这个阔别已久的故乡。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刚进家门时，弟媳张口就问，你们回来是什么目的。常玉莲认为，弟媳是害怕他们回去分家产，姜作涛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有好多老房子，这几年拆迁补偿了不少钱。常玉莲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拉起姜作涛扭头就走，走，咱们回陕北，去吃咱们的玉米面窝窝。从此以后，姜作涛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对于留守知青来说，回北京，似乎永远是一个伤心的话题。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李冠伦，自从父母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北京，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李冠伦承认，不想回北京那是骗人，但一个人应该生活得现实一些。十几年前回北京时，他见到了当年一起插队的好多知青，有些人生活得也并不是太好，工作也不是太理想。而继续留在陕北，最少可以保留一个知青的身份。这个身份让李冠伦感到很是满足，因为受人尊敬，每年春节前，县里相关领导还会来慰问他。
1969年初，李冠伦与众知青高喊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乘车来到延安市洛川县武石公社宜章村，这是李冠伦第一次出远门，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一辈子就扎在这里。插队的地方没电没水，因为条件太艰苦，分配知青时给他所插队的宜章村分了10个男知青，被大家称为“和尚队”。生产队派来一名做饭的，但几个月后就让他们自己做饭，“和尚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一段经历让李冠伦感受很多，“既锻炼了人，也摧残了人”，此后，李冠伦发现自己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因为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他，没有什么委屈不能再忍受。
李冠伦有两个孩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当了一名保安，小的正在上大学。已经准备在陕北安享晚年的李冠伦，并没有让孩子留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打算，他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生存，爱到那儿就去那儿。
2006年初，李冠伦在黄陵县医院锅炉工的岗位上退休，退休仅一个月后，医院领导主动要求返聘他，给医院看大门。李冠伦觉得，领导之所以返聘他，是因为他工作勤快认真，当锅炉工时，只要是他上班，家家户户的暖气都热乎乎的。看大门时，李冠伦同样是非常尽心，他喜欢把双手捅在袖筒里，戴一顶蓝色的鸭舌帽，坐在医院大门口的凳子上，陕北高原的阳光让他感到非常惬意。
6．号称知识青年，怎么过得这么穷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张彦门也是一个看大门的，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工资只有669.82元。张彦门整天盼望着早点退休，退休了，他好在家好好休息。2006年9月17日，张彦门终于办完了退休手续，那一天，他过得激动而又惶恐，平时很少走动的他，在那一天主动去找钟振远和李冠伦聊天，他告诉这两位战友，他今后要把身体养好，多活些日子。在李冠伦那里，他知道一个消息，这几年每年过年的时候，县里的领导都会带着大队人马来慰问知青，电视台的记者也会跟着来。而张彦门说从来没有人来慰问过他，李冠伦分析说，可能是他的单位是市里的，县里管不上。这一点，让张彦门感到有些失落。当天下午，张彦门接到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晚上没人看大门，如果他愿意可以返聘他。接完电话，张彦门连晚饭也未顾上吃，就去了单位。
烧锅炉、看大门，这是大部分留守知青所从事的工作。知识青年，这是多么美好而又体面的一个称呼，但是命运最终让他们这些当年的佼佼者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远远地抛弃。曾有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问张彦门，不是说知识就是财富吗，你们号称知识青年，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过得都这么穷？张彦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心里清楚，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已经永远在停留在了上个世纪60年代。
张彦门早已习惯了吃陕西的面食，老婆苏小玲快人快语，“我彦门以前爱吃米饭，不过我喜欢吃馍馍，但彦门很体贴人，都是他随着我。”苏小玲是陕北典型的一位农家妇女，能干、贤慧、善良。结婚多年以来，张彦门从没去过理发店，都是她亲自上手。嫁给一个北京人，让苏小玲感到些许满足。但这份满足仅仅是在心里，结婚的时候，张彦门一无所有，两人只好借住在苏小玲一个亲戚家的窑洞里。窑洞位于黄陵县高耸的虎头山顶上，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宏伟壮观的黄帝陵，每年清明，这里都会举办有国家重要领导人参加的盛大祭祀活动。
苏小玲第一次回北京的婆婆家已经到了2005年的元旦。那次北京之行，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只剩一年就要退休的张彦门对北京的思念日益强烈，但他发现，汪小玲并不喜欢这个地方，这让他退休后返京的打算又一次被搁置。“北京太大了，一出门就要坐公交车。生活上也不习惯，经常爱下馆子吃饭，不在家做，米饭我又不喜欢吃，还要天天洗澡。”汪小玲说。
回黄陵的时候，张彦门的姐姐给汪小玲买了衣服和一对玉镯，还给了3000元钱。让苏不玲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张彦门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我弟弟就托付给你了。”苏小玲理解这句话的份量。姐姐是张彦门在北京最后的一位亲人。苏小玲始终把那副玉镯带在手腕上，那是他嫁给一个北京人的惟一佐证。
张彦门和李冠伦在一个生产队里插队，同样受尽了苦头。当年插队的地方如今已是陕西的苹果种植基地，而当年，那里种的麦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惟一可以丰收的只有土豆。这种低蔓的植物，有着极强的耐旱能力，不用施肥，不用浇水，甚至枝蔓已经干枯的时候，他们还会在地下顽强地生长。土豆至今仍是陕北人民餐桌上主要的菜肴之一，当地百姓用土豆丝做成的洋芋擦擦，甚至在北京一些星级酒店里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
苦难的插队生活也会有乐趣。刚插队时，因为风俗的不同，经常会惹出好多笑料。当地人把父亲称作大，插队的知青讥讽说，你们的父亲真多，都是一打一打的。当地人也不示弱，你们把父亲叫爸，是锨把呢还是锄头把。若干年后，当张彦门做了父亲，当他的孩子一声一个大地叫个不停时，他感到是那么的温馨和亲切。
张彦门曾有过一次婚姻，那是在插队时认识的，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他被烧伤，当地的一位女子主动照顾他，两人从此有了感情并于1975年结婚。让张彦门至今也搞不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她在1993年回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的楼上一跃而下，当即身亡。张彦门至今也没搞清楚，他的第一个老婆为什么要自杀。
有过一次婚姻的张彦门，更加懂得了对家庭的呵护。老婆生气的时候，他从来不比强辩一句。不过，为养狗的事情，两人会有一些小磨擦。苏小玲一直无法理解的是，张彦门对狗比对他自己还好，经常给搞一些肉吃。“在我们这里，狗都是看家的，但彦门把它当宠物养。他们这此北京人，就是喜欢养狗养猫，或者养鱼养草，人活得都这么艰难，还有心情搞这些玩意。”苏小玲说。
除过张彦门外，留守知青钟振远、姜作涛养的都是狗。陈志养的是热带鱼，又要换水，又要时常注意加温，老婆意见也不少。而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张观湘养的是两只鹦鹉，两只鹦鹉花了他五十块钱。他们用这些和家境似乎并不相符的嗜好，努力保持着一个北京人最后的体面。
1950年出生的张观湘是北京93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在宜川县的林场工作30多年，患上了严重的地方克山病。看管了一辈子树木的张观湘，在为自己家院子的一棵树修枝时，从树下摔下，摔断了腿，至今走起路来还一瘸一瘸。张观湘抽的是一盒两毛钱的新春兰牌香烟，这个牌子的烟是纯粹的三无产品，来自黑窝点。
1994年，出身陕北的著名纪实摄影记者黑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张观湘的图片报道，引起了社会关注。在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张观湘的女儿来到北京读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张观湘的笔记本里至今还夹着黑明的名片，已经发黄，有人来看他，他会拿出名片，很自豪地说，黑明记者给我说了，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另一个让张观湘自豪的是，他会给来看他的人泡一杯龙井茶，并且明确告诉对方，茶叶是他的女儿到杭州开会时买的。茶叶被存放在一只木箱子里，里外包了好几层，箱子有平时有锁锁着。
张观湘曾把女儿的户口迁回北京，但因北京的学费太高，他又回到了宜川县，可是女儿的北京户口又在当地无法入学，让张观湘颇费了一番周折。
张观湘的老婆霍桂玲是从河南逃荒来的，一路讨饭来到陕北，被张观湘收留。两方提起这段往事经常会拌嘴，霍桂玲称，她嫁了一个比要饭的还可怜的人。在逃荒之前，霍桂玲还是当地的一位老师，她觉得张观湘太没本事。霍桂玲称，她还谈过一个北京知青，还是一个高干子弟，只是后来被招工到西安，她才嫁给张观湘。张观湘说，那是什么破高干啊，那个人的父亲是反革命，母亲是补鞋的。霍桂玲则回应，那总比你要强多少倍，你在这里呆了几十年了，连北京都回不去。说到这的时候，张观湘就不再吭声了。
张观湘已经习惯了老婆看不起自己，但他觉得，能活下来的确已经不容易，和他一块插队的，有水淹死的、有窑洞塌死的、有拖拉机翻车压死的、有砍柴掉进沟里摔死了、还有病死的，比起那些死了的知青，他觉得他算是幸福的。
来了记者，是张观湘最高兴的事，他害怕被别人遗忘。张观湘的老婆也有病，这几年回了河南老家，张观湘一人生活在公路旁的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年打的枣子他会珍藏很久，他想，如果有一天回北京的话，他总得带点礼物。
7．相比当年2.8万名知青大军，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
若干年后，当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汪桂兰想起老师给她说的那句话时，才懂得了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1969年1月，汪桂兰从北京第一师范毕业，班上的40多名学生计划分两批赴延安插队落户。汪桂兰找到老师报名，老师对她说，你再等等吧。汪桂兰说还等什么，反正迟早要去，不如积极一些。汪桂兰因此和其它20多名同学被列为班里首批赴延安插队的学生。到了延安，却迟迟不见班里的第二批同学来，不久后从北京传来消息，就在她刚刚离开北京后，学校那届毕业生的任教分配方案从北京市教育局批了下来，他们第一师范首批插队延安的学生属于“错分配”。
几年前汪桂兰回过一次北京，见到了那位已近暮年的老师，老师说，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他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明。让这位老师惋惜的是，当年班里的学生，几乎没人能听懂他的暗示。汪桂兰的同学曾搞过一次聚会，那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聚会，当年分配到北京的同学，有的当了大官，有的是北京教育界的权威，有的是生意场上的佼佼者，而那些插过队的，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挫折让他们比其它人多出几分沧桑和伤感。汪桂兰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不得不信命。
汪桂兰至今还记得插队第一天的那个晚上，呼呼的北风将松跨的门窗吹得啪啪作响，窑顶上一指宽的裂缝纵横交错，角落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几位女知青吓得哭成了一片，直到大家哭得精疲力尽，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三个月后，汪桂兰偷偷跑回了北京，但第二天，就有居委会的大妈找到她，劝她赶快回去，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接受再教育。那时家里的生活也很拮据，汪桂兰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拉扯包括她在内的八个孩子，十分不易，汪桂兰只好再次返回陕北。
1969年7月，师范毕业的汪桂兰终于走上了讲台。她到学校的第一节课就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说普通话的老师，汪桂兰就从教学生说普通话做起，她先号召其它老师上课时都说普通话，说普通话的风气初显端倪。如今，汪桂兰已经桃李满天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又回到黄陵，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在陕北呆了近四十年的汪桂兰目睹了北京知青给陕北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这一点，经历那个时代的陕北人都有切身的感觉。
1974年1月，汪桂兰结婚，丈夫是当地的一名老师，名叫白昕辉，为人宽厚善良。认识白昕辉纯粹是一句玩笑话，那是1972年的一天，有干部问汪桂兰，这么多知青都搞对象，你怎么也不谈一个，要不给你介绍一下老陕？汪桂兰笑了笑说，只要有人要就行。没想到第二天，对方竟然真领来一个小伙子。结婚后，因两人工作单位相距百余公里，分居17年。1978年，北京传来消息，当年“错分配”的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可以返京工作，因当时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北京市教育局还连续给她发来四封邀请信，希望她能回京执教。汪桂兰有些动心，让他牵挂的还有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但犹豫了好长时间后，有着两个孩子的汪桂兰还是放弃了。她理解母亲迫切地希望她回京团圆的心情，但她也理解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责任。
提起那段历史，夫妻两个感慨万千。朴实的白昕辉坦承，当年汪桂兰如果执意要回京的话，他也不会强加阻拦，毕竟相对这个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和北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汪桂兰更多的是庆幸，如果那时候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汪桂兰在延安插队的同学有20多名，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大部分都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打算自己回京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到北京，但结果所有的假离婚均弄假成真。而那些即使回了北京的人，因为家庭的创伤以及回京后的艰辛，日子过得并不是想像中的那般如意。
因为工作努力，汪桂兰获得了一大堆的荣誉。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位居其中，与体操王子李宁、打假英雄王海、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专家王选等齐名。2005年初，汪桂兰从黄陵县幼儿园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转而被聘为县关工委宣讲员。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工作来说，在留守知青里，汪桂兰很受大家的羡慕和尊重。
身为宣讲员的汪桂兰，每年要给孩子们做十几场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构筑新一代的精神家园。相比当年2.8万名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大军来说，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在这个社会的边缘，他们依然是那么的固执和刚强。
留守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于小娅刚刚从县城建局党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休。在留守知青里，能干到这个位子无疑是一位成功者。于小娅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正直和执著。在工作不久后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口无遮拦的于小娅向与会的县委书记反映了好多真实存在的问题，那些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愿意得罪人。于小娅的发言引起县委书记的关注，不久后她被提拔为副乡长。于小娅觉得，一个人不能太自私，不能为了自己就不顾大局。于小娅认为，这就是知青精神。
于小娅的经历充满了感伤。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许多的日本朋友。文革的时候，他翻阅日本词典时被红卫兵发现，结果招来一顿惨无人道的毒打，致使全身12处骨折，到处都是血孔窿，里面生满了蛆，战战兢兢的于小娅拿着镊子一个个地往外夹。于小娅的爷爷一气之下离开人世，在家里乱成一团糟的情况下，于小娅等姊妹三个分赴陕北、内蒙古、黑龙江插队，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插队时，于小娅和一位知青有了恋情，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孩子生下不久就送给了当地的一位乡亲。这位知青后来回了北京，于小娅则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1980年，于小娅结束了12年的农民生活，成了县食品公司的一名合同工，职业是喂猪。因为工作努力，她在1985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刮目相看。而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发生的那段恋情，成了于小娅难以舍弃的一段往事，当年生下的那个孩子如今已有了自己的家室，而且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两人偶尔会在路上遇到，但都显得很生分，没有过多的话语。
于小娅的烟瘾很大，几乎每天要吸一包，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反正是因为无聊。在当地，北京知青是一个另类，他们一直试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但似乎都是枉然。退休后的于小娅更加感觉到无聊，这种无聊让她的烟瘾一天比一天大。
同样感觉到无聊的还有留守在黄陵县的李振远。李振远的父亲是文革前的一名高级干部，因为这一个背景，李振远插队时被分配到了黄陵县最为贫困的一个村子。不过李振远认为，他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他会摄影，下乡时他就带着一部蔡司120相机，这让当地的领导很器重他。李振远如今在黄陵县外办工作，主要负责一些重要领导到黄帝陵参观时的拍照工作。李振远很少和当地的留守知青来往，这让他的生活圈子更小。李振远说他随时都可以回北京，他在北京的8个兄弟如今都是大官。而当地的留守知青说，李振远说的都是吹牛，如果能回去的话谁不愿意回去。李振远称，他之所以不回去，是想用相机记录这段还未完结的历史。李振远拍了好多照片，楼下堆放煤的一间棚子被他改做工作室，有很多人参观后对他的照片并未做太多的赞扬，李振远认为是他的照片太大气，他们欣赏不了。
8．一位北京知青告诉他的女儿，你不要结婚
多年以来，33岁的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递给他一包好吃的，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很烫。这时候，会有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清楚地记的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冬天，透过窗棂可以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的一位女子结婚。第二天，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的身份是北京知青。三年后的1976年，在这个中国历史永远也无法淡忘的年代，付育华的亲生父母结束了八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回到了北京。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十分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付育华思考了许久之后，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明白，养父母在内心里是不情愿让他离开的，他也不愿望离开他的养父母。付育华不愿去北京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他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尴尬和更多的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做为“火靶子”－－“斗私批羞”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羞”。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一个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给他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而且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她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当年插队的知青，多多少少都在感情上有一些纠葛，谁都不可否认，那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年龄。就像他们争先恐后地搭上那列西去的火车一样，苍凉的黄土高原、单调孤寂的劳作，让他们体内的荷尔蒙弥漫了整个躯体。在黄陵县一个监狱工作的北京知青龚凤海，曾亲眼目睹他的好多战友和乡亲因为男女作风问题锒铛入狱。在那个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破坏军婚相提并论的年代，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无疑是一个‘高压线’，搞好了可以成家立业、繁衍续种，搞不好就会被批斗、进监狱。若干年后，当龚凤海看着满街的按摩院、洗头房时，他心中的那份失落和郁闷旁人无法理喻，贴满了美女画的单身宿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非议，也让他继续坚守着自己内心深入的乌托邦。
在宜川县工作的袁京红和付育华同岁，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袁京红的父母在生下她之前已经结婚，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这让她不必担负私生子的恶名。如今，当精子库、试管婴儿、代孕妈妈这些超越婚姻和感情的词语充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审视私生子这个词语和背后的那段历史。在延安的许多角落，还有很多当年北京知青遗落的种子，如今已逾而立之年的他们，在这片依然荒凉的黄土地上，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袁京红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在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她并不清楚这其中的秘密。直到有一天，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为此，她自做主张，改掉了妈妈给她起的“京红”这个名字。几乎世界上每一个语言学者，都不得不佩服中国汉字的玄妙和又深邃，袁京红碰到过好多和她同名的人，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年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喜欢琢磨历史的袁京红始终觉得，其实历史不会消失，它会悄悄地藏起来，藏在每一个角落，甚至会藏在虚无的梦境中或者流动的空气里。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她曾经也期望自己回京后再将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但她回京后发现，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北京的工作安置好之后，袁京红的母亲回到宜川县，办理了离婚手续。
1995年，正在延安一所中专学校读书的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的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袁京红至今还记的，那是一封挂号信，信封背面，贴满了面值八分钱的长城邮票。那封信很短，在信里，外公告诉她，她的母亲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1996年7月，袁京红中专毕业，她告诉父亲，她想去找她的母亲。那时候延安至北京还没有直达的火车，父亲借钱买了一张从延安至北京的飞机票。临走前，奶奶拉着袁京红的手问，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她会回来的，在袁京红的心目中，她真正的母亲就是她的奶奶。
从舷窗上看陕北，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土黄色的山丘之上，或者是绕着一圈一圈的田地，从高处看，就像纹理密布的手指，或者是大片大片的坡地，像补丁。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位农民到北京看自己的儿子，北京人总是看不起他，总有人像审视小偷一样问他是干什么的，后来当有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修地球的。从飞机上看陕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豪迈，都会从内心佩服人类的伟大和顽强。当年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绝大多数都做过修地球的工作，扛着镢头，拉着木制的两轮架子车，开荒造田、劈山推路。若干年后，因为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陕北又成了退耕还林的重要区域，当年开垦的荒山又长满了蒿草，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那是袁京红第一次坐飞机，延安和北京，仅仅从飞机上俯视，就能看出这两个地方的差异。中国这个最贫苦最荒凉的地方，和这个最繁华最现代的地方，因为那段历史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袁京红来到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母亲，“你认不认识我？”母亲竟然用陕北话回答她：“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子。”外公告诉袁京红，她的母亲回到北京后，工作不是很顺畅，另外，自己的孩子又被丢在了陕北，让她心理负担很大，最终导致精神失常。袁京红在北京住了两个星期，临近回陕北时，在火车站，年迈的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非常失望。回到宜川后，她听奶奶说，她去了北京后，她的父亲三天没有睡觉。但在她回去后，父亲从来没有问过她母亲的事情。
两年后，袁京红带着男朋友再次去了北京，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她想让母亲看一看女婿，那位憨厚善良的陕北小伙子，没想到的是，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那次从北京回来后，袁京红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母亲曾给她留下家里的一个电话，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袁京红曾拨通过一次电话，她听到母亲接电话的声音，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如今，33岁的袁京红已经是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了，做了母亲之后的袁京红不再埋怨自己的母亲了。袁京红的儿子经常缠着她，让她讲一下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告诉儿子，等你懂事了妈妈再告诉你。不过，她觉得现在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做了母亲的袁京红还有一个心愿，她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她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那个心结。
9．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
现任宜川县委书记的姚靖江小时候就接触过许多的知青，和知青一起，他们学会了刷牙，知道了什么是罐头和电影，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姚靖江曾担任过共青团延安市委副书记，任职期间，组织策划过北京知青回延安、北京知青子女和延安儿童手拉手、召开北京知青支持延安希望工程座谈会等多项活动。姚靖江称，当代史上对延安影响对大的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到延安，另一个就是北京知青插队延安，这些外来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对延安的影响巨大而又深远。
不过，姚靖江也不得不承认，那代人的历史已经在渐行渐远，一个让姚靖江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在几年前组织的一次北京知青回延安活动中，一位北京知青带来了自己的孩子，他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当年那个艰苦的岁月，在下车去看当年的知青窑洞时，孩子怎么也不愿望去，一边玩着电子游戏一边说，那个破窑洞有什么好看的。绝大多数知青二代目前已近临近或者过了而立之年，面对新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他们已经很难理喻和承接父辈们苦衷与精神。在采访一位留守知青时，他的孩子就质问，你采访这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因此异常尴尬。
北京知青于淑敏的孩子也难以理解，他的母亲为什么会再次回到那个让她伤透了心夺去了她整个青春的地方。于淑敏在1978年从延安调回北京工作，1996年退休，到了2002年10月，已经50多岁的于淑敏不顾孩子的劝阻，只身来到延安，在延安街头开了一家“北京娃饺子馆”，对于重回延安的原因，于淑敏认为是“被情感所牵引”，她将此称为“二次插队”。
饺子馆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墙壁上贴满了当年插队时的照片，正中间是她上中学军训时的一张黑白照片，穿着军装，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这张40多年前的照片，让于淑敏感觉那仅仅就是昨天。当地的人经常会慕名前来饺子馆，来了就会和于淑敏聊过去的岁月，这让于淑敏感到充实和自在。于淑敏经常去她插队的地方转转，每次去都要给当年插队时的邻居留点钱。当年，这位邻居曾在她最为困难的时候送过她一个用糠做的馍馍。这位邻居进城时也会去看她，会给她提一些土鸡蛋或者洋芋。这让于淑敏觉得，延安其实就是她的故乡。
其实几乎所有的北京知青都有同样对故乡的感情纠葛，留守陕北的，他们想尽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北京，而回了北京的，惆怅和酸楚仍然无法弃离，离开陕北，依然是他们又一次背井离乡。“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驿站……”台湾作家杨明或者可以让我们对故乡的情愫有所释然。
插队宜川县的北京知青张革在多次往返北京和宜川之后，终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宜川，留在了这个倚靠黄河的西部小县城。1975年，在宜川县插队的张革招工到西安的一个企业工作，但仅仅一年后，张革就写信给当年插队所在的生产队队长，说他在西安工作不适应，想继续回到村里。在张革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级政府部门批准后，张革又回到了他插队的宜川县寿丰公社后义沟村，当了村支部副书记。
回到村里的张革，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一心带领当地的群众脱贫致富。已经61岁的后义沟村党支部书记郭炳元清楚地记得，是张革带着大家建起一座150千瓦的水电站，让后义沟村用上了电灯，张革亲自栽培的2000多亩核桃树和400多亩苹果树让后义沟村逐渐富了起来，张革带领大家修的数十公里路现在已成了通往县城的主要道路。
村民们从内心里也惦记着他们的恩人，他们发现张革爱吃肉，便打发孩子们到田地里给他套野兔，或者下河抓鱼鳖。过年的时候，有人会专门给张革居住的窑门上贴上他们自己拟的对联，上联是“看灯看电视看录相莫忘知青”，下联是“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念知青”，横联是“张革京城佳节愉快”。
1987年，张革回到了北京，他告诉乡亲们，他回北京是为了挣大钱，为了给村里办更多的事。村民们知道，张革不会骗他们的，他们把窑洞依然给张革留着，会有专人负责打扫，以便张革回来时马上就能住进去。1994年夏天，在北京开办公司的张革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后义沟村，他带来了当年好多一同插队的知青，他们告诉村民，他们准备筹资近百万元，给村里修建一所现代化的小学。
而不久后，村民们得到消息，张革因为脑溢血在北京突然离开人世，年仅48岁。张革在弥留之际，告诉他的妻子，他前前后后在后义沟村生活了13年，如果生产队同意，希望把他安葬在后义沟村。后义沟村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个请求。那是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场景，当张革的妻子抱着骨灰盒来到后义沟村的时候，全村老少跑到十几公里之外的沟口迎接，有村民卖了家里的口粮给张革送去了花圈，送葬的队伍从山顶一直排到山沟。村民们把张革安葬到了后义沟最高的一块苹果地，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后义沟村。
村民们在村口为张革立了一块石碑，碑上一条一条地写着张革为后义沟村做的事情。每年清明的时候，村里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为张革扫墓。而当年那个负责照看张革旧居的老头，因为年迈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他经常会一个人跑到张革住过的窑洞，把炕上的灰尘打扫干净，他说张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的。
张革去世后，和张革在一个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赵纯慧的病情更加严重。赵纯慧神经失常多年，犯病的时候，两眼无光，只有当别人谈到北京或者张革的时候，她呆滞的眼睛里才会透出些许兴奋。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行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这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神经失常。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能吃上皇粮，是李根管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而且还娶了一位北京人做老婆，这让他几乎不敢相信。在当地，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
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赵纯慧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她的婚姻，让所有的知青唏嘘不已。
令人唏嘘不已的又何止这些呢？
不论是养着鹦鹉的张观湘还是把看家狗当宠物养的张彦门，他们所努力保持的北京人的体面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于广云无比眷恋的知青窑，终究有一天会轰然坍塌，尘埃落定的那一刻，于光云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方式来祭祀；那些当年知青们留下的后代，他们如何在两个差异巨大的城市之间找到平衡和归宿；而龚凤海再三说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反映出的恰恰是他内心的惶恐和失落。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让他们惧怕而又无法舍弃。
对于精神失常的赵纯慧来说，生活依然停留在插队的年代，她会找队长要工分，她不知道当年的公社已经称之为镇，她会在川流不息、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上，唱那首唱了四十年的歌：
“从北京到延安
路途是多么遥远
告别了父母
离开了城市
我插队到延安
那天夜晚我梦见
妈妈来到我的床前
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
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尾声
历史没有结束
于淑敏把自己再次返回延安的经历称为“二次插队”。
前文提到，1978年，在延安插队的于淑敏回到北京工作，1996年退休。2002年10月，于淑敏只身来到延安，在延安街头开了一家“北京娃饺子馆”。对于重回延安的原因，于淑敏认为是“被情感所牵引”。
于淑敏经常去她插队的地方，每次去都要给当年插队时的邻居留点钱。当年，这位邻居曾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送过她一个用糠做的馍馍。
于淑敏觉得，在延安，她并没有异乡的感觉。1999年，于淑敏曾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北京知青赴延安30年联谊会，“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同样为了“历史”而留下来的还有在黄陵县插队的李振远。“文革”前，李振远的父亲是一位正部级干部。因为这个背景，李振远被分配到了黄陵县最为贫困的一个村子。
不过李振远认为，他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他会摄影，而且来下乡时就带着一部蔡司120相机，当地的领导很器重他。
李振远如今在黄陵县外办工作，主要负责一些重要领导到黄帝陵参观时的拍照工作。李振远称，他随时都可以回北京。之所以不想回去，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要有把一项事情做到底的决心。
李振远的决心，是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
（盐贩子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