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随着法国男子手球队夺得最后一枚金牌，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已经宣布圆满结束，兴奋了许久也折腾了许久的老百姓总算可以告一段落，只是那兴奋点恐怕还会持续一阵。各国选手均已回家，美国那边除了另一种热闹即两党推举总统候选人大会之外，还有美网公开赛；欧洲那边足球联赛已经开锣，还有田径黄金大奖赛瑞士站的比赛，鸟巢里刚赛完的优秀选手们几乎都移师瑞士再赛了，接着他们还将奔英国参加那里的大奖赛。我们还得迎候残奥会，或者在电视上看人家的赛事。现在你能看到各地众多各种名目的“文化节”，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靡费不菲热闹非凡。缘由在于招商引资成为官员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公帑似水流，效果如何是不必思量的。倘若民众体育能成为他们升迁的阶梯，恐怕地方的运动会才有机会开起来。
记得五十年代我们还是小孩子，并不知道啥叫电视啥叫奥运会，但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铁路局的灯光球场上都会有篮球赛，各单位之间的比赛，有时也有铁路局跟路外单位的比赛，那就更热闹了。星期天还会有足球比赛，若遇上路局火车头队的比赛就会是我们的节日，拼命地为自己的偶像喝彩，给踢得好的叔叔取外号，“铁头”、“铁脚”地使劲乱喊。我们这帮孩子们自己也会逮着空子凑合两个队伍乱踢，找块空地摆上两只书包当门柱便开赛，那时没有金牌却有许多乐趣。记得那时还从苏联搬了“劳卫制”回来，平民都可以参加体育运动测试，达到标准即颁发证书和证章，按照所通过的级别可以获得招工、升学、参军等不同程度的优先权，多少有些激励作用。从“反右派”开始，体育运动变成政治运动，体育场成了大会场，“誓师大会”、“动员大会”、“批斗大会”、“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大会”等转着圈子开，“与人奋斗”换成另一种模式。及至这一切都过去，似乎大家的眼角都高了许多，除了在电视上看奥运会、世界杯等精彩赛事之外，那些民间的比赛几乎销声匿迹了。若不信可以问问所在城市的体育场，看看那里每年举办几次体育比赛？
北京奥运期间，几乎做不成啥事，就连打算寄一块有质量问题的数码相机电池给广州的商家，邮局也告知说：“奥运期间不准邮寄这类物品。”民航快递更不准寄。自7月1日开始，所有中国的国际航班返航国内时都要进行“二次安检”，至今鄙人就亲历了三回。航空公司要派出专门人员携带仪器随班机奔异国机场，对每一位旅客进行登机安检。延宕旅客时间造成许多麻烦必然，对人家的机场安检表达不信任态度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在金边机场等候“二次安检”时跟机场工作人员闲聊，那位先生明确地抱怨中国这种举措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国内航空公司为此举的耗费无疑不是一个小数目：载着好几位工作人员来回折腾以及那些昂贵的便携式安检仪器都是公司负担的。此举之无聊很容易证明：那些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并不施行“二次安检”，它们同样要降落在国内机场，只有中国航班如此做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问及东方航空公司驻当地的办事处，他们也无可奈何，“上面要搞，我们只能执行。”问题在于，上面哪位官僚一拍脑门决定了的事，没人可以对它进行评估审核的，无论瞎折腾掉多少银子也是无所谓的。有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放话说奥运保平安但不要扰民，我想，若是没有这个指示的话还不知会折腾到何种地步。记得那天本市要传送火炬，尽管已经演练过，火炬经由的路段两边全部用建筑钢管搭建了隔离带，还用警察专用的塑料警戒彩带拉了隔离区，约十几公里路段，两边不知需要多少人工与材料。最可怜的是那些警察以及不知是否志愿者的工作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知得出动多少人。早上九点开始传递，七点就要封锁相关道路，我们得赶早班机，六点多便出发，一路上瞧见那些年轻人东歪西倒在沿街的店铺门廊下有的还没醒来，于是明白了，他们漏夜守候在执勤的路段上，通宵达旦陪伴着那些建筑钢管，尽管到时候那火炬从这里经过还用不了一分钟。一位在大学当博导朋友告知：有命令叫学校里实验室凡有毒试剂一律销毁，不得保存。他道：这损失大了，实验室以后咋做实验？据报道北京还设置了三个“示威区”，使用率为零！看看全国各地那些超乎寻常的控制举措，我很怀疑，北京在奥运期间的祥和是更严厉的控制造成还是本来就没有多样化的表达。
奥运尚未结束时看到一个消息，网络、视听、平面媒体都报道了，据说是法国一家媒体始作俑的，他们讥讽美国媒体的奖牌榜是按照奖牌总数排列，所以美国人第一。这回中国的媒体和许多人都乐了，这回法国人不算“反华”，不再有人呼吁抵制“家乐福”反而广为传播津津乐道跟在法国人屁股后面讥讽美国媒体之小肚鸡肠。不过这事情并不像法国人讥讽的那样滑稽，北美历来习惯以奖牌总数排序刊载奖牌榜，即使他们金牌也最多时亦如此。问题在于，美国人还有别的做法却没人提了：有些报刊例如《洛杉矶时报》所列奖牌榜是按人均奖牌数排序的，在那个奖牌榜上美国排到第32位去了！前些时亦有媒体挖苦说美国转播开幕式时为迎合美国时间差提升收视率，不惜篡改美国队入场顺序，故意将其排在末尾，这样美国观众就不得不延长观看时间。其实那是我们北京奥组委的杰作，他们为了凸显“中国特色”，改传统的英文字母排序为汉字笔画排序，美国队于是从很靠前入场变成很靠后入场了，人家并不在乎，我们却有人猪八戒上城墙――倒打一耙。
我几乎每日都瞧见CCTV和各种传媒上刊登的“奖牌榜”，十几天来也查过若干次北京奥组委会的官方网站，首页上赫然刊有《详细奖牌榜》，点击“更多”以后就可以看见《总奖牌榜》，这两个榜都是按照金牌数排序的。《奥林匹克宪章》第58条规定了国际奥委会（IOC）以及各届奥运组委会（OCOG）皆不得制作与出示按照国家获奖牌数目排列的奖牌榜的，无论它按金牌数顺序还是奖牌数顺序。后来网开一面允许列榜但必须注明“非官方”字样。我没瞧见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此榜有此标注，且不论是否有违《奥林匹克宪章》，既然所设均为“奖牌榜”而非“金牌榜”，那么理应按照奖牌数排序，现在这种名为“奖牌榜”却按照金牌数排序的做法，小肚鸡肠也好，滑稽也罢，都非北京奥组委莫属。几乎我们所有的媒体，例如担负着对海外华人统战任务的凤凰卫视，每天都在播报“奥运奖牌榜”，然后告知“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中国”，且所列文字表格还赫然标着奖牌“总数”，难道连“文不对题”这等“低级错误”都弄不明白？比较微妙的是，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奥运结束日的“总奖牌榜”，多了一栏，“按总奖牌数排名”，这一栏把美国排序第一了，尽管中国依旧排在首行，至少也认可了“按总奖牌数排名”的方式。
凤凰卫视的窦文涛说：如果刘翔参赛，罗伯斯那块金牌还有份吗？这话说得绝妙，看来刘翔退赛还有“让贤”之高尚。还是这位窦文涛，把网上一篇搞笑帖子发挥得就跟真事一样，那帖子大抵是抱怨游泳项目太多，这才使美国人菲尔普斯得八块金牌，各国纷纷提议把自己所长的项目拆分成多几个项目，乃至于同台坐着的许子东、梁文道都困惑了，梁最后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席话其实证实了我们自己的“酸葡萄心理”，那一堆“各国提议”其实只有一个是确有实据的，不是别人，恰是美国人迈克尔.约翰逊说的，美国的麦克拉奇报业集团刊登的。他奉劝菲尔普斯不要得意忘形，拿八金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客观因素，即游泳项目设置很多，倘若田径赛设立“侧着跑”、“退着跑”等，也可能产生“多金王”。其实还不止，《纽约时报》刊载的文章质疑欧米伽公司帮忙使菲尔普斯偷得一块金牌，因为它不但是菲氏的赞助商，而且是“水立方”计时系统的制造商，有可能舞弊使菲氏快了0.01秒。这世界，一切反美腔调都是在拾美国人的牙慧，美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来的，等人家把牙慧吐到痰盂里，那些反美斗士们便抢着捞出来，津津有味地嚼。充其量添点酱油加点陈醋，味道自然好极了。还是这位窦文涛，谈论牙买加人博尔特夺金破纪录时，信口开河地说解说牙买加人称霸短跑赛场，夺走了美国人的霸权，导致他们的失落和嫉妒之类。我实在想不通似老窦这类开明人士怎么的也会情不自禁地散发些老毛时代传承下来的腐臭，不光现场观众，全世界的电视观众也都看见，当博尔特打破美国选手保持了12年的世界纪录并夺二百米金牌时，那两位被他战胜的美国选手克劳福德与迪克斯是如何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克劳福德甚至把博尔特抱起来，让他更高一些以回应全场观众对他的生日的热烈祝贺。为什么一定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呢？
众所周知，奥运会设立奖牌的运动可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属于已形成职业体育的项目，如篮球、足球、网球、棒球、斯诺克等等。这些项目的参与者可以是地道的职业选手，譬如美国男篮的“梦八队”，他们原本是被以业余为宗旨的奥林匹克运动所排斥的，随着以业余为宗旨的项目越来越多地获得赞助商或广告商的资助，绝对业余已经不现实；且，这种纯粹的业余方式也无法维持奥林匹克运动延续更谈不上发展，例如蒙特利尔奥运会还债直至2006年。1984年美国人尤伯罗斯打造的“洛杉矶神话”挽救了奥运会，其手段就是以商业运作办奥运会，使之由赔本转变为赚钱，职业选手也有机会参加奥运比赛。这种模式大大增加了奥运之水平及吸引力，但职业选手参加的项目尚不是奥运的主流。第二大类如田径、游泳等，它们是奥运以业余为宗旨的正宗，因这些项目的传统性与观赏性令其商业价值不断提升，而商业赞助又是选手获得提高技艺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反过来又提升了观赏性，从而吸引更多人关心乃至投入其中。众多有天赋的平民子女借此获得机会释放潜能，鼓励或诱惑了更多人跃跃欲试不但利于奥运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惟一值得担忧的是它逐渐靠拢职业化，无可避免地因利诱而发生一些丑陋，兴奋剂便是最显著的危害。第三大类是射击、举重、赛艇、跳水、乒羽球、体操、柔道等项目，它们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多少商业价值，队员基本是因兴趣而投入，例如德国的马术运动金牌获得者本职工作就是牙医。可以说，我们的“举国体制”大约是瞄准了这些冷门而刻意攻坚所得。
中国选手夺得的金牌最终达到51块了，世界第一！这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有乐观者欢呼：后美国时代开始了！不知怎么的，金牌越得越多，我的兴奋感却越来越低落。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我们的奖牌畸形，到今晚为止，以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中国夺奖牌100枚，其中金牌51枚，金牌率为51%；美国获奖牌110枚，其中金牌36枚，金牌率为32.7%；俄罗斯获奖牌72枚，其中金牌23枚，金牌率为31.9%；英国获奖牌47枚，其中金牌19枚，金牌率为21.3%；德国获奖牌41枚，其中金牌16枚，金牌率为39%。从这个金牌率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我们的奖牌头重脚轻，它的基础牢固程度显然不如人家，德国媒体还反思说他们的银、铜牌太少，证明金牌基础薄弱，遑论我们？除我们外，他们几家按照奖牌数排序跟按金牌数排序是同样的。须知，多数项目前三名甚至五六名的成绩仅毫厘之差而已，差距悬殊的没有几项，应该说，奖牌数更显示体育运动的实力。而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其选手表现表示满意，因为他们已经肯定可以超过上届奥运会103枚奖牌的成绩，他再次只说奖牌数而没提金牌数，无怪乎梁文道先生在回应窦文涛讥讽美国媒体以奖牌数排序时说：“他们一贯是以奖牌数排顺序的。”玩到最后，美国尽管在田径项目上遭遇牙买加等阻击，损失不小，但奖牌仍超过上届7块，其中金牌超过1块。若知道美国拿到金牌的人头数有111位，我们只有62位，就算秤金牌的重量吧，人家差一点就比我们多一倍，兴奋点不能不低落一些的。
第二是我们恰恰取胜在并无多少商业价值的第三大项里，有人打趣说我们赢在体育的“雕虫小技”上，例证是这个尴尬的故事：雄伟的鸟巢，只有开幕式和闭幕式升了我们的国旗奏了我们的国歌， 13亿多人非但没有一个争金夺银者，就连铜牌也只有两位女孩获得。若还记得我们在雅典尚获得两枚田径金牌，失落是显然的。被寄托全部希望的刘翔一退赛，为金牌而升的国旗奏的国歌都是人家的，叫人怎能不伤心？如我们的“国球”，国人何时购票观赏过它的什么大赛、联赛呢？还不如欧洲人反倒有这类赛事，我们全靠国家斥巨资关起门来苦练出成绩。又如，举世公认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自行车国家，据说有六亿多辆，然而自行车运动里并没有我们的地位；如果我们知道德国有百余万女孩报名参加了各种各类足球俱乐部，而中国有几个女孩踢足球？据说还不到一千人。如果我们知道仅德国民间的体育联合总会旗下就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2600万人，即32%的德国人是这个体协的会员，而经常参加运动的约1200万人，恐怕就不会为金牌数发飚了。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性冲击最大的是前苏联，二战后他们发现体育金牌可以跟原子弹一样壮国威敛民气，遂以国家垄断的方式选拔精英圈起来培养训练，靠他们创出成绩以掩饰极度匮乏的全民体育，东欧乃至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全都照搬此模式，它确实有效，从此东西方对抗从政治经济军事延及体育，有了“奥运对抗”这个说法。东德的体育运动成就当年吓傻了全世界：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的20年里，东德共收获519枚奖牌，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三位，东德人获得的奥运金牌数两度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苏联的“老二”，倘若按人口平均计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当年强调“业余”化时就不乏各种质疑，核心就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些运动员是否算得“业余”？为了驳斥这些“无耻谰言”那些专业运动员都有合法的体育院校师生身份，以显示其“业余”性质。直至两德合并以后人们才发现东德人原来是搜罗合适身材与体能的13岁以下孩子，关进类似于集中营的“训练营”苦练，这座“训练营”不知是巧合还是偶然，它恰好坐落在柏林的监狱区内。东德政府并且安排了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监视这些受训的孩子们，谁若想逃离后果会很严重。当然，一旦获得成就奖励也很丰厚。最要命的是这里配合服用各种类固醇，还设立研究所专门研究如何逃避兴奋剂检查，东德从而获得“兴奋剂大国”之雅号，诸多受害的前东德运动员起诉东德政府的体育部长，神话这才崩溃。
这个体制被称为“举国体制”，与其说是体育运动不如说是政治需要，当政府垄断了体育事业之后却侈谈什么“体育与政治脱钩”，不知是否属于掩耳盗铃。苏东解体之后，这个“举国体制”被他们彻底废弃，各种大赛得到的牌牌少了许多，然而每一块牌牌都是全民体育健身的成果，而不是政府包养的体育花瓶。本届，我们奇迹般增长的金牌大抵是从俄罗斯、古巴等国家那里匀出来的。“举国体制”的辉煌恐怕也就到此为止，别的国家已经开始借鉴其优势，例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政府都已从悉尼奥运会开始斥资扶持体育事业，只不过他们的做法有别：给各级学校拨付专款增加对体育设施与经费的投入，也给有特色的俱乐部以资助。至于今届奥运强烈失落的俄罗斯等国，其政府更表示要斥巨资扶助体育事业以图在伦敦奥运会“收复失地”。就连政府资助奥运属于违法的美国，它的奥委会也明言要多筹资金准备迎接伦敦奥运了，各级学校获得体育奖学金资助也大增，当然这些钱只能来自民间赞助。上述这些措施离“举国体制”相去虽远，政府仍不能包养体育，但却开始财政支付民众的体育活动，难免不会重点资助那些有望奥运夺牌的项目。尤其是俄罗斯，十年来靠着飙升的国际石油价格使之经济实力暴涨，迫切指望恢复“超级大国”地位的普金政权对于体育事业的关心格外醒目，普金一到北京就表态“希望裁判公正”，那个梅总统也宣布要着力培养有望伦敦奥运夺牌的选手，预示着俄罗斯的心态。且不论他们本是“举国体制”的鼻祖，而体操、跳水这类裁判举足轻重的项目上他们原本就有雄厚的基础，体育科研也胜于我们，从中国手里“收复失地”无疑是普金们急切的目标。到伦敦，恐怕对我们的金牌梦威胁最大的正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那里不再有“天时地利人和”，仅“倒时差”这一项就不知会折掉我们几块牌牌，总之，根本无望保持北京奥运的牌牌数量。
又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国际奥委会2005年新加坡全会上决定伦敦奥运会将“瘦身”至26大项，除了已经明确的棒、垒球退出之外，还有一大项待退出，是哪一项？目前列入候补退出名单的有马术、现代五项、乒乓球、羽毛球。如果确定到最后两项之一，无疑也将对中国在伦敦奥运会上奖牌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何况国际奥委会已决定2020年奥运会减至25项，那就意味着上述候补四项里还有一项待裁减，没人敢保证中国的两个强项都能逃过这一劫。如果我们知道棒、垒球之所以被挤出奥运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是设置这个项目以来它的金牌全部属于美国，没有竞争性，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美国并未能“善终”，谁又敢保证同样的理由不会落到我们的“国球”头上？
其实，如果我们的思维境界如果高一点，完全可以站在东道主的地位述说本届奥运会的奇迹，而不是津津乐道金牌数。须知，北京奥运已经打破43项世界纪录，还有更多奥运会纪录被改写。其中第一个亮点无疑是“水立方”里频频告破的世界纪录，尤其是菲尔普斯实现“夺八金”的誓言；第二个亮点是牙买加人刮起的田径旋风；最后的亮点是男篮决赛，西班牙人把美国的“梦八队”拼得呼哧哈喳，两队协力贡献了篮球史上少有的精彩赛事。开幕式还迎来八十多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两代总统全家三代人齐聚北京，这是极其风光的事情，如果我们那些划事者不是小肚鸡肠地扒拉“中国人自己的奥运”这个小算盘，挖空心思地要给奥运涂抹“中国特色”，而是“高瞻远瞩”一些，站在世界最盛大的“派对”主办人的地位想事，最值得骄傲的不是“金牌第一”，而是这个“派对”使客人们尽兴，世界纪录与奥运纪录如风卷残云般被更新，通过这次成功接办世界最盛大的和平集会，那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事情。北京奥运本是一座平台，这座平台有两个通道，一个向下通往坚实的地面世界，例如许多西方媒体网站被开通了，虽然中国自己的若干网站做出了牺牲，网民们总算可以自由地浏览那些网页；另一个向上通往云里雾里的梦境，总想办成一届傲视群雄的奥运会。我们走进哪一个通道了呢？
如果我们不健忘当记得我们的祖先历来是以“老子天下第一”的价值观行事的，“天下来朝”乃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海外商人也只准说“朝贡”而不准说做生意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鸦片战争”直至“八国联军”的几次短暂的局部交战，其本质并非我们的教科书所宣称的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区别的“侵略战争”，而是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个“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的过程是漫长而又痛苦的，它演示于我们那个“落后挨打”的说道之中。两千余年漫长的旧文化传统不似木乃伊那样可以迅速解体，曹雪芹称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实际上浑浑噩噩地搅合在全世界范围文明飞跃浪潮中。一部近代历史动乱之源根本不在于中外之争，而在于内争。例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相隔约15年，其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捻军、回民暴动等内战无论规模还是残酷程度都不是鸦片战争可以比拟的。仅太平军攻克杭州之后屠城所杀国民就超过自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所有对外作战阵亡之总和；而太平之祸波及17省延时14年，杀戮超过两千万人，中国人口则锐减六千余万！
如此大规模毫无进步意义的内战对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它给“独尊儒术”一统文化导致的僵化社会里雪上加霜。“落后”并非“挨打”造成，而是僵化导致，恰恰相反，倒是“挨打”逼出了艰难的进步，正如鲁迅所说：“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然而百余年来特别是近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教育，使得几代人接受了一种扭曲的历史观，毛先生的论调是恭维太平天国等“革命”，然后想“解放全人类”，这个史观禁锢着我们的头脑。改革开放总算部分解脱了一些，但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维艰，解脱亦有限。30年来经济成就显著，人们并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与国际接轨，却以为是“中国特色”在发威，于是顾不得邓公“要韬光养晦一百年”的说道，迫不及待地要彰显“中国特色”。本次奥运本来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大好时机，结果有些本末倒置，掺入太多宣泄“中国特色”的秀场，要宣泄“百年屈辱”之恶气。
例如张艺谋，艾未未评论说他没有灵魂，大致准确。当他努力往上爬的时候还能搞出《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之类反映民间疾苦的人性之作；应了鲁迅那句“人一阔脸就变”的论断，及至功成名就，便跻身名流变成官僚阶级的吹鼓手，热心于古代宫廷之奢华；他导演的开幕式，则顺应现代官府之喜好。其实脑子里早已空乏了，不过是把《满城尽披黄金甲》的排场移植进鸟巢，弄了部奥运版的《黄金甲》罢了。不知是否巧合，央视六套奥运期间翻出那部影片来反复播放，正合适作对比。开幕式一开锣，弄个孩子搞假唱，唱的却是跟她爷爷年纪相仿的老歌，名曰《歌唱祖国》，实则颂的是毛的胜利，重归闭关锁国的胜利。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宣传歌曲，用于标榜“跟政治脱钩”的奥运会第一声，欺负全世界都是傻瓜？
还有那场作为核心演绎的“活字印刷”，更是莫名其妙，除去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毕升的活字术而外，请问有哪几本古书照此法排版印刷过？清代翟金生复试泥活字技术，耗尽家资，费时三十年只完成了印前工序准备；当代孙寿龄、尹铁虎两位先生，为再现泥活字的制备技术，各花费了三年和两年时间，可见其实用性尚不如雕版来得简洁。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遏制市场甚至盛行“文字狱”的社会环境里，根本不存在广泛发行之条件，活字印刷连生存空间也没有，雕版印刷足以满足刊行需求。既然活字印刷在中国尚不能影响雕版印刷术，又何谈“传入西方”？只因英国人李约瑟在1942年赐给我们一顶“四大发明”的帽子，就拿来充当中国文化的脊梁骨，挟洋自负历来是我们那些爱国者的精神食粮，还要塞进奥运会去显摆，无怪乎荷兰那个市长要提抗议。真不知该算自豪还是该算可怜，英国人恐怕有“X大发明”，就连我们的“四大发明”的说道也是人家的发明！伦敦奥运即使要显摆恐怕也很难，大亨决不会因为赚了四美元产生快意，可小贩会因为赚了四美元唠叨一辈子。罗格评述北京奥运会的话被翻译成“无与伦比”，尽管这个词偏向褒义但亦不排斥贬义使用，还是使很多人振奋。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在他的谈话节目里明白无误地对此嗤之以鼻。他复述了罗格讲话原文：“These were truly exceptional Games! ”认为罗格所说绝对不能翻译成“无与伦比”， exceptional 只可以说是一种“例外的、异常的、特别的”意思，向好的方向上。他没说的是，罗格的前任也用了同一个exceptional 夸赞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翻译成“最有特色的”，轮到自己，就变成“无与伦比”了。闻此，你不得不佩服我们那些文人们的“想像力”，不过也难怪，网上揭示的那份官方“21条宣传指示”第10条：“2、5的彩排不炒作，不报细节，对8号的只能说好，不能说‘NO’。”不光体育，新闻出版业更是绝对的“举国体制”，中国的记者、编辑们都吃皇粮，岂有敢不服从之胆？
每一块金牌后面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夺51金有66人领牌，我们理所应当要对每一位成功的运动员喝彩。然而参赛的却有639名运动员，略多于10%。如果我们看见获得银牌者尚且有痛哭流涕者，那些什么牌也没得甚至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又将如何？据报道雅典奥运后国家体育局评出221所体校为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这些学校从训练经费到伙食补贴等各项开销主要靠国家拨款。有报道介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训斥为田亮求情的主管水上运动的官员时说：“你说雅典奥运会冠军，如果拿我们前四年体育训练比赛的开支，分摊到雅典的32枚金牌上，一块金牌值7亿元，这7亿元是倾举国之财力投入的，运动员拿着这样的一块金牌，过分的为个人谋取利益，而不顾训练、比赛状态，这样应不应该处理？”还有更多未评上“基地”的体校，总共大约有20万孩子在受训，大约这个“7亿元”是包括全部“体育训练比赛的开支”只分摊在金牌上得出的，尚未计入体育场馆的投资，也可以看出主管官员心目中金牌的份量，须知，他把银、铜牌以及一定范围内的体育运动全都忽略掉了。何况此君一上任就宣布“举国体制”是个好办法，必须坚持，若联系到李宁当年说的，国家需要的是金牌而不是运动员。我们只能认为，无论办奥运也好，夺金牌也罢，都属于面子工程，最宏伟的面子工程。
曾经有猜测说奥运拉动经济，看来并非如此，北京奥运期间，我们的金牌天天看涨，股市则一跌再跌，繁旺的两个经济三角洲，大批中小企业停产破产，据报道珠三角的制造厂垮掉几乎三分之一了。都无损于国家经济状况，税收还在猛增，涨幅超过GDP涨幅，更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那是另外的话题，奥运嘛，超级大“Games”而已。
(2008.8.24动笔于金边；9.2毕于南宁；9.3发天益杂文、凯迪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