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8月30日，我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农村生活。当时我才十六岁，本来可以继续上高中的，因为一些女生投我的票，推荐我上高中，而我对女生很反感，我偏要下乡，别以为我会反过来投你们的票，于是，我就下乡了。可以选择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合肥边上的长丰，一个是安徽北边的萧县，大约是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要离开家，走的远远的，我就选择了萧县。一趟载满知青的专列在晚上八点钟离开合肥，尽管下午二时就已经在合肥四中的操场上集中，然后排着长队走过长江路，在一片闹哄哄的喧嚣声中上路，其实已经很疲劳了，但是那个时代人几乎都是靠着一种精神活着，昏暗的车厢里，弥漫着汗馊味，很多人趴在小桌上，写着豪言壮语，一直兴奋到大半夜，天亮的时候，火车在一个冷清的车站上停下了，哦，这就是萧县。我们又被各公社的干部们装上大卡车，展转送到公社，在公社蹲着（谁知道这一蹲就是八年多呢）吃了一顿饭，又被大队的干部领着走上乡间的小路，两部平板车，装上我们八个知青的全部家当，在将近傍晚的时分，到了村里，临时准备的床，只有木架，怎么睡觉？老队长又带着我们几个男生到场院里扛来几捆高粱秆，打去枝叶，用些小绳捆扎起来，铺在床上，再铺上一条苇席，就能睡觉了。
　　我们的村子，是一个有着五个生产队的大村庄，估计人口在八百人以上，公社在东边，离这里六里地，再往西走十二里路，到了山口，就是另外一个公社了，村西头就是铁路，铁路沿线都是长长的野生芦苇，间或是一些柳树和杨树，顺着铁路往东北走大约六七里地，就是淮北煤矿排名第十，简称十矿，老百姓有时听广播，经常听到“实况录音报道”，谐音一样，以为是（“十矿录音）就说十矿不简单，总有新闻报道。（老百姓也有幽默感，大约是真的不懂，比如说，“由他”这人不简单，每次我国领导人出访外国，都是某某领导人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你看，不管谁出去，都是“由他”当副团长带领着，那时，世道变的快，今天还在台上，明天又下台了，而“由他”就是打不倒，也难为他了。）
　　顺着铁路往南走，三四里路，就是火车站，这里是我们回家、去淮北市、县城的乘车之地，是连接着城市的地方，每次乘车，不论是去淮北还是合肥，还有县城和徐州，总是有点乡巴佬进城的感觉，总要打扮的讲究一些。
　淮北是平原，一望无际，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豪迈，而是痛苦，因为地太长了，干半天的活，都是按照地趟子安排的，体力差、技术差的我们，无论耪棉花、玉米，还是插秧、割庄稼，总是落在别人的后面，年轻人要脸面，只好不休息，晚收工，互相帮忙，最后才从地头上爬出来，而人家差不多都到家了。
　　北方的一年四季是分明的。初春的田野，主要是越冬的小麦，一开始，还只是稀疏的麦苗，在凛冽寒风中显得十分脆弱，到了三月份，一遍水浇，一遍耪地，眼看着麦苗很快地涨满麦垄，一条条绿色的长龙直奔天尽头；接着就是棉花的撒种，春山芋和春玉米，所有的土地都没有闲空了。夏季，在农忙时开始，先是割麦，长长的麦垄，一望无际，人们在金色的海洋中起伏游动着，等到麦子收割完毕，就是大豆的播种，水稻插秧，转眼到了七八月间，青纱帐起来了，玉米、高粱、大豆、山芋、水稻、棉花把所有的田野全部铺上绿色，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秋天是从收割开始，到播种结束，当然，小麦的播种是在十月底结束的，棉花还在一遍遍地摘拾着，直到最后剩下星星点点的白色点缀在赭黑色的秸秆上，在秋风中摇曳着，深秋来临了，整片土地在一年的奉献结束后裸露出来，看起来十分丑陋，像一个刚刚生育过的母亲，疲惫、无力、苍白……冬天到了，大地泛上来一片白霜，是盐碱，在淡淡的晨雾里和天色搅和在一起，所有的绿色消失了，如果再有一场雪，所有的景色全部覆盖了丧葬的颜色，没有生机，一片肃杀的气氛……于是，人们再等待新的春天的来到。
　　知青是不甘寂寞的，无论什么季节，总是充满着用不完的活力。春天，我最爱干的农活就是耪地，先是耪小麦，再接着是耪棉花，一人看上五趟，一把锄头远远地搭过去，一下子扒住地垄，然后摇晃着往身边拉过来，左右开工，特别好看的步伐，会耪地的人，脚法不乱，稳稳地站立着，缓缓地前行，脚印像拖拉机的轮辙清晰而有规律地印在地面上，刚开始不会耪地，等到人走到地头，回头一看，脚印几乎把所有的耪过的地全盖满了，真有点像公文旅行，不知有多少审批机关在白纸上盖上大印，连一点空间都没有留下。夏天，我喜欢和妇女比试插秧，这种农活大老爷们是不干的。当时主要是带土栽培，成片的薄薄的土片，上面是半尺高的秧苗，均匀的洒在身后的水田里，人向后退着，谁要是插得慢，就四面把他封闭起来，让他出不来……还有就是打农药，农民对科技有天生的畏惧感，所以这种活由知青来做，棉花的虫害很多，打农药最好的时候是中午，而且，天气越热，杀虫效果就越好，头上顶着块毛巾，但不习惯戴口罩，背着一桶四五十斤重的药水，喷雾器摇晃着，整天晚出工，早收工，只是中午的时候要比别人多干些，而且生产队还有毛巾、肥皂的发放，俨然有特种兵的待遇。秋天，我喜欢在收割过的土地里去值班看庄稼，庄稼收割下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运到场院，要人看着。我把豆秸打成一圈，像碉堡式的围起来，里面铺个苇席，带一条薄被，头枕着胳膊，望着满天的星斗，无所事事地胡思乱想……其实，秋夜并不宁静，田鼠、黄鼬、蛤蟆、蚂蚱诸如之类的野物不时发出响动，你就在这唏唏簌簌的声音中睡去，再醒来。冬天，最多的农活，就是河工，每个生产队分上一段，先是干地，用车拉，后来渐渐地出水了，就用筐抬，最后都是流沙，稀糊糊的，像偌大的凉粉，挤不出水，但是淅沥着，就用布兜抬……
　　知青除了有铁锨，没有别的农具，所以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拉套，耩麦子、耩棉花、拉车、拉磙子，一根绳子，或是几根绳子一挂，整天走来走去，绳子在肩头勒出深深的印子，有时都勒破了，就换肩。拉套不需要技术，只要舍得力气，农民看得出来谁偷懒谁卖力，就是看你“伸腰”——身子伏下去的程度，懒人的绳子总是松的，人直挺挺的站着。我的一个男同学，艺术气质很浓，就是干活不行，干活时哼着小曲或是样板戏，走路也慢，出差拉车，他总是磕磕袢袢地跟着，绳子自然多半时间是松的，农民就说他是一身“女人肉”，在农村，对男人的评价标准就是手艺和力气，所谓手艺主要是农活，淮北的农活讲究点的是摇耧、扬场。摇耧就是条播，讲究均匀，庄稼出苗就看出功夫了，而大豆、小麦的播种用种量不同，摇的快慢就有差别。扬场关键是找风，风大，扬出去的粮食乱撒，不好控制，无风的时候，粮食和杂质无法分开，所以算是技术活，农民对科技有神秘感，所以凡是涉及用药、拌种、柴油机、抽水机等，对知青就格外信赖，这样我们也就打个平手。农活学起来很快，特别是当地有句土话给我们安慰：“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你咋做”。我总以为，对于智商高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难事，只要肯学习，肯钻研，很快也就学会了。我的摇耧、扬场就是这样学下来的。农民其实很朴实，只要你向他学点什么，他就肯教，相互之间，在交流中你就进步了。
　　最初的两年很快过去了。当初有种印象，只要过了两年，就开始招工，很快就可以进城了。谁知会蹲那么长呢？主要还是因为家里的问题，父亲在57年就被打成右派，虽然62年就“摘帽”了，到了文革又旧帐重提，虽然摘帽，但不是你没有问题，好比刑满释放人员，你一辈子是逃不掉这个历史问题的，只要有运动，就轮到你当“老运动员”。母亲的两个哥哥解放前就出去了，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都是医生，可是那时叫做“海外关系”，所以，只要政审，我总是过不了关的。即使75年，我申请“社来社去”上大学，报的是农机和植保专业，打算铁了心回到农村再干（因此，我的一首诗中有“已经过了六年，再干它十个六年”的豪言，也被同学们传为疯话），仍然是上不来。最惨的是76年，“四人帮”已经倒台，我又得到一次推荐机会，兴匆匆地骑着自行车，蹬了将近四十里路，赶到县城参加合肥招工的体检，等到公社干部一一喊着名字进去，最后看到他的手里的体检表发完了，周围也只剩下我一人，我纳闷，问他为什么没有我的表，他回答道，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你还需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想不通，我都六年了，比我来的晚的人（73、74年下乡的）都可以回城，我为什么不能？回去的时候，我一点劲都没有了，浑身发软，对农民也无法解释，他们对政治不懂，但是，他们知道一个十六岁就来到这里的“半截茬”（当地对青少年的男孩的俗称），学会和他们一样干的农活，能写一手文章，会“讲古”（我常常给他们讲三国、水浒、西游记、春秋战国），当过记工员、生产队长、小队会计、副业队会计、民办教师、柴油机手，这样的人怎么叫还需要再教育，他们的孩子在我的带领下，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武术、舞蹈、歌曲都学得有滋有味，可是，还需要继续呆下去。这个期间，我还从74年开始，先后被公社、县知青办、地区知青办抽调去写材料，农民身份，城里人的工作环境，没有补贴，只有工作，断断续续地干过两年，我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觉了，可是，我还要无限期的呆下去。当时正值秋种，我选择了农民都不愿干的活——扛粪，就是把化肥、晒干的大粪、草木灰等和在一起，装进一米多长的口袋，扛在肩上，在耙的松软的地里，跟着耩子，把粪撒进耩子里，和麦种一起下到地里。农民嫌臭，都是不愿干的，就是换一身衣服，洗干净身子，还是有一股臭鸡蛋的味，走到哪里，别人都嫌弃，而我那时，像发了疯似的，只顾干活，不想吃饭，一干就是十多天，所以，后来，看到电影“天云山传奇”，里面有右派分子被农民孩子羞辱的镜头，我很理解，也很漠然，当着你所承受的痛苦已经到了麻木的时候，再多的痛苦对你来说只是一口叹气就可以体味和承受，那又在乎它还有多少，或是如何对待呢？
　　77年来了，我们大队知青最多的时候有25人，我所在的插队组一块来的八人（四男四女，纯属巧合，但是老乡以为是配对来扎根的）从72年冬就陆续回城了，到76年就走得只剩一男一女，女的就是我的恋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寂寞和不公正的待遇，在头一年的秋后回家已经三四个月过去了，我却一个人坚持着。这是我在乡下呆过的唯一也是最后的一个春节（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过家人单独过年）。生产队分给我二斤多肉，我在年前一顿做掉，邀来几个回乡知青，连酒带肉地消灭了，除夕的晚上，叫来几个回乡知青，把锣鼓家伙掂起来，对着大队广播站（那时我代女友看大队的广播，同时还在大队学校当初二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的话筒，敲起来，一气敲了个把小时，我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发泄着自己，在冬夜的旷野里可能传的很远……然后，我就睡了整整两夜一天，大年初一，我的学生来敲我的门，要我去他们家吃饭（农民把教他们孩子识字的老师是当圣人贡着），我没有起来，我的回乡知青朋友们来叫我，我没有起来，我先后在三个生产队呆过，这几个队的老乡来叫我去吃饭，我还是没有起来，缩在被窝里，昏昏沉沉地似睡非睡着，这是我一生中睡得最奢侈、最无奈的两天，我不记得当时想什么，苦闷？烦恼？忧郁？我的情绪是极为复杂的，但是肯定没有哭，我几乎不会为自己的悲哀哭泣了，如果可能，我会为别人那些令人伤感和同情的事情而掉泪，但是为自己，已经不会了。那一年的冬天好象特别冷，零下十几度，钢笔里墨水的颜色和水都分离了，写出来的字迹模糊不清，有时干脆就冻在笔尖上，哈口热气再写，就只是淡淡的水渍了。风也特别大，因为雨雪很少，浮尘很大，灰土在被子上、桌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阴冷、灰暗的环境和心境搅在一起，我就这样开始了77年的春天。
　　77年9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靠看《毛泽东选集》去学习中国近代史、靠看两张地图（世界和中国）去学地理，靠每周一次模拟考试去学习从来不懂的数学，（在100分的高考试卷中，我只会做74分的题，居然还拿到了46分）。就这样，在当年的冬季，到县里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高考。在几十比一的竞争中，走进了大学的校门。虽然那只是一所省内师范院校，学的也只是历史，与中文、政治等显学比起来，很有“冬烘气”，但是，我父亲的老友，那个系里的世界史教授用红笔在信封信纸上从里到外地写着，向我父亲报告我被录取的消息（喜报）。而我和大队里一起参加考试（当时下乡知青只有我参加考试）的25人中仅被录取为另外两人（都是中专）一起豪迈地吟颂着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八年抗战”。
　　我常在回忆中和朋友们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代没人教你，远离家人，或者因为他们也处在艰难之中，不忍心或不信赖和他们交流，而身边都是同龄人，谁又比谁更高明呢？出于自尊心，也不愿向他们剖白，也许从小形成了思考甚于行动的习惯(这在体弱多病、身单力薄的幼年也是很正常的自我保护)，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至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于从骨子里认为“劳心者治人”的我来说，对他们是谦恭、顺从而不心悦诚服，在这种环境中你还必须长大，你只有喝狼奶，那种自相残杀的冷酷和孤傲就慢慢形成了，但是，还给自己留下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设身处地的理解力，我总认为，真正的富有，是在自己一无所有、孑然一身的时候还舍得把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献到牺牲的祭坛上，真正的胜利，是在别人无数次地把你击倒，但是在裁判的读秒声中又挣扎着站起来，纵然身体倒下，也是灵魂不死。
　　下乡八年，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和普通人平等相处，哪怕那人比你更卑微、下贱，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同等尊贵的；再则，即使你没有办法走出你的困境，但是，想想那些比你生活境遇更糟糕的人还能在叹息声发出由衷的笑声，你不应当怀疑人生的乐趣、意义和价值；还有，你可能会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渐渐磨平当初锋芒必露的棱角，忘却昔日的誓言和理想，但是，你只要有勇气活下来，生活的大门一定会重新为你开启。过了很久，我偶尔读到赵鑫珊的一句话，他说，只有在人生的缩微点上，才能看到人生的意义和人格的伟大。
　　的确，我不会象自恋者那样把自己的那一段历史粉饰得光彩照人，我也不会象自虐狂那样把痛苦当作快感来享受，我不愿回顾，因为那个时代埋葬了我多少年轻的梦，耽误了我无法找回的青春，现在写下来，只是给自己过去的历史永远画上一个句号，毕竟，将来的路，无论怎样艰难，但是，最艰难的路已经走过来了，你还要继续走下去，直到人生的终点。至于，在路途上什么时候倒下，那倒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一直在走着，而且，从来没有停下。
　　

（后记：写完之后，突然觉得力气一点都没有了，就象登山者登顶成功后，不是欢呼雀跃，报告喜讯，而是一屁股瘫坐下来，只有大口喘气的份了。何况，我的乡下八年，最后离开那里，不是登顶成功，而是收容归队，因为，在12月10日参加高考以后，紧接着，合肥一家企业来萧县招供，几乎一网打尽地收罗了全部70年下乡的合肥知青（一共29人）。我就这样被招工回城了。在23岁的头上，刚刚开始做学徒，每个月拿18元钱的工资，在比你年轻的师傅手下打杂，你会感受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好在我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接到入学通知，回县里体检后，在78年春节后，去江南的那所高校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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