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命运曲，老知青的炼狱歌，一代人的见证录，生命力的颂扬篇。

插队散记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近40年了，但那时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思，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那段酸辛苦辣的坎坷人生，那段抗争磨难的生存之路，那些身居底层的思索忧虑，那些甘苦与共的患难真情，时时刻刻在逼迫着自己，不得不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每当提起笔来，却又词穷语赘。最后只是零零散散地拼凑了这些片断，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的真实思想和生活状况，或许能给人们留下一点启示。
震撼人心的别离
1968年11月29日，凌晨４点多钟，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大妹和二妹早已帮我收拾好行李。我胡乱擦了一把脸，喝了一碗稀饭，准备上路。临出门时，走到床前，轻轻拍了下正在熟睡的小妹妹，说了声：“我走了。”她猛地坐起来，“哇”地一声哭了。她才８岁，太小，没让她去送。
外面，天阴沉沉的。两个妹妹用一根木棍抬着手提包走在前面，我和母亲默默地跟着，去18路汽车站赶第一班车。６点多钟，到了东站,前来送行的姑姑、舅舅、姨早已等候在那里。进站口挤满了学生，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天津市第三批上山下乡知青。在此之前，第一批是去内蒙古插队落户，第二批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这一批是去山西晋南专区插队落户。知青们主要来自四十七中、九十二中、九十六中、南仓中学、贵阳路中学、南开女中、女六中等学校，约有四五百人。
７点钟，开始进站。送行的亲友一两千人，聚集在站台上，显得站台那么狭小、拥挤，场面又是那么炽烈、壮观。有的相互紧握着手传达着鼓励和期望；有的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本表示着决心和信念；有的不停地用手帕揩拭着泪水诉说着亲情；有的默默地站在一旁思绪万千。说的、笑的、哭的、大声嚷嚷的混杂一起，喧闹、热烈，像是祝贺；忧虑、惜别又像是壮行。白发苍苍的老人、刚会说话的孩子、两眼红肿的伙伴们向准备远行的亲人交代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到那就来信”，“千万要注意凉热”，“你们要互相照顾”。有的人挤不到跟前，就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到车厢另一面跟车上的人说话。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突然，有人“哎呀！”尖叫一声，周围的人立刻围了上去,接着传来更大的哭声。一位老太太昏倒在那里，她的家人使劲地给她掐着人中。也许是因为众多的家庭都有着共同的命运，那些无奈的家长们从中稍微得到一些宽慰，在大家的劝阻中逐渐恢复平静。
７点44分，火车汽笛一声长鸣，站台上骤然响起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惊天动地，淹没了汽笛声。亲人们强忍住痛苦，目送着徐徐开动的列车。有的人还紧紧拉住车窗里伸出的手不放，有的随着火车跑出站台。知青们轮换着从车窗挤出头、探出身，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告别，直到车外那些身影全部消失。
随着火车速度加快，车厢里的气氛渐渐平静下来。面对着新的生活,大家既新奇，又迷茫，但也意识到，面对的将是漫长的极其严格的考验。四十七中的王威首先掏出口琴，吹奏起《东方红》的乐曲。李荣斌拉起板胡，我吹着笛子跟着合奏，知青们也都随着低声吟唱起来……。
这批知青都是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大的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十五六岁。临行前，是经过学校动员、个人报名、学校和招人地区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才批准确定的。在上山下乡这股洪流中，投身广阔天地、扎根农村边疆，成为热血青年们的毅然选择。有的热血沸腾，立即报了名；有的憧憬未来，向往更新的生活，决心闯荡出一片新的天地；有的为了摆脱家长束缚，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跟着同学办了手续；也有的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长在“文革”中挨整，不愿跟着“背黑锅”，只好做出这样的选择。为此，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瞒着家里“偷”出户口本。总之，每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带着纯真的热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不知是谁提议了一句：“咱们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宣誓”，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１０点多钟，火车到达北京站。大家下车后，没有顾上浏览北京市容，就一起向天安门广场走去。
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前庄严宣誓
中午１２点整，四十七中学的２２名知青在广场上列队站成两排，在带队老师方荣章的率领下，面对着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庄严宣誓。誓词是由夏清峰草拟的：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全体赴山西插队落户的战士，来到了您老人家居住的地方，伟大的首都—北京，来到了您的身旁。我们无比激动，无比幸福，千言万语汇成最强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前，在您的光辉形象照耀下，高举红旗，向您庄严宣誓：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您老人家挥手我们前进！您老人家的教导我们永远牢记！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迅跑，跟您干一辈子革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宣誓人（略）
下午３点多钟，乘北京—太原的列车，踏上庄严的旅程。30日凌晨，到达太原，自由活动一天。下午６点多钟，换乘太原—风陵渡的列车，开始另一半的行程。火车上不时地播放着“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流水哗啦啦”等山西民歌。夜晚，在睡梦中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山洞，醒来时已到达运城站。一部分知青由此下车，南仓中学的去夏县，九十二中的去临猗县，其余的继续南行，到芮城县。
经过2400多华里的行程，于12月1日中午11点多钟到达终点站—风陵渡。这里是山西省的最南端，与河南灵宝县和陕西潼关县隔河相望，有“鸡叫闻三省”之称。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都描写过这一带的风土人情。
从风陵渡到县城，还要再坐84华里的汽车。知青们站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眺望，左面是中条山，中学课文中的《中条山的风》描写的就是地质勘探队员在这里工作生活情况；右面是黄河，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古老庄严，雄浑质朴，势不可挡。隔河对岸，隐约可见被云雾笼罩着的巨大山脉，那就是地理老师讲过的中国南北气候分水岭—秦岭。江山如画，气象万千，知青们群情激昂，高唱起电影《军垦战歌》的插曲：
迎着春风，迎着朝阳，跨山涉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最艰苦，就在那里奋发图强。
哪里最困难，就在那里百炼成钢！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沿途全是大沟，几乎都是45度大坡。汽车一会儿冲下沟底，一会儿又翻到梁上，我和王威、夏清峰坐在行李车上，显得特别刺激。每当汽车下坡时，恐怕出溜下去，必须紧紧抓住车上的绳索，蹬着车厢前面的护栏，仰躺在行李上，才能使身体直立；上坡时，又尽量向前撅，像是做仰卧起坐那样保持平衡。路边都是陡立的黄土崖壁，那些被烟火熏黑的窑洞、被寒风吹破的窗纸和弓着腰背着背篓的老农，给人一种苍凉、寂寥之感。
汽车一共翻过19道大沟才到县城，经过两天集中休整后，分赴各个公社。四十七中的邵炳年、杨明非等9人分在城关公社；我和李荣斌、王威等13人跟其他学校的知青共100余人分在杜庄公社。
你们都是无产阶级
12月3日，100多名知青分乘5辆大卡车来到杜庄。
杜庄公社位于县城西部的正中间，距县城和风陵渡各42里，距中条山和黄河边各15里。卡车在公社门前停下来，围观的群众有上千人。杜庄村的大小队干部和杜庄中学的学生数百人列队站在路旁夹道欢迎，洋鼓、洋号、笛子、锁呐、二胡齐奏《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世界是你们的》等乐曲。
知青们分别被安排在杜庄、杨涧、石道、里庄等大队，由各大队的干部将知青们带走。被安排在杜庄大队的52名知青，由中学乐队开路，社员、干部簇拥着来到大队部。宽敞的北房里摆着长桌长椅，社员们提来好几口袋红枣、柿饼、花生、核桃、南糖，就像招待久别回归的孩子，让知青们吃。又大又圆的红枣核小、肉厚，布满白霜的柿饼又软又甜。还有好几位社员专门给知青们砸核桃，这是知青们生来受到的最高礼遇。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先科站起来讲话：“天津市的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好！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们离开父母，离开大城市，来到我们杜庄插队落户，我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杜庄大队就是你们的新家，杜庄的贫下中农就是你们的亲人。你们都是无产阶级……”“轰！”的一声，大家全笑了。本来是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呢”？何况有不少知青的家庭曾被抄家或大字报封门。在种种歧视下，唯一的想法就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能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想到这里，只能是苦笑。
“大家不要笑嘛。你们现在除了能劳动的两只手，一无所有，不就是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没想到，这位50多岁的老农民、老支书，讲起话来那么生动，而且理论水平并不低。大家顿时觉得心里热呼呼的，不由地对他产生了敬意。
会后，知青们被分配到各生产队。杜庄大队包括南杜庄和北杜庄两个村，共分6个生产队。南杜庄为一、二队，北杜庄为三、四、五、六队。北杜庄是公社所在地，知青们全被留在这里。四十七中的王威、夏清峰等人分在五队，李荣斌、王军、管红、管平、贺小玲、周芳清和我分在六队，其他学校的知青分在三、四队。
知青们到农村插队，由国家拨给每人240元安家费，其中一半是半年的生活费，半年后，凭自己劳动的工分参加队里分红；另一半是住房费。当地人都认为知青在农村呆不长，迟早还得离开这里，没给盖房。大多数生产队用这笔钱买了库房。而知青们虽然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是却并不关心盖不盖房子的事，因为在城里住的都是公产房，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了，不欣赏农民把一生积蓄都用在盖房上的做法。
六队知青被安排住在杨文旭家。他家在村北巷道西头的崖边上，门口有一株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那种“高大的皂荚树”，当地人叫皂角树。树干苍劲，枝叶繁茂，可能已有几百年树龄。树上结满了“大豆角”，已经变得紫红、干硬，说是能用来洗衣服。院内东、南、西三面房屋呈“凹”字形，北面是个小院。房东一家6口人住两间东房，4名女知青住西房，3名男知青住南房。房东大娘既热情又勤快，屋内、院外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政治队长黑娃和生产队长福龙带了几个社员帮助我们把行李搬到屋里，摆好，铺好炕。晚上，大家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方荣章老师把知青们的信带回天津，送到每一个知青家中。
12月21日晚上8点钟，我在巷道口的电线杆下听到高音喇叭里播送着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听完后，顿时觉得热血沸腾，想到自己的行动是在毛主席指示发表之前，又不由地暗自庆幸着先见之明。与此同时，又有上千名来芮城插队的天津、北京知青在火车上也听到了这条指示。第二天，各大报刊同时刊载了这条指示，城市里也掀起了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
当大批的知青来到这里后，荒僻、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立刻沸腾起来，再也没有孤独冷落的感觉了。光杜庄公社就增加了一二百名知青，除北杜庄外，其他大村都安排了知青，南杜庄也安排了20多人。知青们经常被集中到公社学习、开会，大家一起说笑、打闹、唱样板戏，俨然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生活。农闲时，走村串户，逢集赶会，你来他往，聚会庆贺。有这么多人共同分担着艰苦生活的磨难和远离家乡的思虑，使大家忘却了痛苦与忧愁，开始把自己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芮城县八大怪
芮城县的风土民情很有独特之处。说话口音接近陕西渭南地区，跟电视里演小品的郭达极像；穿衣服还是用粗布做的大免裆裤，不分前后；洗衣服时，将衣服泡湿，中间夹上皂角，放在石头上用棒槌棒；穿的鞋都是自己做的方口布鞋，不分左右脚，而且从来不刷，直到穿破为止；冬天，女人们出门，骑着毛驴，手上戴着棉袖筒，双手揣着，或者用袖筒的一头堵着鼻子、嘴，真是一派乡野风情。有顺口溜流传着：“芮城县，八大怪，蒸的馍馍赛锅盖；擀的面条像裤带；好瓦房子一面盖；醋调菜，酸得怪；滚水泡馍美得太；人拉车，牛在外；女人头巾男人戴；十八九女子当驴卖。”
“馍馍赛锅盖”是说馍馍又扁又大。大馍是芮城的一大特色，社员家平时蒸馍一般每个都六七两重。我见过的最大花馍馍有七八斤重，整个笼屉那么大，过年时用包袱皮裹着背上它去串亲戚。
?“面条像裤带”是说擀的面条又长又匀。社员家家都有一块像单人床那么大的面板，擀面杖足有一米来长。每天中午要吃一顿捞面，不管家里来多少人，全凭手擀。至于刀削面，那是山西的拿手绝活。一只手托着一块和好的面，另一只手持一铁片做的小铲刀，站在一两米以外往锅里削面，削出的一根根面条连成一条弧线一直飞到锅里。还有人把面顶在头上，两手同时持两把刀削面。先不用说面条有多好吃，就是看表演也会引起很大食欲。不过晋南人吃刀削面的不算多，平时还是喜欢吃手擀面。
“好瓦房子一面盖”是说东西廂房的屋顶都是一面坡，外高里低，像是梆子头，并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设计成这个式样。
“醋调菜，酸得怪”，是山西人吃饭的最大特点。所有的凉拌菜里都放醋，八个菜一个味。山西人爱吃醋谁都知道，但为什么能养成这个习惯，却说不清楚。后来，有一位老农告诉我说，山西产的小麦里筋多。比如，别的地方产的小麦一斤可以出三四两面筋，而这里的小麦能出五六两，不吃点醋不好消化。这个解释还有些道理。
“滚水泡馍”是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种吃法，通常用于晚饭。先把干馍馍掰开放在碗里，用开水烫一下，滗出水，再放进开水，使馍馍热透，然后撒点盐、辣子面，就成了一顿最省事的饭。他们做羊肉泡馍也是这样，先用羊肉汤把馍泡一下，滗出汤，再放肉、汤和作料，味才能进到馍馍里头。
“人拉车，牛在外”是丘陵地区运输的特有方式。小拉车必须由人驾辕，牛拉套。上坡时，前面有牛拉套，人只要压住辕杆，保持平衡就行，不用费力。下坡时，把车辕杆抬起来，使车厢尾部拖地，起到刹车的作用。
“女人头巾男人戴”是说男青年头上都扎着方头巾，就像义和团。但是头巾红的、黄的、绿的、花的都有，离远处看分不清男女。
“十八九女子当驴卖”是说买卖婚姻。一般从七八岁就定婚。媒人把男孩领到女孩家，问女孩愿意不愿意，女孩说“愿意”，婚事就算定了。男方开始不停地送财礼，直到结婚。不过，也没什么高级东西，只是些棉花、粗布什么的，送线绨被面就是很高级的了。新娘出嫁，讲究陪嫁几十床被子。结婚那天，新娘骑着毛驴到新郎家门口，用手揪着驴耳朵，就是不下来。男方给新娘塞上5元钱，还是不下来，再塞5元，就下来了。当时知青们觉得这样的事真可笑，处的时间长了，才知道农民确实不易，有多少人根本娶不起媳妇。女方要财礼，也是为了留给家里的男孩定亲或结婚用。
刚开始时，知青们看见什么都觉得怪怪的，就问这问那。社员们开玩笑说：“你们‘洋学生’把麦苗当韭菜。”知青们也不示弱：“你们乡下人进城找不着厕所，不敢过马路。”时间一长，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有的知青也剃光头、扎毛巾、穿免裆裤，还学着当地方言骂两句“日他先人”。大队干部表扬说，知青们去掉了“洋楼”，留下了光头，真正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了。渐渐地，知青们熟悉了那里的一切，也适应了那里的生活。
生?活?初?试
学方言??刚到芮城，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我们说话人家都能听懂，但他们说话我们却分辨不清。特别是老人们说话，我们几乎一句也听不懂。一次，社员杨三学问我：“你看我们这里美不美？”我问：“什么密不密？”他说：“就是好不好。”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连说：“密！密！”一次，王军骑在牛背上喊着：“驾！驾！”牛就是不动，他又喊：“前进！前进！”牛还是不动。有个社员不知道他是在出洋相，就认真地对他说：“你以为它是人哩，还‘前进’，‘前进’的？你得喊‘呆气！’才中”。
时间一长，知青们都很自然地学起了芮城话。有人讲得很流利，也有人讲得半拉咯叽，就像日本人说中国话。不过，要是真学会了也挺有意思。如，他们把“书”、“服”都念成“夫”；把“睡”、“水”、“树”都念成“富”。比如：“我端了一碗水，拿着一本书，睡在树底下看书。我喝一口水，看一会儿书，你说舒服不舒服。”用他们的发音就说成了绕口令：“握端了以万富，拿着以辈儿夫，夫在富地哈刊夫，握豁以扣富，刊一会儿夫，逆薛夫夫不夫夫。”?
后来，我渐渐摸出他们的发音规律。原来，他们总是把一声念成二声，二声念成三声，三声念成四声，四声念成一声。例如，把“买菜”念成“卖猜”；把“着火”念成“找霍”，把“扇子”念成“衫子”，把“马车”念成“骂车”。他们还管筐叫“矬”，管“长”叫“踔”
（CHuó），管狼叫“锣”，管哥哥叫“国”；把“小小的”叫“碎碎儿的”，“大大的”叫“拓拓的”。有一次，我去集市上买鸡蛋，问一位老大娘：“您卖这鸡蛋一块钱几个？”她说：“十位（个）”。我开玩笑说：“哟，怎么这鸡蛋也跟同志似的，还一位两位的。”她说：“你薛（说）的是个缩（啥），我就懂憋不哈（下）”（你说的是什么，我懂不下）。我大声说：“你要的价钱太贵了，鸡蛋个儿太小了。”谁知老太太比我还爱开玩笑，她把眼睛瞪得圆圆地说：“笑（小）？那是鸡哈（下）的，又不是握（我）哈（下）的，要是握（我）哈（下）的，给你哈（下）的拓拓（大大）的”。
集体灶??刚到村里时，全村50多个知青在一起吃食堂。没有几个月，因大锅饭不好管理，就分灶到队。后来还是吃不到一起，只好各自起火了。六队知青始终坚持集体灶，直到大家全部被分配工作或调离。我们轮流做饭，费用均摊，每天下工后，一人为主，大家帮忙，每星期轮换一次。
做饭用的是大锅灶，需要一手拉风箱，一手添煤末或柴禾；一人烧火，一人炒菜。知青们在家时基本上都做过饭，所以适应很快。口粮按月从队里领，每人每月44斤原粮，全是小麦，自己去面粉厂磨面。每次都先收些头箩面，留着擀面条用，剩下黑面蒸馍。芮城不出大米，在那里几年也吃不着一顿米饭，有时队里也分些小米、绿豆、玉米等杂粮，但有限。有的知青分的粮食吃不了，就卖掉，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六队知青因是集体灶，男的饭量大，把女的剩余粮食也吃掉了，没有节余，但也基本够吃。
蒸馍??芮城是产麦区，主食除了馒头就是面条。通常早饭是馍馍、米汤（稀饭），午饭是捞面，晚饭是开水泡馍。我们队知青七八个人，吃一顿捞面得擀四五斤面，时间一长，人人都练成了手擀面的绝技。
蒸馍是做饭中最大的事情，每次得请一晌假，一锅蒸四五十斤面，能吃上十天半月。芮城人蒸馍不用碱，只是把面肥泡软，放进面粉中，用水调成糊糊，叫“调炸头”。等发酵后再搋进干面粉，像呛面那样揉成馒头，然后放在热炕头上，让它发起来，再上笼屉蒸。蒸出的馍馍松软得跟面包一样，有酸甜口味，放在开水中泡不易碎，夏天放在屋里十天半月也不坏。过年时，家家都要蒸花馍，捏成老鼠、刺猬、猪、牛等样式。我吃过一个花馍馍，从头一年春节放到第二年春节，在窑洞里的缸里放了一年，全都干透了，一点儿都没变味。
蒸馍的笼屉是用麦杆做的。将麦杆拧成股，用藤条缠绕，盘成高20公分、像铁锅那么大的草圈，放在大锅上，搭上一个竹箅子，盖一块方席子，再铺一个用麦杆穿成的帘子当屉布，上面抹点油，再放馍。就这样，放一个草圈摆一层馍，一锅至少要蒸五六屉。
绞水??芮城是丘陵地区，十年九旱。县城以东地势较平坦，水源稍好，县西吃水则相当困难。电影《老井》中的场面就是那里的真实写照。胡营村的井深27丈，有的地方挖了30多丈也没有水。杜庄的井深18丈见水，绞水的辘轳比特号水桶还粗，需要摇56圈才上来一桶水。井绳粗得快赶上在学校时拔河的绳子，一头系一个桶，一上一下。一人摇辘轳，一人坐在井口对面往下拽绳子。有时没有别人帮忙，只好自己绞。一手摇辘轳，一手拽绳子。水桶上来后，用脚踩住绳子，
提住水桶，把水倒进自己担来的水桶里。然后把空桶搭在辘轳上，再拽绳子，摇辘轳。不过这样很危险，特别是冬天，井口都是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有时绳子上的水桶脱扣，掉进井里，还得请有技术的人用爪钩打捞。
芮城的水清醇甘甜，刚从井里打上来时，可以冲鸡蛋喝。但是水源极缺，每到下工时，排队的人能把水桶摆满整条巷。要想不排队，除非在中午烈日下或者半夜去担水。遇到天旱时，每次只能绞上来半桶浑水，因此很多社员家都有水窖。家家院子低于巷道，院里挖有旱井，院墙下边留有引水洞。下大雨时，把雨水从巷道引进去，猪粪、牛粪也跟着一同冲进旱井。平时人们就用这水洗脸、洗衣服。芮城“八大怪”中的“好瓦房子一面盖”，把屋脊弄成外高里低一面坡，原来是为了让雨水都流进自己院内。岭上村自古以来打井都打不出水，祖祖辈辈喝的都是水窖里的水。“中条山上不长草，山下老乡不洗脚”并非笑谈。在吃水贵如油的地区，不洗脚、不刷鞋，没人笑话，倒是知青们用井水洗脸、洗衣服，让人心疼。
吃菜??因为缺水，所以也缺菜。地里只能种些大葱、韭菜、白萝卜、南瓜等旱地菜，要想吃点黄瓜、豆角、苤蓝等，得去三四里外的韩王涧或里庄涧买，但一般都吃不起。社员家平时只吃点生蒜毫、腌韭菜、辣椒面和自己晒的豆瓣酱等。生活条件稍好的人家，把辣椒面用油炸一下，困难的家庭，只是用开水烫点辣椒糊糊吃。只有过年、节或来客人时才买块豆腐割点肉改善一下。至于西红柿、茄子等就更少见了，甚至买都买不到。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没钱。一些知青吃不上菜，就去地里偷。一次，有个知青在夜里偷的韭菜撒了一路。第二天早上，他还在睡大觉，队长捯着他掉下的韭菜一直找到他的床底下。不过，他们对知青很宽容，也只是说说而已。
开春仨月是最困难的，有钱也买不到菜。吃面条时，只是撒点盐、葱花、辣子面，用热油浇一下，叫“油泼面”。所以，“盐和辣子也当菜”也是芮城一怪。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有人叫苦，而且能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因为大家都穷。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只要都一样，谁也没说的。但是，几个月下来，就坚持不住了。晚上出去，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经历过六十年代低指标的知青们知道自己是患了夜盲症，只好给家里写信求援，要药、要钱。
吃红薯??在村里，也并不是老没菜吃。秋后，队里分南瓜，给我们几个人分了上百斤。这种东西面面腾腾，几顿就吃腻了，扔了又可惜，只好硬着头皮往嘴里塞。直到后来调回天津，在饭店里吃到南瓜饼，才知道原来南瓜还可以做成这么好吃的东西。当时要是会这么做，还不得乐死。不过，在农村时也有知青们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红薯。这东西既能当饭又能当菜，灶火里烤、油锅里炸、小米粥里煮、红糖里闷、切成丝炒、晾成片蒸、轧粉条、打团粉、灌粉肠、做凉粉，怎么做都好吃。尤其是把红薯蒸熟后，弄成红薯泥，掺些面粉，再抹点油，烙红薯饼，真是香甜酥软，风味独特。
芮城的红薯又沙又干又甜，在城市里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红薯。可是，队里一下子分给我们一两千斤，多好的东西也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一个个吃得肚里冒酸水，成天拉屎拉不净。眼看着红薯一堆堆地烂掉，办法用尽了，还是处理不完，于是学社员的法，打红薯窖。先在院里挖个七八米深的洞，跟井一样，然后在洞底掏个窑，放进红薯。可是，过了一个多月，红薯开始大批腐烂。一问老农，才知道红薯窖里不能有异味。喝过酒或用香皂洗过脸的人都不能下窖，否则会影响红薯保存。后来大家注意了，并且在窖底挖一道槽，灌进水，盖上砖，保持湿度，果然效果很好。精选出的好红薯能在里面存上一年，而且存的时间越长就越甜。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
农村劳动多是粗重活，只要能吃苦，啥农活都能学会。刚到那时，队长只派我们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如担粪、积肥、打胡结（砸土坷垃）、修大寨田等。
挑担子??这是农村劳动的基本活，人人必须先过这一关。六队小伙子有二三十人，冬天都穿一身黑，夏天都是一身白，挑着担子走成一行，又整齐又潇洒，十分好看。可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哪受过这份累，挑起担子摇摇晃晃，像个醉八仙。一天下来，肩膀就肿了，疼得火烧火燎，晚上睡不着觉。好在我们上学时还参加过周围农村社队的劳动，抬土、拔草、担稻秧等干过一些农活，还到文安洼参加过秋收、春耕，割豆子、砍高梁、拉耠子，经受过锻炼，对农活适应比较快，一周下来肩膀就不疼了。
推独轮车??这是当地比较普遍的运输方式，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活。刚开始时，左歪右斜怎么也掌握不好，推不了三五步就倒在那里，把车箱都摔坏了，借给我们车的老乡直心疼。三五天后，掌握了推车的技巧，顿时觉得不但比挑担子轻松，而且挺好玩。推上一二百斤重的东西走几十里路都不算什么。
担稀茅粪??就是挨家挨户掏茅房。五十年代劳动模范时传祥就是干的这个活，没啥了不起。毛主席说过，“尽管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是他们比任何人都干净。”脏点、臭点也是个考验。每天担着两个大瓦罐进厕所，掀开粪井盖，用粪勺舀出稀茅粪，倒进瓦罐，再担到地里埋起来，待发酵、风干后，均匀地撒在田里。有一次，不小心把瓦罐碰破了，溅了我一身茅粪，弄得身上庞臭，好几天味下不去，知青们见我都躲得好远。担粪虽臭，可不算累。每担粪百十来斤，从村里送到沟西地里，每趟往返七八里路，每晌担三四趟，还有时间休息。这种活都派小伙子去干，有说有笑不觉累，还能摘社员家果树上的果子吃。石榴、枣、苹果、柿子、梨等，有啥吃啥，非常自在。
打胡结??这是最简单而又最枯燥的活。秋后，收完庄稼的田地要翻开晾晒，使死土变成活土，也为了多接雨雪，吸收水分。但开春后，要想把那些土坷垃弄碎可就费了劲。用拖拉机深翻的土地，全都结成胶泥块，一冬天冻得死实，需要用镢头把土坷垃砸碎，叫做打胡结。这种黄土一结块就硬得像砖头，每砸一下，震得虎口像撕裂一样疼。要把那些胡结全砸碎，一亩地得砸几万下，一会儿就受不了了。有时也想，难道这就叫改天换地，大有作为？此时，倒觉得《愚公移山》中的智叟是个明白人。像这样刀耕火种的劳动方式，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为什么不想个办法弄得更快一点？直到1977年，还有个村子开现场会，把“犁开沟手溜籽”当作先进经验推广。我问队长：“这是两千年前秦始皇那会儿发明的办法，还算什么先进经验？队里有机械镂干嘛不用，却用人跟在牛屁股后面撒种？”回答说：“机械镂撒籽太稀。”我又问：“那为啥不改进机械？”这次没有得到回答，我也没再继续问。因为，那时候农村生产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行政命令下谁也没有办法。
修大寨田??这是改造丘陵地区农田的较好方法。实际上就是修梯田，将每块梯田修得外高里低，防止水土流失。这种土方活除了挖就是垫，不用很高的技术，肯卖力气就行，可是谁也没有广勤干活漂亮。他每次都是把坡埝削得齐齐的，拍得光光的，可以用毛笔在上面写字。其实，无论干什么活都有技巧，掌握了技巧，则事半功倍；不研究技巧，即使干一辈子也弄不出什么名堂。
犁地??最初我以为这是庄稼把式才能干的活，队长派我去犁地，是对我的信任，感到很荣幸。我学着社员们的样子，扛着犁，牵着牛，走到地头，然后给牛套上犁，使劲甩着鞭子抽打着牛，不停地吆喝着“呆气！呆气！”回头望望翻开的一道道曲曲弯弯的沟沟，不由地想起了电影《刘三姐》中罗秀才唱的歌，“犁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得意地将唱词改了过来，唱道：“我走后来牛走先……。”忽然，牛跌倒在地，无论用鞭子怎么抽它，它也不起来。旁边的社员看到后急忙说，“别打！别打！”说着，喊叫几个在附近地里干活的社员过来帮忙。只见他们扛着两根木杠跑过来，把杠子从牛肚子底下伸过去，用力一抬，牛站了起来。我问：“它是不是有病了？”有个社员说：“是饿的。”我说：“饲养员是干什么吃的，不把牛喂饱？”回答说：“每头牛每天只有半斤料，本来就太少，有的饲养员家里没粮食吃，再偷点料，那牛能不趴下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牛，尽管它走得很慢。有时，牛累得卧下来，我也干脆躺在松软的土地上，任凭大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闭目享受着温暖和煦的阳光，沁人心脾的醇香，世外桃源的静谧，空山新雨的清爽。这是真正的田园生活。什么叫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开轿车、住别墅、吃山珍海味是幸福，“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也是幸福；为了事业、理想不懈努力、苦苦求索是幸福，淡泊平净、无欲无为也是幸福。
种麦??这是芮城的主要农活。芮城主产小麦、棉花，特别是县城以西，不适合种秋粮。玉米、高粱都长不了一米高，巴掌大的穗一亩地收个二三百斤，主要是喂牲口。其它杂粮有豌豆、绿豆、谷子、红薯等，产量也不高，播种也有限。棉田管理最费工夫，间苗、锄地、浇水、打顶，一刻不能闲。管理好了，一亩地能收百十来斤皮棉；管不好，只长叶子不结桃。相比之下，还是种小麦省工省事。“麦锄三遍草，颗粒肥又饱”，只要肥料足、墒情好、出苗齐，冬天轧轧，春天锄锄，收成就算拿了。有一年，队里给我们知青分了一块自留地，下了20来斤麦种，就再没管过，转年竟然也收了两袋小麦。
收成好坏，对知青们来说并不那么太上心，反正每月口粮到队里领，一两都不少。但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命根子，一年的辛苦全在收成上。每年麦收得用一个多月时间，随时都会受到天气的威胁。所以收麦就是抢麦，抢割、抢运、抢打、抢晒，直到入库才算是真正收回来，否则，遇到一场大雨就全泡汤，一场大风就把麦粒全部刮落在地里。“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体验到的。
丰收的季节，层层梯田换上金色的戎装，身着白色中式裤褂的小伙子和穿着蓝底白花粗布衣的姑娘们像繁星点点撒落在金毯上。社员们一个个弯着腰，挥舞着镰刀，在麦田中一窜一窜地地朝前拱，割麦的速度就跟我们平时散步差不多。“唰唰，唰”“唰唰，唰”的割麦声，带着利落的节奏感，也透着社员们对丰收的喜悦。但是，知青们割麦可就费了大劲了。不一会，胳膊就甩疼了，鞋前面被镰刀砍飞了花，腰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面对厚厚的麦垅，手里的镰刀越来越不听使唤，割不下来就砍，砍不下来就拔，拔着更费劲还是得割。胳膊上扎满了麦芒，手上磨起了血泡，有的女知青用手帕包着手，血还是浸了出来，而社员们早都割到地头，坐在那里休息了。看看自己眼前的麦垅，还是一望无际，再看看身后留下的麦茬，一撮一撮的，实在难看，干脆一屁股坐在那里。这时，真是汗往地上撒，泪往肚里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等等那些名句一股脑涌上心头。有的社员看知青们割麦太费劲，就迎头来接。有人帮忙自己就更不好意思歇了，只好咬着牙拼命干。渐渐地，掌握了割麦的技巧，也学会了磨镰刀，可是麦子也都割完了。
积麦??就是堆麦垛。割下的麦子需要捆成捆，运回场里码成垛，待天气好并能腾出人手时再分批摊开晾晒、碾打。一次，队长派我跟德山叔和几个小伙子一起积麦，我高兴地答应了。一来这活比割麦省事，不用多高的技术；二来年轻人在一起干活痛快，说说笑笑不觉累；三来干力气活能练劲儿，使身体更强壮。
每次码垛都是由德山叔负责，我们年轻人只管递麦捆。每捆麦子重五六十斤，有的大捆足有七八十斤。刚开始是摆，后来是举，再后来是往垛上扔，再再后来就得用三股叉挑起来往上递。真像是高宠挑滑车，又潇洒又好玩。不过，挑个十捆八捆算不了什么，要是连着挑上几十捆，可就看出功夫了，那不是一般常人身体能顶得住的。麦垛码到一丈多高时，将最上面的麦捆解开、打散、盖严，成为圆顶，像口锅扣在上面。然后，再把麦垛下半截揪齐，弄成一个大蘑菇形状，既防雨又好看。场里“长出”几个这样的“大蘑菇”，也是农村一景。打麦时，再把麦垛扒开，分批晾晒，用牛拉着碌碡碾压。碾过的麦秸也要随时积成垛，防止受雨变质。我觉得码垛挺好玩，也爬上去跟徳山叔一起干。他告诉我，摆麦捆要错开茬，让他们“咬”住；中间必须踩实，码差不多时，站在上面颠一颠，整个垛都颤，就说明成了一体，不会塌下来；顶上的麦捆散开后，一定要盖严，不然，遇到大雨漏进水就要吃出芽麦了。他还说：“这没啥，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了底。真干起来觉得也容易，好像是个人就能干这活，没费多大劲就积好了一垛。这可比在下面递麦捆轻松多了，尤其是看着自己的“作品”“问世”，那感觉更是不一样。可是不巧，那一年偏偏下起连阴雨，沥沥拉拉地下了半个多月。天刚一放晴，队长赶紧派人将麦垛扒开晾晒，其它垛都只湿了上面一层皮，唯独我码的那垛进了水，几乎四分之一的麦子发了芽。我难过极了，可队里没有一个人责怪我。有的社员还开玩笑说：“这回你可以尝尝甜麦馍了。”出芽麦磨出的面颜色发黑，蒸出的馍又甜又粘，像是没熟。偶尔吃一点还觉得不错，可是一个人分上几十斤，天天吃这个也受不了。其实，干什么事情都一样，看别人干挺容易，轮到自己就又是一回事了。
上公粮??这是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活。碾出的麦子晒干后，要用筛子把土过净。将筛子斜搭在一个两三米高的木梯上，就跟建筑队过沙子一样。过筛时，先解开布袋绳扣，一手攥住口，扛起布袋登上梯子，然后松开口，将粮食慢慢倒在筛子上，使尘土漏下去。装粮食的布袋是用粗棉线绳织的，形状细长，每袋能装一百七八十斤，每人一晌得扛几十次，汗都流尽了。我试着过了一次磅，一晌下来体重少了4斤。将筛净的麦子装进麻包，还要送到粮库。入库的粮食用标准麻袋装，每包重200斤，还要扛着麻包上跳板，把粮食倒在粮堆最上面。有时小伙子们比劲，不用别人帮忙抬，自己蹲在地上一撅就起来。这是体力的较量，男知青都得硬闯这一关,也炼就出一个好身体，培养了常人所不具备的暴发力和耐力，但也有的知青根本经不起这种超强度的负荷，落下咳嗽、气喘、心跳过速等病根。让老农说，是受了大累，伤了气。
八十老汉不望东南雨
六队有两个打麦场，一个在村里，一个在沟西。中间隔着一道沟，有二三里路，互相能望见。可是要从村里绕大路走到沟西，得有四五里路。队长把精壮劳力分为两组，一是中年组，留在村里场上；一是青年组，我跟着他们到了沟西。
青年人干活爽快，早完活早歇着，不像老年人那样耗日头，非得熬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好像是按时按点挺负责，其实一点没多干。一帮小伙子每天摊场、碾麦、起场，说着、笑着、干着不觉得累，还比村里场早完活。不过，队长给青年组派了一位年纪大的组长，就是我们房东杨文旭。但是大家都不叫他大名，只叫他“老秤”。他是队里数得上的庄稼把式，平时不大爱说话，但只要一开口，就说得倍儿准。大家都挺服气他，就送他这么个美誉。
“老秤”平时总是叼着一个大烟袋，脖子上搭着一根用蒿草编成的火腰子。腰间挂着一个火镰和一块火石。点烟时，就像是原始人钻木取火那样，先将一根棉花捻放在火石上，然后用火镰（厚铁片）往火石上擦，迸出火星，将棉花捻燃着，再用棉花捻把火腰子点着。抽烟时，就用火腰子点燃烟袋锅。
“老称”从不跟青年人板面孔，所以青年们在他跟前也无拘无束。干活时，一个个只穿条内裤，硬在烈日下暴晒，几天下来，就晒得跟黑铁塔一样。碾麦时，一手牵着牛，套着碌碡碾轧；一手举着笊篱，随时准备接牛屎。牛一翘尾巴，就赶紧把笊篱伸到牛屁股下，然后把接到的牛屎甩到场外的庄稼地里，有时还比着看谁甩得远。每天干是干，玩是玩，非常愉快。
一次，大家正在碾麦，“老秤”说：“赶快起场，雨来了。”我抬头看看天，晴得能看见底，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脊背跟针扎一样，哪来的雨？“老秤”看出我的心思，用手朝西北方向一指，说：“雨都到阳城了，快点干！”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西北方的天空上，乌云裹着齐刷刷的雨线，像一个巨大的卷帘矗立在天地之间，正从阳城公社那边的山梁上朝这个方向移动，景色真是壮观。大家刚把碾了半截的麦子堆积起来，大雨就过来了。幸亏是“老秤”在这里，麦子没有受到损失。雨过后，我注意看了一眼村里场上，他们的麦子也堆得好好的。后来一问，敢情他们也是照着我们的样子做的，因为有“老秤”在这里。以后，我注意跟他学看天气，什么样的云彩有雨，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一天，我正在碾麦，忽然听到轰隆隆的打雷声。往远处一望，看到黄河岸边浓云密布，一道道闪电划破浑黄的雾气，透出大片狂暴的雨线。沟西场虽然离黄河十来里远，但是能清楚地看到暴雨倾泻到河中激起的雾浪。我赶紧去窝棚里告诉“老秤”，可他根本没当回事，只是摁了摁刚装进烟袋锅里的烟叶，对着火腰子吹了一口气，使火苗燃了起来，点着烟后，才闭着一只眼说：“没事情，干你的。”不一会儿，乌云上来了，一阵狂风卷过，噼哩啪啦的大雨点砸了下来，打得头上冰凉、生疼。青年们都着急地喊着：“雨来了，快起场吧！”“老秤”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沉住气，一哈哈（一下下，一会儿）就过去。”这时，就看见村里场上已经忙作一团，很快把麦子堆积起来。可谁知风又停了，云也淡了，太阳重新钻了出来，就连黄河那边的雨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村里场上又重新扒开麦垛晾晒，接着碾轧，而我们这边早已把碾出的麦粒扬净，正往口袋里装呢。这“老秤”可真神了，我禁不住问他：“您怎么知道这场雨过不来呢？”他说：“八十老汉不望东南雨。我活了快60年了，还没见到东南雨过来。不过，听说，要是真过来，那可就不得了，非成灾不可。这点麦子就是堆起来，也不顶什么事情了”。
??大寨式评工记分
那时候，农村的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大寨式评工计分法”。平时每天出工三晌：天刚发亮上工，9点钟左右回家吃早饭；10点多上工，下午2点多回来吃午饭；下午4点多上工，太阳落山收工。冬季农闲只出工两晌。上工前由生产队长派活，收工后由计工员在计工簿上盖章。会计按月累计出勤情况，生产队按季度或农时召开社员大会组织评工。?????????
评工时，按照大寨的经验，自报公议。每人先报自己认定的劳动日工分标准，然后由社员分组讨论。大家根据其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评出应得分数。各组组长就像现在的大奖赛评委一样，分别在大会上汇报本组意见，队里根据平均分数确定。评工方法比较民主，谁吵闹也没有用。评工原则是“同工同酬，按劳分配”，但实质不然，限定每个劳动日男劳力最高10分，只有庄稼把式才能拿到满分。其他强劳力9.6至9.9分,差劳力也在9分以上；女劳力最高8.5分，差别在7.5至8.5分以内。干体力活妇女比不上男劳力，但是像锄草、打胡结、浇地、间棉花苗这类活，女的并不比男的干得少，也不会给8.5分以上。收棉花的季节，女劳力按摘棉花的重量记工，也没有太大差别。
第一次评工，知青们自报分数都偏低，王军报9.3分,我报9.4分,李荣斌报9.6分。最后评出的结果：王军9.6分,我是9.7分,李荣斌9.8分。这是对知青的照顾，也是因为知青们的劳动态度还不错。在农村，只要踏实劳动，能吃苦，就是好娃。后来，给我们男知青评的工分都在9.8、9.9分，女知青8.3、8.4分。管红当上妇女队长后，拿到满分8.5分。我被派到养猪场后，也给评了满分，而且雨天也算出勤。那一年春节我没回天津探亲，除了赶集两次（误工两晌）、上山砍柴4次，出勤达到360天，成了队里的高分。年终分红根据全队收入情况确定，六队在全公社是最高的，每个工分合6分多钱，评为满分者每天可挣6角多。全年扣除粮、油、菜、瓜果等款项后，还能分几十元。再交集体食堂一些蔬菜、调料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大多数生产队分值只有二三分钱，干一年还欠队里粮食钱。
那时候，没有挣钱的门道，谁要是搞副业就得受批判。有一个社员组织几个工匠揽点木匠活什么的，被作为地下包工队给予取缔、批判。知青们平时的零花钱几乎都是靠家里接济。后来，有的社员跟供销社拉上关系，需要人卸煤炭时，把我也叫去。三四个人卸一车煤，每人能得５角钱，然后到杨学功的烧饼铺买两套饼子夹卤肉美餐一顿。学功打的油酥烧饼远近闻名，到现在我还能想起那味道。曾在杜庄插过队的知青每次聚会，一提起那时的生活就想起学功的饼子。那是知青伙食的唯一改善，关键是肚里太缺油水了。一位北京知青在农村干了3年没分过红。选调的那年，队里终于分给他十几元钱，高兴得请大家到饭馆猛“搓”一顿。1972年王威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临走时，请我去饭馆吃饭，要了过油肉、酥肉、米粉肉、炒腰花、糖醋里肌5个菜和6盘炒面。饭店经理李国明劝我们说：“你们俩要那么多菜吃不了”。王威说：“你别管，我们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结果，我俩把这些饭菜吃个精光。这是插队时期最丰盛的一顿饭，至今想起，还像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不过，凭着现在肚里的油水，说有那么大饭量谁也不信。
唱歌把驴招得叫起来
六队要办豆腐坊，让贫协组长杨德山负责，并让我做帮手，地点在村口饲养室场院里。
干豆腐坊、粉坊、醋坊都是既要有技术又要受大累的活。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磨豆浆只能是套上毛驴拉石磨。把泡好的黄豆放在磨盘上磨成豆汁，再将豆汁倒在布单上过出豆腐渣。窑洞顶上悬吊着一个木制十字架，将一块方形粗布单的四个角绑在十字架上，摇动木架，使豆汁在布单内转动，沥下纯豆浆。布单内剩下的豆腐渣，专门用来喂猪。将纯豆浆倒进大锅里烧开后，点进浆水（卤水），就结成了一片片的豆腐花。用笊篱捞出豆腐花，放进笸箩，用布包成大方块，压上木板、石块，过一会儿，就成了一整块豆腐。
做豆腐的主要技术是点卤。芮城人做豆腐不点石膏或盐卤，而是用醋一样的浆水。把每次做豆腐剩下的汤水放在一口大缸里，发酵成又酸又粘又浓的浆水，用它点出的豆腐香嫩白净。少放些浆水，让豆浆自然凝固，就成了豆腐脑。经过德山叔手把手地教，我很快就能单独操作了。
做豆腐不易，卖豆腐更难。那时，总觉得做买卖不是什么光彩事，每天都是硬着头皮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刚开始时，有德山叔带着我，一路上都是他吆喝：“头（豆）——发（腐）——！”后来让我自己去卖，我从不喊叫。社员们也渐渐养成了习惯，到时候，老人、孩子们就端着碗或盆坐在门口台阶或门墩上等候。说是卖豆腐，其实不收钱，只换豆子。用2斤豆腐换回一斤黄豆，再用换回来的豆子做豆腐。一斤黄豆能做出二斤六七两豆腐。做一锅豆腐用20斤豆子，可以换回二十六七斤豆子。这样靠豆腐坊自己滚动发展，还能用剩下的豆腐渣喂猪。到年底，猪长大了再杀掉分给社员。
因为我们做的豆腐质量好、给的份量足，在方圆二三十里都闻名。供销社、粮站、公社食堂几乎每天都要去我们那里定豆腐。逢年过节或谁家盖房、打墙、给孩子过满月、办红白喜事，都要来定做。最多时，一天要做七八锅，从早忙到晚还供不应求，队里只好又派来帮手。
到了夏收季节，队里把德山叔派去带班打麦，豆腐坊就剩我一个人，完全成了自觉自愿、自我支配的劳动。每天做一锅豆腐，还要喂19头大猪。那时候粮食紧张，限定每头猪每天只给半斤料，如豌豆、玉米、麸子等，加上豆腐渣也不够吃，还得靠割猪草。每天要割一背篓苜蓿或野菜、野草，约七八十斤，回来后用菜刀剁碎，再搅拌上料喂猪。“碎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为了把猪喂肥，不能用铡刀铡草，必须把草剁得很碎，因此不知剁烂了多少块木板，也不知手上磨破了多少血泡。每天夜里3点钟起床磨豆浆，天亮前做好豆腐，用独轮车推到村里卖。然后，喂猪、割草、剁草、垫圈、磨猪料、担水、泡豆子，一直干到天黑。晚上，就睡在豆腐窑。
做豆腐烧的是大烟煤，一手拉风箱，一手用铁铲往灶里添煤炭，整个窑洞里浓烟滚滚，又没有排烟设施，呛得吐痰都是黑的，多少年后一沾烟味就咳嗽，手背被浆水拿得顺着手纹开裂，刚进10月份，一攥拳头，顺着手背上的手纹渗血，抹甘油也不顶事，架不住老得沾水。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能够耐住寂寞，战胜孤独，才是真正的“炼狱”。白天，除了吃饭没有和谁聊天的机会，全是一个人干。夜晚，只有毛驴拉磨时那单调而又有节奏的蹄声陪伴。黑暗中，透过残破的窗纸，遥望着闪烁的星光，默默地消耗着时光，静静地遐想，不由地唱起那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歌声盖过了蹄声。歌声停住了，蹄声也停住了，真是把驴都打动了。回头一看，原来是驴正在偷吃磨盘上的豆子。大声吆喝一下，它又拉动磨盘转了。于是，又接着唱，忘掉了疲惫，忘掉了孤独，忘掉了寂寞，忘掉了恐惧。唱到激昂处，把驴招得叫了起来，才想起身边还有个活物，这也是最热闹的时刻。
看一场电影走30多里路
在农村，最使人苦恼的就是单调枯燥的文化生活。那时候，很少有人家买得起收音机，只能坐在门口的石礅上听巷道的高音喇叭里播送的有线广播节目。那些节目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人人都能跟着从头唱到尾，早都听腻了。下雨天出不了工，知青们就聚在一起聊天、打扑克。一次，我有幸认识了杜庄中学的刘有光老师。他性格直爽、乐观，对人热情，手还很巧，连笔筒都是自己用泥做的，它乡遇友，谈得挺投机。当时正赶上学校要放寒假，顺便从他那借了学校的一架手风琴，带回来，知青们聚在一起拉拉唱唱，总算有了一点生气。
大家最渴望的还是想看电影，可惜几个月也看不上一场。即使有电影，也是在阳城或大王集镇演。从杜庄到阳城15里，到大王18里，都是走着去。即便是去县城或者回家到风凌渡赶火车也要步行40多里，所以看电影走这点路就不在话下了。
电影全是在露天的场院里播放。夏季，下午四五点钟人们就得带着小杌子（小板凳）去占地方，一直等到天黑。去得晚了，只好站在老后头。有时赶上下雨，放映员支起一把大雨伞继续放映，人们就站在雨地里坚持把电影看完。放映电影用的是16毫米的小机器，放映的都是《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和《新闻简报》。好不容易演上一场《地道战》、《苦菜花》等好片，还老断片。冬天看一场电影要断片几十次。一部电影同一天在几个集镇放映，就得一盘一盘地倒片子，有时只能放半截，眼巴巴地等着送片子来。
一次，听说大王集镇演电影，收工后，顾不上吃饭就赶到那里。到那时，早已人山人海了。前边的坐杌子，中间的坐长凳，后边的站在凳子上，就连远处的墙头、房顶、树杈、麦垛上都是人。我和同村的几个社员只好站在老后头的一个高台上抻着脖子看。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这是难得的一次看外国片子，大家都被影片中的精彩表演和曲折的情节吸引了。想不到，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能排出这么好的电影。回家的路上，大家还不停地评论着电影中的人物，激动地唱着影片中的插曲：
赶快上山吧，同志们！
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一定来临，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看一场电影往返走了30多里路，还站了两个小时，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而且好几天干活都挺带劲。
戏唱到好时台下噢噢地叫
芮城人爱看戏，不过不喜欢京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要求人人学唱样板戏，不会不行。于是，大会、小会之前都要全场齐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提篮小卖拾煤渣”等京剧选段。只有在平时，人们才哼几句眉户（郿鄠）、蒲剧等地方戏。后来，县剧团将样板戏改编为地方戏，才敢于下乡演出。
听说县剧团下来演出，整个公社都沸腾了。远近二三十里的群众都涌向杜庄，几十年没有下过山的老太太也让家人用小拉车拉着赶来看戏。剧团的人对知青们可真照顾，不用买票，还把我们请到台上看。戏台子有一人高，就像是古代武侠打擂的地方。人们都站在下面看戏，里三层外三层的，不时地拥来挤去。戏台上两头各站一个人，拿着特长的大竹竿维持秩序，谁挤就棒谁。有时把下面的人棒急了，就跟台上的人夺竹竿，弄得人们哄堂大笑。戏唱到好时，台下人“噢噢”地叫，因为人们挤得太实了，无法腾出手来鼓掌。不过，知青们都是白去，一句也听不懂。只是因为听说过电影《窦娥冤》就是蒲剧，才坚持把戏看完。最后，终于有一段眉户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听懂了，“李铁梅”刚一唱完，知青们就高兴地鼓起掌来。
正月十五，县里要闹烘火，搞汇演，杜庄大队也成立个宣传队。我跟王威、王军、贺小玲被选进宣传队。王军的快板书《劫刑车》、《千锤百炼》说得真棒，的确是李润杰的味。特别是开场那段花板，打得真好，他把竹板抛起来，从背后用手接住，仍保持着原来的节奏。他还会翻空心跟头，动作、气质都不错，可惜没有机会从事专业表演艺术，无法发挥出他的特长。王威、王军和我编排了表现军民鱼水情的三人相声“三毛钱”，大受欢迎，还获了奖。我们房东文旭叔的女儿杨焕敏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嗓子又好唱得又棒，演个老太婆真是像极了。跟着她，我还学了几段眉户调子，如“采花”、“纽丝”、“岗调”、“勾调”等，临时可以顶个小角色。
杜庄大队宣传队演出的剧本都是由杜庄小学老师杨建荣创作的。其中一个眉户剧《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还让我扮演了反面人物刘清。一上台就唱：
刘清我心里咚咚咚，
我的历史很不清，
那年在临猗我当汉奸，
搜刮民财咱行凶。
解放后咱仗着有些权，
几次运动我隐瞒，
因此人们没识破，
从此我就成了三朝红。
没想到观众还挺欢迎。于是，“洋学生”能唱地方戏也成了新鲜事。
一条裤子30多个补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服装，主要是兰、灰、绿三种颜色，不仅色彩单调，而且越旧越好。那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年代，没有人攀比。“穷”没有人笑话，“富”总是要跟“资”联系起来，就像是无产阶级世世代代只该穿旧衣服。买件新衣最好下过水后再穿，才不至于说你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笑话你的裤线“能切萝卜”。据说有一个人连戴的口罩都打着补钉，成了“艰苦朴素”的典型，当上先进。那时，工人都是一身蓝，农民都是黑或白色粗布衣，没有人敢穿花衣服。在“红卫兵运动”时期，学生们几乎全是一身绿。很多知青下乡后，仍然穿着那身绿军衣，穿旧了，洗白了，划破了也舍不得扔。我有一条绿裤子，布都糟了，上下前后补了30多处，最厚的地方补了四五层，还是舍不得扔。倒不是因为艰苦朴素，实在是没钱添置新衣。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杜师傅说：“你真是太恓惶（可怜）了，我刚才收估衣，有人拿来一条裤子，还是八成新，才5角钱，原价给你吧。”我看了看，是条天蓝色粗布大免裆裤，当场就穿上了。回去后，又扎了一条白毛巾，跟老乡们说着芮城话，不少人还真把我当成了芮城人。
在农村整天干活，穿鞋比穿衣服还费。知青们多数穿“解放鞋”，一来是学习解放军，二来是胶底鞋耐磨。鞋帮子破了，就买点碎皮子头自己补补。5角钱能买半斤碎皮子头，能补几十双鞋。再破得厉害，就用绳子把鞋帮鞋底绑上穿。实在没法穿了，就自己做鞋。将破衣服撕开，用浆糊粘成布夹层，从社员家借来鞋样比着剪好，再纳鞋底、绱鞋帮。第一次纳鞋底，把手上扎得全是血，白鞋底染成了红色。后来做活熟练了，觉得挺容易，只是做出的鞋跟社员的一模一样，不分左右脚。不过这样有一个好处，两脚倒换着穿可以多穿一些时间。
插队三年没穿过袜子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十冬腊月光脚丫子穿球鞋养成了习惯。我被分配到县商业办公室工作后，还照样光着脚。有一次演节目，让我扮演《红灯记》里的日本人，我光着脚穿球鞋就上了台，弄得台下哄堂大笑，我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春节前，领导到我房间检查，看见只有一条被子、一条褥子，马上给我批了布票和棉花票，补助了被褥，感动得我热泪盈框。跟着这样的领导，怎能不努力工作？
尽管知青们生活很困难，但这么大人总不能再靠家里，还是得靠自己奋斗。1971年5月，运城地区召开“五七”战士积代会，县安置办公室组织知青和下放干部积极分子去平陆县毛家山，参观天津市湾兜中学知青插队点，大家感触很深。他们是由郝广杰老师带队，步行两千多里路来到毛家山的。在这里，他们始终坚持过集体生活，采取“小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实行公有制。集体“吃食堂”，收入由集体支配，衣服由集体添置，探亲路费由集体报销。但是因为收入太少，只能轮流回家。知青们穿着“扎根鞋”、“反修衫”，修“五一路”，挖“幸福渠”，为改变那里的穷困面貌，献出了青春和汗水。但是，在那“平陆不平沟三千”的地方，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来“按需分配”？有的知青背心破得成了网兜也没钱换，有的两三年没有回家探亲，真是一种可敬的精神，又是一种可怜的生活。制度的优越、社会的进步，应该体现在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上，而不是靠从事原始劳动和画饼充饥的精神自慰,让子子孙孙重复贫穷。由此可见，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是多么重要。
跳蚤能蹦一米多高
干活累点还能挺住，夜里睡不成觉可实在难受。农村蚊子虽多，但凭感觉也能打着，最躲不过去的还是跳蚤。跳蚤咬人不像蚊子那样每次只叮一下，而是一咬一溜串。只要有一只跳蚤，这脖子、腰、腿就算是交待了。有的人皮肤黑点儿厚点儿，咬完看不出来，有的人可不然，身上、腿上斑斑点点全满了，抠得血淋淋的一片一片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种杀虫剂，只有石灰和六六粉，撒上呛得人受不了，只有想办法捉住它。屋里点的是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亮度跟一根洋蜡差不多，跳蚤只有谷子粒儿那么大，翻腾半天也找不着。好不容易看见，没等你伸手，它又蹦了。有时碰巧也能捉住，用手指使劲捏它，可怎么也捏不死，刚一松手，又不知蹦到哪里去了。逮不着，只好干受。时间一长，终于摸着点规律。跳蚤总是连着蹦，看见它只拍一下不行，必须凭着反应连续拍，直到捉住为止。捉它之前，手上要先沾点儿唾沫，只要挨上，它就跑不了，然后把它放到洗脸盆里淹死。为了便于发现跳蚤，我在墙上糊满了白纸，只要它蹦到上面，就能看见。有一次，我感到被子里有跳蚤，赶紧翻开找。只听“嗒”的一声，就看见它蹦到了墙上。刚要抓，又是“嗒”的一声，找不着了。明明听到它落在纸上的声音，怎能没有？再仔细往上一看，它蹦了足有一米多高，这跳高冠军真是名不虚传。我猛地窜起身一拍，把它捉住了。
跳蚤多的时候，在脸上噼哩啪啦乱蹦，把人都咬熟了，一晚上能捉到一二十个。跳蚤生在老鼠身上，跳蚤多是因为老鼠多。老鼠更是农村一大害，见了人也不害怕，大模大样从你面前走过，就好像它是主人。屋里只要有了一个老鼠洞，就算遭了秧，不知里面有多少老鼠。它们啃完馍啃箱子，啃完箱子啃书，夜里窜到你的被子上跳舞，趴在你耳朵边吱吱唱，鞋窠里有烂套子窝，抽屉里是厚厚的一层老鼠屎。尽管用各种办法整治，撒药、下夹子、安笼子，但老鼠是捉不完的，逮的总没有生的多。我被选调到县城后，房间里仍然闹耗子，整夜在顶棚上跑来跑去，把纸糊的顶棚咬得全是窟窿。它们经常从屋角上的一个窟窿钻下来，满屋折腾。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跟人家借了一杆气枪，对准屋顶的窟窿守在那里。它刚一露头，就“啪”地一枪把它打了下来，溅得墙上、柜子上全是老鼠血，够恶心的。但是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老鼠下来。老鼠太多了，人们也无可奈何，就连猫都不愿意捉老鼠，整天懒洋洋的。有一只狗倒是逮着一只老鼠，可谁知那是只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结果把狗也治死了。“狗抓耗子”，有时是好心，却也有可能酿成悲剧。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各种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那里主要有野兔、狐狸、獾、刺猬、狼等。狐狸、刺猬不算多，主要出没在瓜地。凡是它们咬过的瓜，都特别甜，在这方面，动物比人强。狐狸咬过的瓜、虫子钻过的枣、鸟啄过的柿子，都非常好吃。有的动物很可爱，比如野兔，在地里干活时经常可以看到。一次割苜蓿时，我发现一窝小野兔，毛茸茸的真好玩，便带回去喂养，想表达一点爱心。在院里挖了一个洞，洞口上盖了两块砖，可是第二天还是跑掉了，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钻出去的。属于大自然的，还是要回归自然。农民家养的鸡本事挺大，不但能飞上房，还能像鸟一样站在晾衣服的铁丝上。黄河滩上经常落有一群群大雁，崖畔、沟坡上还有不少野鸽子和崖鸡。崖鸡的样子有点像秃尾巴鹌鹑，每天在沟壑之间飞来飞去，肥得几乎飞不动，还老在崖畔上咕咕咕地叫，十分招惹人。“能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的格言驱使着人们去捕崖鸡、捉野鸽。白天观察好它们的窝，晚上攀到崖壁上用手电筒照窝，趁它们惊飞时，在洞口用网套住。那时候没有什么保护动物意识，即便是在瓜地让自己下的地炮崩了屁股，想吃的也还是要吃。
凶猛的动物就数狼，但它们一般都在山上活动，只有下雪天才下来找食。我在养猪场时，几乎每到下雪天就有狼来叼猪仔。一听到老母猪的叫声，就赶紧抄起铁锨冲出去，但狼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队的几个知青也养了一只小猪娃，身上白底黑花，挺可爱的，但刚养到半大时，就被狼叼走了。后来，我们只是在西沟里找到了一条腿。我问老农，都有五六十斤重了，狼怎能叼得起呢？他们说，狼叼大猪时，先把猪耳朵咬住，然后用尾巴赶着猪走。一次，我独自去中条山砍柴，又绕道东尧村给五保户高大爷捎一捆柴禾，往回返时，天已全黑下来。走到一段沟坡时，呼地一下，有个东西从头顶上窜过去。我立刻意识到，是狼！马上抽出独轮车上的扁担，一边挥动，一边大声喊叫着，看着那个黑影跑远了，才定下心来。后来老乡告诉我说，过路狼是不伤人的。遇到危险时，怕也没有用，只有想办法，或者准备拼命。
男怕柿子女怕梨
芮城三件宝，核桃、柿子、枣。那核桃皮薄、仁满，红枣核小、肉厚，柿子细润、蜜甜。核桃树主要生长在山上，学张、岭底等公社最多；枣树几乎家家都有，属阳城公社的最好，红枣的形状就像个小坛子，长得像小核桃那么大；柿子树遍布田间、地头、路旁，树身较低，小孩子也能上去，柿子随手可摘。到了秋天，肥厚的树叶变成红色，从远处分不出是柿子还是叶子。我最喜欢爬到树上吃软柿子，在树上自然变软的跟摘下来放软的可大不一样，就是一个字——“鲜”。
收获柿子不能等软，皮一变黄就得摘下来。社员们主要用它晒柿饼或做醋。晒柿饼挺有意思，先把硬柿子削去皮，然后摊在房顶上晒干，再放进缸里闷些天，变软后再翻出晾晒，最后放入缸里封好，出霜后即成。队里分给我们知青几百斤，一下子吃不了，也学着晒柿饼，一次削上几百个柿子。有的知青打趣说，这是谈恋爱的基本功，以后削苹果就更不在话下了。
一次，我在房顶上翻腾晒得半干的柿子，捏了捏，挺有弹性，咬了一口，又甜又筋道，也不涩，真是别有风味，就一连吃了六七个。半夜里，突然肚子疼开了，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想吐吐不出来，想拉拉不出来，难受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到农村两年多还从来没得过病，没想到这回可折腾苦了，天一亮，就赶紧去找大夫。村里有一位下放干部，是原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医术很高明，每天去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我也按着肚子来找他。他问我：“你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我说：“就吃了几个晒蔫的柿子，可是吃着一点也不涩，不会是这个原因吧？”他又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有办法还来找您干嘛？”他赶紧解释说：“我是说，你要是忍得住，就忍着，过一两天就好了。要是实在忍不住，就去找几片白萝卜叶子煮成汤喝下去就行了。”我哪里还能忍一两天，这一夜就折腾惨了，赶紧到村头地里揪了几根白萝卜叶子，回去煮了汤喝。可谁知喝下去后更难受了，肚子里上下翻腾，胸口更加憋气，蹶在地上半天也没吐出来。兴耀看见说：“吃柿子千万不能空肚子吃，我这有个烤红薯，给你吧。”我接过来咬了几口。正吃着，遇见新智，他往我口袋里塞满了刚刚摘下来的红枣。秀恩知道这件事后，跟我说：“‘男怕柿子女怕梨’，吃多了要着活（倒霉）哩！没熟的柿子更不能吃。我有一次也是吃了几个没晒好的柿子，肚里难过得不得了，最后还是冲了半碗碱水喝下去才好。”有病乱投医，听他一说，我也回去冲了半碗碱水。一口下去，肠子里火烧火燎，没敢再喝。可是过了没多长时间，就不知不觉地好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萝卜叶子顶了事，还是红薯、枣、碱水顶了事。其实，生活中有不少基本常识是需要人们了解的，农村中也的确有不少偏方能解决实际问题。明昌是我们队里的土医生，治蜜蜂、蝎子蛰一绝，可惜那时候我不注意学这些，也不注意搜集各种有益资料，现在想来也是遗憾。
有空还得多学点东西
曾经在学校参加过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知青们，心早散了，到了农村这个自由自在的天地里，更没心思念书了。有位知青原是学校的优等生，插队后把课本带到乡下，想让高中同学给自己补习初中课程。那位高中生对他说：“算了吧，我都上到高三了，有什么用？不是也得到农村来修理地球吗。农民已经是社会最底层了，接受农民再教育，这不是比农民还底层吗？有知识的人也得接受没知识人的改造，别给自己找病了。”几句话让他心里凉到了底。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颠倒了社会伦理，能自觉自愿学习功课的人真是太少了。除非当个民办教员，工作需要逼着自己看书，否则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精神病。
六队有一位回乡知青，叫杨明明。父亲是高干，在“文革”中挨整，进了“牛棚”，他就投亲来到杜庄，住在叔叔家。他原是北京四十七中学的学生，也许是因为都是四十七中的缘故，我很愿意跟他在一起聊天。他知道的事情真多，天南海北都能说得上来。一次，知青办让我准备积极分子发言材料，我弄了好几天也没写出来，只好求助于他。他问我：“你刚开始做的豆腐老乡们都说是酸的，后来做的豆腐怎么就不酸了呢？”我说：“刚开始点豆腐时，一下子把一马瓢浆（卤）水都倒进去，豆腐就成了酸的。后来，先少点些浆，烧火加一会热，再点一些浆，再烧火加热，做出的豆腐就不酸了。”他说：“这是通过加热，使浆水的酸气得到挥发，做出的豆腐就不酸了”。听他这么一说，让我开了窍，终于完成了那份材料。
会议结束后，我带回一本山西省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
子代表大会的典型发言材料给他看，可是他却不屑一顾地说：“这算
什么积极分子？头一句话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说：“不可能吧，
这可是省级的发言材料，还能有错？”他说：“马克思讲的是‘物质
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物质是第一的。可是他的材料第一句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整好把马克思的观点翻了个儿。”我
说，“现在社会上不都是那样说的吗？”他说：“那是有人把马克主
义、毛泽东思想给歪曲了。得先有东西，你才能认识它，也就是说
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有些东西你还没认识，或者没亲眼看见，并不
说明它不存在。比如，没有显微镜时谁会知道有细菌？将来科学越发
达，人们认识的东西也就越多。马克思认为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也是
不断发展的。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本身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马
克思死后，列宁继承发展了他的思想。列宁死后，斯大林又继承了他
的事业。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又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死后还
会有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后人总要超过前人。现在有些提法
将来迟早得变过来，就说家庭出身吧，富农的儿子叫‘富农子弟’，
那富农子弟的后代呢，能叫富农孙子、富农重孙吗？总不能把‘富农’
两个字世世代代背下去。将来还是得根据实际从事的职业划分。”他
的一席话说得我瞠目结舌，这些本来很简单的道理，在那时听起来就
像是天书那么神秘。和一般知青相比，他有思想，不是“人云亦云”。
但是，又真替他担心，在那个时期，这些本来是客观存在，却又没
被人们普遍认识的真理，说出来很可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
此，“俩人说真话，仨人说假话，人多说闲话”是很普遍的事。我劝
他说：“你的胆子可真大，以后跟别人说话可得小心点，谁要是给你
使坏就麻烦了。”他说：“有些还没弄懂的东西是不能乱说。现在时间
充足，有空还是应该多看点书，多学点东西，将来国家会有用人的时
候。”
????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像屈原那样具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世
人皆醉我独醒”的分辨能力，但是坚定信念、维护正义、追求理想、
好学上进，还是能够做到的。有些知青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抓紧时间
自学，不断钻研求索，终于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是也
有些人得到了一时的闲在，却失掉了那段宝贵的青春，而且那段宝贵
的青春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中条山砍柴悟
芮城县是丘陵地区，有山、有川、有河滩，北高南低，枕山面河。过去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大平原的知青们一来到这黄土高原，就立刻被那粗犷豪放、新奇壮观的景色迷住了。每天收工后，先要去爬坡、攀崖。每征服一座陡壁峭峰后，站在沟梁上极目远眺，看见那气势恢弘的黄河、白云环绕的群山、蜿蜒纵横的沟壑，心中就不禁涌现出对江山多骄的无限自豪和英雄折腰的万千感慨。但是，最让人向往的还是中条山。那是人类历史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学家们曾在那里发现世界上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第一个展台上就陈列着芮城西侯度古遗址出土的石器和化石。翻过山的北面，是永济县。那里有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过的鹳鹊楼，有著名戏曲《西厢记》中的普救寺、莺莺塔，有关羽故居蒲州关帝庙，这些足矣吸引人们去穷千里目，探险中奇。
杜庄村位于中条山和黄河之间，距山脚和河边各15里。站在村中北望，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山上有两座紧紧相连的山峰，就像两只支楞着的猫耳朵；下面是圆形的山坡，黄土青石交杂，像是猫脸；中间有两处白色岩石，就像是猫眼，当地人叫它“猫头”最形象不过了。要是雨后看山，那更是活脱脱的，真想过去摸一摸。
一天，我对黑娃说：“你们啥时候上山我跟着一块去逛逛”。他说：
“能行。现在山上的雪已经化了，星期天好多人要上山砍柴，到时候咱们一块去。”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杜庄离山不远也不近，所以既靠又不靠。虽说山西省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可中条山却不出煤，只有垣曲县一带有铜矿。通常用煤都是从大同、阳泉、河津等地运来的。铁路只通到风陵渡，县内运输主要靠汽车、拖拉机。运费高，煤价贵，大部分农户家里生不起炉子。有的家庭条件稍好些，冬天弄个油漆桶做的小炉子放在炕头上取暖、烧茶。家家外屋安锅台，里屋通热炕，平时做饭主要靠烧柴。秋天，队里分的花柴（棉花杆）能烧一冬，开春后再上山砍柴。上一次山砍的柴够烧十天八天的，实在没办法时才买煤。
星期六，黑娃对我说：“咱们明天上山，你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晚上，我向文旭叔借了独轮车，跟广勤家借了扁担、镰刀、绳子。“男人喜欢桑木担，女人最爱梨木案（面板）”，专门担柴用的扁担是桑木做的，足有３米长，已经用成了黑红色，像是几辈人用过的传家宝，放在肩上又软又轻又凉又光滑，舒服极了；砍柴用的镰刀柄短、背厚，比斧头轻，而且锋利。一切准备停当后才去睡觉。
夜里3点多钟，黑娃就来叫我。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走到他家。他住在村口沟半坡的窑洞里，他的妻子早已擀好面条，烧开水等着我们。看见我们进来，她赶紧下面条。上山砍柴是大活、累活，男人上山，妻子都要提前起来做好饭。我和黑娃每人吃了一大碗面条，身上热呼呼地出了门。来到村口，看见广勤、明昌、福龙、天佑、建民等七八个社员已在那里等候。见人都到齐了，大家就说着笑着向中条山走去，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山脚下的西尧村。这时，天已蒙蒙亮，大家把独轮车存放在明昌的亲戚家，别着镰刀，扛着扁担，挂着绳子，开始登山。起初是碎石大道，越往上路越窄、越陡，后来，就在光秃秃的大石头上爬。登到山梁上时，太阳已经升起，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眼前：条条沟壑像巨龙一般从半山腰一直伸向黄河岸边，层层梯田像级级台阶铺就着绿毯，星星点点的村落上空萦绕着枭枭炊烟。小伙子们攥紧拳头、挺着脖子拼命地喊着：“哎——！嗨——！”相信家人在十几里外也能听见。我也高兴地唱了起来：“太阳出来喽嘿，喜洋洋喽嗬嘿，挑起扁担郎郎采光采，上山岗喽嗬嘿——！”
到了山顶，大家拿出带的馍和水，吃过后，便分头行动了。黑娃告诉我，不要砍成材的树，死树、枯枝、荆条可以砍。我试着砍了一会儿，到处是荆棘，扎得满手又是血又是刺，像这样“坎坎伐檀兮”，半天也斫不下几根。旁边就是“猫头”，还不如去那上面看看，便一口气登上峰顶。此时，“猫头”就在脚下，一大片云团飘过来，随手抓了一把，什么也没有。又下到半坡，在“猫眼”上站一会儿，蹦了蹦，光是石灰岩，没什么意思，太近了往往看不出美在哪里。
约摸两三点钟，大家又聚到一起。各自把柴禾分成两捆，用扁担一头插一捆，担下山。天佑长得像黑铁塔，又高又壮，他的两捆柴也最大。广勤干活干净利落，柴禾捆儿两头整齐得像刀切过一样。我砍的柴两捆放一起还没有人家一捆多，捆得也是七长八短，真不好意思，不过担着倒轻松，很快就到了山下。大家把柴禾放在独轮车上推回家，太阳落山时回到村里。刚刚收工的社员们看着我车上的柴禾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哈哈，上一次山砍这么点儿柴，不够功夫钱。”有的说，“人家‘洋学生’敢上山就不错了。”不管他们怎么说，反正自己有收获。以后经常跟他们一起上山，也能跟他们砍一样多的柴，也就没人议论了。
秋季的中条山是最富有的，山葡萄、野木耳、八月炸、五味子、酸枣、核桃、枸杞子，满山都是。好吃不过现摘，便宜不过白拿，可以尽情享受。虽然味道酸中带苦，甜中带涩，但终归是野味，让你吃了忘不了。山上野果子很多，可柴禾却越来越少，只好到后山去砍。翻过山顶，后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叫王莽坪。不远处还有个王莽洞，可能是西汉末年篡位称帝的王莽曾经在这里住过。县国营马场就建在附近，一大群威武雄健、浑身油亮的骏马正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地追逐。后山坳里一片丛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钻在里面谁也找不着谁了。没用多少时间，我就砍了一大捆柴。看看太阳，时间还早，不如先到山顶歇着,就扛起柴禾，找着能下脚的地方往上登。人家背柴时，都是削好两个短粗的木棍，插在柴捆上，然后把柴捆竖起来架在背后。我闲麻烦，抱起柴捆横在肩上就往上爬。陡峭的山坡没有歇息的地方，而且柴捆老往峭壁上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了还没有三分之一。突然，肩上的柴禾重重地撞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就连人带柴滚了下去。等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谷底，摔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幸好胳膊腿还能动。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不知道该由哪面上去，如果走错方向，这一夜就别想出山了。想到这，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我拼命地喊着：“黑娃——！”“福龙——！”四周都是回音。又转着圈向山顶上望，看不清，这下可急坏了。过了一会儿，发现左边的两个山峰间好像有两个很小的影子在晃动，心想，管他呢，先上去再说。我拾起散乱的柴禾，重新捆好扛起来，一手扶着柴，一手扒着岩石，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沉重的柴禾压得肩膀发木，心脏咚咚咚地跳到了嗓子眼。这时，传来黑娃、福龙的喊叫声。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加劲往上爬。一看见我露头，他们又是喜又是急，“你是咋了？喊了那半天不见你人，以为狼把你吃了。”“好光当，砍了这些柴。”他俩一边说着一边接下我肩上的柴。“没事，摔了一跤”，我喘着气，蹲在地上，不想再说话。他俩一再劝我：“你脸色不好，把柴丢下一些吧，这么多担不回去”。我说：“不行，为它差点把命搭上，一根也不能扔。”他们看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说什么，帮我把柴禾重新捆紧后，一起担着柴往山下走去。月光下，我紧跟在他们后面，一步不拉。山风刮来，吹得柴捆打转，就借势换一下肩。越感到沉重，也就离山脚越近了。到了西尧村，换成独轮车推着，顿时轻松了，没觉得用多长时间就到了村里。
第二天，社员们都来看我放在院里的两捆柴。这个提一下,说有120多斤；那个提一下，说有140斤，结果当场过磅，137斤。这时，尽管大家不停地称赞，可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秀智的父亲听说我到过王莽坪，还给我讲了王莽洞的故事，我也没有听进去，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憋在心里。
前山的树砍完了，就到后山；死树砍光了，就砍活树；灌木丛砍着不带劲，就砍粗一点的树，有时还能做个镰把、锄把、扁担什么的。大自然无私地作着奉献，人们无忌地不断砍伐，从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人们都说动物有报复心，其实植物也是不堪蹂躏的。草木看起来软弱，可是一旦触怒了它，也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有的人砍了漆树，回家后全身过敏，就像是被蜂蛰了一样，身上起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红疱，嘴唇肿起老厚，眼睛肿成一条缝。过去砍柴是为了生存，后来砍树是为了致富。其结果，就像电视广告里演的那样，“要想富，就砍树。树砍光了，农民富了，山洪来了，村庄没了……”。一年，终于闹起大水，多年干涸的沟涧里冲下汹涌的洪水，冲断了公路，大片的柏油路面被翻卷到一旁。洪水灌平了地窑院，一堵堵院墙倒塌，平地上积起二三尺厚的淤泥。全县职工连夜出动集体抢险，但是，面对着漫山遍野的大水，多少把铁锨也无济于事。人们在改造自然时，觉得自己是那么伟大，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时，又显得是那么渺小。
黄河边拾鱼奇
那时候，每年汛期黄河都要发一次大水，不少煤炭、物品从上游冲下来。沿河村民靠从河里捞柴、捞煤解决燃料不足，每次捞的煤和柴足够烧半年。听说还能捞到鱼，我和王军也赶到河边。河岸上人山人海，村民们拿着笊篱、木掀、筐子等各种工具等候在那里。不一会儿，上游一片黑水冲下来，厚厚的一层煤浮在上面。男女老少一齐下水争着抢捞，兄弟姐妹各有分工忙着装运?。我和王军也下到水中，想试着游游泳。黄河水由北向南下来，遇到秦岭阻隔，又折向东。芮城正好是黄河的转弯处，水流湍急，深不可测。洪汛期间，泥浆翻滚，形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旋涡，一桶泥半桶沙一点不假。这时的黄河，雄浑，壮美，饱经沧桑，势不可挡。《诗经》中的芮城民歌《魏风•伐檀》中所描述的“河水清且涟漪”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刚走到膝盖深的地方，就被冲得站不住脚，而且两脚得不停地换地方。稍微多站一会儿，就有一股水把脚下的泥沙冲空，紧接着，又有一股泥沙把脚下填平。人们说的“黄河没底海没边”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泥浆比清水的浮力大得多，刚试着往水面上一趴，就被冲出二三十米，还呛了一嘴泥，站起来一看，成了泥猴，跳进黄河真是“洗不清”了。突然，一条大鱼撞在我的腿上，赶紧抓，没有捉住。远处又有一条大鱼翻腾着冲过来，我看准鱼头，双手狠命一掐，抠住鳃提起来，是条鲤鱼，足有十来斤重，尾巴乱扑楞，弄得我站不住脚，赶紧上了岸。混浊的河水把鱼都呛昏了，它们光在水面上翻腾，很容易就能“拾”到，王军也“拾”了一条。当地人都不要鱼，他们不喜欢吃鱼，就连猫也不敢喂鱼吃。他们主要是捞煤和柴，不过，那得冒生命危险。他们一个劲儿往深处去，真担心他们会被水冲走。看起来，沿河村民几乎都会水，谁都无所顾忌。有两个人从河对岸游过来，那水性真叫棒,不但速度飞快，几乎半个身子都露在水面上头,我和王军都看呆了。不一会儿，他们就上了岸，是一个老汉和一个青年。可谁知他俩竟然光着身子,一丝不挂，虽然身上都是泥浆，但这样大摇大摆地从人群中穿过也够让我们吃惊了。可是其他人见了一点也不惊奇，跟没事一样,整个回归自然了。不过，他们的勇敢精神的确让人佩服。听说有个农民还从黄河中救出过一个少年。落水少年的父亲闻讯赶来,原来是某军区的一个级别不小的军官。为了表示感谢，他把恩人带到陕西，并设法给这位农民安排了一份工作。也许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善有善报是每一个善良人的愿望。
有时，上游的轧花厂、油厂被冲垮，下面还能捞到打着铅丝的整捆棉花和整桶的油。每件都有300多斤重，谁捞到谁就发了财。就好像黄河里应有尽有，一些人整天都在河边遛达，希望能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次，我看见一位农民蹲在一个土坡上发呆，就过去问他：“你在这干啥？”他说：“我等等看有没有大树啥的冲下来”。一下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敢情守株待兔还真有其事。我说：“要是一个月都没有东西冲下来，你不是白等了？再说，即便有东西，也早被上游的人弄走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见他蹭地蹿了出去，冲向河边。上游好像有一根木头冲下来，他迎面游过去。不一会，拖上来一根电线杆。我说：“你的运气可真不错。”他说：“没法子，在生产队干一天，挣不到3角钱。我在这才等了两天，就捞到这根电线杆，至少能卖40元，顶在队里干好几个月。”是啊，队里那么穷，谁还有心思安心生产呢？就像那个时候的干法，得等到哪辈子才能富起来呢？
吃一只牙膏登上华山
在田间劳动时，一抬头，就可以望见黄河对岸的崇山峻岭，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感。那云遮雾罩，连绵千里，峰峦迭障，壁立千仞的雄伟气势和神秘色彩深深地吸引着我。须晴日，雾散云开之时，向西南望去，丛山顶上有一突起的巨石，就像济公的帽子独尊一处，那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电影《智取华山》的惊险镜头本来就让人念念不忘，如今它近在眼前，怎能不动心呢？一天，王威、夏清峰来找我说：“明天咱们上华山去逛吧。”我为难地说：“我是真想去，可是现在没钱，以后再说吧。”他们说：“没关系，我俩凑凑差不多了。”当晚，我们跟队长请了假，第二天吃过早饭就上路了。
1969年４月28日上午8点钟出发，从杜庄乘汽车到风陵渡。那时还没有黄河大桥，必须乘船过河。每天上午9点半和下午４点半开船两班。我们赶到河边时，第一班船已经开走了，只好等下一班。中午，我们把带的５个大馍全吃了。下午，踏踏实实上了第二班船。过了河是老潼关地界，要去新潼关火车站，还得坐24里的汽车。下船时已经5点多，正好有公共汽车等候在那里，很是幸运。但是山路崎岖坎坷，车开得很慢，下车时，四周已漆黑一片。那时候，饭店、商店都是国营的，早就关门了，就连卖饼干、糖果的流动车也没有。我们只好饿着肚子乘火车，先赶到华山火车站。到那更是找不到买食品的了，仨人只好空着肚子躺在车站候车室的地上，盖着一件雨衣糗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４点多，都被冻醒了。仨人一商量，不如早点上山。车站的一位老师傅告诉我们说，沿铁路往东一公里，就是华山山口，山下就有饭店。我们按照他所指方向走了一会儿，就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这时，天已蒙蒙亮，刚好走了一个里程碑，就看见右侧有道峡谷，中间一股清澈的涧水涌出，旁边有一条小路曲折而上，看样子，这就是华山了。这时，刚刚5点10分，铁路左侧雾气腾腾，不见灯火，更不见饭店。临出来前，听社员们说过，每年农历三、四月份华山上有庙会，卖啥的都有，兴许里面有卖饭的，走着看吧。
一进山口，就看见左侧峭壁上刻着两行共七个大字：“奇险天下第一山”。那巨大而又雄浑的石刻，使人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往里走，发现半山的峭壁上有不少悬空洞，直立的绝壁上只留下浅浅而又光滑的脚窝，不知当初人们都是怎么上去的。再往里走，就看不出什么名堂了。肚子饿得咕噜噜地叫，只靠一个劲儿地喝泉水顶着。这样坚持走了近30里路，终于看见了廻心石。听人们说，一般人走到这里就坚持不住，不想再往前走了。有的人都走不到这里就回去了，所以在这里立了一块石头，刻上“廻心石”三个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把“廻心石”改成了“决心石”，也没有多少人能坚持走到底。其实，过了廻心石才是真正上山，后面一景接着一景，让人目不暇接。后面的路都是陡峭的台阶，两侧有护栏，借助臂力攀登倒没觉得费多大劲。不一会儿，来到千尺幢。这是在峭壁上的一个大裂缝里凿的台阶，高有500米，宽只容两人擦肩而过，陡得几乎直上直下，抬头可见顶端的门洞，就像井口一样脸对着你。每级台阶只有前脚掌那么宽，约370余级，这才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裂壁上固定有一条粗壮的铁链，可以拽着铁链侧身而上。我们刚登了不到一半，就心慌气喘，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事先灌的一壶水已经全喝完，再上就困难了，可回去又不甘心。正为难时，看见一位老大娘从上面走下来，我们赶紧对她说：“大娘，我们从昨天下午到现在还没吃饭，您有馍馍吗？卖给我们一点。”大娘说：“我是昨天上来的，带的馍都吃光了。你们可真胆大，不吃饭咋能上山呢。你们要是不愿意回去，就再往上走一点，就能见到一座庙，里面有一个要馍的老汉，他那可能有吃的。”向要饭的要饭吃，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终归有了一线希望，于是一鼓作气登了上去。
过了百尺峡，看见左侧有座庙宇，依山借势，松翠风清，楼阁巍峨。但所有的殿堂门都大敞着，里面一根大梁塌落下来，一头搭在香案上。屋顶被烧得见了天，墙上布满蜘蛛网，地上积着鞋底厚的尘土。华山胜景有“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雪华山”，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华山，一派荒凉景象，根本没有卖东西的，也看不见一个管理人员。里面只有一位老人正在烧水，大概他就是“要馍的老汉”。我们围着他转了好几圈，也没看见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喝水吗？”老汉问我们。这时候能有水喝也算救命了，真不知如何感谢他才好。以前我总是看不起要饭的，现在看来，看不起别人的人才是最可鄙的。即便是要饭的，也得尊重或体谅他，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不如人家，甚至还得求得人家帮助。我们喝足水，顿时来了精神，立即沿着山路，先向北峰奔去。
华山共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传说是《宝莲灯》中的沉香劈山救母，用斧头砍成这个样子。北峰最低，海拔1561米；南峰最高，海拔2160米，比泰山还高出600多米，其实这里才是真正的五岳之尊。但是，华山并未以高出名，而是以险著称于世。５个山峰只有一条路连接，就像一个大梨的图形，从北峰到中峰是梨柄，中、东、南、西峰围成一圈，像梨身，山峰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
北峰又称云台峰，三面绝壁，只有南面可通诸峰。当年解放军智取华山就是从这里上来，卡住“大梨”的脖子，上阻其它四峰通道，下卡千尺幢咽喉，犹如神兵天降，全歼敌军。
从北峰到中峰，先遇一绝壁挡道，攀索而上，宛如登天，谓之“天梯”。登上“天梯”，见一道狭长的山梁将北峰和中峰连接起来，叫做苍龙岭。这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景色更加壮观。苍龙岭是一道长二三里，宽仅有二三尺的岭脊，就像龙背一样，两边都是万丈深壑，势陡如削。往前看，主峰直插云霄，万级台阶岭路通天，阶梯两侧仅有一些不到半人高的铁桩，上面拴有铁链，作为护栏，稍失重心，就会翻下山去。传说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曾到这里，看到岭路陡直顶天，回首茫茫，恐无生还，写下遗书投于岩下，死也不敢下山。同行者无奈，将他用酒灌醉，抬至山下。如今苍龙岭逸神岩还留有“韩愈投书处”的摩刻。要从这里经过，必须脚蹋实地，步步留神。惊、险、悬，让人叹、颤、晕不止，一时把饥、渴、累，什么都给忘了。
过了苍龙岭，心稍平坦，但是饥渴交加，实在是精疲力尽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再也起不来了。往前看，峭壁进逼眼前，再无丝毫气力攀登；向后看，险关重重，回去更是困难。一旦回去，恐怕再也没有决心上来了。人都是逼出来的，王威急中生智，说：“我听说牙膏能吃，咱们不如试试。”夏清峰赶紧拿出他带的中华牙膏，给每人挤了一口。一股清凉辛辣的感觉刺入心底，顿时站了起来。但是仅登了三五个台阶，又坐下了。为减轻负担，把衣服脱得只剩背心裤衩，将脱下来的衣服用裤带一捆，往肩上一扛，继续上。就这样，吃一口牙膏，上几个台阶。不一会儿，牙膏吃完了，又心慌得坐在台阶上。我们倒着身子用胳臂和腿同时支撑着移动屁股，上一个台阶喘一会儿气，爬一步擦一把汗。往往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候，这时，有一个小伙子正从中峰跑下来。我们赶紧叫住他，问他还有没有馍。小伙子从书包里掏出馍说：“就剩这一个了，我下山还得吃，给你们一半吧。”我们千恩万谢地接过半个馍，分成三份，每人只两三口就吞了下去，虽少却解决了大问题，顿时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就这样歇着上着，终于登上中峰。
中峰是5个山峰的中心，又称玉女峰，上面有一个中年人正在卖草药，还烧有白开水。他给我们介绍说：“华山出人参、黄精，都是名贵药材。黄精是大补的，你们吃点就有劲了。”我们买了一包，每人吃了几块，味道还真不错，又喝了些水，好像强多了。卖药人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别着急回去。”说着，用手一指西面的山峰：“看见了吗，那就是西峰，上面有个气象站，住着40多人，他们有食堂，兴许有吃的。不远，只３里路。”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顿时觉得身上增添了力气，一鼓作气爬到西峰。
西峰顶是一块巨石，上有石叶，形如莲花，故名莲花峰。巨石下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庙宇，这是华山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庙宇，陕西省气象站就设在这里，也是全国天气预报的观测、发布中心。中央电视台每天发布的全国天气预报就是这里给提供的。我们走到一间屋前，敲了一下门，里面正在开会，一位负责同志出来接待了我们。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非常客气地说：“我们吃粮也很困难，都是同志们自己背上来的，用飞机运费用太大。我让事务长去看看，如果有吃的，一定给你们。”事务长带我们来到食堂，打开笼屉，里面共有５个高粱面做的二两一个的小馒头。他说：“就这些了，都拿去吧，开水管够。”当时，我们吃着高粱面馒头就跟吃点心一样，每人只吃了一个，剩下两个准备留到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再吃。然后，每人又用军用壶喝了一壶水。事务长高兴地看着我们吃完，说：“你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别着急回去，最好都看看。再往前就是南峰，不远，才３里路。那是华山最高峰，上去什么都看见了。”我们谢过事务长，一路小跑，来到南峰。
南峰是华山主峰，又称落雁峰。这里气势更加宏伟，上接蓝天，下临绝壑，茂密的松树由半山腰一直越过山顶，阵阵松涛奏起交响乐章；南面峰峦叠嶂，剑峰直刺云天，浓雾之中定是虎狼出没之处；北面正见黄河，天际间水天融成一片，黄河由北向南自上而下一泻千里。李白的千古绝唱“黄河之水天上来”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得来的。黄河水撞到秦岭脚下形成九十度转弯，折向东，宛如金色飘带伸向远方。古人称华山“势飞白云外，影倒黄河里”竟如此形象。宋朝丞相寇准曾有诗云：“只有天在上，更无与山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这时再看中条山，已经成了小土丘。
南峰上堪称书法世界，绝壁飞书，笔走龙蛇，刚烈豪放，震慑千古。我们顾不上看那满山的摩崖石刻，又继续向东转去。
经过南天门，看见悬崖边有一个像井一样的石洞。洞壁上有一排横穿铁条，可以沿洞而下。出洞后，身在悬崖峭壁上，下面是无底深渊。身边的绝壁上，拦腰揳有几个铁桩，搭上跳板人就可以走过去，从另一端再上山顶，这就是长空栈道。可惜当时已经没有跳板，无法通过，只好从原路上去，继续前行，来到东峰。
东峰上有朝阳台，可观日出，故名朝阳峰。东侧是“鹞子翻身”，为华山又一险境。这里本是一道绝壁，壁上垂下一条铁索，旁边有只容脚尖大小的石窝窝，已经磨得非常光滑。蹬着石窝，拽着铁索下去，三面凌空，上不见顶，下不见底，就像体育运动的攀岩，但比体育比赛的崖要高得多，而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到半截，铁索已到尽头，须抓住右边另一根铁索才能下去，却又够不着。有功夫的人可以翻身面外，就势一荡，用左手抓住右边的铁索，再继续往下，所以称为“鹞子翻身”。我没敢翻身，只是拼命伸出右手抓住右边的铁索，再把左脚换在右脚位置上，斜着身子成个“大”字形，抓住右边的铁索，再把身体移到右边，继续下去。下到半山，有一道山脊连着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山峰。峰上有个亭子，叫“下棋亭”，相传宋代皇帝赵匡胤与华山道士陈博在此对弈而输掉华山。亭子里的整个地上凿刻着一幅大象棋盘，听说原来还有铁铸的大棋子，可惜我去看时已经没有了，只好顺原路再攀上山顶。因为那时没有导游，更没有路线图，其它胜景如“华山仙掌”、“沉香劈山救母”、“老君挂犁”等都没有看到。
由东峰转回中峰后，再顺原路下山。一路上总想另辟蹊径，但每次都是走到悬崖边，“自古华山一条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已经从月儿崖至北峰架设起华山索道，可以少走以前刚进山的30里路。另外，又沿着原智取华山攀登的地方另开辟了一条登山的道路，结束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历史。
下午５点10分，我们走出华山山口。一共走了80里山路，用了整整12个小时，其中在西峰气象站吃饭时休息时间最长，用了10分钟。出山后，我们才拿出那两个馒头，分成3份吃掉。到了华山火车站，又在附近的一家饭店饱餐了一顿。用白面做皮、高粱面做馅的二两一个的饼子，每人吃了６个。当晚，乘火车赶回新潼关，宿在火车站。夜里，下起雨来。第二天，因山路泥泞，不通汽车，我们又步行24里，走到老潼关黄河边。本来过了河就等于到了家，可是当时山西临汾武斗很厉害，芮城车少人多，公共汽车都是从风陵渡直达县城，中途不停。我们一合计，还是走吧，结果又步行了40里路。
回到家，两腿棒硬，疼了一个多星期，可是只要想起吃牙膏的情景，就回味无穷。历尽华山天险后，再上其它任何山，都觉得无法比及。不但华山其险独一无二，吃牙膏登山更是独一无二，正是这样，才留下了那么精彩的印象。但是，也有一个天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照相机，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以后，总想有机会再上一次华山，但时不再来，一下子就过去了30多年。
2000年5月13日，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我和北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一起登上华山。这次是坐索道上去的，还特意到长空栈道上照了一张像，终于圆了这场梦。现在珍存的，除了这次拍的照片外，还有第一次上华山顺口编的几句词，夏清峰看后给加了标题：
和王威、夏清峰登华山有感
华??山
秦岭入云霄，
西岳倚天道，
自古华山一条路，
奇险天下傲。
攀??登
水尽吃牙膏，
黄精充饥饱，
想起当年红军勇，
豪气冲云霄。
眺??望
华山山低头，
黄水水折腰，
手捧险峰松一把，
我站云中笑。
夏清峰还写了一首歌词：
                         知识青年志如钢
中条山高，黄河水长，
知识青年志如钢。
沿着党指的路，接过革命的班，???
阳光照大路，胸中有朝阳。
革命重任负在肩，
战天斗地志不移，
我们不断革命紧跟上，
历史洪流不可挡。
中条山高，黄河水长，
知识青年志如钢。
举起先烈的旗，接过前辈的枪，
红旗指方向，钢枪杀豺狼。
世界革命记心上，
昂首阔步向前方，
要顶住狂风战恶浪，
经住考验，百炼成钢！
这种口号式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知青们的进取心境。他让我给谱曲，不怎么好听，没法传唱，只是自我欣赏而已。当时在知青中流行最广的是《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河谷》等外国歌曲。也有一些是知青们自编的，如《山高高不过中条山》、《忘不了那一天》、《我要到遥远的山西去把农民当》等，多是老歌重新填词，那种思念亲人、怀念家乡的情感显得更为真切，在知青中深有影响。
窑?洞?青?春
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征，最原始的居住方式保留至今。其原因很简单，挖个洞就能住，就像吃快餐，便捷、省钱。那时，盖一间房得花300元，挖一面（座）窑只需30元，如果自己动手还不用花钱。所以，富裕的家庭都盖房，困难的人家才打窑。窑洞虽然不如房子舒适、气派，却冬暖夏凉，而且不占院基面积，因此有些讲究的家庭既有房又有窑。
全县有20条大沟，最大的沟有四五里宽，几十里长。每条大沟又分出无数条沟岔。人们利用沟坡地势，削成直立的崖壁，在下面掏窑洞，挖出来的土正好扩展洞口前的院子。大的窑洞里面有四五米宽、10?来米长，有的窑洞里面又套着窑，就像地道，多少东西都能放进去。生产队开会，里面坐上百十来人没问题。
县城以东大部分地势平坦，不便打窑洞，就挖地窑院。在平地上挖一个四方的天井，再从下面掏窑洞。同时，另开一个斜着的洞从天井内通到地面，以便出入。这又是一个特色，?天津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的电影《书剑恩仇录》，就选中了芮城大禹渡的一个地窑院为场景。这种地窑院看着新鲜住着危险，有时大水一来，整个满灌，常有人、畜淹死在里面。县委书记王景康曾多次提出要改变这“老鼠洞洞”，但未能如愿就调离了这里。也许现在面貌已经改观，“星星再不是那颗星星了”。
住窑洞虽然有危险，但是利大于弊。谁家如果有传了几辈人的窑洞，那里面简直就是天堂，夏天穿背心凉得坐不住，冬天不生炉子穿着毛衣也觉得暖烘烘的。那时候，城里人能买得起电扇的都不多，更享受不上空调，知青见了它真是太新鲜了，都想到里面住一住。听老农说，没有十几年以上的窑是不能住的。村口有一面空窑，少说也有三五十年了，我就搬了进去。可是住进去才知道，每天钻进被窝还是湿漉漉的，早晨起来穿衣服直往身上沾。因此，住过窑洞的知青大部分落下了关节炎。我住进去后，潮得难受，白天在地里干活时就硬晒，从不戴草帽，晒得浑身黝黑。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互补”，才没落下病。
黄土的土性松散，以颗粒状为主，用水浸泡后一冲就散，因此最怕水。窑洞上面要是有个老鼠洞就麻烦了，大雨一灌，准塌。一次，半夜下起了大雨，南杜庄的知青郑桐义正在窑洞里睡觉，山洪下来，冲进了窑洞。醒来时，箱子已经漂到窑洞口。进过水的窑即便不塌，也不能住了，永远是潮的。
黄土干透后，又硬得像砖头，因此适合干打垒。家家院墙都是用土直接打起来的。打墙是很累的活，得事先用水把土闷好，用石杵把地基捣实，四角栽上木桩，两边夹上木椽，中间填土，再用石杵捣实。这样加一层土捣一遍，一直打到需要的高度，顶上用锨拍平就行了。这样的土墙可以用上百年。黄土不仅可以打墙，还可以做土坯。很多房屋下半截是砖墙，上半截是土坯。他们打土坯不用像北方那样和泥、搀麦秸，只需把湿土放在模子里，用石杵捣实、晾干就成了。土坯中没加筋，虽硬却易碎。
黄土这东西特怪，都是竖茬，所以适合掏窑洞。在一些深沟中，可以看到有很多柱状的土峰像笔一样矗立在那里。这种柱状的土层往往形成很多直立的峭壁。黄河岸边的大禹渡一带，峭壁高达200余米。我住的窑洞顶上是进村的道路，只有二三十米厚。上面一过拖拉机，震得窑洞直哆嗦，但里面看起来很结实。
窑洞顶是拱形的，看着总不如房子痛快。我就想，为什么不把窑洞弄成平顶呢？黑娃家就在我住的窑洞对面，和我隔沟相望。黑娃和小黑兄弟俩在自己家旁边新开了一面窑，每天收工后挖一点，干了两个多月，还真掏成了一个平顶的“房间”，看上去漂亮多了，我真佩服他们的创新精神。一个雨天，我正躺在炕上看书，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震得坐了起来。出去一看，对面尘土飞扬，喷出几十米远，一些土块崩到沟这边。新打的窑洞塌了，幸好里面没有人，只是把独轮车砸得稀巴烂。物理老师讲过的拱形承受压力大的原理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1971年4月5日，是清明节。晚上，南杜庄的社员们都在生产队队部的窑洞里开会，知青常卉和相娜坐在最里面的一个小拉车的车帮上。相娜正在为社员们读报纸，忽然，从窑洞墙壁的裂缝中掉出好多土面面。据有经验的人讲，窑洞里不怕有裂缝，但是怕掉土，掉土就是要塌的前兆。有人说；“窑要塌了，快出去吧。”也有人开着玩笑说：“没事情，窑洞塌了我顶着。”还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外走。相娜拉了一下常卉说：“窑可能要塌，咱们也走吧。”话没说完，“轰！”的一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窑洞真的塌了，里面一片黑暗，尘土呛得人没法喘气，人们被气浪推着相拥挤了出去。相娜的半截身子被埋在土里动不了，鼻子、耳朵、嘴里全都灌满了土。常卉被一块二尺见方的大土块压住，使劲地喊着：“快救我！”已经挤出窑洞的人们又赶紧冲进来，掀开土块扒开土，救出她俩。相娜拉了一下常卉，常卉说：“我的腿动不了。”相娜帮她搬腿，手一沾裤子，粘糊糊的，立刻惊叫一声：“啊！血！”大家赶紧把常卉抬出窑洞。窑洞外也是漆黑一片，队长立即叫来村里的土医生。他点上蜡烛一看，大腿根部全是血，就说：“人家是女娃家，又是那块出了事情怎么好看？再说，天这么黑，也不好检查，别给耽误了，还是赶紧送医院吧。”队长刘志贵立即派万祥、友朋、元兴、徐明、云潮等几个精壮小伙子卸下门板，抬着常卉送往医院。相娜紧紧跟在旁边，还有一些青年自愿跟随替换。他们沿小路翻沟越梁，一路小跑。常卉躺在上面一声不吭，只是紧紧抓住相娜的手，有时猛然颠簸一下，才发出低微的呻吟声。相娜安慰她说：“明天咱们去洛阳白马寺治腿。”常卉说：“我要回天津。”“好，咱们回天津。”相娜含泪答应着。平时，这５里路不算什么，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可这次却显得那么漫长，殷红的血洒了整整一路。
到了公社医院，经检查，是大腿根部动脉大出血，没有医治条件，只好向县医院报告。这时，公社书记牛勇一家闻讯赶到，社员们争着要给常卉输血，但公社医院没有输血设备，无法化验血型。县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上面也没有验血和输血设备。常卉脸色惨白，睁大眼睛，牙齿深深地咬进嘴唇，只剩下微弱的呼吸。牛书记的妻子王爱珍把相娜叫出门外说：“赶紧给她家发电报，通知她家里来人。”相娜发完电报回来时，常卉已被一个白单子盖住了。原天津南开女中知青，仅仅19岁的常卉就这样告别了人间。有时候，人的生与死就是一瞬间的事，光是小心还不行，还得靠一种生存的本能。
噩耗传开，知青们震动了，纷纷赶来参加常卉的追悼会。村里花二三百元为常卉买了一口头等的柏木棺材，这笔钱在当时够盖一间房的。大家将常卉安葬在村西沟坡旁，每人一锨土，寄托无尽的哀思。常卉的姐姐趴在坟上哭得死去活来。知青们在坟旁栽上树，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常卉平时劳动能吃苦，积极上进，和社员们相处都很好。知青们要求知青办追认常卉为共青团员，但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没被批准。
不是不想家
农村过的节日主要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每逢节日，社员们都要请我到家里作客。他们总说城里来的洋娃娃能受得了农村的苦不容易，就连“腊八”这样的日子，也有很多社员请吃。有时一天不得不吃五六顿，只好留着肚子，一家吃一点。
尽管社员们很热情，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知青们更加想念的还是两千里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每到年底，都要带上土特产，扛着手提包，步行几十里到风陵渡赶火车。从风陵渡到北京的火车慢车票价是14.80元，到天津是16.70元。为省钱，都是坐慢车回家，中途要在太原、丰台换两次车。太原站火车列次少，有时赶不上车，就得在车站蹲一夜。更重要的还是没钱买车票,知青通常是卖掉两三个月的口粮作为回家路费，在家里住上两三个月，再由父母给回来的路费。因此，一些知青想方设法找门路、托关系，巴结汽车司机搭车回家。深冬季节，也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站在生产资料公司大门口，等待司机用沾满沥青的木柴点火烤热油箱，把车发动起来，然后乘一个半小时的汽车，才能到风陵渡。那时的冬季非常冷，迎着风站在车厢上，连身上的棉大衣都被冻透了。能搭上车的都是有门路的，找不到门路的只好扒车。芮城县沟多，借汽车爬坡减速时扒上去，快到地点过最后一个沟时再跳下来，为此有人把胳膊腿摔伤。胆子再大一点的，又扒火车。小车站用不着买站台票，从哪里都可以进去，上了火车就像到了家。遇到查票，被轰下来，再换乘另一列火车，反正兜里没有钱。一次，有一大帮知青一块扒车，上车后好长时间没有查票，他们兴奋地用《青稞酒》的歌曲调子唱了起来：“不是不想爹呀，不是不想妈呀，也不是不想家，只因队里没钱发呀，风陵渡我把车扒……”车行至半夜，列车上开始检票，一个个被睡梦中叫醒。有的没钱补票被赶下车，有的被人家从裤衩里翻出钱来罚了一笔，还有的事先记住了沿途各个小站的名称，只说是刚刚从××站上的，补了后一半路的车票。
有时遇到和蔼的，也很体谅知青的困难，还帮助知青想办法。一次，有几个北京女知青在车站上遇到一位老师傅，向他诉说想回家又没钱的困难。老师傅看着这几个年仅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觉得很可怜，就领她们上了一列货车，对她们说：“这趟车是去北京的，你们坐在上面不要动，不用换车就到家了。”几个人躲在车厢里不吃不喝，也不敢动。那是深秋季节，夜里，呼啸的列车像要把人撕裂，凛冽的寒风刺透了身体，她们连冻带吓缩成一团。经过山洞时，被烟呛得喘不过气来，脸上、身上全是灰，成了大麻猴。漆黑的夜，漫长的路，只盼着赶紧到家。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把什么都忘了。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到家了！”一个知青高兴地喊着先跳了下去。突然觉得不对劲，但是已经晚了，只是喊着：“这深着那，都别跳！”接着，就重重地落在地上。原来是临时停车，火车恰恰停在芦沟桥附近的铁路桥上。桥下没有水，她的腰和腿硌在石头上，失去了知觉。守桥的解放军战士听到喊声，赶到桥下。列车上的职工都惊动了，大家围着这位女知青纷纷叹息：“真可怜！她家里人看见得多难受啊！”“太困难了，连车票都买不起。”“这么小就摔坏了，一辈子就完了。”经守桥部队与丰台医院联系，派来了救护车，直接把她送到医院。母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只是伤心地流泪。父亲还在湖北干校接受改造，不能回家看女儿，拿着信躲在山坡后面痛哭一场。
家里人深知孩子们在外地的困难，但又不能不承受着与儿女分离的痛苦，一封封书信寄托着多少个日夜的思念，一件件包裹装满了多少人的牵挂。知青们回到家，家人把所有好吃的拿出来让孩子吃，留出所有的电影票让孩子们去看电影，临走时又把所有能带的东西往孩子的包里装。亲友们也不停地接济，跟着迎送，每一次分手，都像是生离死别。因为那时候，没有户口是不能久住的。即便是过春节回来探亲，也得报临时户口。知青们都知道，这个城市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长期漂泊在外的游子们，谁不留恋自己的家乡？可是当家乡不能容留他的时候，只能回到他应去的地方，像黄土一样，随风迁徙。
一次，我回家探亲，途中路过北京，去看望一个大串联时认识的朋友。他叫于满江，在中南海工作，家住西直门外北礼士路。我正看着门牌号挨门找时，一位大娘拦住我问：“你找谁，从哪来，有什么事？”她一听我说是在山西插队的，立刻提高了警惕性，非让我先去报临时户口。我说，我是路过这里，顺便看一下朋友，一会儿就走。她才告诉我，她是居委会的，因为知青往回跑的太多，所以必须问清情况。我对他说，我也是知青中的积极分子，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她才放下心来。不过，我的心里却很别扭，如果她的孩子也在外地插队，对我绝对不是这种态度。见到于满江后，我提起这件事，他说：“现在的人就是这样，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谁也不认。不过，在我这你就放心吧。”在他家，我受到了盛情招待，他们非要挽留我住两天。为了避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走了。不过这件事使我心中留下疑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是很光荣的事情吗，为什么非得采取强制措施呢？人们只有在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积极性，才会愿意献身那个事业。如果我们国家的公民都能自觉自愿地劳动，心甘情愿地为社会付出哪怕是微小的力量，那么我们的国家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找公社书记要媳妇
  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在爱情方面没有现在这么赤裸裸。上中学时，多数是男女分班，男女生要是在一起说句话，都会有人起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战斗队等组织纷纷建立，打破了班级、年级界限，男女生说话成了正常事，但说的都是“革命”、“造反”，至于谈恋爱，谁也没那胆量。以至于到农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思想上仍然保留着这种禁锢，男女之间就像隔着一道墙。一开会，截然分成两道墙，讲的都是学毛选、背语录、讲时事、谈理想，斗私批修，自我批评。一开口就是远大志向、抱负和虚心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人性扭曲的时候，说话冠冕堂皇，做事原则正统，而真挚的情感、男女之间的爱慕与交流，极少。在农民眼中，这些知识青年老女子、老处男到了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真是莫名其妙。在知青们看来，连自己都养不活，谁还敢娶老婆？而知青的家长们则认为，绝对不能结婚，一结婚，就算世世代代交待在那里了，再没有调回城市的可能。因此，尽管不少老农为知青们说媒拉纤，都遭到了拒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来是人们生理、生活的必然阶段，而且在那个时期，也没有谁要求青年们晚婚、晚育，但知青们的恋爱、婚姻只能是一拖再拖，有爱也是埋藏在心底。
在艰苦的岁月中，人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理解和关怀，有了异性的爱慰就会产生神奇的巨大力量，疾病会很快痊愈，疲劳会被忘却，懦弱会变得坚强，获得会想到他人。有的知青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那是今生今世也不忘怀的爱恋，那是生生死死也不分离的交融。可是就有一点，只能恋爱，不能结婚。结婚就要影响选调，就不能回城。因此，几乎都是坚持到选调或回城后才结婚。
历尽艰辛才懂得幸福来之不易，患难夫妻更知道爱的珍贵。那时候，很多知青结婚，没有金钱、没有家具、没有婚礼仪式，也没有怨悔，凝苦寒之乐，做天地之合。电影《阿娜尔汗》中的插曲：“天空是我们华丽的棚帐，大地是我们美丽的地毯，星星月亮是我们客人，沙丘杨柳是我们陪伴”，是当时知青的心灵和境况的真实写照。有的知青和当地人搞对象，更是孤立无援，几乎遭到所有亲属的阻挠和反对，最后只得跟家里“决裂”，发誓永不回家；有的为了避免跟家长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就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度过新婚之夜。没有设身处地，谁也不会理解那种感情，只有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才能看出他们所找到的价值。
知青们陆续被选调后，一个个家庭逐步建立起来，但那些没有被选调的知青找对象成了困难。找知青吧，大部分已经调走；找当地人吧，人家都是十八九岁就结婚了，没有年龄相当的。一些知青找到公社书记：“给我们发个媳妇吧，有了媳妇，我们就安心了。”公社书记发动各队想办法，帮助知青们介绍对象。县里也加快对知青的安置工作，即便是和当地农民结婚的，也都给全家转成非农户口，给家属安排了工作，使知青们安下心来。芮城人民对知青们生活的关心、工作上的支持、感情上的贴近，也是一些知青迟迟没有返城的重要原因。
十年学个庄稼汉一辈子学不下买卖人
1971年9月1日，我被正式选调到县商业办公室工作。临报到前，我回村一趟，跟乡亲们告别。德山叔拍着我的肩膀说：“干商业是好事情，十年能学个庄稼汉，一辈子学不下买卖人。好好干，我看你能行。”当时没觉得他的嘱咐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才品出滋味。原来，这句话中既有祝贺，又有告诫；既有信任，又有希望，使我一直牢记在心。
的确，有十年的时间，还真能当个庄稼把式，成为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但是，要干商业，恐怕一辈子也不能说学成了。要能称得上买卖人，首先要精通核算。光知道本多大、利多少不行，你觉得没多大利的东西，到了人家手里就能赚钱；相反，你觉得可以大大赚上一笔的时候，却偏偏陪个底儿掉。第二得什么商品都懂，用途、性能、特点、保管方法等等，都能介绍清楚，而且经营行当还得讲究文化品位和经营理念。但商品品种无尽无休，商品知识更是无边无际。第三得跟什么人都能打交道。遇到胡搅蛮缠的，也得说得让他服气，最后让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还得说谢谢你，那才叫本事。第四得懂得做人，有人说“无商不奸”，那是封建社会留下的观念，只反映了一个侧面。实际上，在发达国家里讲究的是“无商不活”。真正的“奸商”，是指那些坑蒙拐骗的缺德商人，出售假冒伪劣、缺斤短两、欺诈亲朋好友或老实人，迟早得遭报应。像那些名厂、名店、名牌产品，都是靠信誉、质量发家、站住脚的。懂得做人、为人，才是真正的生财之道。就光这几点，几辈子也学不完。
历史上，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地，堪称之最，而芮城人经商在山西省也算是出名的。清乾隆甲申年（1764）《解州芮城县志》载“前人《过魏侯故城》”诗中提到，芮民“惟有陋俗知营财”。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县财神庙碑记载：“吾芮夙称财赋之邦，商贾云屯，地号殷繁，人敦礼让。”?民国十二年（1923）《芮城县志》载：“清咸同年间，营商于外者甚多，出商于秦豫者亦殊不少。”芮民经商范围远至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湖北各地，尤其是秦岭沿山一带，从洛阳至西安数百里间，几乎各个县城和集镇都有芮城商人。河南灵宝县虢镇的商业，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芮城人开的字号，曾有“灵宝县小芮城”之称。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芮城商业工作也长期位居先进行列，多次成为全省典型，在尝试“南竹北移”、发展中药材种植等方面尤为成功，华北地区还在芮城专门召开多种经营现场会。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下的商业，商品调价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调价之前一分钟都没人敢透露信息；站柜台谁要是往自己口袋里装了钱，马上就得调换岗位，叫做不适宜做经济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彻底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绝对不给贪污者创造机会。商业系统外出联系业务用不着小姐攻关，局长只带篮球队和宣传队，奔西安、赴洛阳，到二级站进货，上午谈业务，下午一场球赛，晚上一台文艺节目，货就定了。形式健康，感情真挚，收效明显。要干好商业，得有新道道，能想好点子、开辟新门路，才算真本事。
干商业既能锻炼人，又能鉴别人。锻炼人虚怀若谷，知不足方有长进，是最大的收获，可以终生受用；鉴别人是什么品性，商业是个试金石，一看他怎么做买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人性。
人得有点喜欢干的事情
在长期的艰苦实践中，知青们不但磨练了顽强的意志，也掌握了一些劳动的技能。书本知识一旦与实践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飞跃，创造出成绩来。董永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曾和亲戚学过几天木匠，插队时，自己还打了一架扬琴，音色还不错。知青选调时，他被分配到木业社，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一次，他参加运城地区家具设计大赛，做了一个酒柜，得了一等奖。我去看了，样式挺新颖。柜子左边是帘子门，右边上面是玻璃推拉门，下面有两个抽屉。这种式样在现在看来不算新鲜，可在七十年代初，打家具刚兴，就算在城市里也很难见到，何况是在农村，就更显得不一般了。尤其是那个卷帘门，新奇而且精巧。我问他：“农村木匠技术都不错，有的干了一辈子，为什么做的活还不如城市人做得好看呢？”他说：“这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文化差异，审美水平不一样。比如说打桌子吧，农村的桌子腿都是把木料的宽面朝前，窄面放在侧边，这样显得料厚、结实；而城市人整相反，都是把窄面朝前，突出样式，显得精神。”那段时间，很多知青都学会了木工，而且把城市里的高低柜、床头柜、碗柜等各式各样的家具式样引入乡村。有的知青为了给将来调动回城做准备，又创造了便于搬家、托运的折叠桌、拆装床、组装立柜等。一次，听知青们说赵国庆会做皮鞋，不少人都去他那定做，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的这两下子。到了他家一看，架子上全是皮鞋和鞋楦。那些鞋的式样很漂亮，而且手工制作得竟然跟商场卖的质量一样，毫无挑剔。如果你提出其它式样，他就按你说的样子现做。知青王乃茹小时候患病使腿致残，下乡后潜心研究中医，在自己身上练针灸，后来又上了医学院，终于成为一名医师。
生活和劳动的技能往往都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只要有了一技之长,很快就能成为多面手。炒两桌菜、鼓捣一下电器、做几件衣服、练练书法、玩玩乐器等等，有点爱好，不但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增强了自己的适应能力。无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很快就能进入角色。
商业系统要开展为顾客服务活动，七一商店准备增加服装缝纫项目，秦温典去找石经理，自告奋勇说他会裁缝。知青们都说他吹牛，在一起生活、劳动那么长时间，谁也没见过他做过衣服，但石经理还是大胆启用了他，并且从县缝纫社聘请一位老裁缝一起成立了缝纫组。开业后，顾客都在老裁缝那排队裁剪，秦温典跟前一个人也没有，自己干着急。其实，他也的确不会，只是插队时自己用报纸剪过一条裤子，缝完套在身上前后不分。如今既然选择了这行当，只好现学。上班时认真看老裁缝怎样裁剪，回家后买一本裁剪书、一令纸，铺在地上练划线，一练就是一个通宵。然后自己买了一块布，摆在柜台上裁。有的顾客看他动作挺熟练，就来找他裁，但是穿了他做的裤子蹲不下，不敢再找他。有人取笑说：“穿着温典做的衣服，褂子不能敬礼，裤子不能稍息。”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又利用回天津探亲的机会，到服装厂参观学习，掌握了要领。回到县里，先动员知青们去他那裁剪，又结合当地人的不同体型改进服装式样，终于获得好评，成为县里小有名气的裁缝。
芮城有位回乡知青，叫柯腊生。他以蒲松龄为榜样，专门收集民间故事。农闲时，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啃干馍、喝泉水，问大娘、访老农，坚持十余年，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百余篇。改革开放后，《山西民间文学》复刊，一连给他发表十几篇文章，其中《万家庄》一组8篇在全国获奖。他本人也被聘用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所收集的资料成为编修《芮城县志》的参考和借鉴。
人的一生总要办成点事，得有所追求。越有事干，越觉得活得有劲头；越把事情办得漂亮，越觉得活得有意义。如果没事可干，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有一位领导，退休后整天在家不出门。我去看他，他脸冲墙呆呆地坐着，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不爱聊天、不爱写字，门前冷落鞍马稀，岁月催人老。有点爱好、有点特长、有点事干，就不会觉得寂寞，才显得生活丰富多彩。
禹?渡?患?难
芮城虽地处黄河岸边，但地势太高，只能望河兴叹。又因丘陵起伏，水脉分散，气候干燥少雨，十年九旱。为了解决人畜吃水困难,芮城人民向大自然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凿山洞、修水渠、筑塘坝、建电站，奋战不止。从1966年起，王辽大队为引中条山石门涧泉水到村，开始钻山凿洞,打穿了坚如钢铁的角闪石、花岗岩，闯过淋水如雨的“水帘洞”，制服百米长的泥沙流塌方，历时7年，凿穿岩洞1300米，引水开渠5公里。知青姚惠泽也跟社员们一起奋战了数年。竣工典礼时，全县人民为他们祝贺，商办文工团前去慰问演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到王辽拍了影片，名叫《王辽精神开新河》。
1969年冬，杜庄六队也开始凿洞修渠，从韩王涧至东沟挖一条引水洞。队里派两组社员对头施工，天佑、建民等人从东头开凿，“老秤”带着我和广福等青年从西头挖。每天轮换着用洋镐和三齿耙挖凿，再用独轮车将土运出。遇到红土层，一镐下去，只能斫一个小白点。遇到沙土层时，呼隆一下塌下来，非常危险，然而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顶多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来自我解一下嘲。承认命运却不因顺而忘形，又不因厄而屈服才算是真正的勇士。更使人佩服的是，这条一人多高、二三千米长的引水洞，同时从两头对挖，既没用指南针，也没有吊过一次线，竟然能够相互挖通，误差不超过2寸，这又显出了“老秤”他们的神奇。可是，因为没有水源，这条经过数月奋战，冒着生命危险凿成的引水洞，完工后却废置一旁，一次也没有用过。
为了解决水源，实现引黄灌溉，县里从1970年起在大禹渡修建扬水工程。那里曾经是大禹治水的指挥部,村东近200米高的悬崖边有一株千年古柏，大禹经常在这里察看黄河水势。古柏西侧是一道豁口，称神柏峪，中间是一个陡坡，由黄河岸边直通崖顶。经过专家勘察，决定利用这个陡坡修成管坡，把黄河水引上高塬。县里组织了数万民工穿崖筑台、垒石砌坡，不少知青也参加了这项建设。
1975年春，我爱人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县里给每个工作队员分派500斤石头的任务,要求送到大禹渡。为帮她完成任务,我从工商局借了一辆小拉车，到令花村北的路旁找了两块大石头，装车拉回县城。吃过午饭，再把石头送往大禹渡。
从县城到大禹渡电灌站工地约十七八里路，一般用半天的时间走来回足够了，但因为县城是个盆地，往大禹渡去是一路上坡，拉着石头越走越费劲。俩人一个拉一个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到了塬上。还要从崖畔下到河滩工地，这里是一道三四里长的大坡。刚下豁口，就是一段45度的陡坡，到悬崖边仅有几十米长，然后是90度的硬弯，沿着左边的崖壁盘下去。刚开始，我们顶着车子，小心翼翼往下滑。没走几步，就顶不住了，赶紧扬起车把，让车厢尾部拖到地上，但还是抗不住，沉重的石头挤着车子推着我们向下冲去。我觉得全身汗毛孔和头发都炸了起来，急忙喊我爱人：“快踩住后边！”她站到了车尾上面，车子终于在悬崖边停住了。原来，社员们拉石头的车，都专门在车尾下面绑有磨圈（旧车胎），下坡时扬起车把，让车胎拖地，能起到刹车的作用。而我俩拉的是机关用的光板车，后尾短，没磨圈，车身又重，无法抗住，还是车尾上站人起了作用。转过弯后，左边是绝壁，右边是悬崖，为了安全，只能靠左侧走，但只能是压一下车把往前蹭一步。路面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虚土一尺多厚，车子陷在里面拉不出来，好容易拉出来，又遇到硬棱，把车子掀到路边。车身一扭，轱辘进了崖根的水槽里，车辕杆插在崖壁上。想把石头卸下，但石头太大，车身进退两难，怎么也弄不动。本来连惊带累就折腾得精疲力尽了，这下子更是无可奈何了。正为难时，有几个农民也拉着石头下来，他们看见后，赶紧跑过来，帮我俩拉动了车子。到了坡底工地，看见足有几百人在那里排队交石头，我们排在最后。到了跟前，一过磅，1360斤。超额完成了任务，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要把空车拉回去更困难。社员们拉车上坡都用牛或毛驴拉套，而我俩硬凭人力拉上坡，就是空车也比平地上拉石头还重。这时路上已经没有人了，无法求助。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是怎么弄上去的，到了崖顶，人都散了架。离县城还那么遥远，俩人替换着，你拉会儿我，我拉会儿你，到家已经三点多了。那是有生以来最惊、最累的一天，而且事后才知道，当时爱人已经怀了孕。虽然冒了险，总还万幸无事，只是那张工地给开的石头收条给谁谁也不要。好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别人并非想知道或理解，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觉得对社会、对人民有益。只要对社会、对人民有益，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自己有多大付出，也无怨无悔。
大禹渡扬水工程全部完工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又到芮城拍了新闻影片，《参考消息》也进行了报道。这是亚洲一流的工程，在设计上有四个方面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一是共6级提水,总扬程325.5米，其中二级站一次扬程的垂直高度193.2米,堪称引黄之最，管坡上有6根牛腰粗的管道直接把水送到塬上；二是二级站主机房的水锤消除器,能够减缓停机后管内余水倒流的巨大冲力；三是一级站的泵车轨道伸入河心,可以随河水涨落而滑动抽水，不受旱涝影响；四是设有沉沙池，可将一级站抽上来的浑水沉淀,?把沉淀后的泥沙重新排入黄河，同时将清水扬到塬上，灌溉农田。大禹渡不仅水利工程出了名，而且风景幽雅旖旎，宏伟壮观，成为芮城一景。所有到芮城的人，都要去“永乐宫一转，大禹渡一看，临走带两包麻片（土特产）”。无论是县上组织，还是陪同他人，我也每次不拉。抱古柏、观沙池、进泵房、登管坡，感到每处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因为这里凝聚着芮城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其中也有自己的一分辛劳。
留下亲情
在芮城，知青们经受了黄河文化的熏陶和黄土生涯的考验，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那里的生活，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因为知青们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是在芮城人民的关怀和帮助下度过的。芮城人民和知青们同呼吸、共命运，吃一锅饭，点一灯油，睡一个炕，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76年，我爱人生小孩时，我被抽到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每星期只能回来一天，一去就是三年，无人侍候月子。我爱人下乡时的房东王雪梅和她妹妹主动来替换着帮助照顾。后来，七一商店的职工赵会民又给我们介绍了西关的一位大娘帮我们看小孩。这位大娘70多岁，可还像五六十岁那样精干。第一天我们下班去接孩子，他就搂着老太太的脖子不撒手，不想跟我们走，这使我们更加放心了。老太太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爱，整天抱着，生怕磕着碰着，天气凉了，就给孩子做了衣服套上。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太太见不到他，哭了好几天，眼睛都肿了。当我们调回天津后，她四处打听，一提起孩子就落泪。前两年，听芮城来人说，她已经去世了，我们全家都十分难过。因为一直叫她“西关奶奶”，没有记下她的姓名，好像这是对她更亲近而特殊的称呼。
1987年后，知青政策逐步落实，知青返城问题得到解决。知青们落叶归根，和家人一起享受着团聚的喜悦，但在生活和工作上，又一切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知青返城的主要就业渠道是顶替，由父母工作单位接收，但年龄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多数知青刚返回城市就下岗。没有住房，只好和家人挤着住，有的只能租房居住。有位知青家仅有一间12平方米的小平房，隔成两间，男的一间，女的一间，祖孙三代同床。经受过人生最艰难考验之后的知青们，已经没有再经受不了的困难。大家凭着坚韧的毅力和耐劳的精神开辟新的天地，靠着诚恳朴实的作风和熟练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这和过去所经受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知青的历史是永远难忘的历史，芮城的土地是我们辛勤耕耘过的土地。在这片黄土地上，大家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自己的历史，描绘了绚丽的画卷，谱写了雄浑的交响曲。
近20年的文化交流、思想撞击、情感交融，使得城乡的距离拉近了。不少知青回城后，都盼望带着爱人、孩子再回去看看，看看曾经住过的那面窑，看看曾经走过的那条路，看看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和关心帮助过自己的亲人们。芮城的朋友也跟知青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电话、书信往来不断。还有的一家人专程来到天津住上两天，看看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1998年11月29日,曾经在芮城插队的165名天津、北京知青共同聚会，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芮城老乡、天津市畜牧局党委书记王安邦和原中共芮城县委书记、阳泉市委副书记张俊华及现任芮城县委副书记王长安同县委、县政府两办主任专程赶来参加联谊会，和知青们畅叙友情，介绍芮城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为今后的往来架起桥梁。知青们向芮城领导赠送了联名签字的条幅：“中条山麓播壮志，海河岸边寄深情”，表达知青们怀念第二故乡，思念芮城人民的一片亲情。我也做诗一首，留作纪念：
黄河养育海河生，古魏津沽两地情。
小杌油灯思久远，土窑热炕梦常萦。
条山凿洞开泉陌，禹渡穿崖筑灌壅。
一洒青春挥拭去，年华依驻献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