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
上海徐汇区的淮海中路武康路这一带，解放前属于法租界，当时分别叫霞飞路(Route Joffre)和福
开森路(Route Ferguson)。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除了官僚买办和社会名流以外，还有资本家，高级
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象宋庆龄，郑君里，赵丹都住在这里。解放后，官僚买办跑掉了，他们的房
子被没收，成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干部们住的地方，象柯庆施和张春桥就住在这里。但是其它住户没
变，这里就成了红与黑混杂的区域。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住在这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被抄家，他
们的房子被霸占，于是好一批造反派头头，文革中投机的小爬虫搬了进来。文革以后，暴发户和大款
们出手大方，买下了不少这个地段的房子，这里又成了新贵们出没的地方。尽管这里的住户早就面目
全非，这里舒适的环境基本照旧，上海人依然习惯地称这里为“上只角”。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历史在健忘中增添了一页又一页。这一带依旧车水马龙，住在这儿的老干部
们，造反派头头们，文革小爬虫们，新贵们，大款们，以及文革中侥幸没有被抢走房子的资本家们和
高级知识分子们，还有他们一年年长大的子女们，又融合在一起享受歌舞升平的日子。人们总善于接
受既成的现实，图个当时的享乐安宁。很少有人愿意掀开尘封的历史旧页，阅读一个个沉重的故事。
“忘掉过去，过上几年快乐日子吧。你还能有多少年可活？”
然而，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因为我无法忘记当年共同生活工作过的战友。他们象贱民一样屈辱地生活，从未享受过
平等的权利。他们象奴隶一样悲惨地死去，就象路上一只被踩死的蚂蚁。他们在地球上和人们的记忆
中匆匆地消失，就好象从来也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然而，我看到他们忧郁的眼睛，我听到他们谦卑
的声音，活生生的，就象发生在昨天。
我做不到，因为当今造假的东西太多。奶粉造假，油条造假，苏丹红鸭蛋造假，肉包子新闻造假，
华南虎新闻造假，“半夜鸡叫”故事造假。明明有真实的史料却封锁住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能看
到的只能是一些经过编排甚至编造的历史。迎合主旋律的回忆录，电视连续剧一部接一部，乱哄哄你
方唱罢我登场。不迎合的作品却一部部被封杀，就象一个合唱团只允许高音没有中音和低音。如果我
们不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写一点留下，现在和今后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像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拿起了笔，思绪把我又带回到那个时代。
武康路的对面，有一条幽静的马路叫余庆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遮盖住整条马路，即使夏天在路上走
也很荫凉。梧桐的阴影下，有一幢小洋房，小洋房的门上有一块小铜牌，上面写着《哈定画室》。哈
定是个很有造诣的画家，他的画室是培养美术人才的私人画室。在一切要公有制的当时，这种私人教
室极少，凤毛麟角。据说哈定有两个最得意的门生，一个擅长人物，一个擅长风景。但这种民间的美
术人才当时是上不了报宣传的，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更看不到他们的作品。当时我已下决心报名去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了锻炼体能，天天早上在余庆路长跑。哈定画室的门总是紧关着，从没见有人进
出。它对我总是那么神秘，它对外从不宣扬，从不打广告，学生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这真是个谜。
1965年6月进疆前夕，各里委报名支边的青年集中培训。我们里委和另一个里委的报名青年合并为
一个班，我任班长，另一个里委的一名知青为副班长。就在那次集训中，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你好，我叫DDN。”我向他伸出手去。
“你好，我叫陈秉正。”他也把手伸过来。
这是一只瘦削的手，软软的，没有多大力量。陈秉正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他看上去年纪比我大
六七岁左右，戴着一付眼镜，活脱一个文弱书生的模样。他言语不多，一双眼睛深陷在眼镜镜片后面，
完全不象我们进疆前有一种带着憧憬的激动和兴奋，反而显得有一些忧郁。我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各
自里委青年的情况。我们里委的知青大多是刚毕业的，年纪轻一些，他们里委的青年大多在街道里已
经呆了好几年，年龄普遍比我们大一些。
他沉默寡言，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你，深不可测，好象一个仆人在听候主人的吩咐，又好象一个看
破红尘的出家人，望到的一切都是五大皆空。而我当时却是充满激情的。虽然我已经被当时的政策整
得很惨，但我还是迷信那个教义，希望从报纸上，广播中，书本里找到答案。我讲的话多半是书本中
报纸上的语言，活像一个党委书记在作报告。那天的对话想来十分有趣，一个热情洋溢，一个冷冷冰
冰，一个主动介绍，一个勉强应答。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待我的，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幼稚可笑的傻
瓜。我只觉得他的心已经凉了，对一切都漠然，就象埃及古墓出土的木乃伊。
他就是陈秉正，副班长，我未来的搭档。
(二)
上海北火车站，锣鼓喧天，人声鼎沸。
车站上挂着大红横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喇叭里播放着慷慨激昂的
革命歌曲，锣鼓声此起彼伏，气氛渲染得十分热烈。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穿着军装的支边青年和他
们的亲属围成一小圈一小圈，交待临别的话和事情。在这些支边青年中，是有一些激情洋溢觉得自己
是革命者的，但那是少数。有一些是觉得去新疆热闹好玩而报名的，多半是一些年纪轻不足十六岁的
孩子，此时却显得有些茫然，吃不准自己干的是好事还是闯了祸。多数的支青和他们的亲属却是心事
重重。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从小以来他们从未享受过平等的待遇，无论如
何努力都无法消除这永远无法赎回的原罪。在学校表现再好没有入团的份，勒令向团组织交代自己的
资产阶级思想却是常有的事。毕业时高考成绩再好也不被录取，在里弄一旦有工厂企业招工机会总是
分给出身好的，永远轮不到他们。在那一切都由组织控制，不允许自己自由选择的年代，他们唯一的
归宿就是乖乖地到农村边疆，到那理论上最革命，实际只有犯错误和贱民才该去的地方。此时此刻，
他们的心情既复杂又无奈，虽然他们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竭力露出笑容，那是苦恼人的笑。然而，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对未来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的。他们相信自己报名去新疆等于赎了原罪，从此不会
受歧视，就象祥林嫂捐了门槛，相信阎罗王不会派小鬼把她踞成两截一样。
我在当时的知青中大概算是另类。我是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和家人分别时并没有太伤感，多少还有
点激情。然而我又不是盲目迷信教义，热血沸腾要干一番革命事业的那种。我只是觉得当时书本上报
纸上讲的和现实生活完全对不上，翻遍了雄文四卷也找不到答案。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知道，
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淮海中路武康路这一带的生活环境限制了自己的思索，只有跳出这个
环境到真正的工农大众中才能找到答案。于是为了独立思考为了寻找真理我报名去新疆。当时有这种
书呆子气动机的知青恐怕不多。可以说，当时报名去新疆的动机五花八门，多数是在各种压力下无奈
的选择。
开车的时刻快到了，车站上的次序也有点混乱。我想起了自己的职责，赶紧告别家人，在人群中寻
找班里的战士，叫他们及时回到车厢里去。我找到了副班长，叫他也帮助通知班里的战士回车厢。他
的情绪比较低落，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了。回到了车厢里，我开始清点人数，还好班里的战士
们都到了。
然而，副班长不见了！
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我心里不由地冒出一股无名火。都是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得
跟他好好谈谈。我问班里战士谁见到副班长了，他们都说没见到。这下我心里有点发毛，别把人弄丢
了。赶紧托一位伙伴照顾一下班里战士，我上其它车厢去找陈秉正。
车厢里很乱。亲属们拥挤在车厢外，里面的知青都挤到窗口边，跟亲友们讲最后几句话。突然，车
厢动了一下，这是火车启动的先兆。刹那间，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从车厢里蔓延到车厢外，又从月台
上滚动回车厢里。不少知青们，家长们，亲友们抛掉了掩饰放声大哭，有的哭倒在地上站起不来。这
是真情的流露，有耽忧，有悔恨，有无奈，有绝望，就连我这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也禁不住鼻子酸酸的。
好不容易挤回自己的车厢，陈秉正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真见鬼，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上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找。。。”我刚要发作。
他抬起头，天哪，木乃伊的眼眶红红的，眼角还挂着泪花。
“我在厕所间。。。呆了一段时间。”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象一个被老师发现的作弊的学生。
我的无名火一下就熄了，第一次发现原来木乃伊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丰富的感情。他想起了什么？
为什么这么伤心？我无法从木乃伊紧闭的嘴唇中解开这个谜。
在以后的四天火车行程中，我和班里的战友慢慢地熟悉起来。虽然副班长依然沉默寡言，在和其它
战士聊天中我知道了陈秉正五年前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没有考上大学。到里弄后，前几年
动员去新疆他坚持不报名，就希望在上海做一份工作。但是一批批工厂企业招工名额都分给了家庭出
身好的，他和其它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始终留在里弄待业。里弄干部已经把话挑明了，
“城市工矿企业的工作哪能给你们这种出身的人干，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
陈秉正苦等了五年，实在顶不住了，里弄干部天天在门口敲锣打鼓动员，父母也受不了。他这才和
几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无可奈何地报了名，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三)
火车开了四天，我们到达了吐鲁番下车。接下来的行程是坐五天卡车到南疆阿克苏。
坐上卡车以后，知青们才开始体会到新疆的滋味。荒凉的戈壁滩，飞扬的灰沙，颠簸的道路，一连
几个小时看不到房屋，树木，农田和人烟，更不用说清水了。来自江南水乡的知青们有的嘴唇干裂，
有的开始淌鼻血。虽然大家心里有所准备，现实环境还是比想象的严峻得多。一部分青年思想起了波
动，有的开始后悔，甚至不肯上汽车。
我和其它班排长们想方设法鼓动大家的情绪，唱革命歌曲呀，车与车之间拉歌呀，挑应战呀，还不
断讲些带激情的话鼓励大家。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自己那时怎么会那么激情，那么革命。
我想，那是大家一生中难得的一段短暂的时间，一个特殊的环境，那是没有人歧视我们，没有人训斥
我们，也没有人整治我们的一段时光。我们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
我们也是革命的！真的，只有那几天没有人查我们的出身。
戈壁滩，风沙，卡车，一阵阵激昂的歌声，搅和在一起。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陈秉正在这几天中的表现确实不错。他似乎要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在上火车时情绪不稳的“过失”，
唱歌，啦啦队，喊口号，哪样都不落后。他的脸已被戈壁滩的风沙涂抹成张飞了，一双深隧的眼睛在
镜片后闪闪发光。望着他瘦小的身躯在卡车里上下颠簸，我真担心他的腰会被折断。一个生长在富裕
的家庭的人，从来没经受过这样的艰难，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克服这般困苦？这又是个谜。
五天后到达阿克苏。本来我们当天就要接着去团场，可是那个团场临时告诉师部，他们接待知青的
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无法接受我们。师部临时召开会议，研究把我们重新安排到哪个团场。我们就
在阿克苏休息放假一天，可以到街上逛逛。
下午，我们三三两两走出农一师招待所，看看阿克苏的街景。我是很好奇，四处乱逛，只见陈秉正
提个小箱也走了出去。阿克苏名义上是个市，其实很可怜，其规模和繁华都赶不上内地一个县。这里
大部分街道是泥路，没有铺柏油或水泥，车辆一经过扬起一片尘土。街道上有些穿着洗得发白的布军
装的人走过，看样子是兵团的人。街道两边长着白杨树，高高的很挺拔，只不过树叶上沾满了尘沙，
显出的是脏脏的黄灰色。树荫下维吾尔老乡把哈蜜瓜摆在木板上叫卖。现实中的维吾尔老乡穿着脏衣
服，脸好象很少洗，不象我们在画报上看到的那么英俊漂亮并且带有异国情调。在几条主要街道上转
了一圈，我有点兴趣索然，早早地回到招待所休息。
过了一阵子，陈秉正回来了，还是提着那只小箱。他好象变了一个人，步履轻盈，显得很兴奋，两
颊泛起了红晕。我禁不住问，
“陈秉正，啥事体娘侬嘎开心啊？（上海话：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
“我去画了一张写生。”
我益发好奇，颠了几天还有这么高的雅兴，他的劲头是从哪儿来的？赶紧凑上去看。
那只小箱子是只画箱，一张刚画好的水彩画钉在画板上等着晾干。我一看那画，不禁呆住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一抹斜阳把道路，土墙，白杨树干染上了绚丽的色彩。紫褐色的阴影中，驮着瓜
果的毛驴悠闲地搭拉着尾巴，维吾尔妇女的花裙时隐时现，象飞舞的蝴蝶。空气在抖动，光线在闪烁，
好象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潜伏在这安祥的土地下，随时会喷发。这象阿克苏，这是阿克苏。为什么我眼
中灰不溜秋的阿克苏，在陈秉正的笔下变得这么绚丽多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艺术家的眼光就是和
我们不一样。
“画得太好了！”我禁不住赞叹。
“还好，还好。”陈秉正面带微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这是一幅高水准的画。不，是一幅专业水准的画。不，是一幅远高于一般专业水准的画。
陈秉正是什么人？怎么能画出这么高水平的画？
还是我班里的战士，和他一个里委的告诉了我。陈秉正高中毕业后，跟哈定学了五年画，他就是哈
定最得意的弟子中擅长风景的那位。
原来久负盛名的风景美术家，就是我的副班长！可以想象，他作出报名去新疆的决定，是一个比我
困难得多的决定。
师里决定我们这一批支边青年去四管处前进二场，它在喀什东南面，从阿克苏出发卡车还要开三天。
我们又坐了三天卡车，来到了前进二场。这是很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下游农场，上游农场的排碱
水排到这里，因此农场的水质不好，盐碱滩很多，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这个班被分到一连，我和陈秉
正一同来到了这个农业连队。
(四)
一天，接一天，单调的劳动。
苞谷糊，盐碱水，艰苦的生活环境。
进疆时的热情在一天天消退。
阶级，出身，又象驱赶不去的恶梦缠住我们，当初认为党和组织终于会接纳我们的幻想又一次破灭。
平心而论，当时新疆兵团对出身不好知青的态度要比上海好些，至少不象上海那么恶劣。然而，这种
一切讲出身的大环境并没有改变。即使在农场，还是有等级的差别。提拔干部进机关当然是最高级了，
学校（农场子弟学校），卫生队，文艺演出队也属于“上层”，机耕连开拖拉机，加工连磨面粉，基
建连造房子修水闸也不错，农业连队是最底层的。农场从知青中抽调人到这些单位，总是挑出身好的，
即使调人到畜牧连喂猪也要求出身好。留在农业连队出身不好的知青们终于认清了自身的“价值”。
陈秉正又成了木乃伊，平时默默无语。只有到星期天，他会出去画写生或者在屋子里画静物。他的
绘画技巧还是那么高超，然而，绚丽的色彩越来越少，最后成了灰调子。我有时会设法激励他，或者
讲些高兴的事来提高他的情绪。他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紧闭的嘴唇好象在说，
“你太年轻幼稚了，再过几年你就会和我一样的。”
不久，我调到另一个连队，和陈秉正分手了。
我的新连队走到一连要一个多小时，我很少去一连。有时见到一连的人，总是免不了问问老战友的
情况。每当问到陈秉正，回答几乎千篇一律，
“他还是老样子。”
我脑海中浮现的依旧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陈秉正在农场几乎销声匿迹，他是那么平凡，谦卑，微不足道，就象大沙漠中的一颗沙子。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农场猛然燃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展开时，兵团还保持稳定。因为中央军委有一个文件，规定兵团不得
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报纸，广播，以及各种渠道传来的真实的，片断的讯息来了解
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迅猛发展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恐怖，压抑。一大帮高官领导被揪出来打倒，成
了走资派。学校停课，除了少量投机的小爬虫，大部分老师被批斗，成了黑帮牛鬼蛇神。一部分所谓
革命接班人的学生得意忘形，无法无天，简直发疯了。他们毒打老师，羞辱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学，四
处抄家，砸古迹，毁文物，随意批斗任何看不惯的人。我们这些从淮海中路武康路出来家庭出身不好
的知青，几乎个个被抄家，父母被揪斗，游街，飞机式，带高帽子。我上海的家是在一幢九层大楼内，
当时经常有精神恍忽，心事重重的人在大楼走廊上转来转去。一会儿他猛地打开窗户，纵身一跳，只
听见一声闷响，他已经归天了。这些万籁俱灰来我们大楼的不知名的自杀者，每月差不多有一个，有
时一个月有好几个。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消灭才罢休？
如果我们被消灭了，那这些最低贱的活谁来干呢？
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好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宗教的力量确实厉害。
兵团关于允许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下达，刹时农场就翻了天。一些平时相处还不错的人，
马上翻脸变得六亲不认，象一只饿狼，随时准备扑上来撕裂你的喉管。人性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兽性，
伦理道德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话不假。希特勒当年在德国搞的排犹灭犹运动，不也是受到举国上下疯狂
的拥护吗？
不到一个星期，农场各单位都揪出了一批人。当领导的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曾经在*军队
里当过兵的被揪出来，成了历史反革命。令我震惊的是一连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是清一色的
上海支边青年，好几个都是当年我班里的战士。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就是陈秉
正，我的副班长！
怎么可能？我绝对不相信！
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车站上强忍悲痛与亲人告别，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高唱“我们年
青人，有颗火热的心”，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连队里踏踏实实劳动，手上打起了血泡。他们是那么唯
唯诺诺，胆小谨慎，与世无争，从不伤害任何人。凭什么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然而，我没有勇气跳出来为他们辩护，我被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吓得胆祛。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不昧
着良心去揭发批判他们，找借口不参加任何一场对他们的批斗会。
原谅我吧，老战友。
(五)
我履行了诺言，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过一次对他们的批斗会。
有人告诉我，他们被批斗得很惨，拳打脚踢都用上了。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证据？
他也说不清，只知道事情发生在一块叫阿訇的大田里。
那一天，他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上海知青在阿訇大田工作。由于看不到一点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前
途相当悲观。不知是谁感叹了一句，
“我们算完了，将来找对象都找不到。”
其它人都深有同感，茫茫大戈壁滩，到哪儿去找对象啊。当地没什么年青女孩，上海女知青都不愿
意一辈子呆在这儿，结婚嫁人是她们逃离农场的唯一手段。男知青先天不足，连这唯一的手段都没有，
只有干叹息。有人嘟囔了一句，
“算了，咱一辈子打光棍，不找对象了。”
其它人纷纷附和，
“对，咱也不找对象了。”
不知是谁开个玩笑，
“现在说得好听，到时间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变卦。敢打赌吗？”
“打赌就打赌，我发誓，咱一辈子打光棍，不找对象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
不知是哪个缺德的，把这件事汇报给领导。
革命觉悟高的领导一听就发现了问题，用不找对象来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还了得！
对抗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于是他们被揪了出来，全名是“阿訇反革命集团”，简
称“阿訇集团”。
这种推理，这种逻辑，真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
揭发批判越来越深入，连副班长的画也成了反革命罪状。
有一幅静物画，就画屋子里的摆设。真实的情景，东西随意放在屋子里。桌子上有一只闹钟，闹钟
的时针在三点到四点之间，看样子这幅画是副班长在星期天下午画的。革命觉悟高的又看出了问题。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你们年青人朝气蓬勃，就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现行反革命偏要画下
午三四点钟，恶毒呀！存心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反革命的铁证！”
学毛选学到这份上，我们只好自叹弗如。地球要转，时光要流逝，有白天就有晚上，有上午就有下
午。革命总不能革到只吃早饭不吃午饭和晚饭的地步吧。否则按照这些革命派的逻辑，吃午饭和晚饭
不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吗？我想起了中世纪关进监狱的伽里略。教会逼他承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
止不动的，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伽里略急得跺着脚下的大地喊：
“可它毕竟还是在转哪。”
我们不也回到了中世纪吗？
副班长的另一幅写生，是画从远处看连队的住房和周围的景色的。房顶上插着一些小红旗，旗帜在
迎风飘舞。这又没能躲过革命派锐利的眼睛。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瞧这画上的旗帜飘得乱七八糟。你
说说，它表达的到底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反革命，恶毒呀！”
乱风画法是中国传统绘画基本技法之一，连这点都不懂。就说自然界吧，小气旋经过的地方，被风
带动的布条必然朝什么方向飘的都有。革命派只会背语录，却不了解基本的物理。完全不懂绘画的无
知可以在台上一本正经地批判绘画功底深厚的画家，这到底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大革文化命？
阿訇集团的成员全部被隔离禁闭。早上，他们带着脚镣下地劳动，他们必须完成指定的定额才能收
工，因此每天回来都很晚。回来后接受批斗，少不了挨拳头，晚上在禁闭室写检查交代。
禁闭室的孤独其实比批斗还难受。
我真担心，瘦弱的陈秉正如何经得起这般折磨。
深夜，劳累了一天的职工开始进入梦乡。
禁闭室传出了哀求声，
“放我出来吧，我不是反革命。”
这是陈秉正的声音。没有人理睬。
哀叫声时断时续，慢慢地变成了拖长的声音，
“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
黎明前，禁闭室安静了，死一般的静寂。
天亮了，打开禁闭室的门，发现陈秉正已经自杀。他用自己的裤带吊在房梁上，结束了自己苦难的
一生，结束了无休无止的批斗。
那个年头，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轻于鸿毛的。革命领导吩咐连队挖柴火的职工，把陈秉
正的尸体拉到沙包里埋了。
一辆牛车载着副班长的尸体，吱吱呀呀地在戈壁滩的沙包上颠簸。牛车晃悠，陈秉正的尸体从包着
他的草席中滑出，掉到地上。挖柴火的老职工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一见这情况就来了脾气，
“TMD，现行反革命，死了还不老实！”
说完就抡起坎土镘，把副班长的手脚砍下，然后把跺成五截的尸体扔到车上，拉到了一处沙包上，
挖个坑草草地埋了。
我脑海里浮起了一个声音，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六)
十年过去了。
“四人帮”粉碎了，文革结束了。“阿訇集团”冤案被彻底推翻，受株连的知青恢复了名誉。农场
领导曾派人到戈壁滩沙包上寻找陈秉正的尸骨，哪里找得到呀，早不知被野狗拖哪里去了。农场在戈
壁滩上象征性地堆上一堆土，插上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陈秉正同志之墓”。拍了些照片，寄到陈秉
正家里，算对此事有一个交代。
“同志”，这是多么珍贵而又亲切的称呼！在当今这个年头，这个称呼已经不吃香了，要带个“总”
字才吃香。象总工程师，总厂长，总经理什么的，或者简称陈总，既尊敬又含蓄。可是在当年，这是
陈秉正盼了一辈子都没有盼到的称呼啊。如果陈秉正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这块墓碑，能够听到有人喊他
一声同志，他会感到多么欣慰。
当今这个世道，不公正的事情还很多。当年的革命领导如今已到了退休年龄，他们并没有忏悔，带
着离休干部的光环安享晚年。当年告密的，揭发的，抄家的，动手打人的，入党的也就入党了，升官
的也就升官了，没有人忏悔。那些文革中投机的小爬虫，当年能够博得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党委书
记的钟爱。如今照样吃得开，又博得经理，老板，领导的赏识，他们从不忏悔。上海淮海中路武康路
这一带，文革中抢了别人房子搬进来的小爬虫，抢了就抢了，不会退出来。文革中被抄家房子被抢搬
到下只角的黑九类，被抢了就是被抢了，再也回不来。当年打老师，砸校舍，斗黑帮，破四旧，抄家
最凶狠的红卫兵风云人物，现在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又成了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当了这个总那个
总的，进赌场，进夜总会，比谁都资本主义，他们才不会忏悔。当年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老老实实
上山下乡，招工轮不上，考大学又太晚了，成家耽搁了，下岗却首当其冲。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有的甚至在贫困线上挣扎。这些把青春奉献给莫名其妙运动的弱势群体却往往被忽略。社会就是这么
一锅大杂烩，门槛精的永远占便宜，老实人总是吃亏。
然而，如今的社会比起当年还是宽容得多。当年上学工作的表格中首先要填的是出身成份，现在这
种把人划为三六九等的封建制度至少形式上没有了。当年工作要组织分配，提干由组织审批，加工资
要组织决定，个人没有选择自由，全依仗和党委书记的关系。如今至少形式上有点民主程序。当年要
定时向组织汇报思想，打小报告，必须出卖朋友来换得自己的升迁。如今形式变了，玩政治这一套用
不上了。当然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也是够黑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就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
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差别。当年一场场政治运动搞得冤假错案满山遍野，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如今还有冤案，但规模和程度上要小，至少象陈秉正这种冤死已不是很普遍。更重要的，如今言论自
由的环境比当年宽松。当年除了喊万岁容不得一点其它声音。如今虽然新闻管制还很严酷，但是象
SARS，黑煤窑，*这些恶性事件还是首先由报纸捅了出来。要是当年，早就把主编和记者铐上手
铐，送进大狱或者夹边沟劳改农场。如今还有个互联网，虽然敏感的内容还是被封杀，老百姓有自己
发表感想，交流讯息的平台。说实在的，要是在文字狱盛行的当年，许多互联网上文章的作者要掉脑
袋的。
所有这一切微小的社会进步，恰恰是千千万万象陈秉正这样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用他们的生
命换来的，恰恰是一代或两代人用他们惨痛的青春和遭遇换来的。只有这些巨大的社会牺牲，才迫使
上面作了一些让步和改革。现在的年青人无忧无虑地唱着“就象老鼠爱大米”，自由自在地计划将来
考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他们也许认为这种人生的基本权利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他们哪里想得到是用他们的父辈丧失了这些基本权利的牺牲和代价，才换来了他们的自由。
年青人想不到就想不到吧，不知道这些沉重的故事也好，只要他们幸福就行。就让时光的流逝，把
这一个个沉重的故事，数不尽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吧。我们早已不是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还是忘掉过去，好好规划一下有限的晚年生活吧。唱唱歌，
跳跳舞，下下棋，打打太极拳，我们这一代也该有一点乐趣。
然而，社会并没有那么平静。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许多有正义感责任感
的年青人不满这种现状，探索更合理的社会架构。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有人借着对社会弊病的批
判趁机为文革招魂，向年青人散布当年是如何平等的神话，这就使我不得不悲哀起来。
难道象陈秉正这样千千万万惨死者的鲜血，还不足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吗？
逝去者的鲜血只留下淡淡的血痕，苟活者还在尘世中偷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还没有进入老
年痴呆之前，把这些陈年往事写下来告诉年青人。是的，当今的社会还很不平等，还有很多毛病，还
需要改变。但是，这就是你们听说的“平等”的社会，你们真想倒退回去过过陈秉正的生活吗？
又勾起了沉重的回忆，陈秉正，副班长，你不会怪我吧。
夕阳中，晚霞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天堂的画家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生。
金色的阳光抹在挺拔的白杨树干上，白杨树的荫影勾勒在土屋的墙上，维吾尔妇女在土屋的旁边忙
碌着，她们的花裙在毛驴后面飘舞，时隐时现，毛驴的前面摆着葡萄，哈蜜瓜，哈蜜瓜的旁边挂着绚
丽的维吾尔毛毯。阳光揉进荫影，荫影揉进土墙，土墙揉进花裙，花裙揉进白杨。
光线在闪烁，空气在抖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