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知青理想主义、尤其是对“青春无悔”的质疑与非议同时，批评者的矛头很自然就进一步指向知青文学思想的更深层面──忏悔意识。文坛老前辈韦君宜（1917-2002）毫不留情地指出：“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海外知青文学研究专家梁丽芳则感慨：“知青文学大多写个人苦难，太少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和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的角色。……写知青经历的多，写红卫兵经历的少。这一代人可能不愿面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形成对历史的割断，把同样的人分割开，变成两种不同的人，造成一种空白……找不到从红卫兵转化到知青的过程，不想回忆，也许是不想写红卫兵的心理在作怪，影响到知青文学的深度。”“我希望知青文学有自我忏悔，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自己有什么责任，不只是把受苦受难的生活一写再写，更不要神圣化理想化。”而曾被韦君宜指责的知青作家张抗抗也不无沉痛地说道：“临近二十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红卫兵的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这些批评有个特点：“反思”与“忏悔”两个概念交混使用，焦点却是在“忏悔”；而“反思”之意，也往往就是“忏悔”，即要求知青（作家）对自己以往的历史进行“忏悔”。
　 “忏悔”的汉语一词，来自佛教梵语ksama，意谓发露以往之罪以求宽恕并戒惕将来。也就是说，对自己以往的罪行、错误“供认不讳”以求宽恕，是“忏悔”一语的狭义理解。
　　而在对知青、知青文学批评时所出现的“忏悔”一语，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恰恰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与运用的，如前面批评者所强调的“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被批评者的抵触情绪亦基于此，如梁晓声就辩解道：“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鬼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那么，要忏悔什么？如何忏悔？著名老作家巴金（1904-2005）可称是最清醒的一位先行者。巴金虽然在整个文革中都遭受迫害，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但他最为强烈地主张忏悔，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在文革中为了自我保护而放弃斗争原则、自愿作践的行为，是“奴在心者”，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他从历史的根源上，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的怯懦表现，反思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的压迫下一步步丧失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精神，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最后底线的大崩溃。
      巴金无疑是揭示了罪恶、灾难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忏悔的根本原因与意义。但问题在于，巴金的忏悔有实质意义吗？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吗？很难说有。为什么？就因为这种忏悔的前提首先就触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政治体制/制度－－亦即巴金说的“权力”－－的质疑与反思。即便是对“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到文革期间这个“权力”及其最高掌控者－－*，至今仍为尊者讳地“不（敢）予置评”，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说服力去要求大众忏悔？一切罪恶、灾难得以合逻辑以及合理化产生的总根源就是这个“权力”体制（及由此衍生的一切思维、意识、观念、准则）；换言之，忏悔的总根子就在这个“权力”，漫长艰辛的忏悔历程要从对这个“权力”的质疑与反思开始。否则，大众再如何诚心“忏悔”，也只能是“无的放矢”，对这个“权力”本身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人文精神底线大崩溃”的历史仍会不可避免地一再重演。
   可见，对“忏悔意识”狭义的理解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倡导“全民忏悔”时。对“全民”──包括罪魁祸首、作恶者、胁从者甚至受害者提出同样的狭义“忏悔”诉求，显然是难有说服力的。而且，在当下中国“为尊者讳”的政治语境之中，人们被要求“忏悔”──尤其是“全民忏悔”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受“不公平诉求”的感觉──当文革悲剧的真正原因、制造文革悲剧的罪魁祸首至今仍然受庇护于“为尊者讳”的帷幕下，还有什么诚信与理由要求小民百姓忏悔呢？甚至可以说，在这么种狭义的“忏悔”诉求中，其受益者只能是真正的罪犯乃至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文革的策划者、执行者、害人者将在全民忏悔的“汪洋大海”中阴笑隐遁。狭义的“忏悔”，还往往被心智异常者所利用，将忏悔的省思诉求，置换为行为学意义的指控，如黎学文即由于当年知青所谓的“种种恶行”，要求知青作《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知青犯罪史》以表示“良心的忏悔”，这种以偏概全的作派，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彭中杰更信口责难：“曾在一夜之间将人类邪恶本能全部释放出来的老三届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追究，无疑很多人有着犯罪的经历；可以拍着胸堂自诩清白的人，百分之百是因家庭成份或家长历史的原因被取消了打、砸、抢的神圣权利。”如此轻率地使用全称判断，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狭义的“忏悔”诉求，在中国知青世代中颇受抵触，“我不忏悔”的声音此起彼落。当然，“忏悔”诉求之所以受抵触，除了其过于狭仄的含义外，还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的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善良与和平的民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诲从小就深入人心，以善为美、向善斥恶的观念根植社会。在这么一种民族传统、社会心理浸淫之下，似乎人人都（自以为）具备善良本性而甚少罪恶感，更无西方基督社会那种“原罪”感。因而人们探寻自己在历史悲剧中的定位时，所注目的往往就是自身之“善”受欺的哀悯，而相对忽视了自身之“恶”作祟的戒惕；凸显“善”的动机，而淡化“恶”的后果。于是，以“认罪”为（狭义）内涵的“忏悔”意识在这一片善良的大地似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然而，我们这个崇尚善良和平的民族，实际上却是长期浸泡于一个百毒俱生的大酱缸。在这么个大酱缸打滚出来的我们，有谁敢于坦然宣称自己“出于污泥而不染”呢？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祖宗早就心有戚戚焉地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古训。
      事实上，知青作家群体中最具自省意识的张抗抗，在是否需要全民忏悔的问题上，也是颇为踟蹰的。九十年代初，张抗抗在接受采访时，虽然也认为在文革中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却是反对“全民忏悔”，认为忏悔是没有用的，只需要对所犯错误有所认识。即使在九十年代后期高调主张忏悔（见前），仍然语带保留地作此解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说‘忏悔’似乎有些虚情假意、强加于人。忏悔的前提是觉悟是自我认识；忏悔的作用是改错是超越自我－－如果‘忏悔’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自我审视一番行不行呢？就让我们对自己扪心自问、从头梳理一遍行不行呢？”事实上，诸多主张忏悔、甚至主张全民忏悔者，至今仍未能写出可称典范的忏悔文本。
　　因此，我们在使用“忏悔”一词时，虽不必完全承袭其词源“认罪”的狭义，但也须以道德自律、责己自审为出发点，同时也须更多加入“省思”──即反省历史、反思自我、呼唤良知、承担道德责任等更广博而丰富的内涵。换言之，忏悔的焦点应超逾行为学意义的“认罪”转向更具理性思辨意义的层面──自己在“文革”那场全民性悲剧中的历史定位的自我审视、自我审判，以及道德责任的自我承担。有人认为，“忏悔”的诉求是为了避免将个人的责任推给社会与历史。此话固然有理，但倘若只着眼于个人责任而忽视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因素，也必然是失之偏颇的。（狭义的）忏悔固然需要勇气，但省思显然益见深刻；忏悔立足于个人，亦观照于个人的具体言行；省思则将焦点从个人言行的忏悔引向深层因果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反省。可见，忏悔当是省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忏悔是初步的表层性的，省思才是深刻的实质性的。省思者在省思中对自己在悲剧中的历史定位进行自我审判并承担道德责任（知其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省思其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历史、体制及文化原因（知其所以然）。当然，省思的意识终究还是只产生、存在于省思者主体，省思的动机、行为及效果亦终究决定于省思者的自发、自动、自觉与自主。从个人的角度说，狭义的“忏悔”，只适用于以前做过坏事错事者身上，而“省思”可适用于更大、以致“全民”──包括盲从、驯顺、逍遥、随大流、明哲保身者乃至受害者甚至是反抗者──的范围。狭义的“忏悔”，须立足于否定，导向不无消极的自我救赎及独善其身；“省思”虽然也立足于否定，却是导向颇具积极意义的“扬弃”，在扬弃中获得人性的净化及人格的升华。
　　作为知青作家（及非专业作家），其红卫兵（及之前）的经历，固然影响了其思想、性格、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形成，而后者也固然影响、体现于知青文学创作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要求在知青文学中不仅要写知青经历还要写红卫兵经历，那却是大不适宜的。无论如何，毕竟还要考虑到“名”与“实”相符──“知青”文学无须总拖着一条“红卫兵”的尾巴。由此可说，知青身份（经历）与红卫兵身份（经历）是有必要区分的，是属于虽有联系却也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与语境。同理，文革与知青运动、红卫兵与非红卫兵（如黑五类）、前红卫兵与后红卫兵（1969年后）、红卫兵集体与个体、老三届与红卫兵、老三届与知青等等，实际上也都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在知青文学讨论中、尤其是知青文学“忏悔”问题的讨论中，不宜将这些概念随意混淆，笼统一概而论。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忏悔”的狭义来理解，知青文学中其实一直不乏对历史及对自身的深刻省思。就从“诉说苦难”的作品来说，其实也正是体现了知青直面苦难重重的人生现实的深刻反思。或者说这也就是知青省思中国现实历史的起步──不少知青当年正是有了对中国底层农村（以及农、林、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苦难的了解、体验与认识，才从被长期扭曲的“革命人生观”中醒悟过来，开始了迈出现实中反思的第一步。早期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蹉跎岁月》及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便是这类“诉说苦难”的反思之作；后期老鬼的《血色黄昏》、白描的《苍凉青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及芒克的〈野事〉等，以或激烈或平和或戏谑的笔触，在揭露现实残酷的社会悲剧之际，还无情剖析了个人荒谬的人生悲剧。孔捷生的〈大林莽〉、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抗抗的〈隐性伴侣〉及陆星儿的〈流逝〉等，尽管题材风格各异，但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反省、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传统（革命）人生观的质疑。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费边的《热血冷泪》以及大批非知青作家撰写的《知青档案》、《北大荒启示录》、《草原启示录》等知青纪实文学作品“从整体上体现出了这样的主题特征：站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反省、审视知青现象，以更加深邃、成熟、理性的现代目光，去反思以前走过的道路，从而折射出知青岁月在人生长河中的深刻影响”。即使是知青专业作家的回忆录，也大都能突破一己之体验，具有更大的超越性、涵盖面以及省思力，基本上能做到“没有沉溺于三十年个人的得与失，而更多的是历史的反思、人生的体味、对共和国苦难经历之根源的揭橥，对民族未来的关怀鉴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承志在〈北方的河〉开篇便感慨道：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会感慨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

     当然，知青文学的省思仍须不断的深化及拓展，尤其是在省思自己在知青历史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责任时，仍须更为积极坦率地面对、解剖及揭示。然而，也不应忽视知青文学以往在省思历史省思自我上所作的努力与成绩，更不应轻率地将之全盘否定。同时，在讨论知青文学的思想表述问题时，不应陷于狭义的“忏悔”诉求，以致造成不必要的自虐、自伤，从而削弱我们所期望的更具深刻意义的省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