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是知青研究－－包括文学与历史研究－－所首当其冲要注意的问题。“理想主义”，事实上包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在内。因为，这里的“理想”不是仅指个人的理想，而更是植根于集体（国家、社会、民族）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与这些集体主义的概念密切相关的理想；并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追求理想、为理想而奋斗与献身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同时，革命（斗争、牺牲、献身精神、艰苦奋斗之类）又往往是激情浪漫的事情－－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因此，我们所讨论的“理想主义”，实质上是基于集体主义而又涵括了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
换言之，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理想”只能是一个共名状态－－一切无名理想皆服膺于革命共名理想之下。在这样一个共名之下，必须放弃、牺牲任何个人的自由选择。于是，以革命的名义，理想高于人性，主义重于生命，“共名”之下无“无名”。亦于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才会出现许许多多个体的人为了群体（革命）理想而献身/牺牲－－事实上也就是罔顾人性、蔑视生命－－的事例。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因应中共建政的现实政治需要，这样一种“以革命名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就主导与操控着大陆的主流文学；或者说，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与操控的主流文学，就一直都处于革命“共名”的状态之下。在这么一种宏大历史话语体系中，理想主义更以其理性与激情结合，立足于集体主义又统摄着英雄主义以及浪漫主义多重指涉的优势，驰骋于大陆文坛。具体而言，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知青文学就充斥着浓烈的“理想主义”，文革后的知青文学创作依然如此，张承志、梁晓声等人早期的作品表现尤为突出，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歌手为什么歌颂母亲〉、〈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都是在知青世代共名大纛下，张扬着理想主义并交织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品。199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之际，梁晓声满怀激情地写下一段献辞：“如果我是雕塑家，我将为当年的我们－－一代知青锻铸这样一尊雕像－－一条腿屹立在大地上，另一条腿长跪不起，一只手托着改天换地的豪情高举过头顶，另一只手攥着‘脱胎换骨’的虔诚扪于胸前。”虽然梁晓声所形容的这尊雕像比例怪异（“一腿屹立”与“一腿长跪”的形状不能并存于一人身上），却颇能彰显出其心目中充满着理想主义光辉的知青英雄形象。
这些知青文学所体现的理想主义，一方面颇为自觉地立足于知青世代的共名立场，一方面却也“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因此，对理想主义的坚持、维护，远胜于质疑、批判。
虽然也有论者对这种理想主义给予肯定：“她们真诚过，她们付出了，她们对得起属于自己的时代。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她们，无论历史对她们怎样述说，她们是无悔的一代－－青春无悔！”但质疑与争议的声音显然更引人注意。
知青作家群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一直不断，如梁晓声对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推崇，就受到孔捷生、王安忆、陈村的非议。孔捷生直言不讳地指责梁晓声说：“完全是抽象地把这种行为来歌颂，是忘记了那个时代的背景，越是这样越是加深了时代的错误。……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无论你怎样描写它，它也是一个悲剧。”王安忆则借用别人的话来批评梁晓声“不应该以千万人的牺牲，用个人的情调去缅怀这段生活”。陈村更尖锐地指出：“上山下乡注定是要失败的。梁晓声只用自己的感情主观地来写这个悲剧，没有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写，因此，尽管他的知青英雄勇敢地热情地把精神与生命献给北大荒，最后，他们只做了愚昧的牺牲。”
张承志所推崇的理想主义亦受到批评家的严厉抨击：“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虚构的集体’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价值指向，虽然常常以国家、民族、群体等名义出现，显得很神圣，但却与人的解放相去甚远。……他对精神的追求是执着的，但他所执着地追求的精神却是‘虚构的集体’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价值指向。”
毋庸置疑，张承志、梁晓声等人的这些作品贯串、融注着知青浓浓的理想主义情意结，表达了知青中的一种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情意结－－对早已远逝的理想主义的温情缅怀与激情礼赞。虽然不管是处于“历史在场”抑或“当下在场”的角度，都无法否认理想主义是知青一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及真实情感－－尽管这一切不免带有幼稚、假像乃至虚伪的成份。根据梁晓声知青小说所摄制的电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年轮》受到层层阻挠，原因却是：调子太低暗，未表现理想，咀嚼苦难，玩味失落的崇高。梁晓声为此认为：“唯一自我安慰的，乃当时写得真诚写的激情。即使浅薄，即使幼稚，那一份儿创作的真诚和激情也是值得自己永远保持的啊！”但问题在于，知青们不无纯真的理想主义却是产生、实践于荒谬的年代，因此也就义不容辞（主动）/别无选择（被动）服膺于革命共名理想之下。
梁晓声曾颇为小心地申诉：“我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正是为了歌颂一代知青。歌颂一场‘荒谬的运动’中的一批值得赞颂和讴歌的知青。”在此，梁晓声显然试图将知青的理想主义与“荒谬运动”作切割。某些批评家也都表现出类似的心态，如张闳在回应报刊记者有关“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这个问题时，说：
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张闳肯定了知青的理想主义而否定了哪一个时代背景，而且还进一步将知青小说之所以张扬理想主义的动因作了不无善意的解释。由是，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三者的关系进行作如下思考：
知青一代，在革命且“荒谬”的年代，满怀理想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然而，贫困落后的农村，污浊黑暗的政治，使知青们的理想陷入了悖谬的现实窘境－－他们遵循“接受再教育”的教导，但置身穷乡僻壤落后贫困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再教育”是对文明进化的嘲弄；他们响应“扎根农村”的号召，但置身托关系走后门看出身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扎根”是对心灵真诚的扭曲；他们恪守“奉献青春”的信条，但置身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凌驾一切的现实，难免不质疑这种“奉献”是对人文关怀的蔑视。倘若说，九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沉沦的年代，知青固有的使命感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地重新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而为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知青作家更有理由缅怀、礼赞远逝的理想；那么，同样是为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否也应该直面理想被扭曲的事实，还应该省思理想何以落空的缘故，而且，更应该揭露、谴责扼杀理想的刽子手？否则，该如何面对一代青春的无谓牺牲，一代人生的无奈延误，一代生命的无言留白，还有那一代－－整整一代知青的理想与真诚被无情亵渎？
1986年，在纪念文革爆发二十周年之际，知青诗人高伐林（1950-）在《诗刊》8月号发表〈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的诗作中慨然指斥：“亿万人浑圆的信念与激情怎么裂了缝，让苍蝇玩弄于毛茸茸的股掌？……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怎么汇集起来成了狂澜恶浪？”此番宏论今日聆听依然发聋振聩，亦依然发人深省。人们无疑依然需要深刻地省思：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何以会汇集成狂澜恶浪？信念与激情何以会被苍蝇玩弄于股掌之中？
上述观点在如何对待知青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追求这一问题上，是肯定但也持保留态度的。即认为尽管知青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曾经受到扭曲、利用、亵渎乃至伤害，并没有否定对知青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的真诚付出，也没有怀疑知青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的真实存在；而是需要将这一切历史还原－－包括真诚与激情，同时也进一步省思、探究真诚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何以会受到扭曲、利用、亵渎与伤害。问题在于，无论是在知青的历史过程中，还是在知青文学的书写文本中，青春的缅怀与理想的礼赞，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被令人扼腕长叹地规范到（新/旧时期）权力语境之中。因此，我们也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知青当年那些真诚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之中，已经隐潜了其日后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而知青当下在文学创作中所彰显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又何以能独善其身？这一问题，正是我们需要深刻省思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曾以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面目－－“青春无悔”－－展现在新时期的知青文化以及知青文学之中。
“青春无悔”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首先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1990年，北京北大荒支边知青在《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和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中，首次提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青春无悔－－成都知青赴滇支边廿周年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在这次展览的“青春无悔”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性的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随后还出版了《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上述活动与出版物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荒谬的时代是要否定的，但知青青春理想的追求与实践是无悔的、是有价值的。这样一种思路，显然贯彻在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中，因此“青春无悔”的概念很快就被运用到对知青文学的讨论之中，而且往往与知青的理想主义等同视之。如叶虎就将彰显知青理想主义的作品归类为“青春无悔”模式，认为这类小说的创作：
超越了单纯的暴露批判和怀念追忆，转向主体精神的歌颂，即颂扬了知青一代建设荒原、献身荒原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的知青小说往往缺乏理性的追问，自我审视被搁置一边，有把整个运动过程加以合理化的倾向。
知青群体中对“青春无悔”这个口号的质疑声音不断，知青作家张抗抗的态度最为强烈：“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 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 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
1998年，上海崇明岛东平森林公园树起了一座“青春无悔”的碑，以纪念1968年上海市二十二万知青到崇明。此事引发广大知青的极大反弹，老知青张愚若、张谷若为此作诗〈青春无悔－－写在知青碑前〉云：“……岁月将过去的一切/无情地抹去，/当年的火红年华，/只化作这‘青春无悔’？/……三十年呵，面对着石碑上/一排排姓名，/我们该大声发问：/真个是青春无悔？历史无悔？/……亲爱的朋友，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也说问心无愧？/……呵，谁说青春无悔、岁月无悔、/人生无悔、历史无悔？/碑上一个个姓名中/分明有血、有肉、有情、有泪！/对一个民族，这段空白怎么能/熟视无睹，/对一段历史，这段时代肯定是/停滞倒退！/……历史当然有悔，/这是一个民族不应有的一页，/岁月当然有悔，/因为长江不会倒流、/时光不会倒退！……”
可以说，“青春无悔”这个口号虽然在九十年代一再被部分知青所坚持，然而，从根本上说，“青春无悔”其实是个假议题。有悔无悔首先得看是否自愿。知青下乡，基本上是无从选择的，无论是否自愿都得下乡；其次，有悔无悔，也得看是否乐意。知青下乡，基本上也不是乐意的（尤其是后期），是无奈而为之。既不自愿又不乐意，何以奢言有悔无悔？或许就是由于其语意的含混性与逻辑的脆弱性，无论在社会还是文坛都没有得到知青世代大多数（包括知青作家）的认同，质疑声音不断却未见有力的反击，因此并没有在理论上引发多大的争议。反而是由“青春无悔”衍生的另一议题“忏悔意识”，却掀起了不大不小且至今未能平息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