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死了，一个符号消失了。这个符号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他的祖国善待他的缘故，总统出席了他的葬礼，代表着这个国家对他的承认。更早，２００７年６月，时任总统的普京签署总统令，颁发俄联邦国家奖以表彰索尔仁尼琴在人文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并亲自把奖状送到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席颁奖礼的索氏家中。而他的符号意义恰是他与他的国家之间相互的不承认，一旦这个承认建立，符号也就失去了意义。

索氏堪称“生在红旗下”的人物，他为那个国家作战，并立下战功，当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冒犯了斯大林之时，那个国家给予这位炮兵大尉八年牢狱的惩罚，刑满释放后还遭流放。当斯大林之灾被清算，索氏获平反并当了那个国家的教师，培养那个国家需要的人才；他知道这个国家出了问题，高尔基指出的“国家恐怖主义”正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他拒绝忘记而开始揭露，开创了“集中营文学”，引领了这个国家的揭露热潮，他的创作也曾获得过那个国家的认可，得到列宁文学奖的提名。然而，索氏冒犯了卫道士们，那个国家被卫道士操纵时他即使单打独斗也不肯屈服，《古拉格群岛》只是他挥舞的一面旗帜，得到的回报是驱逐出境。

美联社评价说：“他的《古拉格群岛》清除了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同情。但他对劳改营的记述也能鼓舞人心，他描述了一个人——索尔仁尼琴自己，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从一个摧残人的灵魂的艰辛和非正义的惩罚体系中幸存了下来。他的记述激发了数百万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和正直最终可以击败一个帝国的极权体系。”而我想说的是，索氏的命运与他的祖国连在一起，共荣共损，他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有发国难财，我没有在人民的苦难中兴旺发达！”

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才会具有的灵魂。英国思想家萨义德与班达等定义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这个定义几乎像是为索氏量身定制的，索氏被驱逐出境以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抨击他所居住的美国；且，当迫害他的那个国家解体，索氏仍没给使之衣锦还乡的叶利钦等留面子。当年诺贝尔评奖者则“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授予他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见，他们也属慧眼识英才者。

这句评奖词所说“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中“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也是有根据的。在那块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滋润出一代又一代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文学家：普希金、赫尔芩、别林斯基、妥斯陀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可以这样说，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没有思想就不会有影响。即使到索氏这里，我们知道的就有帕斯捷纳克、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兄弟、图尔钦等一批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者，“不可或缺的传统”并非妄言。

罗素先生有一个论断：知识分子是专制体制的产物，而不是民主体制的产物；只有专制体制的压制之下才可能出现反抗这种压制的知识分子，民主体制保证任何人的言论自由，也就不会出现知识分子们了。我想，罗素的论点是有道理的，当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掏出打火机时，普罗米修斯还有存在的价值么？屈原唱道：“世人皆醉，唯我独醒。”倘若世人皆没醉，屈原还犯得着去跳江么？

俄罗斯人现在已经可以任意说话，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索尔仁尼琴这样符号继续装饰自己的生活了，于是这个符号消失了，就像战争结束，巴顿也就消失了一样。只是人们还记得这个符号曾经具有的意义，他们感激那个曾经使他们激动，使他们看得见希望的符号，然后把他埋葬在泥土里，树一块碑，因为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符号了。（2008.8.7首发凯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