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多月以前吧，风闻有一位专做熊猫主题的赵姓“行为艺术家”上书广电总局，强烈呼吁抵制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不准在中国放映。我没听说过这位艺术家，更不知他研制出哪些“熊猫艺术”，便向儿子讨教，得到的回答是：“做一个熊猫头帽子，戴在头上到处招摇，大概就算‘熊猫艺术’了吧？”果然，网上查到他穿戴着熊猫娃娃的照片，能显示其想像力的大约就是把熊猫身上的黑色涂抹成五彩，不伦不类。接着便因业务出国去了，偏偏又去到那个原生态的不丹国和柬埔寨国走了一趟，此事也就没挂在心上了。
归来后偶得闲暇，到朋友处碰巧又遇他们在播放《功夫熊猫》的DVD，也就跟着看了一下，基本上算是看了大部分。按照我的审美观，这也不过是一部娱乐片，搞笑而已，有人说什么奋斗、励志之类，恐怕略嫌牵强。其实人们的生活很需要娱乐片调剂生活，甚至多数文艺形式是以逗乐子为使命的，记得郭德刚有言：相声就是要寻开心，不寻开心相声就是死路一条。电影也一样，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要带点教育意义。事实上影片中对那只熊猫的“励志”并没有刻意描述，充其量只能算歪打正着。而我自己，自打初中时读过一些武侠小说之后，就对此类作品产生厌倦感，似乎嗅到一股腐朽之气味，或许是读了《堂.吉柯德》而警醒，自己也说不清楚。再往后，更以为武侠小说其实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最愚昧、最荒诞、最绝望的写照，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渣滓几乎都集中反映在武侠故事里。以为任何功夫片都是瞎扯淡，连成龙、李连杰那样的名人拍的片子乃至《蜘蛛侠》之类美国片我都无观赏之雅兴，何况这类动画片？似倘若不是有人嚷嚷抵制我是不会费时间看这类片子的。乎这抵制声反倒帮了那电影不少忙，相信有许多人恰是为了弄明白咋回事才去买票的。
看过《功夫熊猫》，感觉依旧是在扯淡，只是人家扯得有水平。片中几乎所有元素都是中国的，甚至连“乌龟”、“师傅”都用的中国话发音，唯独各种形象是用美国元素粘和起来的，分明是在观赏一个土得掉渣的中国故事，却又处处充满美国式诙谐、幽默以及美国大片必不可少的英雄情结，正义一定战胜邪恶。那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宝贝被塑造得如此可爱，大概正是吸引人的因素。只是那只恶豹形象英语发音“Tailang”，荧屏字幕上的中文称其为“泰狼”，我倒是愿意以“小人之心”去揣摩：美国编导大概想叫它“太郎”的，若确有暗喻那个学得本事就想打死师傅的国家的意思，恐怕喊抵制的人就有资格被骂成“汉奸”。
问题在于，何以我们自己的元素，那些中国艺术家却没本事做一部像样的片子出来？就以《功夫熊猫》为例，你不得不佩服编导们的想像力还有他们那种精益求精的艺术表现能耐。据说这部动画片编导用了15年的时间来琢磨，在他们原本不了解的中国文化领域里一点一滴地汲取养分，这才有如此精彩的艺术作品。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好莱坞如何财大气粗，动辄以“我们穷”来为自己开脱。且不论好莱坞拍片支付成本相对要高许多，就说耗用巨资打造的影片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前些时闻知大导演张艺谋耗巨资打造了大片《黄金甲》，特地去观赏却无论如何也没耐烦心把它看完，根本就是“绣花枕头”或者“红漆马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人甚至戏称其“满城都是大乳房”，我甚至怀疑张艺谋自己是否知道他究竟想表现什么？
有报道说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常委们曾经热烈讨论过“以中国‘国宝’为主角的好莱坞动画大片，影片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的，可为什么拍出《功夫熊猫》的又不是我们？”几乎所有可能性常委们都涉及到了，唯独没有人提及“中国人的想像力都到哪儿去了”这个话题。在不丹时儿子对我说过一件事：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留学时老师跟学生讲了一连串俄罗斯文化名人和他们的作品，什么普希金、托尔斯泰、赫尔岑、萧洛霍夫、柴科夫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等，然后问儿子中国的文化名人。那位老师只知道有位叫孔子的，至于孔子有哪些大作则全然不知。儿子费了些脑筋回忆初中学得的语文知识，说了鲁迅、曹雪芹、巴金等作家名字，还把金庸也搜罗入内。老师又问及他们的作品，大致也得到回答，那老师似乎喃喃自语：“怎么都没听说过呢？”
有个老旧话题叫做：“中国人为什么没拿过诺贝尔奖？”那故事扯得长，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就说不久前英国《泰晤士报》评选出当今世界十大建筑，中国占其三，倘若较真的话至少漏掉了中国歌剧院吧，本应该占其四的，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财大气粗自豪。然而这十大建筑没有一个是中国设计师设计的。无妨算一下，鸟巢是瑞士人的设计中标；水立方是澳大利亚人的设计中标；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是英国人的设计中标；中国歌剧院是法国人的设计中标；央视新大楼是荷兰人的设计中标……，就连首都机场那条行李运输线，从设计到验收都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作品。不知是否为了避免中标尴尬，上海市世博会中国馆干脆只向“全球华人”招标，也算是顾全了面子。无论文化界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除了“气功大师”、“儒学大师”之外，基本上没有大师级人物。是华人脑子有问题么？怕未必。林同炎是举世工程界认可的预应力混凝土大师，贝聿铭是建筑大师，就连华盛顿那座著名的越战纪念碑，中标者也是耶鲁华裔女生玛雅.林，她的这个作品还获得了“25年建筑设计大奖”，这个奖可不是每年或四年一度的。有人专门著文讨论过旧中国那些读书人赴欧美留学获得斐然成就的故事，诺贝尔奖也得了不少的，仅回国者，“两弹元勋”几乎全是这些人。现在大陆出去的留学生多了不知多少倍，仅2007年获得美国绿卡的就有七万多，然而除了会摇旗呐喊者众，成就斐然者寡，即便在好莱坞混出点名堂来的那几位，也都是港台出去的。
可见，民主、自由不光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它也是科学与文化是否能够繁荣发展的根本。马克思先生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其实，孔夫子时代倒反还是有些自由的，否则孔子不但不可能周游列国，恐怕连他那点著作也憋不出来的，更遑论“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了。重要因素在于那时中国尚无一个强大的一统权力，它没有能力无孔不入地掌控一切，孔子等“百家”就有空子可钻。倘若孔子不幸晚生两千五百年，未经组织批准又不使用官方教材至少也属“非法办学”，即使不办他一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的话。试想，连“苛政猛于虎”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岂不是明白地“煽动反政府”么？“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是免不了的，恐怕连小命也难保，遑论出书？清末民初那二三十年，中国的政权贫弱不堪，思想文化则蓬蓬勃勃，大师级人物出了不少。再往回走远些看，但凡朝廷威权贫弱时期，文化事业就逮着机遇蓬勃一回，如今瞧那些有借鉴价值的古诗、文，几乎全都出自风雨飘摇的年代，及至“太平盛世”，什么鸟都飞不见了。可见，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自由发展的环境。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文艺、出版、新闻等等甚至每个人的饭碗，全都被一只看得见的大手撰的紧紧的，想像力也就不见了，就连自己的“国宝”大熊猫也只能看着别人去借鉴发挥，据说还有《花木兰》什么的，而我们的文艺家们，充其量只能在那只手的指缝间玩出些小品来。那也是改革放松了些才露出来的指缝，撰得最紧时，举国上下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2008.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