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改曲易有余篇

某天，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一首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是我们年青时代很熟悉的一首老歌，于是随手点开来听。一听之下十分诧异，这首歌只有前面几句与当年的歌相同，后面完全变了，以至我怀疑这是不是当年我们熟悉的那支歌。

四十多年前，这支歌曾经唱彻我们的青春：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祖国，养育着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把你建设的更富强。

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

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

这首歌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与理想，充满了青春的浪漫与豪迈，充满了舍我其谁的史命感，饱含着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也是当时我们那一代青年的精神写照。

如今在网上听到的这首歌，歌词却变成了这样：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革命青年，无限忠于毛主席，

打起背包，高举红旗，

上山下乡志不移。

到三大革命中经受锻炼，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紧跟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歌曲的后半部分，不但词变了，在某些地方，为了适应改变的歌词，连曲调也都随之改变，完全失去了原歌曲的风格，难怪听起来觉得非常陌生。

为什么要对这首歌做这么大的改变？改编后的歌词仍然为着宣传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而做鼓动，与改编前的歌词目的相同，那么，这种歌词的变化又有着什么意义？另外，这首改编后的歌为什么当年我从未听到过？

看来，想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追溯到当年那段历史。今年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也有必要对左右了我们命运的那段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早在建国之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最高领导及政府有关部门就已经在倡导并有计划地推行青年去农村的工作了，这与当时我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现状有着很大关系。

1955年9月至12月期间，毛泽东在他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26]一文按语)

紧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三十九条中规定：

（三十九）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这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上山下乡”的概念。

一年以后，1957年4月，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讲得更明确：

“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从1955年12月到1957年4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最高领导机构分别在书籍、中央文件、党报社论中三次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但是，突然发起于1957年的“反右”风暴袭击了全国，也使得推动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在那几年暂时停顿下来。

风暴过去，喘息甫定，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１９６５年，该草案做为正式文件发布。从此，推动青年上山下乡也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成为党和国家一项常规性的工作。

在那一段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不搞一轰而上，强调自愿原则，有一定的物质和经费保障，青年下去以后的安置也比较稳妥。

配合这样的政策和时局，各种媒介也进行着大力的宣传。青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响应号召下决心扎根农村的先进分子，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他们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同时，大量的文艺作品也教导青年下乡务农、扎根农村光荣；不安心种田、留恋城市可耻。并把这种行为提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高度，成为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志。

我熟悉的那支歌、也就是改编前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到了1968年，“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各中学已积压了1966、1967两届，再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这些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鉴于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的现状，已经有少数中学生或自发或通过学校组织去到边疆农村等地落户，但相对于一千多万积压在校的毕业生来说，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

于是1968年6月27日，《河南日报》在头版以手迹的形式再次刊出了毛泽东写于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的那句话、此时被称为“最高指示”：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又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着这个指示的发出，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如果说前一个“最高指示”因为运用了文学修辞而很具号召力和鼓动性同时也因此而显得指称不明、意像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话，那么后一个“最新指示”就是一段简单明了的政府公文，是即将掀起的一场大运动的指导性纲领。纲领从这次运动的目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开展运动的方法与运动的具体对象（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到对象的接收地（送到乡下去），到接收地人员应取的态度（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都表述得明确无误，在这种文牍式的话语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威慑与强硬。

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话，叫做“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这个比喻用在四十年前那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倒是非常相宜。

1968“最新指示”发出后，举国上下千千万万青少年，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只有这一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路可走，都无可选择、无可避免地被扫到了农村。

这段“最新指示”不仅决定了那个时代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也改变了一直以来知识青年的身份和地位。从那以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已不再是豪情满怀用自己的双手使祖国变得更富强的建设者；更不是有着远大理想，志在四方的革命者。我们已变成低首下心“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被改造者。我们到农村那块广阔天地去的目的已不是大有作为，而是去重新回炉。我们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种突然的变化使得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的自我身份认同成为一件很尴尬的事。也使得我们这一代知青与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人为代表的那批知青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在于知青本身，而在于两部分知青所代表的政策。这一点，只需从政府各有关部门这些年来对知青问题的处理上就可看出，两者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限。

这段“最新指示”也导致了歌词的改变，“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被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改编后的歌曲，表明为了宣传这段“最新指示”、配合这场运动，这首歌是在怎样匆忙的情况下急就改编而成，又是怎样在大街小巷、学校、火车站上被反复播放。随着一批批上山下乡学生的离开，这歌声最后又是怎样逐渐沉寂以至最终消逝。

改编后的歌显然应在1968年12月22日“最新指示”发布之后，而我已在这之前于同年8月21日去了农村，在农村是听不到任何歌的，所以四十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在网上听到这首改编后的歌曲。

没想到当年知识青年身份的这种变化竟也能在小小两段歌词的转换之间找到印记，看来任何走过历史的东西都会留下它的影像。

据一份资料统计：

“文革”十年中，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若干年后，这些知青终于以全体大返城这种完全逆向的方式对这场运动作了最终的结束和否定。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段题外话。

我认识的一位知青朋友，当年，当他面临着回北京还是与一位农村姑娘结婚并永远留在农村时，经过思考，他毅然选择了后者，这一次选择才是他自己真正的选择。

几十年间，他从一名农村的代课教师做起，完全凭自己的努力，最后成为那里一个地区的教育局局长。与他谈起这段往事，他很平淡，没有什么惊人之语。

听了他的这段经历，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问题，想问问他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有没有过后悔。因为我觉得只有面对他这样曾经自主地做过人生选择的人，这个问题才有其实质性的意义。

转而一想，又何必问呢，万千曾经的知青，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经历，每个人对自己那段经历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感悟，正如烂漫的山花，每一朵都是美丽的。

2008-7-20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