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回忆

一、下  乡

40年了，人的寿命真的很长。这个时间长到我们可以对几乎半个世纪前的事情进行回忆和禁不住的唠叨。人的记性真好，竟然还能将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的许多细节描述得就像昨天才发生。我经常这样想。

那时我17岁，身体强壮，却无事可作。在家游手好闲的日子里，真的，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总会让你马上就想参加进去。1968年，负责我们班的军管代表，一个来自赤峰的强壮的军人，向我们严肃的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所有的人都必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就是下乡劳动嘛！怎么这么严肃？

不是的，“你们要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天！要和那些农民一样。我开始觉得问题严重了。先看看别人再说。

一天，教室在打扫卫生，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地上泼水擦洗。教室中间放了一个足球。我冲将进去就是一脚，一声巨响，巨大的玻璃黑板在可怕的声响中摔得粉碎。我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金星一片。完了。脑子里马上出现爸爸那可怕的大脚，让人灵魂出窍的呵斥。怎么办啊？离家出走？写检查让学校宽恕？赶紧躲起来，不承认？

逃脱的办法还没有想好之前，军代表就已经微笑着来到我的面前了。“你这次的错误与以前的性质已经不同了。你自己知道吗？”他的严肃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丝的得意和不可琢磨的东西。我打了一个冷战，几乎流下泪来。“我错了”。我觉得膝盖在一阵阵的发软，眼睛瞄了一眼窗外。没有人看见我就好了。可是，幸灾乐祸的同学们在外面跳跃着，欢唱着。我知道，要求他们下乡的压力由于我的错误全部转移到我身上了。至少在几个少时之内，他们是没有人管的了。

“我还没有告诉你父亲。”我看到他脸上的疙瘩随之跳动了一下。我顿时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因为我的继母是不管我的，所以，只要不告诉父亲就万事大吉。

“但是，你需要赔偿这块玻璃黑板。”他平静的说。

“多…..多少钱？”我觉得天立刻黑下来了。

“不知道。大概得100多块吧。我还没有问学校”。

“我上哪里弄那么多钱啊？”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是啊。找你父亲要啊。你父亲有钱。”他眨了眨眼睛，口气透露出同情。

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父亲…..。这不是要命吗？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他像我的哥哥。我可惜没有哥哥。如果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哥哥多好。

“你答应下乡插队，给我们班级下乡带个好头。”他注视着我的眼睛。

“那你会告诉我爸爸吗？”“那当然不会了。”“好吧。我同意。但是，千万别告诉我爸爸。”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我很快就成了我们学校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同学们奇怪，我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和军代表一起到拒不下乡的同学家里和他们的家长无数次的谈心。爸爸奇怪，人家的孩子至少要考虑一下，我怎么这么快就热衷于此事。他是党的干部，无话可说。

走的那天，真的就像宋丹丹的小品，那家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我们每个人除了背包以外，胸前还带着一个镶着毛主席像的镜框。我记得我的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招手的侧面像。

火车站上送行的人中没有我家里的人。爸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弟弟妹妹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多的人中除了我的同学，没有一个认识的大人。

大喇叭真会凑热闹。火车在即将启动的时候，放起了“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稍个信儿到北京……”。车厢里顿时嚎声滔滔，眼泪挥洒。那场景，怎么好像去什么一去不复返的地方。

这些人，那时年龄都在15-18岁之间。他们懵懵懂懂，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是没有错的。

只有我最得意，我不仅躲过了赔偿玻璃黑板，而且爸爸也不知道。我什么损失也没有。

二、工分本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红旗公社光明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是我插队的地方。巴盟地处内蒙古西部，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糜子米、谷子、向日葵、甜菜、烟草等。由于生活富足，很多人从内地通过各种渠道迁徙到这里，人口变得越来越多，耕地也越来越紧张。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勤奋肯干，日子还是过得去的。我记得，我们公社的光明三队一个工的分红曾经达到过1元钱。这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当然，有得队只能分到几毛钱，甚至连1毛钱都分不到。

到了那里才知道，当地的农民并不欢迎我们去。我们大批知青的到达不仅抢去了他们的口粮，而且要年底分红，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城里娃不能创造利润，反而还要得到照顾而使得他们感到很不愉快。当时，大约有1000多名知青一下就涌到了陕坝镇（杭锦后旗政府所在地），各个大队的马车把我们拉到各自的大队以后，再按照事先的安排，由生产队小队长带到各自的小队。我们一队的队长宋朴成由于抽签抽到我们8个人而在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当地农民对他的“臭手”恨之入骨。当然，这些都是在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当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了一套铁锹、镐头、箩筐等农具以外，每人还得到一个工分本。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塞到枕头下了之。

干农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依靠工分活命的地方，大家都是工分的奴隶。所有的人都为了工分而拼命。因为，只有很高的工分，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分到更多的钱，你才能买到第二年整年的生活必需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这些，还认为自己像在学校到郊区农村玩几天就回去一样。每天在地里学着农民们种地，晚上就玩一会就睡觉。只是觉得，怎么星期日也不能休息。每天干活，真觉得有点奇怪。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副小队长王大庆发现这个问题。王大庆是青海人，早年因为生活困难逃荒到这个地方，那时，后套平原人口还少，他就留下了。他是给我们生活帮助最多的人。但是，在后来的农村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冲击，尽管后来证明是大队搞错了，但是，也让他难受了很久。后来，我回来以后，听说他死了，死的时候大概只有40多岁。

他问了我们工分记下了没有。我们都说不知道啊！怎么记呢？在他的提醒下，我们赶紧找出工分本，靠着还没有忘掉的干活内容，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不仅要记清楚在什么地方干的活，还要记录下干了半天还是一天，证明人等详细内容。

每个月队里都要开一次记工会。这个会到的人比任何一个政治学习会议到的人都要整齐。那时，实行的是大寨式的“自报公议”制度。每个人都要先报自己可以得多少工分，一个整工为10分，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够一个整工，那么，你可以考虑报8分工，如果你干的活很轻，那么，你即使干了整天的活，也只能给你8分工甚至更少。女人一般都是8分工。但是，如果女人干的也是男人的活，而且没有偷懒，也可以自己报10分。到了年底，总分加起来就是你的一年的工分。分红的时候按一个整工多少钱计算。

在一片沉闷但是紧张的空气中，我举起了手，自己报了10分。通过了。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反对的意见。4个知青女生，按照他们干的活算工分，比如，一般会给她们安排轻松一些活，那就只能算8分工，如果和男人干的是一样的活，同样按10分工。由于不同活工分也不同，所以，单身的知青为了第二年有更多的分红就抢着干重的活。当然也有例外。

第一年，我们队分红情况还不错，每个工接近8毛钱。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我挣了100多个工，分到几十块钱。拿着分到手的第一笔钱，我像农民一样，在手指上吐了一点唾沫，使劲的数着钱，最后把整理好的钱塞进贴身的衣服里。“我已经是农民了”，我突然意识到。

三、“丑女子”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的好看又漂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每当我听到这个歌就会想起我们队上的一个女人，她居然叫“丑女子”。

当时，分配到每一个队的知青的男女比例均等。为何要这样分配，我不知道。但是，似乎让人觉得是要暗中鼓励大家“屯垦戍边，扎根边疆”的味道。我们队上的8个知青，4个男孩都是我们班的，4个女孩都是其他班的。女孩的年龄似乎比男孩都大。这一点都让我对男女比例均等的意义产生动摇，这怎么谈恋爱结婚啊？那个时候小男人找大女人似乎很难被接受。

队上的4个女知青住在队里的会议室（就是经常召开“自报公议”工分的地方）旁边的一个办公室。她们的一个炕上住下了4个人。她们的房子由于是队里的，因此，房子的质量很好。她们上厕所也是十分方便的。距离她们不远的对面就是一个厕所，但是由于墙只有半人高，而且只有一个坑（是不是男女共用的，我忘记了，反正男人大多数是在屋后的庄稼地里解决问题的），她们上厕所的时候就至少要去两个人，一个在外边站岗，主要的意义在于告知别人：厕所有人。队上的女人上这个厕所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腰带（大部分是红色的布带子）搭在墙头上，以示厕所有人。一般没有腰带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但是，知青的腰带都是皮的或者是其他真正质量的腰带，而且裤子都是制服裤，腰带是要穿在固定的袢上的，因此，她们是不可能抽出腰带上厕所的。但是，她们双双上厕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安全。

我们队上的女知青年纪在18-20岁之间，与队里的其他女人相比，她们当然是漂亮些，尽管在城市里她们与大多数女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们的“魅力”也许只有到了那里以后才显现出来。她们说，半夜她们听到有人推门或者在窗子上可以看到月光下隐约的人影。尽管门上有门插，她们晚上还是用4把铁锹顶住门。

我那时已经17岁，但是，我一直不明白，队上那些男人为何要扒女人的窗户？还有，假如他们能够推门进去，要干啥呢？

到我们的房子里来的多数是队上的男青年。他们进来后无所顾忌的上炕（没有一把椅子或者凳子），拉着二胡或者唱歌。但是很少说一些事情或者讨论问题。偶尔谈到的话题中有女人。他们谈到最多的女人是“丑女子”。

就像养孩子怕养不活而给孩子起名叫什么“狗剩”“拴柱”一样，后套人也怕女孩不漂亮，就起与漂亮相反的名字。“丑女子”果然不负父母所望，长得漂亮。在没有见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女子之前，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好奇。非常希望能一睹芳容。

一天，不知为什么，“丑女子”居然来到我们的屋子。我们有点慌乱。她落落大方的坐在炕沿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和我们闲扯。她的鼻子很直，眼睛很大也很美。个子也很高。但是，最让我不解的是，她的皮肤为何那么白皙，身材，为什么，用现在的话形容，那么苗条。“她怎么挣工分呢？”我想。这个女人即使在城市繁华的大街上也可以算是美人了。就是她的帽子戴的有点怪。那时，无论男女都戴军帽，有些人还会在帽子上配一个红五星，就像真正的解放军那样的。但是，女人的都是把帽子戴得向后一些，兜住长发，或者小辫子翘在帽子的外面。那时，唯一可以分辨出男女主要特征的就是女人的衣服领子是大的，偷偷的露出一点衬衣的花色。另外，就是帽子的戴法与男人不同。“丑女子”的军帽戴得和男人一样。真的不太好看。“怎么就没有人告诉她啊？”我想。

“丑女子”那时没有结婚，但是据说年纪早就超过当地人谈婚论嫁的阶段。我从来没有看到她下地干活。我一直不知道她是靠什么生活的。我一直认为这个女孩是神秘莫测，不可琢磨的。她的真实年龄我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确实不小了。很多人说，她在和一个因为父亲当年是傅作义的兵而一直找不到对象的老光棍暧昧。还有人说，在冬天干枯的大水渠里，曾经发现她和那个健壮的男人滚在一起。我一直认为，那是队上无聊的男人对自己垂涎三尺的，但是又得不到的女人的一种……，现在说的，意淫。但是，一天，一个令人惊讶的无法形容的事情确实让我们领教了这个漂亮女人的另一面。

那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在地里“踩烟”。这个活不重，但是确是10分工的活。在刚种了烟草的地里，背着手，双脚向外叉着，有节奏的，踩着刚刚下了烟种的地，目的是将松软的地踩得结实一些，但是，又不能踩得过实，把地踩得过硬。最有意思的是，踩着向前走的时候，必须是有节奏的，轻快的，有点像跳舞似地。我跟在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农民后面，学着他的样子在踩着。

那天阳光非常好，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后套地区的房子与北方其他地区的不同，房顶是整个平的，稍微向向阳的方向倾斜。这样的房顶是为了可以在房顶上晒粮食。一般人家的房顶上都有一些粮食。当然，也有人在房顶上歇息、抽烟和聊天。正面是一个门一个窗户，房子的后面没有窗户。当地的人称自己的房子为“一门一窗，地上一个水缸，人起炕光。”活生生的描述了那时后套人的房子结构和穷困的生活。

“咦！房上的人在作甚了？”我前面的那个老汉吼了起来。我顺着他吼的方向一看，远处的一个房顶上，在粮食堆中隐约看到一个男人健壮的背影，他的身体下压着一个女人，身体在一起一伏。距离太远，他们可能认为在高高的房顶上不可能有人发现的。但是，他们忘了，在远处却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过了一会，他停止了动作，坐了起来，那个女人也起来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明明的看到那个女人直直的鼻子……。当然，还有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显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远处地里干活的人已经在嬉笑的看着他们。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或者我们什么时候停止欢笑，重新开始干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很久。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这是一个我很长时间以后才明白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再教育”？不过，无论如何，确实是一种教育。

后来听说，“丑女子”嫁给陕坝镇的一个男人了，据说还是一个干部。

后套地区的民风是自由的，性也并不是那么禁忌的。当地的三大怪已经说明了这种民风：“土坷垃砌墙墙不倒，大姑娘卖B娘不恼，嫖头跳墙狗不咬”。你说，那时我们后套地区的民众就很开放了。

四、粜  粮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少听说“粜粮”这个词了。所谓“粜（音：跳）粮”就是卖粮食，每年到秋收以后，把粮食卖给国家的集体行为，称为粜粮。一般粜粮以小队为单位。当然还有粜糖菜（就是甜萝卜），粜葵花籽等。但是，粜粮是最重要的事情。一般农民的收入都是靠粜粮得到的。年底的分红主要靠粜粮和其他农作物获得。

粜粮一般都要起的很早，因为要赶到5公里外的镇上还要排很长的队才能卖掉粮食，几乎就像打仗。

天还黑着呢，队长就在村里转圈大喊：“动弹了！动弹了！”我们赶紧跑出来，和队长一起到村头一个画在墙上的巨大的毛主席像前，举着毛主席语录，跟着队长大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当然还要祝愿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就到牲口棚里套车。队上只有一挂大车，有5-6匹高大的骡马。车倌是当地非常有名气的老车倌，据说他调教的牲口就像人一样听话。当然，应该比人听话。因为，人可能会表面上听话，内心却谋划造反，而牲口却不会。我们每个人套一个毛驴车，装满了麻包装好的粮食以后就上路了。

一般来说，粜粮的速度比较快。巨大的用席子围起来的临时粮仓随着粮食的增加而不断加高，所有粜粮的人就要走越来越高的跳板。这是一个技巧和力量都需要很高的活儿。在过磅以后，我的肩上就被两个壮汉放上一个重达100多斤的麻包，这个麻包必须是直立的放在肩上，以便于倾倒在仓里。如果说重量是考验力量的话，那么，走跳板就是考验你的胆量了。

跳板是围绕着巨大的粮仓搭建起来的，就像盖房子时搭建的供推水泥和砖头的独轮车使用的一样。不同的是，粜粮的跳板跨度更大。跨度大意味着弹性更大，更加不稳，危险也更大。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从高处掉下后残废终生。19岁的我不愿意听老乡们的警告，肩扛大麻包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才发现，他们的劝阻是有道理的。当你肩扛100多斤、接近200斤的麻包踏上跳板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脚下的跳板是那么的不可靠，它的弹跳与你的平时感受和经验完全相反，你在巨大的麻包的压力和跳板不断弹跳而产生的反作用力的夹击下，感觉到自己的骨头面临着粉碎的威胁。每一块跳板每次只能走一个人，这主要是防止那细细的跳板无法承受两个人以上的重负而断裂。但是，你的速度直接影响后一块跳板的人的速度，尤其会影响那些熟练而健壮的农民的有节奏的脚步，他们的有节奏的步幅和速度使得他们省力一些，更重要的是，节奏会使步幅与跳板的颤动合拍，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与跳板的运动巧妙的混为一体。我的速度显然影响了他们，尽管他们已经预计到了，而且在我上去以后他们等了一会，在我上了第三块跳板以后他们才开始走板。

在与麻包的重量和跳板不和谐的颤动之间，我的汗量和肺的运动量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挣扎着走到最后一块板的时候，我几乎想丢掉麻包，跳下来，哪怕是丢脸也在所不惜。但是，当我眼望着巨大的满满的小麦仓的时候，头脑一片空白，机械的抓住麻包两角，顺势将粮食倾倒进去，开始向下走的时候，我非常快的恢复了常态，假装很轻松的回到等待第二次历险的队伍中。没有人议论我，没有人问候我，没有人夸赞我，也没有人挤兑我。“我和他们一样。”我得意了。第二包显然轻松多了。几包以后，我基本上成为非常熟练的老手了。粜粮这一关我过了。

粜糖菜是一件相对轻松的活。我们只要将糖菜装在车里，赶到镇上排队就行了。在后面看到我们的车倌在熟练而巧妙的挥舞着鞭子，听着其他人对我们车倌的议论和夸赞，心里有自豪感。驾辕的是车倌替队里买的一匹儿马（其实应该是马字边，右边是“儿”字。但是，这个字录入系统里没有）。一般车倌是不敢使用儿马的。因为，儿马没有被骟，见到骒马就会兴奋而扑将上去。但是，儿马的体力显然要比骟马要好得多。正套上套着一匹漂亮的，但是又非常调皮的黄色的大骡子。这个骡子是马骡（妈妈是马，爸爸是驴。而驴骡相反，妈妈是驴，爸爸是马。前者个子大，体力好，胆子大，敢于涉水和走夜路。驴骡体力差，胆子小，但是食量也小，没有料也行，具有驴的特征）。外手偏套上是一匹枣骝骟马。有时，车倌还会在里手再套一个马骡。这挂车，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被认为是最硬的车。我记得那个调皮的黄骡子是吃鞭子最多的牲口了。我们的车倌的鞭子是自己拧的。他可以将鞭子在空中挥舞出不同形状的圆圈，在准确的击中调皮的牲口不同身体部位的同时，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声音，使得他们能够按照他的口令做事。有时，只有鞭子的清脆的响声，尖利的鞭子并不落在牲口的身上，仅仅起到震慑作用。但是，有时，在它们调皮的时候，鞭子可能并不十分响亮，但是，却十分尖利。他的古怪的叫声，鞭子的示意和漫骂声似乎都具有意义，那四匹健壮的牲口似乎完全可以心领神会。当需要上桥或者爬坡的时候，黄骡子居然能够“扒起来”，黄色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腿上的肌肉在颤抖，似乎眼睛也能冒火。辕马也低下头（一般辕马主要的任务是驾辕，不太卖力拉车的），巨大的蹄子将土地刨出一个一个的坑。它们哪里是马和骡，简直就是一群野兽。由于车倌的技术好和牲口好，我们的那挂大车拉得比别人的车多出很多。当然，车倌的工分是我们队里最高的，只要出车，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每天都是15分工，相当于一个半的整劳力的报酬。

我们的毛驴车仅用几分钟就可以卸完货。然后就往家狂奔。牲口是有灵性的。它们回家的速度比出来干活的时候要快得多，而且不用你的鞭子催促，甚至不用你管，它们会一路疯跑，一直跑到自己的圈里甚至槽子旁。

由于出来的早，回去的时候天也不太亮。我就放开让毛驴疯跑。一次，回家以后，才发现套缨没有了。那光光的夹板就那么夹在可爱的毛驴的肩胛骨上，好在，由于回来是空车，没有打了背。但是，政治队长除了狠狠的批评了我以外，告诉我，要年底分红的时候扣我8块钱，因为那个套缨买的时候就是8块。我后悔没有好好扎紧套缨，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队长打心眼里就不喜欢我们，他不止一次的说，知青来了，抢了他们的耕地和分红。

我以为政治队长就是这样一说而已，但是，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真的扣了我8元钱！那是我将近100多个工分才能挣来的啊！我心疼了很久很久。

2004年，我趁一次旅游的机会，特意绕了一点路去看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当年粜粮的地方还在原来的地方，那条路还在，只不过变成了平坦的“油路”。我走在那条路上，回想着当年的艰苦生活，真是感慨万千。我甚至能估算出那个套缨丢在哪个大概的路段。我仔细的看着，我还在想：捡到套缨的人该是多么高兴啊！

当年我粜粮的地方仍然是国家收购粮食的地方。但是，已经没有了当年那龙腾虎跃的红火，那令人激动的兴奋，而是长长的拖拉机队伍。那冷冰冰的铁家伙，冒着黑烟在路上慢慢的排队等候。中午时分，司机们都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只有拖拉机在排着队。车上拉的都是小西红柿。放眼望去，当年的地里到处可以看到的马骡和驴都已经荡然无存。我没有看到一个牲口，一个“生灵”，一挂大车。当年用牲口的皮子制作而成的“绳线”（马车上的各种套具）是那么的复杂而结实，那么的精巧而美观，那么的让人对民间的手工艺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匠人佩服。车倌们在赶车的时候即兴哼唱的小调是那么的下流，同时又是那么的诙谐和幽默。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的疾驰而过的牧马人，他们是那么的威武和英俊。那哒哒远去的马蹄声是那么的让人浮想联翩。那时，远处的云彩是那么的清晰而变化多端。那时甚至还有狼的踪迹，尽管经常得到通知要准备打狼，但是，那个神灵的动物是那么的让人感到神秘，因为人类在不停的打它们，但是，它们不断出现。那精美的鞍鞘和绳线、动人的小调、野地里蹦跳四窜的野兔、妙不可言的乡间野曲和粗犷的吼叫、人与牲口之间的默契与交流、那黄色的、滚滚的黄河水……似乎再也不会出现了。

五、听 房

插队时生活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粮食缺乏。按照国家规定，第一年国家负责知青的口粮，按照每个月每人30斤发放到队上，然后我们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刚去的时候男女生在一起吃饭，简陋的屋子里没有可以做饭的东西。我们男生四人住在一个光棍老汉（关于他的故事我在后面还有描述）的家里，他的灶是不让我们使用的。这个河北人的灶也与当地人不同。当地人的灶都是在炕头，烧得大多数是高粱桔和玉米秸，有时会烧牛粪和羊粪。牛粪都是在平时上工的路上或者收工后去地里捡回来整齐的码起来，牛粪堆要透风，便于干燥保存。过冬的时候就靠这些了。

我们的房东大爷（我死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有100多岁了，可能性不大）非常会过日子。据说他也曾经是傅作义的兵，为此，每次来运动他都要倒霉，而且这也是导致他独身的主要原因。他最让人羡慕的是拥有一匹灰色的毛驴和一辆驴车，在我们队上只有他一个人拥有这些东西。在当时，相当于我们现在谁家里拥有一辆卡迪拉克。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到陕坝镇去掏粪，每天只去一次，然后将粪倒在队里的粪堆上。他的工分是12分。给他这么高的工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驴和车。回来以后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他还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后套地区极易成活的柳树，每年他捅下的柳树枝除了偷偷卖一部分以外，就堆积起来，干枯以后就成了他的柴火。因为他的精打细算和拥有“私有财产”，他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年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典型。毛驴和车差一点被收缴。但是，他自那以后再也不能在房前屋后种树了，这是后话。那时他是单身，所以每年分给他的高粱桔和玉米秸都很少，但是他同样是要使用一个炉灶。这个聪明的河北老汉，将自己的炉灶进行了改造，他没有使用风箱，因为他没有像所有的人家一样都用大锅。他的锅很小。在灶上有一个与小锅基本平行的小灶眼。他将干柳树枝撅把撅把成一小把后点燃塞进小灶眼，然后锅里放好水，再把一个小铁盖盖住灶眼，那火就慢慢燃烧。他用极快的速度和一点面后，搓成条条，然后，再塞进一把柳枝，烟囱吸力使火非常旺，将火从灶口吸进去，火苗舔过整个锅底后才从烟囱出去，热量利用很好，而且屋子里没有烟。很快水就开了，他将面条条揪成面片，下到锅里后，很快就熟了。一般只需要3、4把柳枝就够了。多数情况下，他用炸好的辣椒拌在面片里。一大碗面片差不多就是他一天的饭。我不记得他吃过别的东西。我们自己开伙，从来没有和他在一起吃过饭。

我们第一年虽然国家给粮食，但是，由于没有菜，也不会计划，很快，粮食就吃光了。第二年，愤怒的女知青们强烈要求分家，她们认为和我们在一起吃饭吃亏。于是，就分家了。很快，我们四个男知青也因为闹矛盾也分成两家。张纯山和唐傻子住到队里给盖的新房里去了。我和温鹏飞就搬到队里以前喂牲口的人住的一个破房子里。

分开以后，日子更难过。除了上工挣工分，剩下的时间都在琢磨到哪里弄吃的。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一点粮食了。队里的人都会精打细算，粮食是计划吃的，而且因为有自留地（那时自留地很少，估计每人只有1分地），他们基本可以生活下去。我们是知青，没有自留地，我们的日子就难过多了。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我们就半夜跑到场面（内地叫场院）去偷没有入库的二流子米，回来煮一锅粥，熬过漫长的黑夜。有时下工回来，因为一点粮食也没有，只好到队里别人家门前去转，遇到老乡扔在门前的菜叶子或者菜根，捡回来洗一洗，煮熟了吃下去。那时基本上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他的时间都是用凉水糊弄肚子。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就是饿着肚子上床。我到今天也这样认为。

一天，我们四个男知青接到邀请参加宋五蛋的婚礼。我们几乎乐得昏过去。我们的队里宋和李两大家族占了很多人口，但是两家祖辈有仇，明争暗斗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宋家最有势力的是宋家五兄弟：宋大蛋、宋二蛋、宋三蛋、宋四蛋和宋五蛋。真实姓名我们不知道。由于我们知青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可能认为我们这些人将来会当队长或者到大队，甚至公社去当官，因此都在拉拢我们加入他们的帮派。可能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宴是重要举措。

宋五蛋结婚的前几天，媳妇就来了。我看到五蛋和他媳妇在井边打水，我在远处端详这个新媳妇。政治队长是李姓这边的头头，一直与宋家五个蛋是对头。他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五蛋还莫结婚就丢了一个蛋。”（“丢蛋”的意思就是性交）我说：“你咋知道？”那时，我的当地话已经和他们说的没有差别。他说：“你仔细看看哇。”我纳闷的不得了，这怎么能看出？

好不容易熬到婚宴那天。我们被请上炕，坐到桌前。炕边的大锅里煮了当地人认为世界上最美味的“高烩菜”。所谓“高烩菜”就是将大块猪肉、大白菜、胡萝卜、粉条等放进去煮。主食是炸油糕。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老乡和我们描述炸油糕。这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后套地区盛产糜子米，就是我们内地说的黄米。将黄米泡一天后，放在巨大的石头制成的工具里，用木锤捣到柔软细腻的程度后，用手拍成巴掌大的饼，放到锅里炸，炸至焦黄为止。我们坐在炕上，每个人手里端着一碗高烩菜，吃着炸油糕。但是，我不记是否得喝酒了。如果喝酒，我会记得的，因为，我不记得我曾经喝醉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竟然吃下了9个炸油糕，三大碗烩菜。我感觉到肚子从来就没有这样饱过。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那是多大一堆油糕啊！那么难以消化的东西我竟然吃下那么多。

当地的习俗似乎不闹洞房。或者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允许闹洞房。但是，听房的习俗是保留的。听房就是晚上偷偷的溜到新婚夫妇的屋檐下，偷听房事发出的声音。如果谁家结婚，晚上没有人听房，被认为人缘不好。

我们和队上几个男孩约好，打着手电，偷偷潜伏到五蛋新房的窗下。等了很久也没有动静。我们实在忍不住，就用手电向里照。看到五蛋和他媳妇老老实实的躺着，只能看到两个端端正正的脑袋和整齐的被窝。我们感到非常失望。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有动静，只好打着哈欠，悻悻的回家睡觉去了。我一路在想，“五蛋早就丢过一个蛋了。”第二天，五蛋看到我们，对我们说：“听房哪能那么听？不能打手电，要等到后半夜。”他居然还给我们介绍经验。

听房没意思，还是油糕令人留恋。但是，我只有那一次吃油糕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我吃油糕的记录打消了许多人要请我的念头。

六、挖 渠

每年开春都是修理水渠的时候。经过一年黄河水的冲击和泥沙的积淀，大大小小的沟渠都变得浅了，窄了。开春开始进行灌溉的时候，水流就会不畅。因此，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挖渠和修补各个水渠的工作。

挖渠是后套地区最苦最累的活之一，一般都是男人干。也正是因为是最累的活，所以，工分也高。我那时已经成了工分的奴隶，每天眼睛就盯着工分高的活。那时，我的能干已经是公认的。我也已经早就不满足10分工的活了。我告诉了队长，第二天我挖渠。

挖渠是重体力活，可是，我们两个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早晨起来，我喝了一瓢冷水，紧了紧腰里的麻绳。扛着铁锹就出去了。我忘了温鹏飞那天去干什么了。在高呼过万寿无疆以后，我们来到村边的一个中等规模的水渠边。生产队长宋朴成拿着一根大约一丈长的竹竿，问：“多少？”我第一次干，心里没底，不知道一天能干多少，就说“13个吧！”他就用那个竹竿丈量了13下，然后说：“13分工”。

后套地区的锹分两种，一种叫细锹，一种叫瓦锹。细锹狭长，一般用来挖有水的地方，或者在湿地里将带有草根的泥整齐的挖切出来，为了防止湿泥在锹面切割的过程中形成真空而无法脱离，锹面上设计有一些麻点，能够保持一些空气，使得带水的湿泥能轻松的离开锹面。农民们将仔细挖出的像豆腐块一样的泥块一块一块整齐的立着放在地里，慢慢的晒干。由于泥块中掺有草根，所以，这种泥块非常结实，可以用来盖房。这也是三大怪中“土坷垃砌墙墙不倒”的由来。另一种瓦锹，相对宽些，也有一些弧度，适合挖沙土或者干土。挖大渠就是使用瓦锹。

这个水渠大约5米宽，长度我要了13丈长。这么长的水渠在原来大约两米的深度上要向下挖两锹深，渠背要修成斜坡。我把腰里的麻绳使劲紧了紧，向手掌里吐了一口吐沫，就干了起来。我的瓦锹由于经常使用，锹把光滑，有韧劲，锹面雪亮锋利。锹把的顶端带有一个短小的横把手，一般不需要用脚蹬踹，而是借用上身的力量，直接将锹深深的插入土中，然后直接甩到渠背上去。

早晨的寒气在猛烈的挥锹运动中被驱散，我的汗流下来了。我脱下上衣，仅穿背心，一锹接一锹的将沙土和泥土甩上大渠。因为不知道在天黑之前是否能够干完，我不敢休息。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队里的积极分子，大约年纪在30多岁。他干起来似乎不紧不慢，我比他的速度快了很多。

后套地区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中午时分，太阳一改它早晨的脸色，将火辣辣的阳光直泼到沙地上。水渠里由于吹不到风，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我索性将小背心也脱下。脱下背心不仅仅是因为热，更重要的是舍不得。背心洗的过多会过早破。买一个背心也要几个工的钱哩。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各家的婆姨都来送饭了。我旁边的积极分子的年轻的老婆也来了。她挑着一个担子，一个筐里是干粮，一个筐里是一个罐罐。我知道罐罐里是酸粥。酸粥是当地农家都会做的一种可以祛暑解渴的饮料。他们将少量糜子米用很多的水慢慢熬成米汤，然后倒入罐子，罐口用干净的纱布包好，放在阴凉的地方，过几天，发酵的米汤就成了酸粥。现在北京“西贝莜面村”饭馆给食客提供的免费的小碗酸粥就是我们那时喝过的当地著名的饮料。

积极分子看到自己的老婆来了，嘿嘿一笑，把锹往地上一插，就上去了。在树下，他老婆给他盛了一碗烩菜（不知道是不是高烩菜），给了他一个饼子，他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他老婆又给他倒了一碗酸粥，他喝了一口。他老婆冲我喊了一声：“回家吃饭咯？”我说：“嗷”。

我爬出大渠到地里撒了一泡尿，把腰里的麻绳紧了紧，就回来了。连能喝的水也没有，站着干吗呢？接着干活。队长和女知青曹雪冬（一个高干的孩子）来到大渠边，看着我一锹一锹的向外甩着泥土，两个人在议论什么我也听不到。也许在议论我破烂的裤子？议论我不穿背心？当地人没有这样的，因为酷热的太阳会把皮晒坏的。我抬头看了看积极分子，他躺在树下的沙地上，正在抽烟袋。一口一口的，刚刚喷出的蓝烟马上就被风吹散。他老婆在他身边纳鞋底。“我得赶紧找一个老婆。”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下午大约4点左右的样子，我的活干完了。回头望望渠底和渠背黑黄色的土，我吐了一口吐沫，拿上衣服往村里走。肚子有点难受。

锅里倒点糜子米，加点水，点着羊粪，拉着风箱，一个人的饭很简单。端着碗，吃了一口，觉得没味儿，到了宋朴成家。他老婆见我端着碗来串门，看看了我，伸手在屋角的大缸里掏出一个酸萝卜，直接就塞进我的碗里。我假装推辞了一下，就啃起萝卜喝半干不干的稀粥。吃完后，不咸不淡的夸奖了一通队长的人品后就回去了。我似乎感觉得到队长老婆在不冷不热的笑。

七、陕坝镇

陕坝镇是杭锦后旗的政府所在地。当年我们在的时候就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很小的镇子。当地人这样形容陕坝镇：“灯不明，路不平，疯子成群。”当年我们要买任何东西都要到镇上去。我们队距离陕坝镇大约5公里，步行1个小时左右。那时的镇上只有几个小商店，卖些小商品。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饭馆。我不记得我在里面吃过饭。每次去镇上，我都要看很长时间兽医站里钉马掌的。两根柱子的拴马桩将马或者骡子栓得紧紧的，师傅将一个马蹄放在自己弯曲的膝盖上，将旧马掌撬下来，将新马掌用长长的钉子钉进去后，把从另一面出来的钉子尖用锤子弯过来，打成一个铁钮，防止脱落。我很每次看过后，都在想，马蹄怎么不出血呢？马是不是很疼呢？为什么要钉马掌呢？我觉得人很残酷。谁知道，几年以后，我也干上了兽医这一行。

冬季到了。冬季是农民积肥的时候。我们队上要我们去镇上掏粪积肥。我很想找一个地里的活。但是，地里没有活干。我只好和他们一起去镇上积肥了。

早晨，我们套好毛驴车，用绳子将车围子绑好，将铁锹扔到车里，就颠颠的出发了。天气寒冷啊！除了鸡叫和狗叫，就是黑暗。看到昏暗的毛驴的屁股在一颠一颠的走着，想着今天能够挣到10个工分，我想到我的房东，“他怎么能挣12个工分呢？”我第一次去镇上掏粪的时候，他们和我说是积肥。我还以为是镇上的人积好的肥，我们去拉就行了。到了镇上才知道，原来是到住户院子里的厕所去掏粪。到了一个院子，就冲里面喊：“掏粪！叫不叫？”如果里面吼：“进来吧！”我们就可以把毛驴车赶紧去，转个圈，把毛驴头对准院门，车尾对着厕所。我拿着镐头进了厕所。看到黄黑色的屎和尿冻成一个蛋，宝塔一样的尖顶高耸着。一镐头下去可以刨下一块，都刨松了以后，就用铁锹送到驴车上去。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一镐头下去，带着冰碴的粪会溅到身上、脸上，甚至嘴里。最让人感到恶心的是，有些屎刚刚冻上一层硬壳，一镐头下去，想躲闪都来不及。每当这个时候，心里有些悲伤。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镇上的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小偷，让他们家的孩子坐在窗户上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会偷他们的东西。“我以前也是城里人。”有时我会这样想。

有些人家也不让我们进去掏粪，这是因为他们家也有地。他们要留着给自己家的菜地或者庄稼地使用。往往要走好几家才能将一车装满。我这才知道，房东老汉为何一天只能拉回一车粪。

我们的队里的粪堆在紧邻村子的一个空地上。沤肥的方法是撒一层粪（可能是人粪、牛粪或者是羊粪），撒一层麦秸、高粱桔或者玉米秸，然后在撒一层土。上面是平坦的，形成一个大平台。晚上我们的那挂大车回来以后，卸下的牲口就溜达着走到那个平台上，用鼻子嗅一会土，然后就开始打滚。牲口打滚是因为长时间的干活和赶路浑身大汗，身上的毛紧紧的贴在身上，很不舒服，在松软的土地上打几个滚，将带汗的身体沾满松软的土，然后一抖，毛就松开了。它们连打着喷嚏，站在那里，有时要车倌大吼着，它们才会进圈吃草，然后才饮水。

每到开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些粪拉到地里。经过一冬天的累积，粪堆已经冻得结实，又需要用镐头，甚至要用铁扦子和铁锤。我们将粪用毛驴车拉到地里，卸下后，再撒开。然后就等用犁翻地，将粪翻到地下。

2004年，我再次去陕坝镇的时候，那个镇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样子。高楼林立，街道宽阔，路灯高悬，街道上的男孩竟然是染了黄发的，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女人的打扮不仅时髦而且得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呢？就连高速路口收费的女人都牛气哄哄的，似乎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我想，30多年前，我也是这里的正式农民。怎么时隔几十年，我还是被歧视呢？那时歧视我，是因为我是农民，现在歧视我，还是因为我是“农民”。嗨，郁闷。

八、雪亮的镰刀

雪白的筋糜子是当地重要的农作物，糜子米不仅可以炸那令人向往的世界上最好吃的油糕，而且，煮出来的粥也非常好吃，黏糊糊的，我总是认为，那种粥一碗顶小米粥两碗。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偷队里的粮食也都是尽可能偷糜子米。

一天下午，队里开会，好像是学毛主席语录或者最高指示。突然起风。内蒙古的风是非常厉害的。人家都说，内蒙古一年只刮两次风，每次刮半年。风夹带着沙子打着窗户纸沙沙的响。队长说，不能学习了，我们得去抢收糜子。糜子在成熟的时候，麦穗沉甸甸的，低垂着，大风一刮，米粒都会洒落，自然会减产。大家蜂拥而出，回家拿起镰刀就奔糜子地。我是最不喜欢割地的。我是典型的男人，有当地话为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女人坐月子，男人割麦子。”但是，为了工分，还是要割的。我的镰刀非常锋利，那时没有铅笔，如果有的话，削铅笔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人的割地速度队里的人一般清楚。女人的速度一般比男人快，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队有一个女人，割地速度奇快。据说，她一天可以割一亩多地。我大概也就是她割地量的一半。那时，工分是按时间计算的，而不是按工作量计算。她的割地速度大家都知道，所以她的割地总是按整工计算。她会低下腰割一阵子，然后把镰刀夹在左胳肢窝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瓜子磕一阵，看到后面的人赶上来了，她又弯腰一通猛割。我曾经仔细的观察过她的割地动作，实在不明白她怎么就那么快。

割地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浑身的劲使不上，远远不如挥锹挖渠那么过瘾。看到糜子在大风里点头哈腰的，心里紧张，把自己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割了一会，看到那个女人左胳肢窝里夹着镰刀，腾出两只手在嗑瓜子，心里就纳闷，这是抢收啊！

割麦子要从右到左一般割5-6行，有人能割10几行。速度与麦子的长势有关，如果麦子长势好，你割不了几把就够了一捆，你打捆的次数就比较多，速度自然就要慢些。我后来到了乌拉特前旗，那里的盐碱地里的麦子，我一天能割好几亩，就是因为芦苇长得比麦子好，一亩地割不了几捆。

我本来割地的速度就不行，镰刀使用得也不熟练，抢收就更有点慌。打捆的时候我把镰刀夹在左腋下，但是，胳膊一松，镰刀掉到地上。我把捆好的糜子放下，在拿镰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镰刀的位置，拿起就走，镰刀锋利的刀锋一下就切进我的右后脚脖子，大筋突出的地方。剧痛使我忍不住大叫一声，随即用手紧紧压住切开的刀口。我的同学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手绢。我偷偷的用手掀开切开的厚皮看了一下，雪白的脚筋露了出来。我赶紧用手绢紧紧的包扎住伤口，一瘸一拐的回到住处。但是，没有任何人过问过我，没有任何人来询问我是否需要到医院去。大风把人们的身影掩盖了，粮食是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搭乘了队里一辆进城的驴车到了大队医务所。那个女医生看了以后问为何当时不送来，如果当时送来马上进行缝合大约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现在只好进行消毒，慢慢让它自己愈合。

我在养伤的日子里才真正的明白了希特勒用关禁闭的方法折磨俘虏这一招的有效。每天早晨，大家都去上工了，屋子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只有坐在炕上熬过那漫长的时间，等待大家的回来。屋子里除了毛主席语录，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没有任何可以阅读的东西。地上的水缸，冷冷的炉灶，墙角偶尔穿过的老鼠，院子里时不时的鸡叫和狗叫。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都是冷冷的，世界是凝固的，时间是默默的，大脑是空白的，生命离我是那么遥远。我在镇上掏粪遭白眼，挖大渠时的饥饿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远不如寂寞的折磨带来的痛苦。自杀，这个可怕的字眼第一次闪过我的脑海。

那时，我们四个男知青还住在老乡家里。一个炕上挤了我们5个男人。我挨着老汉睡。老汉睡觉的时候将一个夜壶放在我们两个脑袋之间的位置。半夜，他会爬起来，披着被子在炕上对着夜壶撒尿，然后，将夜壶仍然放在那个位置。夜壶温温的、散发着味道。当白天干活很累的时候，我不会醒来。但是，当我一个人在家养伤的时候，我就睡觉。晚上，那哗哗的撒尿声和阵阵的臊味，让我很久很久不能入睡。

每两天我就要去大队的医务所换一次药。给我换药的是一个大约30多岁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是医生还是护士，或者是赤脚医生。但是，她长得很好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她。想她转身的时候，那圆圆的臀部和细细的腰，怎么那么好看呢？每次换药成了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以至于我的伤好的时候，我还希望能有其他机会去医务所。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百无聊赖的生活就会自己找事。我学会了吸烟。烟卷是买不起的。记得那时候最好的烟好像是“太阳”烟，两毛钱一盒。我一个工只够买四盒烟。我就到镇上去买烟叶。我记得3-4元可以买一小捆回来。我到队上要点报纸。队上只有一份《人民日报》，一般没有人看，主要是基本没有识字的人。队长是个地道的文盲，但是，报纸一般都给他。他就用来抽烟或者干点什么别的。但是，一般舍不得用来擦屁股。我们擦屁股都是用土坷垃。那时已经十分习惯。后来回城用手纸擦屁股，在很长时间内总觉得不对劲。

报纸拿回来以后，就裁成条条，将烟叶搓成细末，卷成长长的烟卷，用浆糊粘好后，用菜刀剁成香烟长度，然后用一根鞋带捆好，装在书包里。遇到熟人，我就拿出一棵，像真正的吸烟人一样，客气的请人家吸烟。

但是，真正的让我羡慕的还是老乡们吸的板烟。烟袋是用羊小腿上的骨头做成的，羊腿骨取下以后煮熟，肉剔掉吃光，骨髓吸光，关节的地方打一个洞，把一个手枪子弹壳从中间截断，底帽去掉，安进小洞。在较细的一端用小铜管安一个烟嘴。板烟是一种似乎带油的很细的烟末，每一块都压制成肥皂那么大。我认为它带油，是因为包装纸永远是油乎乎的。吸烟的时候，点燃煤油灯，盘腿坐到炕上，慢条斯理的将烟末捻成小球，塞进小烟锅，对着油灯“滋”一口吸完，然后烟袋一转对着门后或者老婆批准的地方，“噗”的一声就将吸过的烟球准确的喷出。然后再来一锅。不同的烟瘾，吸的时间也是不同的。这种板烟，在当地被称为“一口香”。吸“一口香”的一般不吸“太阳”，当然更不吸我的自制卷烟。我曾经无数次的贪婪的看着他们一边慢条斯理的吸烟，一边和我聊天的样子。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得意的人。但是，没有人让我吸“一口香”。我只好掏出自己的烟，瘪着腮帮子狠吸自己的卷烟。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的时候，爸爸让我坐到他的对面，给我倒了一杯酒，然后递给我一棵烟。“他把我当成大人了。”我看了看烟，似乎是“前门”。爸爸看了我熟练的吸烟动作，问道：“在那个地方吸烟？”我点点头。他没有说话。花生米就二锅头，那时真的是美得没法说。

但是，我当时没有告诉爸爸我的脚筋差一点被割断，像老乡告诉我的，脑袋差一点耷拉下来，永远也抬不起来。我也没有马上告诉爸爸，我曾经在粜粮回来的路上，马车惊了，辕马一蹄子将我踢下车，我在路中央打滚多达10分钟，右肋巴骨疼了好几天。我也没有告诉爸爸我在饥饿难耐的时候是靠喝水糊弄肚子的。18岁的我，那时似乎已经到了38岁。

脚筋在大约一个月以后才好。在随后的10年时间内，走路时间超过半小时，就疼得难以忍受。现在那个刀疤仍然是突出的。在回城很久以后，我坐在椅子上10多分钟就腰疼的站不起来，需要别人搀扶才能够起来。

九、飞 锹

回头想一想，我几乎把内蒙古农村的所有的活都干过了。耕地、种地、割地、看守场院、放羊、放马、赶大车、脱坯、挖渠……。但是，最让我感到可以一吹的是飞锹。

农村的盖房子是最能体现农民之间的亲密互助关系的。无论关系怎样，只要谁家打算盖房子就一定会尽力帮助的。当然，亲戚之间不会要工分，但是如果请别人，就需要给工分，一般会比队上给的工分高一些。

和丑女子有关系的那家是两个光棍组成的家庭。父亲在老婆死后一直未婚，儿子一直找不到媳妇。他们家的房子已经不行了，必须再盖一个。在农村，盖房子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准备很多吃的喝的，因为你要请很多人。备料就更不要说了。后套地区那时的房子分全生、全熟、穿鞋戴帽、外熟里生几种。全部使用土坷垃或者土坯盖得房称为全生。全部使用烧好的砖称为全熟。房顶和房基部分使用砖是穿鞋戴帽。而外面使用砖里面使用土坯的称为外熟里生。大多数人盖不起有砖的房子，都是使用土坯盖房。土坯盖房虽然便宜，但是，每年都需要修理一次，主要是抹房顶，过几年就要抹墙。土坯房无法抵御盐碱地对房基的腐蚀，几年以后，房子底部就土坯脱落、变薄。这时就要再盖一间了。但是，如果使用砖就要好得多，房子的寿命就长得多。但是，我记得没有人富裕到能够用砖盖房。

盖房要先将挑选好的地方平整后垫起大约半米的地基，然后请人打夯，将地基夯结实，然后砌墙。他们请我去给他们盖房的时候是地基的事情已经结束，开始砌墙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上工时，我要打好一口井。后套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地区，地下水很丰富。我第二天早晨4点就去了，在黑暗中，我找到他们告诉我的地方，就开始挖，到他们陆续来开始上工的时候，我已经将一个直径约5米，深3米的井打好了。等我开始往外爬的时候，水已经可以没膝盖了。这水是用来盖房的，如果要饮用还要掏一大笔钱添置其他设备。

我愿意给别人盖房不完全是为了挣工分，更多的是盼望可以管够吃饭。世界上没有比管够吃更让人向往的事情了。我一边挖井，一边想早饭和中饭能给我吃什么。油糕？不太可能。面条？不顶用吧？干这么重的活？

他们看了看我挖的井，没说什么，就开始干活了。宋朴成来当师傅。我和房主儿子当小工。头一天和好闷好的带碎草的泥一大堆，在开始干活前要再和一下。等我和好泥以后，宋朴成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工具，划好了线。

大约8点多，开早饭了。炕上放着一个笼屉，上面是花卷，然后是稀粥咸菜。我饿得一点劲都没有，坐下就吃。想起婚礼上我破纪录带来的不良后果，我故意慢慢的吃，但是，速度基本上3、4口一个花卷，然后一碗粥。一会儿一个笼屉就空了，再换一个，很快就又空了。我意识到这样会毁了大事，赶紧打住。又从缸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就出去干活了。

随着墙越来越高，供泥越来越困难。一开始还可以将锹甩直，把泥送到宋朴成的脚下，他将泥大致摊平，再将土坯立着一块一块砌好。当锹甩直也够不到的时候，宋朴成说：“飞锹！”我楞了半天不知道飞锹是什么。房主的儿子过来说，“看看，看看！”他铲起一锹泥，“嗖”的一下，那锹脱手而出，平着飞到宋朴成的手边，他抓住铁锹把，顺势就将泥倒在墙上，然后顺手就将锹扔了下来。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令人目不暇接。

我也铲起一锹泥，学着他的样子，贴着墙，平端着锹，使劲向上一扔，锹在空中翻了一个身，泥几乎全部扣在我的身上。宋朴成没有说话，就是看着我。递土坯的在那边也不说话。我是知青，如果换了队上的人，早就挨骂了。

我又铲起一锹泥，仔细琢磨了一下，扔了上去，这次泥没有掉下来，但是，差一点甩到宋朴成的身上，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将随处的泥巴整理了一下，将锹丢给了我。

大约这样的飞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可以将锹平平的扔到他的身边，他正好抓住锹把，顺势将泥巴倒在墙上，顺手就扔下来。到中午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失误的时候了。现在想起来，这种活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装满了泥的大锹，至少也有10多斤吧，我竟然可以将其平平的、准确的扔到蹲在高高的墙上的人手边。这锹飞的要恰如其分，分毫不差，泥不能掉下来，锹也不能翻转，更不能碰到砌墙的人。我估计，现在会这种技术的人可能已经没有了。

十、清理阶级队伍

生活的艰辛使所有的知青都面临着选择。男生还凑合过得下去。很多男知青都在想办法更多的挣工分。女知青的生活则很难过。艰苦的生活环境给她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除了冰冷的井水，她们不可能经常洗澡，甚至根本就没有洗澡的可能。寒冷的冬天，井台上结了厚厚的冰，打水都是危险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很多水烧开洗澡了。我们男生冬天不洗澡，夏天挑一桶水，在院子里擦洗就行了。

一天，一个老乡跑到我们家里，神秘的说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好东西。我们跟着他来到一个倒塌的猪圈旁。他让我们低下头往猪圈里看。在几乎坍塌的猪圈顶上断裂的枝条上挂着几个厚厚的布带子。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满怀疑惑的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们说，那是女人用的月经带。然后告诉我们月经是怎么回事。尽管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是女人的秘密，这也是她们不得不将那些东西挂在那个地方晾晒的原因。现在想起来，这些女孩子，她们确实承受了比我们多得多的难言之苦。

繁重和艰苦的劳动使得她们开始自己找出路了。我在上工的路上看到一个比女知青坐在一个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从我的身边闪过，她见到我，低下了头，两条腿似乎尴尬的踢动着，头上扣着一个巨大的草帽。她是和我们一起到这个队插队的人。那个男人我认识，是我们旁边生产队的一个复转军人。这个人仍然穿着草绿色的军装，人长得很英俊，也很健壮。后来没有多久，这个女孩就搬到那个男人家里去了。后来，听说可以返城的时候，她也回城了。有人说她和那个男的离婚了，有的说根本就没结婚。但是，无论如何，那时她很长时间不需要再下地干活了。

还有一个复姓欧阳的女知青，也是我们队的。她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比如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或者读报纸等等。很快就被选为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当了官，就要经常去大队开会。干部是可以得到工分补助的。我记得她可以每年得到100多个工分。大队长可以得到300多个工分的补助呢。我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她带领大家呼革命口号的情景。她在干活的时候也开始不卖力气了，因为即使她不好好干，也可以得到10分工的。她在用坷拉锤打坷垃（后套地区在冬季土地会板结，土会形成坷垃，开春灌水的时候也不容易泡开）的时候，她的腰是直的，把坷拉锤拿起又放下，根本就不使劲，完全在偷懒。她很快就失去了在最后剩下的两个女知青中的威信，变得很孤立。她就越来越勤的到大队去做事了。

我觉得当干部真好，不仅可以少干活，而且还有工分。开会多好啊，在屋子里，还可以在大队吃饭，据说是管够的。我非常羡慕，暗自下决心，一定想办法弄个官当当。

我也想做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从而引起大队领导的注意。我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我曾经负责过好几块黑板报，还练了一手不错的板书。我问队里要了一些白石灰，在队里办公室找到一个排笔，用桶将石灰调成可以书写的石灰水。踩着一个梯子就上了队里最显眼，面对篮球场的一个房子的后墙。当我把第一个毛主席语录写完的时候，我下了梯子，站在远处欣赏的时候，我发现了宋朴成也在村子口上看着我。

几天以后，我把差不多空着的，比较显眼的墙上都刷上了毛主席语录。

一天晚上，队里开会的时候，宋朴成说：“知识青年来我们队，在墙上写上了很好看的字。”唉，他不识字啊。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我不知道，但是感觉到来势凶猛。大队抽调部分“可靠的人”到大队参加这个工作。我接到了通知，马上到大队部报到。

大队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很不错的院子。很多空房子里关押了很多“有问题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历次政治运动都要被揪出来，被重新审查一通的人。我那时才18岁，根本就不懂得什么阶级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女知青，下乡的时候家里坚决反对，而且似乎家里还有困难，但是，她由于态度坚决，成为下乡典型。到了公社好像就一直在公社做事情，没怎么参加劳动。我在公社院子里看到她似乎很忙，总是抱着很多资料走来走去的。

我协助一个公社的干部进行阶级队伍的清理。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看那些地富反坏右的档案，从中发现问题，然后把他叫来，当面审问，发现问题就记录下来。我看到他们都是很老实的人，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们和地主富农或者坏分子这样的称呼联系起来。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似乎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我没有被公社留下当干部，当然得到补助工分的事情也就没有了可能。我回到队里自己的住房，看着光光的炕和地上的水缸，我感到很失落。

没有多久，公社派来了一个干部，抓小队一级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我被任命为民兵队长。我高兴得要命。我马上将队里出身好，平时表现好，身体也好的年轻人都吸收到民兵队里来。当我在队里的大会上宣布我的决定的时候，被选中的人都高兴的不得了，而没有被选中的则找我，要求加入。

第二天早晨，我就叫大家集合，绕着队里的一块空地跑步。跑了几圈，停下来，我说一些纪律之类的话就解散。这样的活动坚持了一些日子。

公社干部要我对地主坏分子进行管制和进行强迫劳动。我就通知了队里唯一的一个地主分子张老六。他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平时少言寡语，真看不出他当年是剥削农民的地主。按照那个公社干部的要求，我要求他每天晚上在那个大粪堆上翻粪，一直到半夜12点的时候才可以回去。每晚我都要在队里的办公室里，过一会就对着那黑乎乎的粪堆的方向，大吼：“张老六！在不在？”他要回答：“在！”12点左右，我就喊：“张老六，回家咯！”但是，我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不是翻过粪或者翻过多少粪。

那次运动牵扯进不少人，其中至少有我非常熟悉曾经的房东和我非常喜欢的朋友王大庆。

房东是光棍，他和张老六老婆之间是有过男女关系的。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点事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每次来运动，都要把他们俩弄出来审问一通。这次又把他和张老六的老婆揪出来了。晚上，没有问题的老乡就把他弄到一个屋子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坐到炕上，对着干瘦的、低着头的房东问着各种问题，但是大多数问题都是围绕着他和张老六老婆之间的关系的。

“你和张老六老婆咋闹呢么？老实交代！”“这么多人，怎么好意思说呢？”他抬起头，眨巴着眼睛。

“那你咋好意思干呢？”几个声音同时吼。

我分明看到大家贪婪的眼睛在盯着他，渴望能够听到男女之事的细节。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说。

最后，他由于拥有一条毛驴和一辆驴车，以及在房前屋后种树，而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毛驴和驴车都被没收了。房前屋后禁止种树。他根本就不会种地，我也不记得他后来是怎么生活的。

突然一天，这个公社干部把我叫到他住的屋子，对我说，他要召开批斗王大庆的会议，因为已经查明，他在他的老家甘肃民清县的时候成分是富农，而且还有反革命言论，而在这边报的成分是贫农。现在已经查清了他的问题。公社干部要求我在念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把他从群众队伍里拉出来，押到会场的中间来，然后宣布他的罪行。

王大庆是给我们帮助最大的人。他那时是政治副队长。他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强壮。夏天，他穿着小背心的时候，浑身的肌肉一跳一跳的。他说的话与当地的人不一样，也是外来人，但是，他与几乎所有的人关系都特别好。在派系复杂的当地人中，他游刃有余。

在我们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建议我们自己养一头猪，养大了以后，可以改善伙食。如果我们仅靠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我们听了他的建议，凑钱买了一个并不是很小的猪，小猪虽然便宜，但是，我们没有养猪的经验，怕养不活。几个月以后，猪好不容易养到80多斤，我们就想把猪杀了改善伙食。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来帮助我们把猪杀了。他给我们用猪血脖炖了一锅大肉。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那一顿饭真是让我们过足了瘾。

队里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要发羊毛。春毛适合用来捻毛钱织毛袜子，秋毛适合擀毡。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2斤左右的春毛。当地人很会处理春毛，织毛袜子。他们将羊毛摊到一个干净的席子上，用只有在沙土干旱地带生长的柔软的红柳枝轻轻的抽打，将厚厚的羊毛里夹杂的苍耳子和杂草以及细沙分离出来，然后，将松软的羊毛缠绕到一个类似弹弓的树杈上。另外，还要准备一个半尺左右的“拨朗”（木棒）。他们十分灵巧的将羊毛均匀的抻开，随着木棒的转动，就捻成了毛线。他们捻出的毛线粗细均匀，没有杂质，织好袜子后还在袜底缝上一块羊皮，然后穿上厚底的布鞋，寒冷的冬天就可以熬过去了。

我们捻毛钱的技术是王大庆传授的。如果没有他，我们分到的羊毛就可能无偿的送给老乡了。当我们看着那一堆脏兮兮、散发着膻味的羊毛，无计可施的时候，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指导我们捻羊毛。我们都几乎在同时完成了捻毛钱，但是，织毛袜子又成了问题。人家女知青很快就织好了。我只好去求她们给我起针，学会了平针以后就开始织。到了后跟的地方，就又求女生给我织后跟，然后我再接着织。到了适当的时候，就要改成一针平针一针反针。到了封口的时候，只好再去求她们。织一双毛袜子要很长时间，因为我经常织错，错了就要拆了重来。当我把自己亲手织的毛袜子穿上以后，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然后，又如法炮制，织出第二双毛袜子。但是，袜子穿了没有多久就破了。这是因为，我捻的毛线粗细不均，细毛线部分就薄弱，很快就破了。

王大庆帮助我们度过了刚插队时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和他关系很好，我们都亲切的叫他“大庆哥”。现在，要我将自己的朋友从群众中拉出来，让他低头接受群众的大批判，受尽羞辱，我觉得很难做到。但是，我还是答应了。

晚上，当那个公社干部在队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会上宣布：“将反革命分子王大庆押上来！”的时候，我就过去将王大庆的脖领子抓住，推到会场中间。当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相遇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脸腾的红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为了当官而不顾一切的忘恩负义的小人。“大庆哥，你原谅我吧！”我在心里说。

当公社干部在宣布他的罪过的时候，他静静的听着。他突然大喊：“你们搞错了！你们说的那个人叫王大清！”他详细的将了那个人的情况，而且说那个王大清已经死了。那个公社干部楞了一下，他马上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压住了王大庆的陈述，然后告诉王大庆：“你要老实交代！我们一定会搞清你的问题的！”第二天早晨，王大庆来到我们的屋子。我非常歉疚的对他说：“大庆哥，真对不起！”他说：“我了解你。没事。”他详细的对我们讲了那个叫王大清的事情，并且断言，那个公社干部肯定搞错了。以后，他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提起。当然，也没有人向他道歉。

王大庆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就和我们来往少了，也不再给我们出主意了。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自那以后，我也不太做那些政治的事情了。加上清理阶级队伍逐步结束，一切又归于平静。

我听说王大庆在我们走后没有多久就死了。此时此刻，我想起他结实的背影，想起他为我们杀猪，想起他提醒我们记工分，想起他在被冤屈时那充满哀怨的眼睛，想起他几乎一贫如洗的家和他相依为命的那个温柔的老婆，想起他教给我如何粜粮时走跳板，想起他交给我如何巧妙的在车上绑紧麻包，想起他给我们炖肉却自己一口不吃，想起他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想起那一代不仅要为生计而整日劳作，还要遭受莫名其妙的政治上的折磨的农民，想起那个半夜将夜壶放在我的脸旁的河北房东，竟然因为自己的聪明和能干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我们是知识青年，毕竟还有回到城市的一天，但是，他们与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却要承受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

大庆哥，如果你在天有灵，我愿你能够听到我内心的忏悔。

结束语：寂静的纪念今年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40周年。与预料一样，这个日子是会被忽略的。但是，任何有思想的人，对历史还有一点记忆的人是会想到这个日子的，当然，这些人中不仅仅包括知识青年本身。

不会忘记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会发生一个人的声音使得1600万学生离开学校，离开父母，到寒冷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炎热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去与当地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命运自那时起就被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和民族的知识传承被割断了。

记得在10多年以前进行的一次关于知青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这样问：“你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知识青年下乡的错误，但是，那些出生在农村或者边疆的人，他们难道就不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抱怨吗？他们凭什么就应该在那里一辈子，你们凭什么就应该回城呢？”这话听起来似乎非常有道理，因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我们自己认为的好难道就是所有人认定的好吗？人来到世界上对他们的生命最具有意义就是维系他们情感世界的父母和他们熟悉的生活，他们对自由和他们认定的幸福的追求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的迁徙的自由同样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对人情感的人为的、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强力割裂行为都是违背了人这种权利的。今天，我们的城市中已经涌入大批的农村人，他们这种迁徙是为了争取自己所认为的幸福，同样，他们获得这种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既然这种城市生活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强令所有的人都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里生活就是对的。因为，对自己生活的价值判断应该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意志都应该得到尊重。对幸福的看法和追求同样是自由的。

这个道理，我们似乎到了今天才意识到，直至出现了孙志刚事件以后，我们的执政部门才意识到他们应该停止自己的行为了。但是，各种歧视仍然像瘟疫一样在我们社会中蔓延，他们的权利在被剥夺，他们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在受到践踏。

我们今天在不断的追求着GDP，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思想在退化。只有文化沉闷和对历史不再回顾和思考的民族才会这样。我经常在想，我们是在进化还是在退化？我们对那些训导的话每一句都能听懂，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听懂了什么意思，却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们领悟到了意义却不知道代表了谁的意义。一个民族不会思考的时候就是悲剧产生的时候，一个忘却了历史的民族就一定会犯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一个对历史错误仅仅进行表态式的认错不能使整个民族警醒，一个没有警醒的民族就不会出现启蒙，没有文化启蒙的民族是不会进步的。

当年的知识青年仅仅只有十几岁，但是在“衷心拥护”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指引下，1600万人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自然原因导致的大迁徙。这些年轻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农民被剥夺了保护自己耕地的权利，父母们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功能，爱孩子的权利，民族被剥夺了知道真相的权利。我们只能等待档案解密的那一天。

但是，历史的痕迹无法抹掉。当年的知识青年仍然在承受着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沉重负担。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人回城后接受了教育，生活稍微好一些以外，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婚姻、工作、住房等等都在很多年以后才得到某种程度上解决。即使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些教育，但是，由于时间的耽搁和青春的荒废，系统知识的接受已经没有了机会。但是，他们却在默默的承受着社会评价体系对他们的歧视和漠视。当年响应号召所获得的并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和悲痛以及生活的艰辛，不响应号召的恰恰得到了今天的社会的认可。历史，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这些知识青年中的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艰苦生活给他们的身体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他们在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即使受到一些教育，但是，他们由于机遇的不合适而并没有改变他们多少命运。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承受对“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蔑称的侮辱，殊不知，他们其实是无辜的，在那样的艰苦岁月中，任何人也不可能放弃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永远也不相信，今天在嘲笑那些人的人，他们当年如果获得这种机会会毅然决然的放弃，而等待以后的光荣入学。其实，当时最光荣的恰恰不是上大学，而是当兵，而当兵才是有权利的人能够得到的机会，但是，他们后来光荣很多。父辈的权利使得他们在后来能够不断获得各种机会，符合任何时代的评判标准。我们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谈论平等，我们在卑劣中谈论高尚，我们在不明真相中谈论我们应该怎样又不该怎样。我们就像一群被推下深坑的人，我们带着满身的伤互相指责最先爬出坑的人，但是，从不考虑谁是把我们退下坑的人。我们的民族有意思。

特殊的经历给那个时代特殊人留下了一些特殊品质。他们做事认真、勤奋、固执、坚强、坚韧，为了达到目的不计报酬，但是，同时也缺乏灵活和机敏与一些巧妙，因为灵活在他们眼中有时是偷懒的代名词。在学术领域工作的人的比其他人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希望自己的成果对国家有益。这与一些获得了耀眼的学术地位后就享受贵族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相比，差距甚大。知识青年后来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一般在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他们刚走向社会就进入到社会最底层，他们对社会的感触不是教育可以获得的。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与媒体传播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们更能理解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后面隐藏的意义。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社会变化和相互矛盾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他们的思维的冲击太大，以至于他们对说教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他们成熟的过早。

苦难的生活和当年的共同命运使得他们在30多年以后仍然经常聚集在一起。年轻时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年轻时的恶作剧、困难时的帮助使得他们结成终生的情感。这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换来的。他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的一群。他们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是历史练就的特殊群体。他们内心的情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毕竟社会还是在进步。在新年之际，“集结号”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思想。“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替换了一贯的领导人眼中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式的战争思想。任何社会的进步，除了领导人的“雄才伟略”，还有个人的牺牲。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人民的牺牲，哪里有真正的社会进步呢？

但是，何时对公民的贡献有公正的承认？何时对历史有公正的讨论？何时寂静的纪念可以变成理性思索的纪念？没有这些纪念，我们真的是在进步吗？

让我们养好伤，继续我们的聚会，抚育我们的后代，静静的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尽管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希望。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