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可能属于中国最传统的父亲之一，他那望子成龙的理想几乎每天都刻在脸上。这个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期盼子女们都能上大学。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他会心甘情愿付出任何牺牲。作为长子，我首当其冲地肩负起父亲的梦。196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级重点高中，父亲脸上的笑容，如此灿烂，绝对胜过任何一种名花。
　　但很快我就感觉到某种危机：考入重点高中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在强手如林的竞争面前，我就成了第二流的货色。物理是我的长项，依旧拔尖；平面几何原来也是强项，但高中就没有这门课了，立体几何、平面三角，我怎么努力也拼不上95分；代数更是只有80分上下；化学便更惨，总在75分附近晃悠；俄语也在这个水平上。这样的成绩或许只能进入广西的大学，我们的学长们如果考上这些大学是不敢出门的。
　　不过也有意外，初中时勉强及格的政治、中等水平的语文，到了高中莫名其妙地开了窍，成了成绩最优秀的课程。我甚至开始考虑是否改换门庭去报考文科。而文科既不合我的胃口，那时又叫做第二类院校，被看成为照顾某种残疾（例如色盲）而开设的。似乎只有理工科才是建设祖国的行当。
　　到文革一来，一切都颠倒了。那时一句时髦的口号叫：“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北京一家中学首先倡议取消高考制度，接着就是山呼海啸般的拥护之声。其实也不奇怪，那时只要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的，没有不被“热烈拥护”的。前几天伊拉克“大选”，那场面我们在文革中都见过。
　　但拥护和拥护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那些特等优秀生，拥护的神态简直有点哭笑不得；我们这些二流货，拥护得活像老毛在《反对自由主义》里的精彩描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反正考也罢，不考也罢，对我们的伤害远不如特优生；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早就对高考丧失信心的差生了，手舞足蹈、欢呼雀跃不亚于爬上地主少奶奶牙床上乱蹦的无赖。我们班就有一个留过两次级的同学对我说：“看他们还神气什么？大学不用考了，怎么样，成绩好有什么用？”
　　于是可以安心闹革命了。都必须积极些，你出格我会比你更出格，讨得毛主席欢心绝对没有亏吃。即使大学开课，也必定是革命派占便宜。工农商学兵，大家一条心。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谁也没料到的是，革命小将威风八面之后，全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很有必要”。似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已经无效。而我到农村去，其实属于发配，更没有任何悬念。连我那位望子成龙的父亲，也只好改变主意，捡起“宁做街上狗，不当乡下人”的旧训，千方百计为我寻找一份哪怕是扫大街的职业。大学，看来永远只是水中月、梦中花。好在虽寡却无不均，谁都没有大学上，个个心态也都平和。
　　唯独“旁观者清”。杨振宁博士跑出来发了一通议论：“中国停止高等教育的严重后果将在十年内显示出来。”这可不是吹的，无论我们的文革取得多么伟大的胜利，人家美国佬都跑到月亮上撒尿去了！实况转播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都在看。就连打着仗的埃及和以色列也停战几天，让士兵们观看这个人类壮举。我们的悲哀是毫无疑问的，那里本来只住着两个中国人，嫦娥与吴刚。这下子桂花酒变成威士忌，无论是杨花还是柳絮，心情都不会爽。该死的美国佬，确实侵略成性。在地球上打不赢我们，就跑到月亮上捣乱！
　　要想在月亮上也打败美帝国主义，靠“万寿无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虽然1968年7月21日就发了“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那是“七二一大学”，其实就是职工培训班，成不了气候。无奈，1970年6月27日，中央终于批准职工培训班放进传统大学里去，而且“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一有不平均，马上就乱套，何况大学蜕化成出路。如同杭州灵隐寺里的一副上联：“苦海驾慈航，看出没众生，有登彼岸，有溺深渊。百千万劫凭缘法。”为了登彼岸而不溺深渊，有人情关系的投“缘”，有权力的用“法”，什么乌烟瘴气的“缘法”都涌现出来了。归结之后精简为三个字：“走后门”！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政审这关我就过不了，因而从来没有奢望。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似乎更清楚。本来大学考试天经地义，没有谁会想到“后门”在哪儿。开始搞阶级路线之后，天平开始倾斜，到我们上一届学长，家长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无论你多么优秀，落榜下乡是惟一出路。再经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潘朵拉之盒便敞开了，更何况还有“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的最高指示撑腰呢！
　　1977年被称之为第一个春天，虽然本人坚持了几年自学，大学的课已经读完几科了，因为政审，别说我，就连我老爹也不敢问津。接着就是78年的高考，几位原来的插友招呼我帮助补习，引得我自己也心痒痒。奔波一阵便死了心，依旧政审问题过不了关。这次彻底绝了望，年岁不饶人也！大学不再招我这个年龄段的老朽了。那么还是自学吧，老毛不是介绍说恩格斯也没有读过大学的么？
　　说实在话，人只有在彻底绝望时才会有最平和的心态。我在农村坚持自学的惟一动力只是提高我自己做人的质量。没有其他任何期盼。入党、升官、招工都没我考虑的份儿，甚至连结婚也没指望过。只能靠书本来麻木自己，逃避世俗的一切。
　　这年年底终于有了平反，在大学已经招生之后。况且这“迟来的爱”并不真诚，俺还被留了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于是分在一个远离城市的水泥厂。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祖训还灵，好在有下乡时自学的功底撑腰，这个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地方使我成了失去老虎的猴子。本人便是全厂文化水平最高的角儿。上边拨款扩建，工艺、土建、电力、设备、施工，我真正成了“五门齐”，兼之必须自己出图，又练出直接在描图纸上格墨的“绝活”。书本成了老师，林彪那个“带着问题学”确实是个好方法，只要别学到政治问题上去。
　　天确实真无绝人之路，1982年，华南理工大学来招函授生，年龄恰好限制到本人为止。而且80年我那个“尾巴”又被彻底切掉了，于是报名参考。没想到三百多考生居然被我拿了第一，华工也算滑稽，录取通知书竟然也注明“你考第一名”的字样上去。一共录取24名，要读六年才拿本科，每学期到广州校内一个月面授、考试。而且这也是以承诺放弃“电大”、留在厂里为条件的。不用说，到班上我又成了“老大”，最老的一个。在我看来，本人只是把知识系统化、专业化，建筑这个行业也是我喜欢的，那就学吧。其实只是混，繁忙的业务使我无法花更多时间去学，每天夜晚挑灯读课本、做作业，好在以前就习惯了。
　　但这六年至少给我两个好处：第一，每学期一个月的学生生活使我的心态年轻，似乎找回一点什么；第二，我那儿子受到熏染，几乎根本没用我操心。他自己说：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你在看书、做作业，一想起老爸就是在灯下看书写字的形象。
　　1988年毕业时，我已经40岁了，而且恰好是领毕业证那天。同学们坚决推举我代表他们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并给我做了个生日。记得那个简短的讲话是这样的：“今天是我四十岁生日。到了当教授的年龄，刚拿到本科文凭，而且还是函授。我们这代人，也算是够艰辛坎坷的了。不过我们毕竟还是幸运的。我衷心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她圆了我的一个梦，大学之梦。我也代表我们班毕业的23名同学，向华工表示真诚的感谢！我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学不再是梦，而是所有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