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俄随想

友人邀约，同游俄罗斯。一行七人中，最小的四十出头，最老的已是“80后”了。这样的一群，与俄苏就有了千丝万缕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联系。一个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个场景……都会生出许多回忆或感慨来。特别是有俄苏文学专家、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同行，于是便有了耳目和喉舌——第一次，这两个词儿变得如此准确和亲切。
    
     1：从中苏友好宫到全俄展览中心
     9时从北京起飞，一路上逐日而行，抵达莫斯科，还是正午，烈日当空。入住那座硕大无比客房三千的宇宙饭店。那是1980年为莫斯科奥运会而建的，苏法合资。据说法方要求在饭店广场上竖一尊戴高乐像，钱不钱的都好说。戴高乐果然就立在那儿了。二十多年来，戴着他那顶著名的高帽子，看脚下人来车往世事变迁。
     从客房窗口望去，对面有一片典型的苏式建筑群。蓝先生告诉我们，那就是著名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去转转。他还记得里面有十五个小金人，代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
    
     于我来说，对苏联最早的印象，来自于一只印制精美的铁皮糖盒，里面的糖果，用那种透明的，我们当时称之为“玻璃糖纸”包裹。于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异国，便以这样的五彩斑斓进入我的童年记忆。在我们玩糖纸的孩子间，这样的一张“苏联玻璃糖纸”可以换数十张普通糖纸。父辈们在49年以前当然是见过这一类糖纸的，但是他们不说，似乎这样的糖纸天生就只有苏联才有。就像报纸上苏联人打领带，神气又新异。父辈们也不说，他们数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过。直到文革来了，母亲翻箱倒柜寻找那些“四旧”之物，翻出一些打领带的照片，在厨房的水池里烧，又翻出一些领带来，一刀一刀剪断拆开摊平，让它们面目全非，我这才发现家里早就有这种苏联人使用的东西。
     五十年代，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以外的全部世界只有苏联。如果说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墙头宣传画上，那些头戴钢盔，脚蹬皮靴，面目狰狞的美帝国主义。
    
     1956年，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武汉也建了一座“中苏友好宫”，紧接着，在那里举办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参观展览后从那儿买回来的。不久，我就见到了那座对于武汉来说无异于神话宫殿似的建筑。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庄严恢宏装饰繁复的建筑群，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那时候，武汉已经有了一批这样的苏式建筑，和刚刚落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连同那些精美的糖纸，“苏联”就以这样直观的方式，移植于一个孩子心中。
    
     晚饭后，八点多钟，太阳还未落山。我到那个展览馆去散步。从饭店过去，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俄国人喜大，地下通道也是如此，搞市场经济了，两旁建起了一溜商铺，中间留下的走道依然宽敞。商铺门脸都不大，橱窗中摆满密密麻麻的各类商品，从烟酒服饰到手机相机，洋货国货都有。俄国人性傲，永远一副爱买不买自得其乐的样子。走出地下通道，一片热腾腾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一群群年轻的街头歌手已经架好了一应家杂唱起歌来，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俄苏歌曲了，有看客应和着隆隆的节拍跳舞，也不是我们熟悉的苏联水兵舞或乌克兰民族舞，倒像美国的街舞。胖胖的大妈在买那种棕色的饮料格瓦斯，还有卖花的，卖头巾的，买玩具的，卖鲜果干果的……价格都不便宜，加之用卢布计算，数字是人民币的三倍，开始总不能接受。后来知道，俄罗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每年都是两位数，今年的月均已达一万多卢布，也就是三千多人民币，莫斯科地区已达到两万。用世行报告中的话来说，是一种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加上他们的福利不错，那些对中国人来说要命的支出——上学就医交通能源水电通讯供暖，不是免费就是廉价，所以他们大多数还是敢花钱的。
    
     进了展览馆大门，这才发现，当年父母给我买糖果的中苏友好宫，只是这个展览馆在中国的一个远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气，都像。只是武汉那个远房兄弟早已在十多年前一串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了，连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办过的各类展览，连缀起来，可以当一部武汉社会政治文化史来看——大跃进，四清，学雷锋，文化大革命，收租院，一直到后来的各类商业展销会，给武汉市民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忆。据说许多目睹炸馆场面的中老年人都哭了。
     如我们早已熟悉的国内同类场馆一样，这个当年苏联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强大、先进与民族团结的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商业娱乐之海。歌厅，迪厅，游戏厅，水幕电影，射击场，还有全世界无处不在的中餐馆……布满这234公顷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就看见了那个极熟悉的雕塑，男的举一把铁锤，女的举一把镰刀，双双前倾，仰望天际，一副纯洁热情志向高远的模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徽！许许多多的苏联电影顿时涌上眼帘。孩提时代，坐在人头涌动的电影院里，布帘关闭，灯光渐暗，音乐声起，银幕上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它！然后，一个壮丽的或欢乐的，阴郁的或惊险的故事开始了……“苏联”，就这样梦幻似的进入一个孩子的心灵空间。
     展馆内大树参天，绿茵葱笼，情侣们搂着牵着，母亲推着婴儿车，男人们提一瓶啤酒扎堆聊天，姑娘们穿着简洁，三五成群或独自溜达。顺便说一句，当今的俄罗斯女性风行低腰裤，一些在中国女人看来极不适合的身材极不适合的年龄，也穿，有的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据说那儿能够暴露身子的日子不多，所以在短短的夏季里，尽量让更大面积的皮肤见见天日，哪怕日头再猛，极少有女性打伞戴帽子。姑娘们拿一瓶啤酒或夹一支香烟，也是街头常景。我对她们照相，她们发现，一起转过身，举杯微笑。
     一片片草地和建筑间，有宽阔的行道和空地，于是，滑旱冰就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渐渐降临的夜幕中，男女青年们或中年们，像黄昏的蝙蝠一样矫健又美丽地飞行，互相追逐，独自翱翔，或做一些类似于冰球的游戏，有的则自得其乐地在空地上摆放一溜障碍物，犹如高山滑雪那样在其间穿行，做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动作来。
     一顶帐篷，几把遮阳伞，还有那全世界都认识的花体英文字样——COCACOLA。一个有点苦，有点甜，还有点气体的黑乎乎的饮料，就这样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乐摊点背后，是那座建于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纪念碑，一道巨大又强劲的弧线冲上天穹，弧线的顶端是那架把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天的宇宙飞船，这个曾把美苏冷战推向外太空的标志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镶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历史的轨迹。
     主楼前，有座列宁铜像。后来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除了斯大林，俄国人几乎把一切前朝旧物都留着，地铁或前政府机构上的铁锤镰刀图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或红军战士的塑像，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墙上的铭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墓园里，各色人物的墓碑……这些旧物似乎都是他们往昔岁月的一部分。
     一个身材健美衣着简练的女孩独自绕着列宁像滑行，做着许多花样滑冰的动作，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与身旁那个曾经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留着山羊胡须的小老头，构成了一副饶有意味的画面。
     果然就看到了那十五个小金人，在一座喷水池中间站了一圈，各自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装，全是美丽的姑娘。圆心是一捆极夸张的麦穗，让人想起了大跃进时候的宣传画。
    
            2：1917——1967——2007
     今年“十月革命”90周年，从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便想到这个曾经无比神圣词儿。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个文革十年中最动荡最诡谲最具戏剧性的一年。几乎也是这样的季节，我和一位挚友，决定出版一本诗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岁，他19岁。我们12、3岁便在一起读诗写诗了——在那荒凉又饥饿的年岁，两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在节奏，韵律与文字美感中找到了一种快乐和惆怅。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星空晨曦，江海湖泊，当然还有革命，理想，青春热情与梦幻，在一行行诗句中派遣了许多的苦闷和茫然。文革开始，由于我们各自的家庭背景，都被排除在时代大潮之外。到了1967年，突然得到了许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自由。我们偶然间结识了一批黑帮作家作曲家，并且作为责编，为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右派军旅诗人出了一本诗集——也就是找一个群众组织，弄一些纸张，找一家印刷厂，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就这么简单，连里面的插图，都是我们自己在废弃的旧铅版中找来的。大约当年遇罗克们印刷他们的《中学文革报》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这样的“出版自由”很短命，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我们找到了“十月革命”这个主题，为什么会这样？已经记不太清楚，是我们喜爱的那种语言情调，还是心里其实深藏着一种对苏联的情素，还有就是它有着“反修”的合法依据？两个多月后，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这本薄薄的，收录了24首诗作的集子面世，其中的作品，有我们自己的，也有我们约来的各行各业的，包括文革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的。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来，我又翻出这一本诗集，套红的木刻封面，两组重叠的人物造型，一组是十月革命的工农兵，一组是中国文革的工农兵。里面的内容语词，今天读来神圣又荒谬，恍若天书。
     从一盒糖果，一座建筑开始，苏联——这个巨大的审美化的红色乌托邦，以它特有魅力，一种无比新奇的异质文化进入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电影，报纸，歌舞，话剧，雕塑，绘画，小人书，小说，收音机里或哥哥姐姐们嘴里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这样的熏染中成为我们的神话。这一切，都是以不可质疑的真理样式交给我们的，包括那些暴力，血腥与恐怖。许多人都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某些电影中的台词，模仿各种角色的语气和动作，陶醉于那种一瞬间改天换地的豪迈与潇洒，牺牲与壮美……在那个与历史，与前辈，与整个世界都失去联系的岁月里，俄苏文化，成为我们贫瘠单薄的食谱中，色彩最丰富的那一部分。
     俄苏文化于我们，像一次包办的婚姻，多年后，我们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不堪背景和种种劣迹，看到媒婆当年撒下的无数谎言，但是曾经爱过，还有了孩子——那是一种植入生命的情感经历。这种怆然，伤感和难以言说的苦楚，让很多人不能释怀。
    
     在大陆的一片粗鄙肃杀之中，俄苏文化成也为我们一个遥远又朦胧的梦中情人，不可言说又萦绕在心。所以，当六十年代初，我们隐隐知道中苏交恶了，内心竟有一种非常苦涩感伤的情绪。我记得，我们几个十多岁的孩子，常常私下隐秘地谈论这件事，宛如敏感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即将破裂的婚姻，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那时候，有些和苏联某一个男孩或女孩保持着通信的人，不再接到对方的邮件了。
    
     到了文革，中苏早已是撕破脸皮彻底绝裂了。当年那一群尚还怀着童稚之心的孩子，已经在数年的教化中，渐渐培养出仇恨与坚硬。“苏修”，“赫秃子”，“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是比美帝国主义更加恶毒的形象。也是文革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贬词，连中国自己的坏人，也要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恶名。于是，这个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北方邻邦，在一只大手的操纵下，像皮影戏一样，转过身来，已是一副妖魔鬼怪模样。这样的戏剧性变化，也让我们进入了戏剧性。重读当年那些诗作，可以读出一种自作多情的舞台感来。
     这本诗集中，有我一首《老布尔什维克的心》，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五十年了，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亮了，又暗了。
     它失去了耀眼的红光，
     惨淡的余辉像纽约霓虹广告；
    
     “半个世纪了，
     伏尔加河的水涨了，又落了，
     它像俄罗斯的眼泪默默地流淌，
     再不像从前那样奔腾呼啸。
    
     “蠹虫蛀空了钻天的白杨，
     克里姆林宫在糖弹中倾倒！
     政权，政权！
     多少苏联人没有很好地想过，
     胜利后，
     它还会不会重新失掉……”
    
     海风吹动着银丝般的白发，
     阿芙乐尔水手立在涅瓦河滨，
     他的心河底的激流一样翻滚，
     老布尔什维克怀念着列宁。
     ……
    
     我知道，今天，当我满怀不安愧对少作的时候，依然有人心里保留着这样的情愫。但是俄罗斯人自己却早已淡泊了，行程中，没有谁主动和我们说起他。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们刚走进红场，突然就看见了列宁，他坐在树荫下的一只小凳上，胸襟上缀着一个苏维埃代表胸徽，两腿间靠着一竿半人高的苏共党旗，紧挨他身边的，是当年他亲自下令毙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是两个俄罗斯人装扮的，酷似，给游人照相用，每次收费十卢布。半生研究苏俄，多次来过俄国或前苏联的蓝先生，终于有机会和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起合影，他一手搂着列宁，一手搂着沙皇。再往前走，这样的列宁和沙皇竟有好几对。
     不远处，一条数百人的长队，耐心等待着去瞻仰列宁遗体，大陆人占了很大比例。
     后来，在彼得堡的一个墓园里，一位美丽的俄罗斯文史学者一路引领我们探看各种人物的陵墓。她突然问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兴趣看看？”我们问是谁，她说：“列宁的一家。”她说的是列宁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我们说当然要看看，那也是一段历史。
    
     在俄罗斯期间，就我们目力所及，没有见到关于十月革命90周年的动静。几年前，俄罗斯当局已经将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十月革命的提法改为“十月政变”。因为推翻沙皇，结束帝制，是在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就完成了。十月政变中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倒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而我们糊里糊涂敬奉大半个世纪的苏维埃，并不是苏联的苏，而是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意为“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夺权后沿用了这个组织形式。而苏联这个词儿，是1922年才出现的。
     数日后，我们在涅瓦河上见到那个给中国送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这艘被我和无数人写入诗句的英雄战舰，当时其实在彼得堡船厂大修，没有下水，也没有武器装备。布尔什维克涌向冬宫的时候，船上的一个机械师发出几枚空弹，冬宫的大门早已由里面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了。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3：又是8·19
     在俄罗斯期间，适逢“8·19”十六周年。
     1991年8月19日，苏联一批保守派政要突然发动政变，废黜了远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与1964年赫鲁晓夫的故事如出一辙），要终结刚刚开始的艰难改革。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来人对他的逼宫，在莫斯科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叶利钦跳上叛乱部队塔曼师110号坦克，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俄罗斯人民，包括一千多万苏共党员，在这历史关头，冷静又坚决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数日后，戈尔巴乔夫以一种多少有些悲壮的凤凰涅槃的方式——辞去苏共总书记，解散苏共——简洁平和地完成了俄罗斯一次历史剧变。
     想来也很巧，当时我正在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城市，对于莫斯科发生的那个事变。居民们保持了令人吃惊的冷静。没有哄抢，没有骚乱，没有不同观点人群之间的冲突，只有报刊亭前买报的长队，透出他们内心的激越与动荡。市面上一切如常。连排队都是规规矩矩的，两个人之间，空出一个人的距离没有加塞插队，许多人拿一份报纸或一本书，耐心地读，耐心地等。如果有一点小小的骚动，大多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不太守规则了。那正是苏联副食日用品供应紧张的时候，商店里空空如也的货架，让人想起了我们的三年饥荒。偶有一些黄瓜西红柿牛肉火腿肠摆放在里面，价格都极高。当时卢布贬值厉害，一块人民币可以换100卢布。揣上几千元人民币，便像八十年代初期那些港台阔佬来到大陆一样。只是他们的售货员并不见钱眼开，常常会优先照顾本地的顾客。在肉食极度匮乏的时候，满大街的鸽子却依然过着安详的日子，在草地上嬉戏，在人群中流连，没有谁将它们脖子拧了拿回去炖汤。我至今记得，一位卖爆玉米花的老太太，生意清淡，每每有鸽子飞来，她都会撒一把喂它们。还有满大街的狗，各色各样的狗，没人打了回去下火锅。
    
     俄罗斯人是沉静的，隐忍的，其中有一种坚守与高贵。这或许和他们的宗教传统有关。74年的专制制度下，有过内战，有过镇压，有过特务恐怖，有过告密与叛卖，有过排山倒海般的外敌入侵，但是没有大规模的面对面撕破脸皮的群众运动和大规模的文化毁灭与打砸抢，没有那种全民的疯狂，嚣张、野蛮与粗鄙，也就是说终于没有毁掉他们人性中最後的一丝耻感和尊严。所以，对于那些干了恶事最终因绝望或耻辱而自杀的人物，我多少总会报以某种敬重。像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像8·19政变策动者之一的前苏联内政部长普戈。
    
     今年的8·19刚好是一个礼拜日。滴血大教堂人群熙攘，除了各国游客，大多是东正教信徒和彼得堡市民。唱诗班和谐空灵的圣诗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教堂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孩子们纯净如天籁的合唱也引来了一片黑压压的听众驻足聆听。戈尔巴乔夫实行《宗教自由法》十七年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众已达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还有百分之十几一些信奉其他教派。看着教堂内外那些平和虔诚的人们，年老的七八十岁，年轻的二十上下。为什么一个被禁绝74年的信仰，会如此蓬勃地在这片土地重新成长出来？这里面最年长的，当年也才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这是一个传递之谜。
     冬宫，十二月党人广场上，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他们接受着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的祝福。俄罗斯的青年男女喜爱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举行婚礼——教堂，海滨，烈士墓，名人纪念碑，不像我们，总是在喧哗的酒筵上。
     不远处，那个因普希金《青铜骑士》而闻名遐迩的彼得一世骑马雕像前，一个旧俄士兵装束的青年，也如雕像一样，持枪站在这位沙皇身边。对游客的拍照，如雕像一样不为所动。
     金碧辉煌的冬宫展厅里，用玻璃罩住的达芬奇原作《丽塔的圣母像》前，静静的围满观众。
     涅瓦大街游人如织。这就是当年普希金的涅瓦大街，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涅瓦大街，也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那个寒冷又饥饿的涅瓦大街——因为它几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每一面墙，每一扇窗，每一块地转。你几乎可以碰到在这里散步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喝茶的阿赫玛托娃……看到一幢大楼有些怪异，走进一看，原来是一幢正在修缮的旧楼，里面几乎掏空，但是一副巨大的画布蒙在工地的外面，画着这幢大楼的外墙。修好的新楼，将和它一摸一样。
     一只漂亮的黑白两色花猫，在人们来去匆匆的路边四肢伸展地呼呼大睡。我先以为是一只死猫，蹲下一看，肚皮在微微起伏。它半张开眼，看了看我，又睡去。俄罗斯的大街小巷公园景点，常常有这样在大庭广众前酣然入睡的流浪猫狗。还有在游人脚缝间觅食的鸽子。树林里有松树，河岸边有野鸭和海鸥。
     所有的露天咖啡吧都坐满了人。一个女孩要了一杯啤酒，在夏日的阳光下读一本书。在公园，车站，河岸边，地铁上，常常看见这样的读书图。不是那种时尚画刊，也不是快餐口袋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朴素的书。地铁列车上，我和蓝英年先生坐在一位年轻姑娘的身边。她心无旁骛读着一本书，一直没有抬头。我忍不住，让蓝先生问问她，读的什么。蓝先生不好意思打搅，但还是问了。姑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蓝先生想了解这个女孩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多少，又提了几个问题。女孩子回答得很聪明：“您都知道，我就不回答了。”
     入夜，一场《天鹅湖》在涅瓦河畔的一个古老的剧院静静地开始了。环形的楼座，精美的包厢，还有金丝绒的幕布，让你觉得这就是两百多年前的一次演出。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穿着规正，举止儒雅。没有音响，音乐声起，每一句最细微的旋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美丽的奥杰塔，英俊的王子，快乐的小天鹅还有那个恶魔，全身心地演绎着这个古老动人故事。有两场戏之间，大约演员换装出了一点问题，大幕拉开，没人出来，乐队于是停下，全场一片静寂，静得像空无一人，一直到演员出场。
     ……
     这就是彼得堡，16年之后的8·19。
     短短十六年，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告别了国家意识形态，向上，皈依宗教，向下，返回世俗。把政治交给政治家，把选票收回自己手中。
    
     4：它有无数的的田野和森林
    
     还记得那首无比壮丽无比豪迈的歌：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它的旋律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当年在乡下偷听敌台，一听见那钟声，血液就要凝固。后来知道，后面两句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弥天大谎。但是，前两句是真的。
     从北京起飞，一路山岭褐黄，一路烟尘迷蒙。当万米之下的大地突然变绿的时候，有人说，进入俄罗斯了。快要降落的时候，看见那广袤的绿色是一望无边的参天大树，就像铺在大地上的厚厚的栽绒毛毯。后来，走铁路，走公路，上千公里，从车窗望出去，永远是田野田野田野。森林森林森林，不是种了庄稼的田野，是长满野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是一溜夹道林或防风林，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近年来，莫斯科房价急升，据说已经是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但是市区内依然是大片绿地和树林，街区间楼房间依然是大片空地，空旷得让人心疼。我对友人笑说，中国的房地产商见了要号啕大哭：“真是暴殄天物啊！”彼得堡房价也不低，但是一眼望去，依然是一片百年老房，三五层高，没见扒拉了盖高楼。城中林园和草地比莫斯科更多，还有那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河道，也没见填了修路建房。他们保留并爱这些，并不是将它作为示人的城市景观，而是认为生活本来就该这样。俄罗斯人爱国，从一棵树木，一条河，一片草地，一幢房爱起，他们的自豪也来自于斯。他们说，我们的城市是建在森林中的，你们是在城里种树。
     彼得堡由一百多座岛屿，六十多条河流和四百多座桥梁构成，对于一个人口五百多万的城市，交通可想而知。许多年前，我去绍兴，问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小桥流水乌篷船。友人指着我脚下的马路说，这就是，填了。但是，彼得堡没有填，甚至一些偏荒的河沟都没有填。还有那些沙俄时期的花园古堡宫殿林苑，依然是两三百年前的模样。各种各样的云，洁白如棉絮的，灿烂如锦缎的，温暖如油画的，清淡如蝉翼的，便是乌云，也是那么洁净，层次丰富像一幅舞台布景。常常美得让人觉得不真实。还有水，海水，河水，湖水，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都是透明的清新的。闹市区的桥上岸边，常有人钓鱼或游泳。自来水可以直接喝。一个曾以重工业当家的国家，几个聚居着数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古老城市，他们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呢？他们的垃圾呢？我想起我的家乡武汉，它和彼得堡十分相似，是在中国最大水系边的沼泽地上建起来的，湖泊密布，河网纵横。高地盖房住人，低地是湖泊河渠，于是有了许许多多天门墩，鄂城墩，积玉桥，云架桥，三眼井，九龙井一类的地名，如今只剩下地名了。一些时尚小区，怀旧似的在楼房间挖几条小水沟，偶尔向里面灌几次散发着氯气的自来水。
    
    
     5：墓地，你说吧！
     在俄罗斯，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墓地。
     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尊重死亡的民族。看一看他们的墓地，你会相信我的话。他们把这个恐怖，压抑，悲惨，不祥的空间，装扮得如此庄重，宁静，丰富又美丽，充满了让人激动让人遐想的诗情。让许多活着的人都生出一份禁忌：我死去之后，灵魂还会接受审判或赞美。而不像有的人，那怕洪水滔天。
     在同一座公墓里，会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家日丹诺夫、也有非斯大林化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有不堪丈夫凌辱而自杀的斯大林妻子阿里卢耶娃。也有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和舒拉这样的苏维埃英雄，也有中国的流亡者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也有曾经流亡西方的夏里亚宾，有在《第七交响乐》中表达对极权主义恐惧与愤怒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有在斯大林时期一手遮天迫害过许多同仁的法捷耶夫……在彼得堡，涅瓦河畔，下榻莫斯科饭店，客房的窗口对着涅夫斯基修道院。透过围墙的雕花栏杆，可以看见里面树影中参差杂陈的墓碑。他们一点也不忌讳将一个埋死人的地方摆放在这样一个热闹区域。下楼，过街，5分钟就可以走进它。两三百年来，陆续进入的各类人物，密集或疏散地静卧于花草林荫之中，没有统一的排列，也没有特别的打理，宛如一个自然村落千姿百态。在一面矮墙下面见到了强力集团的5位重要成员。鲍罗丁，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巴拉基列夫，居伊。他们似乎生前约好，死后依然相邻。
     今天说来常常令人难以置信，对于上述几位，以及克拉姆斯科伊，列宾，苏里柯夫等巡回展览画派，以及列维坦等画家，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等等俄罗斯表演艺术家，我们恰恰是在一个最荒谬的时期开始熟悉他们的——文革开始之后。文革之前，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中生活，所有的资讯，几乎都由学校和媒体配给给我们。在停课后的校园，在失控后的社会，在父母自顾不暇的家庭，我们突然得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自由。许许多多“封资修”的东西大举进入我们的生活。
     同行的几位师长非常惊异，在文化专制最为酷烈，他们那一代人动辄为此得咎罹难的岁月，恰恰我们这一代走进异端文化的开始。文革从它一开始，反叛之火同时也燃着了。
     不远处是柴可夫斯基。他身边有两位长着翅膀的美丽天使，他是强力集团哺育出来的俄罗斯天才。还有今天依然有人读着，惦记着的陀斯托耶夫斯基。一群上了年岁的男女正静静地看着陀氏，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
     许许多多在俄苏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散布在各种各样的墓园中。他们无语，但是不断地诉说着从前，诠释着从前，或颠覆着从前。世上没有盖棺论定。一些在苏联时期如日中天或权焰薰天的人，被揭示出残酷，卑琐，令人发指的一面，一些“苏维埃最恶毒的敌人”，日益显现出人性的光彩和不屈的意志，还有一些人，复杂得让人怅叹让人扼腕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在困厄，疾病，被捕，流放和驱逐中熬过后半生，几乎从苏联文坛被抹去的阿赫玛托娃，现在被誉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月亮女神。她的故居纪念馆里，常年都有各种人群来看她，一楼的放映厅里，循环播放着关于那个时代的悲惨故事。那个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肖洛霍夫，却寂寞地躺在他的故乡。另一个诺奖的获得者多尔仁尼琴告诉全世界：他不相信一个出卖他人，支持当局政治迫害的人，能够写出《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风靡了一代中国青年，它的作者法捷耶夫躺在莫斯科最显赫的新圣女公墓，书中的几个人物在墓碑上陪伴他。他们不知道，作家除了让他们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之外，还签署过对许多本国作家的逮捕令。斯大林死后，他成了文学界的众矢之的，他自杀了。科切托夫，是一个比法捷耶夫影响更大读者更多的作家，他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等八本长篇，从“必读经典”到“供批判用”，在中国大陆连续风行二十年。我至今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偷偷读他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感受到那种异端气息。后来才知道，科切托夫是一个保守的斯大林分子，他的作品是对当时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反击。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的位置上，也做过许多整人的坏事。事情就是如此吊诡，同一个人，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中，竟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是我们当年比柯切托夫走得更远，还是今天的俄罗斯比我们又走得更远？这也是一个吊诡的问题。
     这次游历中，我曾和同行的师长友人谈起一个近乎与无厘头的问题：如果没有无可选择的强制性的俄苏文化灌输，我们这几代人会如何？一是延续五四以来多元文化的传统，一是倒向欧美，一是全面封闭，如北韩那样（到了六十年代之后，实际已经是那样了。）在这几种可能性当中，俄苏文化的强力入侵，还不算是最坏的一种。起码它的意识形态文化没有我们曾经走的那么远，那么彻底。它还多少残留了许多人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它还以老大哥之威势裹挟了那些优秀的古典文化艺术进入到这一片荒漠的土地上来。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果戈里，列宾，列维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便是最严酷的斯大林时期，有些东西也成为我们的一丝清新之风——《小路》，《灯光》，《喀秋莎》，让我们知道除了“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杀——嘿！”之外，还有这样的战争歌曲，还有爱，期待，与怅惘。文革前一年，我在那个前身叫做中苏友好剧院里，看过一个苏联歌舞团的演出，其中竟还有穿着白短裙的《天鹅湖》片段——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都在学雷锋，许多家庭富裕的孩子，有意在自己的衣物上打上补丁以示艰苦朴素。
    
     6：永远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我走进世界文学殿堂时遇见的第一个人。
     生活中常有一些偶然的人和事，连缀起来，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少年时，喜欢音乐，因为韵律与节奏，又喜欢上了诗。一个比我大5岁的邻居，常和我一起写诗念诗，到上初中的时候，一只缎面日记本里已经记下了十多首。我发现，我经历的那么多极普通的事情进入诗里，竟是那样美丽动人。在小河边钓鱼，在凉床上看星星，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做功课，还有知了的叫声和凉爽的风……我第一次体验到某种神秘的诗的情绪。
     1962年．我上初中。语文老师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圆脸，羊角辫，布拉吉，爱笑，有时也爱哭，上学放学都和我们泡在一起，喜欢家访，星期天还带我们去公园划船，有时候把男朋友也捎上。一身的罗曼蒂克气息。她喜欢我的作文。我悄悄将那个日记本给她看。一天，她私下对我说，星期天到她家去一下。我去了，她很神秘又很庄重地给我一本书，并说，千万不要弄丢了，也不要告诉别人。看完要还。那一本的书已经很旧，暗绿色的硬皮封面上有一个卷头发，尖鼻子，长着半脸络腮胡须的人，书名是《普希金诗文选》。里面有《皇村回忆》，《致恰达耶夫》，《纪念碑》，《驿站长》，《黑桃皇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茨冈》，还有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第一次知道，文字还可以这样写的。
     尽管那之前我的阅读量远远超过一般同龄人，但那些读物都是家长，老师，少先队图书角和新华书店提供的。我想，那时我已经读过数百本书了，童话，民间故事，大跃进民歌，新诗，各种少年和成人的小说……但是，普希金的这一本书，在我的阅读空间中，无异于一道眩目的电光，让我激动又紧张。从此，沿着普希金，我又找到了许多俄罗斯文学星空中让人迷恋的星座们。那些年中，我几乎是狂热地在我的读书伙伴中搜罗这些禁忌之书，在旧书店里一次次心怀侥幸地翻寻，并且不断地与一种犯罪感搏斗，同时又享受着一种犯罪的快感。在最惶惑的时候，普希金的诗句总能给我一些解脱和宽慰：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诵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
     ……
    
     一百七十年过去了，其间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已经灰飞烟灭。一个只活了三十八岁，一生与诗文为伴，有些多情，有些怠堕，有些浪漫不羁，最终死于一次率性决斗的人，成为俄罗斯最令人爱戴的人。他的雕像遍布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多，不经意间，就可以在街头或广场遇见他。新人在他身边举行婚礼，老人默默地坐在长椅上，久久凝望他。国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和他合影。
     普希金被流放过，被贬谪过，也被宽赦安抚过，但他总还是幸运的，他没有被剥夺最后的尊严，没有因为失去最后果腹的食粮和御寒的衣物而斯文扫地，便是在流放时期，他还神气活现的与一位高官共去高加索旅行。他最后穷愁潦倒的时刻，家里还有七八个马夫和佣人，还有一幢属于他的楼房……而他的那些后世同仁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劳改营中，穿死人身上扒下的衣物，吃垃圾堆里捡来的食物，最后依然劳苦冻饿而死，死无葬身之地。高贵不羁的阿赫玛托娃，被那位日丹诺夫骂作“半是修女半是荡妇”，开出作协，连粮本都没收了。她在诗句中写道：“丈夫在坟里，儿子在牢里……”
     一个世纪的历史，被无数的谎言，虚饰，涂抹，生造塞满，有许多进入我们的血肉，欲祛除而不能。只能寄希望于时间。
    
     一直记得普希金那首诗，它曾抚慰过许多人：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俄罗斯依然有着它许许多多的问题，腐败渎职，效率地下，贫富悬殊，管理失当，道德滑坡……搞市场经济了，我们这边所有的问题，那里也能找到它们的倒影。但是，上述这些在那里是受到制约的——那就是人民的声音和他们手中的选票，还有越来越成熟的反对党。想想他们从一个74年的桎梏中刚刚挣脱出16年，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休克疗法，依然保持了总体的和谐与稳定，应该说是让人欣慰的。有几次，我将贵重物件放在饭店，独自一人在夜色浓重的大街小巷漫游，直至凌晨，我想看看会遇到什么。灯影下缱绻的情侣，台阶上喝醉的男人，街角拉小提琴的姑娘，还有出门遛狗的老人。我迷路了，拿出我饭店的卡片，递给一个青年，他陪我走了一段路，然后用手势告诉我剩下的路该如何走。
     最普通的人，会告诉你这个国家的明天是怎样的。
     祝福俄罗斯。也祝福我的祖国。
    
     这次游历中，我曾和同行的师长友人谈起一个近乎与无厘头的问题：如果没有无可选择的强制性的俄苏文化灌输，我们这几代人会如何？一是延续五四以来多元文化的传统，一是倒向欧美，一是全面封闭，如北韩那样（到了六十年代之后，实际已经是那样了。）在这几种可能性当中，俄苏文化的强力入侵，还不算是最坏的一种。起码它的意识形态文化没有我们曾经走的那么远，那么彻底。它还多少残留了许多人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它还以老大哥之威势裹挟了那些优秀的古典文化艺术进入到这一片荒漠的土地上来。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果戈里，列宾，列维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便是最严酷的斯大林时期，有些东西也成为我们的一丝清新之风——《小路》，《灯光》，《喀秋莎》，让我们知道除了“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杀——嘿！”之外，还有这样的战争歌曲，还有爱，期待，与怅惘。文革前一年，我在那个前身叫做中苏友好剧院里，看过一个苏联歌舞团的演出，其中竟还有穿着白短裙的《天鹅湖》片段——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都在学雷锋，许多家庭富裕的孩子，有意在自己好好的衣物上打个补丁以示艰苦朴素。

    
     俄罗斯依然有着它许许多多的问题，腐败渎职，效率地下，贫富悬殊，管理混乱，道德滑坡……搞市场经济了，我们这边所有的问题，那里也能找到它们的倒影。但是，在那里，这些是受到制约的——那就是人民的声音和他们手中的选票。一个刚从74年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又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休克疗法，能够保持总体的和谐与稳定，应该说是让人欣慰的。有几次，我将贵重物件放在饭店，独自一人在夜色浓重的大街小巷漫游，直至凌晨，我想看看会遇到什么。灯影下缱绻的情侣，台阶上喝醉的男人，街角拉小提琴的姑娘，还有出门遛狗的老人。我迷路了，拿出我饭店的卡片，递给一个青年，他陪我走了一段路，然后用手势告诉我剩下的路该如何走。
     最普通的人，会告诉你这个国家的明天是怎样的。
     祝福俄罗斯。也祝福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