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五.四”，到处都有一些纪念，尤其是拿“五四”来做校庆的北大，今天又该纪念它的110周年了。六年前写过一个帖子，意欲说明把“五四运动”强扭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没有道理的。“五四”开创的是“打砸抢”的先河，它非但没有任何“新文化”的企图与行为，恰恰相反，“五四”实实在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的热烈追捧只是一种权力支配下的民粹主义大力张扬。一股“爱国无罪，捣乱有理”的潜意识弥漫了好几十年。当然，这里爱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国，而非民族国家。中国的爱国者往往竭力贬损伟大的抗日战争，不惜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拼命抹杀代表中国国家意志与民族尊严的大决战的意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这种“捣乱”之所以“有理”，全在于它的投机性质。本来，北京各校商量好要在5.7“国耻纪念日”集会游行的，3日北京社会各界政、商、学乃至部分军人紧急集会，约定由国民外交协会主持邀请社会各界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还约了上海等地各界集会互相呼应的。已知情的北大学生组织连夜开会，决定次日（星期天）13所大专院校学生下午奔天安门集会游行，很难排除抢头功之嫌。后世的爱国者更是斜着眼睛窥视权力的脸色，投其所好地表现，以显示自己的忠心。例如，98年印尼大规模排华（我们的媒体不说“反华”），暴徒奸淫烧杀死难华人达数千之众，损失财产无法统计，只因官方低调，于是我们的爱国者也都视而不见，没有谁跑到印尼使馆去喊口号贴标语。随后发生的南联盟使馆被炸、南海公海上意外撞机，爱国者们肾上腺素激增，群情激昂。同胞的生命财产都轻如鸿毛，要是损失在“第三世界”那就比鸿毛还轻；只有涉及国资才可能重如泰山，倘与美国有关，那就要比泰山还重。
　　
　　不经意间看见了另一种抨击“五四”的意见，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就是它弄出来的。例如于丹在《百家讲坛》里说的：“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七十年代的“批孔”运动...这两个运动全面砸烂孔家店”。此乃误导。“五四运动”的全部口号及宣言里根本没有任何涉孔或冒犯传统文化的内容，他们只有一个呼吁：“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根本没提什么“新文化”。它事先准备好的宣言是用文言文写的，宣称“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罗家伦临时草就一个白话文宣言也只谈“救亡”，无涉“新文化”。策划“五四”游行活动的国民杂志社本身就不乏反对“新文化”、力主“国粹”的人士；占多数的主流派主张新、旧文化并存，担任3日策划大会主席的易克嶷就是他们的领袖人物；坚持“新文化”者如张国焘、许德珩亦为少数派。积极策划游行的学生组织里还不乏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早就策划要惩办三个“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引火器物也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试想，守旧派首领康有为、奉系军阀吴佩孚、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等都发通电声援“五四”，莫过他们都支持“破坏传统文化”？
　　
　　“五四”是个符号。其实，与其主题相同的游行示威前一年5月21日就已经举行过一次，规模跟“五四”差不多，只因没有暴力行为，数千人和平游行至总统府递交抗议“二十一条”的帖子，冯大总统亲自接帖，也就散伙了，没搞出“火烧赵家楼”这样的轰动，于是销声匿迹，大家都不记得了。由此可见，“五四”之所以“名留青史”，其暴力行为是根本。因为它符合“革命是暴动”这个信条，而且这个暴动又符合列宁后来给中国革命规定的方向――“反帝”，锋芒所向直指西方文化。1922年1月21日苏俄召集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五四”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参加了，他在回忆录里说这次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p207）他还进一步解释道：“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p209）可见，中国之所以不断往“五四”放的这把火上浇油，是因为它的楷模作用是为苏俄要侵占唐努乌梁海，同时肢解中国使外蒙古独立，需要把中国人的仇恨引向西方，且它很轻易地就可以同中国传统排外文化搅合到一起，为国人所接受。撇开苏俄在中国搅浑水获利不谈，“五四”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非但不是什么“全盘西化”，正相反，它蛊惑起来的恰是在“反全盘西化”旗帜下的排外主义，是“义和团精神”换一种形式的发泄。只因单独说“五四”实在难以服人，就把“新文化运动”给搭了秤头，移花接木凑出些光彩来。一个历史真实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光荣传统”不折不扣正是其精神支柱之一；另一根支柱是湖南农民“痞子运动”。北大才女林昭说过：“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北大，五十年之后幸亏还出了一位佼佼者，只可惜她的母校未必买账。
　　
　　早在1915年就开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它提出的口号也不是“砸烂孔家店”而是“打倒孔家店”，意即扳倒孔子文化的统治地位而已，并没有彻底否定孔子。“新文化运动”实在只是“旧文化运动”的延续，马克思评述鸦片战争时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关系”。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开始，中国的远见人士如魏源、姚莹、洪仁玕、文祥、郭嵩焘、曾纪泽、张之洞、李鸿章、王韬、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纷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实现富国强兵之梦。这个“旧文化运动”宗旨在于“中体西用”。其实此论并非张之洞首创，改良派冯桂芬1861年在《采西学议》中就提出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孙家鼐1896年在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正式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概念。张氏1898年写《劝学篇》重复论证时谓：“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他批评“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貌似折中其实有侧重：“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交叉使用“旧学、新学”，“中学、西学”其实指出了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差别。在严格闭关自守的条件下，即便只是“为用”，也有进步意义。后世却只谈“中、西”不提“旧、新”，巧妙地把落后与先进转化为地域差别，撇开强调学习西方体制的“西政为要”，其实是从张之洞的立场上后退了一大步。
　　
　　其实，在“旧文化运动”中已经有“新文化运动”之苗头了。突出的案例是：1895年6月，李鸿章在为英人李提摩太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序时写道：“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夏后传子，汤武征诛，则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于此时，天欲与中国以大一统之势浸淫二千余年。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读懂这段话你不得不为李中堂在马关条约墨迹未干之时便有此惊世骇俗之言称奇，他根本不以为民主体制是“西方文明”，中国文化里早就有了；两千多年专制体制其实只是走了邪路。大清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也不能全看成坏事，它至少导致“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的局面，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从旧学或圣贤那里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把握住时机就能“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又过三年，西太后代表旧恶势力镇压了维新运动之后，拿一堆弹劾李的奏章谓：“有人馋尔为康党。”李答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看来，今日中国还不如李鸿章一百多年前的眼光的，多了去了。
　　
　　“新文化运动”的佼佼者们所主张的，即“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的另类称呼。“新文化运动”与“旧文化运动”的根本差异应该是放弃了“旧学为体”，另一种说法就是“西化”。30年代“全盘西化”的坚持者陈序经说：“陈（独秀）氏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之外别没所要。那么，陈先生所要的西化却非全部的西化，而是部分的西化。”它不像孙中山所说的“美国为先进文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要“把中国化成美国。”老孙是“有奶便是娘”的主，说此话为的是求美国政府资助他统治中国。及至此望落空，“这时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转而又要“以俄为师”了，不惜牺牲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领土。陈独秀认定：“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于是主张：“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新青年》，1917年5月1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所谓“西化”，正是当年论战中国粹派抨击新文化的一个论据，它其实也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对于外来文化不设防，一切可用者统统拿来。
　　
　　在我读过的许多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里，不能不感到作者们面临的尴尬：他们除了干巴巴地笼而统之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根本无法言说“五四”与“新文化”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五四”只是打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楔子，硬性探讨这根楔子是被嵌入物体的有机成分显然不明智，但我们不难探讨这根楔子给它造成的伤害。
　　
　　新、旧文化运动总称“西学东渐”，其早期的传播主体系外国传教士，继之为旧官僚。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主体基本上是一批并不固定于体制的、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就是旧文化运动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发起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他们成为我国各个学科以及高等教育界的开拓者。到“五四运动”暴发前，“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已经如日中天，不仅欧美各门类的科学书籍在国内大量翻译出版，本国各种科学、文艺创作也与日俱增，社会环境的民主氛围亦日渐浓烈，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里颇为得意称：“全国一致的崇信”。在各种学术文章涌入国内的情况下，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也被翻译出版，只是不成其气候。然而经“五四”这个全无文化背景的事件一折腾，局面顿时改观了。
　　
　　被“五四”这根楔子楔入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分化，首先是抨击“赛先生”的声浪日渐高涨。原本力捧“赛先生”的严复、梁启超转而成为严厉批判“科学万能论”的领军人物；严复诗云：“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梁启超写道：“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了。”梁先生自戊戌以来，一直是思想文化界的泰斗，那时拥护新文化的精英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无人不受其启迪。而今连篇累牍开始批判“科学万能论”，呼吁青年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方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国学，使全人类都得到它的好处，其旗帜作用可想而知。李石曾不失时机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红极一时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借“五四”之折腾逐渐“压倒西风”。不仅如此，国粹派也重新抬头，文化保守主义收复了曾经被“新文化运动”占领的大片阵地。急得没啥办法的胡适先生，只好仓皇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结果不容乐观。妙处在于，苏俄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如鱼得水，就连睿智的鲁迅先生吧，尽管他坚守着“新文化运动”对于“染缸文化”的揭露与批判，也忍不住去做“左翼文化联盟”的旗手了。故，老毛热捧“五四运动”不是没有原因的，“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么！（200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