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电脑时，突然发现几年前写的一篇未完成的稿子，竟忘了什么时候写的，又为什么搁置了的。现发与朋友们消遣。）

一

我死了，死在正月初十。

本来想熬过这个春天，好再见见那黄得如梦一般的油菜花，可无常小鬼竟一丝通融不得，连元宵节都不让过，在那个漆黑的晚上将我锁了便走。任凭一家人在那边捶兄顿足，鬼哭狼嚎。

其实也不怪无常，不见节前那个医生神秘兮兮地对我哥哥说“拖不过春节了，你们准备准备吧…”

他以为我正在昏迷呢，亏他还拿了我家好几次红包！

妻是个乡下女人，虽跟我进城二十多年了，可还是乡下人的脾气，她硬是在春节前把我从医院拖回家，她以为要死也得死在家里，否则将成为孤魂野鬼。

她做得确有道理。

回到家里，好几天，我感到状况有所好转，初九那天晚上我还喝了一碗鸽子汤。然而他们在一旁嘀嘀咕咕说这是什么返照，我真想骂他们一顿，可没有力气，再说当夜就被无常带走了。

我被他们放在一扇不知哪儿弄来的门板上，身上裹得“花团锦簇”，脚后跟点了一盏油灯，忽闪忽闪地，妻在一旁干嚎。那边他们搭了一个蓬子，我知道这就是灵蓬，灵蓬里有我许多“生前友好”，他们在为我守灵。可气的是，灵蓬里没有一个悲哀的人，他们白天黑夜地在搓麻将，全然不顾一旁的我，似乎我已经是一个物件，是道具。他们以为我死了是不会介意的，是的，我不介意，可我觉得他们好笑，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搓麻将岂不好，在一个死人边上，还有一盏凄凄惨惨的油灯，没劲。

最可气的还数我那宝贝儿子。爹死了，他不悲不痛，与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搓麻不算，还说什么“老头子教了大半辈子书，学生出息了一大批，可自己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啥也没落下。”这个大逆不道的混帐，我若不是死了，非把他搓麻的桌子掀了不可。想想也怪不了别人，谁让自己一直宠着他呢？读书时替他背书包，惟恐儿子累着；大学考不上，到处托人给他找工作，如今，工作还没有正式搞掂，他香烟老酒已经开销上了，还交了女朋友。幸好我是真死了，否则也会被气死的。

我在门板上已经躺了三天了。

自己都闻到了一股怪味儿，这是一种腐败的味道，十分难闻。他们居然置之不理，依旧激战方城，直到火葬场白色的面包车开到家门口。

两个扛着担架的殡葬工朝我走来。他们一色白大褂，白帽子和白口罩，若不是已经与无常会过，我恐怕会以为他们就是无常，也许就弄出一场误会来。一个白大褂把我的被子稍稍掀了掀，瓮声瓮气地说：“怎么搞的，都有味儿了，没法搬！”说着就往外走。我哥急忙迎上去：“哎…师傅…等等…”一边将包好的800块钱塞进他的手里。白大褂笑纳之后，似自我解嘲地嘟囔了几句：“今年这天…不冷…容易坏…”

面包车里已经有四个同伴了，两个老人，一个孩子，我压在他们身上。殡葬工怎么会这么干，我知道他们肯定是违章操作。果然，他们一路又装了三具尸体，二男一女，全压在我身上了。此刻，我考虑的倒不是自己的遗体是否受到了侮辱，我在想这两个殡葬工一上午就至少收了3600元小费，如果下午再收3600元就是7200元。天哪，他们俩一天的外快就比我教三个月的书还要多！

一路顺利，警察见了这车没有一点脾气，路人和其他司机也避之惟恐不及，我和车中另几个同伴可谓受尽哀荣。

二

匆匆地，有人在我脸上抹了些油彩，大概就是给化了妆了。然后，就被推入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吊唁厅，活着的人要跟我告别了。

吊唁厅不大，按我的身份这种规格足矣，大的租金要贵些。厅里，沿墙壁放了八九只花圈，上面胡乱涂着什么“驾鹤”、“千古”之类。我的上方，即对着正门的墙上有一白底黑字的横幅，上用黑体写着“河水同志追悼会”。横幅下面是我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片左右绕了黑绸，黑绸上落着不知多少年的灰尘。这里的照片天天在换，而黑绸成了固定的格式。

不知何时，厅里已经站了不少人，有个气色极好的胖子被大家簇拥着，他是本市的教委庄主任，不，庄局长。刚刚得到通知，教委又改回教育局了。人们围在庄局长周围，为庄局长亲自参加一个普通教师的追悼会而感动。其实，只有躺在有机玻璃罩子下面的我知道，他庄局长能亲自参加这个追悼会，完全是为了挣脱心头的重负，这个重负，就像他头上的乌纱一样的沉重。

三十年前的庄福根，就是现在的庄夫亘局长，是和我下在一个村的知青。

我们曾在一口锅里吃了四年的饭，好得就像一个人。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那时，他比较孱弱，干不了重活，我们几个知青就特别照顾他，让他在家做做饭，喂喂猪。74年，公社给村里一个上大学的指标，按理这个指标非我莫属：我是公社知青标兵，又是知青户长，我去上大学绝无异议。但谁也没有想到，我将这个指标给了小庄。

这年秋天，他带着感激的泪水告别大家，到省里读大学了，临行，他对我说：“哥，你这个情我永远忘不了！”

三年后福根毕业，分到市一中教书，这是市里最好的完中，省重点。他很快成了业务尖子，继而入党提干：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副校长，直到市教委副主任、主任。35岁就当上正处的他，开始发福，清瘦精干的形象不再，连名字也改了，叫庄夫亘，要比“福根”深奥得多。

我还没有返城的时候，他来看过我两次。在我代课的小学那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我俩醉了两回，依旧亲如兄弟。可是，当我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毕业也分配到市一中后，我们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特别是在高级职称评定时，庄副校长在友情与利益之间，选择了利益。他利用他的关系，硬是让他的夫人，中专毕业的学校团委书记评上了高级教师，而我，临死还是“中教一级”。

追悼会开始了，由校长任瘸子主持，本来是副校长主持的，见来了局长大人，校长只好出场了。任校长的腿是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打瘸的，他原是市里很有名气的物理教师，且为人十分正直，他28岁就当了一中校长，据说若没有文革，任校长的腿若不被打瘸的话，市教育局长的乌纱帽戴不到庄夫亘头上。

低沉的哀乐过后，任校长请庄局长致悼词……

（为什么没有写下去？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