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遥远的土地
作者：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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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遥远的土地
作者：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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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遥远的土地
大 院 春 秋
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往事随风逝去…… 照片上这个长满野草荒芜一片的院子，曾经是木楼五个青年队中最气派的大院，乍看上去，颇有北京大四合院的风范，只是更大些而已。当年的院子中间还经常停着队里的东方红拖拉机，显得生气勃勃。我高中毕业下乡前，曾和几个同学到木楼考察，试图选一个好一点的青年队。一来到西里，马上就被院中的拖拉机以及当时是整整齐齐的大院吸引住了。二话没说，回学校就在志愿书上填了西里。那曾想到了西里才知道，这是全公社最落后的一个青年队，不过好在还有个拖拉机作安慰。一年后，当我成了队里的女拖拉机手和车长，几度下决心要改变西里的落后面貌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甜酸苦辣。然而我从未后悔过选择了西里，也从未后悔过我在这里度过的一段知青生涯。 ____井台其实故事多____照片前方这排房子，我们下乡时并没有。那里原有一排排的钻天白杨和院里唯一的水井。沁阳水浅，挖开地皮一米多深就能见水。所谓水井，也就是一个深点的坑加上砖砌的井沿而已。井在男生宿舍前面，而男生宿舍离厕所较远，所以大家都觉得井水不太干净，尽管掏了很多次井，吃的水仍要从村里的吃水井挑来。 井水冬暖夏凉，女生们常在井边洗头洗衣服。这时，男生们就会过来帮着从井里往外提水，然后顺手递件衣服给女生让帮着洗洗。慢慢的这种随机帮忙逐渐演变成了固定的互助。谁帮谁打水，谁帮谁洗衣服都有了一定之规，颇有点一帮一，一对红的味道，并由此衍生出许多故事。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我在西里的三年里，几乎从来没有帮任何一个男生洗过衣服。因为当时我特别讨厌洗衣服洗碗这种事情，宁愿从井里往外提水。所以我经常和同宿舍的女生合作，和她们一起洗衣服。只是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井台洗衣服时，一个刚刚摔坏手的男生端着衣服走过来洗，我看看井边没有其他女生，又无法逃走，只好硬着头皮向这个男生伸出援手，帮他把衣服洗了。记得那件衣服下水后又厚又硬，非常难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院里原来还有另一口井在大门附近，那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坑。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突然从井边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大家跑出来找了半天，才发现队里最胖的女知青奎娥正在那深水坑里挣扎，真不知她是怎么进去的。大家忍着笑好不容易把她弄了出来，后来就把这口井给填了。 ____哪些才是“玉米棒”____秋天时院子里总是堆满了各种各样收获来的果实，其中最多的是挂满墙上和树上的一串串金黄的玉米穗。等到玉米干透后，劳动一天后的知青们又多了一件事：剥玉米。于是晚饭后大家围成一圈，中间堆着待剥的玉米，随着剥出来的玉米越来越多，圈子越来越小，什么时候剥完了，大家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剥玉米一般是用已剥去了玉米粒的玉米芯在另一个玉米上搓，开始时大家总是兴致勃勃，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然而时间一长，一天的劳累悄悄袭来，说笑声渐渐低沉，个个变得昏昏欲睡。 一天晚上，正当大家似睡非睡，仍机械地向最后一点玉米进攻时，突然听到“老头”余龙智的一声大叫“我的脚！”所有的人都睁开了眼睛望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老头”的脚在月光下看上去和玉米棒差不多，不知谁睡眼朦胧抓起来就使劲搓了几把。给“老头”一搅和，大家的瞌睡全没了，剩下的一点玉米也就很快剥完了。 ____谁是西里“球星”____大院中间有一个篮球场，照片上那个破损的篮球架还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光。晚饭时分，往往是球场上最热闹的地方。爱打球和会打球的男生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女生们则端着饭碗坐在场外，一边吃饭一边指指点点。每逢这时，球打得好的男生就会格外卖劲，从而赢来场外一片喝采声和闪烁的目光，这让不会打球的男生颇觉得英雄气短。记得球打得最好的是二李，李海清和李亚军；二流水平的好象有阎保成，孙宏庆，任怀庆，张二元等。球打得好的人可以时不时地到公社篮球队集训，即有好伙食又不用下地干活，让不会打球的男生很是羡慕不已。女生中会打球的人不多，印象中也就果齐鸣和我能投个篮或跑个三步什么的，其他人似乎连球都拿不稳。 我比较爱好的运动是用网把双方人马隔开的运动，象排球和乒乓球，后来又添了个网球。据其他女生评论在这几项球类里我能算是男子组的中上水平，有些男生为此很不服气。不过大家还是承认，我和阎保成组成的乒乓球双打在西里几乎是所向无敌。保成罹患癌症已经去世，我也就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重铸辉煌” 了。 ____他们依然很年轻____篮球场东边的草地上，印象中还有一些单杠双杠以及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一天傍晚，大家被院中的阵阵嘈杂声和口号声惊动，纷纷跑了出来。只见院子里有七个男生排成一行，高举着拳头，新剃的光头正热腾腾的冒着气，嘴里还阵阵有词地念着什么。原来哥儿几个正在进行剃头宣誓，誓言内容大致为：为了将来能更好得完成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任，从现在起，他们要坚持早上锻炼身体，决不再睡懒觉。最后以一段节奏激昂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作为结束。看着“七兄弟”严肃的模样，我们几个女生强忍着没敢笑出声，有人不小心“嗤”了一声，也被旁人愤怒的目光吓得咽回去了后面的声音。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七兄弟”不知上哪儿跑了一圈儿回来，然后就在单双杠上腾飞翻滚起来，七个汗水淋淋的青皮光头在阳光下上下飞舞，烁烁闪光，煞是好看。这一动人的景色持续了两三天，晨练的队伍便销声匿迹了。球场边的青草也越长越高，萋萋野草最后把那些单杠双杠都淹没了，只剩下不知谁的破袜子依然搭在上面隐约可见。这几个男生当时住在同一宿舍，记得有李亚军，阎伶俐，阎保成，任胜利，段建成，张勇和魏茂林。正当他们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一次几乎把他们送入死神怀抱的“煤气中毒”让他们再也无法坚持剃头时的“宣言”。“小孬”段建成还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终因无钱医治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七兄弟”如今只剩下五人了。 当我用平淡的口气谈论我那些早逝的知青伙伴时，我其实心里很难过，我常常会看到朋友们笑着向我走来，依然是那样年轻，依然是那样充满活力。 ____人人都有一首歌____虽然是下乡，但由于是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同学同在一个青年队，感觉上和仍在学校差别并不大。只是同学变成了同伴，上课变成了上工，下课后各自回家变成了收工后一起回大院。原来是好朋友的仍是好朋友；原来不熟悉的，在这里变得熟悉；原来就熟悉的，在这里变得更熟悉。既然是年轻人在一起，文娱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吹吹弹弹，拉拉唱唱。当时院子里最流行的乐器是口琴，几乎人手一个。我就是那时学会了吹口琴，开始吹一些象“北风吹”、“东方红”一类简单的曲子，后来就可以熟练地吹出一些较复杂的曲子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是很多人的口琴练习曲。只要每首新歌一出来，马上就会有人找来歌词和歌谱。如是好听的歌，院子里就会听到处有人哼唱。豫剧《朝阳沟》中有很多知青们喜欢的段子，记得队里有个傻小子一天到晚扯着嗓子唱“我的心比那冰棍还凉”，据说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可到了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一首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我和几个女生常常聚在一起轻声唱她。每次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时，心中总会涌起一阵冲动，很希望自己也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象刘胡兰、卓娅和古丽娅一样表现一下自己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记得李亚军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还有一个和这首歌有关的故事。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哼这首歌的第二段，当他唱道“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时，坐在他边上的一个青年女子瞪了他一眼。他又接着唱道“悄悄望着我不声响”，那女子气得拂袖而去。亚军爱侃，这故事当时我们听着也就是半信半疑。我那时特别相信报纸上的话，曾犹犹豫豫地问过他这首歌是不是批判歌曲。他对我不屑一顾地嗤了一下鼻子，说了一句粗话，大意是说我小学生一个啥也不懂。 “老头”余龙智最拿手的是样板戏，八个样板戏背得滚瓜烂熟，每一出都能从头唱到尾，饰演各种角色且不用看稿子。“老头”特沉醉于这种表演艺术，逮着个人三句话一投机他就会唱起来。可惜的是嗓子不太好，刚听时还有点新鲜感，时间一长就有点受折磨的感觉。后来一发现他有表演的欲望，就连忙找个借口溜掉，实在不行也只好闭着眼睛受一会儿罪。有一次公社开知青代表大会，代表们发完言后主持会议的公社李书记让大伙儿出个节目娱乐一下，东里青年队的一个代表就建议让余龙智唱一段样板戏。我们西里的代表赶紧向他呲牙咧嘴使眼色，不过已来不及了。“老头”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台，可逮着一个好机会！这家伙把他最心爱的《杜鹃山》从“家住安源”开始唱起，一会儿是“柯湘”一会儿又是“雷刚”大有不过把瘾决不下台之势。后来其他几个青年队的代表也看出苗头不对，趁他换气间歇时一起使劲鼓起掌来，希望他就此打住我们好散会。谁知“老头”越发兴起，掌声一停，他深吸了两口气说了声：“还有”，接着又唱了起来，真让大家哭笑不得。那天为听“老头”的《杜鹃山》，我们差点儿连公社的会餐都没赶上。没办法，推广样板戏的积极性还是要鼓励的嘛。 ____你是否还记得____逢年过节，知青们还会排练一些节目，大院就成了排练场。记得一年公社汇演，我们一心想拿上个名次，很卖力地排练了一台节目，希望公社汇演完能参加县里的汇演。节目里有三句半，大意是批林批孔的；有口琴合奏、样板戏清唱等，最后是一个压轴节目，即大型表演唱。结果到底还是被东里青年队的节目给比了下去。东里有个张兰琴，读书时就颇有节目编导才能，我们也只好甘拜下风，破灭了进城的梦。当时表演唱所选的歌名我已不记得，好像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歌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首歌： “塞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 膀；我们的一生，要写下新时代的春秋；我们的奋斗，让世界改变了模 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五七道路多么宽广。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 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了表现这首歌的意境，我们曾绞尽脑汁地为其设计表演动作。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动作是唱第一句时，要挺直腰并把胳膊举在眼睛前，作出狂风再大也不怕的姿势。现在想想，很觉得幼稚可笑又可爱。当年唱这首歌时，颇有点荡气回肠，壮士断腕的感觉。现在唱起它，仍觉得很亲切。不知道我的知青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它？ ____无言的“朋友”____院子的最东北角，是队里的牲口棚，有时我们也叫它马房。队里的几头牛和一匹从部队退役下来的马都放在这里喂养。晚上时分，棚内的灯光和牲口有节奏的咀嚼声会把知青们带到这里聚在一起聊天。马是一匹战马，干活不怎么样，却是很多男生的心爱之物，他们喜欢骑在马背上奔跑在田间小道上，一过驰骋疆场之瘾。一天下午，这马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了院门，没等大家看清楚怎么回事，它已经冲进了马房。再仔细一看，只见贺水平在门框上吊着。原来贺水平正在和战马练习骑马钻马肚和捡牛粪等高等骑术，忽然听到附近驻地部队的一阵军号声，这马大概以为是集合或吃饭之类的召唤，顾不得背上末流骑手惊慌的叫喊，扬起四蹄迅速奔回了“营房”，军令如山倒吗。若不是贺水平急中生智伸手抓住了门框，他今天也当不了焦作市“亿万大饭店”的副总裁了。 棚里还有几头耕牛，春种夏收样样离不了它们。牛不仅干活任劳任怨，还是有感情的动物。记得有一次一头牛得了“牛瘟”，无奈之中只好找人把它杀掉，当这头牛中刀倒下时，我们都看到旁边牛的眼睛中也流出了眼泪。这让平时满不在乎的男生们也心软起来，赶快找来毛巾把它们的眼睛蒙住。从此之后，我对这些不会说话的生命就有了一份尊重。说起牛，西里知青个个都忘不了一头金黄色的老犍牛。它力气很大，脾气又很温顺，每逢找不到男生帮我们推车发动拖拉机时，这头牛就成了我们最好的帮手。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趣事。我和燕琴成了青年队的拖拉机手之后，队里的几个男生很有些“酸葡萄”情结，经常讽刺我们的拖拉机是“推拉机”，要人推牛拉才能发动。不如卖了多买几头牛，大家驾着牛车一起走社会主义阳关道。我那时爱车如命，虽明知这些话不能当真，还是一听就炸。男生人多嘴杂，吵来吵去我总是处在下风，恼羞成怒之余，只好拿出杀手锏，让“牛哥儿们”从此别坐我们的“推拉机”。过了几天，我在我的桌子上看到一篇署名“赶牛车的人”的短文。文中写到： 关于“牛车好还是拖拉机好”的问题，说起来也没什么好争的。不过看着神气十足的“车长”气得要哭，倒让我们暗自窃喜。你想你是队里的拖拉机手，酷爱你的“铁牛”，我们没有那个福分，难道就不能让我们“酷爱”一下憨厚老牛拉的车吗？其实牛车的好处你没有体验过，你也就没有那种赶牛的快乐感，给你讲一个老牛的故事，希望你也加入“牛车好”的队伍。 茂林和我常常赶着我们的老犍牛到三十里外的西万乡给队里换面，一路上要爬坡、过河、穿过城区。说来有趣，我们的这头牛有一个特点，回家的路记得特别清楚，一路上不管拐了多少弯，走过多少叉路口，它总是能按原路返回。它不但认路，而且还会躲避。走在路上，不管是前面有车或者是后边有车，只要喇叭一响，它就会自行将车拉到路边行走，如果遇到大车或者是其它车辆离我们的车太近而比较危险的话，它还会靠边停下来，等别的车过后再走。所以，每次回归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上车便倒头就睡或者尽情地胡吹神侃，从来不管路怎么走或者走到什么地方，任由老牛把我们拉回家。许多次都到家了我们还不知道，直到别人把我们叫醒，爬起来一看，老牛已把车安全地拉到牛屋门口。 咱们这头老犍牛还有一个秘密。在它的尾巴上方有一个穴位，只要用手按着这个穴位，老牛就会快跑起来，跑起来的速度绝不比咱们青年队那匹退役“战马”差。而且只要你不松手，即使它已累得口吐白沫，也会一直不停地跑下去，颇有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只是我 们很心疼这头牛，很少动用这个秘密武器。 怎么样，“牛车”不比“铁牛”差吧？最起码有你享受不到那种轻松，你有的只是瞪大双眼、凝视前方，随时随地去处理险情的危机感。下次你的“铁牛”消极怠工时，欢迎你来乘坐我们可爱的“牛车”。 看了这篇短文，我虽然没有投降到“牛车好”一边，倒也没再坚持原来的禁令。 ____悠悠岁月说当年____二十多年后，当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大院时，我第一个想看的地方其实是当年我们亲手建立的一个小图书室，但我又很怕写它，怕写得不好破坏了它留给我的一份美好。图书室是位于大院最西北角的一间小房子，和队里的伙房成直角相邻，看上去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我曾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了我大学时代，撰写了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我曾到过亚洲之最的北京图书馆，在期间流连忘返；我也曾在斯坦福大学的迈耶图书馆和胡佛图书馆内，惊叹其藏书之丰富以及计算机查询系统之完善。然而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忘怀的却是西里青年队这个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小小图书室，是在那里点着油灯读书的日子。 我们的图书室很简陋，墙上挂着木制的报夹，夹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书架是由木板、砖头和窗格拼凑成的，上面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床板和长凳支成了读书桌，桌子四周放着长短不一的凳子，记得有一条凳子只有一条腿，还要靠在另外的凳子上才站得住。图书室的书不算多，找到本好书大家还得排队轮着看。尽管如此，这个小小的房间却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块绿地，它给我和朋友们在西里村的知青生活带来了一抹春色。每天开饭时及收工后，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年轻的歌声和笑声带走了一天的疲劳，也冲淡了对前途对未来的惆怅。读书看报的乐趣，填补了不少空虚的日子，同时带给了我们星星点点的希望。最令我们得意的是，这个小小的图书室还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农民和其它大队的知青，让我们这个几乎处处落后的青年队总算有一点光彩耀人之处。 图书室是当时青年队队委兼保管秦勇的杰作，他一直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豪，也让队里的其他知青和带队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说起这事儿，我还真有点不服气。本来吗，我是大家公认的书迷，就连在我们大院驻过的解放军某部干部战士都知道西里青年队的“车长”最喜欢看书，岗哨交接班的记录上我们宿舍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的。那时我每次出车路过公社和县城时都要到新华书店去租几本书看。记得一本书一天要一分钱，但由于我把书拿回来后，其他伙伴们也想看，所以一本书要在院子里转上一个月才能拿去还掉，租金就成了三毛钱了。要知道，队里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才一毛钱，看书却消耗掉了我的大部分工分。图书室建好后，县知青办为了表示支持，不禁捐赠了很多书给我们，还让公社和县里的新华书店免费向我们借书。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当秦勇告诉我他的想法时，我心中很有点沮丧，白白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还把一个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了这个小保管。不过想到有了图书室可以免费看到很多书，拨了一下小算盘，我也就没和他计较这个荣誉该归谁的问题，还是高高兴兴地利用职务之便帮着他拉东西、找书、布置房间、跑知青办，忙得不亦乐乎，只是从此再也没有从“门缝里”看过他了。这小保管倒也通情达理，有了什么好书总能记得先给我留着，让我省去不少排队等书看的烦恼。 青年队的院子现在变了很多，图书室的那排房子已找不到，不知是被拆了还是划到了院外。我站在可能是当年图书室的地方，一首《往事随风》的曲子在我心里久久地回响着。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看着眼前残旧的房子，仿佛还能听到有人在喊：今天轮到我看这本书了。不知我那些当年争书看的朋友，现在是否已拥有了自由的空间去读自己想读的书？不知我热爱的这块国土上是否从此不会再有任何一片文化沙漠？ ____祝愿人人都平安____在将结束这篇关于青年队大院的故事时，我突然想起了这里发生过的一件最悲惨的事，那就是拖拉机手王永的葬礼。王永因驾驶事故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个大院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西里，他就埋葬在木楼的土地上。出事的当天，他刚刚和东里的一个姑娘定了亲，怀着满心喜悦登上了驾驶座；出事的前一天，他还对我说要和我谈谈青年队的工作。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拖拉机手，一个普普通通的西里知青，但他却是他年迈父亲唯一的儿子。至今我都还能看到那天满目的白花和满目的黑纱，能听到满院子凄凄惨惨的哭声。每逢此时，我都想祝愿人人能一生平安。 女生宿舍
不管知青生活是苦是甜，留下的都是难忘的回忆…… 下乡的第一天，队里的老知青就把我们女生迎进了照片上的这排房子。当时房子刚刚盖好，屋内还散发着石灰的味道。这排房子当时中间没有隔开，全队二十多个女生都住在这间大房子里，一张床挨着一张床，床前放着个人的箱子。我因为当时还带了很多数理化和文学的书，又没桌子，只好把这些书堆在我的木箱上，拿起东西来很是麻烦。晚上只要有一人做恶梦，全体女生都会惊醒，关心地跑过去问怎么了。女知青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积极分子 刚下乡时正赶上抢种棉花，每天都要拼命地挑水，生怕误了季节，累得晚上自然是睡不安稳。一天早上醒来时，睡在我旁边的沁阳老知青任万琴告诉我，半夜我在梦里拼命地喊换大桶。从此万琴认为我是真心热爱劳动，连做梦都要用大桶挑水。种完棉花正好碰上推选县知青积极分子代表，万琴极力推选了我，我就糊里糊涂成了一个说梦话说出来的积极分子，进县城参加了代表大会。会上推选新乡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时，原本推荐的是一个似乎货真价实的积极分子，我仅是个候补的，没想到真家伙临时不知有什么事不能去，我又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地区的代表去新乡市参加了地区大会。从此之后为了对得起这“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只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拼命的干活，也就经常光顾各种代表大会，什么妇女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大会等。开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好处，就是每次都可以领一些奖品，有时是一个写着纪念字样的茶缸，有时是一条毛巾。最令我高兴的是有一次发了一套厚厚的小说，名为《征途》，是一本描写中苏边境知青生活的书，非常好看，让我整整一个月都兴奋不已，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有一次会实在开不过来，就让一个更糊涂的家伙到地区参加了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去之前还用奖品对其物资刺激了一通，其实心中颇为这次不能领到奖品有点懊恼。过了几天，开会的家伙哼哧哼哧扛了一把大大的铁锹回到了青年队，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年开会提倡新事物，奖品便成了这把大铁锹，还是由地区领导亲自颁发鼓励代表们扎根农村挖地不止的。光荣是光荣，就是太沉了点。这家伙气急败坏地说：“我这还得把它从地区给扛回来。”我一听赶快逃回了宿舍，关上门大乐了一通，很是庆幸。地区离西里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要坐火车，乘汽车，徒步十多里，再扛上把大铁锹…… 儒法之争 下乡那年正时兴评法批儒，干完活吃完晚饭点上油灯，带队老农王月兰领着我们二十多个女生就在这个大宿舍里练习着把《水浒》里的一百单八将往儒家法家里排队。排着排着就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有人说宋江是法家，有人说宋江是儒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明白，按定义宋江到底应该是法家还是儒家？ 那时儒法之争有点走火入魔，干件事情总要弄清楚是法是儒才行。记得当时女生们政治学习时争论最多的是上山下乡和儒法的关系。大家一致同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定是属于法家，只是招工招干及征兵等应排在哪里实在让人困惑。说是儒家吧，每年都是政府搞的，还要挑选各方面都好的知青；说是法家吧，那大家都是法家，谁的“法”大点呢？要是大家的“法”一样大，谁还愿意上山下乡呢？ 这个问题可让女生们绞尽了脑汁，吵来吵去吵成了一锅粥。眼看着各持己见，争不出个答案，大家就推举我作代表给焦作二中的政治课靳老师写了封信，让专家来论个公道。大家都知道读书时靳老师对我不错，一次政治考试不仅给了我一百分，而且把我的答卷贴在二中校园门口，让我很是出了阵风头。所以估计由我 执笔靳老师怎么着也得给回封信。 果然过了一些日子，靳老师的回信就来了，大家围着我等看答案。我把那封信从头看到尾，又从后面往前看，就是看不明白靳老师的观点，到底知青下乡和招工招干征兵是法是儒，法大法小，信上也是含糊不清，只是鼓励我们更加努力的看书学习，进一步深入开展评法批儒。看来这还真是个不好解决的是非问题。不过，靳老师信上的其他话让我们这群黄毛丫头欢呼雀跃颇为得意了好一阵，倒把个儒法之争忘到了脑后。靳老师告诉我们，他在全校教工大会上念了我们的信，全体教师深深地为我们对政治学习的认真态度所感动，校领导还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西里青年队的女知青们学习。 倒栽杨柳 这个宿舍门前原来有一条用煤渣铺成的路，隔着路是一条半尺多深的沟，女生们可以把洗脸和洗脚水倒在里面，以免泥泞了道路。沟里常常湿润着，沟边就成了种树的地方。春天一到，女生们就在沟边挖坑种上易栽易长的树，让绿色的生命点缀一下我们宿舍门前，也点缀一下青年队大院。当时的主要树种是白杨，这种树长得很快，一年过去就能砍下来用于盖房子了。我从小就喜欢种树，不是因为有什么环保观念，只是喜欢那种小树长大的感觉。所有易栽易长的树中，我最喜欢柳树，因为我小时候住过的焦作一中家属院里有一颗大柳树在洗衣服的水管旁，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天时把嫩嫩的柳条皮剥下来，可以做成清脆的柳哨，软软的柳枝可以编成花环带在头上和脖子上。所有的柳树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垂柳，柔柔的柳枝弯下来垂到地上，给人一种很美的感觉。 下乡第一年时我一心想种一棵垂柳，不幸的是跑遍全村也未找到一棵合适的柳树，见到的只是树枝直直向上的那种。后来想起垂柳的另一个名字是“倒插柳”，突然异想天开，找人从一棵大柳树上砍下了一根枝条，然后在沟边挖好坑，浇上水，把柳枝头下脚上地栽了进去。埋好土后，这棵“树”看上去有点古怪，但我想象着等树长大以后，弯弯的柳枝垂到地上，我就可以坐在树下看书，觉得非常心满意足。第二天收工后，我看到带队干部老王和一个老农（好像是老丁）正对着我那头重脚轻的“倒插柳”指指点点，旁边还有几个男生在窃窃私语。见我过来老王就问我在出什么洋相弄了这么个怪物，我赶忙解释垂柳的好处以及垂柳和柳枝倒栽的关系。没等我说完，旁边的人就大笑起来，只有老王板着脸说简直是胡闹，没听说过这么种树的，说着就让一男生把“倒插柳”拔了出来。我很想挺身而出，保护我的劳动果实，无奈当时刚刚下乡，正出于夹着尾巴做人的阶段，只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了。从此，我再也不知道倒栽的柳枝是否能长成垂柳，再也没想过在垂柳下看书的事了。 七六年的春天，我在粮店的墙角边看到了一棵小枣树，就兴高采烈地把它挖出来栽到了这个宿舍前的沟边。那时我已成为“老知青”，再也没人敢拔这棵树了。小枣树长得很快，也很争气，当年就结了三颗枣子。每天上工和收工时我都会去看看它们，看着一点点长大，一点点由青变红，心里非常欣喜。一天收工时，我又去看那几颗已开始变红的枣子，却突然发现它们不见了。这时有几个男生从旁走过，看着我对着枣树发呆，有一个家伙就笑嘻嘻地说他刚才从枣树下过的时候一抬头，三颗枣子就赶紧掉进了他的嘴里，砸得他牙疼。我明知他在胡说，可也无可奈何。这次重回西里，心里很希望能看到那棵已经长大的枣树，说不定还能看到满树的枣子。然而在这个宿舍门前，除了杂草和灌木外，当年的树全无踪影。想想也是，已经二十多年了，即使枣树能够长大，也早已被砍倒用于盖房子做家具了。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能是永恒的呢？ 似水年华 都说三个女子一台戏，二十多个女生住在一起那个热闹劲儿就可想而知。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是不用上工的时候，这屋里就没断过笑声，尖叫声，吵闹声。其实也不是因为什么事特别好笑，特别令人惊奇，只是因为我们太年轻，太无忧无虑，青春的躯体里有太多的能量要向外迸发。 罗素云，也就是小风，嗓子很好又喜欢唱，屋里常常被她的歌声装的满满的。小风就是“田间演唱”照片里那个在最前面作表演动作的女生，她那时最爱在脖子上搭条毛巾唱豫剧《朝阳沟》里的选段。《朝阳沟》是文革前上演得一出描写回乡知青的戏，河南人男女老少都喜欢看和听。但不知为什么文革时却受了批判，照说知青回乡下乡应该是法家的才对。我下乡时在队里年纪最小，常常和果齐鸣俩人闹些恶作剧出来。早上我起得早，梳洗完毕后看到有人还没起床，就忍不住摘根毛毛草往没睡醒的人的鼻子和耳朵里捅。惊醒的懒家伙自然要追打，我就赶快朝门外跑，所以一般也吃不了什么亏。晚上熄灯后，齐鸣和我常常用手电筒照在脸上作怪样，吓得胆小的女生直往被子里钻，半夜上厕所时仍心有余悸，于是便把我们俩揪起来陪着。我那时胆子大，半夜常被人叫醒陪上厕所（那时倒还没有人让我陪着吃饭），有时一晚上要起来五六次，天冷时就有点受罪。于是挖空心思想了一招，只要有人叫我陪上厕所，我就把所有可能的“嫌疑分子”通通揪起来，所以后来就经常有半夜集体上厕所的事情。尽管由于位子有限会出现在外面排队聊天的情形，倒也解决了我睡不好觉的问题。 韩燕丽爱讲故事也会讲故事，她身边常常会围着一小群人听她绘声绘色地讲笑话，时不时的有人抱着肚子，哎哟哎哟的倒在床上。我就是从她那儿第一次知道了那个“见了牛粪大吃一斤”的故事的。她的丈夫王杰山最初就是被她的故事和笑话吸引，进而爱上了她的，我至今还记得杰山听完燕丽的故事在厨房门口笑得流出眼泪的样子。燕丽燕琴两姐妹是从福建樟州到西里插队的，这里面还有一个伤感的故事。她俩的父亲是木楼土培村人，参加革命前由父母作主娶了亲。南下后解除了这个包办婚姻，与姐妹俩的母亲自由恋爱又结了婚。离婚后前妻坚决不离家，从本家兄弟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从此侍奉公婆抚养儿子打发着清苦的日子，一直到把公婆养老送终。姐妹俩的爷爷奶奶去世时他们的父亲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前来送丧，并拜见了这位独守了一生的前妻。同时让燕丽燕琴姐妹俩来到木楼插队，有机会可以在“大妈”那儿尽一点孝心。“大妈”对她“丈夫”，也就是前夫的女儿视同己出，姐妹俩每次去看她回来时都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带回来，有时我们也能顺便一饱口福。 每次听燕丽讲这个故事，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对她的“大妈”既有敬意又有同情，毕竟那是一个女人长长的一生呵。 楚河汉界 在我的记忆里男生很少到这个大宿舍来串门，最多也就是在门口喊个人名，找着人就走。大概是这厢人实在太多了。四十只眼睛一盯，再厚的脸皮也能把它给盯薄了。那时男生三五人分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所以女生有时就三三俩俩的去串门聊天。沁阳老知青的年纪较大，很多女生据说已名花有主，所以她们各自去找的男生基本上是固定的。焦作知青那时年纪较小，开始时串门主要是以原来读书时的班级为单位，找同班的男生们聊天，一起截车回家等，冬天时到男生宿舍的火炉上烤火打毛衣烧热水，炒玉米豆或分享从家里带来的炸酱咸菜等物，主要目的也就是凑个热闹，而有女生串门的宿舍男生也会越聚越多，个个表现的或彬彬有礼，或侃侃而谈。 我那时爱下象棋，女生中鲜有对手，个别能走两步的我就是让她们卒子当车用也可以赢个底朝天，下起来没啥意思。所以就只好常常到男生那里找对手下棋，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男生宿舍。我下棋从不按棋谱，也不懂棋谱，走到哪儿想到哪儿，比较常用得招数是当头炮。开局时我总嫌双方的棋子儿太多，只要能占一个小卒的便宜，就要和对方拼子，这样一来就显得比较幼稚。所以对手对我就有点轻视，往往是漫不经心地一边支招，一边往他们的竹根烟袋里装那些廉价烟叶，要不就是满不在乎地和旁边的什么人聊天。没料到我在中场才开始暗下杀手，等他们醒过神儿时己方的主帅已束手待毙。不过赖小子们爱悔棋，我的胜利喜悦也就持续不了多久。这时旁观者也会聚集过来，一面起哄一面七嘴八舌地给我递招，所以一般来说我也没什么损失，几乎所有和我交过手的人都有败过给我的记录，只是这帮家伙从来不愿在公共场合承认而已。不怎么悔棋而又不怕认输的有一个沁阳老知青，大家都叫他“糖馍”。据传“糖馍”从小就爱吃放糖的馒头，一顿没有就大哭大闹坚决抵制吃饭，所以“糖馍”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而其真正的姓名倒很少为人所知。 除了下棋，我和果齐鸣还有朱崇立几个女生有时还会到当时队里的司务长朱光元的宿舍里去玩。光元也是沁阳知青，很是多才多艺，最特别的是他会用泥巴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造型，如松年鹤寿等，用玻璃框罩起来后很是精美好看，让我非常羡慕。我还曾经起意想向他拜师学艺，只是后来见到光元要把一块巴掌大的泥巴翻来覆去地揉上四五天才考虑用不用它，想到如果成了他的徒弟这苦差事一定是我的，顿时打消了学艺的念头。尽管师傅没拜成，经不住我死缠烂磨，光元还是答应有空时送我一个他的作品，记得我想要得是一只可爱的小毛驴站在葡萄架下面。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光元有没有找到时间完成这个作品？ 难忘的歌 夏天或秋季的傍晚，如果晚上不用加班，女生们也会三五成群，走出这燥热的大宿舍，到田间小道或河边散步。最常见的是去队里的打麦场上乘凉聊天，那里也是男生常去的地方。麦场上高高耸立着刚刚堆起来的麦秸垛，散发着新鲜的粮食和麦杆的香味。知青们三三两两围坐在清扫得干干净净得场地上，一边让田野上的清风吹着，一边天南地北的聊着。聊天的话题总是跳来跳去，我现在已记不得都聊过什么，只记得有一次讨论过迷路时如何找北极星定位。那时大家都爱唱歌，太阳落山后天色暗淡，即使唱得不好别人也发现不了，只管大声唱就是。所以只要一人起头，麦场上就一片和声。记得那时爱唱的歌有“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浆”，“我的祖国”等，但在麦场上大家经常唱得是一首题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记得其中的歌词为： 月亮在白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其实大家并不特别介意歌曲的内容，只是在自然，原野和自己的歌声中陶醉着，胸中充满了温情和感动。那时我们真年轻！ 意犹未尽 二十多年后，当我和当年一起下乡的同伴们又一次相聚时，不少人还提到了我当年种的那棵“倒插柳”，他们告诉我由于那棵树的样子实在古怪，每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拨它一下。大家都还记得那首我们常在麦场上唱的歌。而且这次倒是有男生承认了我的象棋水平在西里青年队还是数得着的，许多人只能甘拜下风， 这让我心里平衡了不少。 大宿舍虽然热闹，但毕竟人多不大方便。下乡后的第二年，新的房子盖好后，大家就分开搬到了新的地方。我和另外四个女生也高高兴兴住进了我们的新宿舍。从此，结束了老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故事。 西里的“河”
不管知青生活是苦是甜，留下的都是难忘的回忆…… 这个“野”味十足的壕沟当年是一条用于灌溉的水渠。叫它水渠有点拗口，我们就跟着村里的社员称它为“河”。到水渠上浇地被称为“上河”，修整水渠则叫做“挑河”。那时的河看上去要秀气的多，河面约有三四米宽，比现在开阔。两边的堤坝高出平地一米多，坝上被我们修理的平平整整，河两岸杨柳青青。大家也都知道，从县城回村，见到这条河就算到了家；从村子往城里走，过了河就出了西里。如果你问起任何一个西里知青，他们都会记得这条河，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条河的故事。 榜样在身边 我不知道这条河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只知道它载着水远远地走过来，流经很多村落才赶到西里，为村里的三个生产队和我们青年队浇灌土地。青年队没有机井，庄稼有没有收成就指望这条河了。 轮到我们浇地的时候，我们就在照片上那个石桥的附近筑一道堰，堵住流向下游的水头，使我们这里河段的水位提高，然后再用柴油机把水抽到地里。筑堰一般是先在河底打上木桩，然后用装满了砂石的麻袋一层层叠起来，再用麦草和泥土把缝隙填上就算好了。我们那时没什么钱，舍不得买麻袋装沙子，就想了一个折衷的方法，找些树枝架在木桩上，然后一层层堆上麦秸杆和泥土。这样筑好的堰虽然省钱，却极不牢靠，随时都有泄漏和坍塌的可能。 有一次浇地时我和另外几个知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堰修好，河里的水也一点点涨了起来，马上就可以抽水浇地了。谁知这时土堰却突然开始漏水，水把漏洞冲得越来越大。我们拼命往漏水处扔树枝、丢麦草、铲泥土都无济于事，眼看着这道小“水坝”就要塌方，而且马上要轮到下游的自然村浇水了。正当我们急得团团转时，张二元和韩燕琴跳进了水里，他们俩用身体挡住缺口，让我们继续往里填树枝、麦草和泥土，这才好不容易堵住了漏洞。当时还未入夏，跳进冰冷的水中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事后我曾怀着崇敬的心情问二元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哪一段语录激励了他？二元斜着眼睛，象看一个怪物似的瞅了我一会儿，转身就走了。我虽然有点失望，但还是恭恭敬敬地把这件事记到了日记上，做为对自己的鞭策。天天在报纸和广播里寻找学习榜样，没想到原来他们就在我身旁。 知识的实践 提起这条河，西里知青还真干了一件让村里社员惊讶不已的事。 青年队只有一台柴油机，偏偏在一次浇地时坏了，水在我们这里只停留两天，等修好它再浇地无论如何也不赶趟了。正当大家看着脚边流过的水束手无策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虹吸泉。一句话提醒了这群高中毕业生，大伙儿都记得理化课上老师讲过的虹吸现象，于是大家急忙加高挡水的土堰，把水位抬到高出地面，又找来碗口粗的水管，准备让水绕过堤坝流进我们的地里。 课堂上看老师用嘴一吸，水就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但这么粗的管子可怎么吸呀。后来还是贺水平和魏茂林一人端着水管的一头，把它们举得一样高，其他人就往管子里灌水。灌满后赶紧用化肥袋把两头扎住，一头放进河里，一头放进流向地里的水沟里，然后喊声“一、二、三”一起解开两头的封口。后面这个动作折腾了很久，快了慢了都不行。当水终于顺着我们的“虹吸管”流向地里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书总算是没白读。 高兴之余，突然想起还没有欢呼胜利呢，又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地闹了一阵。喊声惊动了附近浇水的农民，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知青们会变戏法，不用抽水机也能让水流到地里”，于是就来了很多人围着看热闹。我们站在河岸上，听着周围的社员们交头接耳称赞到底是有文化好之类的话时，顿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光辉起来，只遗憾公社领导和其他青年队的人不在场，看不到我们此时的风光。 说实在话，在西里村待了三年，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件让我觉得“大有作为”这句话还有点道理的事。记得七七年首次恢复高考时我在焦作市获得了总分第一名，我的母校焦作二中请我回去介绍经验，主题似乎是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都需要知识文化。我就兴致勃勃地讲了这个“虹吸泉”的故事，满以为至少能赚来一圈经久不息的掌声，说不定还会有人喊喊口号。谁知那些学弟学妹们听了后居然无动于衷，还不如西里村的社员能引起共鸣，让我觉得非常扫兴。 一切为了水 水是农民的命根子。 农作物从种到收要浇很多次水，小麦需要水，玉米需要水，棉花也需要水。光是一个小麦就要浇过冬水、返青水、分蘖水、拔节水、扬花水以及灌浆水等，偏偏需要浇水的时节又都落在所谓“滴雨贵如油”的春季。这样一来，争水就成了年年必定上演的节目。轮到浇水的村民见到水还没下来，就会到上游去扒堰放水，没浇完地的村子自然舍不得让水马上流走，争持不下之时，难免就要发生械斗。这种时候，有青年队的村子腰杆儿就特别硬，大家都知道知青们打起架来敢拼命，天不怕地不怕。一次上游的官庄大队没有按时把水放下来，村里的农民就跑来对男生们进行鼓动，说什么官庄人不把咱青年队放在眼里，咱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云云。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听这话就来气，抄起锄头铁锹就往上游跑，女生们胆小怕出事，赶忙叫上带队也跟过去。好在上游村落的知青没有出马，这几个愣头青总算是毫发无损大胜而归（回来后还有人直念叨没过上瘾）。 除了打架外，知青们还是“挑河”的主力。北方农村的冬天是兴修水利之时，知青就被派去“挑河”。“挑河”要把河道疏通，把两边的堤坝修整好。其中最苦的是跳进齐大腿深的泥水里清除河底的淤泥。抛开粘乎乎的淤泥难铲难甩不说，寒冬腊月，冰水刺骨，个中滋味不说也罢。记得每次从水里出来上岸时，凛冽的北风吹来，浸过水的皮肤就会绽开一道道血口，发出一阵“叭，叭”的裂响声。那年月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轻伤不下火线”，倒也很少有人为此打退堂鼓。只是有的女生疼得偷偷地掉过泪，也有人因此得了关节炎，每逢天阴下雨，腿部就会酸痛僵硬。我也从此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听不得娇生惯养的男男女女为一点小事叫苦连天。 眼前的这条河已经千疮百孔，往日的风光不再，不知有多少年没有“挑河”了。也许现在的西里村有了更好的水利设施，也许这条“河”将和“知青”一样成为历史。 大河波浪宽 除了用于浇地之外，这条“河”还是夏秋时节知青们嬉戏玩耍的好去处。有的朋友记得在河里游过泳，有的朋友记得沿河堤跑过步，有的朋友记得坐在河边说过悄悄话。 游泳是我一项爱好，我在九岁时就参加过焦作市游泳比赛的儿童表演赛，中学时又参加过市游泳队的集训。看着男生们傻呵呵地在河里练“狗刨”，我还真有点“不屑一顾”。但这是西里唯一一处有水的地方，也只好将就着游了。只是任何优美的泳姿在这小河里看上去都与“狗刨”差别不大，让我一直心有不甘。女生中其他人会游泳的不多，只有从福建来的燕丽还能扒拉两下。然而即使不游泳，炎炎夏日里泡在树荫下的水里也是一件惬意的事。所以一到中午休息时间，大伙儿就换上裙子，拿着脸盆兴冲冲的跑到河边。这时，队里管牲口的老农老庭利就会嘟嘟囔囔地说：“女生们又穿着面口袋去洗澡了”。 除了游泳外，我们还喜欢在河边散步。一天傍晚，我和同屋的蔡雪萍拿着口琴沿着机耕道向河堤走去，路上听到远远地传来一阵歌声。走到河边时才发现是队里的一群男生在东边桥头的柳树旁，散散乱乱地站着、坐着、依着柳树，正在合唱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 当时夕阳西下，满天红云，河水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波光粼粼。远处的桥、远处的柳树和远处的人群在彤红晚霞中、在渐渐变暗的暮色中象一幅动人的剪影。浑厚的歌声里，这条河也变得壮阔起来。我心里很震动。感觉中这条河成了一条真正的河，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养育着我们，陪伴着我们。那天傍晚我们在河边坐了很久，没有吹口琴，只是静静地坐着。那天的景色，那天的歌，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让我永远记住了这条河，西里的“河”，我们的“河”。那天我告诉雪萍，如果有一天我要写西里，写我们西里的知青，我一定要写这条河，西里的“河”，我们的“河”。
田野上的那座坟茔 土堆下面埋着的是一个死于车祸的知青，他就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王永。在一个炎热的盛夏中午，我和海清、万琴、黑妞，由西里青年队第一任老农老庭保带路，找到了当年王永下葬的地方，来到了他的墓前。坟上长满了青草，坟旁那株当年随手插下的小柳枝已长成了一棵大柳树。四周的田野里生长着茂盛的秋庄稼，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海清和老庭保扒开了乱草和树枝，露出了这块写着“王勇之墓”的碑石。看着这块墓碑，回首往事，仍能感到土堆下面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这种感觉促使我提起笔来，为他单独写上一节，祭奠这个早逝的生命。 王永是西里青年队第一个走完人生之路的人，那时他刚刚二十二岁，而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有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来，除了参加他葬礼的那天，我们都是头一回再次来到他的墓前。不知道其他几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只觉得有些伤感。 我们在墓前站了很久，海清还为他这位当年的好朋友点上了一支烟。海清是西里的第一任拖拉机手和车长，和王永有着兄弟一样的友谊。他告诉我，逢年过节他和当年的知青朋友聚会时，第一杯酒总是要洒在地上，让已经长眠于九泉的王永依然能感受到他仍在朋友们中间，也让活着的人不要忘了他。 王永是一个很普通的西里知青，普通的让人几乎想不起他做过什么，有什么特别让人纪念的事情。他的优点是心肠热、人缘很好，几乎队里所有的男生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的缺点是懒散，人称“王老慢”。为了图省事他甚至常常是把自己的名字“王勇”写成“王永”，结果很多西里知青直到参加葬礼时才知道了他的正式名字。他曾爱上过队里的一位女生，但终因对方恨铁不成钢而无声无息的终止了。在短暂的一生中，王永作过的唯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用他自己年轻的生命讲述了一个让人叹息不已的故事。 王永死于一个很小很小的疏忽，是每个拖拉机手都会有的疏忽。那时几乎队里所有的知青都干过这样或那样危险的事，大家年轻不在乎。谁也没想到这种小小疏忽竟然会以生命作为代价，让人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王永出事那几天，所有的西里知青都被巨大的恐惧和害怕震慑住了，几乎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又不敢说出来的一个荒唐念头是：下一个人是谁，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王永死后不久，我曾给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写过一封信，描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以及当时西里青年队里知青们的恐惧心里。这位朋友一直保存着这封信，让我在二十多年后又一次读到了它，又一次感受了当年的震憾： 今天告诉你一件你无法相信的事。 ………… 王永死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相信这血淋淋的事实。事情虽然过去一个多月了，可现在想起来，我都会浑身发抖，连笔都拿不稳。那天我刚从城里回到青年队，已经下午五点多了，杨福海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顿时把我惊呆了。我在屋里一直转圈，也不敢去现场上看，听大家说王永的头都轧扁了，歪三扭四、根本认不出是谁，怎么能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倾刻之间就会丧命呢。我们下乡后，出了那么多乱七八糟 的事，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叫人惊心的呢？ 过了几天，我到现场看了，又听了别人的介绍，大概情况是这样的：29日下午，五门（西里附近的一个村庄——自注）一个司机要用大队拖拉机拉石灰，让王永开车，开始他不想去，经支书老福点头后他才去了。当时他心里特别高兴，因为他刚定过婚，女方是东里支书的闺女，开车也特别快，拖车在你们偷西瓜的那条路上，五门的司机跳下来去端拖把，王永就挂上高速档往后倒。路很窄，路边有条沟坡很陡，他倒车太快，左轮上到了拖把上，右轮掉进沟里，车身一歪四轮朝天翻到沟里。王永的头被翼子板砸到了河帮上，连哼一声都没顾上就命归九泉了。当村里人闻迅赶来时，从车轮下拖出来只是一具无生命的躯体，五门那个司机当时连滚带爬过了沟才保住命，事后也吓瘫了。 第二天，魏茂林收到任胜利的信，那上面还让向王永问好呢。你不是给王永写了一封信吗？他收到后可高兴了，整天说要给你回信，后来在他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给你写了一半的信。 当天晚上，公社、民政局、公安局、鉴定所都来了人，王永的爸爸当时出差在外也赶快通知他速回。青年队的人都集中在两间屋子里，谁都不敢出来，好象黑暗中有吃人的魔鬼，王永宿舍里的人和燕丽她们屋的人吓得都搬了出来。你可以想象青年队那几天的混乱状况，饭没人做，活没人干，每天只是呆呆的坐在一起。这种打击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恐怖了，太叫人受不了了。我的心情比任何人都要沉重：我们是如此的年轻，死亡却又如此的靠近。我一贯不信命运，那几天却突然变得迷信起来，光瑞说：黄鼠狼单咬病鸡，王永偏偏是 个独生子；王海生说：祸不单行，不定还要出什么事；王永也说过：今年是一个 灾年。 刚出事时，全部青年都被这突然变故搅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说真的，那几天我神经紧张的都快到荒唐的程度了。不光是我，整个青年队都是这样，出事的第二天，全村“戒严”，都不准进城，怕走漏消息，我和朱崇立从后边小路偷偷溜了出去。我骑车带着她，一路上提心吊胆，一听到车的声音，特别是拖拉机马上就跳下车，好几次回头一看，车子离我们最少也有一里多远。开追悼会那天，我们焦作知青要集体送一个花圈，因为沁阳知青合伙送了一个，让谁去买谁都不敢去，觉得花圈就象一个死亡的幽灵。后来，我和贺水平两人去了，他骑车带着我，我拿着花圈，他骑着车哆哆嗦嗦，我拿着花圈觉得胆颤心惊。第三天余龙智从家里回来了，知道这件事后在城里买了一卷纸，要烧纸祭亡人，经我们劝阻方罢，只是到灵前痛哭了一场。王永住过的屋无人敢住，连隔壁燕丽她们都搬了出来；王永用过的东西无人敢用，王海生把烟扔了，贺水平把梳子也扔上了屋顶。现在想起来是很可悲可笑可怜，在当时却都觉得合情合理。 ………… 王永就这样走了。 …………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于西里 站在王永的墓前，我想起了另一个西里知青“小孬”段建成。“小孬”和王永一样，都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都是普通的西里知青、都死于上山下乡，不同的是，“小孬”死后没有留下一个可以让他朋友们凭吊的墓碑，只留下了无法言说的伤痛。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由于煤气中毒，“小孬”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来就常常在干活时昏倒在田里。每逢此时，总是我又掐人中、又橇牙关把他救醒。“小孬”是一个很爱整洁干净的男生，平时很注意自己的穿着和举止，然而每次发病昏倒时，总会弄得满脸污浊、一身泥土，醒来后在他看大家（特别是女生）的目光中就带上了深深的悲哀。队里没有钱给他看病，我们就只好帮他办病退；病退办成了，可是他的家里也没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是依然无力支付他的治疗。队里的知青们都很同情他，但也没办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每年免费供应他全年的口粮。我和一些知青伙伴们还到公社和民政局为他跑救济，希望政府能帮帮他。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在公社和民政局之间来回奔跑了几个四十里路，经历了数次声泪俱下的诉说，终于为小孬争取到了三十元救济款之后，心中充满了悲哀：那时，咱们的政府、咱们的国家也很穷！
八四年我们家搬离河南时，当年在西里村下乡的几个知青朋友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小孬”也在其中。过了几年，就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小孬终因无钱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于那个折磨了他多年的煤气中毒后遗症，也死于贫穷。临死前，他在昏迷中还一直喊着：“没钱呀，没钱看病呀”。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曾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强忍了半天，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站在王永的墓前，我还想起了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一个数字：在长达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大约有三万人长眠在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三万人！这个冷冰冰数字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一个年轻的、活泼的生命的流失，代表了静寂的田野上多出了一座孤零零的坟茔。记得王永下葬的那天，本来晴晴朗朗的天空在追悼会刚开始时却突然乌云密布、风沙骤起，刮得人们无法睁眼。很多年以后，我曾在美国一个小镇的教堂里听牧师以景仰的语调向信徒们讲解圣经。当听到世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是他老人家计划的一部分时，不禁又想起了王永的死、“小孬”的死，想起了那天无端的狂风。假如这世上真有上帝，不知道上帝挑选王永、“小孬”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知青，让他们那样毫无意义的死去，是想向人们昭示什么？ 是不是希望人们能对生命，特别是普通的生命给予足够的重视？是不是希望人们能格外地热爱生活，珍惜每一个日子？ 如果海清再次把酒祭奠亡灵，希望他也能替我敬上一杯，为所有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死去的知青，为所有早逝的知青，献上一曲生命的挽歌。 永恒的土地 再次来到西里村，故地重游，很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只有这片我们曾经耕耘过的良田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翻花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在阳光下闪烁着黑红的光芒。岁月更替，人去物移，只有它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仍然静静地等待着，…… 木楼公社人少地多，知青与农民之间就没了争地的矛盾。西里青年队拥有二百亩耕地。这二百亩土地连成一片，南接青年队的大院，北临西里的河边，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队里的“二百亩良田”。在我们的感觉里，这块地很大，从南头到北头要走很久。有时一片乌云过去，北边哗哗下起了雨，南边还是一片阳光灿烂。让我总忍不住想篡改一个什么人的诗句：北边下雨南边晴，道是无情还有情。记得每年种麦子时，队里的老农总是要我们从南头开始拉耧播种，一晌时间也就能拉个一两趟，所以麦苗也是从南至北陆续拱出地面。有时最南边的麦苗已长出了老高，最北边的地里还没动静，也算是当年有趣的田间小景之一。麦子成熟时，无论是从东往西看，还是从南往北看，都有金黄色的麦穗在轻风中翩翩起舞，就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麦浪滚滚闪金光”。秋庄稼起来后，站在河岸上望过去，一个个大方块五颜六色：白的是棉花，黄的是谷子，绿的是玉米，红的是高粱。想到这无边无际的庄稼是我们一滴滴汗水换来的，也是这片不知疲倦的土地对我们的奉献，心里总是充满了感动。 ____植棉真忙____下乡后不久，我就被分到了棉田管理小组，当了一名棉花技术员。大家都知道“棉田一片白茫茫”说的是秋天棉花收获时的情景，却很少有人知道棉苗在结棉桃前也会开出自然界最美丽的花。棉花的花有中等酒杯那么大，最初是洁白色的；而后颜色慢慢加深，变成了嫩黄色；再由黄色逐渐演变为鲜艳的大红色；红花落下，棉桃就长出来了。开花季节，棉田里红红黄黄白白的花朵开满枝头，有的鲜艳，有的安静，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 棉花虽然好看，棉苗却非常娇嫩，很难伺候。种棉花首先要用营养土和塑料薄膜育苗，出苗后再一株株栽到地里。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无休无止的浇水，施肥，松土，喷洒农药、捉虫子、打花杈。那时棉田小组有五个知青：燕琴、翠琴、王杰山、“老头”余龙智和我。不记得是杰山当组长还是我当组长，还是我俩一正一副集体负责，只记得我们五人负责几十亩棉田的管理，那些活儿总也干不完，经常要加班加点。有一个知青朋友曾经告诉过我，他在西里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到大田干活时，都能看到我们棉花组的几个人背着大大的药筒，戴着口罩，在晨曦的照耀下穿梭于棉田之中。 有一次棉田里起了棉铃虫，刚好又赶上打花杈的时候，我们几个只好早上起得更早，晚上收工更晚。常常是人到了地里，眼睛却还没有睁开，药水喷了自己一身都没发现。唯一的好处就是“老头”那曲不离口的《沙家浜》暂时偃旗息鼓了一阵，让我们耳根清净了不少。 过了两天，我的好朋友果齐鸣（那时她是队里的副队长）找我谈了一次话。齐鸣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虽然可嘉，但有困难还是要发动群众一起解决，如果长时间单干就会脱离群众。这话可让我吓了一跳：“脱离群众”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错误，咱可得赶快把它改正了。于是第二天我们起来上工时，就把同宿舍的十多个女生全都揪起来赶到了棉田里帮我们“改正错误”。这发动群众果然效果显著，一天下来打花杈的活儿就完成了一多半。只是第二次又去“发动群众”时，“群众”们一个个哼哼唧唧赖在床上不想起来。我们只好揉着自己睁不开的眼睛再次“脱离群众”了。 ____杂交玉米____从学校毕业时知青们都装了一脑袋课堂里学到的农业基础知识，有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恨不得马上就把什么“染色体”、“基因”等学问用上，好好“大有作为”一番。结果还没把农活学会，就忙着进行科学实验了。第一年小麦扬花时，我和几个女生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跑到地里去采集花粉，然后照着书本上的描述对麦子进行人工授粉。满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纯正的小麦品种，不用年年到种子站去买种子了。兴冲冲地忙活了几天，不料队里的几个老农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告诉我们小麦的花粉实际上是满天乱飞的，尽管我们给小麦作了自花授粉，但附近地里其它品种的小麦花粉还会随风飘来，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们顿时就泄了气，无精打采地把那些小纸袋和小毛刷收了起来。 秋天玉米抽穗时，想起书上说的“杂交优势”，就忍不住又想试试。这次也不敢惊动别人，就一个人到各块地里把不同品种的玉米花粉采集到一起，集中撒在了几颗玉米穗上，然后用纸袋子把这几个玉米穗罩上，心想这次可再也不怕花粉乱飞，可以好好地“优势”一通了。玉米成熟时我把这几株作了记号的玉米穗单独掰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次实验的结果到底如何。谁知外皮剥开后我一下就傻了眼，穗上的玉米粒紫紫黄黄红红白白五颜六色不说，还稀稀拉拉没把穗子长满，这算那门子"优势"呀？拿着这几穗不伦不类的玉米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把它们放到锅里煮煮吃了，好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____引进春麦____两次败走麦城，让我从此再也不好意思侈谈“培育良种”的话题了。七四年底，我到新乡市参加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遇到了博爱县的一位劳模赵澄太。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培育出了春种夏收的小麦品种。这个消息又让我有点心动。要知道冬小麦的生长期很长，每年十月份播种，第二年六月才能收获。只有大麦（也就是荞麦）能春种夏收，但大麦是当粗粮用来喂牲口的。那时还没人知道荞麦实际上营养价值很高，只知道它不好吃，要是能用春小麦代替大麦可就太棒了。再说了，这次也不用我们自己育种，只要引种就行了，这事儿看上去要简单的多。加上博爱和沁阳是邻县，地理气候相差不远，估计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这么一想，第二年一开春，我就骑车四十里，跑到赵劳模的村里向他要了一包春小麦种子。回来后向队里管生产的老农老孔和老丁一说，他俩还挺支持，这让我信心更足了。那时候社员们都知道：只要不是打架偷西瓜，知青们提点什么建议都算是新生事物，一般不能乱反对。不过老孔不光是嘴上支持，还手把手地教我在队里的菜地旁边平出了三分地，又亲自摇耧帮我把种子播到了地里。之后只要一有空，我就到这试验田里去转悠，还一本正经地记了一些观察笔记。 春小麦果然名不虚传，三月初播种，六月就成熟了。老孔帮我收回来扬干净又过了下磅，折合一亩地打六七百斤呢，还真不赖！不过我到底也没敢在第二年大张旗鼓地倡议种春小麦，因为大家反映用这春小麦磨面蒸出的馒头味道实在也不怎么样。这不知算成功还是失败的春小麦实验只好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____试种水稻____看着我忙忙乱乱地种春小麦实验田，当时在菜地干活的两个男生贺水平和秦勇也有点按捺不住想过一把科学试验的瘾。他们让我帮着找点稻种，想试试能否在西里种大米。 我其实对这种大米的事很是怀疑，觉得即使能成功也没法推广。不过想到这俩男生用菜地的抽水机给我浇过春小麦，我也不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再说这科学实验不就是干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吗，谁知道呢？于是我就又一次骑车去了赵劳模的村子，用一书包麦子换了一书包的稻种。在老农老丁的指导下，俩人在菜地很细致地整理出一小块水浇地，还用手指把所有的小土块都捏得粉碎。地虽然只有巴掌大，他们育秧插秧施肥浇水仍然忙活得似模似样。那些稻子从嫩嫩的秧苗到长出弯弯的稻穗倒是和电影里看到的一个模样，很象回事，就是不知为什么有些穗子的稻壳中没有米粒。 一天，贺水平把我叫到他们宿舍，说是要分析分析原因。正好我也想告诉他们根据我玉米杂交的经验，可能是实验田的面积太小，稻穗受粉不足。房间里秦勇正在沉思，见到我就严肃地说他们分析很可能是有阶级敌人想破坏知青的科学实验。阶级敌人？我听了有点发愣：为什么阶级敌人不干脆把稻子一股脑割下来拿走，而是费那么大劲儿把米粒从稻壳里剥出来？他俩大大嘲笑了一通我的幼稚，而后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恰恰就是敌人狡猾的地方。如果他们把稻子割下来，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是有人搞破坏；但如果只把米粒剥走，我们就会以为在西里不能种水稻，从而停止试验。这分析可是太深刻了！如醍醐灌顶，让我不由得心悦诚服，那“花粉论”也就没再好意思出笼了。想到能抓上个把阶级敌人会给我们平淡的日子增添不少刺激，我也有点兴奋，就和这俩男生一起把村里上了名册的地富反坏一个个拿出来分析谁最有可能作案。讨论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就决定在地里埋伏几天，看看这个隐藏很深的坏蛋究竟是谁。 潜伏侦察了一天一夜，两男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这个狡猾的“阶级敌人”原来是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嗨，真让人失望！阶级敌人虽然没抓到，小鸟还算口下留情，一书包的稻种收获了一海碗大米，我就把它们蒸了蒸让每人都尝了点。还行，比那“杂交玉米”和“春小麦”味道要好得多。 ____土壤改良____记得下乡后干的第一件农活是“打坷垃”。西里的土质很奇怪，村里人戏称之为“三蛋土”：干了是铁蛋、湿了是泥蛋、不干不湿是肉蛋。每次犁完地后一边耙地一边还要人用小撅头把仍然偏大的土块敲碎。打坷垃时大家站成一排，一遍又一遍的从南头打到北头，再从北边往南边打。 打坷拉这活并不重，却非常枯燥烦人。有时对着一块小坷拉敲了半天，把它敲得钻进了土里，却依然纹丝不碎，让人恨得牙齿痒痒的。每次派活时，大家宁可干一些出大力、流大汗的活，也不愿去打坷拉。实在没办法被派了去，无精打采地敲上一阵，有的男生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竹根烟袋，蹲到地头去吞云吐雾，有的男生就争着抢着跳到耙地的耙上当坠子，让牲口拉着满地飞跑。剩下无法可想的女生们，一边抡着撅头，一边咬牙切齿地看着钉在半空一动不动的太阳。 为了少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打坷拉、为了能多打粮食，知青们想了很多办法去改善西里的土质。听说炉灰能疏松土壤，我们就把伙房烧出来的煤渣一车车拉到地里；听说多施农家肥能改良土质，冬天农闲时就把牲口吃不完的麦秸、玉米杆和豆杆铡碎，与猪粪、牛粪、马粪沤在一起，春天犁地时就把它们撒到地里翻到土下；听说雨水在地里积得过多土地容易板结，每逢雨季我们就在地里挑出一条一米多深，横贯东西的大水沟，让地里的积水能及时渗出来；……。人仰马翻地折腾了两三年，让人泄气的是"三蛋土"仍然是"三蛋土"，到了播种季节，我们还得去打坷拉。 最后一次在西里打坷拉是一九七六年秋天。为了抢时间把地平整好，早日播种麦子，除了必须要干的农活和出差的人以外，所有的剩余劳力都得去打坷拉。九月的一个下午，知青们正在地里说说笑笑、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坷拉，突然村里的高音喇叭传来了沉重的哀乐：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这个消息惊呆了所有的人，大家不相信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时都傻了。后来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把路上的汽车和拖拉机截住。”大家这才清醒过来，纷纷扔下撅头，发了疯似的往公路上跑，不顾一切地拦截着过往的车辆。司机们停下车，伸出头来咒骂：“你们不要命了！”“主席都去世了，你们还有心思开车！”知青们愤怒地喊着。司机们跳下车，听到村里的广播后，一个个抱着头蹲在路边失声痛哭，知青们也围在一起泪流满面。那天，谁也没心思再去打坷拉了。 我把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写在“永恒的土地”这一节，是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号令，知青们才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因为对七十年代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主席就是“神”，就意味着“永恒”。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不管现在的青年能否理解，这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这是一段历史。 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西里的土质是否得到了改善，也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打坷拉？但我相信从此之后，任何一个人的离去都不会再引起类似的震动，也许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吧！ ____学干农活____要在这么大一块土地上种庄稼养活自己，自然要干各种各样的农活。耕地、浇水、播种、除草、施肥、打药，每样农活都不轻松。一年下来，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各样农活都品尝了一遍，手掌上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最苦的农活是喷洒六六六粉，有一年春天小麦得了吸浆虫，全公社要在一天内统一灭虫，我一个人整整干了十几个小时才给一百五十亩的麦田喷完药，回去时全身上下都成了黄白色，眼睛被药粉蛰得直流泪，头晕恶心、不吃不喝整整躺了一天；最臭的农活是挑粪，一不小心粪桶里的汤汤水水就会“咕咚”一声溅到身上，收工后无论怎么刷、怎么洗，仍然觉得厕所就在附近；最难的农活是摇耧播麦种，这活到底也没几个知青能干，全让队里的几个老农包圆了；然而最累最累的农活还是三夏大忙时割麦子。 老农们常说：“麦黄一日”。夏收时节，麦子让热风一吹，转眼就变黄了。稍有延迟，麦粒或者炸裂落地、或者被风雨摧残，一年的血汗就付诸东流。每到割麦时，知青们早上不到四点钟就被喊了起来，每人带上几把替换的镰刀，顶着星星就出工了。地里黑黝黝的，不知道左边是谁，也不知道右边是谁，只听到“唰！唰！”的割麦声此起彼伏。除了吃饭时间，我们从早到晚都泡在地里，直到日落星稀，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割了十几个小时的麦子，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张勇曾经告诉过我，他原以为割麦子会胳膊疼腰疼，没想到最难受的却是两胯，弯腰扭着走了一天，胯部的肌肉和筋腱过分使用，站起来后连路都走不成了。 割麦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那时的中学生要把学工、学农、学军当成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每年都要到郊区农村帮着收麦子，时不时的还要搞一些割麦子友谊赛，虽然不如当知青时劳动强度大，也受了不少的锻炼。那时我争强好胜，为了在比赛中拿第一，就挖空心思琢磨出割麦“优选法”，什么时候迈脚、什么时候伸手、什么地方下镰、一把抓几行麦子都算计得丝丝入扣，所以每次比赛总是遥遥领先。一次班主任老师不服气，组织了五个男生和我一个人进行接力赛，没想到中间传“接力棒”时衔接不好，反而让我占了便宜。不过在西里时我的这种风光很少有显示的机会，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朱崇立，崇立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她父亲下乡前郑重其事地把她托付给我（其实我比她年纪还小）。割麦子一般是两个人割一畦，我和崇立就常常凑在一起。一畦有十二行麦子，一人六行，我的“优选法”正好有用武之地，不过每次冲到前面后回头看时，崇立都在费劲的扭着细腰，手忙脚乱地挥着镰刀，远远地落在后面。心里虽然有点埋怨她简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林黛玉，但想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伸手揽过属于她职责范围的两行麦子。这样一来，“优选法”乱了套，我们俩就双双落在了后面。然而每次我们快到地头时，都发现有两个男生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田”后，又在回头接应我们。大概他们看我们总是落后，就发扬起雷锋“对待同志象春天般温暖”的风格。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麦收，我和崇立也一直很感激两个男生的“雷锋精神”，直到我离开西里后才知道，这俩男生（至少有一个）并不仅仅是在“学雷锋”，只是我和 崇立那时都比较糊涂，体会不出其中更深层的含义。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我的这篇短文，知道我还记得这件二十多年前的小事，不知心里是否会有些许安慰？ ____集体抗粮____西里的农业科学试验算是花开无果，但由于地多，每年粮食倒还是收获不少。队里在编的知青有四十余人，经常在队里劳动的却只有二、三十人，平均一人要种近十亩地，还真有些干不了。所以通常一季最多只种上三分之二的地，让剩余的土地闲着，称之为“养地”。就这样每年也能收获七、八万斤粮食。记得我刚上大学时就常常自豪地对班里同学说我当知青时生产的粮食已够我吃一辈子了。 青年队实行的是典型的“大锅饭”制度，由队里的伙房统一做饭，不定量随便吃，而且以细粮为主，玉米、高粱和小米纯粹是为了调剂。一年下来，纤纤弱弱的学生模样就不见了，个个体重看着见长，让村里人戏称我们是“养膘队”。只是每年交售“爱国粮”的任务太重，除了口粮和种子，其余都作为公、余粮上缴给国家，而那少得可怜的粮款又被农业信用社扣下冲抵购买化肥农药贷款的利息了。虽然粮食生产了不少，吃饭不用发愁，队里依然很穷。木楼公社各个大队对知青多多少少都是欢迎的，一则是知青有安置费，二来闲置的土地有人耕种。更实际的是各大队“爱国粮”的任务是固定的，而知青都集中在各个青年队里，要独自承担交售公余粮的任务，也就相对减轻了农民这方面的负担。西里村大队每年都分派给我们青年队很多交售“爱国粮”的任务，有时一季就有两三万斤。那时提倡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倒也从未想过这种分配原则是否合理的问题，每年还都把最好的粮食首先交给国家。 七六年麦季的收成不好，夏收征购时除了应交的公粮外，仍规定我们要交售两万五千斤的余粮。由于完不成任务，就要我们把预留的口粮上交一部分。这件事终于引起了知青们的强烈不满，爆发了一次拒售余粮的抗争。说是“抗争”，其实这两个字只是知青们心里的一种强烈感觉，表面上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对抗，唯一的抵触行动就是不干活，消极怠工。 那天傍晚天空乌云密布，天气非常闷热，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已经罢了一下午工的知青们三三两两坐在摊晒着麦子的粮店里，任凭带队老翟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动手收麦子。大家的心里都很矛盾，看着辛辛苦苦收获来的粮食要被雨淋都于心不忍，但又不甘心把自己的口粮当余粮上交。所以即没有人动手干活，也没有人离开，只盼望领导能体量知青们的难处，免了这不堪负担的余粮任务，我们好把麦子收回队里的仓库。胶着之际不知谁把大队支书叫了来，在他义正词严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我们最后只好委委屈屈地把那些并没有认真处理干净的麦子交到了粮店里。粮店的负责人老张平时对粮食的质量把关很严，当时因为同情我们，对麦子里的石子，土块，麦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我们去了。大伙儿一直干到晚上半夜才收工，心理和体力上的疲劳都已到了极限。我回宿舍后正洗着脸时就累得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毛巾还在脸上捂着呢。 很多年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减轻农民负担的消息时，还想到了当年西里知青那次无法载入史册的“抗争”。“抗争”之后，各级领导更加肯定了西里青年队的落后。唯一幸运的是，后来知青招工征兵离开青年队时，并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倒是反映了村里人厚道的一面。 …………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会唱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我站在地边，望着这二百亩良田，一种熟悉的久违的感觉从眼睛流进了心里。仿佛我一直在这里，仿佛我从未离开过。这是我们的土地，这里曾是我们的土地。然而我又深切地感到：我并不属于这快土地，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仅仅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这二百亩良田虽大，仍然是一个小世界。西里村将有新的故事，那些故事里不会再有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将离去，只有蓬勃的生命会延绵不断，多彩的土地将亘古不变…… 我要走了，我将又一次离开西里，去继续我的生活，去开拓我的世界。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再来到西里，不知下次再来时还能否看到那些留下我青春岁月的地方。 昨天所有的一切，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不知道究竟得到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去评价上山下乡的功过是非。我和我朋友们在西里的生活，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不了这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也无足轻重。然而我的知青生涯永远是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永远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将伴随我一生，伴随我走遍全世界。千千万万象我们一样的知青会聚为整整一代人，但愿岁月不要淹没了这段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 再见了，西里村！再见了，这片永恒的土地！ 请多保重！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知青朋友，我的兄弟姐妹。 西 里 遗 梦 《西里遗梦》原本是一首爱情的歌。 很多看过我西里网页和看过我写的西里知青故事的朋友都建议我写写在西里发生过的爱情故事。这个建议让我心动、也让我很犹豫。和所有的知青点一样，年年岁岁的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自然会产生心灵的碰撞，留下一段铭心刻骨的初恋。有的美好、有的凄婉、有的令人心醉心碎、有的令人感慨万千。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值得写下来，也不知道我的知青朋友们是不是有勇气再次重温那段难忘的经历。所以我写了这个网页，也在此留下了空白。 如果你能听到这个网页的背景音乐，那么请你记住这段音乐的题目是：“谢谢你的爱”。不管我的朋友们在西里有过什么样的爱情故事，他们或者爱过、或者被爱；也不管这些爱情故事的结局如何，都说一声谢谢吧！ 也许有一天，你会在书店的架子上看到一本题为“西里遗梦”的书，它将为你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 有一种感情，比爱情更美丽。 记得看到过一首小诗：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 只要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 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 若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 也要在心里存着感激， 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 2008/4/10 14:41:41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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