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崇拜在我看来永远是没有道理的。固然，自然界在它的儿女中分配它的恩惠时并不是平均一致的。但是感谢上帝，天赋好的人是很多的，而我坚信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在过着悄悄的不被人注目的生活。把他们之中的少数人选出来给予无限赞赏，并把思想上和品格上的超人能力归之于他们，我感到是不公平的，并且是低劣趣味的表现。

这段话是谁说的？吃了豹子胆啦？

是爱因斯坦的话。幸亏他老兄没赶上文化大革命，要不准是个现行反革命。这位科学巨匠的深奥思想和他的一系列听起来有点玄的谈话，我是直到上了研究生以后才开始慢慢有点领悟。

那一年，上海天文台从27位考生中录取了两名研究生。除了我以外，另一名是中国科大毕业的，特别年轻。这同一年录取的一老一少两名研究生，年龄相差十几岁，真是文革十年耽搁造成的特有现象，以后恐怕不多见了。

在上海天文台，我领略了以前从未体尝过的气氛。文革十年，使我国的科技事业落后于世界一大截。更糟糕的是科技人才出现了一条断层，文革前最年轻的科技人员现在都成了中年人。抓了十年革命，业务荒芜了，知识老化了，最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年龄也过去了。天文台的科研人员普遍都有一种紧迫感，争分夺秒读文献，补业务，力争早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气氛使我十分兴奋。就该这样，中国才有活力，中国才能进步，中国才有希望！

天文台的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戏剧学院的截然不同。他们不是欺压群众，谋私利搞阴谋，而是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解决具体问题。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大话，空话，官话是免不了要说一些的，我已经觉得很不错。

什么样的将带出什么样的兵，看来是有点道理。

那一年，全国各天文台招收了一批非天文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将集中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上研究生课，同时补天文基础课。这样，我们两个考上研究生的在台里待了没几天，就打起行装到了南大。

南大当时正在搞基本建设，到处是脚手架和民工的简易窝棚，乱哄哄的。墙上，电线杆上贴了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启事。我猜想，在南大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最先学到的五个中文字恐怕是：

"因,本,人,不,慎。"当时，南大的教学风格和北大有明显的不同。北大很注重基本功训练，但是教材陈旧，我们上的课本都是文革前的教材，至少有十几年历史了。南大很强调研究国际上学术界的最新进展，他们的教材都是油印的讲义，里面很多内容引自国际上近5年登载的学术论文。

相比之下，我大概更喜欢南大的风格。

来自全国各天文台的研究生，都住在同一宿舍楼。我的宿舍里的同伴就来自四个天文台。研究生们的年龄落差很大，有年轻的，也有大十几岁的中年人。令人高兴的是，有个陕西天文台的研究生老刘，年龄和我差不多。

哈哈，我又不孤单了。

这些研究生们思想活跃，学术造诣很深。有个一直坚持自学，数理功底非常扎实，他所用的数学工具只有数学专业的研究生才能接触到，我还没学过，连听都只能似懂非懂。就说老刘吧，自学天文成才，对中国古天文熟得如数家珍。他一说起古天文史，我简直象听天书，汗颜不止。

好极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他们在一起，我肯定有长进，沾光喽。

第一个星期，寝室里大家聊天都很谨慎，除了学术问题探讨以外，其它谈得很少。

这也难怪,彼此都不熟悉嘛。

一星期过后的一天下午，老刘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要问我一句话。

"我实在憋不住啦。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一定要问问你。""什么问题呀？"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么神秘兮兮的。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的天，原来大家顾忌的是我! "怎么可能,开国际玩笑吧?我要是共产党员,那世界上就没有人不是啦! ""哈哈哈! "我们俩笑得喘不过气来。

说来也奇怪,每到一个地方,初次和我接触但不知道我的经历的群众总认为我是共产党员,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想通,我怎么会给人家留下这种印象。真见鬼了,我自己看看哪一点都不象呀，何况咱在革命领导眼中不但不象共产党员，还是个可疑份子和落后份子呢。

怎么搞的，莫不是我的书呆子病又犯了？

我们各天文台的研究生们很快熟悉起来，一起上课，一起讨论问题，一起锻炼，一起嘻嘻哈哈，还一起到校园外的小馆子吃菜煮面。

最有意思的是和南大的老师们讨论国际上最新的学术进展。为了准备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搜集和研究国际上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在一次次讨论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光弄清这些文章的来龙去脉，还不算真正读懂这些文章。只有看出这些文章的局限性，疏忽和论证过程中的简化假设之处，才算把它弄懂了。其实，即使是发表在国际一流杂志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还是有缺陷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对一篇文章的看法和南大老师发生了分歧。为此我们争论了几个星期，争得脸红耳赤。最后，问题弄清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文章要比带着迷信的眼光看文章更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这大概是知识份子的职业习惯。怪不得皇上最担心，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习惯于独立思维的知识份子。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最高指示能让你怀疑的么？

在南大学习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科学请下了神坛。笼罩在科学外面那层神秘的纱巾一旦脱去，科学就成了一个个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构造出的建筑物。固然，经得起时间冲刷的只有真金。但是，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假冒的科学和投机的科学家混杂在其中，他们往往还混得更好。要想真正为科学作点贡献，除了要有勤奋，持之以衡，天份，机遇，还要有诚实和为真理献身的勇气。

中世纪,布鲁诺为坚持"日心说"不惜被教廷处死,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被教廷囚禁，要他放弃对"日心说"的支持。伽俐略痛苦地跺着脚下的地球喊着："它毕竟还是在转动啊！"我想，当时一定也有一些红得发紫，深得教廷宠爱的御用科学家，一本正经地证明上帝创造世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之类。尽管他们毕生荣华富贵，他们的研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后人不再记得起他们。当年苏联李森科之类所谓的"米丘林"学派在学术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时，一大批象瓦维洛夫这样著名的遗传学家为捍卫遗传科学而不惜被流放，被逮捕，被杀害，甚至他们的家属亲友都被血洗（附录）。历史最终把学术上弄虚作假，政治上残害真正科学家的鹰犬李森科钉上了耻辱桩，相反,在监狱里殉难的瓦维洛夫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可惜，这已经是他死后二十五年的事了。

中国也是一样。为科学坚持讲真话的科学家很可能毕生打入冷宫，受尽磨难，像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是。相反地，有的名气很响的科学家平时拿不出什么科研成果，一旦搞什么运动，他们的本事就出来了，在报上发表大块的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文章，或者批判其它科学家，比谁都凌厉。我想，当年我国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批判摩尔根的唯心主义基因学说，批判爱因斯坦相对主义的相对论，以及追随红太阳声讨"四害"之一的麻雀时，恐怕也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得到重用。

唉，为什么世道总是那么不公平，偏偏伪科学家总是混得油头粉面？

我该怎么办？做人怎么这么难！

在南大的日子里，除了学习前沿的科学知识以外，我还迷上了看体育比赛。

每当有什么好的体育比赛，我的心就痒痒的。正好我有个北大同班同学家在南大，她毕业后分配在南大教书。天一擦黑，我就忍不住去敲她家的门，"呵呵。。。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位老同学和她的母亲早就知道我的老毛病是什么，"电视机就在那边，你自己去看吧。"于是我自己打开电视机，沉浸在比赛场的气氛中。

记得有一次哪儿的艺术体操队来南京五台山体育馆表演，机会难得！可有一门课第二天要大考，这晚上的时间是临时抱佛脚的黄金时段，要不要去看表演？想来想去，还是去看表演。

嗨，咱这毛病犯得重，无药可救。

我从小并不喜欢看体育比赛，有趣的是，这个爱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步形成的。

那个年头，什么事都要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弄得正常的生活和娱乐全不见了。

说话得小心翼翼，写文章开大会更得小心翼翼，就这样还是防不胜防，不准哪一天大祸临头。记得在农场时有一次去团部开批斗大会，每人发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举的时间长了，手累了，有个老职工把手垂了下来。这还了得，反党！原来手往下一垂，毛主席语录就倒了过来。反动啊，皇上的圣旨能倒过来看的么？

这位老职工莫名其妙地反了党，挨了批斗。

那个年月，生活内容极其贫乏，到处都离不开最高指示，连闹离婚也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八个样板戏垄断舞台，就这样我们还看不到，因为剧团到不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农场。记得已到了文革后期，总算盼来了一场电影《红色娘子军》。这是全团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团党委会不开了，一切活动停止，各连队早早收工，大家搬个凳子，走了一，二个小时，早早赶到团部等电影。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有那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加上二专列(《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我们不知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面包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

那个年月，唯一没有被无产阶级政治灌满的领域，就是体育。至少体育比赛的规则还没有被改造成无产阶级的。要是百米比赛的结果要查谁的家庭成份好谁就是第一，那毛远新和江青稳拿男女世界冠军了。要是篮球比赛的输赢不看比分,而是由红太阳钦点谁是左派谁得胜,那中央文革队笃定扫平天下无对手。

幸亏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规则还没有被世界各国体育界所认同。

看体育比赛时，我仿佛从一个撕杀的战场突然进入了一个宁静的殿堂，等级，偏见和歧视暂时消失了，平等和公正回到了世界。特别是观众们为中国队呐喊加油时，那万众一心的气氛，使我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狗崽子身份，变回了中国公民一份子。只有在那个环境，谁也不检查你的家庭出身，谁也不担心自己的家庭出身，谁也不在乎别人的家庭出身。

我越来越爱看体育比赛，尽管我还不懂得欣赏运动员的技巧，我喜欢那公平的规则，那环境，那气氛。那是文革中难得的一片净土。

我想，文革的恶梦一旦过去，中国最先赶上国际水平的领域应该是体育。

------------------------------------附录：

《科学王国里的红色恐怖》摘录　　　作者：笑蜀...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到1940年春天,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真的有18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瓦维洛夫的副所长、育种家维克多·叶夫格拉福维奇·皮萨列夫，细胞遗传学家格利戈里·安德列叶维奇·列维茨基以及塔拉洛夫教授、萨佩金教授……。

锒铛入狱的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又岂止是瓦维洛夫的18位部属,接替瓦维洛夫出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未久的穆拉洛夫、副院长邦达连科，还有萨拉托夫的育种家迈斯特院士，也在大清洗的血雨腥风中被捕并被处以极刑。所有这些屈死者，无一不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公开批评者、瓦维洛夫亲密的师友。显然，处死他们是为了给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领袖瓦维洛夫一记血的警钟。苏联安全机构一位领导人公开宣称，他要捻死任何准备侵犯李森科的神圣无比的教义的人，即便是列宁的朋友、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克尔日扎夫诺夫斯基。反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在事实上已经构成苏联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典中的头等罪名。

应对这些可耻的政治迫害事件负责的当然不会是瓦维洛夫。恰恰相反，每一次逮捕都使瓦维洛夫极度震惊。当第一股逮捕浪潮袭来时，他就曾致函友人："令人惊异的事情象山崩一样地发生了！"困惑和不满溢于言表，"有那么多人离队了。是从列维茨基、马克西莫夫和皮萨列夫开始的。事情要怎样才能结束，谁也不清楚。"他了解他的师友，不相信他们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为了拯救他们，瓦维洛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保存着瓦维洛夫当年写给当局的大量信件，瓦维洛夫以研究所所长的名义，请求把被捕的和被流放的研究人员送回列宁格勒，担保他们是忠诚的。并且强调指出，这些研究人员是某一领域的独一无二的行家，没有他们，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将陷于停顿，国家的科技发展将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与米·伊·加里宁会谈，他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都要全力以赴地去拯救他的那些不幸的部属。植物学家马尔科维奇被捕后，瓦维洛夫为之四处奔走。直到他自己被捕的前三个星期，他还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信，请求撤消对马尔科维奇的判决书。在多方营救的同时，瓦维洛夫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马尔科维奇，常常寄信寄钱寄包裹，寄去热情和光明："我们不会忘记您，我们需要您。"这是他致马尔科维奇的信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还致函监狱长，请求狱方给马尔科维奇以特殊照顾，安排轻活，使他的这位老部属有条件在狱中写出有关赴爪哇和印度考察的学术报告。马尔科维奇七十岁生日那天，又接到了瓦维洛夫热情洋溢的贺信："象领到毕业文凭那样，这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请不要忘记，达尔文在七十岁那年才进入自己的鼎盛时期。向您致敬--愿您活到一百岁！"如此厚待"人民公敌"，在风声鹤唳的大清洗时代，该需要多么大的同情心和勇气啊。瓦维洛夫甚至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的面，为马克西莫夫、科罗廖夫、库兹明、奥尔洛夫、列维茨基请命……但谁也没有得到拯救，他的勇气和努力的唯一后果，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当局对他的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