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新疆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它的时候，

好象那哈密瓜，断了瓜秧。

白杨树下坐着我心爱的姑娘，

当我离开她的时候，

就象那都它儿，断了音响。

 

啊，戈壁滩上的来客，到了离开的时候。

 

1979年春天，我写给北大，教育部，国务院的上告信引起了注意。经过中央派人调查，弄清了这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平反工作正在进行，重返北大指日可盼。

北大已经调档，那位寄档案的政治处组织干事笑着告诉我，

"你的档案不轻呀，254克。"

在上告申述冤案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两类完全不同的干部。

这些年来，干部升迁的标准，离不开"路线斗争"。投靠的主子升了，你也上了。主子垮了，你也完了。所谓一人成佛，鸡犬升天也，个人的品质，操守和能力不是重要的。

这不是，文革一开始，刘邓阵营下的人马，呼啦啦全倒了。付统帅，四人帮旗下的，扑腾腾往上窜。文革一结束，原先神气的全萎了，原先倒下的又官复原职，神气了。当然，也有路线斗争高手，可以在不同阵营跳来跳去，永远是不倒翁。

老百姓看问题就不一样，认人唯贤。管你哪个阵营，哪套班子，如果这干部踏踏实实，关心群众，作风正派，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好干部。反之，就是欺压百姓的坏家伙。实际上，哪个派系里还都有一些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哪个派系也都有一些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

 

四人帮垮台后,靠边的老干部们又回来了。十年风雨过去,有的体察到老百姓的疾苦,开始认认真真为老百姓做些事,包括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所产生的冤假错案。有的劣性不改，对自己被揪斗耿耿于怀，但对自己所整的人，所做的坏事毫无悔改之意。

这两类干部同时散布在祖国大地各处，给老百姓带来了十分错综复杂的感受。

有时闻到了春天的气息，有时又感到料峭的冬寒。然而，大气候是开始变暖了。

 

我所接触到的北大的干部，很幸运是属于第一类的。

学校和系里接到教育部转去的上告信后，认真地核查当年取消我学籍的材料，并派人调查当年诬告材料的真实性。学校的一位领导，当年是他签名批准取消我的学籍，这次又是他签名批准恢复我的学籍。

尊重事实，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我所接触到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干部，很不幸是属于第二类的。

我寄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告信，是我母亲亲自送给校领导本人。校领导一看，马上大发脾气，把信扔了。

为什麽？

理由是"我们不接受个人申述，我们只接受组织对组织的申述。"

不对吧，哪有受害者本人不能申述的？我寄给国务院的信不也是个人申述？恐怕是你们自己心中有鬼！

 

这难不倒我。新疆的领导知道我在文革十年的表现，他们清楚我是什麽样的人。

协理员在我的申述信后写上了"DXX同志申述的问题，应当落实，应当解决。"团政治处盖上了大红章。

这回戏剧学院无可奈何收下我的申述信，但是从不调查，从不处理，也从不给我任何答复。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冤案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北京来人到戏剧学院调查了。

戏剧学院尽了最大努力干扰，刁难，拖延。最后，调查人员终于冲破阻挠，见到了当年写我诬告材料的孔某本人。当调查人员问他为什麽写一个从无接触来往的教职员工子女的材料，有什麽事实根据时，孔某的第一句话就是

"当时我资产阶级思想膨胀。。。"

于是，不到五分钟，一桩长达十五年的冤案，就真相大白。

 

在千千万万蒙冤受害者中，我算是幸运的一个。

这样的事，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不应该拖这么久才解决。

假如当时告诉我开除的原因呢？

假如当时允许我申述？

假如当时老百姓有地方可以上告？

假如党政干部利用职权陷害别人有罪，要受到惩处呢？

答案是清楚不过的。

假如后来我遇到的不幸都是第二类恶衙内呢？

答案也是清楚不过的。

 

十五年过去，再弥补也不可能完全弥补了。

但是这件事本身，却可以引出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如果由此能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再不要受陷害，我们所受的冤屈，也算值了。

 

1979年初，上海推出"顶替"政策，就此可以解决一部分上山下乡知青回城问题。我母亲马上办了退休手续。我们家几个子女都上山下乡，这一个顶替名额给谁呢？

弟弟妹妹都说要给我，理由是我出去时间最长，地方最远，生活最艰苦。可我眼看要平反回北大，这不把顶替名额浪费了？

"浪费了也认了，夜长梦多，早回来早放心。"弟弟妹妹异口同声。

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舍不得浪费这个名额，来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可我在回信中却说，我也认为自己最合适。

太自私了吧！也得替弟弟妹妹想一想。

我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能早几个月回去，集中全力帮弟弟妹妹补习功课，数理化全包了，我相信一定能帮助他们考上大学。丢了一个顶替名额，换来几个大学名额，还是划得来。

就这么定，我办顶替。

离开新疆的告别礼，却是意想不到，难以忘怀。

四月初，到师政治部办退干手续，接待我的竞是当年一同去上海招生工作组的老熟人。他正有一件头痛事，要我帮帮忙。

原来顶替只对未婚知青，那些成了家的知青，就完全绝望了。一些成了家的知青，拖儿带女，来师部知青办绝食请愿，请求让他们回故乡。

他们睡在知青办的沙发上，地板上，搭着一条毯子，一气不哼，已经是第五天了。我那位老熟人正是知青办的,不能出人命哪,出了人命可不好交代。

绝食不吃饭，喝点水总可以吧！

他在水里加了糖，递给绝食知青。绝食知青喝水时发现加了糖，连水都拒绝喝了。

"你是他们老乡，请你帮我劝劝他们喝水。"老熟人本人不是上海知青，希望我出面帮帮他。

 

要是平时，我一定会去劝的。

可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太尴尬了。

说什麽好呢？你自己顶替回上海，再来假惺惺地劝人家，象话吗？

"我真的很难说话。。。我来师部办顶替手续回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劝他们，他们会更反感的。。。"

老熟人只好自己去了，

"喝点水吧，这回保证没加糖。"

绝食知青们没有反应。

"喝点水吧，你们老乡也来看你们了。。。"

绝食知青们张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这是什麽眼神啊！带着绝望，带着怨恨，带着哀伤。

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我低着头走开，活象战场上的逃兵。

我希望他们能吃点东西，别把身体搞坏了。我更希望他们也能有机会回到故乡。

在戈壁滩十多年了，谁都忘不了浦江水呀。

十多年前,高唱着"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不正是他们吗?坐在颠簸的卡车上,满脸灰沙,还咯咯地笑着的,不正是他们吗？

理想破灭了，只剩下严酷的现实。

为什麽会变成这样？

 

四月中旬，一个风沙天清晨，我离开了农场。

戈壁滩，白杨林，土坯屋，灌水渠。。。，朝夕相处的熟悉景象，远去了。就在这片土地上，我贡献了十四年最宝贵的青春。这里长眠着我的战友，这里有患难与共的哥儿们，这里有纯朴善良的乡亲，这里有我教过的学生。

在这里，我找到了真理。在这里，我锤炼了意志。在这里，我不再孤单。在这里，我不再自卑。

再见吧，农场！再见吧，乡亲！这里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今后无论远隔重洋，无论天涯海角，我不会忘记这里的。

 

卡车开过库车以后，风越刮越大。还没到库儿勒，风沙已把整个天空封的严严实实，嘴里一嚼都是砂子声，脸被风沙打得发麻。卡车在公路上艰难地爬行了一段距离，司机再也没有胆量朝前开了。我们被困在戈壁滩上。

事后才知道，我们遇到了新疆几十年从未遇到的特大沙暴（附录）。

天空黑沉沉的，几米以外什麽都看不见，狂风挟带着沙石，打得脸发疼，打得卡车车板砰砰直响。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风沙，最要命的是，风沙大到喘不过气的地步。同车的其它人都喘不过气，要想急促呼吸都不成，气没吸进多少，沙子倒吸进不少。司机趴在地上喊，

"快趴在地上，掏个洞吸气！"

我们赶紧趴在地上，用手在戈壁滩上掏个洞，把脸对着洞呼吸，这才喘过气来。

我闭上眼睛，任凭耳边呜呜的风在号叫，十几年的边疆生活又一幕幕闪现。

。。。。。。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我给兵团测量队扛标杆，测绘沙漠深处的地形图。中午,又渴又热,咕嘟嘟,我竞误喝了几口煤油。最后一口吐出来，还可以点燃。好恶心。。。

戈壁滩上，一间孤独的羊圈。上海和我同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战友在那儿放羊，终年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牧羊犬。。。

毒日下，我走进一间维吾尔老乡家买棉籽油。老乡好心地舀了一碗水给我。好家伙，好多小虫虫在里面一躬一躬地游！我一闭眼，连水带虫喝了下去。。。

通向墓地的路上，我和几个知青扛着一口棺材。我同一里委的一位女知青病故了。怎么这么沉呢？怪不得人们常说尸体死沉死沉的。。。

天黑了，场部到连队的沙丘上，我一遍又一遍地走，永远走不出沙丘，已经过半夜了，我急得冒冷汗。天亮了，只见沙丘上成圈的脚印，鬼打墙啊。。。

大渠旁呼啸而过上百匹马，一阵怪吼。疆独份子煽动的少数民族暴乱份子冲向劳改队夺枪。我们连队紧急疏散，我走向大渠要看个究竟。指导员在后面急叫，

"回来！你不要命啦。。。"

煤油灯下，大家呼口号，"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站在前面，低头弯腰，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寒冬，半夜里，我在猪圈里为临产的母猪接生。点起一堆火，用干草把刚生下的小猪身体擦干，再放到火堆边的草上。。。

唐皇山上，我抡起十二磅短锤打炮眼炸石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

过年了,哥儿们凑在一起喝闷酒，划拳，"哥俩好哇。。。全来到哇。。。"

课间休息时，学生围坐在身边听我讲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

"D校长，你给我死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我走向咆哮的母老虎。。。

。。。。。。

 

这就是我的青春之歌，一点也不象"让我们荡起双桨。。。"

有悔？无悔？争来争去，我觉得没名堂。那个年代，那个环境，走什麽路由不得你。悔有什麽用？

天快黑了，风小了一些。卡车对着风那一面的油漆全给打掉了，就象用砂纸砂过一遍。司机招呼我们快上车，卡车向着北方开去。

大河沿（吐鲁番车站名）快到了，我听见了火车声。

快了，快了！再过四天三夜，我就要回到朝思暮想的黄浦江边啦。

-----------------附录：

1979年4月10-11日，出现罕见的大风，平均风力9-10级，最大风力12级，同时出现强沙暴，能见度30米，最差时只有1米左右，造成严重损失。死亡8人，伤2人，失踪9人。全县冬麦死亡61999亩，占总面积的19.5％，春麦死亡3244亩，占播种面积66.8％，大畜死亡43头，小畜死亡l621只。

---摘自《库车历史大事记》